自由正确不那么确定汉徳法官

⑴ 德沃金是谁的学生

在德沃金的一生中，主要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深：一个是已故的赫伯特·哈特教授，一个是法官伦尼德·汉德。赫伯特·哈特教授可以说是德沃金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正是赫伯特·哈特发现并将德沃金推上了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教席之位，成为哈特教授法哲学事业的继任者。从此以后，两人之间关于学术观点的争锋直至1992年哈特教授驾鹤西去都未了结，遂成了世界法哲学界之一大憾事。1955年德沃金在英国牛津大学读本科时学习的是哲学，但他想：在牛津除了哲学外，还应当再学点其他的什么，而学习法律是最方便的途径，从此，做哲学家的想法消失了，而将来要做一名律师成了他的希望。在牛津学习期间，德沃金没有直接跟着哈特学习，但巧合的是，就在德沃金在牛津学业即将结束的一年，哈特为了考察学生们的法律学位，要批阅几百份考卷，其中哈特教授对一个来自美国的学生的答卷感到兴奋，他给这个来自于美国的学生的每一张考卷都打了最高分，一个年少的本科生之所以留给哈特教授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哈特教授从他的观点中读出了对他成名著作“法律的概念”中观点的潜在挑战，并为此而感到焦虑，令哈特教授焦虑不安的那个学生的名字就叫罗纳德· 德沃金。1956至1957年哈特教授受邀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当时德沃金正好在哈佛法学院学习（1955年为了获得美国法律学位而回到了哈佛学习），哈特教授特别渴望能找到那个让他既欣赏又感焦虑的学生，就在哈特快要结束他的哈佛访学之行时，他与德沃金一起吃了顿饭，当时他们讨论的是德沃金是从事学术教学研究还是法律实践，哈特教授的意见是后者。1957年德沃金从哈佛毕业后，的确选择了法律职业，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职业，并到耶鲁大学谋得了一份教职。这是后话。哈特教授尽管到1974年才至退休年龄，但在1968年却宣布了自己的退休决定（个中鲜为人知的原因在莱西写的《哈特的一生》中有详尽的解释，有兴趣者可读此书）。哈特教授致信耶鲁的德沃金，询问他对做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一职是否感兴趣。此时的德沃金感到很惊讶，因为这时的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作品，还处于默默无闻之中，他更不知道哈特教授如此关注于他。也正是哈特教授的力荐，使年仅38岁的德沃金成了哈特法哲学事业的继任者，从而成就了德沃金乃至西方法哲学事业的辉煌。从中我们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哈特教授品格之高尚、人格之魔力、事业之执着、学术之宽容的伟大人文情怀。

