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法治社会

⑴ 全面建设法治社会五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具有六个重要特征,即:人民性、普遍性、系统性、全专面性、平等性、公正属性。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是全面维护人民群众权益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⑵ 如何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一是要深刻领会过去一年来，尤其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效。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深化改革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建立法治国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实际上是“姊妹篇”，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思路的逻辑延伸。深刻领会这一年多取得的成就，对我们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非常重要。

二是要深刻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要深刻地认识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刻总结了我们国家政治与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所作出的重大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保证，也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

三是要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要求。总书记在全会上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这是贯穿全会决定的一条红线，是一个管“总”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持、不断拓展。

四是要深刻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全会指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五是要深刻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全会明确指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执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加强法制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些任务抓住了关键，抓住了当前的突出问题，有明确的思路，有创新的举措，有具体的要求，指导性、针对性都很强。

六是要深刻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全会深刻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

⑶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回答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周本顺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需要有科学的理念指导。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正确的法治理念，有效地推进了法治建设的实践。很多法治理念都是突破性的，没有这些理念上的突破，就没有法治建设今天的大好局面。 但也要看到，目前法治理念指导受到的干扰也是很多的，其影响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一是西方法治思想的影响，一些人总认为我们党委、人大、政协和“一府二院”“多条腿”的体制不如西方议会、政府、司法“三条腿”的体制合理，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的法治模式来评价我们的法治状况，来设计我们的法治建设方向。二是“左”的残余思想影响，一些执法者管理的意识、斗争的意识相对比较强，而人权保障的意识、和谐的意识相对比较弱。三是市场经济利益法则的影响，有少数人往往把执法权力与自身利益挂钩，追求自身利益比追求公平正义更重要。四是封建人治思想的影响，不少人仍把行政官与司法官混为一体，或者违法干预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或者特权思想严重，习惯以“父母官”、“管人者”自居。这些理念上的偏差，必然导致实践上的混乱。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括的五句话，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各种非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正本清源。依法治国，表明我们不能搞“人治”，一定要把国家政治生活规范到法治轨道上来；执法为民，反映我们的法治是人民的法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公平正义，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法治就是要消除一切不公平的现象；服务大局，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它不是为法治而法治，而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格局，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大局；党的领导，反映了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从而保证我国的法治建设能够沿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五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彼此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这就很好地解决了坚持什么，澄清什么，反对什么，更新什么的问题。今后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们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就能够保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 进一步提高和谐执法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张常韧 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检察队伍，服务构建和谐社会，既需要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更需要具有践行先进理念、服务工作大局的执法素养和能力。因此，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必须紧紧与加强执法能力建设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服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 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检察机关必须不断强化监督意识，着力提高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的能力。要依法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依法监督纠正滥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违法立案等问题。要强化对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侵犯人权问题的监督，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要严格依法掌握抗诉标准，提高抗诉水平，对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畸重等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注重提高做好申诉人的服判息诉工作的能力。对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问题进行监督，加强对侦查、审判环节超期羁押问题的监督。通过有力的司法监督，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也是检察机关在服务和谐社会过程中不断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的能力，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自觉把解决矛盾、促进和谐贯穿于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同时，要正确贯彻党和国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区别对待。 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 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政法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坚持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落脚点就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肩负着运用法律惩罚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调解民事经济行政法律关系的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的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还存在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当前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我们面临的基本形势：一是对敌斗争形势复杂，阶级斗争，包括内部斗争和外部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二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这是最为普遍、面最大、量最广的一种矛盾，其中有一些如果处理不好，甚至还有可能激化。三是刑事犯罪高发，这和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有内在联系。