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官违宪

⑴ 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它有何特点

美国违宪审查制度是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审查、裁决立法与行政是否违宪的制度，又称司法审查制度，最初创立于美国，二战以后有许多国家纷纷实行这种制度。该制度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可和采用。美国著名宪法学者伯纳德 施瓦茨说过：“没有司法审查就没有宪法，司法审查是宪法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该制度缘起于19世纪初期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因审理此案的首席大法官约翰 马歇尔作出的判决，使美国最高法院赢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真正确立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
美国违宪审查的好处在于：首先，违宪审查由专业的法官处理，具备司法的中立性等司法机关特有的优点，符合违宪审查的司法性质。同时法官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具有较高的社会公信力，判决能够得到遵守。其次，美国的违宪审查范围广泛，公民可以对侵犯其权利的国家机关提起诉讼，国家机关也可以对其他国家机关提起诉讼，这样纠纷被纳入司法途径，公正性比较有保障。第三，美国的违宪审查针对具体案件，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在审判中得到充分的保护。
美国违宪审查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司法机关审查模式是一种被动审查的模式，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才能提起审查，而不能主动审查。违宪的法律只有在受到司法挑战时才会受到检验。其次，针对具体案件只能保护该案件的当事人，对其他受害者不能具备普遍的保护。第三，司法机关作为非民选机关，审查民选议会的法律是否违宪，存在合法性问题。而且违宪审查具有高度政治性，最高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介入政治纠纷有损其中立性形象。比如像介入2000年美国大选一样，严重影响了法院的独立性形象。

⑵ 美国历史, 马伯里诉 麦迪逊 案 。

此案发生于1801年。起因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亚当斯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天午夜，突击任命了42位治安法官，但其中16人的任命状未能及时送达；继任的总统杰弗逊让国务卿麦迪逊将这16份委任状统统扔掉。其中，一位因此而没能当上法官的人叫做马伯里，由此提起了对麦迪逊的诉讼。审理该案的法官马歇尔，运用高超的法律技巧和智慧，判决该案中所援引的《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因违宪而被无效，从而解决了此案，并从此确立了美国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裁定政府行为和国会立法行为是否违宪的制度，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党派斗争
1800年美国总统选举是美国宪政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其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了二百年之后戈尔与布什之间的选举大战。在这次总统选举中，由于联邦党人内讧突起，亚当斯总统败给了民主共和党候选人杰弗逊。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联邦党也是一败涂地。这样，联邦党不但失去了总统的宝座，同时也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宪政体制第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国家最高权力能否根据宪法程序以非暴力的形式在不同党派之间和平交接，关系到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生死存亡。还好，大权在握的联邦党人以国家利益为重，没有舞刀弄枪、拒绝交权，而是采取了“合法斗争”的手段。他们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任命联邦法官的权力，极力争取控制不受选举直接影响的联邦司法部门，借以维持联邦党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以求卷土重来。

