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视频

1. 当国际法与国内法冲突时,应当如何解决

当国际法与国内法冲突时一般以签署国家法为准。

国际贸易也就是国际民商事交易，我国是民商合一的体制，民法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简单的说，就是，国际条约优先于我国法律，我国法律优先于国际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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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法的作用：

主要调整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和。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以及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也受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约束。

二、国际法具有如下特征：

1、国际法的基本主体是国家，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和国际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

2、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和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也可以成为国际法的辅助渊源。

3、国际法的制定者是国家本身，国际法的效力的根据正在于此。

4、国际法没有统一的、超越国家之上的强制执行机构。国际法院或其他国际裁判、国际仲裁法庭没有强制管辖权。国际法的实施主要依靠国家本身单独或集体的行动。

2.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国际法”，指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
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
国际法是西方世界的三重发展过程的产物：即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瓦解，进入近代欧洲社会的过程；近代欧洲社会向外扩张的过程；处在发展中的世界社会里，权力逐渐集中到数量迅速减少的主要世界强国手中的过程。
国际法的造法方式《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将国际法的主要造法方式即国际法规则形成的方式归结为三：条约、国际习惯法和为各国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这已得到几乎是普遍一致的赞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各国主权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胁和使用武力，以及民族自决原则等。
条约：条约和其他经一致同意的协议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法主体可以通过它们（如果是国际习惯法不要求任何形式）宣布、修改或发展现行的国际法。它们也可以通过条约将尚未组织起来的国际社会转变为联合的或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社会。
国际习惯法：实质上就是适用于尚未组织起来的国际社会的国际法。
国际习惯法的构成有两个要素：
1．普遍的或区域性的国家实践；
2．这种实践为有关国家承认为法律。国际习惯法常常是以早期条约的某些条款为其渊源，这些条款后来就被承认为法规。但是也有个别的国际法规是由世界列强的大致相同的实践发展而成的。
为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只有在国际习惯法或条约法没有相应的规则与之平衡的情况下才起作用，所以它的造法作用是辅助性的。这种原则必须是一般的法律原则，而不是作用范围有限的法律规则；它还必须得到有相当多的国家（至少包括世界上所有主要的法律体系）的承认。
主要规则
概括为7个基本原则：即主权、承认、同意、信实、公海自由、国际责任和自卫。
主权
依照国际法，共处的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它们只能对在其领域内的人和事行使管辖权，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从领海到公海的紧追权或者报复权）才被允许对在其领域外的人和事行使管辖权。各个国际法主体除受普遍适用的国际习惯法的规则约束外，不经它同意，不得令其承担任何外加的国际义务。
承认的主要作用是，承认一个实体作为国际法主体而存在，或者承认它的首脑为该国的代表并希望与之维持外交关系。承认的主要形式是承认一个国家或政府在一块领土上行使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管辖权，简称为事实上的承认和法律上的承认。承认可以是无条件的，也可以是有条件的；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承认也可能并不是全面的，而只限于承认一群人为交战团体或叛乱团体，如果这些叛乱者事实上已经控制了该国部分领土。承认在原则上是可以自行斟酌决定的，但过早地承认别国的交战团体或叛乱团体是和该国专有的国内管辖权不相容的，因而也是非法的。
同意
国际法主体在订立协定时，在不损害第三者权利的情况下，可以修改和补充国际习惯法的某项规则或者为各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遵循国际法的要求所作出的同意，为缔约双方确定了相互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经缔约双方同意所订立的协定，其中止、修改和终止也应经缔约各方的同意或默认。
信实
在国际法发展的早期阶段，所谓信实主要是指不背信弃义。以后，信实的含意逐渐与公平合理、符合常识的要求一致起来。缔约双方或者应对自己的单方面行为负责的一方，必须恪守信义地解释和执行协定。
公海自由
公海航行自由的规则不准许任何国际法主体占用公海的任何部分。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只能对有权悬挂该国国旗的船舶行使管辖权；而在战争时期，则可根据海战规则和捕获法规干扰敌国及中立国的航运。对于公海、公海上空和海床的利用，必须合理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海盗行为和贩运奴隶都是对公海的非法利用。
关于国际责任的规则要有两个前提。
1．国际法主体的下属机构违反国际义务，构成了不法行为或国际侵权行为；
2．这种国际侵权行为引起赔偿的责任。这些规则所规定的义务是独立于任何个别的国际法主体的意志之外的，但是它们是可以经过同意和默认加以修改，它们也可以用双方同意的规则规定类似国内刑法的那种处罚来加以强化，或者通过默认和不行使权利而予以放弃（也称消灭时效）。
自卫
国际习惯法允许国际法主体对其他国际法主体的不法行为采取自卫措施，也可以对不受任何其他国际法主体保护的个人、船舶或飞机的行为采取自卫措施。自卫必须是迫不得已、刻不容缓的。只有为了击退即时的、紧迫的入侵才有权采取自卫行动。
支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各项规则相互作用的结果，又规定了一些次要规则和法定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有：领土、外交法及豁免、保护国外的侨民、贸易和航行自由、引渡和政治避难、国际权利与义务的继承。

