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院长肖

❶ 原最高院肖扬己死，真的吗

1、是假的，他实际是最后一次直接和死刑复核法官面对面谈话。

2、他说，责任专重于泰山，希望法属官们把“疑者不杀、杀者不疑”的精神坚守到底。

3、肖扬十年最高法回顾：收回死刑复核权最重要，让民告官不再告状难，坚持公正司法。

4、在耶鲁大学谈到当前中国司法现状时，他亦直言，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

❷ 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保证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行政案件，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制定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欢迎阅读!

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但以县级人民政府名义办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案件可以除外;

(二)社会影响重大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

(三)重大涉外或者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案件;

(四)其他重大、复杂的案件。

第二条

当事人以案件重大复杂为由或者认为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辖权，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7日内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二)决定自己审理; (三)书面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条

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当事人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7日内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要求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二)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决定自己审理。

第四条

基层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需要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可以报请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7日内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决定自己审理; (二)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决定由报请的人民法院审理。

第五条

中级人民法院对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决定自己审理，也可以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条

指定管辖裁定应当分别送达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法院及案件当事人。本规定第四条的指定管辖裁定还应当送达报请的人民法院。

第七条

对指定管辖裁定有异议的，不适用管辖异议的规定。

第八条

执行本规定的审理期限，提级管辖从决定之日起计算;指定管辖或者决定由报请的人民法院审理的，从收到指定管辖裁定或者决定之日起计算。

第九条

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需要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参照本规定。

第十条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立案的不适用本规定。本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一、《规定》的起草背景

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开展行政审判工作，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支持和促进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司法救济的期待不断增强，行政诉讼制度在一些方面已经难以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其中，“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就为行政机关能够轻而易举地对法院施加压力提供了某种便利，从而影响了行政审判的权威和公信力。因此，改革和完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自然成为行政审判赢得社会公信力的首选和突破口。

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诉讼改革，通过探索完善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改革等 措施 ，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职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积极推进行政案件管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通过加大指定管辖、异地审理的力度，防止和排除地方非法干预，为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理行政案件提供制度保障。”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中也提出：“改革和完善行政案件管辖制度，从制度上排除干预行政审判的各种因素。”从去年上半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即着手进行《规定》的起草工作。在起草过程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认真听取和征求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归纳、 总结 和研究分析各种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形成了目前的司法解释。

二、《规定》的指导思想

一是体现符合党的十七大关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二是着眼于社会转型加速、社会矛盾突显的阶段性特征，适应行政审判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三是体现司法改革的方向。既坚持法律的原则和规定，又注意在法律框架内的灵活性和必要的前瞻性，以适应新情况、新形势的需要。同时，也为将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积累有益的 经验 。四是符合行政诉讼的特点。通过适当调整案件管辖，较好地体现行政诉讼的特点和保护弱者、追求实质平等的精神。五是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着眼于司法实践的需要，对一些比较成熟的做法予以吸收固定，对一些不一致或者不明确的问题予以规范，并且注意增强可操作性。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情况差异较大，案件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注意体现灵活性和可选择性。六是把握司法解释的定位。恪守司法解释的权限，充分听取和尊重立法机关的意见，力求既符合法律的规定和精神，又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有所创新。

三、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规定》坚持的原则

一是力求做到从实际出发。针对当前我国行政诉讼的困境和现行管辖制度方面存在的缺憾，法学界和实务部门提出了几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方案一是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方案二是对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方案三是提高行政案件的审级;方案四是实行异地管辖。在起草调研过程中大家认为，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或者对行政案件实行集中管辖，涉及到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的大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案。在目前，只能考虑在行政诉讼法的现有框架内挖掘资源。实践证明，行政案件管辖制度的改革，可以起到以较小的代价，解决长期困扰行政审判问题的作用，对于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审判意义重大。

二是以指定管辖为主，以提级管辖为辅。2000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曾经通过对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的解释，适当提高行政一审案件的审级，有些省份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但实践证明，提级管辖对行政干预有所减轻，但效果并不明显，而且，采取“一刀切”提高审级的做法，还会产生一些负面效果，比如，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的压力会大大增加，基层法院却可能无案可审，审判资源的配置从而受到一定影响;基层法院处理纠纷的天然优势无从发挥，不利于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有违“两便原则”，增加诉讼成本;而且，由于各地情况不同，也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普适的标准等。相比之下，异地管辖无需改变现有的司法资源配置，而且改革的成本小、震动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还能在行政诉讼法中找到依据。因此，《规定》最终以对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条款进行解释为切入点，着眼于对异地管辖作出具体规定，并对若干解释关于适当提高审级的规定略作修改，作为辅助性措施。

三是重点解决基层法院的问题。考虑到行政审判遇到干扰相对较多的还是基层人民法院。《规定》重点对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的指定管辖和级别管辖问题作出规定。同时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需要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可以参照本《规定》办理。

四、《规定》的主要内容

关于适当提高审级

鉴于适当提高行政案件的审级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考虑到若干解释第八条第(一)项关于“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案件”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存在两个方面的缺憾：一是“不适宜”的概念可操作性差，而且确定是否“不适宜”的主体不明确;二是许多以县级人民政府的名义办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案件实际都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为，这类案件存在的干扰并不严重，而且由于数量较多，都提级到中级人民法院作一审并无必要，因此，《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对此修改为：“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但以县级人民政府名义办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案件可以除外”。本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与若干解释相比并无修改，列举出来是为了保持体例的完整。

