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法官
㈠ 法官与当事人见面规定
法律分析：法官不得私下接触当事人。
为了从源头上构筑起防止人情干扰的“隔离墙”，《规定》进一步细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关于法官不得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的规定，明确要求“法院工作人员不得私下接触本人审理案件的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或者其他关系人”，同时要求法院工作人员“因不明情况或者其他原因接触上述人员并可能引起社会公众及案件当事人合理怀疑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第四十六条 法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 （二）隐瞒、伪造、变造、故意损毁证据、案件材料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审判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四）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的； （五）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拖延办案，贻误工作的； （七）利用职权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的； （八）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利益输送，或者违反有关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 （九）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 （十）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的。 法官的处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㈡ 法官在开庭前的二十分钟还给当事人打电话开完庭后给律师打电话这是不是串通
如果楼主确定是法官在开庭前的20分钟有了频繁的打电话的举动，那么这个确实可能有损版公平公正权公开，但是楼主在不肯定的情况下也不能够乱说话。。
至少说楼主应该在调查清楚之后再去把这个发言权说明白，如果法国真的在开庭前经常性的给他的当时或者是其他的人打电话的话，露出至少应该想办法去录音。
或者说是知道它的内容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当然不排除还可能说出了嫌疑人的贿赂，然后进行分通。
但是也不排除这个法官是清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他有打电话的权利，所以楼主还是咨询一下具体的一个律师，然后好好的去看一下你的下一步怎么去解决你的案子如何去打官司的问题。。
㈢ 律师怎样处理与法官的关系
法官与律师都是司法工作的从业人员，是国家法治建设的两支队伍，尽管他们工作的内容不同，但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律师已从国家公职人员序列中退出，市场化的经营运作，使律师不得不为自已生计而采用各种各样的竞争手段。法官成了律师拉拢、腐蚀的对象，乃至于少数法官甚至成了他们挖空心思进行诬告、陷害的牺牲品。从最高法院，到基层各级人民法院，都相继出台和制定了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的规定。不难看出，这些规定和措施的初衷是好的，对阻断法官与律师的不良交往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看到, 少数法院在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的同时，矫枉过正，把一些应该正常交往的同志关系、同学关系、亲友、战友关系都规定在禁止之列。
律师与法官之间种种不正常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究其原因，律师与法官的看法各执一词。大部分律师认为，这都是无奈的选择，有些律师请客送礼并非为谋取非法利益，只是希望法官能够依法办案、公正审案、尽快结案。律师的不正常行为是被法官、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而一些法官却认为，这样的律师不读书、不学习、不钻研业务，欺骗当事人，充当掮客，这是投怀送抱，拉人下水。两种说法各执一词，貌似有理，但均为表面现象，并各有偏颇和片面。综合客观地分析，之所以产生这些不正常关系，则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1、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
“朝里有人好做官”、“衙门有人好办事”，这是中国几千年“人情社会”封建传统思想的真实写照。这种观念至今依然固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法官与律师的关系自然难以摆脱这种影响。
2、司法独立在现实中遭遇尴尬。
“依法治国”作为宪法原则写进我国宪法。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司法独立的基本要求。然而，在现实中，一些政府领导却把法院看做是政府的职能机关，法院与法官也无法摆脱在人、财、物上对政府的依赖。面对政府对具体案件审判的干涉，法官更是处于无奈之中。司法不独立现象的存在，导致当事人或者律师去分析、挖掘、利用能够影响法官裁判的各种社会因素。使法官与律师原本正常的关系变得不正常。
3、法官较低生活待遇，让法官难守清规。
法官是人不是神。法官也食人间烟火，也有妻儿老小，也要供孩子上学，也要购车买房。但面对这些高额的消费支出，法官的低收入让其捉襟见肘。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商品经济的熏风，一些法官心态难免失衡，难守清规。手中的审判权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诉讼掮客”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法官与律师的不正常关系，从某个角度上可以理解，但绝不允许。既然选择了法官职业，就应当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规戒律。
