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黄松

A. 司法解释与司法程序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８日电（记者田雨）自１２月１日起，公民在参与民事诉讼时，双方当事人可以按照一致约定选择相对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更为经济、方便、快捷的简易程序。这样做的直接效果，是使诉讼时限从过去的６个月，缩短到３个月。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１８日公布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释作出的规定。这个司法解释自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表示，司法解释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可以大大加快当事人实现自己民事权利的期限，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加快诉讼财产的流转速度。黄松有介绍说，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期限为６个月，这对于诸如因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急切需要抢救治疗费用的当事人来说，显得过于漫长。如果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选择简易程序，就可以在３个月内解决纠纷。

“程序选择权的行使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黄松有强调。司法解释对选择简易程序的条件、范围等规定了３条必要的限制：必须是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为防止当事人双方在民事诉讼中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当事人行使程序选择权必须经人民法院同意；如果未经当事人一致同意，人民法院不得以职权将普通程序转化为简易程序。

据黄松有介绍，目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占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总数的７１％，个别沿海发达地区已经达到９０％。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简易程序的规定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简单民事案件的需要。黄松有说，出台这个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方便人民群众打官司，统一和规范各地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具体做法，切实保护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简单民事案件开庭不用发传票 可捎口信传唤当事人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８日电（记者田雨）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时，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每个案件都发传票。原告起诉后，法院可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和证人。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１８日公布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释作出的规定。

“采取形式多样的传唤方式更符合简易民事案件自身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说，我国东部沿海和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沿海地方可以采取传真或电子邮件等现代化通讯手段传唤，而西部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可以通过逢集遇会时捎话带口信等方式传唤。司法解释这样规定能够适应当前广大农村老百姓解决纠纷的特点，便于用简便方式及时化解矛盾。另外，随时传唤可以避免传票传唤所产生的距离感，使老百姓的诉权与人民法院审判权的互动更加协调，共同促进民事诉讼的进程。

不过，黄松有强调，任何形式的方便和快捷绝不能以牺牲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来换取，在司法实践中更应当防止简便传唤的滥用。简便传唤由于未采取传票方式，所以如果没有被传唤人的承认或相关证明，不能让当事人承担传票方式传唤的法律后果。

为了统一和规范简便传唤的后果，司法解释对简便传唤的后果作了明确的规定：以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不得作为原告撤诉和人民法院缺席判决的根据。

“这就能够防止法官对审判权的滥用。”黄松有说。

法院审理简单民事案件将一次开庭当庭宣判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８日电（记者田雨）最高人民法院１８日公布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释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一般应当一次开庭审结，并当庭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表示，司法解释把一次开庭和当庭宣判确立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一般原则，对于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加快涉讼财产的流转速度，防止“人情”等不当干扰，及时公正裁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司法解释这一规定的积极意义：首先，“一次开庭”可以大大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出庭参加诉讼是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后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活动，如果以一次开庭为原则，可以使当事人提高庭审过程中举证、质证的主动性，同时也可以加强审判人员的责任意识，提高庭审质量。其次，“当庭宣判”将对法官自身的素质和法官的职业化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诉讼外因素对审判活动的干扰，增加法庭审理的透明度。

“以一次开庭和当庭宣判为原则，丝毫不能以牺牲公正换取效率。”黄松有说，司法实践中应当避免单纯以当庭宣判率作为衡量审判工作的唯一标准，而是应当以案件裁判的质量为最重要的判断标准。

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写诉状确有困难可口头起诉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８日电（记者田雨）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原告本人不能书写起诉状，委托他人代写诉状又确有困难的，可以将自己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相关证据等以口头表述的方式起诉。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１８日公布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释作出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表示，诉讼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不能因当事人文化水平和经济条件等原因而被剥夺和限制。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及边远山区的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有的因文化水平所限不能书写起诉状，有的孤寡老人以及肢体残疾人受自身条件限制，也不能书写诉状，他们一般也没有经济能力委托他人代写诉状或代理诉讼。因此，司法解释规定可以口头诉讼是必要的，是符合我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实际情况的，也是关注弱势群体权益的必然要求。

司法解释规定，原告口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予以准确记录，将相关证据予以登记。人民法院应当将记录和登记的内容向原告当面宣读，原告认为无误后应当签名或捺印。

