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海淀法院

1. 帮助伪造毁灭证据罪【量刑规范：法院的一场自我革命】

从2010年10月1日起，历时多年，一场被法学界称为“法官的自我革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在全国3000多个法院全面展开试行“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是中央政法委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也是全国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
从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对量刑规范化改革进行实质性调研论证，并逐步开展试点，至2009年，试点法院已扩大到全国120多家。从2010年10月1日起，历时多年，一场被法学界称为“法官的自我革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在全国3000多个法院全面展开试行。
地处北京中关村核心地带的海淀区人民法院，案件多、种类广、难度大是其收结案件的主要特点。正因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选择该法院作为首批试点，把基层法院作为司法改革的主力军，在司法改革方面进行尝试与探索。
量刑多少，谁说了算？
2012年6月，一起抢劫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来自河北农村的年轻人张某，平时在北京一地铁建设工地打工。2011年12月27日晚上，他在海淀区老虎庙附近闲逛时，临时起意对一位女士实施抢劫，将其手提包抢走，内有数码相机和钱包等物品，事后张某顿生悔意和恐惧，两天后，他主动去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张某被警方逮捕，并被检察院公诉至法院。由于其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法院为他指定了辩护律师。
庭审中，对抢劫罪的认定，诉辩双方并未产生异议。值得关注的是，按照刑法规定，犯抢劫罪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年到十年，这么大的刑期跨度法官究竟颤携皮如何量刑？
但随着证据出示、法庭辩论、法庭质证等环节进行，法官却最后宣布：被告人张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那么，一年的有期徒刑是怎么得来的？该案件审判长、刑一庭法官秦硕向记者介绍，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被告人在本案中有主动自首情节，则在三年基准刑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且考虑到被告人没有犯罪前科，并有退赃积极、认罪态度良好等酌定情节，最终给予其有期徒刑1年的处罚。
这个判决结果，让本以为得在监狱呆上几年的张某感到十分意外。“我想都没想到刑期才是一年。”被告人张某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在看守所的时候，别人都告诉我抢劫罪一般都得判三年以上。”
我国刑法对于刑罚规定得比较宽泛，量刑规范化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法官在量刑时候的基本规则。海淀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副组长范君向《小康》记者表示，对于法官来讲，量刑规范化就是可操作、可细化的刑罚尺度，以进行严格定罪。量刑规范化最大程度上体现了“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人权”的法律精神。
传统的量刑方法是一种定性分析法，主要依靠经验，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综合全案情况决定宣告刑。有着十多年刑事审判经验的海淀法院刑一庭法官李元向记者谈道，“但缺点是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以及各种量刑情节，没有一个量化分析的过程。”
改革试点后，法官们发现，根据试点规范要求，与往常庭审不同，在庭审中，除对犯罪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了法庭调查、辩论外，还将过去法官庭后根据审判经验量或综合估量“估堆”量刑过程提到了法庭庭审中，专门增加了量刑的事实和证据的法庭调查和辩论。
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刑事法官们看来量刑规范化，就是量刑公开化、透明化，在量刑准则规定的幅度内实施自由裁量权，而不是机械化的计算公式。
在争议中前行的“改革”
据海淀法院当时参与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的游涛法官介绍，在200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将海淀法院列为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单位后，当时的院主管领导牵头组织了“规范化量刑小组”，从故意伤害、盗窃、抢劫、交通肇事、贩卖毒品等五个罪名逐步扩大到全部刑事法官和试点罪名。
但法官们之前都是采用估堆茄差式量刑，一开始“规范化”试点后并不习惯。
据了解，在量刑方式变革以前，法官采取的办法是，根隐游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审判经验来综合判断，估算出一个法官认为合理的刑期。比如，一个法官根据自己的审判经验，认为盗窃两万元应该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一个法官可能判处4年半，这都在法定刑的幅度内，都是合理的。但是，对于被告人来说，刑期相差半年，实际相差很多。特别是，被告人服刑后，在押犯之间交流，如果发现盗窃同样数额、情节大致相当的，但刑期相差半年，在押犯会在心理上产生负面影响。
“开始试点时候的确有些抵触情绪。因为我之前采取的都是‘估堆式’量刑方法，这个词（量刑规范化）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奇怪，认为是机械化的计算公式，难道法官之前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都不规范？现在将情节程序化后，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对案件裁量？”记者在与海淀区法院一些法官交流时，他们都坦言最初并不适应。
促使当时有些“抵触”的法官们转变观念的是，试点一段时间以后的变化：试点案件无一起抗诉，也无一起上诉被改判或发回重审。非但没有出现量刑畸轻畸重和大起大落的现象，被告人服判息诉率反而明显提高，社会各界普遍反应良好。
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5年就开始对量刑规范化进行实质性的调研论证，并起草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2006年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利用“电脑审案”，引起各界的关注，但后来因争议巨大，导致该地区的这项改革并未成行。
2007年，时任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游涛等来自全国基层法院的法官，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带领之下到淄川区法院进行调研。“其实并不是电脑量刑。”作为海淀法院量刑规范小组的负责人，游涛明确反对“电脑量刑”的称谓。他说：“电脑在量刑程序里只是一个工具，就如同以前庭审时书记员用笔手写记录，现在用电脑记录，工具改良了，但记录者还是书记员这个人。显而易见，量刑裁判的都是法官，不是电脑。”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淄川法院当时做法是，将法官计算刑期的过程，以电脑计算来取代，以模糊的刑期估算变为精确的换算。