在理解适用《规定》第一条第(一)项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本项规定是对级别管辖作出的调整，除了以县级人民政府名义办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案件可以除外，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均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起诉人直接到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不需要任何理由。第二，规定以县级人民政府名义办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案件可以除外，并不是必然除外，规定“可以”，是为了保留一定的灵活性，以避免将一些确实重大、复杂的案件也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即便是以县级人民政府名义办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案件，如果确属重大、复杂，中级人民法院也应当作为第一审案件受理。第三，对于有些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如果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指定到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也能够保证公正审判，也不必一律自己审理。总之，无论作出何种决定，目的都是为了既能够排除干预，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又能够方便当事人诉讼，尽量把纠纷化解在基层。

□关于指定异地管辖和管辖权的转移

指定异地管辖，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经原告申请、基层人民法院提请或者中级人民法院决定，由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指定到本辖区内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审理。管辖权的转移，则是指经由上级法院决定或同意将案件管辖权由下级法院移交上级法院或由上级法院移交下级法院。指定异地管辖和管辖权的转移在行政诉讼法中都是有立法依据的。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第二十三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判。”

有人说，管辖权如何规定，不只具有引导行政诉讼程序开始的程序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保障裁决公正的实体价值。实行异地管辖就是如此，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受诉法院和同级政府的直接、密切的联系，法院的中立地位得以确立，法官的压力得以有效排解，行政审判的公信力得以体现。虽然异地管辖使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略有增加，但是，就当事人尤其是原告而言，在诉讼成本和司法公正之间，其宁愿选择司法公正而乐意承担适当增加的诉讼成本。况且，如果坚持就近原则，这种成本的增加还尚在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实行异地交叉管辖，中级人民法院还可以根据本辖区内基层法院人员配置和案件受理情况掌握总体平衡。行政诉讼法尽管对指定管辖作出规定，但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程序。

《规定》出于审判实践的需要，通过对法律条款的解释，以求对这种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进行细化，增强可操作性。关于管辖权转移，本《规定》只规定了由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的转移，目的同样是为了保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至于上级法院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仍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进行，但应当从严掌握。除非案情简单且不致受到干扰，一般不宜随意向下级法院移交。即使有必要移交，原则上也应当指定到被告所在地之外的下级法院。

关于指定异地管辖和管辖权转移，《规定》明确了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由当事人启动。即当事人以案件重大复杂为由或者认为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辖权，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在有些国家，原告对于管辖法院是拥有一定选择权的。本《规定》考虑到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没有明确赋予原告对于管辖法院的选择权，但对原告直接向上一级法院起诉或要求上一级法院指定异地管辖给予了有限承认。当事人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事由分两种情况，一是认为案件重大复杂，即本来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在审查时就要考虑案件是否具备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重大、复杂的情形;二是认为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辖权，即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并无异议，只是认为其不宜行使管辖权。中级人民法院在审查时就要考虑是否确实存在基层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辖权的情形。至于哪些情形属于不宜行使管辖权，《规定》并未明确列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二条曾经使用“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表述，此处的“特殊原因”包括事实方面(如不可抗力)和法律方面(如可能影响公正判决)两个原因。《规定》关于“不宜行使管辖权”的表述，应当更侧重后一方面的原因。有的法院在实践中总结出以下几种情形：(一)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在当地干扰或阻力较大、依法裁判确有困难的案件;(二)下级人民法院参与当地政府或行政机关组织的联合执法后，该政府或行政机关所作行政行为引发诉讼的案件;(三)下级人民法院先行参与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具体行政管理活动后，因该次土地征收、拆迁引发诉讼的案件;(四)下级人民法院违法受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且已裁定执行后，因该具体行政行为引发诉讼的案件。列举难称详尽，但可以作为参考。适用本《规定》时还应注意，不应在“不宜行使管辖权”的举证方面过于苛求起诉人，只要当事人存在这方面的疑虑，一般就应当予以考虑。

《规定》虽然在指定管辖和提级管辖的启动上赋予了当事人一定选择权，但最终是否要实行指定管辖或者提级管辖，仍然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至于中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何种处理，《规定》列举了三种方式：一是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二是决定自己审理;三是书面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这种顺序上的安排，表明了一种取向，即中级人民法院在作出处理时，应当首选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法院管辖，确有必要的才决定自己审理，以保持管辖上的常态;如果认为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能够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与效率，也可以书面告知起诉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这里强调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告知，是为了防止法院之间互相推诿扯皮。

还应指出一点，对于中级人民法院的决定，在起草过程中，曾经加上“符合受理条件”这一限制，考虑到本规定解决的是管辖问题，并不是起诉与受理问题，在定稿时删除了这一表述。尽管没有作此规定，人民法院在审查立案时当然要对是否符合受理条件进行审查。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本条规定将案件指定到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或者书面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之后，相关法院如果发现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当然可以作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但是，如果发现明显不符合受理条件，中级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作出处理，不应再无谓地兜圈子，否则，不仅增加当事人的负担，也浪费司法资源。

第二个途径是由基层人民法院启动。即基层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需要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可以报请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这是指有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对于可能存在影响独立审判和公正司法情形的案件，应当主动报请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或者指定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对基层法院的报请也采取三种处理方式：(一)报请的理由成立，且宜于由自己审理的，决定自己审理;(二)报请的理由成立，指定其他基层法院管辖就能解决问题的，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三)报请的理由不成立的，决定由报请的人民法院审理。有的省份法院对于下级法院报请上级法院审理的案件，除了考虑影响独立审判和公正司法的因素之外，对于类型较新、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或者法律关系复杂，争议较大，需要通过上级人民法院裁判来统一执法尺度的案件，也要求下级法院报请上级法院审理。意在通过管辖权的转移，探索逐渐取消行政案件的内部请示制度。应当说，这种做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关于“改革下级人民法院就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做法。对于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下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上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直接审理。”的规定精神。

