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及司法人员的良性互动现状

㈠ 律师依法独立职业的含义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律师制度刚刚恢复时期，律师的职业定位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到了1996年，《律师法》颁布以后，律师被重新定义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进而提出，律师的权利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延伸，律师的职业定位应是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

我理解，这个“自由职业者”的目的在于强调律师职业的独立性，即律师只服从于法律，在法律之下，律师是自由的，任何外来的干预不足以使律师屈从，从而最大限度保护律师发挥维护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我国现行的《法官法》规定：“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官法》也有相应的规定：“检察官依法履行检察职责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都从法律上确定了法官、检察官职业的独立性。尽管现行的《律师法》尚未明确赋予律师具有职业的独立性，但这毕竟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例如德国《联邦律师条例》第一条规定：“律师在司法中的地位，是司法的独立人员，律师执业机构为从事司法工作之独立机关。”加拿大也明确规定律师与法官地位相等：“每一个获准在最高法院担任初级律师的律师协会会员，均为加拿大自治领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员。”因此，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也应成为我国律师制度的应有之义。在新《律师法》中，理应加上一条：“律师依法执业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只有这样，才能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真正确立律师职业的独立性。

律师职业的独立性，是指律师不受国家公权和当事人私权影响，独立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属性。律师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的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制衡权力，并且尽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权力对公民及法人的侵害。一个国家的公民和法人，他们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作为被国家管理、治理的相对人，他们没有直接立法和司法、执法的权力，只有遵法守法的义务。在面对国家权力的时候，他们总是处于弱势、劣势的地位，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侵害，更不用说个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渎职枉法了。在现实生活中，除了通过立法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对公民人权、权利予以强化之外，还需要一种独立于国家公权和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力量，通过对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以法律为武器来制约不法权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律师以他独具的职业独立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制衡权力，并且尽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权力对公民、法人的侵害。这种独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律师与政府、法官、检察官保持相对的独立，有同国家公权对峙的勇气和能力，并在执业过程中不受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独立于当事人，律师是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代理人而不是丧失独立人格的惟命是从的附庸和代言人，律师有义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义务保守当事人的秘密，但也有权利拒绝当事人提出的与法律相悖的不正当要求，并在刑事辩护中依据实事和法律独立地行使辩护权，独立地发表辩护意见。

由于当事人追求的利益并非总能与法律规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持一致，有时甚至还会发生对立冲突，而个别律师将自己收入的增加建立在当事人不当利益的实现上，这样就会出现律师一味迎合当事人，背离事实，歪曲法律的现象，势必动摇整个律师行业在社会中的公信力。

摆脱名利的羁绊，抵御金钱的腐蚀，除了需要律师自身有“良心”、“道德”外，能够保障律师恪守独立的制度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律师的独立，“不独立，毋宁死”，更需要每个律师身体力行地保护这支独立的“薪火”。以下，就当前可能影响律师职业独立性的两个现实问题，笔者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律师类型的多样化不利于律师保持独立性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律师与法官、检察官都是法律职业团体中的一种，仅仅是分工不同，地位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些国家创设律师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使每一个公民通过律师的独立工作来制约公共权力的滥用，从而给予了律师职业极大的期待和重视。例如日本《律师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律师以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而我国台湾地区的《律师法》第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律师以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及促进民主法治为使命。”由此可见，律师的基本使命就是维护人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面对如此庄严神圣的使命，一部律师法约束下的所有律师的处境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目前在我国却有一种律师种类多元化的趋势，在我国有的省、区、市和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大型企业已经开始设置了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在2005年6月全国律协换届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已堂而皇之的成为了代表、理事，这样，他们连同已经存在的军队律师将要形成中国律师的多样性。如果说，军队律师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的话，那么随着“两公律师”队伍的建立与发展，社会将越来越多地见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由于其职责与一般意义上的律师（已有人称之为社会律师）有所不同，他们的出现，必将对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产生巨大的冲击。

公职律师是指具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供职于政府职能部门或经招聘到前述部门专职从事法律事务的公务人员。曾经有国家某总局一位政策法规司的副司长在获得该系统首批公职律师执业证书后，兴奋地告诉记者：“如果美国谈判对手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告诉他我是中国律师。”其实这也表明了公职律师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身份的双重性，公职律师既是国家公务员或政府雇员又是律师；二是服务对象的固定性，公职律师只能为供职部门提供法律服务，不得面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不得在社会上的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机构兼职，不得以律师身份办理本单位以外的诉讼与非诉讼案件；三是固定薪酬制，公职律师直接从供职部门领取固定薪酬。