2. 腾格尔是怎么进监狱的

腾格尔没有进监狱，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相关负责人获刑进监狱的。

演员哈斯高娃发现，因为当年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时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自己目前无法办理退休手续。

据哈斯高娃称，1993年她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时，被告知只解决北京户口，并不安排工作也不发工资。但她今年去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时，却被告知自己档案中有中央民族歌舞团工资待遇转移证，无法通过社保局办理退休。

拓展资料：

腾格尔，1960年生于内蒙古鄂托克旗，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批的政府特殊津贴，中央国家机关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

1989年夺得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冠军，1986年为歌曲《蒙古人》谱曲并演唱，一举成名 。同年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你和太阳一同升起》。1988年起自己创作歌曲[5]。1989年在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上获十佳第一名 。

1992年应邀赴台北举行个人演唱会，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成为建国以来内地到台湾举行个人演唱会的第一位歌手 。1993年3月组建苍狼乐队，任队长兼主唱 。1994年在电影《黑骏马》担任该片的全部音乐创作和主唱，并获第19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最佳音乐艺术奖。2001年6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获得证书。

腾格尔—网络

3. 焦慧强案件结果是什么

5月8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焦慧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信息显示，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焦慧强曾任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副院长、代院长、院长。2019年3月起，任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刚满一年即落马。

其人：从检察院转入法院
焦慧强出生于1973年6月，今年47岁，山西洪洞人。
1995年，22岁的焦慧强历进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随后9年时间，历任该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干部、书记员、副科级助理检察员、副处长、助理检察员。
2004年，31岁的焦慧强已是北京市检察院一名处级干部，随后8年时间里，他历任该院第一分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检察员、检委会委员，侦查监督处处长、检察长助理、检委会委员。
在此期间，焦慧强还在职读了研究生并有一段挂职经历。2007年9月至2010年7月，他在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11月至2010年5月，焦慧强挂职任北京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主任助理。
2012年3月至2014年10月，焦慧强在40岁左右时，已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2014年10月，焦慧强转入法院系统。至2016年5月，任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院长。
在通州法院任职一年半后，2016年5月，焦慧强来到海淀区法院。随后的近3年时间里，一直到2019年3月，他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院长。
2019年3月，焦慧强再次调回北京市检察院，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直至落马。

