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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国优秀法院

发布时间: 2024-08-20 06:27:02

⑴ 最高法院关于认定法官错案的解释

法官问责机制,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即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这一制度始终贯穿于中国司法文化史,古代司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对现今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我国司法官责任制度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时代。西周时即有提出“五过之疵”。到了唐代,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规定的司法官责任制度完善详备,成为后世的蓝本,影响至今。研究分析传统惩戒制度,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现行制度或许大有裨益。
中国古代“错案”的认定与当下制度规定
对于“错案”的厘定,我国传统上一般从如下三方面进行。
第一,“实体”或“程序”出错。《唐律》作为中国古代刑律制度的集大成,也是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典型代表。其中,它不仅规范了实体裁判错误的责任事项,也对违反审判程序的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例如,司法官断罪要引律条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皇帝的敕令如果没有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不得在判决中引用,如随便引用导致断定有所出入的,要受追究,“诸违令者,笞五十。”死刑案件在执行前要经复核程序,须经三复奏或五复奏。对这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要相应地追究司法官的罪责。《唐律》在定罪量刑、案件管辖、刑讯标准、复核制度、司法违限、判决书写等方面做出了较为完备的程序性规定。逐级审转复核制度,具有发现、纠正错误判决的作用,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国家司法审查的职能。
第二,法官主观意识存有重大“过错”。据史料记载,秦朝第一次根据司法官的主观心理状态将司法责任予以区分。以故意为要件构成的为“不直”罪和“纵囚”罪。“不直”分为“罪重而故意轻判”与“罪轻而故意重判”;“纵囚”指应当入罪而不入罪,或是故意减轻情节放纵犯罪。以过失为构成要件的是“失刑”罪,即法官因过失而错误衡量了案件事实,如对犯罪证物的错误认定、赃物价值的错误计算等,此为失刑,亦该当罪责。根据司法官吏故意与过失的心理状况不同,对司法官责任加以区分,确定不同的科刑标准,具有开创意义。
第三,行为与结果上的过错并存。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司法官审判行为上的违法违规与司法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不问司法官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均会受到司法追责,遭到刑事或行政处罚。质言之,司法行为与严重危害后果只需具备其中一条,司法官便会被依法追责。《唐律疏议·斗讼》有云:“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 《问刑条例·捕亡》曰:“各府、州、县掌印、巡捕官,但有死罪重囚,越狱三名以上,俱往俸戴罪,勒限缉拿。”司法上的过错或渎职行为一旦被发现或造成恶劣后果必会受到上级追究,须为此承担相应责任。
根据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通知,错案可理解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错案应当是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的案件,对该类错案,“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概言之,错案责任追究需以法官主观意识上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为前提,需要排除因一般过失而导致案件错误的情形。因一般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具有一定的发生概率,这种情形通常可被容忍、理解或解释。当然,这种情形也要根据具体过错程度和危害后果的不同,相应地接受法院内部审判监督组织的考评和处理。
《意见》提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既包含了行为上积极的违法违规行为,又包括了消极的渎职不作为行为,既表明行为上存在过错,又突出了结果上的严重程度。可以说,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的法官问责机制在错案追究中,将司法行为与结果并重,既强调行为上存在过错,又标明结果的严重性。而且,过错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过错行为直接促成危害后果的发生。只有具备了行为与结果上的过错并存,才能依法对法官适用错案责任追究。
错案担责的传统规定与当下错案追究
在中国古代司法体系中,受法家思想影响,刑罚力度一般较强,有的朝代甚至提倡严刑峻法。中国古代“重刑轻民”,司法机关的设置、诉讼原则的确立、诉讼制度的完善,都是以保障刑事诉讼实施为核心的。民事案件多由基层审理并作出判决,无须逐级审转,甚至无须进入司法程序,而由乡邻、亲族“调处息讼”。在刑事案件审理上的弊端称为“出入人罪”,民事案件上的失轻失重称为“按谳不实”,按谳不实也需承担相应责任,但相比“出入人罪”的刑责而言处罚力度较轻,一般只承担行政责任。由于“出入人罪”关系到刑事案件的错误审判,直接对被告人生命健康权产生重大影响,司法官将因此承担刑事上的牵连责任。
《唐律》中关于断狱决罚失法有记载:“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及杖粗细长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将司法官违法决罚的责任形式明示,告诫官员依法断狱决罚,如若失法,将负有牵连罚则,按照“反坐”原则对其论罪处罚。《宋史·刑法志》记载,宋仁宗时,“凡集断急按,法官与议者并书姓名,议刑有失,则皆坐之。”进一步明确了司法官与议者之间对于错案的共同责任。陈顾远先生指出,“法官断狱,失出入者皆负相当之责任,此实中国诉讼史上一大特色,其他应负之责亦极繁多,俾执法者仍有法之须遵守也”。即便如此,在史籍中司法官因出入人罪而被判处刑罚的例子较少,往往最终变更为行政处罚。古代罚则中,以官抵刑较为常见,在“刑不上大夫”的阶级社会,刑罚则主要是用于统治管理社会普罗大众的法宝。