第三个途径是由中级人民法院启动。即中级人民法院对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决定自己审理，也可以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这是指对于基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审理的案件，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可以主动依职权提级审理。提级以后，既可以自己审理，也可以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前一种情况属于管辖权的转移，后一种情况则属于转移之后的再转移。

除了以上规定，《规定》还在第三条对诉权保护作出特别规定。即：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当事人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7日内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一)要求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依法处理;(二)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三)决定自己审理。此前，若干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曾有类似规定，这次重新规定，对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将案件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作了进一步明确。

五、《规定》中的程序问题

为了便于操作，规范和统一各地的做法，《规定》还对指定管辖的方式和程序作出必要规定。

第一个程序问题，是明确了指定管辖裁定应当分别送达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法院及案件当事人;基层人民法院报请的，还应当送达报请的人民法院。

第二个程序问题，是明确了对指定管辖裁定有异议的，不适用管辖异议的规定。所谓管辖异议，是指当事人认为受诉人民法院对该案无管辖权，而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的不服该法院管辖的意见或主张。根据若干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提出管辖异议，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根据若干解释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管辖异议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但指定管辖不涉及无管辖权的问题，而是属于管辖权在法院之间上下或横向转移的问题，指定管辖裁定一经送达指定管辖法院及案件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因而不适用管辖权异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事人既不能对指定管辖提出异议，也不可以对指定管辖裁定提出上诉。

第三个程序问题，是明确了审理期限问题。执行本《规定》的审理期限，提级管辖从决定之日起计算;指定管辖或者决定由报请的人民法院审理的，从收到指定管辖裁定或者决定之日起计算。

六、贯彻执行《规定》需注意的其他问题

在执行《规定》过程中还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由于司法解释的体例所限，不便一一体现，最高人民法院为此专门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对一些问题进行强调。比如，兼顾方便诉讼与案件平衡。指定管辖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程度的不便，因此在确定管辖法院时，应当尽可能采取就近原则。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地方，应当考虑当事人的困难和负担，必要时可以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同时，还应注意通过指定管辖，适当均衡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工作量，使司法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再如，防止法院之间固定对应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在指定管辖法院时，应当尽量避免两个人民法院之间形成规律性的固定对应管辖，防止因此而产生负面效应，影响指定管辖作用的发挥。

通知还对立案和审判机构协同配合问题提出要求。行政案件的立案受理和管辖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复杂，鉴于行政审判庭对受案范围和起诉条件的把握较为熟悉，对辖区法院的司法环境、行政案件质量及行政审判力量配置等情况更为了解，在决定案件管辖问题时，立案庭和行政审判庭要加强沟通配合，对如何确定管辖法院，立案庭应当在主动征求行政庭意见后作出决定。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要结合本地实际，对行政案件管辖工作分工和衔接问题制定相应的具体措施。此外，为了规范和统一案件管辖相关司法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在下发本通知的同时，还附发了与《规定》相关的司法文书样式，供各级人民法院试行。

❸ 法院法官爱岗敬业比赛演讲稿3篇

党和人民把崇高的审判权赋予了法官，这是对法官的高度信任，所以法官也要用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奉献精神来担负起这个使命。我为大家整理了法院法官 爱岗敬业 比赛 演讲稿 3篇，欢迎大家阅读。
法院法官爱岗敬业比赛演讲稿篇1
上大学的时候，当我翻开美国着名学者德沃金的名着《法律帝国》这本书，读到这位大师对法官形象描述的点睛之笔，“在法律铸造的帝国里，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我为此精辟之辞赞叹不已，同时也对崇高而威严的法官职业油然产生了几多神圣，几多向往。

当我成为一名法学的卑微朝圣者，我决心终生用自己的辛勤跋涉，去感受法的脉动与心率，去探寻法的精神与真谛。当我们身着黑色的袍服在审判席上耐心听讼的时候，我懂得了黑色的服饰是法官内在精神的表现，这正如一位哲人说的：“蜜蜂只在黑暗中工作，思想只在缄默中孕育，美德也只在幽居中产生”。

作为一名法官，我们清醒地知道，司法的主角是法官，司法公正的关键是法官，而法官客观公正的品格则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人民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要求，体现了对法官中立、客观、公正品格的追求，中立的裁判地位决定了法官不能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目标要求法官必须严格自律，做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寂寞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经说过一句话：法官是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从事的职业。

在全国人大X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呼吁：法官不是大众化的职业，而应当是社会的精英。说到这里，我的眼前仿佛走来了一批批优秀的法官代表，你看你看，我们法官走来了，他退休不退志，立下走百村，访百民，作百场法律 报告 的目标，以一个老法官的法律实践实现对法律的最好注释。你看，全国优秀法官，市北郊法庭庭长走来了，他以办铁案声名远扬，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被告用稀硫酸泼在了身上，烧伤面积达32%，右眼球被摘除，就在出院的第三天，就要求领导安排工作，所办近千件案子，从未出错一次，他出色的业绩赢得了各界的高度评价。还有，迎难而上下苦功，勤奋好学断铁案的开封县法院的齐爱香走来了，谈泊名利，奉献审判事业的新安县法院审判员王圣木走来了，等等等等，这一批批法官群体，用他们的辛勤努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用他们的司法实践向人们昭示了什么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什么是社会的精英。我们的审判权来源于国家和人民，作为社会各种矛盾纷争的终局裁判者，在以法官的形象出现时，我们已远远超越了小我之上，法官只能成为正义的化身，公正的天使，社会的良心。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弘扬正气，是法官神圣的职责。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为民解难，是法官义不容辞的义务。法官的胸间应当充满正气，法官的眼睛应当蔑视特权，法官的肩膀应当扶持弱小，法官的两袖应当一片清风。

