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法院

⑴ 如何做好人民法院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

人民法院信访举报工作既是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信访举报已成为现阶段民意表达的重要管道，是党和人民法院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但是，随着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信访举报工作面临着更多更新的任务与挑战。本文试就当前纪检信访举报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寻找加强此项工作的对策措施。
一、人民法院信访举报工作现状

（一）信访举报总量减少。以龙南县法院近三年纪检信访举报数量为例，2007年6件，2008年12件，2009年3件，2010年1至3月1件。其主要原因：一是法院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源头治理措施力度加大，特别是实行“五个严禁”规定以来，干警廉洁自律意识进一步增强。二是信访举报渠道进一步拓宽，一些信访问题已在萌芽状态得到化解，举报数量减少。三是法院办案程序进一步完善，司法为民的理念得到体现。四是基层法院建立了机关作风效能建设领导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对机关效能和作风建设的监督，机关工作作风明显好转，特别是窗口单位服务质量明显提高。

（二）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复杂，重信重访增多。信访举报人主要是反映对法院判决不服、对强制措施以及对诉讼和程序、执行的不满等问题，涉及纪检监察处理的问题相对集中在：反映干警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违反诉讼程序和裁决不公等问题。从龙南县法院近年来纪检信访举报的基本情况来看，基本上属于一信多投、重信重访，这也成为信访举报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传统的信访举报方式已逐渐被对法院网络举报所替代。现代社会网络快速发展，网络诉求渠道更为便捷，也更容易引起关注。

（四）信访举报人一般为当事人或其亲属，被反映对象主要为承办案件的审判员、执行员，对书记员、法警等人员的信访举报较少。主要起因往往是当事人及其亲属对案件的处理不服。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信访举报渠道不宽。法院纪检监察机构获得信访举报的来源主要是上级机关批转的举报信或信访部门转来的网络举报件，群众直接信访或直接来访的较少。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职能虚化。当群众发现问题的最终解决权掌握在有关职能部门手中时，他们就干脆直接寻找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解决问题，这是造成越级信访举报上升的重要原因。如当前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的群众告“御状”问题，即越级上访和进京上访问题。二是上级部门按规定不直接处理信访举报问题，即使有人来信来访，也只是告知信访举报人到有管辖权的部门投诉，或是将信访举报件转到有关基层部门处理。三是法院纪检监察机构对职能部门缺乏必要的约束力。

（二）信访举报反映问题出现复杂化趋势。有的信访举报问题受历史原因、体制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同时涉及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又因相应的政策、措施不完善，一时难以解决。在实践中还有既属行政问题，也属涉法问题，如征地拆迁赔偿、山林纠纷等，这些问题本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信访人坚决要求通过信访途径来解决，这类信访件占了整个纪检监察信访总量的一定比重，给解决信访问题和查办案件增加了难度。

（三）法院纪检监察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亟待加强。在实际工作中，有的法院尚未设置监察室，有的纪检监察干部身兼数职，真正投入到纪检监察信访的精力不够。有些纪检监察干部因业务不熟及个人素质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致使信访举报处理工作不规范、处理不及时，许多矛盾没有在第一时间及时化解，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纪检监察信访工作。

（四）群众缺乏依法信访的意识，信访举报活动出现多头化趋势。许多信访群众认为，多向几个机关举报，多找几位领导反映问题，总有一次能得到受理，或许向领导反映更能引起重视。带着这样的心理，许多信访群众要么不举报，要么一下子发出许多举报。一些群众对信访举报工作不了解，盲目信访举报的现象比较多。一些群众为达到个人目的和得到个人私利，借信访来发泄对法院干警的不满情绪；有的信访人对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心存疑问，就带着猜测进行信访举报，实际信访当中，许多问题都是空穴来风；有的信访举报问题本身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由于信访人缺乏法制意识，习惯于通过信访举报来解决问题。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加上问题往往一时无法解决，这些信访举报人在得不到满意的情况下，反复信访，一信多投，致使重信、重访量不断上升。