当下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以“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为指导原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指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以及“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2015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实行办法。2016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印发《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通知,初步勾勒出法官、检察官违法责任惩戒机制。2017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将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意见》第37条指出,“对应当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相关责任人,根据其应负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处理:(1)应当给予停职、延期晋升、退出法官员额或者免职、责令辞职、辞退等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依法办理;(2)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依法办理;(3)涉嫌犯罪的,由纪检监察部门将违法线索移送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根据处理意见可得知,对于法官问责应区分三种情形:一是单位内部人事处分,二是单位内部纪律处分,三是司法机关违法处理。单位内部的人事和纪律处分统归于内部行政处分,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处理则属于刑事处分。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便成为问责法官的两种最重要的处罚方式,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对于司法官的责任追究方式大体相当。
《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中的一个突出亮点在于“惩戒委员会”的设立。“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惩戒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于审查、认定法官、检察官有无违法违规审判、检查责任,并据此作出审查意见。由是观之,我国正尝试设立追究司法责任的专门机构。此前,世界各国也陆续建立了类似的司法追责机构:1946年,法国成立“高等司法官会议”,负责对法官、检察官在内的司法官考核任命,并对违法裁判、行为不端的司法官行使惩戒权。1960年,美国加州建立有关法官行为守则的控告委员会,1981年各州建立被授权对司法不端行为进行调查、提起诉讼和裁判宣告的司法行为审查委员会,这些机构均被特别授权。德国设立专门的问责程序,司法官在职务上或职务外违反基本法或州的宪法秩序时,按弹劾程序对司法官予以调任、辞退、罢免等。日本由参众两院议员组成追诉委员会,当法官有职务上或职务外的违法违规行为时,由专门的弹劾法院加以裁判惩戒。因此,建立独立的司法责任审查机构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这对有效审查、认定司法责任、将追责机制真正落实到位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今错案的道德法律责任
据《尚书·吕刑》记载,“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疵者,过弊也,即因缘情实,出入人罪之谓。官者,权也,乃滥用职权为不法处断之谓。反者,报复也,即借职权以报私情私愤之谓。内者,谒人也,即被告或家族献媚于司法官之妻妾家人以求保护。货者,贿赂也,即司法官索取或收受贿赂。来者,请也,即请托说情。其罪惟均,即因此而为不法裁判的法官,科以与犯人相同之刑罚。司法官员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出现“五过之疵”,在我国历史上从不罕见。对于法官职业道德的约束和职业操守的建立也成为自古而来的传统。古代为官,必修官箴,官箴提倡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惟公生明,偏则生暗”“至公至正虽有邪私亦不为媚矣”“慎刑恤民”“细审明辨”等,从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角度奠定了为官的品德与操守。
与此相对应地,现代司法实践对于法官职业操守和道德品行同样看重。《意见》指出,“法官有违反职业道德准则和纪律规定,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等违纪违法行为,依照法律及有关纪律规定另行处理。”《意见》将严重违德违纪行为即违法违规行为酿成的错案责任追究纳入到法官责任制实施意见中,将较轻的违德违纪行为“另行处理”,实际上是着重区分了这两种责任类型,可理解为,因较轻的违德违纪行为造成的责任交由轻微的行政处分,因严重违德违纪行为造成的司法责任交由行政处分或刑事处分。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况虽然在过错程度上有所区分,但均属于法官应当依法追责的情形,可统归到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中合并处理,共同由惩戒委员会审查、认定。2001年修正的法官法第七条第五项提出“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准则,在职业道德和纪律上对法官提出严格要求。《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更是对法官入职要求、审判规范、司法礼仪和道德修养等方面作出具体制度性规定,要求法官“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如此,才能“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国家法治尊严”。
自古以来,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便成为司法史上有效监督司法权行使、保障当事人利益、避免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手段。中华法系有着数千年的司法文化传统,其中,关于错案的认定方式、错案担责形式、法官职业操守、司法道德追求等,对现今的法官责任制改革都存在可供挖掘和借鉴的精华。现代司法在继承传统司法中的合理因素后,又相应吸收了人类优秀法治文明的成果,多种因素交叠、碰撞、融合,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本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现代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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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511720是哪个法院的送达

