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院扁
《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一书，全方位展示了美国法官精英对一些司法热点问题的见解，虽出自域外司法视角，正如译者何帆所言，“司法领域毕竟有许多共通规律”，书中许多观点于中国司法问题亦多有呼应，读之启发良多。
一、“九家小型律所”比喻的启示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绝对高大上的司法角色，一直以为其职业生活必定惊心动魄、精彩绝伦。不曾想，大法官的工作模式却被约翰·哈伦二世、鲍威尔大法官形象比喻为“九家小型律师事务所”，并特别强调“小型”和“独立”。意指每位大法官都拥有独立的办公室、配备3至4名法官助理，彼此独立工作、甚少交流，甚至无法保证任期内都去过其他大法官办公室“串门”。作为顶层法律精英，平均每周工作却达60小时。
惊诧之余，又略有所悟。“小型、独立”两个关键词蕴含的“法官独立”、“团队机制”精神，与当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理念不正契合吗。
1、“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辩
论及关键词“独立”，大法官强调的是为确保公正，法官个人在案件审理中做到独立思考，独自决断，不受他人的干扰与阻碍。当然，法官独立并非排除审判辅助人员的支持。审判独立，是不争的共识，而“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却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命题。西方分权制衡理论视野下，法院独立是三权分立框架下早已界定的事实，其更关注的是法官是否独立。而在中国语境中，“法院独立”抑或“法官独立”之争却延续长久。
我国立法界定和审判实践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独立”观点。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是在机构独立的角度界定审判独立。审判实践中，法官参照公务员管理形成科层化，裁判文书层层签署、层层负责，文书签署法院印章对外生效，形成了饱受诟病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非正常现象，法官独立审判是没有实现的，办案责任制也因此陷入尴尬。应当说，在此次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设计中，“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辩至此可以终结。新一轮司法改革倡导法官角色回归本位，“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清晰划分案件裁判权和司法行政管理权的界限，正是法官审判独立精神的回归和强调。可以说，强调法官独立是此次司法改革的第一位的精神要领。法官裁判的独立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生命线。这一要旨正如哈伦大法官论及审判独立时所提醒的，“与律所的法律意见和企业的政策决定不同，最高法院的判决不是机构作为整体的处理结果，只是合议后个人投票的结果。个人负责制一直是最高法院内部备受尊重并被小心呵护的惯例。”
2、审判组织之构成
论及关键词“小型”，前述比喻意指以每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为核心，包含法官助理、秘书、信使等人员在内，可以独立完成审判职责，规模不大但功能完备的团队。
就此关键词，联想到我国此次司法改革的审判组织形式调整。长久以来，参照行政机关管理模式，我国法院以业务庭作为基本管理单元，各业务庭再组成数量不等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作为基本办案单元。行政化的科层级审判组织形式，其弊端是明显的：裁判权被割裂配置在法官、合议庭、庭长、院长等主体手中，审判分离，办案责任落实虚化；院庭长忙于管理性事务，往往脱离审判一线，造成优秀审判资源的极大浪费；“链条状”的审判管理，制约了审判效率的提高。就审判组织变革而言，此次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实现“扁平化”和“团队化”。这在结构形式上与美国大法官“小型团队”的运作模式是存在共通性的。将合议庭或独任庭作为直接的审判单元，通过减少审判管理中间环节，建立紧凑的扁平组织结构以提高效率；将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的业务技能有效整合形成团队，通过资源优化组合，实现团队作战效能的最大化。多个试点法院组建“审判团队”的经验佐证了以上改革思路，如深圳福田法院以“1+N”模式（即1名审判长，1至2名见习法官或1至2名法官助理及速录员等）组建独任制审判团队，以“1+2+3+4”模式（即1名审判长，2名普通法官，3名法官助理，4名辅助人员）组建合议制审判团队。
二、“法官员额”的考量
1、联邦法院规模之争
与我们受“案多人少”困扰一样，美国法院也正经历“案件数量危机”。为应对危机，美国的做法是审判辅助人员不断增长以减轻法官负荷，另外就是增加法官人数、壮大法官队伍，“1950年至2011年间，联邦下级法院法官数量增至原来的三倍多”。然而，就是否应该增加法官员额，美国法官的意见是分化的，存在“联邦法院规模之争”。以斯蒂芬·莱因哈特为代表的法官坚决支持扩大法官员额，理由是没有足够多的法官，很难为公众提供高水准的审判服务，难以确保个人权利免受侵害；以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为代表的法官却主张控制法官员额，对联邦法官规模的扩张倍感忧虑和遗憾，认为这将对司法程序、联邦制度与联邦法院产生负面影响，其主张的核心思想是“司法精英主义”。当然，在莱因哈特法官看来，反对者是法官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思维作祟。
2、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的考量
法官员额制是当下我国司法领域的热词。应当说，美国“扩大还是限缩法官员额”的争议在我国已有定论。法官员额制是在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与美国主张控制法官员额的理由一致，确定法官员额隐含着法官精英化的理念。制度初衷在于，通过提高任职门槛以确保法官质量，以优秀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最终保障案件质量。同时，通过法官群体精英化，为提升法官职业保障创造条件，以法官的减量提质，提升社会对法官职业的认同感，进一步强化司法公信。另外，法官员额制改革有效衔接配套实施的法官助理制度、书记员单列等改革措施，建立科学合理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体制，逐步改革行政化管理的顽疾，实现法院管理的专业化。
当然，与美国的情形一样，对实施法官员额制改革并非没有任何质疑和隐忧，这些是当前改革推进中绝不能忽视的“异议之言”。按照不超过39%的比例实施法官员额限制，必将导致法官数量的大幅减少，在“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的现实考验中，少数精英法官如何确保审判任务的完成？法官数量的减少会否导致案件质量的大幅下降？法官员额制动的更多是年轻法官的“奶酪”，他们感受的冲击将会最大，法官身份丧失后，如何确保队伍的凝聚力和他们对法官职业的持续梦想？以上忧虑的存在，需要法官员额制改革保持足够的审慎，将众多的因素纳入改革考量。科学合理地测算完成案件审理所需要的法官数量，确保精英化之路上不至于以牺牲审判任务和案件质量为代价；尽量合理解决未入额法官的过渡性安排，为落选者后续入额保留足够的弹性空间，为其法官梦想留下可期的前景和执业的动力。隐忧或许是多虑，但尽可能周全的思量和安排，必能为改革减小阻力、凝聚人心。