三、对策措施

（一）健全领导责任机制，畅通举报渠道。从实践看，信访举报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构建新的信访举报工作机制，首先应建立信访举报工作领导责任机制，完善领导是信访举报工作第一责任人的制度。要把基层法院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列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内容，不仅要把基层主要领导作为信访举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而且要作为信访举报工作的第一知情人和协调人，确保重要信访举报问题领导亲自关注，亲自过问，亲自解决。与此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基层信访举报网络，做到层层建立信访举报工作网络，并注意通过培训等手段切实提高信访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二）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形成任务分流、资源共享。目前法院设有纪检监察信访举报机构和立案信访机构，信访举报人反映对法院判决不服、对强制措施以及对诉讼和程序、执行的不满等问题，一般通过法院立案信访部门努力是可以处访息诉的，对于信访举报人反映干警违法违纪问题的，则由纪检监察机构进行处理。一个信访问题的解决往往要涉及到多个问题，牵涉到多家部门单位，单靠纪检部门一家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因此，对一些重大涉及到几个部门的信访问题，要确定牵头和参加单位，来共同处理解决。应当由纪检部门牵头处理的问题，纪检部门就应主动承担起牵头责任，主动协调各部门，做到互通情报，加强协作，整合资源，共同研究信访问题，制定解决处理方案。实践也证明有些信访问题必须在协作情况下才能解决。同时，纪检监察机构与法院内部各职能室之间，也要搞好沟通协调，相互配合。

（三）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加强源头防范。把内部监督与上级监督、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做到既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又积极探索治本之策，逐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努力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群众上访，特别是越级访和群体访。

针对网络举报已成为反腐的一个越来越常用并行之有效的手段，要大力加强网络举报工作的硬件和软件建设，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实现网络举报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正确引导，快速反应。要指定专人负责网络举报监督线索的收集和整理，建立一套快速有效的筛查、甄别、调查、处理以及反馈信息的程序。建立网络举报监督发言人制度，对经查证属实的予以迅速处理和回应，准确、及时、详细地在网上公布所掌握的信息，遏制虚假信息的泛滥。

（四）健全宣传教育机制，规范信访举报。宣传教育是导向，普法宣传教育是做好信访的基础性工作。一要将中纪委、监察部《控申条例》、《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和国务院《信访条例》纳入基层普法计划，增强群众依法信访和干部依法办理信访问题意识；二是开展信访法律法规的宣传咨询活动，认真落实纪委监察机关信访举报工作“分级管理，归口办理”的原则，促进建设有序、规范、高效的信访工作秩序，努力控制集体访、越级访和重复访；三是大力开展警示教育，对一些典型案件要进行深入破析，以案说教，以案促教，从源头上有效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

（五）健全信访办理机制，及时化解矛盾。首先，坚持逢访必理的观念，做到快核实、快上报、快批示、快催办、快协调、快处理。其次是建立督查回访制度。注重信访的处理落实情况，重点审核问题调查是否彻底，定性是否准确，运用法规是否到位，回访时群众是否满意，对落实不清、定性不准、处理不到位的一律要求重新处理，决不迁就。第三，探索建立纪检组交流办信制，提高信访举报案件的公正性。

（六）加强队伍建设，强化责任追究机制。针对社会各界对法院的期望，法院应突出重点，着力解决好法官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问题，是否与当事人有“三同”问题，是否有“吃、拿、卡、要”和违法审判违法执行的行为。只要队伍建设没有问题，也就不存在针对法院干警提出信访举报的现象。同时，法院还应强化信访责任追究制，建立信访奖惩机制，让每位法官都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不仅力争把正在审理的案件办成“铁案”，而且都主动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参考：加强人民法院纪检信访举报工作的几点思考
http://lnx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466

⑵ 民事诉诉中如何理解一案一诉

“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的“一案不二诉”制度，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诉权消耗”理论。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的诉权都会因诉讼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目前学界关于一事不再理有狭义说和广义说之分,狭义说将一事不再理等同于既判力的消极作用,认为“裁判应以一次性为限,并以此作出判断民事裁判既判力的基础就是作为一般指导思想的一事不再理的要求”[i]。广义说则仍将禁止重复起诉和既判力的效力视为一事不再理的两重内涵。[ii]

一、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本认识

现在民事诉讼理论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诉讼系属效力，即对于已经起诉或正在诉讼中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再行起诉，即使再行起诉法院也不得受理；第二，一个案件在判决生效之后，产生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就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起诉。由于这个同一事件已在法院受理中或者已被法院裁判，不得再起诉，法院也不应再受理，既避免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也避免当事人纠缠不清，造成讼累。

“一事不再理”一向被视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判决也都以一事不再理原则进行说理, 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 并没有关于一事不再理的明确、具体规定。因此，实践中对一事不再理涵义的把握和运用比较混乱, 不同的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法官在对待何为“一事”、怎样“不再理”的问题上, 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规范的操作，这一原则适用不当，既有可能影响既决案件的既判力，也有可能妨碍当事人正当诉讼权利。

二、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解

对于一事不再理如何理解，主要涉及两点：1.何为“一事”;2.怎样“不再理”？

（一）何为“一事”

“一事”的语义理解就是“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事实”，由于“一事”引发的纠纷，经过法院的实体处理，就得到了终局解决，其后，针对该事实再向法院请求处理，法律予以禁止。