再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职律师的五项工作职责：一、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为政府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建议；二、根据政府的要求，参与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核和修改工作；三、为涉及政府和社会公众的重大利益事项和纠纷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或组织专家论证；四、代理政府参与诉讼、仲裁活动；五、政府中其他应由公职律师承担的工作。上述五项职责大部分还是围绕“长官意志”进行，公职律师工作的独立性难以体现。

笔者认为，公职律师尽管主要处理政府微观方面的法律事务，但与政府法制办的部分职能并无本质区别，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政府工作人员查阅案卷方便，而硬要设置一种与社会律师相抗衡的律师类型，似乎有些矫枉过正。因为社会律师服务的对象是全社会的各种当事人，当然也包括政府职能部门。

公司律师是指具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在企业内部专职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并依法取得公司律师执业证书的执业人员。2002年12月，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开展公司律师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规定了公司律师的职责，其中非诉讼业务包括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参与本企业法律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审核企业规章制度，审查和管理企业合同，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纠正和建议，在企业内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仲裁事务；诉讼业务包括处理与本企业有关的诉讼业务。对照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于1997年5月颁布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关于企业法律顾问职责的规定，简直是一模一样。

公司律师已试行近3年，现有近700名公司律师服务于150家大型、特大型企业，其中不乏中国人寿、中国一汽这样的“行业巨鳄”。据某位对公司律师制度颇为赞赏的行政官员说，公司律师具有“离得近、叫得应、专业熟、信息灵、反应快、保密好”的优点。据笔者看，只有前两项符合实际，因为公司律师就是本公司职员，肯定离得近，而且他们要看“老板”的脸色行事，当然“一叫得应”了。至于其它四项，还没有过硬的事实能够证明他们比社会律师强。

如果“两公”律师从法律上给予确认，必然打破现有律师的执业格局，使越来越多的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向公司流动。

相对于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服务的领域更窄，完全是看某一个“老板”的脸色行事，职业的独立性更加无从谈起。

一个人要想独立地做一件事情，至少具备两个条件：思维判断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不受制于人。律师之所以能有独立性，就在于执业具有选择性，可以对当事人不适当的要求拒绝辩护或代理，通俗地说，一个律师的“衣食父母”是不确定的，他不必为某一个特定的“老板”而折腰。但“两公”律师却是做不到的。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设立公司律师是与国际接轨，这里且不论只有少数国家具有这种制度且亦对这种制度尚存诸多质疑外，就以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的公司律师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人数也较多。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公司律师只是一种律师高度社会化的专业分工，其他还有移民律师、婚姻律师、专利律师等等，部分律师专职从事公司的法律事务性工作是美国经济极为发达情况下各种社会分工形成的，换言之，不是不考虑国情人为推动形成的。有人片面地认为引入公司律师制度就是走国际化道路，这种观点是幼稚的，也是断章取义的。中国国情目前的现状和律师的地位与美国律师的地位相差甚远，美国的制度目前还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仅仅靠多一种律师类型来跟国际接轨，其实是在“拔苗助长”，其必带来许多现行体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设立公司律师看似进步实是退步，势必影响中国律师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凝聚力，放缓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出现“欲速则不达”的结果。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法治建设并不十分完善，律师队伍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一味细化律师行业的分工，必然打破现有律师的执业格局，迫使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向公司流动；在业务上只好选择做刑事案件和婚姻家庭案件。产生的结果只能是在律师内部造成门派对立，职业道德和执业准则难以划一，增大不同类型律师之间的不信任感并相互贬低；社会公众对各种类型的律师产生混淆，不明所以。同时也大大不利于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对整个行业的统一管理。都是律师，却有着迥异的生存模式。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律师就不可能有自由职业者的人格和思想自由，其独立性必将大打折扣。所以，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职责和义务应该由专职的公务员或公司职员来完成，也可以聘请社会律师来执行，没有必要设立两个新的律师门类。

对于暂不设立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这个问题，笔者曾向立法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多次呼吁，以期进行更严密的调研和更科学的分析，也希望律师同行们能够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律师行业特点的具体建议和办法来，可惜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律师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经营性活动是对律师独立性的反动