在当今我国司法实践中，面对已出现了法官与律师相互关系不规范的问题。例如，一些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对自己一方的裁判结果，违法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腐蚀；也有少数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也有少数法官与律师相互串通，利用各自的职业优势，形成了经济利益共同体，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等等。这种现象已成为社会生活中议论的热点和关注的焦点，人民群众对此也是深恶痛绝的。这种现象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产生怀疑，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公众形象，严重地影响了司法公正，损害了司法权威，有的已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已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
针对当今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和律师存在这种不适当关系的实际情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决：
1、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法官职业的崇高感和自豪感。美国法学家亨利•梅利曼对普通法系国家法官职业这样说过，“生活在普通法系国家中的人们，对于法官是熟悉的。在我们看来，法官是有修养的伟人，甚至是有父亲般的慈严。
普通法系中有许多伟大的名字属于法官。普通法系的最初创建、形成和发展，正是出自他们的贡献。”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崇高地位，也不是一夜铸就的，而是一代又一代法官不懈努力的结果。大陆法系的法官，尤其是现代中国的法官（人民的公仆、机关的职员）的地位与英美法系的法官虽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也应有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并为了这个目标而培养自己独立、中立、诚信的法官人格，并以自己独特的人格和独特的法律文化来诠释自己的价值理念：人类社会离不开医生和法官，医生为人类治病，法官为社会治病。对于法官职业，只有有崇高感，才会有使命感，只有有自豪感，才会去珍惜。
2、对自己和家人负责，树立反对司法腐败是对自己及家人平安、幸福的有效保障的思想。反腐败问题年年喊，但收效不大，前车之鉴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总认为事不关己。原因是什么？其中的一条就是倡导者没有在成效上下功夫，讲大道理多，没提起大家的兴趣，大家都仿佛置身事外，不是反腐败的主体。我认为这个问题，从小道理讲起，从自身的利益说起，成效可能会好一些。人非圣贤，走错路是很有可能的，一旦你走错了路，受害的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跟着受牵连，你的家人永远抬不起头，甚至失去唯一的生活来源和精神支柱，妻儿孤苦伶仃，老人晚景悲凉，亲戚朋友说不起话。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这个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面对诱惑的候只要稍加联想，后果就会出现在脑海。失去自由，失去一切的风险是不值得冒的。我们都办过案件，同被告打过交道，有多少人是因一时的侥幸而酿成千古恨，有多少人在我们面前悔恨交加。如果不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说不定有一天忏悔的就是自己。稍有不慎，别人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3、自觉摆正与律师的工作关系，尊重律师的劳动，树立公正的形象。法官工作时没有朋友，面对的只是当事人，律师只是当事人的代言人，律师的职责法律有明文规定，摆正与律师的关系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不逾越“隔离带”，不碰撞“高压钱”，常念“紧箍咒”，自守本份，与律师的交往以工作关系为限。
4、谨慎吃请，处理好同学、朋友、亲戚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中国人讲求民以食为天，而且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吃请的事少不了，法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吃请也免不了。但吃请一定要看对象，一定不能吃当事人的，即使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请了，也要及时表明态度，消除影响。
5、自觉抵制各种诱惑，规范八小时之外的行为。我国正处于变革时期，社会心态相对浮躁，各种利益格局也在不断地调整之中，法官工资待遇不高，各种诱惑肯定不少。面对诱惑，头脑一定要清醒，非份之财不要想，意外之财不要伸手。我们要以自己出色的工作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发展了，我们的待遇自然会提高。抵制诱惑也好，规范8小时之外的行为也好，关键要靠自律，自己把握好自己，自己管理好自己。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要把周围想象为到处都是盯着你的目光，到处都有警绳。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别人发现不了的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㈣ 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是领导关系对吗为什么
我国法院上下级之间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法院内的上下级的这种级容别不是行政上级别，而是一种审判级别。因为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以刑事案件为例，第一审法院审判后作出的判决或裁定，如果被告人不服可以上诉，检察院认为判决或裁定有误，可以抗诉，上诉或抗诉后，引起第二审审判。所以法院上下级之间通常规定审判级别，就容易确定案件的管辖和审判级别。当然，最主要的是，为了保证审判的独立进行，保证司法的公正，法院在审判案件时不能有任何的干扰，如果法院上下级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那么上级法院就有权指挥、命令下级法院，下级法院就得服从上级法院的指挥与命令。这样一来，就无法保证审判的独立，也就无法保证司法的公正。实践中，有的下级法院为了确保自己做出的判决不会在二审时被上一级法院改变，就在作出判决前向上一级法院进行所谓的“请示”，则一些上级法院的法官也以“上级领导”自居，对这种请示进行“指示”，从而使两审终审制变成了事实上的一审终审，这是严重违反我国诉讼法的行为，是必须得到制止的！