司法解释 婚姻家庭纠纷等六类民事案件应先调解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８日电（记者 田雨）最高人民法院１８日公布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在开庭审理婚姻家庭纠纷等６类民事案件时，应当先行调解。

这个将于１２月１日起施行的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下列６类民事案件时应当先行调解：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表示，司法解释把这６类民事案件确定为调解前置案件，是根据这６类案件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司法解释将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列入调解前置程序，主要是这类案件内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如果单纯用法律规范去调整，用很机械的、过于程式化的方式去解决，不利于纠纷的彻底妥善处理，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将劳务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以及合伙协议纠纷列入调解前置程序，是考虑到这些纠纷关系到当事人最基本的生活秩序和生活环境，如果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便于当事人在未来的合作与生活中和睦相处，符合“和为贵”的民族传统。

黄松有说，司法解释还把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列入调解前置程序，主要是为了使受害一方的当事人能尽快获得赔偿。他说，在司法实践中，如果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解决因交通事故或工伤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常常涉及鉴定等问题，甚至要经过一审、二审才能了结诉讼，费时费力。如果一开始就能够通过调解解决纠纷，既可以缩短获得赔偿的期限，又能降低诉讼成本，也有利于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自觉履行。至于将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列入调解前置程序，是因为通过调解方式解决这类纠纷的可能性比较大，也符合国家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原则。

司法解释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捺印之日起就发生法律效力。黄松有提醒当事人，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B. 黄松有的犯罪案情

检察院的指控中称，2005年至2008年间，黄松有利用其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职务便利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有关案件的审判、执行等方面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卓伦等五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余万元。此外，黄松有还于1997年利用担任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本单位公款人民币308万元，其个人分得120万元。应以受贿罪、贪污罪追究黄松有的刑事责任。
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黄松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黄松有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共同骗取本单位公款的行为构成贪污罪。黄松有受贿数额巨大，虽具有在被调查期间主动坦白有关部门不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且案发后大部分赃款已追缴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但其身为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知法犯法，进行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社会影响恶劣，应依法从严惩处。黄松有与他人共同贪污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且系主犯，亦应依法惩处。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1997年在担任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期间，黄松有伙同他人骗取本单位公款308万元，其个人分得120万元。据了解，此事涉及湛江中美化工公司破产一案，在黄松有的操纵下，粤法拍卖公司和法建拍卖公司共同对中美化工财产进行拍卖，约定佣金1540万元。拍卖之后，湛江中院分得一半的佣金。以黄松有为首的湛江中院党组决定，这700多万一部分归中院所有，308万元交给法建拍卖公司的分支机构——粤西代办处。但这308万元实际上被黄松有、粤西代办处负责人等3人瓜分，黄松有分得120万元。

