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院2016

1.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85条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五条规定： 人民法院有权查询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与财产信息，掌握相关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
2、2015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了《人民法院、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络执行查控工作规范》。2016年2月，法院与全国40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网络对接，对被执行人在全国任何一家银行的账户、银行卡、存款及其他金融资产，执行法院可直接通过网络方式采取查询、冻结、扣划等执行措施。执行法官足不出户，鼠标一点，就能对被执行人在全国40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金融财产查得到、冻得住、扣得了。
3、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破解执行难问题，通过了《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讲话中强调，法院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覆盖全国范围以及各种财产形式的执行查控体系已经建立，在解决“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寻”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公开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加强信用惩戒等措施，都为解决执行难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可靠保障。

2. 在承包方拖欠工程款的纠纷中,发包方是否可以成为被告.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06 . 保修期未满，提前使用工程，拖欠工程款全部支付

工程未经验收，发包方提前使用，合同约定工程保修期虽未届满，承包人主张支付尚欠全部工程款的，应予支持。

标签：｜工程款｜质保金｜提前使用｜保修期｜未经验收

案情简介：1995年，建筑公司与开发公司签订施工合同。1996年，工程基本完工。1997年，在未经验收情况下，开发公司开始使用上述工程。1998年，建筑公司诉请开发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3800万余元及利息。开发公司以双方系闭口价、1年保修期未满应扣10%工程款为由抗辩。

法院认为：①建筑公司与开发公司所签施工合同有效。对闭口价合同以外的装修等工程，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虽未达成书面协议，但在施工过程中双方对此项工程进行过协商，开发公司多次出具工程变更单，建筑公司已施工完毕，开发公司已实际使用，该部分工程款应据实结算，以委托鉴定机构审计确定的工程款为准，由开发公司支付给建筑公司。②根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工程未经验收，发包方提前使用的，发生质量或其他问题，由发包方自行承担。开发公司在本案所涉工程未经验收情况下使用，由此发生的质量或其他问题，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合同约定的一年工程保修期虽未届满，开发公司向建筑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不违反合同约定。判决开发公司支付建筑公司工程余款3800万余元及利息。

实务要点：工程未经验收，发包方提前使用，合同约定的工程保修期虽未届满，承包人主张支付尚欠全部工程款的，应予支持。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0）民终字第125号“某开发公司与某建筑公司工程款纠纷案”，见《上海福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第五建筑有限公司工程款纠纷上诉案》（审判长程新文，审判员于晓白，代理审判员张章），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选登》（200102/6:334）。

3. 最高院：债务加入的认定和处理

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债务加入。在此之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首先明确使用了“债务加入”的概念，其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苏高发审委[2005116号)第17条规定：“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或者在法学论著里面出现。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对债务加入这一理论运用在判决书里面。债务加入属于单务合同、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无名合同。

债务加入与第三人担保有很大区别：1、债务加入后与主债务人并列承担债务，与债务人的债务具有同一性，二者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即与债务人一起成为共同债务人；第三人提供担保后，其与主债务人属于主从关系，合同也属于主从合同。2、债务加入则不受保证期间的限制，仅受诉讼时效的制约；带保证受到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双重限制，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后6个月，在连带保证中，债权人必须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否则保证期间经过后，债权人未主张权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3、债务加入后，债务加入人在清偿债务后，是否可以向债务人追偿，取决于其在债务加入时与债务人之间的具体约定；保证人享有追偿权，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享有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故此，债务加入人比保证人承担了更重的责任。

一、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3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及处理：