㈤ 关于美国三权分立的迷思 I 司法迷思
关于美国的三权分立，存在着一些普遍的误解。首先，有人认为最高法院应将权力退还给各个州，但这忽略了宪法存在的核心价值——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宪法修正案如第十四修正案，最初是为保障黑人权利，其后扩展到保护所有人的自由，而非单纯地让州政府自行其是。
另一个迷思是，最高法院不应干涉由民主方式决定的法律，但实际上，宪法是为了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多数人暴政，确保某些基本权利不受立法侵犯。法庭的角色在于保护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即使法律看似合理，若对特定群体有不公平影响，也需质疑其合法性。
有人主张最高法院只应保障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但宪法的解释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动态调整。例如，堕胎权虽然在宪法中未明确提及，但通过历史和理念，法院将其视为个人自由的一部分。
面对社会变化，最高法院的判决不能仅仅基于原始理解，而是需要运用宪法的精神和原则来处理新问题。例如，种族隔离的判决并非简单地遵循早期法律，而是对“隔离但平等”原则的挑战，展示了法院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角色。
关于原典主义与司法克制，它们并非绝对的教条。法律并非静态的，而是需要法官根据时代发展做出判断和权衡。大法官们在判决中既是法律的解释者，也是价值判断者，他们必须在法律原则与现实考量之间寻求平衡。
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在某些决定中被赞誉为坚守程序正义，但他们实际上是在诠释宪法，而非简单地顺应民意。如Brown案和Loving案，虽然与当时民意相悖，但法院依据宪法进行的审查是维护民主程序和实体正义的必要行动。
最后，有人担心通过宪法解决问题会削弱民主，但公共讨论和观念变迁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法院的判决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取代民主进程。随着时间推移，观念的转变可能源于各种因素，包括法院判决在内的社会力量共同塑造着社会共识。
㈥ 如何做好法官助理工作
随着司法改革的纵深发展，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建设业已提到议事日程，而法官助理制度的实施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突破口和关键点。因为，切实解决程序不严、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等问题仅仅靠审判方式改革是不够的，必须启动审判管理体制改革。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设立法官助理制度的构想，以此全面推进法官精英化进程，使审判权真正掌握在政治坚定、思想过硬、具有深厚法学功底、丰富审判经验和广泛社会阅历的法官手中，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为此，大东法院在法官职业化建设改革方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民二庭进行了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实行审判活动的主辅分离，案件的繁简分流，使主审法官从大量繁杂、琐碎的辅助性、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专司审判，将送达、排期、接收诉讼材料、庭前调解等辅助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完成。经过一年的运行，法官助理试点工作凸现成效，主审法官人均结案409件，最高达440 件，正确裁判率达99.3％，调解率高达51.5％。大东法院的法官助理试点工作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全市法院经验交流会上做了经验介绍，受到充分肯定，被誉为“大东模式”，要求在全市法院推广。 一、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法官助理制度的历史渊源。国外法官助理制度历史久远，制度完善，以美国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法官助理其主要职责是协助法官查阅卷宗，根据起诉书和答辩状中的请求和反驳找出双方争议的焦点，给法官提供一份案件基本情况和审理要点的备忘录；为法官草拟法律意见书，编辑、校对判决和裁定；为法官提供学术界有关法律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是“不享有审判权的法官助手，在法官的指导下，协助法官完成判决以外的法律性任务”，被称为“不穿法袍的法官”。基于国情和文化差异，各国法官助理虽然承担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但就其基本性质来说都是法官的助手，承担判决以外的法律事务。国外法官助理制度成为其司法高效的保证，也为我们的推行提供了可靠论据和可行借鉴。 2、现实的社会要求。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要维护公平和正义，必须确保审判权的正确行使，保障审判工作的公正、高效和权威。而要实现上述目的，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使审判权真正掌握在精英法官手中是必由之路。目前，现行的过于庞杂的法官职责使法官的角色呈现了“政治化、行政化和非职业化”的特点，法官不仅承担着案件的“审”与“判”，还承担着审前准备阶段大量的辅助性、事务性工作。此外，法官还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进行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法律。此外，法官还需要担负起法制宣传、指导书记员工作等职责。这种管理模式显然与现代以分工精细、层次清晰、职责明确为要求的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不相符合。