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法院
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现任或曾任巡回法庭主审法官按要求审查后，提请遴选委员会审议入额。
对审判员采取考核方式，择优入额。
对助理审判员采取业绩考核为主、考试为辅的方式择优入额。
⑵ 宋教仁和宋氏三姐妹是什么关系
宋教仁和宋氏三姐妹没有直接关系。
宋教仁出生在湖南，而宋氏三姐妹是海南人，在美国长大。宋教仁游吵和他们，只是都姓宋而已陵磨扒。
宋教仁，字得尊，号遁初，一作钝初、遯初、敦初，别号渔父，化名犟斋、宋錬、中岛等，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仙瑞乡上坊村香冲人。中国近代革命先驱者之一，被称作为“中国宪政之父”。
(2)宋志法院扩展阅读：
宋教仁的教育思想是在他政治活动中形成的，与其政治思想分不开。他认为“教育必须为政治革命的利益服务，用革命的教育来动员群众同情和参加政治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宋教仁任制法院院长，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并主持创办了江汉大学。
他提出了“教育为立国之本”、“强国之要，学战为先”的教育强国主张，以及一整套以道德建设为核心内容，以发展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改良论”。
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报刊政论家。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始终比较重视新闻实践工作，在筹建革命组织，开展反清武装起义的同时，从未放弃文字宜传的斗争。
光绪三十年亡命日本，宋教仁组织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进行反满尺昌的民族主义和反帝的爱国主义宜传，以至嗣后该刊成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以《民报》的面目出现，为革命摇旗呐喊。
从此，宋氏的报刊宜传一发不可收拾。他还直接参与创办、指导和支持其他革命报刊，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新闻实践工作的有力领导者和组织者。宋教仁的新闻思想始终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情怀。
⑶ 一审原告对法院一审判决不服，怎样写上诉状
一审原告对法院一审判决不服，在法定权限内，可以上诉。上诉状格式：
一、首部
标题，写明文书名称“民事上诉状”或“上诉状”。
二、正文
1、当事人
按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的顺序列写他们的基本情况。填写时应当注意：
（1）首先列写上诉人，然后列写被上诉人。并根据案情需要，列写他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被上诉人不止一个的，依次列写他们的基本情况。列完被上诉人之后，如有第三人的，即列写第三人。
（2）民事上诉案件，在当事人称谓上，应标明他们在原审的诉讼地位。如“上诉人（原审被告）”或“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3）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写明其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所。住所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写经常居住地；当事人是法人的，写明法人名称和住所，并另起一行写明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当事人是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组织或起字号的个人合伙的，写明其名称或字号和住所，并另起一行写明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当事人是个体工商户的，写明业主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住所；起有字号的，在其姓名之后用括号注明“系……（字号）业主”。
（4）有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的，应列项写明其姓名、性别、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所，并在姓名后括注其与当事人的关系。
2案由
依次写明案由、原审人民法院名称、原判决或裁定时间、文书的字号以及裁判文书名称，作上诉的表示等内容。这一段，只要把上述几个内容表述清楚，文字通顺就可以了，不一定千篇一律，一字不讹。但是，必须具有法律文书的语言特点。这一段可表述为：“上诉人因一案，不服人民法院年月日所作的（年度）字第号一审民事判决（或裁定），特向你院提起上诉。现将上诉的请求和理由分述如下：”或者是：“上诉人因 一案，对人民法院所作的（年度）字第号的一审民事判决，表示不服，现提起上诉。上诉请求理由如下：”
3．上诉请求
依次写明三项内容：
（1）十分简要地综合叙述一下案情全貌，使看诉状的人知道本案是怎么一回事；接着全文写明原审裁判结果（即结论）的内容。
（2）对原审裁判主文是全部不服，还是对哪一部分不服？
（3）说明具体的请求目的，是要求撤销原审裁判，全部改变原审的处理决定，还是要求对原审裁判作部分变更。 请求目的，更要写得明确、具体、详尽。想达到什么目的，就一针见血地提出来，不能含糊其辞地说：“请求上级法院俯予照顾，适当变更原判”、“请求上级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或者是“请求上级法院给我做主”等类的空话。同时，要把请求目的全部写出来，有几条就写几条，不要疏漏。当然，如果属于考虑不周，在上诉审审理过程中再提出补充或变更诉讼请求，也是允许的。
4．上诉理由
民事上诉状，在论证理由上，主要是针对原审裁判说话，而不是针对对方当事人；民事起诉状则完全是论述对方当事人的无理之处。这就是上诉状和起诉状在写法上的根本区别之点，我们必须切实加以掌握。如果上诉时，再将原审的起诉状或答辩状拿来，改头换面，照抄照摘，这不仅仅是不符合上诉状制作方法，更重要的是立论指向不明，文不对题，使上诉请求变成没有基础的东西，往往不能被上级人民法院所采纳针对原审裁判，论证不服的理由，不外乎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对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的论证。着重提出原审裁判所认定的事实是全部错误，还是部分错误；说明客观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上诉状中提出的与原审认定的事实相对抗的客观事实真相，必须举出确凿充分的证据来加以证实。人民法院处理案件，首先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只要能够把原审认定的事实全部或部分推翻了，不言而喻，必然会导致其处理决定的全部或部分改变。
（2）对原审确定性质不当的论证。这要具体指出其定性不当之处。民事案件同样存在着定性问题，也就是确定案由问题。例如同母异父兄弟，哥哥要求弟弟归还他父亲祖遗的房屋，而弟弟却说对该项房屋享有继承权，要求分割继承，这就牵涉定性问题。如果定性不准，则处理上必然不当。
