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春秋
Ⅰ 从周朝开始的古代几种审判方式
中国历史悠久，司法审判经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司法文明一脉相承。现将其中要者试述如下：周司寇的“三刺”、“五听”裁判方法 周朝的司法官为大、小司寇。他们在前人审判经验和自身司法实践基础上，总结出切实可行的新裁判方法，使中国古代司法官的裁判方法完全从“神意裁判”中解脱出来，首次形成一套较先进、科学的裁判方法。 其一，以“三刺之法”裁决狱讼。所谓“三刺”乃为分别征求群臣、群吏和万民的意见，然后裁决案件纠纷。此法相当于后世公审咨询裁决制度。其二，以“五听之法”断狱。所谓“五听之法”，乃“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g）（参见《周礼·秋官·小司寇》）。 周司法官所创的“三刺”、“五听”裁判方法，系夏、商、周三朝千百年来司法审判经验的升华，由神意裁判演进到对诉讼当事人的察言观色，引入并熟练地运用社会心理学为司法裁判服务，是一个司法裁判方法论上质的进步，影响深远。尤其“五听”法，在证据裁判主义确立之前，乃为中国司法裁判的基本方法之一。时至今天，“五听”裁判方法仍不失其镜鉴意义。 孔子的“仁恕论刑”裁判方法 孔子的仁恕论刑方法论集中体现在其对“刖人救季羔”故事的评述上。卫国士师（司法官）季羔，经常向犯人施刖刑，即把犯人脚趾砍掉。后蒯聩叛乱，季羔弃城逃走，当他逃到外城城门时，被一个他判处刖刑的守城犯人所救。季羔不明白刖人为何救他，就问刖人：过去我下令砍掉你脚趾，现我处落难时候，正是你报仇的好机会，为何你不仅不报仇，反而再三救我？刖人答道：你审理案件治我罪时，先人后我，我想你是在等待免除我罪责的机会；待罪定临刑时，你又面呈怜悯的愁容。可见你是一位德高心慈的好官！这就是我之所以要救你的原因。孔子非常推崇季羔，认为其裁判案件，适用法律的造诣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既执行了法律又考虑到仁恕。适用法律时，如心存仁恕之道就树立了道德，如一味使用严刑暴力就会树立仇恨（参见《孔子家语》）。仁恕论刑的裁判方法论，经孔子及其儒家子弟大力推崇，在中国司法裁判史上得到发扬光大。仁恕论刑为儒家裁判方法的精义之一，其引入仁义之道调和了法律的严酷性，可感化罪犯、服讼息诉，其作用与社会意义不可低估。 “三刺”“五听”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裁判方法 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进而提出当律有疑义时应以经学义理为其基础解释之；在发生疑难案件，应引援经义作参考裁决。此即著名的“春秋决狱”裁判方法。董氏在其《春秋繁露·精华》中解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可见“春秋决狱”裁判方法论的要旨乃为：法官裁判案件，应根据案情事实，研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违法、犯罪未遂也不免其责；首恶者应从重惩处，主观上无恶念、过错者应从轻论处。后董氏病老退隐，朝廷每有政议，遣使者及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其对皆有明法；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 董氏倡行的“春秋决狱”，风行于两汉及汉朝以后，历久不衰。“春秋决狱”裁判方法论，对中国法律发展影响至远：其一，其使引经入律、以律注经，儒法合流，渐进式地重塑了中国法律之精神。在解决立法之不足的同时，把春秋义理作为司法的衡平原则，缓解了法律的严酷性，引导中国社会走上儒教文明之路。其二，成功地改造了法家的裁判方法论，使儒家裁判方法论自此占据了主导地位。 狄仁杰的“断狱如流”（速裁）裁判方法 狄仁杰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在位期间，曾长期作司法官。唐高宗仪凤年间，狄氏“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又载“稍迁大理丞，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狄仁杰传》）。可见狄氏在不到一年内，审结长久未结的疑难积案一万七千件，并且没有一件冤案。他一天最起码应审理裁决四十多件滞案，创造了中国司法裁判史上审案又快又好的最高纪录，可谓“断狱如流”的真正速裁高手。狄氏精通法律，讲究策略，重实际，体恤民情，善断滞狱，效率惊人。由此观之，狄氏的裁判方法，可谓真正的“断狱如流”速裁方法。经荷兰人罗伯特·梵·古利克用英文撰写的《狄公办案大观》的推介，狄仁杰裁判案件的事迹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其速裁方法亦影响及其他国家。 宋慈的实证检验裁判方法 宋慈出身司法官世家，凭贤能被荐任大宋提刑官。宋公为司法官数十年，处理狱讼，特别重视实证检验，从不轻信诉讼当事人陈言、口供。宋公认为 “告状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对疑难案件尤“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他还提出司法检验官必须亲临现场、尸检必须由其亲自填写的检验原则，对疑难狱讼，须充分调查取证，经深思熟虑后才能裁决。由于宋公采取科学实证的裁判方法论，其一生裁断疑狱无数，而无冤诉，名重朝野。宋公善于总结审判经验，勤于钻研疑难问题，对当时传世的尸伤检验著作详加整理、核定，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著成《洗冤集录》这部中国乃至世界最早、最系统的法医及裁判方法论名著。
Ⅱ 春秋时期楚国的最高司法官叫什么
春秋时期楚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延理。
Ⅲ 论汉朝的治狱思想
一、引言
“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司法官根据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子编撰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之义理作为决断复杂、疑难案件依据的一种特殊审判方式，其应起源于汉以前，并盛行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明确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定遇疑难案件应以儒家经义来决断，实际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春秋决狱”的明显案例到唐代基本结束。中国法律人对“春秋决狱”多有诟病，但笔者认为其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断案方式，在中国法制史上至少存在900多年，占中华文明史的近五分之一时间，“春秋决狱”的精神要义植根于中国法律的深层土壤，对整个中国法制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春秋决狱”，对现代司法无疑有较大的借鉴价值。本文简要阐述“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评价其积极作用，结合现代司法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行分析，寻求汉代春秋决狱与现代法制的渊源联系，进而试图思考中国现行法制中的某些法律、司法政策的利弊。
