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判决的案例

⑴ 找5个法律案例，真实的

第一个

近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敲诈勒索案，一审分别判处被告人李亚东、李红有期徒刑三年和二年零六个月。
2009年1月4日，刑满释放不久的李亚东、李红预谋采用盗窃骨灰的方式向死者家属勒索，并用他人身份证办理了用于作案的银行卡及移动电话。23日晚，二人窜至嘉兴经济开发区一座坟墓，用锤子砸开朱某的父亲的墓玻璃，盗走装有骨灰的骨灰盒，将写有联系方式的蛇皮袋留在墓中。朱某获悉后打电话联系时，二李索要1万元。事后，朱某向二李提供的银行账号内打入2000元，但李亚东坚持索要剩余8000元。朱某报案后，二李不久落入法网。
法院审理认为，李亚东、李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盗窃死者骨灰要挟死者亲属的手段敲诈勒索他人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鉴于二人均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

第二个

近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数罪并罚，合并判处被告人李刚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23万元；判处张迎庆等7名被告人十二年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007年1月至2008年5月间，李刚、张迎庆伙同他人，结伙采用虚构或冒用单位名称、租用办公地点、私刻单位公章和牌匾、办理固定和移动电话、伪造工资收入证明等手段，使用假招聘等方式获得他人身份证明后向沈阳市、丹东市等地银行申领信用卡160多张，冒充申请人接听银行的核实电话，骗取银行的信任，在收到信用卡后持卡进行恶意透支，造成多家银行损失100余万元。

2008年5月，李刚伙同他人使用虚假身份证向光大银行、招商银行申领5张信用卡，但在两银行发放之前被抓获。

第三个

记者从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获悉，亳州市公务员考试舞弊案5人因涉嫌故意泄露或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日前被检察机关逮捕。
6月14日，亳州市举行的安徽省招收公务员考试下午开考5分钟左右，无线电检测车即检测到亳州职业技术学院考场信号异常，经警方技术确认和现场搜索，当场查获张超、王宇、周云鹏等人。
经初步查明，今年4月，为使王昆通过安徽省公务员招警考试，张双翼让张超购买了一套考试作弊设备，考前张超与王宇、周云鹏联系要求考试时予以帮忙。6月14日，王昆携带作弊设备进入考场，张超、张双翼、王宇、周云鹏、杨从坤(另案处理)则分别驾驶两辆轿车到亳州市职业技术学院考场。考试开始后，王昆通过微型摄像头将试卷题目传送给王宇、周云鹏做好答案，再由张超用对讲机把答案传给王昆。
目前，谯城区检察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将王昆、张超、张双翼逮捕，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将王宇、周云鹏两名试用民警逮捕。

第四个

昨天凌晨3时左右，正是台风“莫拉菲”袭击深圳之时，有人趁着暴风骤雨行凶作案，罗湖区莲塘畔山花园14栋108房住户遭遇不测，家里五人，两人被杀一人受伤，夫妻双亡，两岁多的孩子幸免于难，孩子的姥姥被打昏，老保姆被捅伤。

据小区管理处有关人士介绍，昨天凌晨大约3点多，莲塘派出所民警接到警情赶来，进门一看，走道、客厅地面上都是血，两岁多的孩子和姥姥坐在沙发上，老保姆肚子被捅伤倒在客厅门边，女主人倒在洗手间门边已经死亡，男主人则在12栋边的白色轿车后备厢内已经死亡。民警到场后，将受伤的保姆送往医院抢救，两岁多的孩子和姥姥被民警接走。

畔山花园管理处有关人士介绍，案发时风大雨大，巡逻的保安员没有发现异常，直到凌晨3时许民警赶到才知发生大案。随即，保安员跟随民警在小区内搜捕凶手，但找了很久也没有结果，作案工具也没有找到。

小区居民们介绍，这户人家搬入小区快三年了，一对夫妇30来岁，是湖南人。男的做家具生意，女的做保险，女主人的母亲照顾不到3岁的孙子，家里还有一个老保姆。出事的夫妇俩平时很少和小区居民来往。

昨日，罗湖警方有关人士证实该案中一对夫妇死亡，保姆受伤，两岁多的孩子安然无恙，孩子的姥姥曾被打昏，但没有大碍。至于案发原因，警方没有透露。

第五个

近日，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沈某夫妇向刘某公开赔礼道歉并补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2007年7月，沈某与前妻刘某离婚，女儿由沈某抚养。后沈某与朱某再婚。今年4月3日，朱某拿着伪造的刘某身份证，以刘某的名义起诉，请求判决变更女儿抚养权。承办法官在审理中发现破绽，沈、朱夫妇被迫承认为了生育二胎而想出了这条“妙计”。事后，法院对沈、朱二人各罚款1000元，公安机关对朱某罚款200元并收缴了伪造的身份证。今年6月，获悉上述情况的刘某怒不可遏，一纸诉状起诉到法院，要求朱某立即停止侵犯她的姓名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考虑到沈、朱二人能及时认识错误以及其过错程度等因素，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元较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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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典型案例