（3）对原判适用实体法不当的论证。这就是指原判引用有关的实体法条文，或者是与案情事实不相适应；或者是在引用有关法律条文上存在着片面性。只引用了一部分有关条款，忽视了另一部分的有关条款；或者是曲解了法律条款等等，以致造成处理不当的。要举出有关法律条款，加以具体地分析论证。
（4）对原审适用程序法不当，因而影响正确审判的论证。这是指原审在审理案件中，违反了程序法的规定，因此造成案件处理不当的，可以据实予以提出，以作为要求改变原审裁判的理由。如果原审在案件审理中，虽有违反程序法规定之处，但处理并无不当，则不应作为惟一的上诉理由。
总之，上诉理由部分，在论证时应当注意：一是驳论要有理有据，措词要得体，同样要求坚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遣词用语切忌无限上纲；二是对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正确部分，也就是没有争议的部分，有原审裁判可供上级人民法院审阅，因此，在上诉状中一般无须重复叙述，也不必说明对这些部分表示同意，以免造成上诉状文字冗长。
5．最后是结束语。通常的写法是：“综上所述，说明人民法院（或原审）所作的判决（或裁定）不当，特向你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或裁定），给予依法改判（或重新处理）。”
三、尾部
1．写明致送机关的名称，可分三行写为：“此致人民法院转报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也可直接写为：“此致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
2．正文右下方由上诉人签名或盖章，并注明制作本文的日期（年月日）。
3．附项写明： 本上诉状副本 份； 物证 （名称） 件； 书证 （名称） 件； 证人证言 （姓名） 住址
⑷ 古代没有法院吗为什么由县官亲自审案
有的！
夏朝不可考，商朝开始有了司寇；西周有大司寇，周天子就是最大的法官，下设各小司寇；秦朝是廷尉；西汉同秦，但是出现了检察官分权，甚至还有地方检察官（司隶校尉）；魏晋有御史台；北齐到隋唐宋有大理寺；明清代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各司其职，重大案件还要三司会审。
但是你说县官审案这事吧……
我问一句，假设古代我住岭南广州，都城在长安。我今天丢了一只鸡，我怀疑是邻居偷的，于是我为了一只丢掉的鸡，跑了几千公里（没高铁，只能坐车。你要穷苦人就走着去！），去长安呈递诉状。
请问我这是缺心眼还是怎的！？
所以自西周起，就已经有地方官，直接在当地行使处理地方司法了。而且自宋朝起，还出现了中央派出司法机构。
⑸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存在哪些问题并说明
1、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所以被告人如果认为审判人员有法定应该回避的情形，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本案中，三被告人在法庭开庭审理本案时，发现审判员李某的儿子曾被他们打过，并为此事被公安机关拘留和罚款，认为由李某参与处理本案，可能出现不公正的情况，有思想顾虑，为此向法庭提出让审判员李某回避的申请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
而某区人民法院合议庭在法庭审理中对于三被告人提出的回避申请不予认真考虑，也未向法院院长报请批准，即草率予以驳回的做法是违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制度的。其正确做法是休庭后，将三被告人的回避申请报请院长决定是否让审判员李某回避。
2、根据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在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具有双重身份、承担双重职能：一方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承担控诉犯罪的职能；
另一方面，又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担负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职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还特别详细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这里规定的是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程序是否合法而进行的监督，这种监督的主要内容是：法庭组成人员是否合法；审理案件是否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审理过程中就程序问题所作的决定是否合法等。本案中，某区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的公诉人宋某发现合议庭驳回三被告人的回避申请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制度，即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是合法的，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合议庭对公诉人的意见不予采纳，决定继续开庭是非常错误的。
3、法庭工作人员拒绝接收被告人许杰的辩护人金锋律师的辩护词是错误的：
其一，辩护律师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辩护律师依法辩护，既不受被告人意志的约束，也不受审判人员意志和观点的左右。
合议庭组成人员不能要求辩护人的意见必须与自己的意见或观点吻合接近。律师辩护，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方式。对于辩护律师的意见，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充分考虑。
其二，根据《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的规定，对于律师提供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自行查证核实；律师向人民法院正式提出的书面证据、辩护词、代理词，人民法院必须人卷。
可见，本案被告人许杰的辩护人金锋律师向法庭提交辩护词是依法进行，人民法院可以有理由地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法庭工作人员拒收辩护词却是不合法的，相反，应当按规定收人案卷。
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 5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告后立即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由此可见，宣告判决可以当庭进行，也可以定期进行，但宣判后，判决书应依法送达。
本案中，某区人民法院对三被告人作出有罪处刑判决，并选择了定期公开宣判方式，这些都是合法的。但在宣判后第3日才将判决书送达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却是错误的。因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定期宣判的，应当立即送达。