关于案涉《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的效力以及法律性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2015年1月4日，张刚良等人与午时阳光公司及天一公司、鱼海军等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午时阳光公司因公司周转，向张刚良等人借款2200万元。2015年8月，张成双登记成为午时阳光公司股东，持股19.6%。2016年1月，张成双登记成为午时阳光公司财务负责人。2016年6月22日，张成双（乙方）与张刚良、梁波、赵栩甜（甲方）签订《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约定“剩余贰仟叁佰万元整（2300万元），乙方确保在18个月内支付甲方，必须以现金方式支付，此借款18个月不计利息。”再审审理中，张成双自认其当时承接了午时阳光公司案涉施工项目中的2、6、8号楼的施工，而张刚良因本案借款多次到工地阻挠施工。本院认为，案涉债务产生后、案涉《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签订前，张成双作为午时阳光公司的股东和财务负责人，没有证据证明张成双签订案涉《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时，对案涉债务的产生以及其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不知情。如前所述，案涉《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原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以原债务人是否继续承担债务为标准，债务承担可以大体划分为免责式债务承担和并存式债务承担。债务承担人与债权人约定债务承担时，未明确约定原债务人是否脱离债权债务关系的，构成并存式债务承担。债务承担人以自己的名义另行向债权人出具债务凭据并承诺由其按期履行债务等行为表明由其独立承担原债务人的债务，债权人表示同意的，构成免责式债务承担。本案中，张成双（乙方）与张刚良等人（甲方）在案涉《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中约定：“一、乙方原借甲方人民币肆仟叁佰万元整（¥4300万元），因考虑乙方目前实际困难，双方同意乙方借甲方人民币为叁仟叁佰万元整（¥3300万元），具体计算方式为，乙方将‘丹凤朝阳’一期5号楼附属钢结构共五层，单层面积890平方（现状空地），冲抵壹仟万元整(¥1000万元)，作为乙方支付甲方的借款。二、剩余贰仟叁佰万元整（¥2300万元），乙方确保在18个月内支付甲方，必须以现金方式支付，此借款18个月不计利息。三、‘丹凤朝阳’一期5号楼附属钢结构自签订之日起，保证在1个月之内作购房合同并在政府备案。四、甲方在建设施工5号楼附属钢结构时，乙方要确保三通（水通、电通、路通）……。”从该协议的文义来看，案涉4300万元系张成双的借款，张成双承诺偿还，经张刚良同意，张成双只需还款3300万元，其中1000万元以案涉丹凤朝阳房地产项目的房产抵偿，抵偿后张成双还需还款2300万元。张成双以自己的名义另行向张刚良出具债务凭据并承诺由其偿还，张刚良同意张成双承担还款责任，但双方没有约定午时阳光公司脱离债权债务关系，张刚良没有明确表示免除午时阳光公司的还款义务，也没有其他证据或行为表明张刚良同意由张成双独立承担午时阳光公司的债务，故本案应认定为并存式债务承担。张成双作为借款合同外的第三人向张刚良承诺承担午时阳光公司的债务，其行为并非创设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是加入到午时阳光公司与张刚良之间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张成双加入债务的行为是为了保证张刚良债权的实现，但《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张成双与午时阳光公司之间亦不是保证人与债务人的关系，而是并存式债务承担中共同债务人的关系。债务加入与保证的本质区别在于债务承担人并非从债务人，而是共同债务人，与原债务人无主次之分，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可以直接选择由债务承担人偿还债务，无需待债务人迟延履行，债务承担人即具有完全清偿债务的义务，其履行的法律效果及于债务人，而保证人则是在主债务迟延履行时方承担责任。综上，案涉《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虽名含“保证”字样，但名不符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案涉《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的性质不是保证合同，而是债务加入协议，张成双的法律身份不是保证人，而是债务承担人，张成双应向张刚良偿还《还款计划保证协议书》约定的债务，该还款承诺非经债权人张刚良许可，不得撤回。

二、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1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及处理：