同时，法官所面临的审判工作形势日益严峻，收案数量大幅增加，疑难案件层出不穷，而法官依然维持着十几年前的数量，审判工作的压力达到极限，在这种状态下，审判效率和质量很难保障。因此，审判工作应实行主辅分离是审判管理机制改革的必须。 3、推行的内在要求。基于上述因素，党组经过反复研究论证考察，决定在民二庭率先进行法官助理制度的试点工作。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该庭主要负责审理房地产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这两个类型的案件涉及法律纷繁复杂，且以往上诉率及上访率高，更审改判率也是居高不下，以该庭作为试点，可以充分检验这项改革的成果；二是鉴于目前人们理念、司法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不宜在全院推行，先在一个庭试点更为稳妥。 二、法官助理制度实施的基本思路与发展设想 实行法官助理的基本思路：以主审法官的裁判工作为中心，按照裁判工作以及裁判辅助工作特点和内在规律的要求，合理配置法官助理，建立起分工明确、密切配合、高效协调、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审判单元运作机制。因此，改革试点工作我们主要基于以下原则和模式进行的： 1、从人员配置上，突出体现走精英法官之路。根据民二庭审判工作特点及收、结案情况，为充分调动主审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及内在潜力，把原有的三个合议庭的九名法官减少为三名主审法官，每名主审法官配备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主审法官从长期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现职优秀审判长中选任或竞聘产生。法官助理本着自愿原则，由主审法官在具有审判职称的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中选聘。 2、从职责划分上，突出体现“主辅分离”的原则。使主审法官集中精力专司庭审和案件裁判，重点把握查清事实、证据认证、法律适用；将审判工作中的一些辅助性事务工作剥离出来，交由法官助理具体承担，保证法官专心于“审”和“判”，审判流程将会更加科学、规范，大大地促进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3、从廉政建设上，突出体现法官中立的原则。负责案件审理和裁判的法官不与当事人直接接触，同当事人接触的法官助理则不会参与案件的审理与裁判，只是完成大量的程序性工作，这就在主审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形成“隔离带”，减少可能发生的不廉洁行为，有助于维护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4、从业绩考核上看，突出体现“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主审法官和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统一体。主审法官要对所审理的全部案件负全责，对结案率、上诉率、改发率、调解率、信访率、督办率等审判工作的主要考核指标实行进行量化考核，完不成既定任务的，年终自动辞职。法官助理工作的好坏、主审法官与助理之间配合是否默契，直接影响主审法官的工作业绩，使主审法官与助理之间形成一个荣辱共同体，拧成一股绳，有利于调动二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互动性。 5、从主审法官司法理念上看，突出强化调解意识。不拘一格开展调解，建立庭前、庭中、庭后三维立体调解制度，让调解不再是“一次性工作”。转变服务理念，变当事人请求调解为法官主动调解，力争庭审前息诉止争。大力推行主管院长、庭长参与案件调解制，对某些影响面广、难于调成的案件，主管院长或庭长亲自出面协调化解。积极寻求帮助，对某些特殊案件争取人大、政府、政协等各方力量的支持，以加大调解力度。注重判后释明工作，强化说服疏导工作，力争做到“案结事了”。 三、法官助理制度显著成效 由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诉讼的公正性与效率性均因法官助理制度的推行取得了明显成效。 1、审判效率大幅提高。民二庭实行法官助理制以来，在法官数量减少三分之二，受理案件同比上升50%的情况下，审结案件973件，比上年上升47.6％，主审法官人均结案409件，最高达440 件。 2、审判质量更有保证。由于法官助理的积极工作，使主审法官从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主审法官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案件审判，学习业务知识，庭审及法律文书质量得到全面提升。更审改判率由去年同期的2.7％下降到0.7％，正确裁判率达到99.3％的崭新高度。 3、审判程序更加规范。按照法官助理与主审法官的职责分工，助理具体负责案件的程序审查，实践证明由具有相当法律专业水准的法官助理来专门负责案件的程序管理，无论是案件的送达，排期开庭还是宣判、归档都更加及时规范，案件的审限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主审法官的开庭排期更加科学有序。三名主审法官的简易程序适用率达到85％，卷宗归档也达到了100％。前不久，市法院法官绩效考评小组来院检查时，对民二庭的案件质量，特别是案件审理周期、卷宗装订质量等给予了高度评价。 4、法官助理制度的设立大大提高审判的公正性。法官助理的设立使主审法官在庭前不接触当事人，也不接触案件具体材料，一切案情必须通过庭审查明，排除了主审法官庭前与当事人接触的机会，避免其庭前先入为主的弊端。保证了主审法官中立、超然地行使审判权，公正裁判。 5、审判社会效果更加突出。民二庭坚持从维护稳定和促进和谐出发，本着应调尽调的原则，把法官助理的庭前调解、主审法官的当庭调解、主管院长和庭长的协调解决以及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协调处理有机结合起来，全方位地开展调解工作，妥善调解了一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劳动争议、拖欠职工工资、物业管理纠纷等社会关注的焦点案件、集团性案件。某有机玻璃厂由于长期拖欠职工工资及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引起职工积怨，多次聚众上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我们摒弃过去“一判了之”的简单做法，采取多方调解、软化矛盾的办案原则，分别找到80位原告和被诉企业，站在公正中立的角度帮助当事人分析案情，释明法律，多次从中调解，终于促使职工和企业互谅互让，握手言和，一起涉案人数达百人之多的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圆满解决。