法官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圣的法律。法官的良心只服从一条，那就是公正与正义。做法官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作为一名法官，我深知世事繁杂，沧海桑田，但我将以法律作为终生信仰，视法律为神圣母亲，奉于灵魂深处时时敬仰，以正确领会、解释、执行法律为最高目标。探求公正与正义这一法律精髓。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能风雨兼程。这就是一个法官的追求。
法院法官爱岗敬业比赛演讲稿篇2
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有这样一群人值得我们铭记，“除了法律，他们别无所崇;除了良知，他们别无指引;除了正义，他们别无追求!”从铁面无私的包拯，到断案如神的狄仁杰;从明察秋毫的宋慈，到“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板桥，几百年来，他们总被人们津津乐道。历史车辆滚滚向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伴随着这个时代到来的一代法官脱颖而出，他们有不计病痛、默默奉献的金桂兰，有公而忘私、定纷止争的黄学军;有尽职尽责、耐心细致的钟蔚莉，有执法如山、融情似水的李昆仑，一位位优秀的法官，以他们对法治事业执着的追求，以他们良好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座座丰碑，为人们所传颂。

然而，当我们被这些优秀法官所深深震撼同时，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个别意志薄弱的法官在欲望中迷失了方向，在公与私、权与利的面前心理失去了平衡，背弃了法官的职业准则，一夜之间从审判席上执行法律的法官沦为了阶下之囚。痛定思痛，反腐倡廉的钟声再一次在我们每个人的耳畔响起。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抓”的训诫，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腐败对公平正义的危害。

心存不廉，就会导致行为不公，而不公的裁判是人民法官的天敌。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的确社会民众违法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个社会还有法律和司法可以弥补这些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但是，如果司法裁判本身腐败，则很容易使人们对司法本身失去信心，长此以往，则没有人再愿意通过法律来实现自己的权益，而整个司法体系也将失去民心，变得软弱不堪。可见，干警素质的重点是清廉，司法的核心是公正。没有公正，司法就失去了赖以生存之基、安身立命之本。

然而，法官通过正确履行职责，来确保司法公正。法官不仅要有较高的 文化 素质、社会经历、专业知识、业务技能。更为重要的是他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准，有一颗追求正义的丹心;有一双洞悉是非曲直、不揉一丝沙粒的慧眼;有超然特立、冷静笃定的性格;有悲天悯人、体恤众生的情怀;有冰清玉洁、慎独自爱的品性;有耐得住寂寞，洗尽铅华的定力。

冰清玉洁、慎独自爱、耐住寂寞、洗尽铅华。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清清白白做人。 清白是法官必须坚守的职业和道德底线。清白做人，就是要不为名利所缚，不为私欲所动，抵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抵得住诱惑，就是要在各种诱惑的考验面前，做到“灯红酒绿不入眼，不义之财不伸手”。请记住，挡不住今天的诱惑，将失去明天的幸福。

守得住清贫，就是要宁可清贫自乐，不可浊富多忧。“天下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这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耐得住寂寞，就是要远离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在无数次明智的选择中始终坚守着一份孤独。莫怨清廉淡滋味，应愁贪婪铁窗泪。

法官爱岗敬业演讲稿3篇法官爱岗敬业演讲稿3篇一名法官，惟有清白做人，才能使自己处于最中央，使法律的天平不致发生倾斜;一名法官，惟有清白做人，才能承担守护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一名法官，惟有清白做人，才能实现刚正不阿，如墨线过木曲也正;清正廉洁，似明矾入水浊亦清。一名清白无暇的法官，“其身正，不令而行”。

朋友们，让我们抵住诱惑、守住清贫、耐住寂寞，用浩然正气，昂扬锐气去荡涤那些乌烟瘴气，做一名无私无畏、一身正气的执法者，做一名清廉似水的“现代包拯”;让我们为正义和道义而战，对法律和人民负责，让天平永不倾斜，让国徽永远闪光!
法院法官爱岗敬业比赛演讲稿篇3
一提到法官，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法庭，在庄严的国徽下，坐在高高的法椅上，身披法袍、手执法槌，代表国家裁判着社会的是是非非，那就是法官!他往往令人产生无限的崇敬感，仅这种美好的感觉，世界上还有什么可比?这是何等的荣耀!

在中国，人们把高考的那个月称之为“黑色七月”，因为每年的七月都决定着学子们一生的命运。历经十年寒窗苦，而又在七月胜出的佼佼者，当他们填报志愿时，又总是对法律专业情有独钟、趋之若骛，该有多少莘莘学子梦想成为一名法官啊!今年的统一司法考试，全国有X万之众竟相参加，为之拼搏，使人们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人们对法官职业是多么地向往。而我们就是一名令人羡慕的法官，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应该感谢命运对我们的垂青和厚爱，应该感到作为一名法官的无尚光荣!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法官都是备受尊崇的，他们都以自己是一名法官引以为荣，美国一位著名的大法官说道：“当我回头看看世界上的各种职业时，只有法官的职业让我心动和感激，她有智者的渊博，有上帝的仁爱，有父亲的慈祥。我选择了法官职业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这段话应该算得上法官职业光荣感最淋漓尽致、最发自肺腑的一段表述吧。