5、某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从受理到宣判共历时两个月零八天，超出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审办案期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1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1个半月。
有本法第126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可以再延长1个月。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应当指出，审判期限的计算是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第二天算起；
改变管辖和补充侦查的公诉案件应重新计算审理期限；对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从收到发回案件之日起，重新计算审理期限；对被告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本案中某区人民法院审理三被告人的故意伤害一案，从受理到宣判共两个月零八天，其间未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也不属于改变管辖和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情况，因此，本案的审理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
6、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诉后，由审判员王某某、朱某某和人民陪审员李某某组成合议庭，这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7条第4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3人至5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本案系二审案件，依法只能由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进行审理，不适用陪审制度。因此，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由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上诉案件的做法是违法的。
7、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判决对被告人万得胜、许杰量刑过轻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并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判处加重未上诉被告人刑罚的做法违反了两审终审制。第二审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后，对案件重新进行实体审理的是第一审法院，因此，对案件的判决，只能建立在依法对事实和证据进行重新审查的基础之上，由第一审法定审判组织依法作出。
如果在此之前，第二审法院即对案件的第一审判决的具体结论作出指示，这不仅超越了职权，而且影响和干涉了第一审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两审终审制变成了实质上的一审终审制，从而使案件判决后的上诉或抗诉形同虚设。同时这种作法也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第1款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本案中，只有被告方单方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抗诉，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审法院以量刑过轻为由，借发回重审之名，行加重被告人刑罚之实，与第二审法院直接加刑并无本质区别。这显然是在故意规避法律。
8、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情形只有两种：一是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二是原判决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情形的。这既是对第二审的要求，也是对第二审的约束。本案中，原判决并没有出现上述两种情形之一，而仅仅是量刑不当，则不具备发回重审的法定条件。
9、该案发回重审后，某县人民法院由同一审判组织。
⑹ 中国国际法学会的理事成员
名誉会长
任建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
史久镛（国际法院原院长）
王厚立（外交部法律顾问、外交部条法司原司长）
会长
李适时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常务副会长
饶戈平（北京大学教授）
刘振民（外交部长助理）
曲星（外交学院副院长）
兼职副会长
周忠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尚明（商务部条法司）
黄进（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刘楠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金克胜（外交学院国际法系）
李兆杰（清华大学法学院）
秘书长
秦晓程（外交学院）
常务理事
（包括上述学会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在内）:
赵秀文（人民大学）王传丽（女，中国政法大学）李保东（外交部）
钟建华（外交部领事司）高之国（国家海洋局）董世忠（复旦大学）
张勇（南开大学）董立坤（深圳大学）陈致中（中山大学）
王献枢（中南政法学院）李金荣（西南政法学院）朱揽叶（女，华东政法大学）
曾令良（武汉大学）曾华群（厦门大学）李勇（中国贸促会法律部）
江国青（外交学院）陶正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李鸣（北京大学法学院）
朱文奇（人民大学法学院）凌兵（香港城市大学）王小耘（上海小耘律师事务所）
张绪生（北京竞天律师事务所）王红松（北京仲裁委员会）周洪钧（华东政法大学）
周汉民（上海世博会展览事务局）赵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会高级顾问、学会顾问
汪道涵 马骏端木正邵天任 费宗祎
罗豪才 朱曾杰 徐鹤皋 魏家驹 潘抱存
兰明良 许光建 梁西赵维田盛愉
陈公绰 邵津 贺其治 黄嘉华 沈韦良
吴焕宁 邵循怡 郑成思 徐振翼 高尔森
高树异刘文宗唐厚志范国祥毕季龙
谢启美 陈平初 李道豫 史久镛 任继圣
姚壮 汤宗舜 沈达明 陈鲁直 郭日齐
郭寿康 钱骅 陈安 郑兆璜 丘日庆 欧阳楚屏
理事名单
（理事候选人均由本人所在单位根据学会提出的条件和名额推荐）
丁丽柏
女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教研室
万鄂湘
男
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王玫黎
女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教研室
刘仁山
男
中南政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系