沈甲、叶甲等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2）金东刑初字第301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沈甲，男，198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大学，原系兰溪市人民法院永昌法庭助理审判员，后调任兰溪市香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因本案于2012年3月26日被兰溪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4月9日被依法逮捕。
辩护人张某某，浙江某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叶甲，男，197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大学，原系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因本案于2012年1月18日被兰溪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4日被依法逮捕。
辩护人王某某，某丙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倪某某，浙江某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姜甲，男，198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原系兰溪市永昌镇雅宏建材厂负责人。因本案于2011年11月30日被兰溪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被告人包某某，男，1980年2月6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大学，无业。因本案于2011年12月1日被兰溪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检察院以金东检刑诉字（2012）26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沈甲、叶甲、姜甲、包某某民事枉法裁判罪一案，于2012年9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郑玲出庭支持公诉。上述被告人及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12月，被告人姜甲为保住其经营的兰溪市永昌镇雅宏建材厂已被查封的资产，通过被告人叶甲从被告人沈甲得到相关咨询及具体操作方法。被告人叶甲要沈甲如案件起诉由沈甲亲自办理，并告知该案债务大部分是虚假的，许诺事成后给予好处。之后由叶甲伙同姜甲、包某某，将姜甲向包某某借款由100多万元虚增到500万元，并由叶甲起草了500万元的借款抵押协议，沈甲也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指导和点拨。叶甲又提供申请解除该厂财产保全申请书并通过沈甲予以解除查封。为此被告人叶甲、姜甲、包某某向有关部门办理500万元借款抵押手续。期间被告人叶甲、姜甲、包某某多次宴请沈甲，并由姜甲给予沈甲购车款2万元及价值2000余元的汽车装潢。之后还在永昌法庭四被告人共同商量对策。该虚假借款案于2010年6月，在严重违反程序下进行开庭，且违背事实进行判决。因他人怀疑申诉，最终案发。案发后被告人姜甲、包某某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叶甲于2010年7月26日收到沈甲退还2万元购车款后却未归还姜甲。
以上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搜查笔录及侦破经过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沈甲与被告人叶甲、姜甲、包某某共同实施民事枉法裁判，情节严重，四被告人应当以民事枉法裁判罪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被告人姜甲、包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综上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沈甲对起诉书指控其犯罪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人叶甲没有向其许诺事成给予好处，当时他们讲真正的债务有三百多万元。
被告人叶甲对起诉书指控其犯罪无异议，但认为沈甲退还的2万元的购车款事后其已给还姜甲。
被告人姜甲对起诉书指控无异议，认为虚增借款是叶甲提出来。
被告人包某某对起诉书指控无异议，认为其参与主要想保住自己对姜甲的债权。
被告人沈甲的辩护人提出，叶甲没有对沈甲讲过债务大部分是虚假，并许诺给予好处；事后也没有在沈甲办公室共同商量对策；沈甲由于主观上认识错误，认为是他们自己搞虚假与己无关；在具体操作中叶甲起主要作用；本案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沈甲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综上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叶甲的辩护人提出，叶甲不是本案的起意者；不是叶甲许诺给沈甲好处，应该是姜甲；2万元叶甲已退还姜甲；指控共同商量对策不事实；本案认定姜甲、包某某系民事枉法裁判罪共犯没有依据，因他俩没有参与裁判当中，起诉书认定他俩从犯，无形中提高了叶甲的作用量刑；事后叶甲抽回委托书资料，也有“刹车”心里；本案定罪是情节严重，但实际最终结果社会危害性已减小，案发后认罪态度也较好，有悔罪表现，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姜甲从他人转让得到兰溪市永昌镇雅宏建材厂（以下简称雅宏建材厂）资产，因该厂及姜甲本人债务较多，姜甲为达到保住该厂的资产，于2009年底通过被告人叶甲向被告人沈甲得到了相关咨询即所谓抵押优先受偿权。期间被告人叶甲、姜甲、包某某多次宴请沈甲，叶甲、姜甲还要沈甲到时案件起诉予以关照并会有“好处”的。同时在被告人叶甲指使下，姜甲通过自己的好朋友也是自己的债权人即被告人包某某，策划使双方原有本息计100多万元的债权债务虚增扩大至500万元，尔后由叶甲起草了500万元的借款抵押协议书，被告人沈甲从中也给予了指点。因雅宏建材厂财产已被债权人叶乙、何某起诉查封（已由沈甲审结），被告人叶甲利用自己曾是叶乙、何某诉讼时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冒签叶乙、何某名字要求解除查封的申请书提供给沈甲。为此被告人沈甲于2010年1月25日到有关部门解除了雅宏建材厂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查封。被告人叶甲也随即陪同被告人姜甲、包某某到有关部门申办500万元借款抵押事项，以便能得到优先受偿权。
2010年3月1日，因沈乙向兰溪市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人姜甲归还借款90万元，并查封了雅宏建材厂的财产。为此，被告人叶甲即作为包某某的诉讼代理人将该虚增借款标的500万元也起诉到兰溪市人民法院永昌法庭。沈甲因自己买汽车缺款，通过叶甲由姜甲代支付了2万元购车款及给予2000余元价值的汽车装潢。被告人沈甲接到庭里分案后，与同伙搞形式上调查和开庭，并于2010年6月对该“500万元借款抵押优先受偿权”予以确认判决。因沈乙怀疑该案有假，为了掩盖，被告人叶甲伙同沈甲及姜甲、包某某，对案卷有关代理委托材料抽离及程序材料签字等进行了变更。被告人沈甲也于2010年7月26日，将2万元购车款汇给叶甲予以退还，而被告人叶甲却没有返还姜甲。
被告人包某某于同年7月底向兰溪市人民法院对该案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沈乙向兰溪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最终案发。案发后被告人姜甲到兰溪市检察院投案自首；被告人包某某到兰溪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兰溪市公安局扣押了被告人叶甲人民币20700元。被告人沈甲向本院退出2000元的汽车装潢费。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1、被告人沈甲、叶甲、姜甲、包某某的供述和辩解，其中在侦查阶段叶甲、姜甲均交待到对沈甲讲过事成会有好处，包某某也证实姜甲讲过。姜甲还交待，不知沈甲已将2万元退给叶甲，叶甲也没有退还我，而叶甲交待2010年10月姜甲向其借5万元。2、书证借款抵押协议、民事起诉状、委托代理合同、民事判决书、裁定书等。3、证人沈乙、姜乙、叶乙、何某、尹某等人的证言。4、勘查笔录、刻录光盘、扣押清单；5、四被告人身份材料及侦破经过等。
本院认为，被告人沈甲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审判活动中，徇私利，故意违背事实、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枉法裁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被告人叶甲、姜甲、包某某虽不是司法工作人员，但与司法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参与民事枉法裁判，应按共同犯罪论处，均已构成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其中被告人姜甲、包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且案发后投案自首，本院将给予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证据，被告人沈甲及其辩护人认为“没有许诺好处费”不成立；被告人叶甲及其辩护人认为2万元叶甲已退还姜甲也不成立。本院将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酌情量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沈甲犯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3月26日起至2014年9月25日止）。
被告人叶甲犯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1月18日起至2014年5月17日止）。
被告人姜甲犯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被告人包某某犯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被告人叶甲收到沈甲退还的2万元赃款依法予以追缴并予以没收，由兰溪市公安局在叶甲的扣押款中上缴国库；被告人沈甲退出的2000元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⑶ 司法考试刑法经典案例分析（五）

十二、犯罪中止

[案情]

被告人：刘某，男，31岁，农民。

1991年6月，被告人写信给当地一专业大户，“借3万元钱给我买汽车，5日后下午5时40分你一人到某公园假山后找我，如果不带钱或带来他人，小心你女儿。”5日后，被告人按自己定的时间来到某公园，远远看到假山旁有一人提包在等人，在他试图接近该人时，发现公园内游人较多，且假山旁经常有人出现，于是，他在公园内转了3小时左右，终未接近该人，最终放弃，走到公园门口处，被公安机关抓获。