有些内部矛盾演变到一定阶段就可能转变为刑事犯罪。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人民法院面临的任务很繁重，工作压力很大。全国四级法院大概每年要通过诉讼程序处理案件800万件，主要是民事商事案件，刑事案件在70万件左右。我们要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的审判职责，维护稳定压倒一切。现在我们的工作重心是运用法律调整民商事法律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这方面的案件大约有500万件。这些案件所涉及的诉讼标的额在一万亿元以上，与我们国家的金融、经济运行关系密切，与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关系密切，所以这是目前工作的重心。根据党中央的要求，我们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加大调解力度，尽量做到案结事了，为了应对案件高发期，提高办案效率，把矛盾纠纷解决好，以维护公正和正义。 构建和谐社会应坚持依法治国法治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我们必须在各项工作中秉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是因为和谐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以法治为中心，构建一个秩序井然、公平公正、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人能够安居乐业、和睦相处的社会，可以说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只有加强法治，才能保障社会有秩序的运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人民享有殷实安康的生活。所以，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都追求在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 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是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理念是一种观念，是行动的指导，也是为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理念的偏差直接导致行为的偏差。我们要厉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念作为指导，这就是要坚持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尊重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世界潮流，体现人民意愿，落实执政为民理念的最佳方略。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政治文明，是已经被人类历史所证明的一种进步的治国方式，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必须将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的轨道，用法治的权威来保障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树立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观念：一要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二要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观念;三要坚持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观念;四要坚持权力应当受到监督与制约的观念。 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实现公正与和谐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 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这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从刑事司法的角度来看，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注意处理好惩治犯罪和维护人权的关系。惩治犯罪是必要的，判处死刑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不注意保障人权。人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在刑事司法中保障诉讼参与人、当事人的权利，除了被害人，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两者的关系要处理好。从实体上说，我们要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慎杀，少杀，可杀可不杀的时候不杀。这样有利于社会和谐，也是世界的潮流。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要处理好，要平衡两者的关系。过去我们很大程度上重实体，轻程序，对程序的法治价值重视不够。程序实际上有很大的价值作用，在法治中不重视程序，法治规则是建立不起来的。但是也不能矫枉过正，不能认为程序就是本位，比实体更重要，程序公正了，一切价值就实现了。程序和实体是两个标准，两种价值。我们在程序上要防止刑讯逼供，在实体上要防止冤假错案。程序是实现实体的手段，程序本身就是体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有其独立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目的。忽视程序的价值自然不对，过分强调其独立价值也会出问题。我们要处理好二者的矛盾。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冤假错案，尽管是极少数，但反映了实体上的不公正，并根源于程序上的不公正。程序和实体都不公正，能使我们的社会和谐吗？当事人必然要申诉，怨恨，甚至对社会有报复心理，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两方面的公正，保障社会公正与和谐。 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要实现三大转变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袁曙宏 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必须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观念转变为先导。具体而言要实现三大转变:从缺乏群众观点的单纯执法向以人为本、注重疏导、加强服务的执法观念转变;从重实体轻程序、重形式轻效果向实体与程序并重、形式与效果统一的执法观念转变;从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向同时强化执法机关责任的执法观念转变。 执法不是一项孤立、简单的法律技术和法律操作行为，而是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活动和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执法机关必须破除一定程度存在的单纯执法的观念，树立大局意识和群众观念。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执法中存在着某些不考虑执法宗旨和执法目的，简单执法、粗暴执法、机械执法的现象，要求公民履行义务多，主动保护公民权利少；讲方便执法多，讲方便群众少；处罚制裁多，提供服务少；硬性管理多，说服疏导少。结果表面上看似乎完成了执法任务，但往往是法了事不了，案平理未平，实际上扩大或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深层次上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影响了法律权威。 执法为民重点在“执法”，核心是“为民”。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要求执法机关在执法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始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始终体现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的一致性，对上级机关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⑷ 如何建立法治社会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对于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所说的法治，不应是“治民”，而应是“民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具体来讲，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二，要加强执法工作，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

第三，要完善民主监督制度。

第四，要大力开展普法教育，广泛进行法制宣传，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特别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形成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⑸ 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跟党走

⑹ 如何建立健全法制社会

（1）实行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2）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3）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我国法制是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法制，任何地方和部门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国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一切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5）依法行政。各级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必须严格依法行使职权，努力为人民服务。（6）司法公正。我国的司法机关要严格依法行使独立的审判权和检察权，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7）违法必究。公民、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法律，对违法行为必须依法予以追究。