三、审判辅助人员的价值认识
在中美司法系统运作中，都少不了一群叫做“审判辅助人员”的身影。他们是以法官为核心的审判团队不可或缺的组成，扮演着法官“贤内助”的角色。
从价值上说，法官精英化后，包含法官助理、书记员在内的审判辅助人员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绝非无足轻重的“小卒”。正如书中所言，“不可否认的是，法官助理在审判过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当案件持续增加，法官人数与案件数不成比例时，法官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审判辅助人员。受限于法官员额的限制，审判辅助人员的增长必将是法院应对受案高压的有效手段之一。从审判组织功能性构成看，审判辅助人员是审判组织不可或缺的人员组成。精英化的法官将集中精力于“审”与“判”，除此以外的大量事务性工作将由审判辅助人员完成，没有他们的工作，审判组织功能的健全完善是难以想象的。
价值已无需多言，而审判辅助人员的现实境遇如何呢？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审判辅助人员位于科层结构的底层，其地位不过是法官的附庸。受限于僵化的编制管理，大量审判辅助人员采取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其准入的门槛不高，待遇自比不上法官，在繁重工作任务压力下，以及“同工不同酬”的不忿中，审判辅助人员队伍流动性较大。在此想表达的是，一些固有的偏见到了该修正的时候，审判辅助人员绝非法院的“二等公民”，其价值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切，改革的视野应加重对审判辅助人员的关注份量。探索创新审判辅助人员管理模式，积极拓宽其职业发展空间，科学划分其职责范围，注重强化职业保障，确保队伍整体活力以发挥审判团队的整体效能等等，以上命题都是改革路径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改革者需要以足够的重视让审判辅助人员改革跟上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步伐。
② 扁婚申诉书怎么写
申诉，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对某一问题的处理结果不正确，而向国家的有关机关申述理由，请求重新处理的行为。也是公民维护权益的一种方式。并具有法律效力。
申诉有两种，一则诉讼当事人或其他有关公民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不服时，依法向法院或者检察机关提出重新处理的要求。二则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政党、社团成员对所受处分不服时，向原机关、组织或上级机关，组织提出自己的意见。
③ 中国书法的特点
中国书法的特点是历史久远跟种类丰富。
中国书法的发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与演变，历经沧桑。出现在商代中后期（约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与金文，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汉字资料。而由汉字书写发展成为真正自觉的书法艺术是在汉末魏晋之间（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在历史的传承与创新中，书法在出现了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形成了手札、手卷、条幅、中堂、对联和扇面等形式，在工具材料上也不局限于常使用的笔、墨、纸、砚上，连金属、石头、木板、织物等也成为书法镌刻和书写的媒质。
中国的书法艺术，表面看来非常普通，不过是拿毛笔蘸墨汁在宣纸（当然有时也用其他的书写载体）沙麻写汉字而已，似乎人人都会，没有任何神秘和独特之处。但事实恰恰相反，看起来形式如此简单的艺术，却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形式上显得复杂得多的艺术轻易掌握、轻姨又明。
书法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一朵奇葩，在世界各国文字书写中，没有任何其他文字的书写，像汉字的书写一样，终究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并且源近流长，在当代不仅没有随着现代科学手艺的进步，特别是电脑的普及 、手写量的减少而导致魅力消减 ，相反仍然连结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当代中国参与者最多、受众最普遍的艺术形式之一。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说：“假如说能够表现个性，这就是最高的美术，那么各类美术，以写字为最高。”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而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
林语堂认为：“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实在是十分独特的。”当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说：“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
与宗白华齐名的美学家、美术史家邓以蛰先生也认为“吾国书法不独为美术之一种，而且为纯美术，为艺术之最高境”。这些观点容或有溢美之处，但是也充实说明，先哲对于中国书法曾经赋予过多么崇高的地位！
这些学者对中国文明乃至西方文明艺术的了解，都是极其深沉的，他们这么说，不会没有缘故，总有他们的理由。简单概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至少他们相信，中国书法在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系统中的重要性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作为中国人，学习掌握一点这门古老而仍然生机勃发的艺术的基本知识，不仅能够进步和丰富自己的艺术审美修养，更意味着增添了了解和学习本国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
(3)书法院扁扩展阅读：
中国书法的“申遗”之路：
2005年11月底，中国书法“申遗”工程启动；
2007年6月26日，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正式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6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中国书法”被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院被确定为中国书法传承与保护的直接责任单位；
2008年9月8日，“中国书法”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面启动；
