鞫狱法官回避
『壹』 试论我国古代的法官责任
西周所创始的法官责任制度，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基本定型，而后宋元明清逐步发展和完备，形成了独特的法官责任制度，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完备，制度之详细，影响之深远，世之罕见。笔者将以唐律所规定的法官责任制度为主体，兼涉其他各朝代的法律规定，采现代司法制度中的侦查、审判和执行三阶段的分类方式，对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内容进行解析。
一、侦查阶段的法官责任
由于古代的司法制度不像现代的司法制度那样分工明确、阶段明晰，所以本文所指的侦查阶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前阶段。笔者将这一阶段的责任归纳为三种：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违法检验的责任和违法刑讯的责任。
（一）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
唐律关于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审前逮捕，二是受理后羁押。审前逮捕与现代意义上的侦查中的缉拿归案意义相仿。唐律既规定了逮捕违限的责任，如：各级官吏对所辖地区内发生的强盗、窃盗和杀人案件，必须在法定的三十天之内捕获，否则要追减三等处罚。又规定了逮捕迟缓的责任，《唐律·斗讼》规定：接到有人犯强盗、杀人及盗窃案件的告发而不立即逮捕犯人的，“一日徒一年。窃盗，各减二等。”第二种受理后羁押的责任，唐律分为应羁押而不羁押的责任和不应羁押而羁押的责任两个方面。如《唐律·断狱》规定“诸囚应禁而不禁，……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若不应禁而禁……杖六十。”同时还规定了类似于今日取保候审的保候制度，司法官不依法保候的，要按“不应得为”和“故失论”受到处罚。
（二）违法勘验检查的责任
我国古代法律非常重视作为在侦查案件当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的勘验检查，规定所有的勘验检查都必须依法进行，违者要负法律责任。《唐律·诈伪》中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而明律又将此责任分为失出入人罪与故出入人罪，前者是指规治由于过失而检验错误者致使错判的情况，而后者则是针对受财后故意检验不实的情形。
（三）违法刑讯的责任
古代诉讼一般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允许以刑讯的手段获得被告人口供，但法官必须依法刑讯，否则将反受刑罚。唐律制定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刑讯制度，对从刑讯的条件、刑讯施行的要求、不准刑讯的对象到刑讯的工具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并列出相应的法官责任。如《唐律·断狱》规定：“……犹未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这里就是讲对刑讯条件的违反的处罚。再如“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这就是讲违反不准刑讯对象的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宋刑统》中沿袭了唐律的规定，但大大加重了官吏掠死囚犯的责任，明清律也有相似之规定。
二、审判阶段的法官责任
（一）违法管辖及受理的责任
唐律中的审判管辖兼有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并作了严格的规定。《狱官令》载：“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讫，徒罪及流应决杖、笞若应赎者，即决配征赎。”“诸鞫狱官，囚徒伴在他所者，听移送先系处并论之。”唐律在规定这方面责任时，十分严格。《唐律·断狱》中规定：“诸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诸鞫狱官，停囚待对问者，虽职不相管，皆听直牒追摄。牒至不即遗者，笞五十；三日以上，杖一百。”
依法及时受理案件，是古代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对各级司法官员的要求，对于那些应受理而不受理的法官一般都规定予以严惩。唐律规定：“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明律中也有“凡告谋反逆叛，官司不即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的规定。
（二）违法听讼回避的责任
为表公正，防止徇情枉法，同时也是为了遵守“亲亲尊尊”的原则，古代法律在很早以前就制定了“听讼回避”的制度。唐律规定“：诸在外长官及使人于使处有犯者，所部属官等不得即推，皆须申上听裁。若犯当死罪，留身待报。违者各减所犯罪四等。”《宋刑统》所规定的更为具体严密，范围包括六个方面：1.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关系；2.鞫狱官与被鞫人有故旧关系；3.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仇隙；4.籍贯回避；5.案发起诉人和通缉人须回避；6.司法官内部回避[1]。有上述六种情况的，不回避者追究其刑事责任。到了元朝，听讼回避制度得以完善，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职官听讼者，事关有服之亲并婚姻之家及曾受业之师与所仇嫌之人，应回避而不回避者，各以其所犯坐之。有辄以官法临决尊长者，虽会赦，仍解职降叙。”明清律则专设“听讼回避”，将书吏也纳入了回避的范围。
（三）状外求罪的责任
“状外求罪”是指不以告状的请求审判，与“具状断罪”相反。古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必须严格遵循“具状断罪”的原则，不得超出告状的范围，随意追究其他刑事责任，违者要受到惩罚。相当于现代法律制度中的“不告不理”。《唐律·断狱》规定：“诸鞫狱官，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四）不以法律条文断案的责任
《唐律·断狱》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其意为审判犯罪都必须以律、令、格、式正文作为定案依据，这近似于现代刑法所要求的“罪刑法定”。
（五）出入人罪的责任
出入人罪是指将有罪的人判为无罪，无罪的人判为有罪，重罪轻判和轻罪重判。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确立了法官审判的个人责任原则，而“出入人罪”罪名的形成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为“出人罪”，无罪判有罪、轻罪判重罪为“入人罪”；如果错判是无意的就称之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构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唐律中对于此类犯罪的规定可以细分五个方面：1.故意出入人罪；2.过失出入人罪；3.错判而未决放；4.违法判决徒流罪；5.违法判决死罪，并确立了“同职连坐”制度，即如果一个案件由于判决有误，其卷宗所经过复核的几个官员都必须连坐，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后的宋元明清四朝继承和发展了唐律中关于法官出入人罪的规定。
（六）法官受财的责任
法官受财分为两种：一是受财枉法，二是受财不枉法。在唐律中，两种都要受到刑事处罚。《唐律·职制》规定：“凡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