朱崇实
男
厦门大学法学院
余劲松
男
武汉大学法学院
李仁真
女
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
杨泽伟
男
中南政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系
肖永平
男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邹立刚
男
中南政法学院
陈治东
男
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
周洪钧
男
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
徐崇利
男
厦门大学法律系
谢石松
男
中山大学法律系
慕亚平
男
中山大学法律系
王可菊
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陶正华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杨力军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李旺
男
清华大学法学院
丛文胜
男
军事科学院军制部
赵少群
女
贵州大学法律系
柯良栋
男
公安部法制局
刘锦
女
海南大学
韦经建
男
吉林大学法学院
车丕照
男
清华大学法学院
吕岩峰
男
吉林大学法学院
刘世元
男
吉林大学法学院
洪莉萍
女
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大学法学院）
浦伟良
男
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秦晓程
男
外交学院
叶兴平
男
深圳大学法学院
高智华
女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
邵沙平
女
武汉大学法学院
贾午光
男
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
何敏
女
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涉外涉港澳台处
刘伟民
男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王雪江
男
中国民航总局安全技术中心
夏兴华
男
民航总局体改法规办公室
李培传
男
国务院法制办
李建
男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法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司
吴浩
男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财政金融法制司
回沪明
男
最高人民法院
李健
男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庭
邵文虹
女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贺庆
男
国家法官学院
顾经仪
女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王 慧
女
北京大学法学院
龚刃韧
男
北京大学法学院
余敏友
男
武汉大学法学院
白桂梅
女
北京大学法学院
邵景春
男
北京大学法学院
黄亚英
男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系
王浩
男
西北政法学院法学四系
刘晓蜜
女
河北大学法律系
王叔良
男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室
王生长
男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陈波
女
中国贸促会法律部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高宗泽
男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冯秀梅
女
同上
朱洪超
男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刘大力
男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战宁
男
北京时代律师事务所
肖微
男
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
谢思敏
男
信利律师事务所
韩小京
男
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
叶蓁
男
外交部领事司
张军
男
外交部国际司
高燕平
女
驻美使馆
黄惠康
男
外交部条法司
胡志强
男
外交部条法司
王宗来
男
外交部条法司
王晓渡
女
外交部条法司
尹玉标
男
外交部条法司前司长
王淑芬
女
外交部条法司
苏伟
男
驻联合国代表团
马亚欧
男
外交部条法司
徐宏
男
外交部条法司
段洁龙
男
外交部条法司
刘大群
男
外交部条法司
高风
男
外交部条法司
李燕端
女
外交部条法司
王海英
女
烟台大学法律系
吴双全
男
兰州大学法律系
黄瑞
女
江西南昌大学政法学院
陈立虎
男
苏州大学法学院
刘健
男
湘潭大学法学院
徐天锡
男
上海市法学会
马晓玲
女
安徽大学法学院
王在邦
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政治研究室
张灵强
男
山东青岛大学文学院法律系
张恒山
男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
沈秋潮
男
中央军委法制局
赵建文
男
郑州大学法学院
宋永新
男
浙江大学法学院
陈寒枫
男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办公室
周卫国
男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办公室条法处
吴慧
女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
周建海
男
中国政法大学
刘廷吉
男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佟连发
男
辽宁大学法学院
张文彬
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董安生
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牛文军
男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
刘金科
男
东北财经大学法律系国际经济法教研室
刘满达
男
宁波大学法学院
周晓燕
女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
万国华
男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程宝库
男
南开大学法政学院
江国青
男
外交学院
刘慧珊
女
外交学院
卢松
男
外交学院
许军珂
女
外交学院
许建中
男
外交学院
任超英
男
中国民航总局航空安全中心
吴高盛
男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
梁淑英
女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研室
黄丹涵
女
中国建设银行法律部
许卫凌
男
中国司法杂志社
张庆珍
女
山西大学法学院
汤树梅
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江伟钰