二、“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
（一）在孔孟时代，儒家思想尚不具备法律化的条件
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可能和儒家代表人物很少身居要职、没有实践儒家政治抱负的条件有关系。孔子本人长期在多个国家间巡游讲学，同时也寻求做官机会，虽然孔子在鲁国做过短期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三个官职，但终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游学生涯直到68岁，5年后去世。孔孟生活的年代，儒家思想仅存在于民间，原因还可能是当时那么一个战乱纷争的时代，儒家“仁、礼”等思想实际上不利于中国的大一统。确实，秦王赢政以韩非的“法、术、势”法家思想纵横天下，特别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为后来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之大一统奠定了理论依据。法家治国，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主张用重典、轻罪重罚，这又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及早覆灭埋下了伏笔。秦王朝以苛刻的《秦律》横征暴敛，终至百姓揭杠而起。
（二）汉武帝独尊儒术及“春秋决狱”的提出
秦灭后，由于法律的延续性及统治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汉代法律多抄袭秦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逐步趋于稳定，这样的酷刑就不能再适应当时社会，百姓多有反感，酷刑反而不利于社会和谐。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民间的影响力得到空前扩张，更多的接受儒家思想洗礼的人逐渐进入到封建官僚队伍中。汉朝初期的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曾宣布废除秦朝严酷的法律，并采取“与民休息”、“宽省刑法”等积极措施。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志在探索新的治国之策，在全国范围内大量选拔人才，使越来越多的儒家思想人物被选拔到高层。董仲舒在参加人才选拔的“求贤良策问”中，以“《春秋》之义大一统”为题参加策问，取得汉武帝的赞赏后被提拔重用，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过大中大夫、江都相、胶西相等职，就连辞官回乡之后，朝廷每有重大案件，都会去请教，使其有机会、有条件更多地参与到司法中去。在司法审判的实务中，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指导，还组织编辑《春秋决事比》（又称《春秋决狱》），收录232个以《春秋》决案的典型案例，在整个汉朝的司法审判中，《春秋决事比》实际上成为当时的判例法。任何思想，一旦成为统治思想，必将以极快的速度全面地反映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任何领域。既然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那它就必将成为司法等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而实现统治思想法律化，使统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长期固定下来。好比现在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的政治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法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因此，“春秋决狱”虽为董仲舒提出，可他无非就是顺应了当时政治社会的发展，推动了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符合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需要。
（三）汉朝司法官对“春秋决狱”的运用
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一般用在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中，或者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案件适用儒家经典义理决断，但即使法律有明文规定时，如果某个案件的审判如果适用法律时与儒家经典义理相违背，那么，儒家经典义理就有高于法律的权威。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主要有《易经》、《诗经》、《书经》、《仪礼》、《春秋经》等，其中放在特别重要位置的是《春秋经》。为了后人决断案件的方便，董仲舒精选232个典型案例编辑《春秋决事比》，司法官以《春秋决事比》作为审判案件的标准，在《春秋决事比》中没有类似案件时，再以儒家经典义理判决。
《春秋决事比》中的案例，现多以遗矢，但仍能从尚有记载的几个案例中管窥汉朝司法官对“春秋决狱”的运用原则。一是“原心定罪”。在犯罪事实清楚的前提下，主要考察犯罪者的动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仁、忠、孝等儒家精神，那么即使他的行为产生了社会危害，也可以减轻处罚；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违背了儒家的仁义精神，即使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大，仍然可以处以重刑。例如，某人的父亲和别人发生口角而斗殴，对方用刀刺杀父亲，这时，儿子用棍子相救，本来要打对方，却误伤了自己的父亲。在这件案件的审判中，司法官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有司法官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当时的法律规定殴打父亲必须处死，因此这件案件中的儿子应判处死刑，而有的司法官认为儿子的本意并不是要故意殴打父亲，儿子不应该被判处死刑。这样的案件放在今天是很好判的，但古人不会有“正当防卫”、“过失伤害”等思维，司法官们觉得很为难，因此把这个案件作为一个疑难案件报给董仲舒来处理。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为原则，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相反是为了救父亲，还很符合儒家的孝道精神，所以免其罪。即使同样的案件发生在今天，当今的各国法官们的判决结果应该和董仲舒所处理的差别不大。二是“亲亲相首匿”，即近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其犯罪行为，除非是严重破坏了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或者侵犯了皇权。《春秋决事比》中的案例是：甲没有儿子，从路上拣了个婴儿乙并把他养大，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匿起来。按照当时法律，藏匿杀人犯要受到重罚。可董仲舒按照《春秋》中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可互相藏匿，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不判甲的罪。到了唐代，法律明确规定父子互相藏匿罪行的行为不属于犯罪。
