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佳法官

1. 为什么法律每年都有修改优化，而失信被执行人还是不断增加呢

现在的确是法律每年都有修改优化，而老赖越来越多的情况。

这里面有很复杂的情况。
1、部分法律条文还不是很健全。
以前有个黄志佳法官曾就拒执罪问题提出建议。他的观点，在执行义务人报告财产等程序之前，法院往往无法查明其是否有能力执行，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拒执罪司法解释》)第二条将“有能力执行”作为追究拒执罪的前提不妥；此外《拒执罪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项把“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作为追究拒执罪的前提条件，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其实这个看法是很多人共同的看法。但是，后来最高法院的答复，否定了这个建议。其理由，“有能力执行”是刑法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下称《立法解释》）也坚持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必须以法律和立法解释为依据。《拒执罪司法解释》第二条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第（五）项“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作的进一步解释，必须坚持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这一前提条件。同时，“有能力执行”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严格的讲，是对行为人追究犯罪时需要查明的事实，不是执行义务人报告财产等非刑事追究程序中必须查明的事实。不能因在执行义务人报告财产等程序之前法院无法查明其是否有能力执行为由，认为“有能力执行”不应作为追究拒执罪的前提。当然，在《拒执罪司法解释》第二条所列的具体行为中，如果从行为表现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履行能力，则“有能力执行”不需要再单独认定；“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不宜理解为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已经实际执行完结，宜理解为法院决定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并依法将相关决定送达执行义务人的情形。当然实践中执行义务人可能因下落不明，相关决定无法送达而并不知悉自己被罚款、拘留，此时执行义务人仍不履行义务，是否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需要斟酌。对此，应当在个案中具体判断加以解决。
2、制度上的问题。
现在法院系统喜欢公布各种统计数字，以证明“基本解决执行难”已经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实际上，执行不到位的案子太多，最后多数都以“终本”的形式结案，这样操作的结果就是，老赖太多，真正执结到位的案子并不多，但是对外公布的执结率是百分之九十多。
3、各地执行尺度不一。
例如，浙江高院曾经出台史上最严执行十三条，其中第九条规定“对作出了拘留决定而被执行人又下落不明的，10日内提请公安机关协助控制被执行人”，结果玩失踪的老赖大幅度减少，执行效率大为提高。河南、江苏等法院重用拒执罪这一法律武器，失信被执行人数量也是明显回落。显然，工作力度大的地区，的确达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老赖立怂，工作力度小的地区，老赖就肆无忌惮，没有最赖，只有更赖，结果就出了唐山黄淑芬、青岛武鑫等极品老赖典型。
4、部门协作尚欠火候。
在强制执行中，有很多工作需要 社会 各部门的支持。例如查找老赖下落，需要公安部门配合，限制老赖坐高铁，需要铁路部门配合。如果这些部门配合，工作效率就高，就会对老赖的打击形成合力，如果部门之间扯皮，则老赖乐开了花。
5、法院人少案多一时难以消化。
现在很多法院人少案多的问题非常突出，例如一个县级法院，执行局十来个人，压着几千执行案子，叫他们高效率地执结根本不可能。其实越是对老赖手软，老赖越是放肆，成了破窗效应，越难以执行到位。如果现在立马来真的，杀一儆百，其实老赖绝不会有那么多。

现在全国的失信人达到一千六百万，为什么法律不断完善？失信人数不断增加呢？这就是我们这个 社会 要解决的问题，失信的千万人大军中，有钱不还的老赖毕竟占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因创业失败，贷款还不起造成的，还有一部分是那种网贷平台和卖车行的黑车贷乱发贷款造成的恶果。

现在的黑网贷和黑车贷放贷不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记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时，贷款手续是很严格，放贷机构先看你贷款人有没有财产可保障，如果无财产，你可以提供有财产的担保人进行担保。这样保证了贷款有80%的返还率，坏账率还是很低的。而如今的放贷机构和黑车贷，他们放贷，根本就不分青红皂白，他管你有财产没有，只要你是个人，他就给你放贷，更严重的黑车贷还设置陷阱套路贷让你往里跳，甚至更严重的把学生们当作放贷的对象，黑网贷和黑车贷的放贷者们认为你还不起由法院制裁吗？人是有情，法律无情。