[问题]

犯罪中止应如何认定与处理？

[判决]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刘某的行为属于自动放弃实施犯罪的行为，因为他可以接近或接触被害人，却基于自己的意志，终于放弃，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所以被告人的行为是犯罪中止。

[法理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所谓犯罪中止就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的行为。构成犯罪中止，必具备以下要件：首先是必须在犯罪过程中停止犯罪，即犯罪中止只能发生在犯罪预备，犯罪实行和实行终了之后，犯罪结果发生之前的过程之中。换言之，只有在犯罪预备至犯罪既遂之前的过程中停止犯罪的，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其次是必须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所谓自动中止犯罪就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停止本可以进行下去的活动。再次是必须彻底地停止犯罪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所谓彻底地停止犯罪，侍滑就是行为人打消了完成该种犯罪的念头而不实施该种犯罪。由此可以看出，犯罪中止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主观上自动放弃了意图，客观上中止了犯罪或者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认定是否为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罪，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从以上分析犯罪中止的成立条件来看此案，我们认为，刘某的行为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而只符合犯罪未遂的的基本特征。因为：被告人刘某因作案现场的不利情形放弃了犯罪行为，是基于客观上的不利因素不得已被迫放弃的，而不是出于被告自己的内在意志停止可能进行下去的活动。被告人发现公园内游人较多，且经常有人在假山附近出现，被告人因此受阻或感到恐惧认为自己不可能完成犯罪而停止了犯罪的行为，这不属于犯罪中止，而是犯罪未遂，故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十三、共同犯罪

[案情]

被告人：李某，男，50岁，某法院助理审判员。

被告人：赵某，女，48岁，某纺织厂职工，与被告人李某系夫妻关系。

1990年7月，某县银行干部余某因挪用本单位资金罪被依法逮捕，余某之妻徐某找到同厂好友被告人赵某，要求赵某请其夫被告人李某帮忙，想办法将余某放出来，并表示一定给予重谢。赵回家后对李讲了这件事，李拒绝说：“此案不在我手里，我不能做到。”赵听到后很生气，骂李某没用，死脑筋，送上门来的钱都不要。李仍然不答应，说：“我不是不想要钱，而是不能要，弄不好自己要坐牢的。”赵听后大哭大闹，并声称要与李离婚，李听后说：“那听你的，看她愿意拿出多少钱。”赵上班后告知徐某，徐某回家后，拿出家中密藏的未被检察院查出的现金5000元，又向同厂职工、邻居借了5000元，于当晚送到了赵家，赵、李收下了1万元现金。被告人李某拿到钱后，想方设法把余的案子争取到由自己办，并在提审被告人余某时，支走同去的书记员，告诉余某如何在法庭上回答问题，由于徐某借钱的职工中有一个与赵某不睦，写检举信给李某所在法院的领导，法院领导找李某谈话，李某如实交代了受贿事实。1990年12月退赃时，被告人赵某和李某退出赃款1万元。

[问题]

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哪些形式的共同犯罪人？

[判决]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某是有身份者，被告人赵某是无身份者，本案属于无身份者教唆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所以赵某应依李某的行为定受贿罪。

[法理分析]

根据《刑法》第25条规定，所谓共同犯罪就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为：首先，从犯罪主体来说，必须是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实施犯罪。其次，从犯罪的客汪培观方面来说，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犯罪，互相联系互相老陵腊配合，从而构成一个统一的犯罪活动的整体，每一个人的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都有因果关系。共同犯罪行为的形式有共同的作为，或者共同的不作为以及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根据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可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所谓主犯，就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从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犯罪分子。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

据此上述，我们认为，赵某与李某的犯罪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因为：首先，从主观上看，当被告人赵某要被告人李某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将余某放出来，并收受余某之妻徐某的贿赂时，李某开始不同意，后经赵某的多次劝说、逼迫，李某终于同意。到此，共同受贿的犯罪故意已经形成。其次，从客观上看，被告人赵某利用被告人李某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被告人李某实施了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表明两人行为已经形成既有分工，又相互联系的共同受贿犯罪行为，被告人赵某虽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但伙同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被告人李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因此，属于受贿罪的共犯，并应以受贿罪对其定罪判刑。

因此，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十四、数罪并罚

[案请]

被告人：潘某，男，32岁。

被告人潘某以下广西做工为名，将××县挽兰乡女青年王某骗到广西某县，以3500元人民币卖给该县村民李某，因村民需要该女青年的婚姻状况证明，先付2000元，待潘将此证明办来后再补1500元。潘返回××县后，即找到田某（另作处理），请其帮忙私刻“××县挽兰乡政府”公章一枚，刻好后，潘某将事先写好的假证明盖上章，即将印章销毁，后二人将此证明带到广西某县李某处，补得1500元。

[问题]

如何正确区分一罪与数罪？数罪并罚有几种类型？

[判决]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潘某以出卖为目的，将拐骗的女青年王某卖与他人的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被告人潘某虽有私刻公章并伪造婚姻状况证明的行为，但其行为并不单独构成伪造印章罪，因为该行为只是潘某诈骗李某1500元的手段行为，被告人潘某又构成诈骗罪。

[法理分析]

数罪是相对于一罪而言，一罪是指一人犯一罪的情况，而数罪是一人犯两种或两种以上罪行的情况。一罪又可分为实质上的一罪与法定的一罪，其中实质的一罪包括想象竞合犯、结果加重犯和继续犯，法定的一罪通常包括结合犯和惯犯。处断一罪是实质上数罪，处断上按一罪处理，包括连续犯、牵连犯和吸收犯。数罪又可按不同标准分为同种数罪与异种数罪、并罚数罪与非并罚数罪。我国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通常采用“犯罪构成标准说”，也就是说，应以犯罪构成的个数为标准确定犯罪的单复，具备一个犯罪构成的为一罪，具备数个犯罪构成的为数罪。

数罪并罚是刑罚适用的基本制度之一，是指人民法院对一行为人在法定界限内所犯数罪分别定罪量刑后，按照法定的并罚原则及刑罚计算方法决定其应执行的刑罚的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必须是一行为人犯有实质上的数罪或独立的数罪；第二，一行为人所犯的数罪必须发生于法定的时间界限之内；第三，必须在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的基础上，依照法定并罚原则，并罚范围和并罚方法，决定执行的刑罚。我国刑法关于数罪并罚适用期限及不同并罚方法的基本内容主要有：第一，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依照《刑法》第69条规定的原则进行并罚；第二，判决宣告以后，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依据《刑法》第70条规定的“先并后减”方法进行并罚；第三，判决宣告以后，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依据《刑法》第71条规定的“先减后并”方法进行并罚；第四，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的，或者发现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进行并罚；第五，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期限内再犯新罪的，应依《刑法》第71条的规定进行并罚，如发现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依《刑法》第69条的规定处罚。