三、“春秋决狱”的影响与价值
董仲舒首先倡导的“春秋决狱”无疑是具有较大负面作用的，主要体现在：第一，导致了封建司法腐败。由于当时法律十分的不完善，许多案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春秋》等儒家经典又有较大的解释空间，还有许多前后矛盾的地方，且《春秋决事比》作为当时的判例法，仅200多个案例，更是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全部，这就为封建司法官根据自己的好恶解释儒家经典提供了方便。第二，不利于封建法制的完善。笔者认为，汉朝成文法和判例法混合使用，这本身并无坏处，可无论成文法还是判例法，均没有以应该有的速度继续完善、充实，如果说没有“春秋决狱”的审判方法，那么司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后，不按照儒家经典来决断的话，虽然会暂时增加审判难度，可也会逼着司法官们去思考如何完善现有法律的问题，从而促进法律的修改、充实、完善。在遇到疑难案件时，司法官们可依据儒家经典决断，这就给司法官们带来了思想和实践上的极大惰性。
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对“春秋决狱”同样应以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评价。实际上，“春秋决狱”的贡献和价值远远超过其缺陷，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同时，亦可为现代司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对古代司法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推动法律儒家化、纠正法律人性化不足、缓和社会矛盾、推动了古代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等方面，笔者则从促进了社会和谐、体现了朴素的人本思想、对现代司法的一些启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促进了社会和谐
从法律制度上来分析，汉朝初期法律由于在很大一部分范围内抄袭秦朝的法律，即“汉承秦制”，致使当时的法律过于严酷，继续使用黥、劓、宫、斩左右趾等肉刑，对劳役刑亦无明确固定的刑期规定。严刑酷法在战乱纷争的年代或许有其积极意义（当然，也肯定有其明显弊端），有利于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安宁。可随着汉朝的大一统，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酷法就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人们必然对其十分仇视，从而引发社会动乱。经过汉初二三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犯罪现象大为减少。残酷野蛮的刑罚制度，愈来愈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此，废除酷刑，改革刑制，已成为大势所趋。在许多繁酷的法律应该废除而没有废除之前，董仲舒适时提出“春秋决狱”的法律主张，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有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儒家倡导的“仁、爱、孝”等思想，具有相当的人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严酷的法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纠纷。从“春秋决狱”的审判实践上来看，以儒家经典义理审判的案件多以“从宽”为主，这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避免产生更大的矛盾。比如，《春秋决事比》中记载的一个案例：甲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乙送给了别人，乙长大后，甲对乙说“你是我儿子”，乙一气之下打了甲。按照当时的法律，乙打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应判决死刑。如果真的判乙死刑，那么，矛盾纠纷就“升级”了，乙的养父、妻儿等与甲就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同时也导致他们仇视法律。董仲舒不按照死板的法律条文来决断此案，董认为甲生了儿子不抚养，其父子关系已名存实亡，所以乙不应处以死刑。实际上，甲作为乙的生父，也不可能希望乙被判处死刑，因此，笔者认为该案是一个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典型案件。
从社会制度上来分析，汉初吸取秦朝苛捐杂税繁多而逼民起义的深刻教训，以老子无为思想为指导，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长期的休养政策，百姓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非常富裕的商贾和地主，富裕商贾和地主的子弟多无法无天、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目无尊长，导致纲常败坏，社会矛盾越发突出。汉王朝比较清醒地看到了这点，顺势“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等纲常理论在当时确实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春秋决狱”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使儒家的统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发挥了司法对政治、社会应有的作用。因此，“春秋决狱”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的稳定均有十分重大的贡献。
（二）体现了朴素的人本思想