办案：海淀法院审过多起互联网大案
根据裁判文书网公开信息，焦慧强在海淀区法院期间，以审判长身份审理过多起案件。其中包括北京市原文化局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北京非物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正处级）白玉清贪污案，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李军挪用资金案。
海淀法院是全国当前受案量最大的十家法院之一,也受理了大量互联网公司案件。如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中的腾讯诉“今日头条”侵权案，即在海淀法院审理宣判。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的“快播涉黄案”也是由海淀法院2016年审理宣判。
背景：海淀区有多家大型互联网企业
据海淀区政府官网介绍，2019年海淀区生产总值7926.0亿元，占北京市GDP的22.4%,居全市首位，第三产业增加值7217.2亿元。其中，海淀区“中关村”已经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代名词，聚集着全国重要科技战略资源。
从数字上来看，海淀区有国家级高新企业超6000家，上市、挂牌公司总计554家，“十百千“企业214家，总收入达163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12000家，从业人员85.77万人。
焦慧强简历
焦慧强，男，汉族，1973年6月出生，山西洪洞人，1995年6月入党，1995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
1995年8月至2004年7月，历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干部、书记员、副科级助理检察员、副处长、助理检察员；
2004年7月至2012年3月，历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检察员、检委会委员，侦查监督处处长、检察长助理、检委会委员；（2007年9月至2010年7月在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11月至2010年5月挂职任北京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主任助理）
2012年3月至2014年10月，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2014年10月至2016年5月，任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院长；
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院长；
2019年3月至今，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来源：21经济网】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4. 法官宋鱼水的故事

公正的力量——记模范法官宋鱼水（上）

法律的力量在于公正，法官的分量也在于公正

独立办案11年，宋鱼水执著地守护着公正：审案1200余件，其中300余件属疑案难案，没有一件因裁判不公被投诉被举报，连败诉方也诚心送上锦旗“辩法析理，胜败皆服”。

“阳光”法官

“让当事人把话讲完”。保持距离，不是保持冷漠一张“法官脸”。

第一眼看见宋鱼水，当事人几乎都有这种感觉。这张脸，正气、智慧，又真诚、温和。

身为法官，宋鱼水常常换位思考。她说：“法官中立审案，保持距离，不是保持冷漠。”

宋鱼水以耐心出名。

一位老作家在庭审中“妙语连珠”，却游离于法律之外。旁听席上，有人打起瞌睡；审判台上，坐在宋鱼水身边的马秀荣法官也差点听不下去了：“但宋鱼水神情专注，始终没有打断这位老人陈述。”

“这事出来以后，你是头一个完完整整听完我讲话的人。”面对宋法官的尊重，一直不同意调解的老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你的话，我信！我同意被告提出的方案。”

“让当事人把话讲完。”话虽简单，做起来却不易。对一个案子有耐心，容易；对所有案子有耐心，需要长期培养。

耐心、尊重，让宋鱼水走近当事人，彼此多了份信任。

“大风和阳光比威。风说：‘我威力大，能把人的衣服吹掉。’一阵狂风，人反把衣服裹紧。太阳无语，阳光暖暖，让人自然脱掉外衣。”

审判台上，宋鱼水细致严谨，又亲切平和；旁听席上，北京市人大代表高扬，不由想起这则伊索寓言。

旁听者与当事人，不同的角度，结论却是一样：

“她像阳光，以无形的力量让人折服。”

“满意”法官

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办案中任何差错都不可原谅

“辩法析理，胜败皆服”，败诉方送的锦旗。

三次官司，宋鱼水判了一胜一败一平。为这一平，代理人拿着法条找她理论。两个多小时，宋鱼水从容应答。

代理人心服口服：“在你这儿打官司不是一次两次，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

两天后，“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大红锦旗送到海淀区法院。

在宋鱼水眼中，公正，沉甸甸。

一件案子，对法官普普通通；对当事人，一生可能就一次。维护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就增加一分；伤害一个当事人，就会多一群怀疑法律的人。

让所有当事人都满意，难；一名法官，却不能停止努力。

认定事实不能有误，适用法律不能偏颇，判决书不能有纰漏……宋鱼水时刻警醒自己：“案件任何差错都不可原谅！”

要让当事人认可公正，不能一判了之。宋鱼水说：“法官应当是‘传道者’，不但要判，还要释理，把法律的理念传递给当事人。”