2008年9月底，“中国书法”申遗的正式文本、申遗片及相关材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
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正式被确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网络-中国书法申遗宣传片
④ 巡回法庭什么意思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属机构，主要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
最高法可能设立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华北六大“巡回法院”。每个分区成立一个巡回法院，巡回法院高于省级高院，未来案子不到最高法院去审理了，可直接在巡回法院审理，巡回法院就相当于最高法院的一个个分院。
巡回法庭有何不同：
巡回法庭是法院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试验田。在法律框架内，法院能采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在巡回法庭率先落实，进而达到“案件审理公平公正，程序开放透明，裁判文书法理交融令人信服”的效果。
最高法巡回法庭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行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力图落实“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
中国法院以前一般采取合议庭讨论的审理方式，判决由集体商讨后做出，很难界定责任。“过去经办法官认为，即便案件出了错，自己也只是提议人，判决毕竟是由领导签字、批准的。”上海某基层法院的法官表示。
而“主审法官制”则是以主审法官为办案核心的审判团队运行机制。实行“主审法官制”后，主审法官直接签发法律文书，对案件的质量、效率、效果终身负责。而主审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组成审判团队，受主审法官领导。这是一种全新的审判机制和管理模式。
主审法官签发文书，一槌定音，权利增大，因此，选派什么人任职最高法对巡回法庭法官就需要特别讲究了。这包括了五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优秀的审判长，特别优秀的代理审判长可以破格提拔;二是十年以上审判工作经历;三是精通审判业务，具备办理重大疑难案件能力;四是具备独立签发裁判文书能力;五是熟悉多个审判领域的优先考虑。
除此之外，巡回法庭实行扁平化管理，不设固定合议庭和固定审判长，综合行政、司法调研、后勤事务、政工监察工作统一由综合办公室负责，不单设机构。在监督机制方面，巡回法庭设专职廉政监察员，负责巡回法庭的日常廉政监督工作。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完善防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机制，强化防范司法腐败的机制。巡回法庭主审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选派，每两年轮换一次，防止与地方形成利益关系。巡回法庭受理的案件统一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信息综合管理平台进行管理，立案信息、审判流程、裁判文书面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锁定》
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受理巡回区内相关案件。第一巡回法庭设在广东省深圳市，巡回区为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第二巡回法庭设在辽宁省沈阳市，巡回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有关规定和审判工作需要，可以增设巡回法庭，并调整巡回法庭的巡回区和案件受理范围。
第二条
巡回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
第三条
巡回法庭审理或者办理巡回区内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以下案件：
（一）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二）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三）不服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行政或者民商事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
（四）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或者民商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案件；
（五）刑事申诉案件；
（六）依法定职权提起再审的案件；
（七）不服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罚款、拘留决定申请复议的案件；
（八）高级人民法院因管辖权问题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决定的案件；
（九）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批准延长审限的案件；
（十）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和司法协助案件；
（十一）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巡回法庭审理或者办理的其他案件。
巡回法庭依法办理巡回区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来信来访事项。
第四条
知识产权、涉外商事、海事海商、死刑复核、国家赔偿、执行案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暂由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审理或者办理。
第五条
巡回法庭设立诉讼服务中心，接受并登记属于巡回法庭受案范围的案件材料，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服务。对于依照本规定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受理案件的材料，当事人要求巡回法庭转交的，巡回法庭应当转交。
巡回法庭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应当在最高人民法院办案信息平台统一编号立案。
第六条
当事人不服巡回区内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行政或者民商事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巡回法庭提出。当事人直接向巡回法庭上诉的，巡回法庭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民法院。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巡回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