（一）关于甘绿公司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甘绿公司自认其债务人身份，承诺还款，并以债务人身份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应视为其属债务加入人，对博瑞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要理由是：1、2001年甘绿公司为增资扩股需要向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提出《关于将原甘肃省张掖市脱水蔬菜总厂的商标及利用国外政府贷款购置的设备进行入股的申请》申请将原以甘肃省张掖市脱水蔬菜总厂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引进的国外生产线投入到甘绿公司，以增大公司股本。在该申请中，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的王姓负责人虽在批注中提出应由新公司承担债务并应办理相关法律手续，之后，甘绿公司没有再就该申请出具书面同意，但自2004年至2007年其主动偿还了本案买方信贷121万余美元以及部分政府贷款，签收了债权人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向甘绿公司发出的数次催款通知书，出具了还款计划书，并向本案借款的保证人张掖市甘州区电力局提供了反担保。上述行为表明，甘绿公司已经承认其为本案借款的债务人并已履行部分债务。2、2013年6月24日，甘绿公司向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出具还款计划书明确同意愿意偿还本案《转贷协议》剩余本金及利息。至此，甘绿公司作为债务人的意思表示进一步明确。3、甘绿公司一直占有使用本案贷款所购设备，是实际受益方。对此，甘绿公司在再审中并不否认。甘绿公司虽称博瑞公司将该部分设备投资入股到甘绿公司以后，资产即转换为博瑞公司的股权，且博瑞公司又将其股权对外转让已经取得该设备的对价，但甘绿公司对此并未举证，且博瑞公司是否取得对价与甘绿公司作为债务加入人并不冲突。据此，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等请求甘绿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法有据。二审判决免除甘绿公司民事责任，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三、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50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及处理：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金爵公司应承担责任的性质是担保责任还是债务加入；二、金爵公司应承担债务数额是多少；三、一审程序是否存在不当之处；四、本案债务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第一，关于金爵公司的责任性质问题。2005年6月1日中行廊坊分行曾与金爵公司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约定为相应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和费用提供抵押担保。双方后于2008年7月23日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了两项内容，一是金爵公司同意对前述《抵押担保合同》所担保的债务本金总计2.32亿元承担还款责任，二是同意继续以《抵押担保合同》所约定的抵押物提供担保。就第一项内容，协议还详细约定了金爵公司分四笔履行还款义务的具体数额和时间，同时约定对未偿付部分的债务本金利息自2008年6月1日起计算并支付利息。随后，金爵公司还于2009年11月5日向中行廊坊分行出具《代还欠贷款计划》，承诺：“争取在2009年内代还2700万元，其余资金计划在2010年下半年、2011年底前分两年还清”。根据上述内容，可见双方后续协商的内容并非如何实现抵押权或者提供保证担保，金爵公司承诺直接向中行廊坊分行还款的意思表示明确，并非仅有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故金爵公司主张系担保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关于金爵公司系本案争议债权直接债务人的认定，事实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四、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43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及处理：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焦点问题有两个：一、高洲酒业公司发出的2.10函是否属于对涉案债务的加入；二、南岸粮食公司基于2.10函而产生的对高洲酒业公司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经届满。

一、关于高洲酒业公司发出的2.10函是否属于对涉案债务的加入。

原判决查明，2008年至2013年，南岸粮食公司、腾龙酒业公司、会和商贸公司先后签订了涉案的五份粮食购销合同。前三份是南岸粮食公司和腾龙酒业公司签订，后两份是南岸粮食公司与会和商贸公司签订，当事人不同，签订时间有先后。但是，在后的合同均明确约定，在先的合同尚未支付的货款全部延续转移至“本合同”。该约定清晰地表明五份合同的连续性、合同债务的同一性。该笔债务即涉案债务。涉案债务以2.10函为界，此前涉案的债务为腾龙酒业公司对南岸粮食公司的债务，此后会和商贸公司成为债务人。高洲酒业公司称，其2.10函发出时，会和商贸公司对腾龙酒业公司的债务尚未发生，故不可能构成债务加入。本院认为，将来发生的债务也可以设立债务承担，债务是否已经实际发生，并不影响债务加入人加入债务意思表示的效力。高洲酒业公司向南岸粮食公司发出的2.10函称：“会和商贸公司和腾龙酒业公司是我公司所控制的下属公司，负责我公司部分物资的采购，我公司承诺贵公司与该公司发生的物资及粮食采购的相关经济与法律责任概由我公司承担。”高洲酒业公司承诺承担南岸粮食公司与“该公司”发生的粮食采购法律责任，结合函的前文，“该公司”既包括腾龙酒业公司，也包括会和商贸公司。在2.10函发出时，会和商贸公司尚不是本案债务的债务人，其指向的法律责任自然是将来的债务。2.10函的表述，体现了高洲酒业公司承担将来会和商贸公司对南岸粮食公司债务的意思。高洲酒业公司主张2.10函的意思是提供抵押而非债务加入，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抵押是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2.10函的表述并未体现出抵押的意思，且债务加入可以与抵押并存，二者之间并不排斥。至于会和商贸公司与高洲酒业公司之间有无关联关系，对其2.10函是否构成债务加入并无影响。两份《支付计划书》的落款时间均为2014年7月，本案一审受理时间为2014年8月。高洲酒业公司声称两份《支付计划书》系本案一审诉讼期间为达成和解，其向南岸粮食公司出具，但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本院无法采信高洲酒业公司的主张。《支付计划书》清楚地表明高洲酒业公司是无力支付“粮食货款”而非无力承担“担保责任”，其偿还货款的数额亦与本案会和商贸公司的债务数额吻合，高洲酒业公司未主张其与南岸粮食公司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支付计划书》也印证了高洲酒业公司发出的2.10函的意思是对涉案债务的加入。