对德沃金早期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另外一人就是法官伦尼德·汉德。1957年德沃金从哈佛毕业后就到美国纽约第二巡回法院做了当时已年满87年高龄的资深法官汉德的书记员，在法院没人知晓德沃金多少，但有人却知道他是汉德的好书记员。汉德见过的书记员如过江之鲫，但他却给予了德沃金以特别高的赞赏，他在给大法官富兰克福特的一封信中称德沃金是“超过所有法律书记员的法律书记员。”德沃金上班的第一天就与汉德法官做了交谈，他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汉德对德沃金说：“我不知道我要你做什么，有些法官要他们的书记员写第一份草稿，我不知道你写得如何，我自己写得是相当不错。”汉德告诉他，有些法官要求他的书记员去浏览法律，汉德说：“我要你做什么呢？这样吧，我告诉你我要你做什么，我写，你读，然后你告诉我你的思考；另外，我要到哈佛做演讲，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的想法呢？”汉德法官要做的演讲是关于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在汉德看来，布朗案是一个错误的判决，因为汉德说法官不从事价值判断的事情，价值判断应当留给立法机关去做。德沃金虽然支持汉德法官的关于对宪法的解释保持司法克制的姿态，但是他希望汉德抛弃对布朗案的看法，因为在德沃金看来，如果按照汉德的方法布朗案是错误的判决，那么一定是这一方法有问题。虽然房间里只有他师徒二人，但汉德想避免讨论这一案件。德沃金告诉汉德：“您不能简单地对待这一案件。”德沃金与汉德如此不断地争论，最后德沃金说：“法官，您对布朗判决什么也没说，在您的眼里它一定是错误的。”最终汉德把大法官富兰克福特的意见搬了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因为大法官与汉德持相似的看法，大法官对布朗案签署了一致判决，他希望汉德法官认可这一判决。汉德与德沃金争论的最后，汉德法官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德沃金的观点，但是这不是德沃金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因为德沃金是希望汉德放弃他的理论。当然，德沃金的观点对宪法法院审理像布朗案一样的案件而言是完美的、恰当的，因为这种判决是以宽泛的道德原则为基础。德沃金曾说“我虽然不同意他说的一切，但从争辩而言，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另外，德沃金在“Freedom’s Law”一书中曾提到一件有关他和女朋友茹丝与汉德法官的故事。在他们第一次约会时，德沃金不得不把一份备忘录送交给汉德，他要求茹丝一起去法官家，他向茹丝发誓说：“只需一秒钟的时间。”但是当汉德开门邀请他们进去之后，便给他们斟上了马提尼酒，汉德法官与德沃金的女朋友茹丝就艺术史、汉德的老朋友Bernard Berenson、哈佛学院的现状、最高法院以及其他许多事情畅谈了近两个小时。当德沃金和女朋友茹丝离开汉德家走下石砖台阶的时候，茹丝问德沃金：“要是我常见你的话，我就可以常见到他吗？”德沃金与茹丝于1958年德沃金书记员生涯即将结束时结的婚，那时法律书记员在他们服务期满时将享有一个月的带薪假，于是他向汉德法官请一个月的假。但是，汉德告诉德沃金不能给予假期，虽然汉德法官知道其他法官这么做，但那是纳税人的钱，他认为政府不应该给年轻人付薪假期，他从来没做过，也不打算现在开这个头。在德沃金婚礼那天，汉德送给了德沃金他自己个人的支票，支票数额相当于带薪假期所支付的薪水。给汉德法官做一年的书记员期满后，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可以做大法官富兰克福特的书记员，二是到Sullivan& Cromwell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德沃金选择了后者。但是，过一种学术生活的想法一直吸引着德沃金，最后在耶鲁大学做了教员，教授法律学院基本课程如冲突法和税法。值得一提的是，在耶鲁，德沃金是罗伯特·博克的同事，他们一同教经济理论与法律这一门课程。许多年之后，1987年当里根总统提名博克为大法官时，德沃金则成了他以前同事的反对者，他评论说：罗伯特·博克“根本没有理论，没有保守法学，有的只是以右翼教义支配他的判决。”

⑵ 谁有哈佛法律评论之经典合辑及影响美国司法程序的案例

在美国法的发展史上，《哈佛法律评论》作用之重要无容置疑，在各个领域，它都为后人留下了值得反复诵读的经典文献。宪法学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赛尔教授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一直是宪法学必读的经典，即使是司法审查最积极的拥护者也回避不了他对这项制度的谨慎质疑。威克斯勒教授的“走向宪法的中立原则”在法学论文引用率上一直排行第一，超过了霍姆斯1897年的绝世经典“法律的道路”。这对于法理学“排行老大”的中国来说，也许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翻译《哈佛法律评论》的经典论文，对帮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宪法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无须赘言。事实上，这正是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所在，也是选择文献的主要标准。毕竟，它所面向的是中国读者，因而要为中国读者服务，帮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宪政的渊源、历史和现状。入选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史地位不可动摇的、对美国宪法发展产生持久影响的经典名作，譬如上述两篇以及切菲教授对言论自由的评论；另一类则是活跃在当今舞台的知名学者对美国宪法（学）发展的相当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虽然可能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们仍然能从中了解到美国宪法在某个方面的最新概况。总的来说，对前者的标准更高一些。时光对人的记忆来说宛如大浪淘沙，不断销蚀着思想的影响。对于一般的论文，年代越久远，影响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经典才能像一坛陈年老酒那样，借助时间发挥出越来越浓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属于哪一类，要看我们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们现在看来，它们代表了这个阶段宪法学说的里程碑，尽管以后也许会被更高的丰碑所遮盖。