3. 有哪几位中国人担任过国际法院的法官

1、王宠惠

王宠惠（1881.10.10.-1958.3.5），字亮畴，祖籍广东省东莞市，出生于香港荷李活道75 号的道济会堂。王宠惠是近代中国第一张新式大学文凭的获得者，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并为海牙国际法庭任职中国第一人。

2、郑天锡

郑天锡（1884－1970，Cheng Tien-Hsi），字云程，号茀庭，广东香山县人（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 。中国著名法学家、外交家。 伦敦大学法学系毕业，曾任大理院大法官，多所大学法学教授，司法官次长，国际联盟法官，民国最后一任驻英大使。

3、徐谟

徐谟（1893－1956），字叔谟，笔名平章，江苏苏州人，原籍江苏吴县人，曾任国际法院法官，是首位出任国际法院法官的中国人。

4、顾维钧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史外交家。

1912年回国后，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后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5、倪征燠

倪征燠[yù]（1906年7月—2003年9月2日），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我国著名的法学家。1984年，倪老以他高尚的品格和资深的阅历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国际司法界最高荣誉的国际法官。

6、史久镛

史久镛，男，著名国际法学家。1926年10月9日生于浙江宁波。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法学，获国际法学硕士学位，1951年毕业后留校从事国际法学研究。

1994年2月6日，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2000年2月至2003年2月任国际法院副院长，2004年2月6日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这也是自联合国国际法院1946年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法官担任院长。

7、薛捍勤

薛捍勤，女，中国山东省人，资深外交官和国际法专家，2010年5月12日当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主席，2010年6月29日当选国际法院法官。

4. 沿海国在争议海域执法中使用武力行为的国际法剖析

沿海国在争议海域执法中使用武力行为的国际法剖析海上执法武力和国际法所禁止的武力的区别是复杂的，而当强制行为发生在争议海域时，执法武力与国际关系中禁止的武力之区分是沿海国遇到的难题之一。对于争议海域执法武力使用的问题尚没有明确的国际法规则，但是部分国际实践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探讨。目前，我国与周边国家在相关海域有着复杂的主权争议。因此，明确在争议海域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依据，避免执法中违反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对于我国海洋秩序的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海上执法使用武力与《联合国宪章》 （以下称《宪章》）所禁止的武力之间的区别是判断一国海上强制行为合法性的根本依据，但二者之间的区分也是相当复杂的。当海洋划界争议悬而未决时，争议海域执法中的武力使用将会引起更大的海上冲突。目前，我国周边海域与其他沿海国有着复杂的管辖权纠纷，部分国家在争议海域动作频频，如何确保我国海上执法尤其是在争议海域执法的合法性对于我国海洋秩序的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虽已有对海上执法中的武力使用问题的研究，也有对于争议海域执法、军事行动的问题研究，但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争议海域执法活动中的武力使用的合法性依旧是值得探究的话题。
一、海上执法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来源
（一）国际条约对执法武力合法性的规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没有明确肯定海上执法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但其中的部分条款对执法武力持肯定的态度。例如《公约》允许沿海国在一定区域内对外国船舶进行紧追。《公约》第七十三条规定了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可采取登临、检查、逮捕等强制行为。《公约》对沿海国在海上执法中实施紧追、登临、检查、逮捕等行为的许可，均暗示了沿海国在海上执法过程中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另外，作为《公约》重要补充协议的《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规定检查员在必要条件下可以使用必要程度的武力。《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2005议定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所使用的武力要以最小程度为限。1979年《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和1990年《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明确允许各国海上执法人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使用武力。以上条约的相关规定均体现出国际条约允许沿海国在海上执法中使用合理的武力。
（二）部分国内立法允许海上执法武力 各沿海国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一般均允许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合法使用武力。例如美国《美国法典》第十四篇允许美海岸警卫队为保障其执法目的的实现而使用武力;《关于俄罗斯大陆架的联邦法律》第四十三条规定联邦执行机关的军舰和飞机可以在海上执法中使用武力，但是规定了使用武力的前提条件;《加拿大沿海渔业保护法》第十九节规定在安全距离内进行一次以上的警告后可以使用武力;我国2007年颁布的《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第九条规定公安边防海警可以使用警械和武器。
（三）国际案例实践对海上执法使用武力合法性的肯定 一些国际案例的裁决也表明，沿海国在海上执法中使用符合条件的武力是合法的。1933年“孤独号案”的联合委员会宣称：沿海国可以“为实现登临、检查、扣留和将嫌疑船只带回港口之目的，使用必要且合理的武力”;国际法院在1995年“渔业管辖权案”中认为：“根据对执行养护和管理概念的‘正常和合理的’解释，出于这些目的的登临、检查、逮捕和最低限度地使用武力的手段都被涵盖在这一概念之内”;1962年“红十字军战士号案”的调查委员会，1999年“赛加号”的国际海洋法法庭以及“圭亚那诉苏里南案”的海洋法法庭也认可沿海国执法人员执法中可以使用武力，但是要有一定的限度要求。 由此可见，海上执法中合法使用武力已经构成《国际法规约》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国际习惯。以上国际组织条约的规定、各国国内法规定以及国际实践中的情况证明，其具备了“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两个要素。
二、执法中的武力与国际法禁止的武力之区分要件 《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
《公约》规定：“缔约国在根据本公约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与《宪章》所载国际法原则不符的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
虽然上文分析海上执法使用合法武力是国际法所允许的，但是沿海国在海上执法过程中使用武力与《宪章》及《公约》上所禁止的武力是完全不同的。
（一）行动的根本目的 根据对沿海国海上执法权的
来源分析可知，其执法活动必须依据国际法有效的管辖权和自己国内法。因此，沿海国为了行使其管辖权、确保其国内法的有效实施而采取的强制行为都应当被认为是执法活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沿海国的强制行动所依据的国内法不符合《公约》的规定，也不会改变行动的性质，判断的关键仍然是行动是否是_了实施其国内法。例如在“赛加号”案中，几内亚巡逻艇依据《几内亚海关法》的规定从其专属经济区开始对邮轮“赛加号”进行紧追并在塞拉利昂专属经济区内将其逮捕。虽然按照《公约》的规定，沿海国的管制行为至远可以延伸到毗连区以及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而《几内亚海关法》规定可以在专属经济区的所有海域内对外国船舶进行紧追。国际海洋法法庭裁定该强制行动所依据的国内法违反了《公约》，几内亚行使紧追并没有合法的国际法基础，却没有将几内亚的行动视为使用国际关系中所禁止的武力。 在圭亚那诉苏里南案中，仲裁庭主要根据证人的证词判断苏里南行动的性质。根据石油平台钻机监督员的证言，苏里南海军发出的命令意思为：如果钻井平台及其支援船在12个小时内没有离开该地区，那么炮艇将不受限制地打击其钻井平台。苏里南提供了采矿法令作为其行动目的是维护执行国内法的证明，该法令第二款第六条规定：“未经许可从事采矿活动的人，可处以最高两年的监禁或最多10万苏里南盾的罚款
。”
但是由于含糊不清的警告，以及苏里南军方在行动中认为该国的主权受到该案中钻井平台活动的威胁以及总统的密切参与等原因，仲裁庭认定苏里南的行动目的并非是为了执行其国内采矿法令，而是超越了单纯的海上执法性质的武力使用，该行动的性质更接近《宪章》规定的使用武力威胁。由此可见，在判断执法中的武力与国际法禁止使用的武力时，行动的目的是重要的判断标准。在对行动目的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考察行动是否有法律依据，还会结合沿海国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执法目的来考察是否是为了维护其国内法。例如在本案中，苏里南海军命令的内容并没有体现武力使用是为了实施其国内采矿法令。
来源：西部学刊