在美国，政府从职业律师中雇佣一些人担任检察官，而各级法院的法官，也是从执业15年以上，品行良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的资深律师中选任的。一个有追求的律师，肯定会在执业过程中小心谨慎，保持一个清白的纪录。同时，律师、检察官、法官甚至法学家职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机制，大家都以法律准则而不是以各自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对一件事情或者纠纷，所得出的结论是能够合理预期的。

如何能在律师、检察官、法官、法学家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职业共同体？首要的还是制度保障。律师怎样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自身角度讲，必须向检察官、法官的标准看齐。法律规定检察官、法官均不能从事有偿经营性活动。这一点具体到律师身上，那就是除了律师法上允许的有偿法律服务以外，律师不应再兼职从事其它经营性活动。这一点虽然在律师执业规范中有所体现，但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这就给司法行政机关查处这些搞经营性活动的律师带来了困难。不解决律师随便兼职谋利的问题，律师这一职业就难以净化。

所谓“职业”是指个人所从事的赖以为他人或社会服务并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律师的工作就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所以他的收入也就理应来自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律师的职业使命是维护人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他只服从法律并且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而不是惟当事人是从，这也就决定了律师职业的基本属性不包括商业性，律师不应该也不能被金钱利益所驱动。

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历程中，金钱对于每个律师的操守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一个律师无法维持稳定的生活，在诱惑面前难免把持不住；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金钱，那也只能变成一个赚钱工具，实在是舍本逐末。律师要想在社会立足，归根结底还是要加强“职业化”的训练，练就过硬的本领，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在社会竞争中得到承认。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误导，认为律师价值的体现就是用收入高低来衡量。律师对经济利益的偏激追逐，将会极大的损害律师形象，尤其是个别律师，甚至脱离本职工作，在社会上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直接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律师行业的反感和不满。

仅以西安为例，就曾有资深执业律师在外兼职从事商业活动，并利用职务便利及法律专业知识，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最后锒铛入狱、声败名裂。还有少数律师，或是从事酒店餐饮行业或是经营娱乐场所，或是经营房地产、拍卖行等，都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笔者认为，新律师法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加入禁止执业律师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的禁止性规定。之所以如此要求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律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就像医生，需要社会认可自身的价值，但决不能惟钱是图，商业气息太浓；二来律师由于职业特殊，可能知晓或接触很多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如果参与其他商业经营性活动，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便利为己服务，甚至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理应禁止。而且从事其它经营性活动，难免影响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令其为攫取更大利润钻法律的空子，这样就背离了律师制度的初衷。

另外，新《律师法》还有必要严格律师初任调查和年检审查的工作程序和内容。仅以笔者所知的在西安执业的律师为例，就有不少于5%的注册律师是披了“两张皮”。他们或是国家公务员或是企业的老板、职员工，利用个人关系或伪造部分档案材料，把人事关系送到人才交流中心转一圈，就获得了律师身份。既不耽误自己的固定工作或者经营活动，还能以“律师”的名义到处招揽律师业务和进行活动。这种情况严重败坏了律师法律职业者的独立形象，必须坚决予以扼制。笔者建议，新《律师法》应授权司法行政机关制订更加严格的律师准入程序，加强个人身份的调查；对于律师档案的管理，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也应建立自有的管理体系。努力保持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和职业的独立性。

美国一位著名的律师布兰代斯在其所著的《律师的机会》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现今的律师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不如七十五年前或者也确实不如五十年前那样显赫了；但是，其原因并非是缺乏机会。而是：律师没有在富人和大众之间恪守独立，------他们最大限度地放纵自己成为大公司的附庸，而忽略利用自己的权利保护大众的义务。”也许，中国律师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面对强权与金钱，请选择独立。最后，我以北京一位律师的话结束这篇文章：“律师崇尚的，应该是按照法律办事；律师追求的，应该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律师执着的，应该是司法公正的实现。”

㈡ 警察检察官律师法官的关系

1、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不属告吵于公务员。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可败友答以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意见。也就是当事人双方，谁聘请就为谁服务。
2、检察官属于司法体系中的侦查和公诉一方，属于公务员体系。监督司法体系。察慧刑事案件提起公诉。
3、法官属于审判机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居中作出裁判。

㈢ 作为一名法官或检察官,你如何处理和律师的关系

严守“五个严禁原则”啦！在不违反这个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发挥律师懂法律，相关的工作好做的优点，做好当事人的工作，正确依据法律提出适当的诉请或反驳。