哈佛法律评论协会曾在1967年出版过一个宪法的集子，收集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十余篇论文。我们采用了其中四篇。其余的尽管是某个领域的阶段性总结，但似乎对今天的意义已经不那么大了，因而必须为更新的综合(synthesis)所替代。我们主要从Lexis-Nexis网上搜索了宪法几个主要领域的论文，将我们认为有潜力成为经典的（毕竟这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事情）放到现在的这本文集，构成了目前的八篇文章。

一

这几篇文章都和司法审查有关系。美国是第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国家，其历史至少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开始。在这个里程碑的判例中，马歇尔(C.J. Marshall)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没有宪法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为自己建立了司法审查权。这种做法立刻引发了几乎所有“法律人”参与的争论，这场争论延续至今。赛尔教授在判决90年后发表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显然不是第一篇质疑和界定这项权力的论文，但无疑是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一篇。事实上，或许是因为司法审查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赛尔并不质疑这项权力的宪法依据，而是在勉强承认其存在的基础上限制这项权力的范围。这也是现代绝大多数怀疑者所采取的思路。毕竟，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两个世纪之久；除了某些“极端分子”之外，今天已很少有人会断然否认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争论的焦点一直是法官应如何并在什么范围内行使这项非同寻常的权力。赛尔的这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宪法的严格解释主义，并使之成为美国司法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虽然有些判决未必明确引用他的文章，但是从判决思路上显然可以看到这篇论文几乎无处不在的影子。

威克斯勒教授则多少站在另外一边，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一开始，他先论证司法审查实际上是有条文依据的。这也和大多数人的信仰不同。大多数人都像汉德法官(J. Hand)那样认为，司法审查是宪法没有规定但对于维护宪法权威来说确实是必要的权力。威克斯勒却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虽然宪法没有明确提到司法审查，但是从宪法规定的结构上能逻辑地读出这项内在权力。这么说来，威氏是司法审查的积极拥护者了。其实不然，他接着笔锋一转，转而主张司法审查必须依照某种“中立原则”。宪法授权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但这并不表明法院可以任意行使这项权力，随便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掺合到宪法文本中去；假如这样做，法官就“越界”了，且威克斯勒举出了美国法官在判决过程中“越界”的许多实例，包括像“校区种族隔离案”(Brown v. Board of Ecation)这样的社会影响巨大且至今为民众所称颂的判例。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篇迄今为止讨论这个主题的最具建设性的论文，也是这个领域的难以逾越的里程碑。它一方面代表着自马伯里决定以来的学术论辩之总结，另一方面又清晰指明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方向、新的思路。此后，人们对司法审查和司法职能的学术探讨多建立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因而其引用率那么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司法审查这个潘多拉的盒子首先是由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打开的，因而本书如果没有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将是不妥当的。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论文专门是为了纪念马歇尔诞辰200周年而作，也是本书惟一的一篇来自司法实务界的文章。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法兰克福特并不是一个听起来那么熟悉的名字。如果说马歇尔、霍姆斯、布莱克或道格拉斯等人都是因为标新立异而闻名，那么法兰克福特则是一位以严谨和中庸著称的大法官，严格保持着一位法官所应有的中立和低调。在这个意义上，他比那些家喻户晓的政治化人物更能代表美国法官共同体，他对同行马歇尔的评价也因此而更为公允。尽管在美国的宪政文化之下，司法审查或许是一项迟早都要出现的宪政制度，但是说马歇尔通过马伯里决定改变了美国宪法的历史，应该并不算过誉之词。当然，马伯里案只是一个起点；通过诠释其后的一系列宪法判例史上的里程碑，法兰克福特法官进一步探讨了司法职能的本质，并再次对司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发出警告，而这种警告和前面两篇论文的主旋律是相当和谐的。