该庭调解率由上年的19.7％上升到51.5％。为我院开创调解工作的新局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民事案件调解工作的经验和做法被市委政法委在全市政法系统予以转发，特别是在处理群体性劳动争议及房地产纠纷案件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人民法院报以《为劳动者营造和谐的环境》为题，对民二庭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重视调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做法予以报道。 6、法官助理制度将推动法官精英化的进程。推行法官助理制度，裁判权不再掌握在大多数法官手中，而是由少数精英法官掌握，必然导致主审法官地位的上升。用发展的眼光看，实现精英化后的法官阶层必然在社会上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成为无数法律精英向往的地方。正如当代美国的主审法官，由于具有崇高的地位，无数家资百万的律师均将成为法官视为自身登上事业巅峰之标志。 四、法官助理工作制度的再思考 目前，虽然法官助理试点工作运行态势良好。但是，依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总结、探讨和反思。 1、法官助理的选拔机制有待完善。目前，受诸多原因的局限，审判队伍中一些法官无论从法律学识、审判经验以及年龄状况等多方面都不具备精英法官的条件，而让这些同志从事法官助理工作还存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障碍，长远来看有可能造成法官助理的人员缺乏。 2、法官助理的精英化亟待解决。审判辅助性事务尽管不像裁判工作那样属于审判工作的核心，但却是裁判权行使的基础，当事人的法律主张需要从审判辅助性工作的法官助理的过滤，他们的工作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主审法官的裁判质量。因此，我们在倡导法官精英化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法官助理的精英化，加大强化法官助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以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求， 3、法官助理的考核缺乏量化的标准。法官助理的工作往往是由主审法官根据需要安排，即法官助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对主审法官负责，法官助理时常感觉不到自己的独立存在，加之从办案责任上，对法官助理无明确具体工作的量化考核标准，就算完成得好，也只能在主审法官的工作上体现，法官助理更多在扮演着“无名英雄”角色，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法官助理工作主动性不强，责任意识淡薄的不良后果。 4、要明确法官助理的工作待遇和奖惩。在设定主审法官时，一般来说对主审法官的待遇都会给出明确交待，而对法官助理的待遇则考虑得较少或考虑滞后。从主审法官落选成为法官助理者，虽感觉有些失落却也感到轻松，既然技不如人，待遇不如人，工作就不必那么投入了，这种心理的存在是必然的。所以，法官助理的待遇和奖惩需要明确，要让法官助理充分感觉到独立人格的存在和本职工作的神圣，从而充满自信地去做好每一项“台下”的工作，真正当好主审法官的助手，如果做不到尽职尽责必然受到相应的处罚。 5、法官助理制下的如何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主审法官既然是精英法官，必然数量相对较少，为了缓解主审法官的工作压力，同时，促使审判公正、公开、透明，如何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积极性，更加合理科学高效的使用人民陪审员是我们今后要积极思考的问题。法官助理制度的设置，是我国在审判管理机制改革与完善进程中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关于法官助理制度的任何思考都应围绕如何促进法官职业化、精英化来进行，都要围绕“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模式开展。我们相信，随着我院法官助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法官助理管理的日益科学，必将有力地推动司法公正性与效率性，推动审判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㈦ 请问三个规定的剖析怎么写
司法不能受权力干扰，不能受金钱、人情、关系干扰，三个规定是防范这些干扰的制度保障。
“三个规定”，为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了制度遵循。
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行使国家赋予的审判权，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职责。
司法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应当与社会人员适当的“隔离”。在此意义上讲，法官是“孤独的职业”。
法官的形象不仅关涉个人，更与司法公信力乃至公众的法治信仰息息相关。身为法官意味着私人生活受到更多限制，要谨慎出入社交场合，甚至与亲友也要保持适当距离。法官要主动避免可能引发合理怀疑的言行。
如果被人发现法官与当事人、律师有私下接触等不正当交往，即便法官对案件作出公正裁判，也会引起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动摇人们对司法的信任。法官职业的属性要求法官必须时刻保持廉洁自律。
㈧ 证人的隔离、退庭和对质规则
证人的隔离即指证人在作证时或接受法官、当事人的询问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的制度，这是为了保证证人可信性的重要措施，是为了防止证人在作证之间听到了其他证人的证言，而对自己的证言进行裁剪。证人的退庭则是指所有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仅在法庭传唤作证时才出席法庭的制度，这也是为了保证证人可信性的措施。如让证人参加了庭审，则会让人考虑自己作证时对某方当事人的利弊，而影响其证言的可信性，也会丧失对证言可信性进一步考虑的机会。以往司法实践中法院是这么做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作了明确的规定，使我们行之有法可依，以后我们一定要切实贯彻执行。《规定》还规定了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让证人进行相互对质，目的是通过对质进一步暴露矛盾并解决该矛盾，从而帮助裁判者就对质陈述的真实性和证言的证明力做出准确的判断。当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也是会需要相关的材料以及案件的人证和物证，那么在收集相关的证据时也是需要按照实际情况来确定，如果在收集证据如果有任何伪造或者虚构的情形时，也是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的，那么司法机关会对伪造以及虚假证据的当事人进行处罚。
