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问题
⑴ 中国法制的现状
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行 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
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具体来讲，中国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事业还面临以下主要问题和挑战：
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领导干部中的人治现象、公民中的非法治现象、社会上轻视和无视法治的现象，在有些地方、部门、领域和群体中有所抬头和蔓延。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实际上被统一于党委的“一把手”，法治被“人治”所弱化，依法治国从党领导人民实行的“治国基本方略”，演变为某些地方和部门“维稳”以及发展经济的工具。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待不断完善，立法质量需要不断提高。立法中存在的部门利益、特殊群体利益问题，部门立法争权夺利问题依然存在。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仍未消除，一些明显带有部门或集团利益痕迹的立法，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行政部门借立法扩权卸责、立法不公等从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和法律的实施。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是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普遍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许多法律形同虚设（参见表2）。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时有发生；法治缺乏权威，司法缺乏公信力；公民“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等问题。加强法治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仍是一项艰巨任务。
五是政府多头执法、多层执法和不执法、乱执法问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少数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寻租、贪赃枉法甚至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执法倾向，如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滞后性执法等等；粗暴执法激发冲突，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或极端恶性事件，突出表现在征地拆迁领域。
六是司法改革轰轰烈烈，解决了办公条件、经费、人员编制以及一些长期制约法院、检察院建设和发展的体制机制等老大难问题，基本上实现了各个阶段司法改革方案预设的目标，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效率、司法公信力和干预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
七是“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公职人员贪赃枉法、权钱交易、执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对法治造成损害；执法不公、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比较突出。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是对党领导的中国法治建设事业的极大挑战。
中国法治的未来发展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民主法治建设任务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目标，未来中国法治发展的总体思路，应当努力实现四个基本转变：
1.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依法治国实践进程中和社会主义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从法治到社会主义宪政的转变，从制度上程序上实现“三者有机统一”。
2.是在我国法律体系如期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民主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国家，实现从法律体系构建到法治体系建设的转变，尽快从法律大国走向法治强国。
3.是在有法可依的目标基本达成后，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实现从注重立法到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转变，从纸面的法律向生活中法律的转变，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正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四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维护党权、建设政权和保障民权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从法治的表面“维稳”向深层次解决社会公平正义和权力腐败问题的转变，用法治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更加夯实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民意基础和法律基础，为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⑵ 解读中国法制难题 造成司法不公的客观原因有哪些
我不懂法律政治，来以下自观点仅是个人理解，不代表任何团体。
我认为，中国法制难题，司法不公的客观原因有一下几点：
1.人们根深蒂固、耳濡目染的封建思想还没有完全根除，在一定程度上还抱有“咸吃萝卜淡操心”的“路人思想”。不想，也不敢管关于法律等看上去与政治有关的事。
2.历史遗留影响
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当时中国的法制、政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不利于法制社会的建设。
3.法律反馈
违法者不能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影响着中国司法不公等问题。
⑶ 请教下几个关于中国法制史的问题
1、1908年《钦定复宪法大纲》；1911年《十制九信条》；1911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1928年《训政纲领》；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五五宪草》；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2、调解原则：调解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威胁或命令；调解须以法律为准绳，照顾善良风俗；调解不是诉讼必经程序。调解范围：初期仅限于某些民事案件，后来甚至命案也调解。调解种类：民间调解、群众团体调解、政府调解、司法调解。它解决矛盾，增强民间团结；增强了民众法制观念，减少纷争；有利于司法机关集中精力处理重大刑事案件，提高办案质量。是人民司法的一大特色和补充。
3、古代的司法特权：上请，八议，…………
都是看书自己归纳。书上都有的~~~手都打酸了~~~~
⑷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问题
我帮你补充一下你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在京死刑案件实行“五复奏”；各州案件实行“三复奏”；犯“谋反”等重罪及部曲，奴婢犯杀主罪的实行“一复奏”。
⑸ 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继颁布了婚姻法、“五四宪法”等一批重要法律法规，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新生政权的巩固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但后来不太重视法制的作用，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法无天的状态，使党的领导也受到严重冲击，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到严重挫折。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必须发挥好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否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艘航船顺利前行。
这30多年，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发展的奇迹，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良好局面，可以说经验有很多条，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正确地处理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为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怎样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怎样应对严峻复杂的矛盾风险挑战？