二

如果以上三篇是专门关于司法审查的论文，本书的其它论文则是从更具体的视角探讨同样的问题。阿克曼教授的文章是要“超越”1938年的卡罗琳产品案，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一个脚注——大名鼎鼎的“第四脚注”(Footnote 4)。可别小看它只是一个脚注，它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力实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美国宪法如此简练，你也可以不知道其中某些不那么重要的条文，但是却不可以不知道这个脚注；如果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不知道这个脚注意味着什么，那么可以肯定他通不过宪法学的期末考试。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脚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C.J. Stone)阐明了法院在什么时候可以或应该对立法加大审查力度。什么时候？在民主和法治“失灵”的时候。斯通法官在“第四脚注”中列举了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是“分散和孤立的少数族群” 的利益受到法律上的歧视。我们知道，民主在程序上就意味着多数主义规则：如果民主程序正常进行，那么社会中的多数选民将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或观点的候选人选入议会；议会代表中的多数通过法律，使之最有效地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和观点。但是如果多数人的某些利益或观点并不那么无辜——如果他们侵犯了少数人的基本利益，那又该如何呢？在民主和法治国家，除非你能唤起多数人的支持或同情，你是没有希望的；譬如你和你的同类只占这个社会的十分之一，你很可能会发现多数人压在你头上，对你们进行任意的歧视，而且是以神圣的“法律”的名义！在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强加在黑人等有色人种身上，而这些法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民主帮不了你的忙，你只有靠法院了，也就是希望由法院宣判这种法律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所有人的平等保护；当然，如果这个社会就是清一色的歧视，法院也不见得帮得了你，但多一个依靠总没有坏处。斯通大法官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在民主和寻常的法治不能可靠地得到宪法所要求的结果时，法院应该也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应该，是因为歧视的受害者不能依靠议会或总统这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机构，因而法院在宪法面前责无旁贷；可以，是因为反正民选机构不能有效发挥其宪法职能，因而法院代行其职并无越位之嫌。注意到卡罗琳产品案宣判于1938年，正值罗斯福总统新政之后，法院的威信跌落到仅次于“蓄奴案”(Dred Scott)的最低点。事实上，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例的判决中明确信奉司法节制主义，全面退出对立法和行政的司法干预。然而，“第四脚注”为司法复兴埋下了伏笔：毕竟，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国家还是需要司法干预的。通过这个脚注，斯通法官界定了现代法院在民主社会中的司法职能，进一步发展了美国的政治制衡理论，并为法院日后对取消美国的政治与法律歧视发挥巨大作用做好了理论准备。种族最终被宣判为“嫌疑归类”(suspect classification)，法院将以“理论上严格，实际上致命”的眼光来审视涉及种族的立法：一旦涉及任何种族歧视，这部法律就面临“死刑”了。在美国历史上，起到这种作用的判例屈指可数，足见“第四脚注”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第四脚注”毕竟只是一个脚注，斯通法官不可能在此将所有问题说清楚。这也就引发了阿克曼教授的挑战。他并不质疑“第四脚注”的出发点：司法机构可以在民主政治机构“失灵”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质疑脚注表述的准确性：“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是否真的在民主社会中无能为力？如果诸如种族等群体在今天并非如此，那么司法继续给予其特殊保护就等于“弄错对象”了，而其他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护的群体却受到忽视。通过逐个澄清概念误区，阿克曼指出“第四脚注”的措辞具有误导性：需要特殊保护的其实不是“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而是“隐性与分散”的少数群体，譬如妇女、穷人和同性恋者——有时甚至是多数群体，因为他们的集体行动面临着组织成本的巨大障碍。通过这篇论文，阿克曼与其说是挑战或“超越”卡罗琳产品案，不如说是更新了“第四脚注”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三