据此分析上述案件，我们认为被告人潘某的行为应构成拐卖妇女罪和诈骗罪两个犯罪。理由是：其一，被告人潘某将女表年王某骗到广西并出卖给李某，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且属犯罪既遂，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行为之一的，就应构成拐妇女罪的既遂，并不以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营利为必要条件。其二，被告人潘某在完成拐卖妇女的犯罪之后，出于骗取剩下的1500元的目的，私公章伪造王某婚姻状况证明，骗取李某1500元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诈骗罪。至于私刻公章的行为，并不单独构成犯罪，它作为手段行为与诈骗他人钱财的目的行为构成牵连犯罪，应按诈骗罪一罪论处。

被告人潘某的行为构成拐卖妇女和诈骗罪，应按《刑法》第69其理由是：被告人潘某的行为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拐卖妇女罪，第二阶段是诈骗罪。被告人出于两个故意，实施了两个行为，构成两个犯罪，并且两罪都是在被判决之前犯的，所以应按《刑法》第69条之规定实行并罚。

⑷ 五大常见案例分析！买卖商品房遇上这类案情，法院会如何判决

买房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人生大事，每一位购房者都期望可以顺利买到心仪的房子，然而现实生活中关于购房的维权纠纷时有发生，遇到这类案件该如何处理？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凤凰网房产携手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为你分析常见的购房和维权案例。

1、“双合同”销售房屋引发纠纷该如何解决？

基本案情：

某房地产公司与购房人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约定房屋是装修交付。同时，购房人与案外人某装修公司签订《装饰工程委托协议书》。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购房人支付了装修款和房价款，两公司分别开具了发票。后因房地产公司逾期办证产生纠纷，购房人起诉要求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购房人述称其签订的《装饰工程委托协议书》是在售楼部签订，签完后由房地产公司拿回去盖上房地产公司的公章。装修公司不予确认，但并未明确否认。购房人称装修款项是支付到房地产公司的账户。

一审法院判决：

一、房地产公司为购房人办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并交付给购房人。

二、房地产公司向购房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标准：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的标准]。

二审法院判决：

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

二、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房地产公司向购房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以房屋价款1603785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的标准，从2017年11月1日计至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办妥之日止，违约金总额以本金为限]。

裁判要旨：

近年来，在政府对房地产市场不断出台调控政策下，部分楼盘开发商利用“双合同”（买卖合同+装修合同）模式销售房屋引发纠纷。开发商主导购房者与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并非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房屋进行装修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6条的规定，签订装修合同是双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故该装修合同应为无效。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是签订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以虚假的装修合同表现出来的行为后果应该由真实的买卖合同来承接，故案涉房屋实际交易价款应为买卖合同价款与装修价款之和。

2、面对虚假销售宣传，法院会如何判决？

基本案情：

某房地产公司与多个购房户分别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各户所购房屋面积及价款不等，房款均已付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购房者获悉房地产公司销售宣传的“水景公园”区域实为市政公用设施用地，该区域市政规划也未明确存在“水景公园”规划建设。并且，购房者所购商品房临近“变电站”项目，该变电站属于电磁强辐射设施，对所售商品房的居住品质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是在购房者购买商品房时，房地产公司从未以任何方式告知过该变电站在所售楼盘临近选址规划拟建的事实。购房者以房地产公司对并不存在规划建设的“水景公园”进行虚假销售宣传，故意隐瞒高压变电站选址规划拟建的事实，构成欺诈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

被告房地产公司补偿购房等人损失（金额按照购房款2%确定）；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出卖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给买受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3、房屋认购定金能否退还？

基本案情：

吴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房屋认购单1份约定：吴某认购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屋一套，认购总价为人民币1000万元，签订认购书时付定金人民币52万元；签署认购书后，购房人应在10月10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及本房屋认购单至售楼处签约，逾期按购房人违约处理，卖方可不经催告，将房屋另行处置。购房人所交定金，不予退还。……当日，吴某向该公司支付了52万元，该公司向吴某开具了收款事由为“订金”的收据。后因为双方在10月10日为花园问题没能达成一致意见，致使认购书约定需要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也没能订立。10月14日，该公司向吴某发出违约告知函，称认购单已经失效，所交定金52万元不予返还。房地产公司承认其销售人员在销售时曾经承诺购整层房屋赠送花园。双方一致认可是因为花园问题没能达成一致意见，造成商品房买卖合同没能订立。

一审法院判决：

某公司应在七日内返还吴某定金52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定金只是合同双方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就商品房买卖进行诚信谈判的一种担保义务。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后，只要当事人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了诚信磋商，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原因是双方当事人磋商不成，并非一方当事人对认购协议无故反悔，应认定双方均已履行了认购书约定的义务，对未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均无过错，定金罚则不应适用，卖方应向买方返还定金。

4、房屋交付不符合标准，购房者该怎么办？

基本案情：

张某与某房地产公司分别签订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张某购买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房屋两套，合同约定房屋价款分别为99万元及14万元，两份合同均约定交房日期为2017年2月16日前，房屋交付条件为“该商品房五大主体验收合格”。合同签订后,张某依约缴纳了购房款，但某房地产公司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房屋，且未出示房屋经过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及《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庭审中张某自认于2017年8月10日拿到房屋钥匙并开始装修。现张某主张房屋质量存在问题，双方产生纠纷。另，涉案房屋已于2015年9月25日经过五大主体即建设、监理、施工、勘察、设计单位验收合格。

法院判决：

某房地产公司应支付张某逾期交房违约金（从2月16日计算至8月10日）。

裁判要旨：

关于竣工验收标准问题张某与某房地产公司之间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条件为“五大主体验收合格”，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建设工程的验收由建设部门组织验收。因此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于某房地产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所在的楼座已经过五大主体验收合格，故涉案房屋已经达到交付条件。张某主张涉案房屋未经验收交付的理由不能成立。

5、购房者办理按揭贷款，却未如约向银行提供完整有效的申请资料，是否构成违约？

基本案情：

李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该商品房按建筑面积计算为80平方米，单价每平方1万元，总价款80元。李某的付款方式为签约时支付30万元，余款50万元申请按揭贷款。李某应向指定银行提供完整有效的申请资料，办妥按揭贷款所需的相关手续，逾期视为违约。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当日，李某向房地产公司支付了30万元的购房款。李某应最迟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当日向银行提供完整有效的申请资料，办妥按揭贷款所需手续。但是李某并未如约向银行提供完整有效的申请资料，没有按时办妥按揭贷款所需手续。为了催促李某尽快履约，房地产公司向李某发送告知函，但李某仍置若罔闻。