㈨ 美国的司法体系
美国的法院体系和司法原则
一、双重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
在美国打官司，首先得知道哪些案件应该向州法院起诉，哪些案件应该向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有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州宪法和州法律两个法律体系，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具有最高地位。法院同样存在联邦法院系统和州法院系统，联邦有最高法院，各州也有州的最高法院（有的州称为州最高上诉法院或上诉法院）。州法院是州政府的司法部门，联邦法院则是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这两套法院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但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上有所分工。绝大多数的案件，既可向州法院起诉，也可以向联邦法院起诉。但州法院审判案件时，在适用法律方面不仅受州宪法和州法律的限制，也要受联邦宪法和法律以及联邦所签定条约的约束，“即使州的宪法和法律的任何条款与之相抵触”。
联邦法院的管辖权受联邦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只能行使由联邦宪法赋予和由国会立法规定的联邦司法权力。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合众国司法权适用于以下范围的案件：①合众国作为诉讼的一方的案件；②涉及到州的案件，具体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州之间的诉讼案件、一个州与另一个州的公民之间的争执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间的诉讼、同一个州的公民之间关于不同州的土地的所有权的诉讼；③涉及大使、公使和领事的一切案件；一州或其公民与外国或外国公民或属民之间的诉讼；④所有涉及到联邦宪法、国会通过的法律和根据联邦权力缔结的条约的一切案件，以及关于通航水域的法律一切案件。
宪法让联邦法院有权审理上述案件，但并没有禁止州法院审理这些案件。但是，美国国会可以规定某些案件由联邦法院独自行使管辖权，如反对合众国的犯罪所引起的案件，以州为诉讼当事人的案件，涉及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员的案件等。这样，在任何一个州里，都既有州法院系统，也有联邦法院系统。对有些案件，两种法院都可以受理；另一些案件，只有州法院才能受理；还有些案件，只有联邦法院才能受理。事实上，联邦法院审判涉及联邦法律的一切案件，但宪法对初审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作了区别，如联邦最高法院只拥有有限的初审管辖权，但最高法院拥有广泛的上诉管辖权。因此，在美国，一场官司可能从州法院开始，但如果涉及到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就可以从州最高法院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是法治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司法机关的基本任务和职责，就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裁决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各类纠纷和争执，法官做出裁决，只服从宪法和法律，必须独立进行审判。司法独立，首先是指独立于行政机关，法院和法官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不接受行政机关的领导和指示，行政机关不得因法官的判决不符合其意愿而将法官撤职。但在美国，由于实行所谓“严格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还强调法院独立于立法机关。由于独立后的13国普遍奉行“立法至上”的原则，一段时间里，议会任意侵占侵占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权力，议会甚至宣布法院关于财产争议的裁决无效。因此，制宪会议有意让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相互独立，相互平行，国会也不能干涉和干扰法院的审判活动，法官如果认为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反宪法，就可以拒绝执行。
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保证法官不会因为做出某项裁决而受到政府或国会的报复，美国在宪法和法律上采取如下一些措施：
⒈法官如无过失得终身任职。第三条第一款中就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在行为良好期间得继续任职”，这就意味着联邦法院的法官实行终身制。现在，美国联邦法官在年满70岁且任职满十年的情况下可以退休。美国有些州法院的法官是由选举产生并实行任期制，但在任期届满之前，除非经过弹劾不得被免职或令其提前退休。无论实行终身制还是任期制，在退休前或任期届满之前，法官的职务都是有保障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法官应受弹劾的监督，即法官如犯有“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经弹劾应被免职。不过，也有人主张对法官的弹劾与总统及其他文职官员应有所不同，如违反“行为良好”的原则也应受到弹劾。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对法官的弹劾也多一些。
⒉不相容原则和政治中立。不相容原则也适用于法官，即法官不得同时担任政府职务，不得兼任议员，不得兼任其他盈利性职务。政治中立则要求法官不得以政党身分从事政治活动。