女
南京审计学院
周健
男
外交部
赵永琛
男
公安大学科研处
⑺ 河北最新任免来了→
河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闭幕选举产生新一届省记协领导机构
6月6日下午，河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石家庄闭幕。会议期间，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记协领导机构。
河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
主 席：桑献凯
副主席： 董福印（专职）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运发 王洪峰 王雪漫（女） 刘唯一 李丽（女） 李社军 钱江（女） 徐运平 韩德强 樊振宇
秘书长：董福印（兼）
衡水
衡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张英军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市直有关部门：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
张英军同志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不再担任市政府督查室主任职务；
王义朋同志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不再担任市政府督查专员职务；
董洪斌同志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试用期一年），不再担任市政府办公室副调研员职务；
宋鸿杰同志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试用期一年）；
卢洪宽同志任市发展改革委调研员，不再担任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职务；
孙绯同志任市财政局调研员，不再担任市财政局副局长茄蚂握职务；
徐丙安同志任市商务局调研员，不再担任市商务局副局长职务；
谷学涛同志任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郑彦敏同志任市医疗保障局调研员；
李秋良同志任市戒毒所所长（副处级，试用期一年）；
王建旭同志任衡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正处级，试用期一年），不再担任衡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调研员职务；
张百芳同志任衡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局局长（副处级）；
王文忠同志任衡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安全监督管理局局长（副处级，试用期一年）；
袁建军同志任衡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主任（副处级，试用期一年）；
孟九国同志任衡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改革发展局局长（副处级，试用期一年）；
提名赵县宗同志任市建设投资集团董事长，不再担任衡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
提名李连兵同志任市供销社理事会主任；
门保彬同志不再担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刘立坤同志不再担任衡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
邢广安同志不再担任市公安局副调研员职务；
王恩忠同志不再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
刘建武同志不再担任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职务；
支军同志不再担任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调研员职务；
李保芳同志不再担任市发展改革委调研员职务。
衡水市人民政府
2019年5月8日
衡水市人民政府关于纪文水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市直有关部门：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
纪文水同志任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崔延斌同志任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督察专员（试用期一年）；
宋爱勇同志任市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
刘建军同志任市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
衡水市人民政府
2019年5月22日
衡水市人民政府关于袁文慧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市直有关部门：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
袁文慧同志任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调研员；
季铁庄同志任市民政局副调研员；
王忠同志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研员，不再担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职务；
刘继荣同志任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调研员；
刘燕侠同志任市人防办副调研员；
封宝国同志任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不再担任市行政审批局副调研员职务；
王长淼同志任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索红梅同志任市行政审批局副调研员；
赵志广同志任市农业农村局调研员，不再担任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
许东升同志任市商务局调研员，不再担任市商务局副局长职务；
杜曙光同志任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调研员，不再担任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
赵振川同志任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调研员，不再担任市工业颤庆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职务；
王福谦同志不再担任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调研员职务；
于万选同志不再担任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职务；
马学明同志不再担任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职务；