作为一名共和国的法官，一名新世纪的法官，在光荣之余，我们更应该想到些什么呢?做到些什么呢?就这个问题，每位法官都应该深思。

我认为一个法官最重要的是要深刻感受法官肩上的重任和神圣的使命，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开拓奋进，做精英化法官，努力实现公正和效率，以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法官对于一个国家，其作用是巨大的，近代法律大家沈家本说道：“中国政治，欲有所进步，须先从司法一门入手。司法者，全国治体命脉所系……一代之法，不徒在立法之善，而在用法之得其平”。孟子亦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这些话都说明，法律的实现是万万离不开司法者的，司法者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所以，司法公正和效率能否实现?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取决于我们法官，法官的责任重大、使命神圣而艰巨啊!

国家建立司法制度的最大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庭这一窗口，给予每一个公民公正的关怀，对每一个人的权益给予同等的关注。而法官的使命就是要实现这一国家制度目的，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给公民以关怀。

那么，新时期共和国法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法官应该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呢?我认为：

第一，法官要精研法律。如果 法律知识 贫乏，对法律没有一个全局的、精确的了解，法官在审理具体个案时，就可能不知道适用哪条法律，或适用法条错误，那样何谈公正?

第二，法官要有现代司法理念。法律是抽象的、相对固定和滞后的，而生活每天都是新的，司法不是简单的按图索骥，案件中“活”的事实与法律中“死”的法条并非一一对应，对号入座就行了，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无法可依”，此时影响法官作出不同判断的根本因素是法官的司法观念。现代司法观念的核心是公平、平等、民主、效率、开放、程序正义、司法独立等等，司法观念是法官的灵魂，它体现着法官对法的本质、法的精神的深刻理解，现代司法观念可使法官平衡公正与效率的冲突、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等等，对法律作出一个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理解，并弥补法律缺陷和漏洞。

第三，法官要有广博的文化科技素养：法学虽然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但案件的复杂性、广泛性又决定了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哲学以及外语、科技等学科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美国联邦法院法院高等法官布兰代斯说道：“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曾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那么他就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可见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一个法官是多么重要啊!再比如我院实现了微机联网和办公自动化，这种形势下，法官不懂科技行吗?

第四，法官不但要实现公正，还要让人看的见公正，感受到公正，尤其是要让当事人感受到程序公正。诉讼可能只实现了有限的实体公正，但所有的诉讼都应该实现完全的程序公正。绝大多数当事人一生中来法院可能只一次，法官有责任确保当事人无论胜败，都至少会认同和尊重我们的司法程序，使他们觉得受到了程序公正的待遇和合理文明的礼遇。这就要求法官时刻保持中立、慎言、稳重、理智。喋喋不休地介入当事人的争论，往往打破当事人的平衡，这等于法官自卸法官责任，改演律师角色，这怎么能让一方当事人感觉公正?如果说律师是“我说故我在”，那么法官则是“我思故我在”。法官的主要职责是倾听和思考，然后在此基础上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复杂的具体案件对应起来，演绎出最令人信服的判决，写就出折射法精神的妙文。

第五，法官应该是一个法理情交融的人。法律的基础是理性，法官断案也应凭借理性，法律制度的自治要求法官在穿上法袍的那一刻起放弃一切感情色彩，使自己的脑袋成为一块无色无彩的玻璃板，但古今中外那些家喻户晓的杰出法官无一不是法理情并重者。事实上，具有玻璃板资质的头脑恐怕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不会出类拔萃。理想的法官应该是心性、智性与灵性三方面都得到了高度发展的人物。一个只会援引法律规则的人可以充当一副性能良好的法律机器，但却不能成为一名受人敬仰的优秀法官。只有实现审判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三统一”，才是司法之至高境界。

第六，法官应该是勤勉敬业和高效率的。诉讼的拖延使当事人长期生活在不稳定状态，是对人的一种折磨，使当事人在诉讼的战车上进退两难，退则代价已付，心有不甘，进则遥遥无期，代价尚不知再付几多。“待到草儿青青，马儿已饿死”，不正是对司法拖延所带来的恶果的形象比喻和无情批判吗?法官不是历史学家，决不能让纠纷无限期的拖延下去，我们应该深刻理解“迟来的正义等于非正义”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应该只争朝夕，勤勉敬业，尽快地让当事人在纠纷中解脱出来，开始他们新的正常生活。

第七，法官应该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法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法官失去了道德良知，正义将荡然无存，法律哪还有权威和公信力?法官的权威不仅来自法律的授权，也来自法官自身道德人格力量的支撑，法官只有执著地忠诚法律，执法如山、冰霜节操，淡泊人生，不为权、钱、情等利念所动，追求自身人格魅力的完美，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仰慕，才能真正成为司法权威的化身和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如果说世界上有完人的话，那么法官首先应该是完人，所以世界各国都对法官的道德人格规定了极为苛刻的要求，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便可以看到满纸全是“应当”和“不得”句型，对法官的道德水准提出了近乎“圣人”、“完人”的标准要求，要达到这一标准，需要我们付出终生的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道德基本准则非常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为法官追求道德完美提供了努力方向和目标，必将推动法官“德化于自身、德化于本职、德化于社会”的进程。

“法兴则国治，法衰则国弱”，党中央指明了依法治国的道路，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昌盛和光明的未来，也给生逢盛世的法官带来了光荣、梦想与使命。但是，做法官难，做好法官更难，一代法官的成长注定是艰辛的，正象中国法治化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一样，会有种种障碍，但我们应该响亮地宣布：我们已做好了各种准备!