关于“一事”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下发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为《纪要》）中载明“当事人不得就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分别以不同的诉因提起两个诉讼”。该《纪要》表述判断“一事”的标准为“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笔者认为，“同一法律事实”即案件具体事实，包含具体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当事人的行为等要素。包括产生产生当事人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法律事实，和产生诉讼权利义务的纠纷事实，比如侵权事实(使受害人获得侵权赔偿请求权等)、违约事实(使当事人获得违约赔偿请求权等)。这两类事实中，前者是基础和前提，若无后者则无诉的利益，也就不能请求诉讼救济(即无民事诉权)。如果后诉与前诉产生民事实体权的法律事实和产生民事救济权的纠纷事实均相同，则原告再次将被告诉至法院，即构成一案二诉，因而对于后诉，法院应“不再理”。

（二）怎样“不再理”

“不再理”是从法院的角度出发而作的一个表述。“理”是指法院的受理，因而“不再理”的含义应是法院不再受理，表明对原告的起诉行为，法院不予支持，是否定的态度，因为原告的起诉的事实经过了前一诉的处理，法院已经做作出了裁判，如果再次受理，予以处理，不仅增加当事人诉累，也浪费司法资源，可能会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

因而，如果原告的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则应采用裁定的形式作出处理，如果是立案之前发现不应受理，裁定不予受理，如果是立案之后发现不应受理，就应裁定驳回起诉。

能否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呢？笔者认为，不能，因为判决是对案件作出实体处理时所用；裁定是对案件程序问题所作出处理所用，不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与义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处理，而针对同一个案件实体事实，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法院已经做出了一次处理，不应再做处理。因而，应当采用裁定的形式，对当事人此诉予以程序终结。《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的《徐州市路保交通设施制造有限公司与徐州市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尤安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对此进行了明确。

三、关于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认定要素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从法院的角度所做的表述，这一原则还有从当事人角度所作的表述“一案不二诉”，这清楚的表达了一案只能一诉的意思，因而，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判断标准即为后诉与前诉是否构成同一诉。判断后诉与前诉是否构成同一诉则应以诉要素为依据，民事之诉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指当事人、诉讼标的、具体案件事实，故要判断是否一诉，应根据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具体案件事实相同的“三同”标准。

（一）当事人

一般情况下，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不同，包括原告不同、被告不同，原被告地位互换（本诉与反诉），都不构成同一诉。特殊情况下，当事人虽然发生了变更，但仍然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1.原被告地位互换：虽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发生了变更，但依然是原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奉化步云公司与上海华源公司商标所有权转让纠纷不予受理案》的裁判摘要中载明：“人民法院经依法审判民事案件，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后，该案的被告又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虽然不属重复起诉，但依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仍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2.当事人分立、合并等：因法人的分立、合并、被注销或自然人的死亡而产生的对原来的原告具有权利义务继受关系的人，或因合同的转让或标的物的转移等而产生的其它与原来的原告具有相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人等，这些人往往不是被列在生效裁判文书上的原告，但因其在实质上取代了原来的诉讼当事人在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地位，亦应受原来的裁判的既判力的拘束，如其再行起诉，法院也不受理。

3.必要共同诉讼中，分别对部分必要共同诉讼人提起的诉讼或者不同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依据同一案件事实对被告提起的诉讼，同样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二）诉讼标的

若前诉与后诉的主体相同，则需根据诉讼标的，来区分是否构成同一诉。一般认为诉讼标的是指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请求法院审判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民事实体权利。诉讼标的是任何一个民事诉讼案件都必须具备的，是区别此诉与彼诉的本质要素。[iii]诉讼标的决定了案件如何审理裁判的一切诉讼程序问题。换句话说，诉讼标的是整个诉讼的核心，一切诉讼活动都是围绕着诉讼标的来展开的。缺乏诉讼标的，该纠纷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诉，向法院提出。一般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提出的诉讼标的与以前法院已经裁判过的另一案件的诉讼标的相同，无论该当事人提出了与前案如何不同的诉讼请求，法院同样会以后案与前案诉讼标的相同而裁定"一事不再理"；相反，如果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与以前法院裁判过的另一案件的诉讼请求完全相同，但只要诉讼标的不同，法院仍然应当作为新诉予以受理。如何判断诉讼标的是否相同呢？

首先要确定各个诉的诉讼标的是什么，如果两个诉的诉讼标的不同，则构成不同的诉。确定诉的诉讼标的则要根据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判断。

1.确认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其与被告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其诉讼标的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确定。但消极确认之诉是原告否认被告的请求，故诉讼标的要根据被告的请求确定。

