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法院判决

『壹』 民国时期司法审判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民国时期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
北洋政府时期：其司法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普通审
判机关采用四级三审制；二是行政诉讼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依照《中华民国暂行
法院编制法》，民事与刑事审判机关分为四级，采用“三审制”：初级审判厅，为
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一审机关；地方审判厅，为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二审机关
和特别案件的第一审机关；高等审判厅，为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三审(终审)机关
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民政府司法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审判机关。当司法行
政部隶属于司法院时，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
司法院设正副院长各1人。在国民政府组织法中， 其产生方法与其他四院正副
院长相同。司法院下属的主要机关有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与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最高法院是全国终审机关。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年公布的《法院组织法》中改
变了原来的四级三审制，仿法国为三级三审制，规定从1935年7月1日起实行。三级
三审制即指法院的设立，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3个层次， 分别执行初
审、再审、终审职权。国民党尽管多年标榜司法独立，但在很长时期内仍继续着中
国古代“县太爷审案”的状况，由县长兼为法官。
在未设地方法院的县，以县长兼理司法，另设置承审员协助县长审理案件。这
一制度的弊端连国民党当局亦已发现，因而决定设立县司法处，审判官独立行使审
判权，检察事务由县长兼理。此决定于1936年公布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实行，
仍以承审员制度维持，直到1946年，全国才基本结束承审员制度，实行半独立的司
法处制度，而地方法院未曾普遍设立。
行政法院掌理全国行政诉讼审判事务。

和特别案件的第二审机关；大理院，属于大理院特别权限的案件之初审亦即终审机
关，也是不服高等审判厅判决的案件之第三审(终审)机关

『贰』 台湾怎样枪决死刑犯人

中华民国死刑之执行，于刑事判决确定后，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六十条，检察官应速将该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亦即法务部）。而依同法四百六十一条之规定，经法务部令准，执行检察官于收到法务部之令准后，若无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六十一条但书之事由（亦即无提起再审或非常上诉之可能），必须于令到后三日内执行死刑。《死刑执行规则》第二条规定，执行时，先由检察官会同看守所所长莅视验明，并核对人犯人相表﹑指纹表后送监执行，其因他案在监狱执行中者，会同典狱长办理。执行前后应拍下受刑人相片，报部备查。而若死刑犯有器官捐赠之意愿时，应签署捐赠器官同意书。

执行死刑之方法，依据《监狱行刑法》第九十条以及《死刑执行规则》第三条之规定，应以药剂注射或枪毙，在监狱特定场所执行之。执行枪毙时，应令受刑人背向行刑人，其射击部位定为心部，行刑人应于受刑人背后偏左定其目标，但行刑人与受刑人距离，不得逾二米。而对捐赠器官之受刑人，检察官得命改采射击头部右后耳根之执行死刑方式。通常死刑犯会系上脚镣，一天只允许在做运动的三十分钟内离开囚房。

台湾死刑制度，一个人被判决死刑定谳后，要等待法务部部长签发死刑执行命令，方才执行。一个标准的执行死刑团队，包括执行检察官（俗称监斩官）、法医、书记官、法警队长、执行法警（枪手）两人、戒护法警两人，若死刑犯同意捐器官，另设有医疗队。现在执行死刑时，多半选在18时至21时，并用配有灭音器的国造T75型手枪，但早年使用的枪械亦不固定，常使用步枪或卡宾枪行刑，尤其是警总等机关。

早年多选在清晨5时到6时，取“不走夜路”之意，但这样常使死囚一夜难眠，生怕脚步声，且枪声又容易惊扰周围居民，而改至夜间行刑，有些人认为这个作法不错，因为台湾民间信仰中“日出时阴司封门，如无鬼差牵引，无法进入地府”。被执行死刑前两到三小时，狱方会通知死囚“执行命令已经签发，今日几时几分送您上路”，如有信仰者可请神职人员（法师、牧师、神父等）来做临终祈祷或诵经。而此时，执行死刑团队工作人员往往齐聚一堂，礼拜狱中的地藏菩萨佛像，祈祷执行顺利。

