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满主审法官

① 为什么打官司不要买通法官

人民给了主审法官的审判权，审判权之大，责任之重，这是法官的共有的认识。主审法官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要为人民行使好审判大权，首先是在政治上要有坚定的信念，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保持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纯洁性，任何时都与党保持高度的一致。第二是作风上要公道正派，不贪不占，在金钱美色诱惑面前不动摇，不被糖衣炮弹所击中。第三是业务要精通，熟悉各种基本法和三大诉讼法，能主审各类案件，在审判领域能独挡一面，为此，笔者对主审法官终身负责制谈点肤浅的见解，抛砖引玉，与同仁探讨。

一、主审法官必须忠于事实真相

主审法官终身负责制，是指对自己所主审的案件的质量终身负责。要把案件办成铁案，使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大多数案件经过了公安机关侦查、预审，检察院审查起诉的，经过了两关，到人民法院是第三关，也是关键的一关。我们的主审法官怎样才能把好这一关呢？笔者认为：主审法官任何时候都要忠于事实真相，事实是案件的基础，是案件的灵魂，是案件的生命线。只有把事实搞清了，才能决心大，才能放心判。

例如，平江县的袁某奸淫幼女案，主审法官审查证据后，被奸淫的幼女是被遗弃的私生女，被一单位捡到送交平江县民政局，民政局支付费用请人带养的，后被一户人家收养。该案没有民政局和带养人的证据，我们的主审法官与时任刑庭庭长到民政财会上调取了逐月逐年向带养人支付费用的凭证，在带养家里调取了该女孩出生年月日的文字依据。这两方面的关键证据证实，该女孩早已满十六周岁，每次发生两性关系都是在被告人家，都是这名少女主动自愿的，完全是一种通奸行为，案件事实真相大白，建议检察院撤销了案件，释放了被告人，防止了错案的发生。

主审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坚持去精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分析判断，善于开动脑筋，从中找出疑点。上面的案件就是主审法官发现疑点调取了新的关键的证据而破解了疑点。

上个世纪五十年初的土地改革中，平江县一件错杀案，1983年下半年全国第一次严打斗争中，河南省的错杀案，前些年内蒙古的错杀案，中央电视台本月13日报道的陈满的国家赔偿275万元案等等，这些案件都是事实错了，历史证明：事实错了，一切皆错。

上面正反两方面的案例说明，主审法官终于事实真相是何等的重要。

二、主审法官必须忠于人民

政治机关打击犯罪，搞综合治理，就是为了保护人民。主审法官怎样才能做到忠于人民呢？第一，在审理案件时对那些构成犯罪的人，坚决依法惩处，不心慈手软。第二，对于没有犯罪的人，绝不能让他受刑法的惩罚。例如：李某与张重婚案，李某是被人贩子拐卖给余某为妻的。李某被拐卖后多次逃跑，均被余某抓回去严加看管，时间稍久，李某先后生育一男一女孩，尽管生育了儿女，但从未进行结婚登记，一次李某乘余某外出之机，逃离了余家，回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半年后李某与张某登记结婚。余某获悉李某与张结婚后，以李与张犯重婚罪向人民法院起诉。笔者当时主审了该案，经过开庭审理，我认为李某与余某的“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被告人李某与张某不构成重婚罪，其理由是：第一，李某与余某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1、李某被拐卖时是十六岁的少女，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2、结婚必须自愿，李某是被拐卖的被害人，无自愿可言；3、结婚必须依法进行结婚登记，尽管李某与余某有了共同的子女，但从未登记结婚。第二，如果认定李某与张某构成重婚罪，就是从事实上与法律上承认了拐卖妇女的合法性，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根据上述理由，宣告两被告无罪。

自诉人余某在宣判后，天天找法院时任院长闹，闹得不可开交，院长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案决定再审定罪。再审时对上述两被告人均判处了拘役。

虽说判得很轻，但作有罪判决是错误的，绝不能使无罪的人受到法的惩罚，我立即写了一篇文章，邮寄到湖南高级人民法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研究室将文章在当时的《湖南审判》刊登。时任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甘俊贤从《湖南审判》中看到我写文章后，作为院长发现，指令中院刑事审判庭调卷再审，岳阳中院调卷再审后，宣告被告人李某、张某无罪，这时我才感到心里舒坦。

三、主审法官必须忠于宪法和法律

现在的法官誓词，把忠于宪法和法律摆在首位，可见忠于宪法和法律是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绝大多数是本地人，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学，难免有人说情、请吃、送礼、求你帮忙，我们的法官在这种环境办案，必须做到洁身自好，请吃不去（吃了人家的嘴软），送礼不受（拿了人家的手软）。只认法、不认情、六亲不认。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两袖清风，公平正义，公正执法，才能理直气壮，刚正不阿，不办人情案，不办关系案，使自己所主审的案件立于不败之地。

做到了上述三个忠于，就是人民的好法官，就能把自己所主审的案件办成铁案，就能经得起历史与法律的检验，就可以问心无愧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② 精神损害抚慰金如何裁量 国家赔偿“四问”待解是怎么回事

念斌、许金龙、聂树斌等一系列国家赔偿案件近日又被披露新进展。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这些案件让国家赔偿制度一直存在的争议重回公众视野：精神损害抚慰金如何裁量？财产的间接损失该不该赔？申诉费用是否该赔、怎么赔？法定赔偿之外的“暗补”是否合理？记者采访了有关律师、学者。