1801年1月20日，亚当斯总统任命国务卿约翰·马歇尔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参议院批准后，马歇尔于2月4日正式到职赴任，但他仍然代理国务卿职务，只是不领国务卿的薪俸。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01年3月3日亚当斯总统任期届满为止。接着，趁新总统上台和新国会召开之前，国会中的联邦党人于1801年2月13日通过了《1801年司法条例》（“the Judiciary act of 1801”），该条例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定人数从六名减为五名，以防止出现判决僵持的局面。但实际上，由于这项规定将从任何一位现职大法官退休或病故后才开始正式生效，所以其目的之一显然是想减少杰弗逊总统提名民主共和党人出任大法官的机会。同时，它还将联邦巡回法院由根据《1789年司法条例》（“the Judiciary act of 1789”）规定的三个增至六个，由此增加了16个联邦巡回法官的职位。这样，即将下台的“跛鸭总统”亚当斯在卸任之前可以借机安排更多的联邦党人进入联邦司法部门。两个星期之后，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又通过了《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the Organic ac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正式建立首都华盛顿特区市，并授权亚当斯总统任命特区内42名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任期5年。1801年3月2日，亚当斯总统提名清一色的联邦党人出任治安法官，威廉·马伯里身列任命名单之中。第二天，即亚当斯总统卸任的当天（1801年3月3日）夜里，即将换届的参议院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对42位治安法官的任命。后人把这批法官挖苦为午夜法官（midnight judges又译星夜法官）。
2告上法院
按照规定，所有治安法官的委任状应由总统签署、国务院盖印之后送出才能正式生效。当时正是新旧总统交接之际，约翰·马歇尔一面要向新国务卿交接，一面又要准备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新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忙得一塌糊涂、晕头转向，结果因疏忽和忙乱，竟然还有十七份委任令在马歇尔卸任之前没能及时发送出去（马歇尔在给其弟的信中承认：“我担心种种责怪将会归咎于我”，“由于极度忙乱和瓦格纳先生[马歇尔在国务院的助手]不在”致使已经签字和盖章的法官委任状未能及时送出），而马伯里恰好身列这拨倒霉蛋之中。
对于联邦党人在权力交接前夜大搞以党划线、“突击提干”的损招儿，新上任的民主共和党总统杰弗逊早已深感不满。当听说有一些联邦党人法官委任状滞留在国务院之后，他立刻命令新任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扣押了这批委任状，并示意麦迪逊将它们“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圾一样处理掉”。
接着，针对联邦党人国会在换届前夜的立法，民主共和党人控制的新国会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于1802年3月8日通过了《1802年司法条例》（judiciary act of 1802），废除了《1801年司法条例》中增设联邦巡回法院的规定，砸了16位新任联邦法官的饭碗。
不过，新国会并没有撤销任命42名治安法官的《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为了防止联邦党人控制的最高法院挑战新国会通过的法案，国会采取重新安排最高法院开庭日期的办法，改一年两次开庭为一次开庭，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到1803年2月期间暂时关闭，时间长达14个月之久。当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时，已经是1803年2月了。
马伯里虽然家财万贯，但对治安法官这个七品芝麻官却情有独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丢失了法官职位，他觉得实在是太冤，非要讨个说法不可。于是，马伯里拉上另外三位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聘请曾任亚当斯总统内阁总检察长（attorney general，总检察长现在一般译为司法部长。这个职位虽然是1789年建立的，但当时只是一个非全职的内阁职位，直到威廉·怀特任职期间才成为全职位置——即使这样他仍然是光杆儿司令一个，因为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要到1870年才建立，只有到这时才可以称司法部长）的查尔斯·李（Charles Lee）为律师，一张状纸把国务卿麦迪逊告到了最高法院。他们要求最高法院下达执行令（原文为拉丁文writ of mandamus，也译训令状，在英美普通法中指有管辖权的法官对下级法院、政府官员、机构、法人或个人下达的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命令），命令麦迪逊按法律程序交出委任状，以便自己能走马上任。控方律师起诉的根据源自《1789年司法条例》（the judiciary act of 1789）第13款d条中的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则和惯例保证的案件中，有权向任何在合众国的权威下被任命的法庭或公职官员（persons holding office）下达执行令状。
麦迪逊一看对手来头不小，便来了个兵来将挡、旗鼓相当，请杰弗逊总统内阁总检察长莱维·林肯（Levi Lincoln）出任自己的辩护律师。这位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现职总检察长，办案派头十足，接了案子以后竟然连法院都懒得去，只是写了一份书面争辩送交最高法院，声称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案是一个涉及党派权力斗争的政治问题，跟法律压根儿就不沾边，最高法院管不着这种根本就扯不清楚的党派斗争。
接到控方律师的起诉状和辩方律师寄来的书面争辩后，马歇尔大法官以最高法院的名义致函国务卿麦迪逊，要求他解释扣押委任状的原因。谁料想，麦迪逊对马歇尔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在当时的法律和历史环境下，麦迪逊这种目中无人、无法无天的行为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当时实在是一个缺乏权威的司法机构。制宪先贤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评论说：“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虽然规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这部宪法以及后来增添的宪法修正案，对于宪法最终解释权的归属问题从未做出任何明确规定。这部宪法没有赋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当局和国家立法机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特权，更别提强令总统、国务卿以及国会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了。