⒊待遇保障。法官享有高薪待遇和退休保障，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还规定，联邦法官“应在规定的时间得到服务报酬，此项报酬在他们继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这条规定的目的，是使法官任职期间免遭报复和刁难。因此，法官任职时，他的薪金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现在，合众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相同。年满70岁并担任联邦法官10年以上，或年满65岁并担任联邦法官15年以上，可以领全薪退休。为了确定联邦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建立了一个由九名“不担任公职的人员”组成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员薪金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三人（并指定一人担任主席）和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各任命二人组成。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对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员的薪金标准进行审查，并向总统提出报告和建议，总统再根据此报告向国会提出建议，建议在提出30天后自动生效，除非参众两院在30天期限内以联合决议否决此建议。
三、遵守先例原则
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其重要特点就是存在判例法。所谓判例法，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是产生于法官的判决，即可以从法官判决中推导出来的法律原则。法官判决不仅是根据制定法，也具有宣示法律原则、解释制定法的作用。因此，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实行“遵守先例”的原则。法官的判决不仅适用于所判决的案件本身，而且成为一种先例。法官们在判决时，都要考虑所有的判例，其中不仅包括遵守上级法院的所有判决，也要遵守他们自己法院先前的判决。因此，一个判决一旦做出，这个判决就对做出判决的法官本人也有了约束力。当然，先例并非绝对不能改变，但应该有“明显的理由”。但是，在先例面前，法官们也仍然有他们的主动性，因为在同样的问题上，总会存在可供法官挑选的许多相互冲突的先例。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可以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来撤消它不再愿意遵循的先前的判例。如1954年，由沃伦担任首席法官的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的判决，就推翻了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确立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裁决隔离使用教育设施的作法本身即为不平等。
四、法官的挑选和任命中的政治与法官的“政治中立”原则
由于联邦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两党主要是通过影响对法官的任命来影响司法过程。根据法治原则，司法系统应严守公正、中立的准则，超越于党派政治之上，但“实际上在选择最高法院或联邦法院法官时，政党倾向或司法哲学是其中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曾经试图通过任命有本党背景的法官改变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党派构成，目的就是使之更有利于“新政”的实施。后来，尽管对司法任命的非政治化作了努力，使司法决策更多来自法官个人而非党派倾向，但是“法官并未完全摆脱政治性考虑，他们仍然和行政、立法机关中的重要政治人物保持着松散的联系，他们必须依靠政党的立法者为其制定预算”。
在各州，州法院法官的挑选办法有较大差别，大多数州实行选举产生的办法，而选举又有党派选举和超党派选举之分。
具体情况如下：在党派选举中产生法官的有13个州；实行超党派选举的10个州；有4个州由州议会选举产生；由州长任命的有7个州；另外有16个州实行功绩制。
但是，法官不论是选举产生还是任命产生，也不论他在担任法官之前有何党派背景，不论曾经担任过什么公职，一旦成为法官，他就不得再参与党派活动，而应保持“政治中立”。因此，行政首脑（总统和州长）实际上不可能控制由他们任命的法官。例如，1952年，最高法院在“杨斯顿钢铁和钢管公司诉索耶案”中拒绝了杜鲁门总统接管钢铁厂的理由，裁决总统的接管违反宪法，而当时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中，五名是由罗斯福总统任命，四名是由杜鲁门总统任命的。又如，尼克松总统在他的任期内有机会任命了四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中包括首席法官沃伦·伯格，然而，正是这个包括四名由尼克松本人任命的法官的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中全体一致通过，拒绝了尼克松所提出的理由，裁决尼克松总统应该交出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所要求的录音带。而播放这些录音带揭露了尼克松曾参与掩盖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面临必然被弹劾的结局，他因而只好选择辞职。这一事件说明，“通过法官的任命来控制最高法院是极为困难的”。
美国的联邦法院
一、1789年司法条例
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一个最高法院和国会随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这意味着制宪会议共同同意的是要建立一个最高法院作为联邦司法系统的最高审判庭，但对于联邦司法系统如何组成，是由各州法院组成还是由联邦下级法院组成，对于是否需要设立联邦下级法院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因此把所个问题留给国会去决定。