这个是法院文书送达服务号,是类似于固化的号码,来自营山县人民法院。轿缓

营山县人民法院于1950年成立,辖19镇34乡,营山县人民法院位于营山县城南街道三星工业园区东端,于2009年12月从营山县朗池镇正西街78号迁至现址办公。

法院简介:

营山县人民法院辖19镇34乡。内设刑庭、民一庭、民二庭等7个审判执行业务部门及办公室、政治处等4个综合部门;下设回龙法庭、小桥法庭等9个人民法庭。营山县人民法院机关位于营山县城南镇兴旺街199号,审判综合楼于2009年12月建成投用,占地面积15亩,建有8个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审判法庭,配有1间温馨闭森模调解室。年均办理案件5000余件。

所获荣誉:

营山县人民法院2006年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命名为全省首批“六无”先进法院。

2009年被确定为“全省法院信息化建设试点示范法院”,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全市政法系统“三大主题活动”先进集体;2010年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档案工作成绩突出单位”、“基层基础及信息化建设工作先进集体”、“清理执行积案专项活动先进集体”,被市中院评为“全市法院基层基础及信息化建设先进集体”。

2006年、2007年、2009年三次荣获市中院“集体三等功”;2010年、2011年、2013年三次荣获“全市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2016年,该院荣获省法院集体三等功春笑;2017年被省高院评为年度裁判文书上网工作成绩突出法院;2018年被省高院评为全省法院档案数字化工作先进集体、年度裁判文书上网工作优秀法院;2019年被省高院评为全省法院信息化工作先进集体、裁判文书公开工作优秀法院;2020年被省高院评为全省法院系统第二十二届学术讨论会组织工作先进集体。

⑷ 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1976-1978年 湖北省黄.

⑸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2016修正)