注意上文的全部讨论有一个前提：“如果民主程序正常进行”，但这个前提显然不是自动成立的。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又如何？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但民主程序运行良好的国家并不多，不少国家贿选、舞弊现象相当严重。如果徒有纸上的规定，实际上“选”出的议员并不能代表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和立场，那么其所制定的法律在社会效果上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保证民主程序依法进行？这又是民主本身无能为力的事情了，因为在选举的那一刻，被选举的那个政治机构其实已经解体了，所以根本无法保证新的人选符合宪法要求。民主过程必须得到法治的保证，否则就注定是虚假的民主；为了保证民主过程的法治化，法院又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这是“第四脚注”命题的延续。“第四脚注”也确实提到了这种情况：限制政治程序的立法应受到更严格的司法审查。如果法律禁止某个人群参与选举过程，那么他们肯定不能指望通过选举和立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有理由对此类立法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法院这么做非但不和民主原则相冲突，反而恰恰是在制度上帮助民主“运转起来”。

皮德斯教授的论文涉及范围更广。选举过程不仅可能受到法律限制（例如美国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对种族的限制），而且还可能受到种种因素的扭曲，例如选区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选区形状的不规则以及法律对竞选资金的规制等等。另外，尽管法律规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实际操作过程却可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如自动识别选票的机器可能误读或忽略某些有效选票等高度技术性问题。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如果某个关键的选区在统计选票中有争议，法院应有何作为呢？选举是一个政治过程，但并不是法院所不能插手的“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对于这样的问题，法院可以说是最有资格管了：相对于其它机构（如国会——总统自己显然是不能插手的，尤其是如果他像在2000年大选中那样作为候选人卷入争议的话），法院的独立和公正受到更可靠的保障。问题是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过程中应尊重什么限度，遵循什么原则。如果司法审查的标准不妥当，那么没有什么能保证法官比平常人更公正或客观，所谓的司法判决也就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按照自己主观意念的投票结果而已。（在2000年总统大选所引发的“戈尔诉布什”判决中，这种情况可能真的发生了。）皮德斯教授对这类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早先曾和他人一起主编《民主之法》(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书，可以说是集这个领域的各种判例与理论之大成。在最近的“民主政治的宪法化”这篇文章中，他梳理、总结和评判了最高法院近年来的判例，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通过司法而宪法化(judicial constitutionalization)这个新鲜的主题，并发展了一套鉴别司法审查正当性的标准，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民主依赖一系列制度保障，只有司法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司法是对民主以及所有宪法权利的最直接也是最后的一道屏障，但如果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充分和自由的辩论与交流，没有选民与候选人的准确信息，我们能指望这样的“民主”能产生什么政府呢？如果等到选举那一天再来关心整个过程的合法性，只恐怕专制的生米要煮成熟饭了。这是为什么言论与新闻自由对于民主如此重要，同时也是为什么政治言论的自由是如此重要。两者其实反映了同一个命题：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受到政府的随意控制和干预，正是因为它对于民主社会发挥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霍姆斯和布兰代斯(J. Brandeis)法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系列反对意见中所阐述的伟大思想。联邦宪法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意味着什么？他们将其理解为，言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受控制的，除非言论将产生“清楚与现存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法院应当严格审查限制言论的法律，防止其对言论自由构成过重的负担。这一思想在切菲教授那里获得了系统化。在1941年的《美国的言论自由》一书中，他为“清楚与现存危险”的宪法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促使这一标准作为少数意见逐步为多数意见所接受。