『贰』 09司法考试 外国法制史 速记
法制史的内容比较少，教材上所有的内容仅占几十页，考查的形式是选择题，分值在回10分上下。还包括中答国法制史，所以外国法制史也就3-6分的样子。重点一直比较突出，外国法制史主要掌握罗马法、美国宪法、英美司法制度、两大法系、大陆法系中宪法与民法的主要内容。这些知识点要理解并能够运用其分析相关案例。没有什么好的口决，相比较而言，法制史的考题难度不大，是考生拿分的科目。
『叁』 唐朝法治史
中国法制史：唐朝的法制-司法考试
http://www.ynexam.cn/html/sifakaoshi/yijuan//2006/1026/zhongguofashi_tangchaodefa_sifakaoshi_8809.html
基本内容
一、《唐律疏议》——礼法统一的法典
1.《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徽律疏》
(1)《武德律》。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于武德四年命裴寂等以《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为《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条。
(2)《贞观律》。唐太宗即位以后，鉴于《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当时的需要，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参照隋《开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称为《贞观律》。《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
注意：《贞观律》的修订长达11年时间，对《武德律》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如增设加役流，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原则与制度。《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
2.《永徽律疏》的颁行
(1)制定：《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奏上新律12卷，是为《永徽律》。
(2)疏议：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惰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曰”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3)历史地位：
第一，《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
第二，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三，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
二、十恶
1．从“重罪十条”到“十恶”
(1)定义：所谓“十恶”，是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
(2)渊源：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唐律承袭此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疏议即云：“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容
(1)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2)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
(3)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4)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
(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为；
(6)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
(8)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
(9)不义：指杀本管上司、受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
(10)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
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一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唐律将这些犯罪集中规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则各篇中对这些犯罪相应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语所谓“十恶不赦”的渊源。这些特别规定充分体现了唐律的本质和重点在于维护皇权、特权、传统的伦理纲常及伦理关系。
三、六杀、六赃与保辜
1．六杀
(1)分类：《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等。
“谋杀”指预谋杀人；
“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
“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
“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
“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
“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
(2)处罚：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
谋杀人，一般减杀人罪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则处以死刑，体现了对传统礼教原则的维护。
故意杀人，一般处斩刑。
误杀则减杀人罪一等处罚。
斗杀也同样减杀人罪一等处罚。
戏杀则减斗杀罪二等处罚。
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赎罪“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2.六赃
(1)定义：六赃指《唐律》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行为。在量刑上对于官吏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
(2)分类：六赃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一是“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凡官吏受财枉法，赃满15匹处绞。
二是“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未枉法裁判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即使不枉法，赃满30匹也处仅次于死刑的加役流。