法院判决：

李某应向房地产公司支付违约金。

裁判要旨：

若商品房买受人以买卖合同中关于办理按揭贷款手续的期限约定不明确为由而拒不办理按揭贷款手续;在办理按揭贷款的条件已经成就，经开发商催告后买受人仍不履行办妥按揭贷款手续的合同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⑸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房产继承纠纷案例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安全，本文当事人均使用化名。
本文系房产继承纠纷律师靳双权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案件介绍：
黄成根和彭园原系夫妻，两人生育三名子女黄鹏、黄玉梅、黄媛媛。黄成根在1968年8月9日就去世了，此后彭园没有再婚。并且在2013年9月19日去世。502号房屋系彭园在1998年使用成本价购买，房价折抵了黄成根和彭园的工龄后购房款为1.6万，其中彭园支付了5000元，黄媛媛支付了1.1万元。
2006年9月29日，拆迁单位（甲方）和彭园（乙方）签订了回购新建住房合同书，约定：依照《房屋拆迁许可证》，甲方因建设项目需要，拆除乙方在拆迁范围内的房屋，该房屋面积67平米。乙方决定选择回购新建住房补偿方式，并自愿选择购买诉争房屋，房屋面积105平米，新建住房面积超出原住房38平米。一方回购该住房超出面积部分应当支付放宽为21.1万元，和该协议约定甲方应当支付的各款项相抵扣后，乙方实际应当支付的实际价款以附件《回购房搬迁抵扣单》为准。10月23日，黄媛媛缴纳了抵扣之后的房款15.8万。
2007年3月，彭园、黄鹏黄玉梅黄媛媛共同签署了一份名为收据的文件，载明住宅拆迁改造工程，原房屋变为诉争房屋，折抵后诉争房屋购置款为15.8万家1.1万元，该款项已经由房屋产权人彭园的女婿（黄媛媛的爱人）在2006年10月23日、1998年6月10日支付。经协商和其母亲同意，该款项由三子女共同承担，现将黄鹏应当承担的5.6万黄玉梅应当承担的5.6万交给黄媛媛、
2007年1月18日，经公证处公正，彭园立下《遗嘱》，该遗嘱内容为……我将诉争房屋留给我女儿黄媛媛继承，同时黄媛媛应当补偿给黄鹏黄玉梅各10万人民币，否则房屋依照法律规定继承。如果房屋不能简称，不能取得房产证，退回的购房款由黄鹏、黄玉梅各继承10万，剩余由黄媛媛继承。遗嘱一式两份，公证处一份，我一份，立遗嘱人彭园。2007年1月18日。
2009年1月18日，彭园和和房管处签订了《新建回迁房入住协议》，约定根据房管所和乙方签订的《回购合同书》，将诉争房屋交付乙方使用。此后彭园和黄媛媛张三一家入住了诉争房屋。
彭园去世后，三人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纠纷，遂黄媛媛将黄玉梅黄鹏起诉至法院，诉求法院判令由黄媛媛继承诉争房屋。

庭审过程：
法院庭审中，黄媛媛提交了一份2011年12月房管所下发的《关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有关事宜的通知》。根据黄媛媛叙述，产权单位要求产权人亲自去办理签订买卖合同的事宜，如果产权人不方便，需要去公证办理委托公证后由受托人前去办理，当时彭园不能行动，去不了现场，公证处说不能上门服务，所以不能办理。单位说可以暂缓办理。所以该房屋到现在还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也没有取得房产证。关于收据一节，黄媛媛认可收到了黄鹏和黄玉梅各自给的房款5.6万元。
法院经审理同时查明，彭园去世后，其单位向其亲属发放了一次性补助金17万元及丧葬费5000元共计17.4万，在黄媛媛手中持有。
法院在庭审中再次查明，黄媛媛名下的银行存折在2013年10月11日的余额为2万，此后在2013年10月12日、18日、21日分三次取走5000元，2013年10月21日的余额为5000元。其另一张存折在2013年8月9日的余额为9.7万元，该款在2014年12月30日分为四笔被转帐和支取，2015年3月21日的余额为232苑。
黄媛媛称第一张卡取走的1.5万用于丧葬费使用了，并提供了丧葬支出明细作证。经法院询问，黄鹏和黄玉梅程处理彭园丧葬事宜所用费用均系委托黄媛媛办理后一起结算的，因黄媛媛持有彭园的钱款，黄鹏和黄玉梅没有支付丧葬费用。黄媛媛账号内的9.7万元使自己垫付的诉争房屋装修款和购置家具费用，并递交了相应的收据和销售单进行作证。黄鹏、黄玉梅对上述明细不认可，表示家电和遗产无关，如果黄媛媛要的话可以拿走，黄鹏、黄玉梅不主张分割。
黄媛媛称彭园有理财产品，价值20万，在黄鹏手中，并提交了黄鹏制作的备忘录复印件，最后一页显示彭园的理财产品，自2000年起，本金9万，到今日增值到20万。
黄鹏对备忘录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这钱是彭园20年前送给自己的装修费，数额9万，存在黄鹏名下理财。彭园去世后，为了和谐，黄鹏表示愿拿出一部分分给大家，但钱不是遗产。

审理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一、诉争房屋由黄媛媛继承，待该房屋具备办理房屋所有权的条件时，该房屋归黄媛媛所有。
二、黄媛媛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黄鹏返还购房款5.6万；向黄玉梅返还购房款5.6万。
三、黄媛媛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黄鹏房屋折价补偿22.5万，给黄玉梅房屋折价补偿22.5万。
四、彭园名下存款共计10.2万，三人各持有3.4万。
五、彭园的补助金17.4万，三人各持有5.8万。
六、彭园的理财产品共20万，三人各持有66666.66万.