给当事人看的判决书，也成了释理的“平台”。

随手翻开一份，苦涩的法律条文，都被精心转化成生活规则，通俗易懂。宋鱼水说：“既要回答当事人最关心的问题，还要让他们看明白。”

曾经恨过她的当事人，专门写来贺年卡：“是您启发了我怎样做人。”

“法官能得到这样的‘待遇’，不容易。”海淀区法院副院长陈琦十分感慨。

“爱民”法官

无论案件大小，无论贫富贵贱，都会同样感受公正

数九寒冬，清晨。

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工，站在宋鱼水面前，瑟瑟发抖……

送了一年菜，至今未得分文。年关已近，他来法院“讨个说法”。

“讨个说法”，多么熟悉。

宋鱼水家乡，山东蓬莱老实巴交的村民们就是这样渴望公正。谁家被生产队少分了两捆柴，谁家儿媳妇受了婆婆的气……小小不公平，甚至会让受委屈的人大病一场。

公正的种子，悄悄在小鱼水心里发芽：“长大了，我要当‘包公’！”

“今天，我要当个名副其实的‘包公’！”

当法官后的第一起案件，顺利结案。手捧菜钱，农民工泣不成声。

司法公正，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身为农民的女儿，宋鱼水更是拥有一颗爱民心。

从当法官第一天起，宋鱼水给自己定下“约法三章”：

不轻视小额案件，不轻视困难群体，不轻视当事人的任何权利。

11年来，无论案件大小，无论外地人本地人，无论掏不起诉讼费的贫困群众、腰缠百万的富翁，宋法官一视同仁。

“免检”法官

只要心不贪，没有推不了的人情

“小宋这人，我敢打保票。”

在海淀法院领导的眼中，宋鱼水属“免检”。

法官有权。一纸判决，能令公司倒闭，也能使人命运改辙。更何况身为庭长，她的意见多少可能“左右”判决。

法官无权。找过宋鱼水的人都知道她的“名言”———法官有权又无权。法官行使国家权力，只能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平和正义。如果不能保证“天平”平衡，就没有资格当法官。

认为法官有权，找上门来的不少。

那一年，宋鱼水刚当上经济庭副庭长，老家就来人了。亲戚说情的这起案子，恰恰就在经济庭。但她却不能开这个口……

“我不怪你！”听到善良的亲戚理解自己，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些年，教过她的老师、共患难的同学，都做过她的当事人。发现需要回避的，她主动申请；经手的案件，她也“不近人情”。

有朋友怨过她。

“人们更敬佩按照法律原则判案的法官。”宋鱼水相信正义的力量。

有人疑惑：十几年时间，上千件案件，就没有一次推不掉的人情？

“只要心不贪，没有推不了的人情。”宋鱼水做得义无反顾。

十余年来，宋鱼水紧紧守住公正的底线：没有一件案子因裁判不公被投诉被举报；没有收过当事人一件礼品；没有办过一件人情案；也没有利用庭长职务，向审判人员施加过任何不公正的影响。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法律忠诚，这是宋鱼水的品格。正是这种品格，造就了她追求公正、维护公正、代表公正的意志。

让百姓相信法律，让社会拥有公平。这就是公正的力量。 （记者吴兢 刘维涛）

和谐的分量——记模范法官宋鱼水（下）

1989年10月，宋鱼水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一员。作为一名党员法官，在她的天平上，不但写着公正，也写着和谐：用法律最大限度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

天平在肩，重任如山。

维稳

群体性纠纷，件件难，法官面临严峻考验

大变革，大发展。

与之相应，各方利益冲突加剧，深层矛盾逐步显现。群体性纠纷，大量涌向法院：

企业非法募集资金案，让一大批群众失去“血汗钱”；银行不良贷款案，数额巨大，牵涉面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频发，与村民利益息息相关……

一件一件，件件都难。

如何依法保护群众合法权利？如何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法官，面临严峻考验。

8年前，20多名司机来到宋鱼水面前。

当时，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四环路内淘汰所有“面的”车。很多出租车公司向司机提出：解除承包合同，收回车辆更新。靠车吃饭的司机们，面临暂时性失业。一些司机开始上访，静坐，围堵交通。