从宪政理论角度看，按照欧洲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utedquieu）、卢梭关于限权政府、分权制衡、主权在民的宪法和制度设计原则，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职能和权限应当严格区分，相互独立，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另外，在分立的三权之中，如果一定要判定哪一权处于更优越的地位，那显然应是拥有民意基础的立法权，无论如何也轮不到非民选的司法部门占据至高无上、一锤定音的权威地位。
这样，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实际上使马歇尔大法官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必输无疑的两难困境。他当然可以正式签发一项执行令，命令麦迪逊按照法律程序发出委任状。但麦迪逊有总统兼美军总司令杰弗逊撑腰，他完全可能对最高法院下达的执行令置若罔闻。既无钱又无剑的最高法院若向麦迪逊国务卿强行发号施令却又被置之不理，只会让世人笑掉大牙，进一步削弱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可是，如果马歇尔拒绝马伯里合理的诉讼要求，那就等于主动认输，承认最高法院缺乏权威，无法挑战行政部门高官目无法纪的举动，不仅愧对同一阵营中的联邦党人战友，而且使最高法院颜面扫地。
审，还是不审，成为一个令马歇尔极为头疼的大难题。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思冥想，他终于琢磨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绝妙判决，令后人拍案称奇，赞不绝口。马歇尔的判决既表现出司法部门的独有权威，又避免与行政当局和国会迎头相撞、直接冲突，为确立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这个分权与制衡体制中的重要权力奠定了基石。
3审查原则
马伯里若要从基层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耗时太久，他只好撤回了起诉。
从表面上看，联邦党人马伯里没当成法官，麦迪逊国务卿也没送出扣押的法官委任令，马歇尔似乎输了这个官司。但实际上，马歇尔是此案真正的大赢家。
首先，马歇尔通过此案向国家立法机构国会宣布：不仅宪法高于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符合宪法这个至关重要的权力也与立法部门无关。换句话说，立法机构不得随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与法律有关问题的最终仲裁者。
其次，马歇尔通过此案向国家最高行政部门宣布：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司法部门。因此，司法部门有权判定行政当局的行为和行政命令是否违宪，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宪行为和命令予以制裁。这样，虽然宪法规定任何法律都应由国会和总统决定和通过，但最高法院拥有解释法律的最终权力，有权判定法律是否违宪。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一经做出即成为终审裁决和宪法惯例，政府各部门和各州必须遵守。所以，最高法院不仅拥有了司法审查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最终立法权”。美国学者梅森（Alpheus T. Mason）认为，与英国王权相比，美国最高法院不仅仅是权威的象征，而且手握实权，“它能使国会、总统、州长以及立法者俯首就范”。
马歇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从表面上看他因为宣布《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因违宪而被取消的做法是对最高法院自身权限的限制，所以国会找不出任何借口与最高法院对抗，也没有任何理由弹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马歇尔虽然宣布司法部门有权判定行政当局的行为是否违宪，但他并没有向麦迪逊国务卿发出执行令，只是建议马伯里去下级法院控告麦迪逊。这样，行政当局同样找不出任何借口与最高法院过不去，也根本无法挑战马歇尔大法官的裁决。实际上，杰弗逊等民主共和党人已经有所准备，即便是最高法院下了执行令他们也不会执行。但马歇尔在为马伯里正名争气的同时，避开了民主共和党人所设的陷阱，把判决转向法律与宪法孰重孰轻这一根本性问题。
美国的法律体系是成文法与案例法的结合，既然立法和行政部门无法推翻最高法院对马伯里案的判决，那么，按照英美普通法系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的原则，此判决将作为宪法惯例被后人永远引用。据统计，在最高法院以后的判决中，马伯里案高居被引用的案例之首，达数百次之多。
根据这一经典案例逐渐确立的联邦法院司法审查权包括相当丰富的内容：第一，联邦法院是联邦立法和行政部门立法和行为合宪性的最终裁定者；第二，联邦法院是州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立法和行为合宪性的最终裁定者；第三，联邦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审查州法院的刑事与民事程序法规，以确定这些程序法规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要求。
通过对马伯里案的裁决，马歇尔一方面加强了联邦司法部门与其他两个政府部门相抗衡的地位，使司法部门开始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增强了联邦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政府机构的威望与声誉，使最高法院成为宪法的最终解释者。一百多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Benjamin N. Cardozo）赞叹道：“马歇尔在美国宪法上深深地烙下了他的思想印记。我们的宪法性法律之所以具有今天的形式，就是因为马歇尔在它尚有弹性和可塑性之时以自己强烈的信念之烈焰锻炼了它。”马歇尔传记的作者史密斯（Jean E. Smith）赞扬说：“如果说乔治·华盛顿创建了美国，约翰·马歇尔则确定了美国的制度。”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收场后，杰弗逊总统极为恼火。在杰弗逊看来，行政、立法与司法部门之间应当是一种三权分立、平起平坐的关系，凭啥司法部门要凭借司法审查权高人一等呢？杰弗逊认为：“宪法没有赋予法官替执法部门决策的权力，就像执法部门无权为法官作决定一样。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两个机构彼此平等独立”。“宪法欲使政府各协作部门之间相互制衡。但是，如果授权法官决定法律是否违反宪法，使法官不仅在司法部门的地盘自行其是，而且还在立法和执法部门的行动范围独断专行，那将使司法部门成为一个专制暴虐的机构”。