然而，“清楚与现存的危险”标准本身就存在着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解释认为它要求法院平衡言论的种种社会后果，然后决定政府是否可以限制言论。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平衡”路径太主观、太不确定、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以至于不可能为这项至关重要的自由提供有效保障；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及之后一段时期，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正是基于霍姆斯法官的“清楚与现存危险”标准，将被告发表反战言论的自由给“平衡”掉了。因此，为了保证言论自由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剥夺，法院应该采取“绝对”(categorical)保护路径：凡是属于宪法保护范围内的言论，一律不受政府干涉，就这么简单。虽然只有少数人采取看上去极端的第二种路径，其中亦不乏杰出者。法官中有布莱克(J. Black)，学者中则有切菲的老师迈克尔约翰教授。后者将言论自由和民主自治紧密相连，系统发展了言论自由的绝对保护理论。但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在此收入的这篇短评中，切菲教授为自己和霍姆斯法官辩护，并责怪其师“剑走偏锋”。这是关于言论自由两大门派的交锋。孰是孰非，读者读后自有公断。

四

和皮德斯教授的文章一样，普斯特教授的论文也是对联邦最高法院最近一届开庭期的评判和总结。《哈佛法律评论》每年都会请一位知名学者（一般是宪法学领域）写一篇继往开来的“前言”(Foreword)，回顾和梳理过去一年的判例进展，展望新的一年的司法成就。2002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因为最高法院在这一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判决了好几个意义重点的案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州政府侵犯同性恋袖手旁观的态度，并明确肯定了大学校园里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合宪性。“纠偏行动”有时也被称为“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它是一种法律上的“歧视”，不过和一般的歧视正好相反，它“歧视”的不是少数群体或政治上的弱势群体，而正是制定法律政策的强势群体自己，其目的是补偿少数或弱势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待遇，并促使他们早日强大起来，足以通过民主政治过程保护自己的利益。譬如加州大学医学院曾明确为非裔或西裔等少数族群保留录取名额，这种做法当然照顾了少数族群的需要，但其显然的后果是损害了部分白人考生的利益。如何对待这种“歧视”？最高法院相当部分的法官至今仍然认为，“反向歧视”和一般歧视没有区别，都属于“嫌疑归类”，因而都适用于严格审查标准。斯通法官假如在世，很可能会反驳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因为“反向歧视”的对象并不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并不需要特别的司法保护。不过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多数法官对纠偏行动的审查标准似乎并不那么严格，一般允许大学为了校园的“多样化”(diversity)而规定有利于少数族群的录取政策，只是不得明确规定限额。但从19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首次接触这个问题之后，“多样化”是否能为纠偏行动提供宪法依据，一直是一个未决悬案。2002年，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政策又惹其社会风波，辩论双方都通过媒体积极造势。最高法院下达了折中判决，继续否定限额制度等纠偏行动的合宪性，但明确肯定“多样化”可以作为纠偏行动的宪法依据。保守派人士没有觉得太“吃亏”，自由派人士则宣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

初看起来，这个判决似乎有点意外，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是由保守主义者占多数，年迈的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C.J. Rehnquist)是其代表。2000年总统大选案中5:4的判决，清晰显示了共和党略占优势的法院构成。尽管在理论上人们都赞同威克斯勒教授的“中立原则”，因而法官究竟信奉什么意识形态应该是不相关的，但是“应该”归应该，实际上所有人都明白法官是不可能绝对中立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政策立场的案例中，法官的判决必然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一来，如何理解2002年自由派在纠偏行动和同性恋诉讼中的重大“胜利”？普斯特教授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看上去不好理解的判决。他认为，法官的解释过程并不是像一般想象的那样独立，而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约束。事实上，法官的任务正是诠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宪法的理解。正是通过法院的文化解释，抽象的宪法在具体案例中获得了实定法的权威。或许也正是通过文化对法官个人的约束，“中立原则”才成为可能。