共和国法官的乐趣在于为人民排忧解难，我们渴望的不是钱财，也不是虚荣，而是公正与公平;我们远离灯红酒绿，沉浸于思想的恬静 清明 之中，追求的是人格的完美;我们的极乐之地不是权力，而是中国的法治化道路，实现法治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坚信法官是法治化道路的扛鼎之人，司法公正高效和法治化道路将在我们脚下越走越宽。各位法官们，让我们共勉和为之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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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最高人民法院的历任院长分别是谁

1、沈钧儒（1949年10月—1954年9月）

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

2、董必武（1954年9月—1959年4月）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3、谢觉哉（1959年4月—1965年1月）

谢觉哉（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4、杨秀峰 （1965年1月—1975年1月）

杨秀峰(1897年2月27日—1983年），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于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教育家、法学家，我国公安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全国解放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5、江华 （1975年1月—1975年3月）

江华（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瑶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1975年1月-1978年3期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6、江华 （1975年3月—1983年6月）

江华（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瑶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1975年1月-1978年3期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7、郑天翔（1983年6月—1988年4月）

郑天翔（1914.09.09～2013.10.10），男，曾用名郑庭祥，内蒙古自治区（原绥远省）凉城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8、任建新 （1988年4月—1993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肄业，律师。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9、任建新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肄业，律师。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0、肖扬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男，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2008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法官协会名誉会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11、肖扬 （2003年3月—2008年3月）

男，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2008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法官协会名誉会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12、王胜俊 （2008年3月—2013年3月）

王胜俊，男，汉族，1946年10月生，安徽宿州人，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大学学历。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曾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3、周强 （2013年3月—2018年3月）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

14、周强 （2018年3月—今）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

❺ 中国人民大学出了哪些中央级人物

马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肖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怀西
全国政协副主席 郝建秀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刘延东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 陈锦华
全国政协秘书长 宋德敏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卢之超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朱作霖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韩启德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刘政
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白冰
曾任中央总书记秘书、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著名政治经济学家 郑必坚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肖扬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任司法部副部长 张军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 祝铭山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林准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马原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景荣
司法部部长 高昌礼
卫生部部长 高强
商务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 黄海
教育部副部长 张天保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 李元
人事部部长 程连昌
人事部副部长、国家机构编制委办公室主任 张志坚
人事部副部长 侯建良
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孟晓驷
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赵维绥
文化部副部长 陈昌本
地矿部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 朱训
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曾宪林
纺织部副部长 王曾敬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著名理论家 王忍之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陈喜庆
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江平
民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林业局局长 贾治邦
国家物资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 柳随年
国家物资部副部长 马毅民
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钱小芊
国家发改委主任 马凯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杜鹰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张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王春正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贺光辉
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 王春正
国家计委副主任 芮杏文
国家统计局局长 张塞
国家审计署署长 崔建民
国家审计署署长 郭振乾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邵宗明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刘鹤
曾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李适时
国务院副秘书长 尤权
国务院副秘书长 白美清
国务院副秘书长 刘济民
国务院外事办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 齐怀远
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 夏道生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 李星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陆百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孙尚清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 韩长赋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李容光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王厚德
全国侨联副主席 陈明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保育钧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朱文榘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著名理论家 滕文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理论家 沙健孙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 宋书声
民进中央副主席 楚庄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领导人绝大部分毕业于人大,人数太多,不列了^^