㈣ 浅谈如何构建法官与律师正当工作沟通机制

法官、律师与法律共生共存。法官与律师的职责、地位、权力不同，在形式还可能对立。但是，他们具有相同的社会功能，即实现法律，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工作中理应相互沟通、协调和配合。同时，律师与法官地位、立场及工作性质的不同，还决定了他们在从业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与矛盾。而消除误解与分歧的最佳途径就是进行工作交流与对话，在对话中增进了解、消除偏见、形成共识，并以经常性和正当的学术业务交流取代各种非正当关系。 一、当前法官与律师进行正当工作沟通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有关方面积极推动建立律师与法官良性互动关系，然而，就目前司法界现状而言，法官和律师难以实现规范有序的业务沟通，缺乏正当必要的学术交流。一些律师和法官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及违法乱纪行为在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严重损害了司法形象和司法权威。目前，律师与法官在交流沟通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律师与法官进行正当工作交流缺少制度保障。为了预防法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及相互勾结，维护司法公正，最高法院、司法部于2004年联合制定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意图在律师与法官之间设置了一条“隔离带”。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的作用，起到一定成效。但是，这条“隔离带”同时也束缚了律师与法官进行正当的工作沟通，使得正当学术业务交流受到影响，尤其是双方在诉讼环节中产生的误解、分析难以进行及时沟通、消除，不利于律师与法官业务素质的提高。律师与法官如何进行经常性和正当的工作交流，以及如何规范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工作交流行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缺少制度依据，不利于律师与法官关系的健康发展。 （二）科学交流平台的缺失致使律师与法官进行学术业务交流困难。在律师与法官开展学术、业务上的交流非常必要，这样做能够统一律师和法官在法律问题、案件处理等方面的认识，减少法律认识分析，提高各自的业务素质。律师利用什么方式与法官进行交流。一些地方法院采用座谈、走访、聘请律师为人民陪审员、执法执纪监督员等方式。这些做法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交流活动在参与人员层次、交流深度等方面存在局限性，再加上方式陈旧落后，缺乏针对性、实效性，致使许多活动流于形式、实际效果并是太好。由于科学交流平台的缺乏，很多律师将与法官的交流场所转入了“地下”，如饭桌、娱乐场所，并滋生了不正当关系和腐败行为。 （三）律师与法官之间的非正当关系为正当工作交流带来负面影响。当前，部分律师与法官存在不正当关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干扰了司法公正。这些不正当关系在损害司法形象、破坏司法权威同时，也让律师与法官本来就脆弱的关系雪上加霜，给律师与法官进行工作交流带来了阴影，一些正当的工作沟通难以施展手脚、有所作为。 （四）律师与法官之间存在的职业隔阂短时期难以消除。由于职业地位、立场的不同，律师和法官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存在分歧与偏见。在律师届普遍存在这种认识：法官职业优越感高，不尊重律师，在法庭上随意打断律师的陈述意见，对律师的意见不够重视。而在法院系统，一部分法官对律师的职业性质、人格品行存在种种看法：律师“挑词架讼”、“重利忘义”，是司法界的“掮客”，部分人还“品质败坏”；一部分律师业务水平底，“胡搅蛮缠”、“挑弄是非”，等等。这些隔阂、偏见，导致律师与法官之间缺少谅解、包容和信任，更多是相互轻视、提防。这在律师与法官之间设置了交流障碍。 二、构建法官与律师正当沟通机制的建议 第一，完善律师与法官进行正当工作交流的各项规章制度。简单地禁止律师与法官交往，不能够有效地杜绝双方不当接触，也无法让二者关系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因此，尽快出台办法、建立制度，为律师与法官进行经常性和正当的工作交流提供依据和准则。要大力提倡和鼓励律师与法官进行正当工作交流，倡导他们在交往中要遵守职业准则，杜绝和预防各种不正当的关系；要搭建法官与法律进行学术业务交流的官方平台，为律师与法官工作沟通提供各种便利；要强化惩处措施，对律师与法官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及腐败行为加大查处、处罚力度。 第二，法官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法官居于强势地位，律师居于相对弱势。实践中，律师往往得不到司法人员尊重，发表的建议不被重视；一些律师因执业行为受到打击报复，甚至被错误追究责任，等等。因此，要引导法官正确认识律师在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培养法官对律师职业的认同感。同时法院应切实保障律师正当执业，在加强制度层面保护的同时，推行一系列配套的具体措施，让律师执业权利得到更加充分的保护。 第三，治理法官与律师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影响法官与律师关系的因素很多，推进律师与法官正当工作沟通机制建立，要从多方面入手：一是增强律师与法官抵御社会不良风气的能力。目前，商品经济的“金钱万能”、“等价交换”等理念腐蚀了部分律师与法官，并将这些“理念”引入了职业活动中，引发了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行为。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树立职业尊荣感，在法官与律师之间营造 “清风和气”。二是加强对当事人引导，让群众对司法公正树立信心。鉴于，很多律师与法官之间的权钱交易，是在当事人的积极要求和怂恿下发生的。应加大司法正面宣传，对当事人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让当事人把主要精力放在案件本身上，不要放在托关系、请客送礼等“旁门左道”上。三是适用提高法官的经济、政治待遇，利用他们的职业荣誉观，减少权力寻租。 第四，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当律师和法官形成职业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法官和律师可以互相地交流；为维护这个共同体的共同荣誉，作为共同体的成员都会保持高度的自觉性，都会自觉地不使共同体的名声受到损害。在共同的认知感和共同的努力中，律师和法官的正当关系得以维护，律师和法官的凝聚力得以彰显。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㈤ 严禁法官检察官为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作为