高洲酒业公司2.10函所表示的债务加入的意思不违反法律规定，真实有效。此后实际发生了会和商贸公司对南岸粮食公司的债务，南岸粮食公司依据2.10函要求高洲酒业公司承担债务加入的责任，应予支持。原判决认定高洲酒业公司发出的2.10函属于对涉案债务的加入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正确。

4. 现代书法家名字大全

1、曾翔

曾翔，号一夫、木木堂、曲堂。祖籍湖北随州，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办公室主任，中国书法院展览馆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曾翔书法工作室导师，北京印社副秘书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青少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院、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等全国十六所大学特聘教授。

2、王镛

王镛，别署凸斋、鼎楼主人等。1948年生于北京，太原人。1979年考取中央美院中国画系李可染、梁树年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得到叶浅予、梁树年等先生的指导，1981年在研究生毕业展中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并留校执教。

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书法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沧浪书社社员。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发表，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并出版专集数种。现任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学会副理事长。

3、沃兴华

沃兴华，1955年5月出生，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73年起，不断有作品参加上海市、全国及国际间的重大展览并多次获奖。多次举办个人书画展，作品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收藏。除在历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外，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委、上海市书协秘书长、流行书风展主持人等。

4、刘彦湖

刘彦湖，1960年3月生于黑龙江省，原籍吉林磐石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物理系，1983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1981年拜罗继祖教授为师，学习书法及古典诗文，后又师从周昔非、王镛两位先生。

1983年至1988年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任资料员，并在此期间进修了中国古文字研究班的全部课程，1993年在中国书法社任特聘编辑，1995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攻读古埃及学博士学位，199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8年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5、于明诠

于明诠，1963年生，本名于明泉，别署于是乎等。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山东书协副主席，沧浪书社社员。

现为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书法工作室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高校重点学科首席专家，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

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展览并获全国第六、七、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一等奖，全国第八届群星奖银奖，全国第三届书法兰亭奖教育二等奖。