身处矛盾中心，宋鱼水清醒地意识到肩上的千钧重担：一头挑着社会稳定，一头挑着司机一家的口粮。

法庭外，一大批公司和司机翘首以待。

不能草率，不能延误；既要真诚交流，又要细致做工作。这场危及社会稳定的“面的”风波，最终化解于无形：多数司机与出租车公司达成协议；个别司机未达成协议，宋鱼水及时裁判；观望的公司和司机们，按法院确定的原则解决了纠纷。

审判技巧娴熟高超，化解矛盾真诚执著。10余年，宋鱼水把判案的法庭，变成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调节器”。

止争

“双损”变“双赢”，社会利益实现最大化

“案件审得多，下判笔越沉。”

老审判员的话，让当时刚入行的宋鱼水沉思。

一纸判决，有输有赢。

一个企业因不懂法或小疏忽，甚至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有的元气大伤，有的就此破产。

法官尽责，要通过判决引导市场主体走向规范，还要让他们在诉争中共赢共存，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

“法官不仅要善于‘定纷’，更要‘止争’，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宁可麻烦受累，宋鱼水尽力帮助当事人打开“心结”。

律师十年，办案数百起，接触法官几百名，北京中润律师所何畏律师对宋鱼水印象最深。

他代理了一起“老大难”案。

原告、被告本是同窗好友、合作伙伴。2003年3月，宋鱼水接手这起案件时，双方极为对立，拒不同意调解。第一次出庭，双方一见面，就情绪失控，恨不能大打出手。对调解，双方律师都彻底失去信心。

奇迹发生了。

宋鱼水不但让双方握手言和，还重新合作成立了一家新公司。握手背后，是法官的智慧、善良和执著：9次询问、4次勘验、4次开庭审理，入情入理的分析，设身处地的沟通……

不可能变可能，“双损”变“双赢”。

调解，宋鱼水的“绝活”。

家长里短的小额纠纷；公司企业之间的大额纠纷；侵犯商业秘密之类，被同事们认为非判不可的知识产权案件……服了宋法官这剂调解“特效药”，当事人常以最小的代价、和平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

独立办案11年，宋鱼水审案1200余件，其中调解结案达70％以上，还有一些当事人高兴地撤诉。

攻艰

从无序到有序，法律说话最有说服力

案头，一摞摞欺诈案卷。宋鱼水心情沉重。

诚信危机引发的纠纷，涉及各个领域。保护诚信，惩戒失信，法官义不容辞。

1998年，没有先例可循的“经销权”案件，给宋鱼水出了道难题。

外地某商贸公司倾销过期啤酒，被媒体曝光，导致该品牌啤酒销量锐减。北京的总经销商决定收回其经销权，被这家公司告上法院。与迅猛的发展相比，立法往往滞后。对经销权，当时法律未做规定。

案子刚立，已成焦点。

翻阅大量资料，查阅国外判例，向相关部门调查咨询，竭诚请教专家学者……依据法律原理、商业惯例，宋鱼水开创性地以“丧失商业信誉”为由，支持被告总经销商解除经销权。

这份判决书，被全国许多法院引为范例。

一年后，《合同法》颁布实施。“诚实信用”原则列在其中。

法槌，威严、神圣。

党员法官宋鱼水，一次次举起法槌，维护公平，倡导诚信，规范秩序，保障发展。

“市场秩序，从无序到有序，法律说话最有说服力！”提起宋法官，许多当事人坦言。

“法律也是生产力！”谈及宋鱼水和她知识产权庭的同事们，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法制处的杨东起满怀谢意。

求精

争当专家型法官，挑战新案、疑案、难案

新案，疑案，难案。

新时期，新形势，向法官提出挑战。

一名新时代法官，既要有维护改革、发展、

稳定的大局意识，又要有驾驭复杂案件、解决实

际问题的司法能力。

仅靠过去的知识底子、办案经验，仅靠一张笑脸、两袖清风，远远不够。

“争当专家型法官。”宋鱼水为自己定下目标，既提高学术水平，又加强审判能力。

海淀区法院的同事们，几乎都知道她的勤奋：

茶余饭后，坐车上班，观摩开庭，讨论案件，考察交流……一切可能抓住的机会，她都用来学习。

周围人，个个成老师，同事、律师、专家，甚至当事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干审判员，宋鱼水在庭里结案最多；