杰弗逊总统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现实的考虑。如果联邦党人控制下的最高法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司法审查权推翻民主共和党国会制定通过的重要法律，那么，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就会因党派斗争而陷入瘫痪。即使国会能够启动宪法程序弹劾最高法院大法官，但结果将是彻底削弱最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司法权威。无论发生何种情况，一场宪法危机似乎已在劫难逃。
然而，政治的奥秘在于妥协。尽管杰弗逊总统忧心忡忡，但出乎意外的是，在马歇尔大法官领导之下，联邦最高法院自我约束，见好就收，并没有单纯从党派利益出发利用司法审查权与杰弗逊总统和民主共和党人死拼硬抗，频繁地否决新国会的立法，使最高法院成为“专制暴虐的机构”。1803年3月2日，即马伯里案结束六天之后，在审理Stuart v. Laird案时，联邦党人控制下的最高法院妥协退让，承认了《1802年司法条例》的合宪性。更为重要的是，在马伯里案之后的30余年中，马歇尔法院再也没动用过司法审查权。而杰弗逊在8年任期内也表现出大局为重和超越党派分歧的宪政精神，保留了联邦党人在加强联邦权威方面的主要建树。
一些美国宪法学者认为，马歇尔对马伯里案的绝妙判决实际上只是当时党派斗争的产物，它在当年并未产生任何实际法律效力，其作用只是为司法机构今后审查国会立法的合宪性奠定了基础。此外，这个判决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因为马歇尔断案的法律根据是最高法院对此案没有初审权，既然如此，他根本就不应做出任何判决，而是应当依法把案子打回到有管辖权的联邦地方法院。可是，马歇尔大法官并没有这样做，他一方面根据《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接受此案，另一方面又以它与宪法冲突为由宣布它违宪。不过，马歇尔似乎可以辩解说他接受此案时并不知道无权审理，无权审理只是后来在审理过程中获得的一个新认识。还有，马歇尔是这个案子缘起的当事人之一，理应回避，但他却没有这样做。（美国在立宪建国之初法律法规很不完善，比如，1801年2月4日至1801年3月3日期间，马歇尔作为地位仅次于总统、副总统的第三号行政首脑却兼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显然违反了分权制衡原则。相比之下，在马伯里案中马歇尔身为当事人却没回避，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党派斗争需要的司法判决，后来却成为美国宪政历程的里程碑。
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一直被后人誉为人类政治制度设计的伟大典范，恩泽绵远，千古流芳。其实这种评价好像有点儿过高了。原因在于，在宪法最终解释权问题上，实际上就是在涉及三权分立与制衡这个具有美国特色的国家宪政制度，以及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这一宪政法治的基本原则问题上，1789年宪法并无开创性建树。由于历史的局限，这部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结果使司法在三权中处于最弱的一方，使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形同虚设。按照这种宪法设计，缺乏权威的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可有可无，比如在马伯里案中，国务卿麦迪逊对最高法院让他解释扣押任命公文原因的信函干脆就懒得搭理。
但在美国宪法的条款中实际上可以引申出最高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的原则，在美国宪法之父的理论探索中也有关于最高法院应当拥有司法审查权的论述。美国宪法第3条第2款规定，最高法院的权限之一是受理涉及宪法和联邦法律的纠纷。既然是涉及宪法的纠纷，最高法院在裁定时显然要阐明它对宪法的解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制宪先贤汉密尔顿指出：“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亦应被法官看作是根本大法，所以对于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如果二者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较大之法为准，亦即：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在汉密尔顿看来，立法机关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所以，马歇尔的判决有相当坚实的根据。
但是，马歇尔在判决书中，对于为什么非民选的最高法院却有权力宣布代表人民的国会所制定的法律违宪这个重要问题并未从宪法理论上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然而，制度创新的基础并非尽善尽美的宪政理论或立法。在英美普通法系中，法规或制度的演变和创新主要是基于司法实践以及司法经验和惯例的积累和发展。议会立法形成的法律只是法律的一部分，大量的法律是由法院的判例构成。实际上，在立法过程中，普通法系国家的法院和法官在事实上早已占据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和角色。这种制定和解释法律的习惯和传统，对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初期受英国枢密院审查北美殖民地立法的司法判例的影响，州一级的法院已出现了一些类似司法审查制度的判例。1786年Rhode Island的Trvett v. Meeden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此案的基本情况为，Rhode Island州议会立法规定纸币为合法货币，但州最高法院法官认为该法案“不得人心并违反州宪法”（repugnant and unconstitutional），使其最终失去了法律效力。
由于英国普通法传统对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响，由于宪法之父的杰出思想，以及当时和后来的美国政治家们对政治规则的尊重以及善于妥协让步的特点，加上马歇尔大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超乎寻常的智慧和努力，在宪政法治的历史进程中，美国最高法院逐渐成为分权制衡体制中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使美国政治制度真正具有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特点，使司法审查制度成为美国宪政体制有别于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成为美国宪政法治的基石。