5. 机动车挂靠关系的认定及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

▌相关法律法规：
(一)《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挂靠经营”含义的复函》【交办运函(2016)703号】：“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你厅《关于予以明确界定“挂靠经营”含义的紧急请示》收悉，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答复如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所称“挂靠经营”，是指道路客运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及行驶证的所有(权)人不具备道路客运经营资质，但以其他具备资质的企业名义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行为。挂靠经营者的相关经营行为由被挂靠的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 《最高法关于实际车主肇事后其挂靠单位应否承担责任的复函》((2001)民一他字第23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关于实际车主肇事后其挂靠单位应否承担责任的请示”收悉。我们研究认为，本案的被挂靠单位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从挂靠车辆的运营中取得了利益，因此应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四)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会议纪要(鲁高法〔2005〕201号)》：“(七) 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是一类特殊的侵权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其责任主体一般应根据对机动车运行支配权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对于机动车挂靠经营情形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则上应由挂靠人或者实际车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被挂靠人从挂靠车辆的经营中取得利益的，应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
一、关于机动车挂靠是否成立的问题：
(一)【案例裁判观点：具有道路货物运输、汽车销售资格的公司，将机动车卖于他人，但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均在公司名下，允许买受人实际经营，公司与买受人之间形成挂靠关系。】
【再审申请人固原经济开发区得军货运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杜玉珍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申请再审(2015)甘民申字第463号民事裁定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得军公司经营范围是道路货物运输、汽车销售，其将涉案机动车出售给马国荣，合同约定该车由买受人经营，但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均在得军公司名下，马国荣亦实际经营该车两年有余，故一、二审认定涉案机动车系挂靠于得军公司名下经营并无不当。2012年4月2日，马国荣将该车转让于李龙经营时，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仍在得军公司名下，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车辆仍在经营中，固原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的证明也表明该车道路运输证属于得军公司，2013年营运手续合法有效，故涉案机动车的转让并没有改变该车道路运输经营权实际仍挂靠于得军公司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12年12月21日起施行，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该解释的规定，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涉案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得军公司应就相关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二)【案例裁判观点：在挂靠关系中，被挂靠人是车辆名义所有人，挂靠只是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受害人作为第三人对此既无从知晓也无需知晓。车主将机动车卖与挂靠人，现虽称与挂靠人并无挂靠关系，且没有收取任何挂靠费用，车辆没有过户非意志以外原因。但该主张除车主的陈述和挂靠人的自认外，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以排除机动车挂靠的事实。】
【厦门荣利达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2017)闽民申105号民事裁定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所谓挂靠即挂靠人为了满足车辆运输经营管理上的需要，将自己出资购买的机动车挂靠于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的企业，由该企业为挂靠车主代办各种法律手续，并以该企业的名义对外进行运输经营的行为。在挂靠关系中，被挂靠人是车辆名义所有人，挂靠只是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受害人作为第三人对此既无从知晓也无需知晓。案件事实表明，荣利达公司系闽D×××××车的登记车主，荣利达公司虽主张其与李秋荣之间并无挂靠关系，且没有收取任何挂靠费用，之所以车辆没有过户，是由于厦门市拖车协会的历史原因无法过户。但上述主张除荣利达公司的陈述以及李秋荣的自认外，荣利达公司并无证据予以证实，且其陈述与该挂车登记在荣利达公司名下的事实相矛盾，故原审认定荣利达公司和李秋荣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并无不当。”
(三)【案例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适用条件是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名义对外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并未要求被挂靠人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资质。】