当副庭长，她成了审判疑难案件、复杂案件的“专业户”；

任知识产权庭庭长，她要求自己和庭里每一位同志：“力求每个案件的审理，都成典范；每份法律文书，都成精品。”

2003年，一家生产剪纸作品的公司焦急万分来起诉：“花了很长时间，投入几十万元！盗版，让我们面临毁灭性打击。”

审案要时间，公司的损失随之一天天增加……

该案法官马秀荣决定适用“诉讼禁令”，先行裁定被告停止制作、销售，避免权利人损失扩大。

“诉讼禁令”，此时还是一项“纸上”的法律，无人使用。

作为庭长，宋鱼水果断支持。报请院领导同意后，“诉讼禁令”在我国首次适用。

确认网络传播权、部分判决……为了提供一个公平、优质的法制环境，宋鱼水和同事们一道，创下了多个“全国首例”。

有能力，有责任感，有大局意识。

正是千千万万个宋鱼水，在平凡岗位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奉献。 （记者吴兢 李章军）

5. 判决书从哪些方面展开分析

判决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能的最终表现。我国人民法院判决书之内容几十年皆为事实陈述、法律适用、判决结果三大块式。这与改革开放特别是民主法治建设之态势格格不入。不可否认，现代国人法制观及其意识已非前人可比，即由事实（个案比照）积累而知晓法律变为由法理分析及法律规定而研习法律。环境更易、法制演变、意识更新之今日，强烈要求法随时变，判决内容因势而改，理应增加法理分析内容。
一、有关国家判决中法理分析情形
1．英美法系国家
在英美法系国家，其法律由法院采取一种从案件到案件的推理（Reasoning from case to case），反复斟酌案件本质及合理性，依归纳方法逐步发展而来。判决即为法源，即判例法。从思维对象看，奉行个案思维即就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思维。“在普通法法律家富有特性的学说、思想和技术的背后，有一种重要的心态。这种心态是：习惯于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观察事物，相信的是经验而不是抽象概念；宁可在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每个案件中似乎正义所要求的从一个案件到下个案件谨慎地进行，而不是事事回头求助假设的一般概念；不指望从被一般公式化了的命题中演义出面前案件的判决……”。[1]高度地总结概括技能要求有高品质法官，也就能造就出高品质法官。这一点从英美法系法官选任上体现出来。英美法系，法官大多从一定年限律师中选任，大部分为大学教授和政府公务员。特别是最高法院法官，任职时大都五六十岁，学识渊博、声誉卓著，且为终身制，其所为之判决，集自己学识、人格、对法律奉献精神于一体，不为他方权势所困，弃官式语言之呆板、圆滑而以优美典雅之文风极力阐释自己独特见解。因此，极具浓厚美学韵味，又含深刻法理兼容极高艺术性之判决不断奉献于世人面前，使人领略到五彩斑斓法律判决之美而倾心研读关注。因之，在英美法等国家遂有“国可以一年无君，但不能一日无法（法官）”之景观。在这种法制氛围下，法官特别重视事实资料和经验知识积累，深入研习各种解决方法之可能性及后果，能认真充分考虑控辩双方见解，推动法制向前发展。在其判决中，判决理由（rationale）之法理分析为最主要内容。
2．大陆法系国家
大陆法系国家，均属成文法国家，但因文化背景传统不同，判决亦各有特色。如法国，最高法院判决内容、结构和文风都是法国法律思维特殊类型极端表现。从字面上看，法国法院每一个判决都是一个单独句子组成。所有判决理由都可以从这个夹着一连串的以“鉴于……”为开头句子中发现，判决书中无专门叙述案件事实段落。判决通常措词简洁、文字精炼、表达清晰、说理简明扼要。当然，这与法国司法体系密不可分。不过这种过于僵化模式，使判决书变成空洞形式仪式书，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他们建议判决书放弃以“鉴于……”形式开头之千篇一律制作模式，主张法官应在判决书中说明其论证，解释其判决原因，另外也不应隐瞒任何相关考虑。[2]当然，司法体系不改，判决书文风亦不会更改。