2.形成之诉，又称变更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改变或消灭其与被告之间现存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因此，诉讼标的是双方现存的民事法律关系。

3.给付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一定物或行为之诉。给付之诉中应当以原告主张给付的请求权基础作为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

（三）具体案件事实

若此诉与彼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则应根据具体案件事实来识别诉。

1.人事诉讼。如甲以乙赌博成性为由，提起与乙离婚之诉，败诉后6个月内，以受乙虐待为由，再次提起离婚之诉。问：法院应否受理后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但此例中，前诉与后诉的主体、诉讼标的相同，但后诉提出了新的事实理由，构成不同的诉，故应该受理。

如甲对乙提起离婚之诉中，同时提出乙有赌博恶习、受乙虐待两个理由，是否包含两个诉？在此例中乙有赌博恶习、甲受乙虐待构成同一个案件事实，上例中乙有赌博恶习，甲受乙虐待，分别构成一个案件事实，故此列仅是一诉。

2.给付内容相同之诉。如果诉讼中当事人、诉讼标的相同，如原告曾先后与被告两次签订买卖车辆的合同，原告均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被告均未支付货款。原告先后提起的两次诉讼是否为同一诉？在这两个诉中，当事人、诉讼标的均相同，但具体案件事实不同，故构成两个诉。

3.因主从合同引起诉讼。债权人分别依据主从合同对相对人提起的诉讼，例如甲向乙借款一万元，丙为连带保证人，乙先依据保证合同将丙诉至法院胜诉后，又依据借款合同将甲、丙诉至法院，虽然两个诉中当事人不同，诉讼标的也不同，但案件事实相同，同样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4.请求权竞合。在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中，由于承运人的过失，造成旅客身体受到伤害。在此案中旅客受伤的事实，经过合同法规范评价，承运人违约；经过侵权责任法评价，承运人侵权。则旅客可以提出违约之诉和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又避免两次起诉均获胜的弊端。

（四）后发性损害赔偿请求问题

后发性损害赔偿请求，是指在前诉判决中没有被认定而在后诉中受害人提出的基于伤害后遗症的赔偿请求。此类诉讼大多发生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受伤后不能预测其有可能产生后遗症，或者住院治疗后，采用特殊的医疗技术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再次住院治疗。当受害人第一次出院后就已经发生的损害起诉过后，又对第二次住院治疗产生的相关费用起诉，虽然两次诉讼的当事人、诉讼标的相同，但具体情况不同，依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两类特殊案件：一类是关于子女抚养费的判决生效后，由于物价上涨因素，增长抚养费用请求案件；另一类是侵权纠纷中另行起诉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对第一类案件，司法实践中按另案受理，不受前诉既判力约束，第二类案件，司法解释规定“不予受理”。

（五）对执行和解协议提起的诉讼

甲与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终审宣判：乙应在十天内支付甲货款五万元。判决书生效后，甲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甲以乙不能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全部义务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约。法院是否受理。

执行和解协议并非一个新的契约，这种协议不属于诉讼契约，因为诉讼契约是指以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为直接目的的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其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形成，也可以在诉讼之前形成……但决不能在诉讼结束之后形成，这种契约式实体法上的契约。[iv]执行和解协议在当事人之间并未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如允许当事人依据执行和解协议提起新的诉讼，显然有违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从性质上讲，执行和解协议只是履行生效判决的一种方式，在执行案件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不是案件的终结，该案件的执行程序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暂停的状态，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也就是说，当事人的权利仍可以在第一个诉讼程序中得到救济，故无启动第二个诉讼的必要。

在一事不再理的问题上，应注意的是执行和解协议与另一类“和解协议”的区别。如丙因借款纠纷向债务人丁提起诉讼，胜诉后丙未在执行申请期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超过申请期后，丙与丁就该笔债务的清偿又达成新的和解协议。现丙以丁未履行和解协议为由，再次提起诉讼。双方达成新的和解协议虽然内容上是原债务的延续，但应视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一个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事实上通过该约定使丁负有新的履行责任，而且这一责任与原来判决所确定的责任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因此它与以前的债务在性质上不再具有同一性。因此，丙并非基于“同一关系”再起诉，其新的起诉应视为对一个新债权的主张，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四、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体现的诉讼理念

一事不再理体现了诉讼技术专业化、不可逆化的性质。[v]对于当事人来说，诉权的行使必须谨慎、慎重，一些诉讼技巧有赖于律师、法律工作者等专业人士的服务。诉讼相当于一架结构精巧的机器，对于当事人、法院来讲诉讼一旦启动，不会因原告、被告、法院任何一方单方面的原因而停止（即使当事人申请撤诉，也需要法院裁定准许），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可能导致败诉或者违法的严重后果，败诉当事人只能“认赌服输”。