说到底，一个是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一个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用法治方式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因此，在当代中国，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所在。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要始终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确保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5)中国法治问题扩展阅读：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国因法而治，因法而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定是依法治理的国家；一个先进的政党，必然是依法执政的政党。
对于行进在现代化之路上的中国，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对于掌舵民族复兴航船的中国共产党，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柱。现在，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面对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
我们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是党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要在党的领导下使国家治理能力跟上时代潮流，就必须转变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
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真正做到“三统一”“四善于”，才能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是党完成执政任务的可靠保障。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的规矩，规定了每个公民、法人、政党、社团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带领人民走好“中国道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以法治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法治为党攻坚克难提供有力武器。今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可以说前所未有。矛盾凸显期，面对多元利益诉求如何定分止争，促进公平正义？
改革深水区，面对多样实践探索如何划定边界，掌握改革航向？社会深刻变革阶段，面对多变思想观念如何广泛凝聚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越是在关键时刻，越需要发挥法治的作用，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实现中国富强振兴的征程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法治的有力保证，瑰丽动人的中国梦想将逐步变为现实。
⑹ 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在立法，执法，守法方面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也不在法治之内,而在法治之外.
⑺ 中国法制史问题
有一定区别。恤刑是整体上针对所有人，尊老怜幼特别关注老、幼
⑻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几个问题
二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天坛宪草”与“袁记约法”，《中华民国宪法（1947）》
2.调解范围的规定基本相同，多限于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调解的过程，各边区规定不尽相同，但大多是采取坐谈的形式，以快捷、简便为基本的出发点。有些根据地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调解工作。比如晋西北由行政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如没有成立调解委员会，暂由民政委员会负责；调解以自愿和合法为原则。
3.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三
1.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礼不下庶人”主要指礼所赋予各级贵族的世袭特权，平民和奴隶一律不是享受。平民和奴隶毫无权利，却必须承担礼所加给的各种义务。特别是奴隶，只是权利的客体，可以由奴隶主贵族任意宰割。周孝王时的《曶鼎铭》记载，五个奴隶的价格仅值“匹马束丝”。“刑不上大夫”主要指刑罚的锋芒不是针对大夫以上贵族，而是指向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礼、刑的分野，充分说明西周实行的是一种公开不平等的特权法，即奴隶主享有特权的奴隶制法。西周的“等级划分”首先就表现在剥削者和劳动人民两大贵贱等级的区别上,并被固定下来，绝对不许逾越：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在贵族内部也因等级不同而待遇各异。所以在西周的“礼治”下，等级非常森严,“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2.特点：
第一，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修律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 建法制传统”的方针。清政府迫于激变的时局，不得不“改弦更张”、“参酌各国法律”进行变法修律，但在根本问题上又坚持修律应“不戾乎中国数千年相传之礼教民情”。因此，借用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坚持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内容，即成为清朝统治者变法修律的基本宗旨。
第二，在内容上，修律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混合。一方面，清末修律坚持君主专制及伦理纲常“不可率行改变”，在新修新订的法律中继续保持肯定和维护专制统治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标榜“吸收世界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大量引入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使得保守的封建内容与先进的近代法律形式同时显现于新订法律法规之中。
第三，在法典编纂形式上，修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诸法合体”的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分别制定、颁行或起草了有关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
第四，修律实质是为维护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修律是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的，既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地位：
清末修律活动虽然在主观上讲是一种被动的立法活动，本身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和局限性，但在客观上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修律导致中华法系走向解体。随着修律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典、法规的出现，不仅传统的“诸法合体”的形式已被抛弃，而且中华法系“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点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其次，修律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通过清末大规模的立法，参照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对后世特别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再次，修律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现代的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修律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和传播了西方法律学说和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使得近现代法律知识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从而促进近代法治观念的逐步形成。
最后，修律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法学教育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