一审判决之后，黄鹏、黄玉梅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好的继承诉讼纠纷律师靳双权案件点评：
最好的继承诉讼纠纷律师靳双权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处置自己的个人财产。
根据我国《继承法》有关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集成开始之后，有遗嘱的依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的诉争房屋系因拆迁彭园名下的502号房屋后回购取得，应当属于彭园所遗留的合法财产。彭园在生前经公证机关办理公证遗嘱，明确诉争房屋由黄媛媛继承，并由黄媛媛向黄鹏、黄玉梅各补偿10万元，该公证遗嘱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鉴于诉争房屋并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因此应当待该房屋具备办理房产条件时归黄媛媛所有。
此外，在购买原502号房屋时，彭园的配偶黄成根虽然已经去世，但是使用了黄成根的工龄进行购房，工龄具备人们所认可的财产价值，属于财产性权益。对此，法院考虑到因使用黄成根的工龄而减少一部分购房款，就此部分财产权益，应当由黄鹏、黄玉梅、黄媛媛平均享有，因此黄媛媛应当给黄鹏、黄玉梅一定补偿，具体数额由人民法院酌情判定。同时在购买诉争房屋时，黄鹏黄玉梅对购房承担了一定的付购房款，应当视为诉争房屋所负债务，应当由黄媛媛偿付黄鹏和黄玉梅。
对于彭园名下的存款，此存款系彭园生前所遗留的合法个人存款，应当依照法定继承由继承人平均分割。
在本案中，因彭园去世所取得的抚恤金等虽然不属于遗产，法院为方便当事人分割，于本案一并处理，并无不妥。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所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抚恤金是基于被继承人死亡后所取得的具有精神抚慰内容的财产权益，是基于特定人身关系所产生的，并不是遗产的范围。法院为了保障原被告方便分割，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旨在减少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关于黄媛媛所主张的彭园的理财产品共计20万元，黄鹏曾写下备忘录称彭园的理财产品9万元，自2000年起至今已经增值到20万元。黄鹏在庭审中称该理财产品是彭园赠送自己的陈述和备忘录中的表述有矛盾，并且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遂法院未予采信其陈述。因此，20万元应当由三人依照法定继承平均分割。
综上所述，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律师提示：
二手房交易纠纷律师靳双权提示各位阅读到此文的当事人，像房屋交易这类大额财产交易，在签订合同、约定履约期限及其他相关事宜时一定要谨慎，多去了解一些相关的购房政策，如果遇到不知道的一定要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以此来避免日后发生纠纷。
当然，如果您遇到了纠纷，也不要着急，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好双方之间的往来信件、函件及短信等有关的证据，第一时间找到一位资深的专业房地产律师，以期最大限度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靳双权律师曾于2016年3月15日接受了新浪二手房节目的采访，如果您想了解有关二手房买卖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其他相关问题，建议您可以搜索“3·15特别节目：大律师告诉你二手房买卖小心哪些‘猴赛雷’”来了解更多资讯。

⑹ 民法案例分析。

李某失踪多年，其妻刘某生活艰难，欲与王某结婚，遂向A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仅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A县人民法院的B派出法庭于2009年9月30日受理了本案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由审判员林某一人独任审理，同时自己负责记录。审理过程中，赵某回家，发现妻子另有新欢，也欲离婚。庭审中，刘某提出分割赵某在失踪期间所取得的财产。人民法庭经审理，当庭作出了判决，准许刘某和赵某离婚，但未对赵某在失踪期间取得的财产作出分割。2010年1月10日，法庭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判决书，判决书上加盖了人民法庭的印章。在上诉期间内刘某提起上诉。
人民法院能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
本案中的简易程序有哪些方面与法律的规定不符？
人民法院对于刘某在诉讼期间提出的分割赵某失踪期间所取得的财产的诉讼请求应当如何处理？
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本案？
假定本案被发回重审能否适用简易程序？

⑺ 法理学案例分析:齐玉苓案|

【事件概要】齐玉苓原名“齐玉玲”，与被告人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学生。在1990年的中专考试中，齐玉苓被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陈晓琪预考被淘汰，但在陈父——原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一手策划下，从滕州市八中领取了济宁市商业学校给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入学就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银行山东省滕州支行工作。1999年1月29日，得知真相的齐玉苓以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陈晓琪、济宁市商业学校、滕州市第八中学和滕州市教委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同年，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赔偿精神损失费3.5万元，并认定陈晓琪等侵害齐玉苓受教育权不能成立。原告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该案二审期间，围绕陈晓琪等的行为是否侵害丛神了上诉人的受教育权问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001年8月2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作出终审判决，其判决书写道：“这种侵犯姓名权的行为，其实质是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判令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齐玉苓因受教育权被侵犯而获得经济损失赔偿48045元及精神损害赔偿5万元。作为实体法依据，该判决引用了宪法第46条、教育法第9条、第81条的规定。这一判决突破了我国不得直接引用宪法条文作为民刑裁判依据的司法惯例，在理论和实务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分析参考：由于侵害受教育权却在民法和当谨悉时的相关法律（当时教育法还没有颁布）中没有规定，所以，对于原告主张陈晓琪等的行为侵犯了其受教育权，并要求陈晓琪等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齐玉苓可否向陈晓琪等主张受教育权；

2）法院能否依据宪法进行裁判；

3）陈晓琪等的行为如果违反了宪法的规定，能否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依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受教育权属于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权利之实现与否对法治社会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可能受到来自国家力量的侵犯，社会上拥有优势地位的团体及个人，对于其他居于实力劣势之私人，亦有可能以压倒的势力妨碍其基本权利的实现。仅仅赋予公民得以基本权利对抗国家，仍难以保证其基本权利的实现。宪法作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宪法所追求的价值和理念为法治社会之首要。宪法必须得到实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必须得到实现。对于第三人侵犯宪法所保护之基本权利，自应当给予法律上之渗晌亏救济。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些规定，都无一例外地表明宪法基本权利不容侵犯，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不仅仅对抗国家的侵害，同时也对抗私人的侵害。陈晓琪等的不当行为，造成齐玉苓受教育的权利难以实现，齐玉苓有权向陈晓琪等主张其受教育权。

对于第二个问题，虽然长期以来人们存在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的观念，法院内部也有判决不援引宪法的惯例，但这些并不代表法院不能依据宪法进行裁判，我国宪法和法律也没有规定法院审判不得援引宪法。笔者认为，法院有权适用宪法。这是因为：

首先，宪法的适用权来源于宪法的实施权。宪法的实施又与宪法适用紧密相连。因为宪法规范是一种较为原则和抽象的规定，同时立宪者也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社会的发展，因此，宪法要得到实施必须赋予宪法实施机关以宪法适用权。没有这种宪法适用权，宪法实施机关的活动是难以实现的。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作为宪法的实施机关，自然应当享有宪法的适用权。