如果允许当事人就同一事实反复诉讼，则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采取无休止的诉讼,同时更刺激了对法院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诉讼的效率，不符合诉讼的价值目标。迟到的正义非正义[vi]，反复诉讼也会使当事人的正当利益不能及时得到保护，也不符合公正的价值目标，违背了审判中效率与公正两大准则。同时对于被告来说，因为同一事实屡次应诉，诉讼之火永不得熄灭，也是不公正的，对于法院来说也浪费诉讼资源。“一事不再理”原则，表示法院的生效裁决对于同一诉讼的各方当事人都是终局的。该原则鼓励而且要求当事人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在初次诉讼中，穷尽他们的能力，已达到他们的目的，防止他们不尊重诉讼权利，浪费有限诉讼资源，以诉讼拖累对方当事人。

五、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立法缺陷与建议

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事不再理制度。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立法缺陷有三：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一事不再理原则予以明确，尚未全面界定该原则的含义，法律原则表述方面存在缺陷；二、司法实践中大多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作为一事不再理的法律依据，但该法条只是既判力消极效果的规定[vii]，不能涵盖或代替一事不再理原则本身，而且使得法官们对该原则的基本内涵和适用范围有着不同的理解，致使法院在对许多同类案件的处理上存在巨大差异，影响了法院的权威，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三、“但书”条款内容单一，没有包括其他可以重复诉讼的情形，立法技术方面尚存在缺陷。

故而笔者建议应在《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将该原则明示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准确且全面界定该原则的含义，尽快确立该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另外，应在分则中对该原则给予制度上的支撑，明确该原则包含“诉讼系属效力”和“判决既判力”两方面内容，即在起诉和受理中规定，对于正在法院系属中的案件，当事人不得重复提起诉讼，同时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生效裁判包括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当事人也不得起诉。

⑶ 异地强制执行怎么弄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而对于具体向哪个法院申请，民诉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做出了如下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也就是说除了向原一审法院申请之外，还可以向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至于向财产所在地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过程基本同向原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当然实践中很多法院拒绝受理其他法院的执行案件，因为本地案件数量太多，法官负担较重，不愿意再接手其他法院的案子，这个就是具体实际层面的问题了）
一、步骤：准备好强制执行申请书、原告的身份证明、判决书原件、判决文书生效证明到法院的立案庭去进行执行案件立案。立案受理之后，强制执行申请就算是完成了。
二、申请强制执行的时间：在判决书生效之后要求被告或者第三人自己主动履行义务的期限届满之后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了。
举例：一审判决书一般是送达之后15日内不提起上诉就会生效，如果一审判决书里是载明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归还借款10万元。假设判决书是6月1日送达给被告的，那么15日内被告没上诉，6月16日一审判决正式生效，这时候还有10天时间让被告自己主动履行还款义务。如果到6月26日，被告还未还款，则原告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三：材料准备：1.强制执行申请书，请参考网上的相应模板。
2.原告身份证明：同起诉的时候提交的原告身份材料；具体个人的话，就是身份证复印件或者户口本复印件，是公司的话则是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等。
3.判决书原件，判决作出后法院都会送达或者通知前去领取。
4。生效证明：找审理该案的法官或者书记员去开具，证明该案判决已经正式生效。
司法依据：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第二百三十六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⑷ 法院三同问题的危害性

根据相关资料查询显示：影响人民法院、人民法官形象。法院三同问题：指再外出办案过程中，法官与案件当事人（代理人）同行、同吃、同住，并且由案件当事人直接或间接负担经费的三同现象，是影响人民法院、人民法官形象的一大顽症。

⑸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利弊分析

在法学理论界，对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观点：

一、广义说。广义说认为“诉讼法上为防止对于同一法律关系发生相抵触之裁判，且免虚耗劳费时间，或为维持判决之确定力起见，设有禁止更行起诉之规定，此在学说上谓之”一事不再理“之原则。析言之：当事人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于诉讼系属中，更行起诉，此因诉一经提出，即生诉讼系属之效力，该诉讼之原告或被告不得更以他造为被告，就同一诉讼标的，在同一法院或他法院，提起新诉或反诉；诉讼标的于确定之终局判决中经裁判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更行起诉，此种效力称为判决之实质确定力或既判力。以上两种情形，自当事人言之，不得更行起诉，自法院言之，即不得受理，故称为”一事不再理“。

二、狭义说。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指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以及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再起诉，也即对于同一行为，在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或者在法院作出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后，不允许当事人再次启动新的诉讼程序。两种学说之间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为：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仅指判决的既判力，即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而广义说则认为“一事不再理”涵括了判决的既判力和诉讼系属的效力两个层面。一方面，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后，就不得以同一案件再行起诉；另一方面，当事人在法院的判决确定后，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即禁止双重起诉也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涵之一。我国长期以来秉持狭义说。[1]