【海口建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谭义学、王绥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2016)琼民申428号民事裁定书】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建发机电公司主张其并无交通运输经营资质，且肇事车辆并未以建发机电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邬崇敏出资以建发机电公司名义购买肇事车辆从事运输经营活动，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挂靠形式。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规定来看，本条适用的条件是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名义对外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并未要求被挂靠人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资质。换言之，被挂靠人是否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资质不是认定挂靠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从一、二审查明的本案事实来看，邬崇敏、陈建宏的证人证言及建发机电公司的自述，均认可邬崇敏出资以建发机电公司名义购买肇事车辆从事运输经营活动的事实。故原审判决依据上述证人证言及当事人自述，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认定邬崇敏与建发机电公司形成了车辆挂靠关系并无不当。关于车辆挂靠关系是否解除的问题。虽然肇事车辆经历了两次转让，但均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仍登记在建发机电公司名下，且建发机电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肇事车辆琼A号车被转卖给吴礼和、王康锈后挂靠关系解除，故原审判决认定建发机电公司与邬崇敏尚未解除车辆挂靠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妥。”
(四)【案例裁判观点：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是特殊的侵权案件，对责任主体应根据机动车运行支配权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的挂靠是指为了满足车辆运输经营管理上的需要，个人将自己出资购卖机动车挂靠于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的公司，向该公司缴纳或不缴纳一定管理费用，由该公司为挂靠车主代办各种法律手续，并以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运输经营。】
【绵阳波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陈友顺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2017)川民申5349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因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产生的纠纷，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是特殊的侵权案件，对责任主体应根据机动车运行支配权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路交通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是对挂靠情形下主体责任的规定，该条中的“挂靠”，是指为了满足车辆运输经营管理上的需要，个人将自己出资购卖机动车挂靠于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的公司，向该公司缴纳或不缴纳一定管理费用，由该公司为挂靠车主代办各种法律手续，并以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运输经营。”
二、关于机动车挂靠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问题：
(一)【案例裁判观点：机动车挂靠关系是内部关系，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关于责任承担等的约定具有相对性，不能对抗第三人。挂靠机动车在从事道路运输发生事故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当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时，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郑妹仔、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瓯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2016)闽民监19号民事裁定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挂靠是挂靠者以被挂靠者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通常是不具备某种经营资格的当事人，为进入该特定行业，经具有经营权的相关主体同意，以该主体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应当随车携带车辆营运证，不得转让、出租’，因此，不具有运输业经营资格的个人或企业，为了满足车辆运输经营管理上的需要，将自己出资购买的机动车挂靠于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的公司，向该公司缴纳或不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由该公司为挂靠车主代办各种法律手续，并以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运输经营的机动车挂靠现象。其中，实际车主为挂靠人，运输企业为被挂靠人，也是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主体，机动车挂靠关系实质是道路运输经营权的挂靠。挂靠关系是内部关系，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关于责任承担等的约定具有相对性，不能对抗第三人。本案中，案涉闽H×××××/闽H×××××车的使用性质是营运货车，柯全忠系通过分期付款保留所有权车辆买卖方式取得该车所有权，但其个人没有挂车营运资格，车辆的行驶证等均登记在万通物流公司名下，并使用万通物流公司的资质从事货物运输，故案涉车辆在经营模式上与万通物流公司存在挂靠关系。因涉案事故是该车在从事道路运输时发生，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万通物流公司应当对因案涉挂车对郑妹仔造成的交通事故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原审对此未予认定，明显不当。”
(二)【案例裁判观点： 作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主体，可以通过对挂靠人的选择、管理、监督，对车辆的技术维护、检查和各项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来减少和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被挂靠人通过挂靠车辆的运行获得利益，其获得的利益不限于收取管理费，也不限于经济利益，如因接受挂靠而使单位规模扩大、市场占有比例提高、影响力增大等。】
【张文民与四平市华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张立波、霍金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再审(2016)吉民再249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华辰公司是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主体，肇事车辆在华辰公司名下，受害人无从知晓车辆实际所有人与登记所有人是否一致，因此受害人张文民要求华辰公司承担责任符合民法上的外观主义原则。华辰公司可以通过对挂靠人的选择、管理、监督，对车辆的技术维护、检查和各项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来减少和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些也属于对车辆支配的一种表现形式。华辰公司未履行前述支配权利，并允许肇事车辆车籍保留在其名下运营，开启了危险作业的大门，其应当承担肇事车辆运营中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被挂靠人通过挂靠车辆的运行获得利益，其获得的利益不限于收取管理费，也不限于经济利益，如因接受挂靠而使单位规模扩大、市场占有比例提高、影响力增大等，均是其所获利益。