第一条为了维护法庭安全和秩序,保障庭审活动正常进行,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方便公众旁听,促进司法公正,彰显司法权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规则。第二条法庭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依法审判各类案件的专门场所。
法庭正面上方应当悬挂国徽。第三条法庭分设审判活动区和旁听区,两区以栏杆等进行隔离。
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庭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设置区域和席位。
有新闻媒体旁听或报道庭审活动时,旁听区可以设置专门的媒体记者席。第四条刑事法庭可以配置同步视频作证室,供依法应当保护或其他确有保护必要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在庭审作证时使用。第五条法庭应当设置残疾人无障碍设施;根据需要配备合议庭合议室,检察人员、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休息室,被告人羁押室等附属场所。第六条进入法庭的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并接受人身及携带物品的安全检查。
持有效工作证件和出庭通知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律师可以通过专门通道进入法庭。需要安全检查的,人民法院对检察人员和律师平等对待。第七条除经人民法院许可,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外,下列物品不得携带进入法庭:
(一)枪支、弹药、管制刀具以及其他具有杀伤力的器具;
(二)易燃易爆物、疑似爆炸物;
(三)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强气味性物质以及传染病病原体;
(四)液体及胶状、粉末状物品;
(五)标语、条幅、传单;
(六)其他可能危害法庭安全或妨害法庭秩序的物品。第八条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官方网站、电子显示屏、公告栏等向公众公开各法庭的编号、具体位置以及旁听席位数量等信息。第九条公开的庭审活动,公民可以旁听。
旁听席位不能满足需要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的先后顺序或者通过抽签、摇号等方式发放旁听证,但应当优先安排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旁听。
下列人员不得旁听:
(一)证人、鉴定人以及准备出庭提出意见的有专门知识的人;
(二)未获得人民法院批准的未成年人;
(三)拒绝接受安全检查的人;
(四)醉酒的人、精神病人或其他精神状态异常的人;
(五)其他有可能危害法庭安全或妨害法庭秩序的人。
依法有可能封存犯罪记录的公开庭审活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组织人员旁听。
依法不公开的庭审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人不得旁听。第十条人民法院应当对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录像或录音。第十一条依法公开进行的庭审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或其他公共媒体进行图文、音频、视频直播或录播:
(一)公众关注度较高;
(二)社会影响较大;
(三)法治宣传教育意义较强。第十二条出庭履行职务的人员,按照职业着装规定着装。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着正装:
(一)没有职业着装规定;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三)所在单位系案件当事人。
非履行职务的出庭人员及旁听人员,应当文明着装。第十三条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正装或便装,不着监管机构的识别服。
人民法院在庭审活动中不得对被告人或上诉人使用戒具,但认为其人身危险性大,可能危害法庭安全的除外。第十四条庭审活动开始前,书记员应当宣布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的法庭纪律。第十五条审判人员进入法庭以及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宣告判决、裁定、决定时,全体人员应当起立。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案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
审判人员在庭审活动中应当平等对待诉讼各方。第十七条全体人员在庭审活动中应当服从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的指挥,尊重司法礼仪,遵守法庭纪律,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鼓掌、喧哗;
(二)吸烟、进食;
(三)拨打或接听电话;
(四)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
(五)其他危害法庭安全或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
检察人员、诉讼参与人发言或提问,应当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
旁听人员不得进入审判活动区,不得随意站立、走动,不得发言和提问。
媒体记者经许可实施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行为,应当在指定的时间及区域进行,不得影响或干扰庭审活动。

⑹ 2016年商丘中级人民法院隋强案判决书

是这个判决吗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1403民初4206号

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所地商丘市。

法定代表人蔡勇,该单位主任。

委托代理人曹亚斌,系该单位职工。

被告隋强,男,汉族,1964年9月16日出生,住商丘市睢阳区。

被告王凤琴,女,汉族,1960年10月16日出生,住商丘市睢阳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隋帛芳,女,汉族,1986年2月2日出生,系两被告之女。

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隋强、王凤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6年9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原、被告双方分别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6日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委托代理人曹亚斌,被告隋强、王凤琴的委托代理人隋帛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诉称,2014年6月10日根据被告的申请,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委托中国建设银行宋城支行借给被告住房公积金13万元,借款期限为10年,即从2014年6月10日至2024年6月10日止。被告贷款后经过多次催收,至今已经拖欠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11696.18元被告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还款,为维护我单位及光大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合法权益,故依法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商丘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被告一次性清偿住房公积金借款本息119710.82元(本金116638.66、利息3072.16元)及还款日期间的利息和罚息。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隋强、王凤琴庭审时辩称:对原告的起诉无异议,但有以下情况需要说明:1、宇鑫国际是我们的唯一住房,房子又是生活的必备品,隋强已开除公职,出狱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我恳请法官酌情考虑隋强出狱后的居住问题,可不可以为他保留出狱后的住房租金及最低生活保障。2、隋强次女王丁可尚未成年,目前正在就读高中,无任何经济收入,没有生存能力,我恳求法院能够从房屋变价款中扣除王丁可读大学的费用,让她能完成学业,独立生存。3、隋强该套房屋自2014年6月10日向住房公积金贷款13万元整,因隋强无法独立偿还贷款,隋帛芳借款给被告隋强、王凤琴还贷款共计17405.8元,恳求法官将隋强借隋帛芳的房屋贷款钱从隋强的房屋折价款后扣除,返还给隋帛芳。

根据本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合议庭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是否应予以支持?