❻ 司法救助的对策和建议

司法救助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要体现司法为民的思想，而且要体现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诉讼权受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从上述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现状可见，该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着诸多缺陷，人民法院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从而影响了司法救助作用的发挥。因此，要真正实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向人民的承诺:“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很有必要对我国司法救助制度进行补充和发展，使其不断完善。应当在救助的内涵上进行扩张，确定其准确的概念，在救助的对象、主体和条件上有明确、具体的内容，使其系统化。应当将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司法救助的内容囊括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中来，尽快制定统一的《中华民共和国司法救助法》。理由是：司法救助制度内容牵涉三大诉讼法，故不可能将其列入哪一部诉讼法的内容；虽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非实体法的权利内容规定，而是诉讼程序中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方面的规定，针对目前的情况单独立法较为合适。在没有制订《中华民共和国司法救助法》之前，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予以修改，加以补充和完善，以法律规范让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获得救助，充分保障平等的基本诉讼权。对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的充实与发展，笔者试从司法救助的概念、条件、主体、方式、范围、程序等方面的补充和完善以及建立其他一些配套制度去作如下粗浅探讨和构想： 按照《规定》第二条的定义：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从此《规定》第二条可知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条件是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是否科学呢？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当然坚持自己的案件符合上述要件，而最终要进行判断、作出决定的是立案法官。然而，要求立案法官在案件受理环节就作出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判断，显然过于苛刻。换言之，如严格执行此条件，无疑会导致相当一部分应予救助的当事人无法获得救助，从而无法全面实现司法救助保障诉权的功能，显然是不科学的。鉴于此，对该要件进行修正是必要的。德国法关于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规定颇为适度，值得我国借鉴。我们宜将《规定》第二条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修改为“有胜诉的可能……的当事人”。作此修正，既有利于防止法官判断上的恣意，又给法官以相对自由的裁量权，从而较好地实现司法救助制度保障诉权和防止诉权滥用的双重功能。此外，《规定》第二条界定司法救助只针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救助的对象采取的是例举式，往往不能穷尽所有需要救助的当事人。但对“生活确实困难”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什么是“生活确实困难”？什么样的情况才符合“生活确实困难”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对于是否是“经济确有困难”的问题？可否参照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以当事人平均年收入或月收入低于具体数额的人民币为标准。这样使得标准统一，易于操作。也可以明确规定经济困难的量化标准。香港《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所有财政资源不超过14万4千港币的人均可申请民事程序上的法律援助，但财政资源超过14万4千港币而不超过40万港币者可依法律辅助计划申请因人身伤亡而提起的法律程序上的救助。香港法律援助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便于操作，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国确定量化标准时一定要因地制宜，因为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订立统一标准，而应结合各地经济水平确定不同标准。 司法救助的方式，即人民法院实施司法救助时所采取的措施。救助方式的多寡与实现可能性决定着司法救助实现的广度与深度。但由于司法救助是由人民法院对弱者进行的一种保护，从法院的“中间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和诉讼的“公正、平等”的精神实质分析，法院不可能对弱者保护得面面俱到，罗列弱者可能遇到困难并针对其提出具体的救助措施，如果这样，弱者一方由于法院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支持，倒可能变成强者，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会重新失衡。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设计司法救助的方式时把握好一个度，使本来地位失衡的当事人地位实质上接近平衡，不能“矫枉过正”。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种救助方式：
1、减、缓、免交诉讼费。
这是司法救助的最基本方式。诉讼权是公民应受平等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而诉讼权中的起诉权又是公民享有诉讼权的基础，因而，保障诉讼权应从保障起诉权开始。但是，公民起诉权的行使是有条件的，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提起诉讼，应当交纳诉讼费用，而诉讼费用的交纳实际上人为地垫高了公民起诉权行使的门槛，使得一部分人因交纳不起诉讼费用而实际上不能享有起诉权，对公民诉讼权的平等保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使其成为形式上的平等保护而实质上的不平等保护。因此，务必规定缓、减、免三种情况的不同标准。只有明确缓、减、免三种情况的不同标准才能便于法院在实践中操作，避免法院为图方便和稳妥只采用缓交一种方式，违背立法本意，同时也可以防止法院审查不严，随意减、免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上的减、缓、免，使得经济有困难的当事人也能打得起官司，从而使诉讼权的平等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保障。
2、民事、行政案件中指定诉讼代理人的作法。民事、行政诉讼中除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之外，不需要有别的司法救助措施了吗？这显然是不够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生活极端贫困，没有生活来源的当事人往往同时是法律知识缺乏，仅仅使他们顺利进入诉讼程序，可因法律知识的缺乏明明“有理”可能胜诉而打不赢官司，此时诉讼费的缓免工作已丧失了原本的意义，仅达到了形式正义的层面。而法律援助制度往往不能够深入到现实中的每一个案件，当事人可能不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亦可引入指定诉讼代理人的做法，在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下，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知识的司法救助，使其无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不再匮乏。
3、在决定胜诉与否的重要决定因素——证据的取得方面，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也是可以纳入司法救助的方式。在英国的法律制度改革中有这样的趋势，使法律援助进一步社会化，即从单纯的慈善事业向国家责任化的转变，“法律社会主义”，如果法官有权帮助社会地位较弱的当事人，那么就可能消除诉讼当事人的不平等。法院应从原来的消极作用中摆脱出来，积极进行调查和取证，以便更好的了解案情。
4、法官在诉讼中释明指导。释明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救助形式。法官行使释明义务，要贯穿到审理的全部程序中。释明要规定以下程序。①立案时释明，当事人在起诉时，立案法官要在审查诉状后，进行如下释明：即诉讼请求是否适当的释明，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举证的释明，诉讼风险的释明。②庭审准备阶段的释明：交换证据的释明，举证后果的释明，诉讼程序、请求、事实的释明。③庭审中的释明：诉讼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法律后果的释明等。但法官的释明也要有度，要注意审判秘密的泄露。
5、人民法院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方式。这是针对受害人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而言的。如前所述，一些刑事自诉案件的受害人由于调查取证能力差而使得案件无法立案，自己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本来就处于生存和发展弱势的人群，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再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无异于雪上加霜。对此，法律上应当赋予人民法院有权建议公安机关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调查取证。 司法救助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司法救助承办人和受援人在实施司法救助和接受司法救助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的制度上的法律规定。总之，司法救助程序对保护一切被救助对象依法享有接受救助的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有关司法救助的法律规定，查明情况，审查条件，及时作出是否给予救助的决断及有效防止司法救助的法律关系主体对司法救助权力的滥用具有积极的作用。它应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1、司法救助的申请
关于申请，一般情况下都包括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根据各地的不同实践亦采用了书面和口头形式。具体到司法救助，作者认为应当采用书面申请一种形式，因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权力机关，由其实施的救助应当具有严肃性和严格性，并应符合节约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的原则。当事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时，除了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并写明申请理由外，还应提供相关证明，其中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此证明应有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
2、司法救助的审查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请求，由受理该案的审判人员负责审查，既要审查申请人申请救助的理由是否成立，属不属于应当给予救助的范围，又要审查申请人符不符合救助的经济条件和诉讼能力条件，并且有没有法定证明机关的证明文件。经过审查，符合救助条件的，由审判人员提出同意意见，经庭长审核同意后，报主管副院长审批，其中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数额较大的，报院长审批。对申请不符合条件的，发出不予司法救助通知书。
3、司法救助的实施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申请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应根据其申请救助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救助措施。具体办法是，由受理申请的审判人员在审查同意后，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内容制作或者减、缓、免交诉讼费的通知，或者是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的通知，或者是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通知，经主管领导审核同意后，申请救助的当事人持该通知到相应部门办理救助事项。
4、司法救助被拒绝的申诉
当事人接到不予司法救助的通知后，可以申诉。申诉应当向同一人民法院提出。原因是，司法救助的条件一般比较明确，审判人员经审查后，大多都能做出正确判断。也有少数审判人员可能因其他原因导致误断。在此情形下，给予当事人一次补救的机会也就足够了。这样也有利于当事人快速解决问题。
（七）规定司法救助的告知程序。法院应当把司法救助作为一项诉讼权利告知当事人，以保证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在知情的前提下决定是否申请司法救助，保障自身合法权利的实现。
（八）建立诉讼费用担保制度，防止接受司法救助的当事人无限度地扩大诉讼请求。针对目前接受司法救助的部分当事人任意扩大诉讼请求这一问题，笔者建议建立一种诉讼费用担保制度。该制度主要适用于缓交和部分减交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即由该当事人就其所缓交或减交后剩余部分的诉讼费用提供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担保人，如果该当事人败诉（或者是所提出的过高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又无力补足诉讼费用，则转由其担保人承担该责任。
（九）规定防止诉讼费用的不当流失的程序。为了防止国家财产的流失，很有必要规定如下两种程序：
①规定司法救助的撤销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对已经决定给予司法救助的案件，人民法院一旦发现被救助人经济状况好转或者存在谎报虚报财产、滥用诉讼等情形时，亦即被救助方已不属于被救助范围的，应即予以裁定撤销司法救助，并责令其交纳诉讼费用。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力能支出诉讼费用而受诉讼救助或其后力能支出者，法院应以裁定撤销救助，并命令其补交暂免之费用。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在判明受诉讼救助裁定的人欠缺本法所规定的要件或已经欠缺该要件时，存有诉讼记录的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可随时作出撤销诉讼救助的裁定，并命令其交付缓期交付的费用。因此，我国可参照台湾、日本的有关撤销救助规定，结合我国国情规定司法救助的撤销程序。
②增加对诉讼费用强制执行的程序性规定。由于法院强制执行诉讼费用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实践操作，应当增加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应这样明确规定：在缓交的情况下，法官应要求被救助人在审理期限终结前补交诉讼费用；对有能力补交而拒不交纳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对确无能力补交的，可裁定减免诉讼费用。诉讼终结后，确定由对方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的，法官要及时填报移送执行单给执行局，便于强制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诉讼费用的不当流失。
（十）将司法救助工作纳入流程管理。应明确立案、审理和执行各阶段法官在救助工作中的互相配合和分工负责。对于需要追补诉讼费用的，应在判决生效后直接移送执行局予以执行。
（十一）解决司法救助的经费保障问题。要尽快制定相关法规，确定和及时拨付相应的司法救助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为规范司法救助发展和解决司法救助困难提供根本保证。笔者建议，基层法院的办案经费，应当由中央财政直拨，不受地方财政预算。因为，基层法院的办案经费受地方财政预算，就相当于受地方政府控制，法院的审判，或多或少会受到行政干预，出现司法不公现象。因此，要真正实行司法救助，务必解决司法救助的经费保障，应由中央财政直拨，不受地方财政预算限制。
（十二）建立健全司法救助监督机制。建立司法救助公示制度，定期将决定司法救助的案件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对司法救助的案件审结后，再定期评查，从制度上杜绝“人情救助”。
（十三）设立司法救助监督机关。
针对当前司法救助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要么过于宽泛，要么过于严厉的弊端，应在实践中确立起监督机关或者机构。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而公诉权只是其监督权的具体体现和延伸。以法国为例，法国最高总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不仅对侦查活动、法庭审判活动及判决的执行等有监督权，还有权“①监督司法辅助人员；②监督、检察书记员；③监视司法救助制度的营运等”。因此，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就应进一步确立检察机关对同级及下级人民法院司法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人民司法工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要求，既有利于各类案件的及时解决，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保障了程序公正，为维护实体公正创造了条件。实行司法救助，是保护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重要措施，对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法救助制度的完备与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我国应当在适应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现有的司法救助制度，并配合其他社会制度共同作用，以提高我国的司法文明水平。