概括上述两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一事不再理”有两层涵义：第一是指诉讼系属效力，即一诉已经提起或正在诉讼中，该诉就不得再次提起，亦即禁止对同一诉讼案件重复起诉，包括向同一法院起诉和向其他法院起诉两种情形，从而制止当事人的好讼；第二是指既判力的消极效力。为了维持维护判决的尊严和稳定，避免当事人缠讼不休，规定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裁判不得再行起诉或重新审判，即既判力问题。[2]

笔者认为，无论是广义说还是狭义说，其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均站在既判力或诉讼系属的效力这两个层面，即从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再行起诉—禁止当事人就“一事”重新启动诉讼程序（重复起诉）的角度考虑的。因此，如何确定“一事”的标准，进而区分一“诉”与他 “诉”，最后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重复起诉，成为民事诉讼中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只要符合该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法院就应当立案受理。这一规定解决的是对当事人起诉的立案受理问题。该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于符合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应当立案受理。同时，该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有人认为，该款即体现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3]还有人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地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4]

笔者认为，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章“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的规定来看，并没有把“一事不再理”作为基本原则涵括其中。[5]因此，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理解为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的观点似乎欠妥。

同时，我们认为，该项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但书”条款内容单一，没有例明其他不得重复起诉的情形。而且，如果原告以同一案件事实和理由，同一诉讼标的再次提出请求主张，又恰恰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此则“应当受理”。因此，上述法条第一款与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显然存在矛盾。其次，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的用语也实为不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其中只有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再审”的概念，并没有“申诉”的提法，前后两个用语显然缺少规范。

此外，笔者认为，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主要功能是禁止当事人一事再诉，同时避免法院一事再理。因此，如何正确把握一事的内涵和外延，直接关系能否保护当事人的诉权，进而涉及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是否可以获得司法救济等重大问题。[6]

事实上，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对于什么是“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还存在很大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和同一案件，也就是说在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后，同一当事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提起诉讼，这一般被称为两同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则将两同概括为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标的，或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请求。

第三种观点则是从三同的角度来考察所谓“一事”，认为“一事”应满足的条件是同一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和同一诉讼请求。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所谓“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法律关系，而为同一诉讼请求。[7]

审判实践中有人认为，所谓“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和理由、同一诉讼请求。[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则解释为： “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是指前后两个诉讼必须为同一事件，才受“”一事不再理“”的限制。所谓同一事件，是指同一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同一事实）而提出的同一诉讼请求。同一当事人并不限于在前后两个诉讼中同处于原告或者被告的诉讼地位，原告不得另行起诉，被告同样不得另行起诉；同一法律关系，指产生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同一请求是指当事人要求法院作的判决内容相同。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称之为同一事件，若三个条件有一个不同，就不是同一事件。

笔者认为，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涵义，其核心内容就是禁止当事人重复起诉。即凡是属于当事人重复起诉的案件，法院就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不予“再理”。[9]否则不应适用。因此，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极其重要。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适用主体

目前在我国，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当事人，包括原告与被告双方已是共识。

此外，笔者认为，还应适用于支持起诉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如果在民事权益遭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已经起诉的情况下，即禁止上述机关、社会团体等再根据“支持起诉”原则向法院起诉。特殊情形下，还应包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

最后，还应适用于已经提起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的的当事人。[10]

2、适用客体

相对于“一事不再理”的适用主体而言，其适用对象也可以称为适用客体。与此相对应，“一事不再理”在其“不再理”的对象—即适用客体方面也就存在明显不同。鉴于学界或实务界对“一事不再理”的适用主体基本无争议，而对适用客体的争论较多，故笔者在这一部分进行重点讨论。

采用两同观点的学者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客体为同一案件。我们认为，以案件的同一作为确定一事的标准并不适当。而且同一案件的概念不仅过于笼统，也往往使法官难以把握。从哲学角度讲，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因此，如果加进时间因素来考虑的话，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存在同一案件。故以同一当事人和同一案件作为判断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的标准缺乏科学性和实际操作性。因此，“两同”观点不可取。关于第二种观点，即适用客体为同一诉讼标的或同一诉讼请求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采用了诉讼标的的概念，但对什么是诉讼标的则未作具体规定。在实践中，我们对于“诉讼标的”这一概念虽然已经“耳熟能详”，但具体何指？又似乎给我们特别是司法实务工作者“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之感。