“春秋决狱”的审判方法，从多个方面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一是尊重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儒家特别强调亲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为了亲人而做的某些虽然不合法的事情也应该体谅，即“亲亲相隐”等。在前面提到的养子杀了人，养父把养子藏匿了起来，按照当时法律，藏匿杀人犯应处以重刑，但董仲舒考虑到父子之间的亲情，在任何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难以选择的，因此他认为养父藏子是人之常情，不应判罪。二是尊重人的基本生理需求。《诗经》中说：“食色，性也”，也就是把食、色作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春秋决事比》中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不依据法律规定，而可能是根据这句话来决断的。有个年轻女子的丈夫在坐船时掉到大海里，找不到尸体安葬。四个月后，这个女子的父母做主将女子改嫁。按照当时法律，在丈夫的尸体未安葬前改嫁应判处死刑，当时就有司法官这样认为。法律的原意是惩罚女子的淫荡和为了财富等私利而改嫁的行为，但董仲舒认为女子改嫁不属于淫荡，也不是为了私利，所以无罪。董仲舒判女子无罪，可能是从如下三个方面考虑：1、该女子的丈夫尸体掉到大海里，根本找不到，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尸体很显然是永远找不到了，那么，该女子就得永远守寡，不得再改嫁吗？很显然，这样的结论是荒唐的，所以该女子无罪。2、该女子改嫁是遵从父母之命，儒家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反而说明该女子遵从孝道，显然不是为了私利。3、“食色，性也”，这也应该是人家的基本生理需求吧。这个案例显著的反映了“春秋决狱”的尊重客观实际和朴素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结合现代司法的一些思考
从2006年起，中央政法委决定在全国政法系统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党的领导”，就是说全国政法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我们的提法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官之上，只有法律”等，这话本来是不错的，但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新情况新问题迅息变化，法官在审判中往往遇到根据法律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来处理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依靠党来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而不仅仅依靠法律。当前，通过全国政法系统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大学习”活动，各级政法部门特别是司法机关深刻认识到：不能仅仅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而要寻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例如在许霆恶意取款案中，许霆在自动取款机程序出错的情况下，恶意取款17.5万元，广州中院依照《刑法》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案件在全国影响了许多思考、轰动，在媒体及广大法律人和群众的关注下，此案二审广东省高院判处许霆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广东省高院的判决，许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正式生效。此案在一审中不得不机械适用法律，但广东省高院顺应民意，判处许霆法定刑以下刑罚，最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结合“春秋决狱”来思考现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也就不难理解。建国初期，我们强调的是“严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严打”制度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央适时倡导“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意思是“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但在实际操作中注重“宽”的一面，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执行方式由枪决改为注射及缓减免诉讼费用、实行新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等制度，则表明法治的人性化方面。在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全国各级政法官员和司法机关负责人反复强调不要死搬法律条文，要注重案件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这总体是好的，有利于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同时，我们也要借鉴因“春秋决狱”而导致司法腐败的教训，尽量避免主观办案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2、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 2003年2月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3、《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Z]。
4、赵晓耕，《春秋》与“春秋决狱”，2003年1月13日《人民法院报》
Ⅳ 春秋时期的祁黄羊为晋平公推荐人才时,完全以什么为标准
他：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任人唯贤！
这个故事出自《吕氏春秋·去回私》。晋平公作皇帝的答时候，有一个叫南阳的地方缺一个官。晋平公问祁黄羊：“你看谁可以当这个县官？”祁黄羊说：“解狐这个人不错，他当这个县官合适。”平公很吃惊，他问祁黄羊：“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要推荐他？”祁黄羊笑答道：“您问的是谁能当县官，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呀。”平公认为祁黄羊说得很对，就派解狐去南阳作县官。解狐上任后，为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受到南阳百姓普遍好评。
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现在朝廷里缺一个法官，你看谁能担当这个职务？”祁黄羊说：“祁午能担当。”平公又觉得奇怪，“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说：“祁午确实是我的儿子，可您问的是谁能去当法官，而不是问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平公很满意祁黄羊的回答，于是又派祁午当了法官，后来祁午果然成了能公正执法的好法官。
孔子听说这两个故事后称赞说：“好极了！祁黄羊推荐人才，对别人不计较私人仇怨，对自己不排斥亲生儿子，真是大公无私啊！”希望能帮到你，好用采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