其次，人民法院在适用宪法时对宪法进行解释，并不与宪法将宪法解释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相违背。人民法院行使的仅仅是行宪解释权，行宪解释就其实质而言是有权国家机构在实施宪法、履行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和职责时，对宪法条文、规范原则以结构、功能和相关法律关系所作的进一步的说明。从法理上看，行宪解释一般只是适用、实施宪法的解释，并不是终极的宪法解释。

进一步说，在民事审判中适用宪法是人民法院的神圣职责。

这是因为，首先，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有责任保障宪法的正确实施。在民事审判中遇有违反宪法上规定的行为，自然应当依照宪法的规定予以纠正，在普通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自然有义务直接适用宪法中的规定对违反宪法的行为予以纠正。人民法院不履行这种职责的行为是违宪行为，应当由宪法监督机关予以纠正。

其次，违反宪法的判决是无效的判决。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一个违反宪法的判决自然不能成为有效的判决。人民法院的审判权是宪法赋予的，其实施审判权自然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宪法赋予人民法院审判权，又允许人民法院可以作出违反宪法的判决，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人民法院在普通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不顾宪法的规定对公民违反宪法的行为不予纠正，对公民应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不予保护，作出这样的判决本身就是违宪的，这样的判决是没有效力的。

当然，人民法院行使宪法适用权，不是没有界限的，而是有限制的。

首先，人民法院仅应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使宪法适用权，超越其职权行使宪法适用权是应当禁止的。依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依据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除此之外，宪法没有赋予人民法院其他职权，更不是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关。因此，并不负有追究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的职责。人民法院超越宪法赋予其的审判权的职责范围，行使宪法适用权本身就是违宪行为，应当予以制止。

其次，人民法院行使宪法适用权应当尊重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等国家机关的宪法适用权。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宪法和法律、法规中都作了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选择适用法律、法规，而不是直接适用宪法。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活动也是在其职权范围内适用宪法的活动，在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关未作出否定评价之前，这种宪法适用的活动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给予尊重。如果人民法院认为法律、法规符合宪法的规定的，则应当优先适用法律、法规中的规定，因为法律法规中的这些规定是对宪法中原则规定的具体化和生动体现，执行和适用这些不仅无损于宪法最高法的形象，而且能保证宪法得到更为有效的实施。但是，如果人民法院认为法律、法规不符合宪法的精神、原则和有关规定，这时一方面，应当尊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在其职权范围内适用宪法的活动，在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关未作出否定评价之前，人民法院既不能拒绝适用法律法规而直接适用宪法进行判决；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应当遵照宪法行使审判权，不能作出违反宪法的判决，所以人民法院也不能不顾宪法的规定而适用自己认为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作出违宪的判决。此时人民法院应当行使疑问权，而不是宪法适用权。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的规定，中止诉讼，待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后再进行审判。宪法监督机关作出的判断是终局性的，人民法院应执行宪法监督机关的决定。

综上，笔者认为法院能够依据宪法进行裁判。

对于第三个问题，也就是陈晓琪等的行为违反宪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讲，民法侵权行为法上的救济权是为救济私益而设，但对私益的保护，不仅仅体现在民法中，同样也体现在行政法、刑法等公法中，所以，这些公法中所设定的某些公权其目的除了保护公益外，也保护私益。公法的保护不能取代私法的保护。宪法是一门综合性的法律，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本身也是公权和私权的混合。因此，当第三人的行为侵犯宪法上保护的公权，并构成对私益的侵犯时，也应当得到民事上的救济。违反宪法所承担的责任形式可能是多样的，民事责任是一种责任形式。

正当的民事利益，应当和民事权利一样得到民事上的保护。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了给予公法上的私益以直接民事救济的方式。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赔偿损害之义务。1、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之法律者，负相同之义务。2、如依法律之内容，虽无过失亦可能违反法律者，在有过失时，始负赔偿损害之义务。”根据霍恩的解释，“这里所说的保护性法律，包括所有以保护个人和个人群体为主要目的的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

因此，在本案中，受教育权虽然不是一项民事权利，而是作为一项公权规定在宪法上，但是受教育权的实现与否对于个人将来的发展、收入的高低具有重要的意义，受教育作为一种利益对于个人具有现实价值，并且具有正当性。是故，受教育应受民事上的保护。陈晓琪等的行为构成了对齐玉苓受教育利益的侵害，理应追究其民事责任。

⑻ 民事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

1、2006年1月19日凌晨4时许，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女教授欧阳洁跳楼身亡。欧阳洁生前曾与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副院长、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东风签订一份翻译合作协议，由王东风所在的翻译研究中心为欧阳洁的3本管理学著作进行翻译。

欧阳洁父母认为，女儿的死，和女儿与王东风的合同纠纷有间接关系。就这份翻译合同，欧阳洁的父亲欧阳周向天河法院起诉王东风违约，要求王东风支付违约金26万元。昨日，此案在天河法院开庭。王东风称：他严格执行了翻译合同，欧阳洁的死与他无关。

2006年3月8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欧阳洁与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副院长王东风以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签订三方翻译合作协议，约定由王东风翻译欧阳洁的3本管理学著作（《决策管理――理论、方法、技巧与应用》、《国际管理挑战赛赛前必读》、《市场预测与决策分析方法》）；

3本书合计126万字。该协议内容十分简单，未就翻译质量作出具体约定。仅约定欧阳洁需要支付给王东风3笔费用，合计30万元。

欧阳周提出，虽然合同中没有具体约定3本书的翻译要达到什么水平，但王东风组织了一批学生翻译，导致翻译出的文稿质量不合格，被皮尔逊公司退回。

欧阳周认为，在合同没有具体约定翻译质量的情况下，应当参照行业标准。王东风所在的翻译研究中心只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营利性机构，没有资质去为管理学专业著作进行翻译。“如果欧阳洁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那么王东风作为专业人士犯了更大的错误。”

在没有资质的前提下，王还组织没有翻译资格的学生对该书进行翻译，直接导致翻译质量不合格，书稿被退回。此后，欧阳洁为了让书稿达到出版标准，又出资让他人翻译书稿，给她经济上带来很大困扰，回老家借钱时曾在家人面前痛哭。

王东风的律师提出，翻译质量并无问题，而是欧阳洁一直都有资金问题的困扰，到译稿已经完成时欧阳洁都未能全额付款，至今仍有4万元未付，如果说违约也是欧阳洁违约。欧阳洁也知道不是由王东风本人翻译，有一批学生在翻译书稿。协议并未说明要由王东风本人翻译。

年过70的欧阳周和陶琪参加了长达3个小时的庭审。陶琪向记者表示，打这个官司并不是为了钱，而是要讨个公道。法庭建议双方调解，王东风的律师表示，如果要补偿愿意补偿1.5万元，对此，欧阳周表示，如果补偿数额太低他不会接受。