周爱纯同志不再担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职务；
郝连水同志不再担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职务。
衡水市人民政府
2019年5月31日
保定卢少泽任保定市委委员、物毕常委
据保定市政府官网消息，近日，省委决定：卢少泽同志任保定市委委员、常委；郭卫东同志不再担任保定市委常委、委员职务。
卢少泽，男，汉族，1966年3月出生，山西文水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84年11月入党，1983年9月参加工作。曾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党务局副师职干事，六十五集团军装甲第一师副政治委员，代理海军航空兵第二师副政治委员（一年），六十五集团军装甲第一师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2015年6月任保定军分区政治委员，2017年6月任保定军分区政治委员（调整改革，重新任命），2019年5月任保定市委常委、保定军分区政治委员。
保定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人员名单
（2019年6月6日保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李洪强为保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决定免去：
赵其国的保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职务。
保定市人大常委会任免人员名单
（2019年6月6日保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任命：
杨改琴（女）为保定市监察委员会委员；
董品辉为保定市监察委员会委员；
陈晓波为保定市监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杨敬新的保定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刘景桂的保定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段志伟的保定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保定市人大常委会任免人员名单
（2019年6月6日保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任命：
刘克伟为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杨晏燕（女）为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
吕建军为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实施庭庭长；
张国安为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孟丽敏（女）为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免去：
刘克伟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杨晏燕（女）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吕建军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实施庭副庭长职务；
张国安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孟丽敏（女）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李全和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实施庭庭长职务；
赵志宏（女）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孙欣欣（女）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陈佳（女）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周英民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王泉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乔永忠的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承德傅海旺新任承德市政府党组成员
据承德市政府官网信息显示，傅海旺新任承德市政府党组成员。
傅海旺简历
傅海旺，男，1966年10月出生，河北围场人，满族，199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参加工作，河北大学自考经济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
1986.07-1986.11 围场县卫生局干部
1986.11-1988.11 平泉县社会保险所科员
1988.11-1990.05 中国银行平泉县支行科员
1990.05-1992.07 承德地区劳动人事局科员
1992.07-1993.08 承德地区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
1993.08-1995.06 承德市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
1995.06-1999.08 承德市劳动局失业保险所所长（1993.09-1996.09参加河北省委党校函授学院经济专业学习)
1999.08-1999.12 承德市劳动局失业保险所所长,滦平县政府县长助理(挂职)（1997.11-1999.11参加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经管专业学习)
1999.12-2000.12 滦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
2000.12-2002.06 滦平县政府副县长（1999.09-2002.06参加河北大学自考经济学专业学习)
2002.06-2002.08 承德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2002.08-2003.03 承德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3.03-2003.07 承德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党组成员
2003.07-2008.06 承德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党组副书记
2008.06-2008.07 宽城满族自治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代县长
2008.07-2011.08 宽城满族自治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2011.08-2013.11 宽城满族自治县委书记
2013.11-2016.02 丰宁满族自治县委书记
2016.02-2016.10 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