三是“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处接受礼物，主动索取或强要财物的，加重处罚。监临主守官盗取自己所监临财物或被监临人财物的，比窃盗加二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甚至规定，不得向被监临人借用财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属人员或利用职权经商牟利；否则依情节分别处以笞杖或徒刑。唐律还规定，官吏应约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减等治罪。如监守自盗的比一般盗罪加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
四是“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唐律》贼盗篇规定强盔罪处罚更严，虽不得财也要处徒刑2年。持凶器得财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
五是“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唐律》贼盗篇对一般窃盗罪也严格规定，不得财者笞五十，得财者至五十匹处加役流刑。
六是“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唐律》杂律篇规定，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坐赃，同时禁止监临主守官在辖区内役使百姓，借贷财物，违者以坐赃论处。
(3)影响：六赃的分类与按赃值定罪的原则为后世所继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赃图》的配附。
3.保辜
(1)定义：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
(2)具体规定：唐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者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
(3)评价：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
四、五刑与刑罚原则
(一)唐律中的五刑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为等差；
(4)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
(5)死刑，分斩、绞二等。
(二)唐律中的刑罚原则
1.区分公、私罪的原则
(1)定义：所谓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在执行公务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赋敛”而无私人获利者，处罚从轻。
所谓私罪包括两种：一种是指“不缘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与公事无关，如盗窃、强奸等。另一种是指“虽缘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职权，循私枉法，如受人嘱托，枉法裁判等，虽因公事，也以私罪论处。
(2)处罚：唐律规定公罪从轻，私罪从重。适用官当时，也要区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当1年徒刑。
(3)缘由：唐律之所以要区分公罪与私罪，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积极性，以便提高国家的统治效能；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保证法制的统一。
2.自首原则
唐代继承了历代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但较前有比较明显的发展。
一是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唐代对自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
二是规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即对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处理。因为这些犯罪的后果已不能挽回。
三是规定自首者虽可免罪，但赃物必须如数退赔，不使犯法者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以防止罪犯利用自首非法获财。
四是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待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名例律》规定：“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至于如实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
此外，唐律规定，轻罪已发，能首重罪免其轻罪；审问它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余罪。出于分化打击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传统刑法的自首原则；这些内容影响到后世。
3.类推原则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轻案。凡应加重处罚的罪案，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如疏议举律文说，谋杀尊亲处斩，但无已伤已杀重罪的条文，在处理已杀已伤尊亲的案件时，通过类推就可以知道更应处以斩刑。又举例说，夜半闯入人家，主人出于防卫，登时杀死闯入者，不论罪。律文没有致伤的条文，但比照规定，杀死已不论罪，致伤更不论罪。唐代类推原则的完善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
4.化外人原则
化外人即指外国人。《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同国籍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这在当时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同时也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因大量外国侨民前来所引起的各种法律纠纷问题。
五、唐律的特点与中华法系
1.“礼法合一”的特点
唐朝承袭和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使得法律统治“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如同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政权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维护了唐朝统治。
2.科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的特点
唐朝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以往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西汉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导致律令杂乱。西晋修律对汉律令作了大幅度的缩减，北齐律定为12篇，949条，较前又有所进步。唐朝沿袭隋制，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并为后世所继承。仅以太宗修《贞观律》为例，“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足见唐律的上述特点。