6. 长沙彭旭峰，长沙轨交外逃原董事长彭旭峰之弟受审

被通缉的湖南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彭旭峰外逃已有两年多，对和他相关的涉案人员的追查仍未结束。2017年3月下旬，彭旭峰外逃美国时，他在境外至少已拥有3889万余元的钱财。检方信息披露，按照哥哥的安排，彭耀峰将其受贿所得的上述金额兑换成外币转移至境外。两兄弟被检方指控共同受贿超2亿元。

6月18日，澎湃新闻（ www.thepaper.cn）从湖南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彭旭峰的弟弟彭耀峰，因涉嫌受贿及洗钱已于2019年3月28日进行了一审开庭，目前尚未宣判。

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日公布的湖南岳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严实行贿、串通投标一审刑事判决书》，则清晰呈现了彭旭峰及其弟彭耀峰共同受贿的一部分犯罪事实，以及彭旭峰昔日下属、长沙地铁多名管理人员涉案情况。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公布的彭旭峰弟弟彭耀峰被控受贿、洗钱两罪案情。 截屏图

通过彭旭峰弟弟揽工程，行贿上千万

据法院判决认定，2015年5月至2016年11月，被告人严实等人在承揽长沙轨道一号线机电安装项目、长沙地铁一号线地面“四小件”工程项目、长沙地铁三号线部分项目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感谢长沙轨道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彭旭峰及其下属陈某、黄某达等人提供的职务帮助，给予彭旭峰及其弟彭耀峰、陈某、黄某达等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236.6万元，其中既遂1211.6万元，未遂25万元。

上述判决显示，被告人严实称自己与彭旭峰弟弟彭耀峰以前是同事，两人关系较好，他认为凭彭耀峰的能力可以接到工程。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严实与湖南赛能机电公司程某旭、樊某文、杨某合作想承揽长沙轨道一号线机电安装项目。为得到彭旭峰的关照，严实找到彭旭峰的弟弟彭耀峰，要彭耀峰向彭旭峰以及该公司合约部部长陈某打招呼，为其承揽工程提供职务帮助，并承诺给予中标价6.5％的好处费。

通过彭旭峰、陈某的帮助，严实等人顺利中得长沙轨道一号线机电安装项袭旁嫌目01标和06标，中标价1.8亿余元。2015年5月至2016年底，严实分6次送给彭耀峰人民币共计1000万元，分3次送给陈某人民币共计5万元。

2015年下半年，通过找到彭耀峰让其向彭旭峰打招呼，严实顺利中得地面“四小件”工程项目，中标价3700余万元。彭耀峰要严实给其好处200万元。2016年4月至2017年1月，严实分4次送给彭耀峰人民币共计175万元。

长沙地铁一号线腐败背后

上述判决还呈现了长沙地铁一号线拍手部分工程背后串通投标的腐败内幕。

法院查明，2014年下半年，严实与程某旭、樊某文、杨某为承揽长沙轨道一号线机电安装项目，与湖南和信工程公司的贺某江合作，商量采取围标的方式投标。严实先后联系了多家建设单位参与投标，互相串通标书报价，并提出设置“三个一级资质”的报名条件，以减少竞争对手。2015年1月23日，严实等人挂靠的两家公司分别中标了长沙地铁一号线机电安装项目01标段、06标段，中标项目金额分别为1.1亿余元和7500余万元。

2015年下半年的一天，严实得知长沙地铁一号线“地面四小件”项目要招标，便安排其项目经理罗某蛟联系，挂靠其他公司投标，并另外找几个陪标单位参与投标。罗某蛟便找了多家建筑公司参加投标，严实付给各单位保证金利息、标书制作费用等共计30万余元，并互相串通投标报价。2015年11月16日，严实挂靠的公司中标“地面四小件”工程，中标项目金额3700余万元。

上述通过串通投标获得工程的事实，也获得了彭旭峰兄弟的帮助。

据彭耀峰证言，他利用与彭旭峰的特殊关系，通过向轨道交通合约部部长陈某打招呼以及介绍贺某江给严实认识并一起围标等手段，帮助严实及其合伙人承接了长沙地铁轨道一号线相关工程。在贺某江、严实等人为减少竞争对手，提出设置报名门槛时，彭旭峰表示同意并指示下属陈某对严实予以关照。

兄弟俩合伙收钱，商议一人一半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彭旭峰外逃两个多月后，严实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7年6月15日经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8月22日被刑事拘留。

2018年10月8日，岳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严实犯行贿罪、串通投标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2019年1月8日追启好加起诉。

在法庭上，严实的行为是构成行贿罪还是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一度是控辩双方的辩论焦点。

严实辩称，他并不认识彭旭峰，只是跟彭旭峰的弟弟彭耀峰以前是同事，关系较好，他送的钱都给了彭耀峰，而且其中“四小件”工程是彭耀峰找他索要的。严实称，他送的钱来源于合作伙伴，只是由他出面送给彭耀峰，他只占15%的股份。

严实的辩护人则提出，严实没有行贿彭旭峰的故意，也没有行贿彭旭峰的行为，应定性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