最后，却伯教授的论文多少代表了法学领域的“另类”。具有数理功底的他试图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近代物理学原理，来昭示司法过程的性质及其社会作用。不错，法院是受社会约束的，但反过来司法活动也积极地改变甚至塑造社会。就和传统物理学割裂了物体和观察者之间的联系那样，传统的法理学也割裂了法院作为审判者和被审判的那部分社会之间的联系。现代量子力学揭示，观察过程将改变被观察的对象，尽管这种变化在宏观是微小的。同样的，司法判决也改变着有待判决的事实本身。法官必须理解，在“弯曲”（而不是像传统认为的那样笔直）的宪法空间中，他的判决将影响他对待决案件本身的认知，并将改变受判决影响的社会。法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社会“交织于一个复杂的意义网络”，意识到判决不只是一种被动的“观察”，而是主动塑造社会的“行为”。惟有如此，司法过程才能获得其应有的责任感。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本书主要作者简介
序言
前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略论
第一章
保守的美国革命产生了长寿的联邦宪法
第二章
美国宪政法治的捍卫者：最高法院的九尊护法神
第三章
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渊源
第四章
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谁给的？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
第五章
契约神圣原则与大学自治传统
——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1819)
第六章
联邦至上原则和宪法默许的权力
——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1819)
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吉本斯诉奥格登案(1824)
第八章
引发美国内战的司法判决
——斯科特诉桑弗特案(1857)
第九章
总统大还是最高法院大？
——从梅里曼诉讼案到米利根诉讼案
第十章
从受害者到胜利者：华人官司对美国法律的贡献
——益和诉霍普金斯案(1886)
第十一章
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
——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案(1904)
第十二章
争取劳工权益的漫漫长路
——有关劳工权益的几个案子
第十三章
当爱国主义碰上宗教和言论自由
——有关国旗致敬和《效忠誓词》的三个案子
第十四章
战时的公众自由和种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拘留案
第十五章
吹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号角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1954)
第十六章
校园祈祷与“分离之墙”
——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1962)
第十七章
“政治棘丛”中的平等选举权
——贝克诉卡尔案(1962)
第十八章
公正审判与对穷人的司法援助
——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3)
第十九章
对新闻自由的挑战：诽谤还是舆论监督
——《纽约时报》公司诉萨利文案(1964)
第二十章
不厌其烦的告诫与刑事被告的权利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二十一章
选择权与生命权的漫长较量
——罗诉韦德案(1973)
第二十二章
“帝王总统”的自我弹劾
——美国诉尼克松案(1974)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国究竟谁歧视谁?
——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1978)
第二十四章
星条旗保护焚烧它的人
——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1989)
第二十五章
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两难抉择
——罗德尼?金诉洛杉矶市警察局案(1992)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与“世纪审判”
——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人案(1995)
第二十七章
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布什诉戈尔案(2000)
第二十八章
美国政府为何总跟微软过不去？

⑶ 到底什么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Freedom of thought）又称观念自由，是个人持有不同于他人，包括不同于家长，不同于宗教组织，不同于执政党的独立思想之权利。思想自由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比林斯·勒恩德·汉德

美国著名联邦法官勒尼德·汉德在一次演讲中说过：“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尽力理解他人观点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没有私心、公正处事的精神”。

⑷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涉及哪些法律问题

安迪是自由的象征。在整个故事中，这只被囚禁的鸟儿身上就不断地闪烁着自由的熠熠光辉：含冤入狱的安迪，面对监禁的遥遥无期，没有过多的抱怨，反而能悠闲地徜徉于操场、监狱，如同公园的游人自由地呼吸；外出劳作，他冒死进言，赢得一箱冰啤，自己不喝，只想感受一下阳光下狱友畅饮的痛快，重温自由的瞬夕；他不顾一切，冲进典狱长的办公地，将所有的喇叭开启，让全监狱的犯人都能像常人一样聆听乐曲，也享受一刻莫扎特美妙的《费加罗的婚礼》，……从安迪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是人之本能与天性，是难以被彻底剥夺的。即便是神圣的法院，即便是剥夺人自由的刑罚工具监狱，也只能剥夺人肉体的自由，而不是心灵的自由。美国著名的汉德(Hand)法官有一句至理名言：“我坚信自由……主要不是在法庭中赢得或失去的……我常常想知道，是否我们不应将希望过多地寄托在宪法、法律和法院上。这些是错误的希望；相信我吧，这些希望是虚假的。自由活在人们的心中。如果人们心中的自由之光已不复存在，宪法、法律、法院都不可能挽救得了它。”