对于这1600万人的失信大军，严重影响了 社会 的进步，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个人破产法允许个人破产，对于真正深陷套路贷，黑车贷的失信人，法院查找两次，没有财产，无能力偿还者，法院就要删除失信人名单，恢复失信人正常的生活，以使他们有生活的信心，有二次翻身的机会，体现 社会 和谐。对有关律法要进行修订，严厉打击黑网贷砍头息，黑车贷套路贷行为，维护贷款人的合法权益。

为什么法律每年都有修改优化，而失信被执行人还是不断增加呢？

法律修改优化，这跟失信被执行人增加并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应当说没有关系。这是最高院官网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数。目前失信人数是5825848。对于这个数据，大家觉得多，还是少？

失信被执行人数量不断增加，除了跟经济发展因素有关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于处理问题观念的转变。现在多数人对于产生纠纷，都倾向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但凡去法院立案大厅看看就知道，每天排队立案的人那是熙熙攘攘。法院的案件多，那执行案件自然也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数量自然就多。

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法律每年都修改优化，这是因为随时代的发展、 社会 的进步，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思维，面对这些新的东西，法律是滞后的，为了解决这些新的东西，必须对原有的不适应的法律进行修改，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刑法修正案，每次都会删减一些罪名，增加一些罪名，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新生活的要求。

针对失信人问题，当年主要是为解决法律白条问题，也就是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设立的失信人制度。老百姓官司打赢了，却拿不回半分钱，所以戏称法院的判决书为“法律白条”。“法律白条”当年已经引起巨大的 社会 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就会影响到 社会 稳定。中央才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接连二三出台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对拒不执行判决的人查询个人征信系统，列入失信人名单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老赖，对其进行惩罚。

可见，修法和失信人名单增加没有直接关系，修法不仅不会使失信人减少，反而是进入失信人名单即老赖行列的越来越多，这也符合法治 社会 的要求。整治乱象丛生的民间借贷市场，必须采用重典，才能真正恢复诚实信用的 社会 经济生活，才能有利于 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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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良知的法律人！

法院诉讼相当于消防局救火、医生治病。

火可能会扑灭，也可能无法扑灭。

病可能治好，也可能无法治好。
法律的修订相当于消防预防制度不断完善，防病治病指南不断改进。
消防预防制度本身无法防止火灾的发生，还需要落实。而且即便落实，也不能保证火灾百分之百无法发生。

防病治病指南本身也无法防止疾病的发生，还需要落实。而且即便落实，也不能保证不得病，而且还可能因为防病意识增强，产生就医人员剧增的可能。

所以，法律每年改进完善，只能说减少纠纷发生的可能，可能完善执行力度，但并不能减少纠纷的发生，更不能保证判决后，百分之百得到执行。
而且现实中，除了少部分故意拖欠不还的外，还存在大量的被执行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 。
而被执行人无能力履行，与法律关系不大，与经济大环境关系更大。

据我的实际工作感受，前两年经济大环境好的时候，执行难度并不是很大。这两年银根收紧，经济环境欠佳后，执行难度倒是越来越大，纠纷越来越多，无力履行的被执行人越来越多，被上了黑名单的也随之大量增加。

综上，法律的修改完善，当然无法阻止失信被执行人的增加。

①允许执行局法官对被执行人定位。

②被执案件没执结前被执行人每月必须到法院当面报道一次，否则将做为拒执罪的重要定罪依据。

③好的执行法官也较多，听取基层执行法官的需求和意见。

为什么法律每年都有修改优化，而执行失信人还是不断增加呢？

修改优化法律和不断增加的失信人，是两个概念。关键是有法必依的问题，法律制定的在完善，执行不到位还是等于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强调要“善法良治”，就是这个道理，说真的规范、治理、惩戒失信人的法律法规一点也不缺乏。假如这些有利减少失信人的法律、法规落实到位，也不会有真多的失信人。所以，“善法”与“良治”完美的结合，才是减少失信人的最好办法。（案件有问题私信我，为您提供法律服务）