❼ 肖扬 河源哪里人

河源客家古邑，人才辈出。肖扬为老河源县人，即现在的河源东源县，就在目前的新丰江水库里面，由于建设水库，肖扬院长的家族大部分被移民到韶关市。

❽ 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的资料谁有啊

最高人民来法院院长。
男，自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首席大法官。
1957年至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1962年1月至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法干校教师。1962年至1969年广东省曲江县公安局干部。1969年至1975年广东省曲江县委宣传部干事，县委办公室干事、副主任。1975年至1981年广东省曲江县龙归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1981年至1983年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党委书记，清远地委副书记。1983年至1986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1986年至1990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1990年至199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委员。1992年至199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1993年至1998年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1998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2003年3月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❾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自杀是真的吗

假的。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奕威，市委副书记、市长麦教猛以及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等分段陪同调研。

在惠期间，肖扬先后实地考察了红花湖、廖承志同志生平陈列室、朝京门、东江公园、罗浮山、龙门农民画博物馆、鲁冰花童话园等，认为我市注重历史人文景观挖掘和环保工作，生态环境优、城市品位高，希望我市继续抓好龙门农民画等民间艺术、历史人文的继承和发扬工作，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内涵。

❿ 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是怎么死的

据新华社报道,北京4月19日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同志因病于2019年4月19日4时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