⑺ 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这段话是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简单明了的指出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也蕴含着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然而，社会和谐绝不会自发生成，也不会自然实现，只有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条基本特征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结合下才能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社会；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其中，社会主义法治应该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只有以法律手段来治国理政，使国家权力的行使和社会成员的活动处于严格依法办事的状态，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基本的秩序保障，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易言之，法治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调控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依法治国，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贯彻落实。

一、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是社会安定有序的基本保障。

理念是一种观念，是行动的指导，也是为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理念的偏差直接导致行为的偏差。我们要厉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念作为指导，这就是要坚持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尊重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世界潮流，体现人民意愿，落实执政为民理念的最佳方略。

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政治文明，是已经被人类历史所证明的一种进步的治国方式，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必须将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的轨道，用法治的权威来保障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二、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为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和矛盾创造有利条件。

社会公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全社会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我国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的多样化，使得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如果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不能及时有效地得以调整和解决，就会在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造成对立，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在民主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法规，确定利益主体、界定利益范围、指导利益分配、协调利益关系，并对生活困难群众给予救助，就能维护社会公正，避免社会利益之争的激化，使各个阶层实现共赢共荣，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

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环境。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就没有相互的合作和普遍的社会认同，也就没有社会和谐。和谐社会要求社会成员之间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法治社会可以创造诚信友爱所需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培养人们内心的宽容、谦让和互助友爱地相处。

三、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宽松氛围。

社会活力不断增强，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依法治国通过法律的形式确认和维护劳动者的创业动力、经济利益和创造成果，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鼓励人们创新的良好氛围，营造平等竞争和共谋发展的社会环境。

四、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物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但面临着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以法律的形成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原则，抑制和制裁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是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是因为和谐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以法治为中心，构建一个秩序井然、公平公正、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人能够安居乐业、和睦相处的社会，可以说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只有加强法治，才能保障社会有秩序的运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人民享有殷实安康的生活。所以，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都追求在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

⑻ 建立法治社会有什么建议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学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阐述它的发展线索。然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阶段的断限，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的泛称，至20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关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国自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无传承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争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是否存在奴隶制法制的问题，应继续予以探讨。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划分法制的发展时期，古今法制存在着传承关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国法律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上古到尧、舜为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两代成绩斐然，仅现见的这类单行法规就达上百种。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颁行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夏、辽、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习惯，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
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不断开拓了律学研究的领域，在应用律学、比较律学、律学史、古律辑佚和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辨疑》，张楷的《律条疏议》，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觿》，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互动关系，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史。
五、实事求是地评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诉讼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明德慎刑”、便民诉讼和慎刑等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诸如起诉与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会审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等相当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审判中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一系列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审判原则与现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长期以来，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但与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较，司法研究仍显得滞后。加强对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这类制度时，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做出有分析的、恰当的评价。比如，人们通常把“司法与行政合一”概括为古代法制的特征，认为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诚然，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涉司法，清除历史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消极影响。但在评价古代这一制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却是不公允的。其一，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古代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机构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机构，如唐代设有大理寺，明清两代设有刑部、大理寺，专主司法审判和覆核，称其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当。其二，对地方官府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应就这种机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确分析。就县级机构而言。当时各县管辖的人口有限，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县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讼和征收钱粮，每县只设几名官员和数额有限的吏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设立行政与司法、立法分立的庞大机构。其三，就古代知县的审判权限而论，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诈伪和奸、盗等重大案件，对刑事案件只有判处笞、杖刑的权力；对于徒罪以上案件，则只能拟出审判意见，供上级官府复审。至于流罪以上案件，决定权在中央司法机构，死刑案件还需经中央司法机构复审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们在阐述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这一历史现象时，应客观地阐述其历史面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继续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罚”概括古代司法审判的状况，不加区分地把历朝司法都描绘为君主专横、官吏任意用法、冤狱泛滥。这种结论缺乏历史根据。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司法腐败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一君主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滥杀官吏和臣民的问题。但纵观一部中国司法制度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对“一任刑罚”。从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看，司法审判程序是很严格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情况，应依据史料作出具体的有分析的判断，而不能笼统地概括为“一任刑罚”，全面否定。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把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把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民事诉讼是司法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争议也较多。现存的民事诉讼资料相对较少，且散存在历史档案、地方志、古人文集、野史笔记和判例判牍中，应当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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