目前，关于诉讼标的的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原告请求法院裁判的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主张或者要求（声明）。作为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来加以保护的实体（法）内容，体现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因此，诉讼标的是诉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此诉区别于彼诉的本质要素。诉讼标的是任何一个民事诉讼案件都必须具备的，诉讼标的决定了案件在法院审理以及裁判的一切诉讼程序。换句话说，诉讼标的是整个诉讼的核心，一切诉讼活动都必须围绕着诉讼标的进行。如果缺乏诉讼标的，民事纠纷也就不可能转化为民事案件，并成为法院裁判的对象。

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标的是指法院审理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同一法律关系可能会涉及多个法律事实，当事人也会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提出多个理由，同时，当事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间往往也存在交叉，如果采用法律关系这一意义上的诉讼标的作为确定“一事”的标准，会在实践中造成执法的不确定性，影响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因此，我们认为，“一事不再理”适用于同一法律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诉讼标的是法院审理的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及法院的审判对象，诉讼标的以当事人的声明结合原因事实作为识别标准。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用它来确定既判力的拘束范围是可以的，但“一事不再理”原则毕竟与既判力理论不同，它涉及到对当事人诉权的限制，同一诉的声明可能涉及多个原因事实，如果采用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及法院的审判对象这一意义上的诉讼标的作为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否适用的标准，会使当事人丧失以其它原因事实起诉的权利，导致过分限制、侵害当事人诉权的后果，影响法院裁判的公平、公平。[11]

笔者认为，无论是两同还是三同观点，均涉及到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问题。“两同”观点中的后一种，其实质在于将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混同。“三同”则将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即认为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即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客体。事实上，这还不能解决一“诉” 与他“诉”的区别，反过来说也就是如何判断重复起诉的标准问题。

对于什么是重复起诉，根据字义理解，所谓重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同的东西）又一次出现”；二是指“又一次做（相同的事情）”。[12]因此，重复起诉意指又一次就相同的事实（事情）向法院起诉。法院予以受理即构成一事再理。

那么，究竟如何判断一“诉”与他“诉”是否相同，从而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重复起诉？

对此，有学者认为，通常情况下，首先就诉的主体来判断。诉的主体不同，一“诉”与他“诉”也就不同。但是，在法定的当事人变更情形中，比如诉讼中，当事人将其债权或债务移转给第三人，当事人死亡或消灭等而使其实体权利义务移转给特定的第三人，而由第三人代替原当事人成为新的诉讼当事人，并不构成诉的变更。

其次，若当事人相同，则须根据诉讼标的来判断一“诉”与他“诉”是否相同。通常所说的诉讼标的之识别，是在诉的主体确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识别诉讼标的，在通常情况下仅需依据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可，比如甲针对乙提出返还房屋之诉，其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请求返还房屋。后来，甲针对乙提出支付价款之诉，其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请求支付价款，可见就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和诉。

但是，单就诉讼标的或者诉讼请求而言，有时仍然难以对一诉与两诉作出准确的区分和判断。例如，甲拖欠乙货款1万元，甲同时又从乙处借款1万元，对此，乙分别提起两个诉—分别要求乙返还1万元是否构成一事？此案例中，当事人相同，而不管根据诉讼标的理论的各种不同观点—即无论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主张、法院的审判对象等来看，案例中的诉讼标的也都是相同的。乙提出的两个诉讼请求—即分别要求甲返还1万元也是相同的。因此，我们认为，在特定情况下还需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从而配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13]

实务界有人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体为同一事实和理由（指诉讼理由）、同一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容易理解，而且比较简便实用。根据诉的要素理论，一个完整的诉是由当事人、诉讼标的、案件事实、诉讼请求等构成。 [14]诉讼请求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请求法律予以保护的具体事项，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目的和内容。民事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都是基于某一法律事实的产生而形成。诉讼理由是指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从哲学上讲，“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物都无法恢复其原貌”。正是由于时间具有不可逆性，虽然当事人向法院主张的“案件事实”也是已经“过去”的事实，[15]即使法院通过审理程序，也不可能将其完美无缺地“复制”成 “客观事实”—而只能是“客观真实”。但是，由于事实和理由是当事人在其起诉状、答辩状（或者口头答辩）和其他相关诉讼材料中所反映的争议事实，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诉讼主张所持有的具体理由。一般说来，事实作为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象，具有客观性，也易于掌握；诉讼理由虽然带有当事人的主观认识这一色彩，但它毕竟是通过当事人在诉讼材料中的具体观点表现出来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将同一事实和理由作为判定一事的标准，符合对确定的事实不再审理的原则，在实践中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16]此外，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恰恰能够使其提出的诉加以特定化。因此，从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并结合其相应的诉讼理由、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来看，比较容易区分一“事”与他“事”，作出一“诉”与他“诉”的判断，为准确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奠定基础。