执行时检察官要到达法场，验明死囚身份无误，执行前先再最后一次听讯（通常都是问死囚是否悔悟，并听取遗言），而后死囚会得到一个不错的便当，称为“最后一餐”，希望能在行刑后，亡灵能够体力充沛地到达阴间，根据各看守所的传闻，其餐点大致上为白饭、卤蛋、鸡腿、焢肉（或香肠、猪肝等）、海带（或青菜、竹笋）、豆干等菜色，以及一包烟和一小瓶高粱酒，在监狱的迷信认为：饭菜可以不吃，却至少要咬一口卤蛋，“吃蛋，好完蛋”，避免死刑过程多受折磨。1980年以前并不为死囚注射麻醉剂，所以大多数死囚都会将高粱酒一饮而尽，以求减少痛苦。

用餐完毕后，死囚被送入看守所的法场，趴在法场的沙地上，一般法场亦有供奉另一尊地藏菩萨，常会向地藏菩萨烧香，请菩萨监视正法的情况，一来保佑死囚能安心上路，二来保佑执法人员免受煞气干扰。死囚只要口头申请，即可先由法医将死刑犯麻醉（死囚亦可选择“不麻醉”），法医会在心脏或小脑相对位置做记号，当法医验证药效产生后，便可由法警开枪。开枪的位置为心脏（从背后开枪）或小脑（从右后耳根开枪），执行后约十到二十分钟，由法医验尸，确认是否死亡，若没有死亡，则继续射击直至死亡；若同意器官捐赠时，多以向头部开枪的方式枪决以保障器官完整，而死囚在处决后便会送至医院移植器官。

执行完毕后，第一步就是死囚的脚镣等解开（意喻“解放灵魂”），死囚会在脚镣上系上新台币一千元的钞票，赠送给枪决后给解开脚镣的法警，谢谢他解放了自己的灵魂，但这一千块必须快点花掉，许多法警会拿来宴请所有法警队友，或者次日清晨捐献庙宇香火钱。且这一副死囚脚镣非常抢手，许多死囚会设法索讨，并戴在脚上，监狱的迷信认为：同一副脚镣，不能使两个人被枪毙。

传统上，所有法场的工作人员都会在执行后洗手，并喊著“洗手不干了”；如果衣物沾到死囚的血，一定要换洗或丢弃，否则会遭到死者怨灵报复。在法场不互称名字，改以代号或者手势示意，避免死者怨灵惦记，由于台湾民间信仰上仍对被处决的亡灵相当畏惧，因此在行刑后狱方法警会在法场烧纸钱，供奉死囚亡灵。

若受死刑谕知之人犯，有心神丧失或怀孕之情形时，则依《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六十五条，由法务部命令停止执行。且于其痊愈或生产后，非有法务部命令，不得执行。

关于执行死刑之地点，中华民国在戒严时期，自1949年开始，政治犯都在马场町或国防医学院后方的新店溪河床执行死刑。从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末期，政治犯以及因戒严令之故，被军法处死的平民均改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安坑刑场（位于新店区安华路，原“国防部新店监狱”，现“台湾新店戒治所”后方）处决。中华民国自1987年解严后，监狱行刑法虽规定死刑需于监狱内执行，但实务上因死刑犯均羁押在二审看守所，为避免执行前将死囚移监所产生的戒护成本及风险，刑场均以“监狱分监”方式附设于二审看守所内，计有新北市土城区的台北看守所、台中市南屯区的台中监狱（台中看守所与台中监狱仅一墙之隔，刑场设于监狱侧）、台南市归仁区的台南看守所（台南看守所与台南监狱仅一墙之隔，刑场设于看守所侧）、高雄市燕巢区的高雄第二监狱（实务上高雄看守所附设于此）和位于花莲县吉安乡的花莲监狱（因花莲看守所位于花莲市市区，老旧狭小无法扩建刑场，故将刑场设于花莲监狱，执行死刑前仍需将死囚移监）五所监所设有刑场，分别负责执行台湾高等法院、台中高分院、台南高分院、高雄高分院、花莲高分院所判决管辖的死刑案件。北部地区因都会型态，人口密集，且为政治、经济中心，约六成的死刑系于台北看守所执行；而花莲高分院所辖的花莲、台东两县因人口少且民风纯朴，自政府迁台至今仅执行过十八人死刑，自1999年10月12日执行走私海洛因嫌犯王再兴、周家杰的死刑令后，直到2013年4月19日相隔13年半才再度执行一名身背三条人命的强盗杀人犯张胞辉的死刑令，另一身背两条人命的性侵杀人犯戴文庆，亦于2014年4月29日枪决，成为唯一未收容死刑犯之二审看守所