二百年后的今天，在美国最高法院的院史博物馆中，唯有马歇尔大法官一人享有全身铜像的特殊待遇。在九位大法官专用餐厅的墙壁上，则并列悬挂着马伯里和麦迪逊二人的画像。
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最后出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选”总统的奇特局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Al Gore）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服气，背后又有赢得多数普选选票的民意撑腰，但表面上也不得不表示完全尊重和服从最高法院的权威，老老实实地宣布竞选失败。
若不是当年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令人称奇的绝妙判决，恐怕就不会有今天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威，戈尔和布什各自的拥护者没准儿已在白宫前面真刀真枪地开打了。
4绝妙判决
1803年2月24日，最高法官以5比0的票数（William Cushing大法官因病未参加投票）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作出裁决。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主持宣布了法院判决书。
马歇尔在判决中首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申诉人马伯里是否有权利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状？第二，如果申诉人有这个权利，而且这一权利受到侵犯时，政府是否应该为他提供法律救济？第三，如果政府应该为申诉人提供法律救济，是否是该由最高法院来下达执行令，要求国务卿麦迪逊将委任状派发给马伯里？
对于第一个问题，马歇尔指出：“本院认为，委任状一经总统签署，任命即为作出；一经国务卿加盖合众国国玺，委任状即为完成”。“既然马伯里先生的委任状已由由总统签署，并且由国务卿加盖了国玺，那么，他就已经被任命了；因为创设该职位的法律赋予该官员任职5年，不受行政机关干预的权利，所以，这项任命是不可撤销的，而且赋予该官员各项法律上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马歇尔的结论是：“拒发他的委任状，在本法院看来不是法律所授权的行为，而是侵犯了所赋予的法律权利”。所以，马伯里案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对于第二个问题，马歇尔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论证说：“每一个人受到侵害时都有权要求法律的保护，政府的一个首要责任就是提供这种保护。合众国政府被宣称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对于侵犯所赋予的法律权利不提供救济，它当然就不值得这个高尚的称号。”马歇尔甚至上纲上线说：“如果要除去我们国家法律制度的这个耻辱，就必须从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那么，按照这个思路和逻辑继续推论下去的话，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马歇尔似乎理所当然地就该宣布应由最高法院向国务卿麦迪逊下达强制执行令，让马伯里官复原职、走马上任。可是，马歇尔在此突然一转，他引证宪法第3条第2款说：“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以州为一方当事人的一切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原始管辖权（original jurisdiction）。对上述以外的所有其他案件，最高法院具有上诉管辖权。”
如果把马歇尔的上述引证换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大白话，那就是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当事人既非外国使节，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所以最高法院对这类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没有初审权。马伯里告状告错地儿了。按照宪法规定的管辖权限，马伯里应当去联邦地方法院去控告麦迪逊。如果此案最终从地方法院逐级上诉到最高法院，那时最高法院才有权开庭审理。
可是，富商马伯里高薪聘请的律师、前任联邦总检察长查尔斯·李并非不懂诉讼程序的外行，他之所以一开始就把马伯里的起诉状直接递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依据的是国会1789年9月通过的《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
针对这个问题，马歇尔解释说：《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是与宪法相互冲突的，因为它在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向政府官员发出执行令时，实际上是扩大了宪法明文规定的最高法院司法管辖权限。如果最高法院执行《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那就等于公开承认国会可以任意扩大宪法明确授予最高法院的权力。
马歇尔认为，此案的关键性问题在于“是由宪法控制任何与其不符的立法，还是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项寻常法律来改变宪法。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宪法或者是至高无上、不能被普通方式改变的法律，或者它与普通法律处于同一水准，可以当立法机构高兴时被改变。如果是前者，那么与宪法相互冲突的立法法案就不是法律；如果是后者，那么成文宪法就成为人们的荒谬企图，被用来限制一种本质上不可限制的权力。”话说到此，宪法的神圣性已呼之欲出。
接着，马歇尔趁热打铁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断定什么是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职权和责任”。如果法官不承担起维护宪法的责任，就违背了立法机构所规定的就职宣誓，“规定或从事这种宣誓也同样成为犯罪。”
据此，马歇尔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因违宪而被取消。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联邦法律违宪。