日前，经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禁止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制度机制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旁笑律师职业的芦拍意见》。两意见对于全面加强法官、检察官与律师队伍建设，构建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亲”“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建立健全禁止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制度机制的意见》

意见以负面清单形式详细列举了7种不正当接触交往行为，包括禁止私下接触、禁止插手案件、禁止介绍案源、禁止利益输送、禁止不当交往、禁止利益勾连等。

意见对健全不正当接触交往监测发现查处机制、加强司法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律师执业监管机制、推动正当接触交往机制等提出明确要求：

◆ 强调法院、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建立健全不正当接触交往监测预警、线索移送、联合调查等工作机制。

◆ 法院、检察院要完善司法权力内部运行机制，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月报告制度。

◆ 司法行政机关要强化律师执业监管，加快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建设，及时向社会公开律师因不正当接触交往受处罚处分信息，规范律师风险代理行为。

◆ 法院、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落实听取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制度，完善陪启羡便利律师参与诉讼机制，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搭建公开透明的沟通交流平台。

《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

意见对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到律师事务所从业作出进一步规范，包括完善离任人员从业限制制度，法院、检察院被开除公职人员不得在律师事务所从事任何工作；推动建立“双向预警”机制；健全离任人员在律所从业监管机制。

㈥ 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法官、检察官、律师三者均属于司法体系，三者之间联系紧密，例如，一起案件由检察官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与被告的律师进行辩护，左后由法官根据法律条例进行判决。三者的相关介绍具体如下：

1、法官应当是独立的、中立地享有法定的裁判权，具有当然的裁判权威的第三方。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并受国家法律保护。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二条明文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

2、检察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检察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

3、律师按照工作性质划分，律师可分为专职律师与兼职律师；按照业务范围划分，律师可分为民事律师、刑事律师和行政律师；按照服务对象和工作身份划分，律师可分为社会律师、公司律师和公职律师。律师业务主要分为诉讼业务与非诉讼业务。

(6)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及司法人员的良性互动现状扩展阅读：

律师的相关介绍：

1、律师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被授予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没有律师执业证书，但从事法律事务的人，一般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持有司法局颁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也有一些是无证也无正当职业从事法律事务的，俗称“黑律师”，并不是真正的律师。

2、律师必须既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又有执业证书。如果只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没有律师执业证书，也不能被称为律师。

3、律师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社会，没有特定对象。自然人、法人均可委托律师代为法律事务。

4、从事律师业务时必须有当事人的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工作，不允许越权或滥用权力。

5、律师是法律工作者，律师只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工作受法律保护，不受行政单位、党派、个人的干预。

㈦ 三部门印发意见禁止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你赞成这个意见吗

我特别赞成这个意见。我国是一个法治化国家，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理念，而且也是我们应该遵守的规定。法律在我国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地位越来越高，因此我们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应该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

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我们在诉讼过程中，会希望法官更加公正，并且能够更加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三部门印发意见禁止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我的确赞成这一意见，赞成的原因有三个:

一、这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我之所以会赞成这一意见，就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意见的确能够进一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当法官和检察官能够规范自身行为，并且自觉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就能够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而且也能够让双方当事人感受到争议。

因此我很赞成这一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