C. 黄松有的个人生活

75岁高龄的周希宪，曾担任黄松有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自黄松有进入当时的澄海县东方红中学起，教他至高中毕业。 多年后，黄松有平步青云，并未忘记老师。逢年过节回老家，黄虽来去匆匆，但仍不忘问候老师。
当年黄荣升最高法副院长时，他为学生倍感欣慰，但他以后出事，“这是我想象不到的”，周希宪叹息不已。 周希宪老人称，黄松有生于三代贫农之家，在家中几个孩子里，排行最小。黄松有在学校里勤奋好学，谦虚谨慎，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语文和政治尤为突出。周希宪说，黄松有做的作文文笔流畅，常旁征博引。在语文课上，黄松有每每回答老师的提问，既积极又准确。 周希宪回忆，在性格上，黄松有不太爱说话，每天早早到校，放学就回家。
课外之余，黄松有的专长也开始显露。周希宪说，黄松有经常练习毛笔字。当时学校里的校刊都是用毛笔字写就，贴在墙上。黄松有加入校刊后，很多贴在墙上的校刊都出自他手。黄松有既会唱歌，也会唱戏。 1974年，黄松有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据说，他在自家门外贴了一副对联，“日出锄头畚箕筐，夜来箫弦琵琶筝”，用以自励。在农村劳作之余，黄松有并未放松学习。1978年，高考恢复，黄松有被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录取，其命运由此转折。 大学同级同学彭澎证实了黄松有的贫困和刻苦。彭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黄松有当年入大学时，明显能看出“来自不太富裕的地方”。黄给其的第二印象是，黄松有几乎每天中午总是要用废报纸练习毛笔字。第三个印象是，黄松有后来成了全校知名的歌星。
广东律师丛伟华同是黄松有的大学同窗。他评价黄“虽然文艺方面很活跃，但他为人并不张扬，比较收敛”。即便是毕业后，黄松有升迁很快，但他看起来并不特别。 黄松有在广东任职时，丛伟华曾去过其家里，“那也是一般广州市家庭的摆设，甚至还要差一些”。黄松有到最高法后，老同学去北京，“黄只要有时间，都尽可能出来和同学聚聚，对同学很热情”。 多名黄松有当年的同窗表示感叹，“不愿多谈，同学之间都很关注他的案子”。 一名在法院系统工作的相关人士称，黄松有是一名学者型的法官。黄松有著述颇丰，尤其是在民事司法领域。
黄松有对其在学术领域的研究也颇为自信。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结语中谈到民事审判权的研究现状和研究难度时，自称其“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民事审判工作的一只小‘领头羊’，对此似乎责无旁贷”。 很具讽刺意味的是，黄松有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专门列出两个小章节，分别讲述“保持清正廉洁”和“加强自身修养”。黄松有在论文中写道，“法官穿上了法袍，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应尽可能与其他社会成员保持一定和适度的距离” 。 1982年，黄松有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进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1997年，黄松有调任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在湛江期间，他组织审理震惊中外的“9898”湛江走私案，因出色完成审判任务，获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的个人二等功表彰。
1999年，凭借在广东的成就，黄松有离开妻儿来到北京，走进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使他在北京的表现同样出色，并据此于2002年12月升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 “转战”北京的黄松有，曾因在全国力推执行威慑机制而受到媒体的追捧。此外，他健谈、开朗的性格以及对法律业务的深入思考，也给很多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他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多部专著。他还是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等高校的兼职教授，在被“双规”之前，黄松有堪称一位出色的“学者型”官员。

D. 阳光司法有哪些积极意义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司法日益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些热点案件往往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推进司法公开，不仅可以使公众感受看得见的正义，而且能够更加有效地对司法领域进行广泛监督，从而保障司法公正，实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伴随着省高院推行裁判文书上网，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查阅法律文书，无论天南地北都可“旁听”案件审理；推行公民自由听审，则意味着老百姓不用事先预约，就能走进任何一个法庭，旁听每一个公开审理的案件。

公开裁判文书、推行公民自由听审，可以使公众参与审判过程，了解法院的判决依据和审理过程，由此不仅可以敦促法官更加严谨细致地工作，而且可以使公众近距离感受司法正义的产生过程，提升司法公信力。将司法权置于阳光下运行,让司法走近民众,让民众知晓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祛除司法神秘主义的过程本身，何尝不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

从“网评法院”、“公众开放日”到庭审网络直播，看得出来，省高院一直致力于拉近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司法公开不只是一种工作姿态，其本质是努力实现司法审判的“公众化”，从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规则置于阳光下，让所有裁判都经得起公众的检验与评判。伴随着司法公开范围的推广和理念的深化，公平正义的阳光将普照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这不仅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司法领域改革的大势所趋。

E.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 沈德咏，男，1954年2月出生，汉族，江西九江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专
○ 张军，男，1956年10月出生，汉属族，山东博兴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
○ 万鄂湘，男，1956年5月出生，汉族，湖北公安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
○ 黄松有，男，1957年12月出生，汉族，广东汕头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
○ 江必新，男，汉族，1956年9月生，湖北省枝江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02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2004年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07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审判员。
○ 苏泽林，男，1951年7月出生，汉族，四川资阳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
○ 奚晓明，男，1954年6月出生，汉族，江苏常州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
○ 熊选国，男，1964年12月出生，汉族，湖南常德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

F. 实现司法公正的意义是什么

公正司法，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内发展和容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呼唤司法公正，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坚持公正司法是对法权的一种制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然而近年来，为司法的程序外监督不断升级。程序外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司法不公现象。但是，由于程序外的监督大多是从普通的生活逻辑出发，主要关注的是实体结果的合乎正当，而司法的过程却是严谨的和理性的，更注重的是审判过程的合乎正当性，这就使得司法人员与其他社会主体在法律思维方式上产生了差别，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监督司法与司法独立的冲突和对立，损害了司法权威。
因此，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在任何国家，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司法机关、法院和法官们自己的事情，维护司法公正应当成为全社会公民共同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仅需要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更需要维护司法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