⑶ 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美国违宪审查制度是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审查、裁决立法与行政是否违宪的制度，又称司法审查制度，最初创立于美国，二战以后有许多国家纷纷实行这种制度。该制度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可和采用。美国著名宪法学者伯纳德 施瓦茨说过：“没有司法审查就没有宪法，司法审查是宪法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该制度缘起于19世纪初期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因审理此案的首席大法官约翰 马歇尔作出的判决，使美国最高法院赢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真正确立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
美国违宪审查的好处在于：首先，违宪审查由专业的法官处理，具备司法的中立性等司法机关特有的优点，符合违宪审查的司法性质。同时法官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具有较高的社会公信力，判决能够得到遵守。其次，美国的违宪审查范围广泛，公民可以对侵犯其权利的国家机关提起诉讼，国家机关也可以对其他国家机关提起诉讼，这样纠纷被纳入司法途径，公正性比较有保障。第三，美国的违宪审查针对具体案件，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在审判中得到充分的保护。
美国违宪审查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司法机关审查模式是一种被动审查的模式，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才能提起审查，而不能主动审查。违宪的法律只有在受到司法挑战时才会受到检验。其次，针对具体案件只能保护该案件的当事人，对其他受害者不能具备普遍的保护。第三，司法机关作为非民选机关，审查民选议会的法律是否违宪，存在合法性问题。而且违宪审查具有高度政治性，最高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介入政治纠纷有损其中立性形象。比如像介入2000年美国大选一样，严重影响了法院的独立性形象。