『叁』 如何找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法院判决书

如果只要看内容的话直接查二档馆出版的民国司法资料就行了

附一张判决书内容：

徐永元与商华顺洋行因债务纠葛案

直隶高等审判厅民事判决书

判决
控告人：徐永元，天津县人，往商门外炮台庄，年四十岁，业商。
代理人：潘自睿律师。
被控告人：华顺洋行法商。
代理人：陈义安，宁波人，住新津里，年三十岁，华顺洋行经理。
上述控告人对于中华民国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就华顺洋行与控告人因债务涉讼案件所为第一审判决，声明控告。经本厅审理，判决如下。
主文
本件控告驳回。
诉讼费归控告人负担。
事实
徐永元于前清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凭中[人]张树林借到华顺洋行行平化宝银一千两，将所有坐落炮台庄南胡同地契一纸计平房八间作押，约定是年二月如数清偿，立有借约，并由张树林为承还中保元。
逾期迄未偿还，华顺洋行乃具情禀请法领事函请交涉公署咨请天津地方审判厅讯追。经该厅迭次审理，因徐永元传不到案，即时判决。嗣准其声明窒碍①，重开辩论，讯查前情，判令徐永元于判决确定后十日内照数清偿，如未将债务清偿，即将作押之平房八间变卖抵偿，如不足额或徐永元实不能清偿，则张树林应就其余欠额即为承还。徐永元不服，声明控告到厅。
理由
本案争点即在借约是否控告人出具，及其与张树林合伙包卖猪鬃之帐款纠葛能否以之对抗债权人。
是已讯，据控告人供称，地契一约系借与张树林，向华顺洋行借银一千两，并呈验张树林借用地契字据一纸，以证明该款系张树林所借。然该地契如系控告人借与张树林为借款作押，则应由张树林向华顺洋行出具借票，何以借约上张树林仅为承还担保人、控告人反为主债务人？核对控告人在原审所书押字，又与借约上押字笔迹相符，是该借约委系控告人出具，即不得谓控告人非主债务人。
控告人既为主债务人，则控告人与张树林合伙包卖猪鬃其帐款果有如何纠葛，此系控告人与张树林合伙营业之内部关系，不能以此对搞债权人。
本件控告殊无理由，应予驳回，并照章归控告人负担讼费。
再张树林对于原判承还余欠之部分，既未声明控告原判，即属确定，应予毋庸置议。特为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四年六月十八日
直隶高等审判厅民三庭

审判长推事吴荣锅
推事胡凤起
推事赵之骇
书记官郭振锥

『肆』 民国大总统被报社公开侮辱，成全国笑柄，法院怎么判赔的

这是民国历史上的《民国日报》公开侮辱大总统一案，最终法院只处罚被告每人100块大洋就了结。期间，段祺瑞与徐树铮等人在北京安福胡同组成了影响力颇大的政治团体—安福系。安福系在政界十分活跃，甚至对于民国政府的选举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成立新国会后，该系推徐世昌为大总统。该国又称为安福政府。