3.立法技术完善的特点
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平。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原则的确定都有充分表现。为防止官吏滥用比附，用精确的语言规定在法无明文规定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并在承袭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公、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如《斗讼律》解释“过失杀”说：“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共举重物为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类，皆是。”唐律结构严谨，为举世所公认。
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
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袭秦汉立法成果，吸收汉晋律学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故对宋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六、唐代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唐代沿袭隋制，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
1.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凡属流徒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同时大理寺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
2.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
唐代刑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门等四司。刑部除掌司法政令外，并复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及州、县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在复审中，如发现疑案、错案，凡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驳回原审州、县重审或复判，死刑则转送大理寺重审。刑部还有权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
3.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下设台、殿、察三院。作为中央监察机构，专门负责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监督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是否遵守国家法律和各项制度，是否忠实履行职贵，位高权重，可称得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司”。御史台有权监督大理寺、刑部的审判工作，同时参与疑难案件的审判，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御史台中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下属的诸御史。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设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的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由于侍御史在诸御史中的地位最高，职权最重，因此一般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或由宰相与御史大夫商定，由吏部选任。
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违反朝仪的失礼行为，并巡视京城及其他朝会、郊祀等以维护皇帝的神圣尊严为其主要职责。
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察州县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唐代时以“道”为监察区，全国共分为十道(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一名监察御史，称为巡按使，品级虽低，但权力极大，是皇帝设在地方上的耳目。
4.唐代的“三司推事”
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此外，唐代还设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
5.地方司法机关
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州县长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均设佐史协助处理。州一级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一级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
(二)诉讼制度
1．刑讯制度
(1)刑讯的条件与证据。唐律规定，审判时“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拷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也就是要求在拷讯之前，必须先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证据确凿，仍狡辩否认的，经过主审官与公审官共同决定，可以使用刑讯；未依法定程序拷讯的，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同时规定，对那些人赃俱获，经拷讯仍拒不认罪的，也可据状断之”，即根据证据定罪。
(2)刑讯方法。首先，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贵任。其次，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应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若拷讯数满仍不招供者，必须取保释放。凡有违犯，承审官须负刑事贵任。其三，拷讯数满，被拷者仍不承认的，应当反拷告状之人，以查明有无诬告等情形，同时规定了反拷的限制。
(3)规定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一类是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二是老幼废疾之人，指年70以上15以下、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对上述两种人，唐律规定“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即必须有三人以上证实其犯罪事实才能定罪。
2.仇赚回避原则