江先路家属提出了2.3亿元国家赔偿申请，其中企业倒闭造成的损失达2.25亿元。江先路的妻子告诉记者，如果不羁押，他们可以用名下其他财产处理租赁纠纷，而一旦江先路被羁押，原先合作伙伴找上门来，加之没有江先路出面处理，企业无疑陷入危险。

事实上，江先路的家属正试图挑战国家赔偿中“间接损失”的魔咒。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兆增表示，一般认为，直接损失是已取得财物的损失，间接损失是可得利益的丧失，也就是应当得到的利益因受侵权行为的侵害而没有得到。在该案中，严格意义上说，江先路的不少财产损失可能会被认定为“间接损失”，而一些被拍卖或变卖的财产损失系原有债权债务关系导致，可能不会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法院认为，财产损失赔偿的前提是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且造成损害，本案的羁押行为系针对人身权，故家属主张的企业损失并非由羁押造成，该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丁兆增告诉记者，因国家机关职权行为导致江先路人身自由遭受损害且造成经济损失，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现行法律却无法对其经济损失给予合理弥补，这有悖国家赔偿的立法精神，“立法者应对国家赔偿法作出相关修改，实行‘惩罚性赔偿’，对于受害人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都应给予经济赔偿”。

参与国家赔偿法立法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国家赔偿的要点之一是“直接损失赔偿”，也就是说，“对财产权造成损害按照直接损失赔偿，间接损失是不进行赔偿的，哪怕是必然可得利益损失”。“间接损失就比如，你扣了我一辆车，我这辆车有可能出去拉货，拉3年没准能挣几万元。这种损失属于不确定的，因为商业投资都有风险，不可能稳赚不赔，如此一来就不容易计算损失金额。”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兼国家赔偿委员会主任陈春龙告诉记者，国家赔偿法应进一步扩大刑事赔偿范围，将目前的“抚慰性标准”调整为“补偿性标准”，不以法定赔偿为限，应以实际损害为准，尽可能地弥补受害人在国家机关侵权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失。

申诉费用是否赔、如何赔？

记者注意到，不少平反者在申请国家赔偿的时候均提出了申诉费用，如住宿费、交通费、打印费、律师费等。但从一些舆论关注的大案来看，这些请求几乎均未获支持。

申诉费用是否可支持？各省级法院对此做法不一。马怀德教授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国家赔偿法采取的是法定赔偿原则，即法律规定的损害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方式和金额来支付赔偿金。“有些损害虽然是实际发生的，比如申诉费、诉讼费，但是没有纳入法定赔偿的标准，有些法院严格执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就不可能给他支付这笔赔偿金。”

与此同时，国家赔偿法另一原则“直接损失”并没有清晰界定，“这就留出了一定的余地让法官去解释，有的法官将申诉费、上访费纳入直接损失，有的不纳入，就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差异。”

这些损失能不能赔、该不该赔？马怀德表示应该赔偿，但确实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我们一直呼吁下次修改国家赔偿法的时候，可以把赔偿范围由法定赔偿和直接损害赔偿改为合理性赔偿。只要是合理的损失都应该给予赔偿，而不是说限于直接损失。”

曾有地方试图改变。2015年，浙江高院在《关于当前国家赔偿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第12条中明确，“国家赔偿法第36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何谓直接损失，最高法院没有作出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实践中，赔偿请求人往往要求赔偿律师费、多年申诉上访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浙江高院认为，在不超过受害人实际支出的前提下，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经协商确定适当赔偿金额，将其以其他直接损失名义纳入赔偿范围，以促使受害人服判息诉。

马怀德建议应统一标准和尺度，“通过法律的方式，至少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把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进一步明晰，点明具体有哪些费用。”

模糊的“法外赔偿”

事实上，除了存在国家赔偿之外，一些地方会“暗中”给一些平反者支付“法外赔偿”。

多个平反者及其国家赔偿代理律师均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确认存在这一现象。最多的“法外赔偿”数额可占“法定赔偿”的一半，此外住房、社保、安置费等方面优待也出现在了“法外赔偿”的协商当中。也有人称，拿到“法外赔偿”的前提是答应对方不再追责、对该赔偿数额保密等。

在法学学者看来，国家赔偿法的抚慰性原则、直接损失赔偿等原则，导致其实践上无论财产权损害还是人身权损害，客观上都不算高，因而，“法外赔偿”的好处是可提高申请人获得的赔偿数额，使权利得到更完整、充分的救济，促进争议得到解决。但弊端同样是明显的。

“公权力的行使一定要依据法律规定。”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红认为，如果默许提供法外赔偿，就有可能造成同类案件中赔偿申请人的要求不同，最后得到的赔偿数额不同，“从结果上来看，这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法外赔偿金”也是公共经费的组成部分，如果允许其存在，就可能折射出某些地方政府公共经费的支出和管理存在漏洞。

马怀德也认为，“法外赔偿”应当能避免就避免。“如果目的是为了息事宁人，不该赔的也赔了，我觉得不合适。”他建议，可以通过加大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但原则上仍要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在法定标准和范围内进行赔偿，“毕竟是国库资金，赔偿要合理合法”。

一些学者认为，未来或许可以允许各地政府在财力可承担的前提下，对所谓“法外赔偿”做变通处理，例如设最低值，但不封顶，政府财力雄厚就可以多赔，弱则可按照最低额补偿。还可允许法院提供正当的司法救助，帮助申请人获取补偿，避免走法外途径。不过，最根本的做法，还是对国家赔偿制度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