德国，18世纪，理性法影响了人们思想，成为许多改革运动精神动力。理性法学者以严谨的、逻辑数学的演绎方法著称。19世纪末，法律实证主义盛行，以法律无漏洞即一切法律问题可就现行法规定依逻辑推理寻得解决和法院严格依法判决，不能逾越法律规定为两个基本信念，使判决拘泥条文，立论重逻辑推理。至本世纪初，利益法学派崛起，力倡判决应致力于确定法律程序中固有之价值判断，并以之衡量所涉及之各项利益。二战后，在“盟国”干预下，力图构建法治国体系。法院判决一方面反映德国传统特色，旁征博引，逻辑严密，论述详尽；另一方面，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重要制度影响现代世界法制，为世界许多国家判决效仿。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判决也具德国气息。
二、我国判决书中，增加法理分析之必要性及意义
有法谚曰：法律是“理”与“力”的结合。有“理”无“力”乃道德；有“力”无“理”乃强权政治。判决反映国家意志体现社会理念，理应“理”“力”兼具。“理”即法理分析，“力”即法律规定。“理”“力”结合——判决结果。何为法理？法理即由法律根本精神演绎而得之法律一般原则。[3]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称为“由法律精神所得之原则”；意大利民法称为“法的一般原则”；奥地利民法称为“自然的法原理”；日本民法称为条理。所谓条理，指与法律（包括习惯法）调和的法命题。[4]
现代法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公开原则为一切机关活动基本原则。就法院审判言，公开包括案由公开、审判公开（法定不公开除外）、判决理由公开、适用法律公开、判决结果公开等。英国大法官Lord Acton曾言：“秘密使人腐化，在司法亦然，任何事务经不起讨论及公开的均非妥当。”[5]在专制时代，强权即真理，判决本身有不可告人秘密，何来公开？在法治时代，法庭审理案件，须经如下判断过程：首先，事实判断。即对所争事实，根据证据取信原则，依据程序法，作出事实认定。其次，价值判断。在事实判断基础上，依据正义、理性即法理进行法理分析，得出分析结论。在此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对欲适用之法律做出解释说明，以达明理。再次，法律判断。即基于事实认定、法理分析，寻找以该法理为理念，并适于该事实判断之法条。第四，判决结果。上述判断之必然产物。法庭审理即围绕上述四层次展开，亦应为判决书所体现。间或由于东方人重实体、轻程序之传统，我国判决仅做到审判公开之程序性公开，而未做到判断理由公开之实体性公开。久而久之，所为之无价值判断之乏理性的法律判断使人不惑而厌恶，有可能演化为对“恶法”（公民视其为）之抵触与反抗。此非法价值所欲容。
现代社会，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人们无暇顾及每一部法律规定。相反，却关注于身边每一判决，极欲知晓判决所含法理。这种强烈愿望与判决无法理分析之呆板面孔形成极大反差：很少有人对判决书细心品味，或热烈讨论，代之以仅看事实陈述与判决结果。判决宣传法律、张扬法治目的很难达到。这种连判决书中法律规定（法条适用）都不看之现实，难道不是对判决书中应有法理分析之呼唤？
笔者之所以力倡判决书中应有法理分析，还基于如下考虑：第一，它能增加判决说服力，提高判决质量。法律是一门科学，每一法条背后皆有科学基础即法理。无论哪个国家，不可能采取诸如：“基于精神病患者在患病期间，其表意行为难断真否，故其实施之民事行为因其意思表示欠缺有效要件而无效”之类方式制定法律。而采用简洁、严明方式直叙其意，其所含理念交由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中阐释。这就促使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细心研读法理，采取慎重务实态度，正确找法。据此，生成判决书多具法理依据，此即有助提高判决书说服力，确保高质量判决书产生。