⑷ 为什么美国宪法已经有明文规定违宪审查制度，但大家都还是认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开创了违宪审查制度呢

第一章 序言

为什么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没能阻止希特勒上台？

联邦德国又怎么会成为西欧民主制度稳定的样板？

美国的民主制度何以能历两百余年不曾中断？

几乎照搬美国政制的菲律宾为何又屡屡在政变和独裁的边缘游走？

尽管民主在今日的环球凯歌高奏，民主制度的稳定却依然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美国式民主出色的阐发者托克维尔早在一百七十多年前就预言：民主注定将扩散到全世界。但也是他，在对美国政制的出色成就赞叹之余，同样不失远见地指出，这种制度未必能适合其他国家。当年，托克维尔只不过随手列举了墨西哥作反例，而当今这个公认的民主时代，恶劣、动荡的民主政制却俯拾皆是。

托克维尔很清楚民主制度极易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那么如何保障美国民主制度的稳定？他提供了这样的解释：

“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下列三项：第一，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习惯和民情。”（托克维尔1988上册，320）?在这三项原因中，托克维尔强调法制的作用大于地理环境，而民情的作用大于法制。但地理环境是自然形成的，所以他更着重讨论的是美国的法制和民情。

民情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托克维尔的讲法让人自然联想到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1989）对公民文化的研究。但是，民情，或者说公民文化与稳定的民主政治之间到底孰因孰果，迄今似乎尚难有定论。就拿联邦德国战后的民主历程来说，恐怕谁也不能否定成功的制度设计对于塑造国民性格和公民文化具有积极意义。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也证明，制度的变迁会导致生活习惯和民情改观 。所以，当我们沿着托克维尔的思路，把二战之前魏玛民主的教训和战后联邦德国民主的出色成就拿来同美国的经验加以对比，寻求对民主制得以稳定的解释时，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他所说的法制上。

“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托克维尔1988上册，310）托克维尔敏锐地指出“美国的法官跟其他国家的司法官员完全一样，但他们被赋予巨大的政治权力”。“其原因只在于：美国人认为法官之有权对公民进行判决是根据宪法，而不是根据法律。换句话说，美国人允许法官可以不应用在他看来是违宪的法律。”（托克维尔1988上册，111）而“授予美国法院的这种范围有限的可以宣布某项法律违宪的权力，也是人们迄今为反对议会政治的专横而筑起的强大堡垒之一。”（托克维尔1988上册，115）

在讨论完美国的民主政府后，托克维尔指出了多数在美国的无限权威及其后果。如何削弱多数的暴政呢？他又一次强调了“美国的法学家精神及其如何成为平衡民主的力量”，明确提出：“法院是法学界对付民主的最醒目工具”（托克维尔1988上册，305-306）。“有权宣布法律违宪的美国司法官员，管理日常的司法事务。他们不能强制人民立法，但至少可以强迫人民信守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要求他们言行一致”（托克维尔1988上册，309）。

很明显，托克维尔所言的法制，绝对不是中文意义上的“法律制度”。他所描述的一切，其实就是后人惯用的“法治（rule of law）”概念。托克维尔给我们的答案是：法治能够维护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法治落实为具体制度，就是法官“有权宣布法律违宪”，即美国法院行使的司法审查权 。所以，在制度上，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对于维护民主的稳定，防止其蜕变成多数的暴政功莫大焉！

无独有偶，尽管1814年普鲁士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从而宣告了“法治国”（Rechtsstaat） 的实现。但19世纪日耳曼法学派领导人基尔克（Gierke）还是指出：“我们公法的一个基本缺陷，乃是不存在独立的正义法院，去为宪政原理提供保护”（张千帆2001，177）。基于对第三帝国的极权专制的反思，战后联邦德国与战前魏玛共和国最突出的政制差别，就是1951年新设立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按照《基本法》第93、94条的规定，联邦宪法法院拥有广泛的法律法规违宪审查权，有权裁决国家机关之间和联邦与各州之间的权限争议，有权进行选举审查，有权宣布政党违宪，负责审理弹劾总统与弹劾法官的案件，接受公民因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提起的宪法诉愿（或可以理解为“宪法控诉”Verfassungsbeschwerde）等等。总之，联邦宪法法院的设立与其司法审查权的行使，是战后联邦德国民主制度得以稳定的重要制度保障。