5. 简述国际法院的管辖权

国际法院的职权有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权。
（1）诉讼管辖权
只有国家才可以是向法院提交案件的当事方，任何国际组织、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和团体、地方政府及非主权的政治实体，均不能成为法院的诉讼当事方。可以在法院进行诉讼的当事国包括：

联合国会员国即法院规约的当然当事国；
非联合国会员国但依宪章第93条之规定而成为规约当事国者；
既非联合国会员国亦非规约当事国，但依规约第35条第2款之规定而成为诉讼当事国。
法院受理案件的类型，参见课本内容。
由于当事国可以任意选择是否发表这样的声明、在何时以及何种条件下发表这样的声明，也就是说这类管辖是当事国自愿承担的，所以它是“任意的”；同时，一旦当事国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在该声明的范围内，就使法院具有了强制管辖权，所以它又是“强制的”。故它被称为“任意强制管辖”，该条款亦被称为“任择条款”。目前，约有五、六十个国家声明接受这种管辖但其中多附有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声明接受该任择条款。
（2）咨询管辖权
只有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以及由联合国大会授权的联合国其他机关或专门机构才能请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各会员国无权请求亦无权反对法院发表咨询意见，仅有对于咨询问题能供给情报的国家有权在咨询案中出庭。
根据法院规约第65条，“法院于任何法律问题如经任何团体由联合国宪章授权而请求或依照联合国宪章而请求时，得发表咨询意见。”宪章第96条规定：

大会或安理会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得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联合国其他机关及各种专门机关，对于其工作范围内的任何法律问题，得随时以大会的授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此即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法院在行使咨询管辖权时，得参照规约有关诉讼管辖权的规定进行，但这两种管辖权在当事方、案件范围、效力和作用等诸方面均有明显差别。咨询管辖的目的，主要是法院作为联合国之司法机关对于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性的参考意见，以便帮助联合国机构更好地遵照宪章进行活动。咨询意见没有法律拘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