第二，它能促进法律进步，有利于民主法治建设。实务中，因出现法条竞合乃至冲突，司法解释前后不一，本法与解释有别等情形时，判决如无法理分析，人们很难知晓法官如何这般处断。胜诉者，有侥幸感；败诉者，心有难服之处，甚至断定对方有后台或给法官行贿使然。因无法理分析，致判决无明理之效，当事人上诉与否，一片茫然。外界无从监督法院审判。如果有法理分析，当事人就能断定其胜败（诉）之处，可否当然，上诉与否，成竹在胸。对这类判决，必心服口服，主动履行。基于此，减少诉累，提高法院审判效率就成为现实。对某一判决法理分析若存异议，此即有争议之法律问题，必引起学者及实务界广泛关注，激烈讨论，其结果必利于争议解决，新制度创制，进而推进法理学的发展，促进法律进步。故关注、讨论、认同法理分析之过程，即为民主法治建设发展之进程。如北京海淀区法院，近年来广泛邀请学界讨论一些争议较大疑案新案，审理出一些在全国有影响之典型案件，其实效有目共睹，其风可扬。
第三，有利于增加法官人格魅力，造就出中国之名法官。在传统三点一式（事实陈述，法条引用，判决结果）判决中，法官个人判决风格皆为机械呆板之程式覆盖。判决之优劣，审判水平之高低很难体现。法官高尚人格价值，不为世人知悉认同。久之，法官中必生不思进取，敷衍了事等“大锅饭”病。笔者多年司法实践，感触颇深。如某中级法院二审民事判决，近2000字判决书中，错别字和不知其意之字达29处。当发出检察建议后，竟将卷内判决撕走，又附新打印判决！具有法学学士学位之法官尚且如此，其它法官真不敢想象。也许这仅是特例。司法正义，源自法官正义人格。如果判决书中有法理分析内容，法官个人学识、观点、方法充分跃然纸（判决书）上，为众人知悉，一方面，增加法官责任感和进取心，提高竞争意识，促使法官学术上虚心学习不断进取；工作上勤勤恳恳，每一案件皆悉听双方当事人意见，认准事实，寻准法源，使其所办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此即能展现法官独特办案风格，此风格，“就形式而言，为判决之结构及措辞；就内容言，为判决理由之做成，尤其是关于立法资料，学者见解之参酌，法律外因素之考虑以及推理论证过程等。……”[6]另一方面，可以建立正义、公平、理性之法官独立人格典范。这一点正是我国社会所急需和要树立而又缺乏者。如果判决中有法理分析，透过判决，可将名法官渊博法学思想，崇高敬业精神，博大人格魅力凸现出来，为法律工作者及公民所敬仰，为社会所肯定和力倡。因之，此高尚法官独立人格价值，乃社会之宝贵财富，法治盛世之显著标志，亦乃社会大众之万幸所在。然此独立人格价值之造就，基于：一、法官公平、正义及独立人格的培养。客观上，建立保障法官能独立之物质基础，与其职业成本相符之薪金（较其它职业成本为高，故高薪）。强化法官职业教育，建立严格资格考试，使法官有自觉提高自身品质紧迫感、自觉性。法官应清醒认识到，无公平独立之人格，便无法在法官阶层中生存。其二，整个司法制度之科学定位。我国已走过艰难法治历程，传统行政司法于一身之县衙作风，在一些党政领导中时有体现。理顺党与司法关系乃实现法官独立人格价值之关键。从理论上讲，未能或尚未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党的意志，不能左右司法行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不能制定法律。”党的政策或者领导人讲话、要求等不能作为法院办案“政策”或“现实”依据。[7]党对法治之领导，应体现在立法领导和工作监督上。即只能将党的意志，经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之法律，然后领导全国人民并模范遵守法律。否则，“严格执法”演化成“根据形势需要”执法。[8]人民群众特别是全国人代会上，代表们对当前执法存在问题极为不满就说明这一点。党绝不能对法官检察官进行思想组织领导，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失职或有违法之处，党应通过党在人大中的党员代表提出质询案或罢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