第一届国会开始工作不久就通过了1789年司法条例，建立了联邦法院体系，确定了联邦法院的组织和各类法院的管辖范围。当时规定最高法院由一名首席法官和5名大法官共6人组成，建立的下级法院包括13个地区法院，每个州为一个联邦司法区，每个地区法院设一名法官，三个巡回法院，每个巡回法院由两名最高法院法官和一名地区法院法官组成，从而构成了联邦法院体系。不过，自那以后，美国的司法条例经国会做过多次修订，增设和撤消各类法院、改变各类法院的管辖权、制定和修改程序规则、为各类法院设置官员和雇员的职位等。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有两次，一是1891年通过的司法条例，为减轻最高法院的负担建立了上诉法院，在此之前各巡回区的上诉案件是由最高法院法官承担审理的。二是1925年的条例赋予最高法院调阅下级法院案卷的裁处权。
1789年的司法条例及后来的修订，显示了美国的国会拥有规定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联邦法院的组织结构、管辖权限和办案程序的权力，体现了立法部门对司法部门的制衡。但反过来，最高法院是由宪法直接设立，它的存在不以国会的意愿为转移，并拥有宪法所规定的初审管辖权，正是最高法院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裁定1789年司法条例的某些条款违宪，确定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1789年司法条例第25条明确把州法院置于联邦法院的上诉管辖权之下，规定州法院所判决的以下几种案件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州法院的判决违反了合众国宪法、法律和条约；州法院的判决所维护的州法律与合众国宪法、条约、或法律相抵触；州法院的判决否定了联邦宪法和法律所肯定的权利和特权。这样，就把联邦至上条款所体现的原则贯彻到了司法制度中，使得凡是被认为违反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联邦宪法、法律和条约为全国最高法原则的案件都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赋予了联邦法院复审州法院判决的权力，并使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各州成为宪法最后解释者，从而“解决了州和联邦权力的范围之争问题”。
二、联邦法院的体制
现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由94个联邦地区法院、13个联邦上诉法院和一个最高法院组成。
1、联邦地区法院
每个州至少有一个地区法院，较大的州可能设立2至4个地区法院。现加利福尼亚州设有四个地区法院，办公地点分别在旧金山、萨克拉门托、洛杉矶和圣迭戈。纽约州和得克萨斯州也有四个地区法院。美国全国50州共设有89个地区法院，另外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领地各有一个地区法院。每个地区法院至少有一名法官，共有576名地区法官。设在纽约市的纽约州南部地区法院法官最多，有27名法官。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都是由总统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终身任职。地区法院是初审管辖法院，也是联邦司法系统中“工作最重的”的法院。这91个联邦地区法院只有联邦的司法管辖权。但联邦地区法官审理的案件可能涉及不同州的公民，这时，他们也要应用有关州的法律。经联邦地区法院判决的案件，大多数可以上诉到联邦上诉法院，有少数几种可以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
地区法官可以任命书记官、法警、法律书记员、法庭报告发布官、法庭记录员等协助他的工作。但最重要的角色是联邦执法官。联邦执法官分专职和兼职两种，全国现共有287名专职执法官和168名兼职执法官。他们也是由地区法官任命，但需要经联邦司法地区的居民组成的陪审员小组审查。执法官任期八年，其职责是发布逮捕状、决定被捕者是否应由大陪审团起诉。每个地区法院还有一名联邦执行官，他由总统任命并受联邦司法部长的监督，他的主要职责是维持法庭秩序、实施逮捕、执行法院命令，传唤证人等。
2、联邦上诉法院
美国全国50州划分为11个司法巡回区，此外，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作为一个巡回区，每个巡回区设立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共12个上诉法院。每个巡回区所管辖的范围大小不同，如第二巡回区只辖纽约和康涅狄格两州，第九巡回区则辖加利福尼亚等太平洋沿岸及夏威夷、阿拉斯加九个州并加上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联邦巡回区”，其上诉法院称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由12名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任命的法官组成，办公地点也设在哥伦比亚特区。该上诉法院与其他12个上诉法院地位相同，但其管辖的地理范围涉及全国，而管辖的案件限于审理由各联邦地区法院及有关联邦独立管理机构转来的涉及专利、商标、版权、合同、国内税收的案件，以及索赔法院和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因此，在哥伦比亚特区有两个上诉法院，一个为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一个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两者是不同的。
每个联邦上诉法院有6至28名法官，也都是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皆为终身职。上诉法院审理案件，一般由三名法官组成法庭，但特别重要和有争议的案件要求全体法官出席。上诉法院只有上诉管辖权，受理经辖区内联邦地区法院判决的案件的上诉，也审查联邦贸易委员会之类的独立管理机构的行动。
最高法院、联邦上诉法院、联邦地区法院是根据宪法第三条设立的，因此被称为“宪法性法院”，又称“宪法第三条法院”，但它们都属于一般管辖权的法院。另外，还有国会设立的特别宪法性法院，如合众国国际贸易法院、合众国索赔法院。
此外，还有一类不是根据宪法的第三条设立而是由国会为某些特别的目的而设立的法院，或者说是由国会为行使宪法第一条所赋予的立法权而设立的法院，被称为“立法性法院”，或者“宪法第一条法院”。立法性法院的法官一般由国会规定了明确的任期，并被授予非司法的职能，其挑选和任命程序也与宪法性法院的法官不同。如合众国军事上诉法院审判案件应用军事法，由三名文职法官组成，由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但任期为15年；破产法院专门审理有关破产的案件，法官由联邦上诉法院任命，作为联邦地区法院的附属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