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据一,借款合同一份,证明被告借款事实存在。证据二,个人贷款支付凭证一份,证明被告已领取该借款合同的借款。证据三,借款人单位证明,贷前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在我单位存在借款事实。证据四,被告夫妻双方身份证及结婚证,证明借款事实存在及借款人身份。证据五,个人贷款对账单,证明被告实际欠款本息结算情况。

被告隋强、王凤琴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四份个人贷款还款凭证,证明被告的女儿隋帛芳一直在替两被告偿还贷款共计17405.78元。

庭审时,被告隋强、王凤琴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五均无异议。

庭审时,原告对被告隋强、王凤琴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分析认定如下:被告隋强、王凤琴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内容客观真实,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的规定,与事实相关联,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原告对被告隋强、王凤琴的女儿隋帛芳一直在替两被告偿还贷款共计17405.78元的举证无异议,可以作为被告的女儿替被告隋强、王凤琴还款的有效证据使用。

依照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4年6月10日被告隋强、王凤琴与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宋城支行签订了商丘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借款合同;2014年3月7日,被告隋强、王凤琴与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签订了商丘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借款抵押合同;2014年6月10日,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宋城支行签订了商丘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发放通知书。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借款金额13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6月10日至2024年6月10日止;贷款月利率为3.75‰,本贷款利率在贷款期限内,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利率,按调整后的利率执行,不再另行通知借款人。本合同签订后且在贷款发放前,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利率,则本合同将按新的利率执行。在借款期限内,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利率,则自下一年1月1日起,执行新的贷款利率;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或按照本合同约定使用借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在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还款方式等额本息还款法,按月归还贷款本息;解除合同的方式:借款期内,借款人累计三个月或累计6个月不按约定偿还贷款本息的委托人有权解除合同;该笔借款被告隋强、王凤琴自愿用位于商丘市南京路归德路宇鑫国际广场第1号楼4单元25层2505号房作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期限自抵押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担保的债权全部清偿之日止;违约责任:借款期内,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在还款期内归还借款本息,委托人对贷款余额按本合同约定的月利率3.75‰计算利息,对未收取利息部分按本合同约定的月利率3.75‰计算复息,对拖欠的分期还款额和实际拖欠天数以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的罚息率收取违约金。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2014年6月10日依法委托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宋城支行按合同约定将借款130000元借给被告隋强。被告隋强违反合同约定,逾期偿还借款已超过3个月。截止到起诉之日即2016年6月14日,被告隋强、王凤琴仍下欠原告借款本金8624.02元,利息3072.16元,共计11696.18元未还。现查明,被告隋强、王凤琴的女儿隋帛芳已向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委托的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替被告隋强、王凤琴偿还借款17405.8元。

本院认为,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宋城支行与被告隋强、王凤琴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和委托贷款借款抵押合同,形式合法,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为有效合同。本案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委托受委托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宋城支行为被告隋强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130000元,被告隋强、王凤琴则违反合同的约定,逾期还款累计超过了3个月,依合同约定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即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风险,应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承担的规定,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被告隋强、王凤琴一次性偿还拖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和罚息。因此,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求被告隋强、王凤琴共同偿还借款本息11696.18元及2016年6月13日以后的利息、罚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宋城支行与被告隋强、王凤琴签订的商丘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二、被告隋强、王凤琴一次性偿还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借款本息11696.18元(2016年6月13日以后的利息、罚息按双方的合同约定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四、驳回原告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694元,由被告隋强、王凤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商丘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原银行商丘慧商支行,账号:80×××11),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足额交纳上诉费用,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金士军

审判员苏醒

代理审判员张鹏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孙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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