唐代回避制度称作“换推”，指在审讯过程中，凡审判官与当事人有亲属或师生或仇嫌关系，均须调换回避。司法机关在接受诉状后，就开始进入审讯程序。为了防止司法官在审讯过程中因亲故仇嫌关系而妨碍公正审判，唐朝在《唐六典》中第一次规定了回避制度，即“凡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也就是说，若承审官与当事人有某种利害关系，准许更换承审官。这一规定对于保证司法公正有一定作用。
3.死刑三复奏
死刑复奏制度是指死罪判决的执行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待皇帝批准下达三日后方可行刑。这项制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已正式确立，至隋朝确定为死刑须经“三复奏”方准执行。唐律对此作了更加详细而严格的规定：除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及部曲、奴婢杀主等死刑判决只经一次复奏即可执行外，凡各地方的死刑判决作出后，必须三次奏报皇帝批准，待批准下达三日后方可执行。违反上述规定，“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要判处流刑，3日期限末满或过限行刑者处以杖刑至徒刑。对京师判决的死刑案件要求更加严格，须经过“五复奏”。这项制度表明唐代对死刑的审慎态度及皇帝对死刑权的牢固控制。
『肆』 宋代是如何防范发生冤案的
宋朝在各州均设立两个法院——司理院与州院，两个法院是平行的，并配置了专职的司法官。一个刑事案子进入庭审程序之后，州法院必须启动“鞫谳分司”的司法机制，即审讯问罪的法官（狱司）与检法量刑的法官（法司）不可为同一人，而是由没有利害关系的两个人担任。宋人认为，“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讯问的过程中，法官需要遵循“据状鞫狱”的原则，《宋刑统》规定：“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说的是，法官鞫问的罪情，必须限制在起诉书所列举的控罪范围内，起诉书没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问罪，否则，法官以“故入人罪”论处。古代重口供，允许刑讯，不过宋代对刑讯的使用已有了严格限制，更加注重证据与检验，对证验明白无疑者，不必用刑逼供，可以“据状断之”；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以及孕妇、产妇，也不得拷讯。违法用刑的法官，将会被追究责任。
案子审讯完毕之后、检法量刑之前，还有一个“录问”的程序，即由另一名法官提问犯人、核对供词。如果录问官与鞫狱官有利害关系，比如同年、同门，则必须回避。在录问过程中，如果案情有误，而录问官未能发现、驳正，那么录问官也会受到惩罚，若能驳正则有赏。如果录问无误，案子就转入“检法”程序。由法司根据讯问所得的罪情，检出适用的法律条例，供长官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检法时若发现案情有误，法司也有权驳正。
有一点值得指出，在鞫狱—录问—检法的整个过程中，三个法官是各自独立的，不得相互商议，宋代法律规定：“录问、检法与鞫狱官吏相见者，各杖八十。”
检法之后，就是判决的程序了。首先，由鞫狱官、录问官、检法官之外的法官草拟好判决书，叫做“拟判”；然后就是“过厅”，类似于现在的“合议”，即由负责该案的所有法官集体审核、签押，以示负责，假如将来发现该案的审判出了差错，这些签字的法官都要负连带责任。最后，由州最高长官定判结案，按照要求，这时必须向案犯宣读判词，问犯人是否服判。这相当于留给犯人又一次申诉的机会。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案子就可以呈报路一级的提刑司、中央刑部，进入复核阶段。这里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不管是在录问、还是在宣判，乃至在行刑之前，犯人都有翻供的权利。一旦翻供，则必须组织另外的法官（原审法官回避），或者移交另一个法院（宋代一州设两法院的意义体现出来了），重新审理，一切重新按照程序再走一遍。这叫做“翻异别勘”。根据宋代立法，犯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南宋时改为五次，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一部分案子，已突破了法定次数的限制，一次次翻异，一次次别勘。孝宗淳熙年间，南康军有民妇阿梁，被控与他人合奸谋杀亲夫，判处斩刑，但阿梁“节次翻异，凡十差官斟鞫”，翻异近十次，前后审理了九年，阿梁仍不服判，最后，法官据“罪疑惟轻”原则，免于阿梁一死。
平心而论，宋代这套严密的司法程序，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也是可圈可点的。当然也不必讳言，再严密的制度在实际执行中都可能会打一个折扣（否则就不会发生冤案了），但这套制度背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立法精神、“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司法原则，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伍』 如何认识古代关于法官责任的规定
西周所创始的法官责任制度，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基本定型，而后宋元明清逐步发展和完备，形成了独特的法官责任制度，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完备，制度之详细，影响之深远，世之罕见。笔者将以唐律所规定的法官责任制度为主体，兼涉其他各朝代的法律规定，采现代司法制度中的侦查、审判和执行三阶段的分类方式，对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内容进行解析。
一、侦查阶段的法官责任
由于古代的司法制度不像现代的司法制度那样分工明确、阶段明晰，所以本文所指的侦查阶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前阶段。笔者将这一阶段的责任归纳为三种：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违法检验的责任和违法刑讯的责任。
（一）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
唐律关于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审前逮捕，二是受理后羁押。审前逮捕与现代意义上的侦查中的缉拿归案意义相仿。唐律既规定了逮捕违限的责任，如：各级官吏对所辖地区内发生的强盗、窃盗和杀人案件，必须在法定的三十天之内捕获，否则要追减三等处罚。又规定了逮捕迟缓的责任，《唐律·斗讼》规定：接到有人犯强盗、杀人及盗窃案件的告发而不立即逮捕犯人的，“一日徒一年。窃盗，各减二等。”第二种受理后羁押的责任，唐律分为应羁押而不羁押的责任和不应羁押而羁押的责任两个方面。如《唐律·断狱》规定“诸囚应禁而不禁，……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若不应禁而禁……杖六十。”同时还规定了类似于今日取保候审的保候制度，司法官不依法保候的，要按“不应得为”和“故失论”受到处罚。
（二）违法勘验检查的责任
我国古代法律非常重视作为在侦查案件当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的勘验检查，规定所有的勘验检查都必须依法进行，违者要负法律责任。《唐律·诈伪》中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而明律又将此责任分为失出入人罪与故出入人罪，前者是指规治由于过失而检验错误者致使错判的情况，而后者则是针对受财后故意检验不实的情形。
（三）违法刑讯的责任
