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贪污案例
㈠ 前法官王成忠被判枉法裁判罪为何有法律人觉得冤
在法律的殿堂上，前法官王成忠被判枉法裁判罪，为何会让一部分法律人心中充满疑惑，认为他并非罪有应得？关键在于，司法实践中的尺度与期待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法律人深知，类似王成忠的案例并非孤立，许多枉法裁判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惩处，这无疑让他的冤屈显得更加突出，仿佛一个无辜的窦娥在司法体系中挣扎。
普通公众的视角，他们倾向于站在道德的高地，认为在调解无果的两难选择中，支持60万备案过户的阳合同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质疑，为何法院会认可可能存在逃税意图的阴合同，这种做法似乎默许甚至纵容违法行为，破坏了国家管理秩序。此案仅是逃税未遂，他们期待法院从源头上打击阴阳合同的非法行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然而，法律人则从合同法的角度审视，质疑600万合同是否为郭长兴的真实意愿。如果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真实性，判决两份合同无效，才是公正的体现，以维护“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目标，与本案判决支持阴合同的现实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判决的执行看似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但实质上却让公众质疑司法的公正性，认为法院并未以理服人，成为了一个缺乏理性辩论的场所。
设想一下，如果换一个角度，如果支持备案的60万合同仅仅是因为当事人的背景，那么，王成忠是否会因此被冠以枉法裁判罪？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可能无法兼顾所有公平，至少判决体现了对公正的坚守，而非随意滥用权力。
因此，王成忠的冤屈，反映出的是司法实践与公众期待之间的鸿沟，以及法律人对于司法公正的深度关切。这个案件，无疑在拷问着司法体系的公正性，期待未来能有更为公平、透明的判决，让公众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公正与尊严。
㈡ 郭利案的法官承担什么责任
刑事责任。郭利案是中国司法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法官因为收受贿赂，做出了枉法裁判，导致当事人郭利因冤枉入狱。后来，这个法官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
㈢ 司法腐败的典型标本：从资深法官到被法官审判，“浸淫北京司法系统30余年的司法官员”走上了死囚路……
在肃穆的法庭之上，国徽熠熠生辉，象征着公正的审判。北京法院的资深官员郭生贵，因涉嫌受贿、贪污罪，成为司法腐败的典型标本，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终身剥夺政治权利，并被没收财产。这起案件，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权力滥用与监督机制的漏洞，标志着北京司法系统的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郭生贵的腐败之路，始于刘某某案件。一名当事人家属为了减轻判决，向他送了一幅画和1万美元，郭生贵借此机会指示加快审判进程。然而，即使如此关照，刘某某仍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家属未能如愿后选择了举报，随之而来的调查揭示了郭生贵庞大的受贿网络，以及律师为案件送礼敛财的不正之风。
2007年，郭生贵的受贿案正式立案，随后因涉及巨额贿赂被监视居住。他涉嫌受贿金额高达797.28万元，尽管法院认定其情节特别严重，但由于其自首，最终被判处死缓。此案暴露出法官与律师之间的不当交易，郭生贵利用职务之便为律师介绍案件，从中获取利益，如法律工作者张汝平通过他的介绍收取中介费。
在与张汝平的密切合作中，郭生贵试图掩盖非法所得，甚至牵涉伪造借条。然而，当风声泄露后，他与律师邬民的交易也浮出水面。郭生贵为邬民介绍26件案件，两人约定平分代理费，但邬民的不满和隐瞒行为揭示了权力滥用的深层次问题。马红玉通过张凤海获得的80万元诉讼费，只是众多贿赂案中的冰山一角，郭生贵的手法涉及干预案件进程和索要提成。
郭生贵的腐败行为并非孤立，他的违法行为触达了法律的底线。例如，蒋某的违建案件中，他不仅干预司法，还索要贿赂，这四宗罪行——包括收取诉讼费、干预案件、索要提成和贪污，均指向了他滥用权力的深渊。这些案例揭示了司法腐败的链条，权力私有化和滥用导致的串案和窝案。
郭生贵的堕落，从一个革命背景的家庭出身者，一步步走向腐败的深渊。他在东城区法院的升迁轨迹中，权力的滥用与个人欲望交织，最终在西城区人民法院门前的石狮象征性地失去了圣洁，暴露了制度的失效。他的案例警醒我们，制度的漏洞与个人的贪婪如何结合，形成司法腐败的恶性循环。
郭生贵的案例，是一场法律与道德的深刻较量，也是一次对司法体系的拷问。它揭示了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教育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只有通过建立更为公正透明的司法体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守护社会公正的基石。
㈣ 民事诉讼法的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1、刘某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冯某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该案件，由于被告要求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法院决定由法官张某和人民陪审员乔某、吉某组成合议庭，张某任审判长。刘某得知陪审员乔某是被告的表弟，便要求其回避，但回避申请被张法官当场拒绝。在审理中，被告提出自己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交货，是由于天降大雨，冲垮了公路。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告未及时告知交货地点是造成被告迟延履行的主要原因，因而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原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一审法院组成合议庭对该案件再次进行审理。
问：
（1）本案合议庭的组成是否合法？
（2）张某申请回避的理由是否成立？
（3）张法官的作法是否合法？
（4）对法院的决定不服，是否可以提出上诉？
（5）张法官是否可以参加新的合议庭？新合议庭可否由人民陪审员参加？
（6）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错误？
分析：
本案虽不属于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但被告要求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法院决定由陪审员参加审理是合法的。然而，法院未采用随机抽取办法而是指定陪审员，此做法不合法。在合议庭组成上存在重大瑕疵。原告的回避理由成立。乔某作为被告的表弟，虽非近亲属，但民诉法将“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列为回避事由，乔某情况符合此情形，故回避理由成立。张法官的作法不合法。根据民诉法，审判人员回避应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由审判长决定。乔某为审判人员，张法官无权决定其回避。原告不宜提起上诉。民诉法规定，当事人不服回避决定，可申请复议，无权上诉。张法官不得参加新合议庭。为防止先入为主，保证程序公正，发回重审案件应另行组成合议庭，原合议庭成员不得参加。另行组成的合议庭仍为一审合议庭，故可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原陪审员不得成为新成员。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存在重大瑕疵。审判违反辩论原则，被告未主张违约系原告过错，未陈述原告未及时通知交货地点事实，法官将未主张、未经辩论事实作为裁判基础，背离辩论原则，对当事人造成裁判突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