也就是说，区别一“诉”与他“诉”，无论是从是否属于同一诉讼标的还是同一诉讼请求的角度判断，都不能采取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而应当结合具体案件，坚持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例如，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甲认为乙构成侵权，起诉乙要求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乙侵权的证据并不充分，遂判决驳回甲的诉讼请求。此后，甲又认为丙是侵权人，即以同前诉相同的诉讼理由向法院主张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数额与前诉相同）。这里，两诉中被告虽然不同，但诉讼理由、诉讼请求相同，故仍然属于“一事”。

3、适用时间

如果当事人没有就一事再行起诉，法院自然谈不上适用“一事不再理”的问题。因此，只有在法院就一事已经作出裁判的前提下，如果当事人“旧事重提”，一事再诉，或者当事人已经起诉，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此时当事人又行起诉，那么法院就应适用该原则。就此而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时间效力包括当事人就一事起诉以后，起诉以后诉讼被（判决或裁定）驳回这两个阶段。

4、适用的后果

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后果是对当事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归于无效。如果法院受理该案，则应裁定驳回起诉。法院若为判决，该判决应归于无效。

目前，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的案件，如果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解决，并没有宣告该判决无效的制度，故建议设立这一制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对本案的处理产生两种意见的情况来看，其原因也在于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因此，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的第二种意见比较站得住脚。

注释：

[1]参见谢佑平、万毅：《一事不再理原则重述》，发表于《中国刑事司法杂志》2001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9期，第67—69页。

[2] 关于既判力的定义、范围等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既判力是指法院作出的生效（确定）判决中，关于诉讼标的的判断所具有的通用力或确定力。详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十二章“既判力论”（第282—302页）。有的则认为，既判力是指法院裁判生效后的效力，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任意推翻（如杨荣新教授就持此观点）。详见刘金森：《从维护既判力角度适用“一事不再理”》，发表于2003 年5月14日《检察日报》。关于即既判力的功能有两项：一是消极功能，即对以同一案件提起的后诉，法院不予受理；二是积极功能，即必须以确实判决的内容为基础处理后诉，法院在后诉中不得作出与确定判决的内容不一致的判决。

[3] 例如杨荣新教授就持此观点，审务界也有许多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详见刘金森：《从维护既判力角度适用“一事不再理”》，发表于2003年5月14日《检察日报》。

[4] 例如贺卫方教授就持此观点。请见贺卫方：《无效率乃司法公正之大敌》，发表于2001年3月7日《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

[5]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包括辩论原则、处理原则、支持起诉原则等等，但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相关内容及规定。

[6] 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连诉权都无法行使，其实体法上的权利当然就谈不上是否能得到依法保护的问题—虽然当事人行使诉权以后并不意味着能够胜诉，但至少其行使诉权是获得实体法上权利保护的前提和基础。正因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的限制，因此，自然会涉及当事人的诉权与实体权利。

[7] 例如杨荣新教授就持这种观点。详见刘金森：《从维护既判力角度适用“一事不再理”》，发表于2003年5月14日《检察日报》。

[8] 周岩：《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9] 如果法院对于当事人重复起诉的案件已经立案受理，则应裁定驳回起诉。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自诉案件，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后，自诉人反悔，就同一事实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11] 参见周岩：《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第175页。

[13] 参见邵明：《论民事之诉及提起诉的条件》，来源于中国法院网（2002年11月12日）。

[14] 据此我们认为，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15] 但从现代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以及审判实践来看，当事人对于未发生的事实也可以起诉。例如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确认不侵权”之诉。

[16] 参见周岩：《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⑹ 法院可以异地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2011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1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执行法院经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在本辖区内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且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应当将案件委托异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执行案件中有三个以上被执行人或者三处以上被执行财产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辖区以外，且分属不同异地的，执行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可以异地执行。
第二条 案件委托执行后，受托法院应当依法立案，委托法院应当在收到受托法院的立案通知书后作委托结案处理。
委托异地法院协助查询、冻结、查封、调查或者送达法律文书等有关事项的，受托法院不作为委托执行案件立案办理，但应当积极予以协助。
第三条 委托执行应当以执行标的物所在地或者执行行为实施地的同级人民法院为受托执行法院。有两处以上财产在异地的，可以委托主要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执行。
被执行人是现役军人或者军事单位的，可以委托对其有管辖权的军事法院执行。
执行标的物是船舶的，可以委托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执行。
第四条 委托执行案件应当由委托法院直接向受托法院办理委托手续，并层报各自所在的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事项委托应当以机要形式送达委托事项的相关手续，不需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