彭耀峰证言，其收受严实贿赂的事实都主动告诉了其兄彭旭峰，彭旭峰均知情，二人商议收受财物一人一半，由彭旭峰对被告人严实等人获得工程项目提供帮助。

岳阳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严实与合作伙伴程某旭、樊某文、杨某等人，为中得长沙地铁工程项目，共同筹集贿赂款，由严实将贿赂款送给彭耀峰，应认定为共同犯罪。被告人严实负责打通关系、送交贿赂款，从中获得15%的股份，在共同行贿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是主犯，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同时，彭旭峰是长沙轨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彭耀峰是彭旭峰的弟弟。严实及其合作伙伴为获得彭旭峰的帮助，给予其弟财物，利用彭耀峰与彭旭峰的关系，顺利中得地铁工程项目。彭耀峰收受的贿赂款，彭旭峰均知情，且该财物为二人共有，故应以行贿罪定罪处罚。

2019年2月27日，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严实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0万元。同时，依法追缴被告人严实的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长沙地铁多名管理人员涉案

澎湃新闻从上述判决书中获知，彭旭峰昔日下属、长沙地铁多名管理人员也涉案其中。

据上述判决认定，通过彭旭峰、陈某的帮助，严实等人顺利中得长沙轨道一号线机电安装项目01标和06标后，严实曾分3次送给长沙轨道交通集团合约部部长陈某人民币共计5万元。

2015年底至2016年11月，严实在承揽长沙地铁三号线管片螺栓业务、因地铁搬迁的湖南大学宿舍及装修等工程业务时，为感谢长沙地铁三号线总经理黄某达提供的职务帮助，分6次送给黄某达人民币共计31.6万元。

上述判决显示，长沙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中心原主任许某楠，于2012年至2017年，利用职务便利为贺某江承接轨道交通集团项目提供便利，并分23次收受其贿赂41万余元。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18年3月20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一审对长沙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黄志达作出判决：被告人黄志达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法院查明黄志达在担任长沙地铁三号线公司总经理后，借工程收受多名包工头所送人民币共56.3万元。

2018年3月16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一审对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外联科原科长雷铁山作出判决，以雷铁山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雷铁山的主要职责是担任彭旭峰的司机。法院查明雷铁山于2014年至2017年期间，利用其担任彭旭峰司机的影响力，通过彭旭峰、旷某某等人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陆某谋取不正当利益，三次接受陆某贿赂共计人民币32万元。

哥哥外逃美国两年多，弟弟已在湖南受审

2018年6月6日，中央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披露，彭旭峰涉嫌受贿、洗钱罪于2017年3月24日外逃至澳大利亚，后逃往美国。

官方信息显示，彭旭峰是湖南双峰人，1966年5月生，本科学历，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长沙市建委副主任、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基础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上述《公告》披露，彭旭峰涉嫌受贿、洗钱罪，于2017年3月24日外逃至澳大利亚，后逃往美国。事实上，彭旭峰外逃的时间距离其调任湖南基础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还不到一个月时间。

2017年3月，彭旭峰被媒体爆出“失联”，并且已经安排了家人出国。据媒体披露，有人告发他插手长沙地铁工程，彭旭峰得知后畏罪潜逃。

2019年3月6日，湖南岳阳市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公布消息，2018年12月26日，该检察院依法对彭耀峰受贿、洗钱案提起公诉，检方指控案情显示，彭旭峰、彭耀峰兄弟俩共同非法收受财物超2亿元。

据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至2017年，彭耀峰伙同其兄彭旭峰，利用彭旭峰担任长沙市住建委副主任、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揽工程、承租土地、设备采购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共同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1892.79978万元，彭耀峰还按照彭旭峰的安排，通过其实际控制的他人银行账户，将彭旭峰受贿所得人民币3889.8856万元分别兑换成美元、欧元、澳元转移至境外，其行为分别触犯受贿罪、洗钱罪。

澎湃新闻从湖南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2019年3月28日，彭耀峰受贿、洗钱案在岳阳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岳阳中院官网披露，彭耀峰原本只是娄底市国土资源局拆迁处三科科长。检察机关指控彭耀峰伙同其兄彭旭峰（在逃），职务上的便利，为张某、湖南某工程有限公司等11个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上述单位、个人给予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法庭上，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彭耀峰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彭耀峰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目前，该案尚未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