人心中的自由是不能失去的，否则上演的一幕将注定会是悲剧。影片里，“百货公司”雷德，不仅把自由之身，而且把自由之心也交给了监狱。他说：“(心中的自由)那是个危险的东西，能叫人疯狂。(监狱)这没它的地方。”他还说：“这些围墙很有意思。你先是恨它们，然后习惯了它们。时间一长，你会越来越依赖它们。”失去自由之心的悲剧是，当雷德服刑40年被假释后，他根本无法融入高墙外自由的世界。出狱后，工作时，每次撒尿他都要坚持报告，否则根本挤不出一滴；他无时不充满焦虑和恐惧，即使在工作时间，也要冲进狭小的卫生间躲起来，去感受墙壁，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稍许平静。这时的他只想立刻解除假释，回到他熟悉的监狱——多么令人悲哀！同样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老布，当他跨出监狱大门的一刻起，等待他的，只有梁上的绳索。

面对公正的审判和牢刑，犯人应当深深反省，胸怀自由心，为早日获得自由身而赎罪服刑。自由刑剥夺的只应是人行为的自由，而不是心灵的自由。自由之心不可失，失去者将落得老布那样的悲情结局；自由之心不可夺，剥夺者会变成典狱长那般的凶残。人无论地处繁华世界，抑或身陷囹圄，无论面对凶残狱卒，还是冷漠世人，永怀向往自由之心，才终为自由之人。

面对不公正的审判，我们又该如何？我想，道路无非有两条：一是忍受；一是反抗。
古希腊，苏格拉底选择了前者。他说，城邦的法是伟大的，是我所推崇的。我被自己信赖的法律判处死刑，我甘心受罚。虽然我认为审判是不公正的，但为了尊重伟大的城邦的法，我愿用生命来捍卫它。苏格拉底审判的程序无可非议，但程序运行的结果却是实体不公的死刑判决。面对不公的死刑判决，苏格拉底的默默忍受实现了法的秩序。面对秩序，苏格拉底对生命亦淡然释之。我辈对此惟有充满敬佩之情。

同为此境，相信大多数人无法像苏格拉底一样洒脱。我们的理由是，“有些鸟儿，把它们关起来本身就是有罪的。”换句话说，面对不公正的审判，公民为何不能不服从？为何不可以选择反抗法律？西塞罗说：“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葡萄牙宪法更是有云：“任何人均有权抗拒侵犯自身权利、自由与保障的指令，并有权在无法求助于公共权力机关的场合，以武力抗拒任何侵犯。”当法律惩罚行凶的罪犯时，它自己却在不停地错杀好人。当我们过多地寄希望于神圣的法律和公正的法官，却依然无法洗清冤屈时，我们守法的根据何在？当神圣的法律连公民的生命都无法保护时，这种法的秩序即便得以维护了，又能有多大价值？人类的许多价值追求如自由，恐怕法律无力追求和维护的。当我们把一切托付给法律时，面对法律规范的滞后、被动甚至无能，我们很可能得到的只是不公，这时法律的正当性何在？法律作为人们一种生活方式的理由何在？如果把维护自由这一重任的一丝空间，也留一分给依靠着自由之心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留给追寻自由与正义的私力救济，这样的结果也许会比神圣的法律更神圣，比法官的裁决更公正。因此安迪选择了反抗。我觉得，这种反抗的崇高，也不比苏格拉底的殉道逊色几分。这就是自由之心对自由之身的引领，就是安迪的精神，就是肖申克的救赎。

⑸ 第二句话的出处.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汉德法官的自由精神
译者何帆曾经在书中引用过汉德法官的一句话,深得我心,
“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