2016.10-2019.04 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副巡视员
2019.04- 市政府党组成员、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省科学技术厅副巡视员
相关内容
河北人速看！下个月，你的住房公积金或将调整！
河北2019高考作文题新鲜出炉！你会怎么写？（附历届高考作文题）
来源|河北新闻网微信综合整理自河北日报、承德市政府网站、保定市政府网站等
编辑|吴潇
自考/成考有疑问、不知道自考/成考考点内容、不清楚当地自考/成考政策，点击底部咨询官网老师，免费领取复习资料：https://www.87dh.com/xl/
⑻ 最高法院关于认定法官错案的解释
法官问责机制,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即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这一制度始终贯穿于中国司法文化史,古代司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对现今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我国司法官责任制度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时代。西周时即有提出“五过之疵”。到了唐代,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规定的司法官责任制度完善详备,成为后世的蓝本,影响至今。研究分析传统惩戒制度,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现行制度或许大有裨益。
中国古代“错案”的认定与当下制度规定
对于“错案”的厘定,我国传统上一般从如下三方面进行。
第一,“实体”或“程序”出错。《唐律》作为中国古代刑律制度的集大成,也是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典型代表。其中,它不仅规范了实体裁判错误的责任事项,也对违反审判程序的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例如,司法官断罪要引律条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皇帝的敕令如果没有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不得在判决中引用,如随便引用导致断定有所出入的,要受追究,“诸违令者,笞五十。”死刑案件在执行前要经复核程序,须经三复奏或五复奏。对这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要相应地追究司法官的罪责。《唐律》在定罪量刑、案件管辖、刑讯标准、复核制度、司法违限、判决书写等方面做出了较为完备的程序性规定。逐级审转复核制度,具有发现、纠正错误判决的作用,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国家司法审查的职能。
第二,法官主观意识存有重大“过错”。据史料记载,秦朝第一次根据司法官的主观心理状态将司法责任予以区分。以故意为要件构成的为“不直”罪和“纵囚”罪。“不直”分为“罪重而故意轻判”与“罪轻而故意重判”;“纵囚”指应当入罪而不入罪,或是故意减轻情节放纵犯罪。以过失为构成要件的是“失刑”罪,即法官因过失而错误衡量了案件事实,如对犯罪证物的错误认定、赃物价值的错误计算等,此为失刑,亦该当罪责。根据司法官吏故意与过失的心理状况不同,对司法官责任加以区分,确定不同的科刑标准,具有开创意义。
第三,行为与结果上的过错并存。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司法官审判行为上的违法违规与司法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不问司法官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均会受到司法追责,遭到刑事或行政处罚。质言之,司法行为与严重危害后果只需具备其中一条,司法官便会被依法追责。《唐律疏议·斗讼》有云:“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 《问刑条例·捕亡》曰:“各府、州、县掌印、巡捕官,但有死罪重囚,越狱三名以上,俱往俸戴罪,勒限缉拿。”司法上的过错或渎职行为一旦被发现或造成恶劣后果必会受到上级追究,须为此承担相应责任。
根据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通知,错案可理解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错案应当是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的案件,对该类错案,“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概言之,错案责任追究需以法官主观意识上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为前提,需要排除因一般过失而导致案件错误的情形。因一般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具有一定的发生概率,这种情形通常可被容忍、理解或解释。当然,这种情形也要根据具体过错程度和危害后果的不同,相应地接受法院内部审判监督组织的考评和处理。
《意见》提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既包含了行为上积极的违法违规行为,又包括了消极的渎职不作为行为,既表明行为上存在过错,又突出了结果上的严重程度。可以说,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的法官问责机制在错案追究中,将司法行为与结果并重,既强调行为上存在过错,又标明结果的严重性。而且,过错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过错行为直接促成危害后果的发生。只有具备了行为与结果上的过错并存,才能依法对法官适用错案责任追究。
错案担责的传统规定与当下错案追究
在中国古代司法体系中,受法家思想影响,刑罚力度一般较强,有的朝代甚至提倡严刑峻法。中国古代“重刑轻民”,司法机关的设置、诉讼原则的确立、诉讼制度的完善,都是以保障刑事诉讼实施为核心的。民事案件多由基层审理并作出判决,无须逐级审转,甚至无须进入司法程序,而由乡邻、亲族“调处息讼”。在刑事案件审理上的弊端称为“出入人罪”,民事案件上的失轻失重称为“按谳不实”,按谳不实也需承担相应责任,但相比“出入人罪”的刑责而言处罚力度较轻,一般只承担行政责任。由于“出入人罪”关系到刑事案件的错误审判,直接对被告人生命健康权产生重大影响,司法官将因此承担刑事上的牵连责任。
《唐律》中关于断狱决罚失法有记载:“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及杖粗细长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将司法官违法决罚的责任形式明示,告诫官员依法断狱决罚,如若失法,将负有牵连罚则,按照“反坐”原则对其论罪处罚。《宋史·刑法志》记载,宋仁宗时,“凡集断急按,法官与议者并书姓名,议刑有失,则皆坐之。”进一步明确了司法官与议者之间对于错案的共同责任。陈顾远先生指出,“法官断狱,失出入者皆负相当之责任,此实中国诉讼史上一大特色,其他应负之责亦极繁多,俾执法者仍有法之须遵守也”。即便如此,在史籍中司法官因出入人罪而被判处刑罚的例子较少,往往最终变更为行政处罚。古代罚则中,以官抵刑较为常见,在“刑不上大夫”的阶级社会,刑罚则主要是用于统治管理社会普罗大众的法宝。