古代诉讼一般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允许以刑讯的手段获得被告人口供，但法官必须依法刑讯，否则将反受刑罚。唐律制定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刑讯制度，对从刑讯的条件、刑讯施行的要求、不准刑讯的对象到刑讯的工具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并列出相应的法官责任。如《唐律·断狱》规定：“……犹未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这里就是讲对刑讯条件的违反的处罚。再如“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这就是讲违反不准刑讯对象的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宋刑统》中沿袭了唐律的规定，但大大加重了官吏掠死囚犯的责任，明清律也有相似之规定。
二、审判阶段的法官责任
（一）违法管辖及受理的责任
唐律中的审判管辖兼有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并作了严格的规定。《狱官令》载：“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讫，徒罪及流应决杖、笞若应赎者，即决配征赎。”“诸鞫狱官，囚徒伴在他所者，听移送先系处并论之。”唐律在规定这方面责任时，十分严格。《唐律·断狱》中规定：“诸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诸鞫狱官，停囚待对问者，虽职不相管，皆听直牒追摄。牒至不即遗者，笞五十；三日以上，杖一百。”
依法及时受理案件，是古代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对各级司法官员的要求，对于那些应受理而不受理的法官一般都规定予以严惩。唐律规定：“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明律中也有“凡告谋反逆叛，官司不即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的规定。
（二）违法听讼回避的责任
为表公正，防止徇情枉法，同时也是为了遵守“亲亲尊尊”的原则，古代法律在很早以前就制定了“听讼回避”的制度。唐律规定“：诸在外长官及使人于使处有犯者，所部属官等不得即推，皆须申上听裁。若犯当死罪，留身待报。违者各减所犯罪四等。”《宋刑统》所规定的更为具体严密，范围包括六个方面：1.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关系；2.鞫狱官与被鞫人有故旧关系；3.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仇隙；4.籍贯回避；5.案发起诉人和通缉人须回避；6.司法官内部回避[1]。有上述六种情况的，不回避者追究其刑事责任。到了元朝，听讼回避制度得以完善，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职官听讼者，事关有服之亲并婚姻之家及曾受业之师与所仇嫌之人，应回避而不回避者，各以其所犯坐之。有辄以官法临决尊长者，虽会赦，仍解职降叙。”明清律则专设“听讼回避”，将书吏也纳入了回避的范围。
（三）状外求罪的责任
“状外求罪”是指不以告状的请求审判，与“具状断罪”相反。古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必须严格遵循“具状断罪”的原则，不得超出告状的范围，随意追究其他刑事责任，违者要受到惩罚。相当于现代法律制度中的“不告不理”。《唐律·断狱》规定：“诸鞫狱官，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四）不以法律条文断案的责任
《唐律·断狱》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其意为审判犯罪都必须以律、令、格、式正文作为定案依据，这近似于现代刑法所要求的“罪刑法定”。
（五）出入人罪的责任
出入人罪是指将有罪的人判为无罪，无罪的人判为有罪，重罪轻判和轻罪重判。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确立了法官审判的个人责任原则，而“出入人罪”罪名的形成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为“出人罪”，无罪判有罪、轻罪判重罪为“入人罪”；如果错判是无意的就称之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构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唐律中对于此类犯罪的规定可以细分五个方面：1.故意出入人罪；2.过失出入人罪；3.错判而未决放；4.违法判决徒流罪；5.违法判决死罪，并确立了“同职连坐”制度，即如果一个案件由于判决有误，其卷宗所经过复核的几个官员都必须连坐，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后的宋元明清四朝继承和发展了唐律中关于法官出入人罪的规定。
（六）法官受财的责任
法官受财分为两种：一是受财枉法，二是受财不枉法。在唐律中，两种都要受到刑事处罚。《唐律·职制》规定：“凡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
『陆』 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的古代司法回避
根据回避事由或回避主体的不同，中国古代司法回避主要分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故旧回避、司法官之间的回避以及非审判官吏回避等种类。古代司法回避制度具有中华法系的特质，也回避不了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审判人员回避制度
所谓回避制度是指法律规定与案件或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特殊关系的审判人员，不得参加该案审判活动的一项诉讼制度。
早在唐代，法律就有审判人员回避的规定，如主审法官与被告有“亲属、仇嫌”需要换主审官，以使审判符合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公平合理地办理案件，有效地防止司法人员因个人感情、恩怨、利害或成见等因素的影响而先入为主或徇私舞弊。
宋承唐制，法律不仅规定了审判人员回避的制度，而且在唐朝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作了许多重要的补充，使宋代审判人员回避的制度更加具体，更加严密。依据宋朝有关法令的规定，宋代回避的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鞫狱官(审判人员)与被鞫人有亲属关系，包括内亲在五服者，外亲在大功以上者。如果鞫狱官(审判人员)与被鞫人(被告)有亲属关系，在审理案件时，可能发生偏袒被鞫人的现象。所以这种情况应当回避。
二是鞫狱官与被鞫人有故旧关系。包括授业师、原长官和原部属以及同年同科及第的官员，必须回避。如《宋刑统》中规定:“诸鞫狱官与被鞫人……并授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皆须听换。”
三是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仇隙。审判人员与被讯人员有某种仇恨或关系不睦者，应当回避。《宋刑统》规定:“诸鞫狱官与被鞫人……及有仇嫌者，皆须听换。”
四是籍贯回避。审判人员不得到原籍所在地审理案件。
五是按发起诉人和缉捕人也应回避。宋朝规定，凡是按发的犯罪案，按发官必须申报上级机关另外选差与按发官同级的其他机构的官员审理，而按发官本人必须回避。六是司法官内部回避。为防止审判活动中官官相护的弊端，宋朝还规定了司法官之间的回避制度:第一，上下级之间的回避，如诸职事相干或统摄有亲戚者，并回避；第二，同级之间的回避，如录问、检法与鞫狱，若检法与录问官吏有亲嫌者准此；第三，犯人翻异，须别推时后审法官与前审法官有亲嫌关系者也必须回避。
宋朝法官回避制度之严密和具体，是历朝都没有的。这对防止舞弊，减少冤案起到了积极作用。某些方面的规定对当今的诉讼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