对于老赖没有惩罚力度，很多人想当老赖，有钱花就行。这就是 社会 现状。

2. 教师晋级党校学历能否使用问题

因为党校学历与国民教育学历不接轨，所以一直不被教育认可，2008年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将此前“党校学历可以享受同等国民教育的有关待遇”的规定删去。这意味着多年来关于 “党校文凭”的效力争议有了结论。参考：中共中央新近颁布《党校条例》，党校学历将不再享受同等国民教育学历待遇

【《财经网》专稿/记者 王和岩】多年来，中国各级党校开展的学历教育，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国民教育一样，提供各种文凭。但由于未与国民教育体系接轨，党校文凭能否获正式认可一直存在争议。
日前，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下称《条例》），将此前“党校学历可以享受同等国民教育的有关待遇”的规定删去。这意味着多年来关于 “党校文凭”的效力争议有了结论。
今年9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的通知》（中发[2008]13号），其中附有《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全文。1995年9月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下称《暂行条例》）被同时终止。

依法规范“党校文凭”
此次颁布的《条例》与之前相比，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有关“党校学历”相关规定的变化。
《暂行条例》第18条规定，“党校学历是干部在党校学绩的一种标志。党校主体班次的学员，按教学计划要求完成学习任务，经考试考核合格者，取得党校学历，并作为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任职资格。中央党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举办的学制二年以上的长期班次，学员学完必修课程，经考试考核合格者，授予党校学历，可享受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待遇。”
而在刚刚颁布的《条例》中，这一规定仅被表述为“党校学历是干部在校学绩的标志。党校学员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完成学习任务、经考核合格的，取得党校学历。”
《条例》还删去了《暂行条例》中的第24条，其大意为“中央党校和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在办好主体班次的前提下，可办以党员干部为主要对象、与党校职能相应的函授教育。学员学完必修课程，经考试考核合格者，授予党校函授教育学历”。
这一显著变化，结束了党校和教育部门间持续20多年的有关“党校学历是否等同国民教育学历”的拉锯战。
《条例》对党校教育依法规范，还意味着明确了教育部门在教育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暂行条例》第20条称，中央党校和具备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经国务院学位管理部门批准，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要求，招收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并纳入国家学位管理体系。
而《条例》第20条则明确规定：中央党校和具备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依法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并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招收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纳入国家学位管理体系。

党校学历效力拉锯战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乃至各级党校在干部培训任务之外开始办学。发展到今天，分为学位教育和学历教育两部分。中央党校及部分省级党校所设的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硕士及博士学位点，其所提供的学位教育与正规教育无异；而党校学历教育，虽包括大专、大本及研究生在职教育，由于未与国民教育体系接轨，其文凭至今未获国家正式认可。
由此，围绕“党校学历”的效力，在中央党校和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间多年来展开了“拉锯战”。
198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指出：“各级党校的培训班、理论班，都要实行考试、考核制度和学历制度，根据入学前的文化水平和入学后的学制，所学课程，经过考试合格者，取得同国民教育体系相当的学历和待遇。”但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央的决定出台后，只有1985年和1986年两届党校毕业生的文凭，获得了当时国家教委的承认。
1995年7月，原国家教委在《关于重申党校学历不应等同于国民教育学历的复函》中指出，党校学历不应等同于国民教育系列学历，不作为报考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升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学历依据。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中发[2000]10号，下称“10号文件”）。“10号文件”再次强调，党校学历“待遇参照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规定”。
据《财经》记者了解，现实中，党校学历在全国范围的相当一些系统内获得承认，但也有一部分系统，党校文凭依然不被认可，其中就包括全国统一司法考试。
近年来，因持党校文凭无法参加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全国各地状告司法组织者的讼争不在少数，但无一例外都败诉。如2007年5月31日，湖北建始县法院法官黄志佳愤而将中央党校告上法庭。（参见《财经》2007年第24期“湖北一基层法官状告中央党校”）
《财经》记者获悉，全国像黄志佳这样拥有“党校文凭”者多达320万之众。黄志佳对《财经》记者表示：“我们的党校文凭不被承认，我能理解，但总得有人为我们负责。我将要求办学的中央党校、要求出台政策的中央为我负责，承担赔礼道歉、双倍赔偿的民事责任，要求追究教育部渎职责任。”
不过，自去年7月19日武汉市江汉区法院通知黄志佳，已受理其状告中央党校案，至今一年有余，江汉区法院还没有开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