当下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以“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为指导原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指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以及“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2015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实行办法。2016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印发《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通知,初步勾勒出法官、检察官违法责任惩戒机制。2017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将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意见》第37条指出,“对应当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相关责任人,根据其应负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处理:(1)应当给予停职、延期晋升、退出法官员额或者免职、责令辞职、辞退等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依法办理;(2)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依法办理;(3)涉嫌犯罪的,由纪检监察部门将违法线索移送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根据处理意见可得知,对于法官问责应区分三种情形:一是单位内部人事处分,二是单位内部纪律处分,三是司法机关违法处理。单位内部的人事和纪律处分统归于内部行政处分,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处理则属于刑事处分。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便成为问责法官的两种最重要的处罚方式,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对于司法官的责任追究方式大体相当。
《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中的一个突出亮点在于“惩戒委员会”的设立。“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惩戒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于审查、认定法官、检察官有无违法违规审判、检查责任,并据此作出审查意见。由是观之,我国正尝试设立追究司法责任的专门机构。此前,世界各国也陆续建立了类似的司法追责机构:1946年,法国成立“高等司法官会议”,负责对法官、检察官在内的司法官考核任命,并对违法裁判、行为不端的司法官行使惩戒权。1960年,美国加州建立有关法官行为守则的控告委员会,1981年各州建立被授权对司法不端行为进行调查、提起诉讼和裁判宣告的司法行为审查委员会,这些机构均被特别授权。德国设立专门的问责程序,司法官在职务上或职务外违反基本法或州的宪法秩序时,按弹劾程序对司法官予以调任、辞退、罢免等。日本由参众两院议员组成追诉委员会,当法官有职务上或职务外的违法违规行为时,由专门的弹劾法院加以裁判惩戒。因此,建立独立的司法责任审查机构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这对有效审查、认定司法责任、将追责机制真正落实到位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今错案的道德、法律责任
据《尚书·吕刑》记载,“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疵者,过弊也,即因缘情实,出入人罪之谓。官者,权也,乃滥用职权为不法处断之谓。反者,报复也,即借职权以报私情私愤之谓。内者,谒人也,即被告或家族献媚于司法官之妻妾家人以求保护。货者,贿赂也,即司法官索取或收受贿赂。来者,请也,即请托说情。其罪惟均,即因此而为不法裁判的法官,科以与犯人相同之刑罚。司法官员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出现“五过之疵”,在我国历史上从不罕见。对于法官职业道德的约束和职业操守的建立也成为自古而来的传统。古代为官,必修官箴,官箴提倡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惟公生明,偏则生暗”“至公至正虽有邪私亦不为媚矣”“慎刑恤民”“细审明辨”等,从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角度奠定了为官的品德与操守。
与此相对应地,现代司法实践对于法官职业操守和道德品行同样看重。《意见》指出,“法官有违反职业道德准则和纪律规定,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等违纪违法行为,依照法律及有关纪律规定另行处理。”《意见》将严重违德违纪行为即违法违规行为酿成的错案责任追究纳入到法官责任制实施意见中,将较轻的违德违纪行为“另行处理”,实际上是着重区分了这两种责任类型,可理解为,因较轻的违德违纪行为造成的责任交由轻微的行政处分,因严重违德违纪行为造成的司法责任交由行政处分或刑事处分。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况虽然在过错程度上有所区分,但均属于法官应当依法追责的情形,可统归到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中合并处理,共同由惩戒委员会审查、认定。2001年修正的法官法第七条第五项提出“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准则,在职业道德和纪律上对法官提出严格要求。《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更是对法官入职要求、审判规范、司法礼仪和道德修养等方面作出具体制度性规定,要求法官“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如此,才能“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国家法治尊严”。
自古以来,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便成为司法史上有效监督司法权行使、保障当事人利益、避免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手段。中华法系有着数千年的司法文化传统,其中,关于错案的认定方式、错案担责形式、法官职业操守、司法道德追求等,对现今的法官责任制改革都存在可供挖掘和借鉴的精华。现代司法在继承传统司法中的合理因素后,又相应吸收了人类优秀法治文明的成果,多种因素交叠、碰撞、融合,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本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现代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