虽然安福政府对结果很不满意，又重新提出申述，但最终主审法官以他藐视会审公堂为由拒绝了他。《民国日报》公开侮辱大总统此案才最终了结。

『伍』 民国时期司法审判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民国时期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其司法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普通审
判机关采用四级三审制；二是行政诉讼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依照《中华民国暂行
法院编制法》，民事与刑事审判机关分为四级，采用“三审制”：初级审判厅，为
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一审机关；地方审判厅，为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二审机关
和特别案件的第一审机关；高等审判厅，为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三审(终审)机关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民政府司法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审判机关。当司法行
政部隶属于司法院时，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
司法院设正副院长各1人。在国民政府组织法中， 其产生方法与其他四院正副
院长相同。司法院下属的主要机关有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与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最高法院是全国终审机关。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年公布的《法院组织法》中改
变了原来的四级三审制，仿法国为三级三审制，规定从1935年7月1日起实行。三级
三审制即指法院的设立，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3个层次， 分别执行初
审、再审、终审职权。国民党尽管多年标榜司法独立，但在很长时期内仍继续着中
国古代“县太爷审案”的状况，由县长兼为法官。
在未设地方法院的县，以县长兼理司法，另设置承审员协助县长审理案件。这
一制度的弊端连国民党当局亦已发现，因而决定设立县司法处，审判官独立行使审
判权，检察事务由县长兼理。此决定于1936年公布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实行，
仍以承审员制度维持，直到1946年，全国才基本结束承审员制度，实行半独立的司
法处制度，而地方法院未曾普遍设立。
行政法院掌理全国行政诉讼审判事务。

和特别案件的第二审机关；大理院，属于大理院特别权限的案件之初审亦即终审机
关，也是不服高等审判厅判决的案件之第三审(终审)机关

『陆』 中华民国时期法规国民党政府法规

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以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政策强化其司法镇压机器。这些法规主要涉及约法、宪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等多个方面，旨在维护地主、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对广大人民的自由权利进行了合法化的剥夺。从1927年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开始，至1949年被推翻，22年间，国民党政府不断制定和颁布法规，如《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民商法》、《中华民国刑法》、《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等，这些法规均体现了国民党政府的反人民、反民主本质。其中，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等法规，主要服务于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保障地主、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和对劳动人民的人身奴役关系，保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掠夺特权。法规的制定与执行，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镇压，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与动荡，最终导致其政权的覆灭。

在民法方面，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确定的民法典各编的立法原则，完成了民法典各编草案，并于1929年5月至1930年12月陆续公布施行。民法典主要渊源于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和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民律草案》，同时抄袭了德国、日本、瑞士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原则及大量条文。民法典内容服务于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保障地主、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和对劳动人民的人身奴役关系，保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掠夺特权。如承认外国法人与中国法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能力，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民法典继续确认中国封建家族主义的原则和婚姻、继承制度。

在刑法方面，1928年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第一个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该刑法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共48章，387条。1935年1月1日又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刑法，即所谓新刑法，对一般轻罪的处罚比旧刑法规定的有所减轻，但对于所谓触犯反动统治秩序的行为则从严、从重处罚。新刑法标榜“从轻主义”，同时吸取了德、意、日帝国主义国家刑事立法政策中所谓“社会防卫主义”和“主观人格主义”精神，主张应以主观的犯罪动机，而不是以客观的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此外，还特别增加了“保安处分”专章，对于所谓有犯罪行为或有“犯罪嫌疑”“犯罪危险”的人，可以借口预防“犯罪”或“再犯罪”，实行“社会防卫”手段，令其入感化教育处所。实际上，国民党反动派以此为名，对中国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以及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

诉讼法方面，国民党政府于1930年公布了《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第1至5编。1935年2月1日又公布了新《民事诉讼法》，共9编12章636条。诉讼法程序繁琐复杂，给诉讼当事人造成重重障碍，更便于法官和律师任意作出有利于官僚豪绅，漠视、侵害广大人民利益的判决。此外，1928年7月28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施行条例，1935年1月1日与新刑法同时公布了新《刑事诉讼法》，分9编，共516条。该法肆意限制和剥夺被害人的自诉权利，确认武断专横的诉讼审判原则，赋予检察官和司法警察极大的侦查权力，为加紧镇压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还颁布了《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作为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

法院组织法方面，1932年10月28日公布，规定全国设三级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在审级制度上，“以三审为原则”，宣称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标榜所谓“司法独立”。然而，这一标榜实际并未得到完全实现，法院组织与审判过程仍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干预，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并未真正落实。

zhonghua minguo shiqi fagui 中华民国时期法规 辛亥革命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历届政府颁布的法规，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法规，北洋政府法规和国民党政府法规3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