2、朱某在工厂浴室捡到苏某的进口手表，先说第二天归还，后来又说自己把手表弄丢了。苏某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朱某限期归还手表。

我国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

(8)人民法院判决的案例扩展阅读：

民事违法的主要特征：

它同其他违法行为相比，有以下特征：

1、民事违法行为是违反民法规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的行为；

2、某些民事违法行为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如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财产或人身损害的，即使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过错，也同样构成民事违法行为；

3、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违法行为，本人虽不承担民事责任，但要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4、某些情况下，违反国家民事政策和社会共公利益的行为也可构成民事违法行为。

⑼ 简短的法律案例

用潘家园市场买来的新仿工艺品冒充古董高价出卖，骗取李先生15万元。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刘帅岭、郭清亮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分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30岁的刘帅岭和42岁的郭清亮均来自河南，二人平时在朝阳区潘家园市场摆摊卖工艺品为生。2010年4月，该二人经预谋，在潘家园市场购入十余件新工艺品后，在海淀区蓝靛厂昆玉河边，对被害人李先生谎称上述工艺品为郭清亮从古墓中盗挖的古董，将上述工艺品卖给李先生，骗取李先生人民币15万元。事后二人平分了上述赃款。经鉴定，上述新工艺品仅价值人民币16630元。 李先生发现被骗后，于2010年5月初再次联系被告人刘帅岭、郭清亮购买古董，欲借机将二人抓获。后刘帅岭、郭清亮从潘家园市场再次购入大量新工艺品，并于当月31日到本市海淀区昆运之家酒店621房间，准备以人民币40万元的价格与李先生交易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刘帅岭、郭清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被害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被告人刘帅岭、郭清亮的家属已经退赔了部分赃款，挽回了被害人的部分损失，且认罪态度较好，法院对二被告人均给予了从轻处罚。最后，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为让对方出具见义勇为证明，曹某将某派出所告上法庭。本网今天获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曹某上诉，维持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 2009年9月11日15时许，张某在北京市一加油站门外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准备逃跑时，曹某挺身而出，上前拦截，张某用拳头对曹某殴打，致曹轻伤。后曹某报警，张某被抓获。此后不久，曹某为申报见义勇为，要求派出所出具制止张某涉嫌犯罪情况的证明。派出所口头答复，不能为其个人出具证明，其应到民政部门申请确认见义勇为，派出所可以给民政部门出具见义勇为证明。 曹某不服，起诉到一审法院，请求判决派出所履行开具证明的法定职责。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后，曹某不服，上诉到二中院。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向曹某出具见义勇行为证明材料并非某派出所的职责范围。某派出所对曹某要求出具见义勇为证明的申请，已经答复曹某应到民政部门申请确认见义勇为，某派出所可以给民政部门出具见义勇为证明。该答复行为并未影响曹某向民政部门申请确认见义勇为，并未损害曹某的合法权益，答复内容也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子生下孩子不到一年，丈夫却以性格不合起诉离婚。1月10日，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对这一起离婚纠纷案作出裁定，驳回男方廖小勇的起诉。 原告廖小勇系新干县金川镇人，2009年5月与同县城的李丽在上海打工时相识， 2009年10月1日二人登记结婚，2010年7月被告生下一女孩。因为两人一起时间较短，婚后双方经常为一些家庭琐事争吵。2010年11月，廖小勇以与李丽性格不合为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男方廖小勇起诉离婚，系在女方李丽分娩后一年之内提出，而《婚姻法》明确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故法院依此驳回原告起诉。 在学校午间自由活动期间，小学生擅自爬上学校商店的屋顶捡篮球，却不慎跌落受伤，导致六级伤残。近日，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宣判，由某学校承担小峰因伤造成损失的40%，其余损失由小峰自行承担。 2010年6月21日中午，年满12周岁的某学校小学生小峰在学校吃完午饭后，顺着学校商店旁边的铁门爬到屋顶上捡球。正要将球扔下的时候，小峰脚底一滑，不慎从屋面跌落受伤，导致其“脾破裂、多处骨折”。经过湘阴县人民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治疗，共用去医疗费用26046元。经鉴定，小峰的伤构成六级伤残。原告父母在与学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后诉至法院，请求被告某小学赔偿小峰因伤造成的全部损失200235.39元。 湘阴法院审理后认为，小峰虽然为未成年人，但已年满12岁，应当可以预见其爬上屋顶捡球行为的危险性。因此，其自身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损害后果的主要责任。而学生在校园内实施危险行为时，校方未进行有效地监管和制止，存在管理疏漏的过错。故学校也应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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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经典案例

2013年1月11日新华网记者从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证实，近日郴州中院审结了6起行政诉讼案，判决撤销了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郴州在沪务工的6名农民工的劳教决定。
劳教制度曾被指随意性大、“太宽松”、导致劳教对象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时有发生。2012年，湖南永州上访妈妈“唐慧案”等被披露后，劳教制度的存废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传出广受社会关注的消息：2013年要推进劳教制度改革。在这一背景下，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2012年6月12日晚，湖南郴州市永兴县的刘千准、史光辉、史皇辉、康宋佳等4人在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一菜场门口以抽奖方式摆摊出售家用小电器等商品，因与买方发生纠纷，次日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随后，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定4人犯有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对4人作出收容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
2011年12月，湖南郴州市临武县人胡成龙和李方贞二人在上海市务工期间，与他人合伙在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一小区门口的光明便利店内放置了一台赌博机营利。胡成龙得知该赌博机被原在该店放置过赌博机的杨某挪走后，于同年12月29日对杨某进行殴打并威胁，致使杨某构成轻微伤。2012年4月，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定原告胡成龙、李方贞寻衅滋事，决定对胡、李二人分别做出收容劳动教养1年3个月和1年的决定。
刘千准、胡成龙等6人对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所做的收容劳动教养决定不服，依法分别在户籍所在地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劳动教养决定。对此，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法院和临武县人民法院一审分别判决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上述6人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
一审宣判后，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刘千准等人的不公平交易的行为涉案数额较小，交易的过程中既未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也未造成严重后果。在4人仅实施了一次不公平交易行为的情况下，对其实行劳动教养不当。对胡成龙、李方贞的劳动教养也不符合《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所规定的可以劳动教养的地域范围条件。上海市劳教委对胡、李两人的劳教决定时并未征求二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见，不符合劳动教养程序。据此，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撤销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刘千准等6名农民工收容劳动教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