所以，综合美国和德国的例证，我们会自然地提出这样的假设：

司法审查导致了民主制度的稳定。

第二章 现有理论、问题和假设

（一）有关司法审查与民主制关系的现有理论

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亦称违宪审查，是指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和裁决立法与行政行为是否违宪 。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C. J. Marshall）在“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1803)] 一案的判决中宣布：“和宪法抵触的法律是无效的”，“而阐明何为法律是司法部门的职权与责任”，从而确立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由于1787年美国宪法中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并没有明文规定 ，自建立之日起，司法审查制度就倍受批判和质疑。否定的主要理由一是指责其“篡权”，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第二类则直斥司法审查制度的反民主性——非民选的少数法官可以在宪法的名义下否定民选议会的立法，难道不是有违“人民主权”原则？（Dean 1966; Melone et al. 1988; Friedrich 1946）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的新建或重建，司法审查制度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扩散开来。不仅与美国同属普通法系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最高法院拥有程度不同的司法审查权，而且大陆法系的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也在战后以不同方式创立了司法审查制度 。即令是大革命以来就强烈反对“法官政府”的法国，同样在1958年宪法中设立了享有部分司法审查权的“宪法委员会”（Conseil constitutionnel） 。尽管类型和权限各异，但是作为“法治的基石”（史蒂芬2001），司法审查被视为当今自由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项机制（应克复1997，462）。

于是，司法审查的反民主问题被其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成功运作冲淡了。有的法学家寻求对民主的重新理解来论证“司法审查的民主特性”，认为真正的民主是保证民选的和任命的官员最终都就其所作所为向人民负责。因此只要法院最终是对人民负责的，那么它就符合民主价值 。德沃金（Dworkin）则巧妙的通过强调民主对平等的追求和法官们恪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论证司法审查与民主兼容（德沃金1998，177-201；2001，19-37）。更加功利主义的解释则认为，“民主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排除一切不符合民主的东西，相反它是要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达到民主的最终目的，而这些方法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非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董华1999，32；Arthur 1995, 109-111）。

法学家们用“终极目的”来调和法治与民主，这无非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却无助于我们了解司法审查从反民主到维护民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政治科学家们或许能让我们更清醒呢？

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之后，政治科学家们一改以往对政治制度的强调，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方面。在司法政治领域，政治学家们对于法院决策的模式、决策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动因更有兴趣，而对制度本身的讨论兴趣不大。达尔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中毫不客气地将“麦迪逊式的民主”称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讨论到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少数人不受政府压迫时，他的结论是“如果政制因素不是完全不相干的话，其重要性与非政制因素相比较，也是微不足道的”（Dahl 1956, 135）。足见这一时期政治科学家对制度的重要性估计甚低，也不可能在司法审查和民主的关系上做出什么理论上的突破。

经历了方法论的革新，政治科学中对宪政制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公共选择、博弈论和大规模统计分析被应用于政制比较和司法政治的科学研究中 。但政治学者们并不纠缠于司法审查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沃伦（Warren）法院在民权运动中表现突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战后在维护公民权利与个人自由以至社会基本权利方面成绩斐然，“司法审查乃维护人权与基本自由之必须”的观念现今业已成为定理。于是，司法审查合乎民主与否不再值得争论。在司法权扩张的背景之下，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应该保持节制（judicial restraint），回避介入政治争端，还是应该奉行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积极维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成为学者关心的主要话题（Ely 1980; Arthur 1995; Hughes 1995, 157-204）。

大规模制度变迁引发了关于司法审查和民主关系的新争论（Baaklini et al. 1997）。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司法审查制度同样被转型中的非西方新兴民主国家广泛采纳。相应的，在对民主化问题，尤其是对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巩固和稳定问题的讨论中，政治学家们广泛注意到这一现象。可是，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司法审查制度的优良表现相反，非西方新兴民主国家的司法审查效果参差不齐，多数情况与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表现一样乏善可陈。司法审查的引入是否必然导致民主制度的稳定？德国的经验能否重现于非西方世界？新兴民主国家应该致力于更加民主化还是强化宪政与司法审查？要回答这类疑问，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在司法审查和民主制度的稳定之间建构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