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基因

Ⅰ 道德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有以下四个基本原因：
1 社会关系的形成。
2 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
3 生产实践产生内了需要。
4 社会出现分工容。
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道德是社会物质社会条件的反映，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各种社会道德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

Ⅱ 基因检测的道德伦理问题要详细点！在线等啊！

基因检测的基本方法是借助基因芯片等技术寻找受检者体内隐藏的缺陷基因（疾病易感基因）。是提取被检测者的口腔黏膜组织或其他组织，经提取和扩增其基因信息后，通过基因芯片技术或超高通量SNP分型技术对被检测者细胞中DNA分子的基因信息进行检测，分析他所含有的各种疾病易感基因的情况。从而使人们能及时了解自己的基因信息，预测身体患疾病的风险，有针对性地主动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预防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
它是健康产业的关键部分，是预测医学的基本手段之一。它可以改变目前疾病预防措施的“千人一面”的状况，大大减少预防医学中的盲目性，也将大大降低预防费用。

基因检测能起到什么作用？
1、预测风险：通过对表型相关基因多态性的检测，确定个体被测基因多态性位点的携带型，进而了解个体健康的遗传因素，为该人预测相关疾病发病的相对风险。
2、疾病的预防：基因检测会阐述基因变异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的关联性。通过科学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干预，积极预防疾病和延缓疾病的发生，提高个体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3、科学生活方式的指导：基于个体特定的基因型，基因检测会给您饮食、生活方式等环境因素多方面的可行性建议，提高您保健的有效性，降低您保健的盲目性，从而提高您健康投资的回报率。
4、个性化医疗指导：通过基因检测，辩证用药、因人而异，给病人找到最合适的药物，不仅降低了不必要的医疗支出，提高疗效，更避免对人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Ⅲ 从基因的角度解释道德：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从基因的角度解释道德：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心理学家 劳伦斯Kohlberg 被问的男回孩和年轻人关答于他们的想法过程，当他们面对a 道德困境. 相反，哲学家历史上倾向于忽略实证研究和研究理论问题的结果做以概念、行动和心理学。 当柏拉图共和国问关于什么的问题可能刺激人道德上行动，他是询问问题道德心理学。 从晚20世纪，工作在道德心理学的许多哲学家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方面认真采取了研究的结果，并且工作在这个区域的有些心理学家考虑了在他们的工作之后说谎的哲学假定雷斯特的道德心理模型（Rest’s Model of Monal Psychology）8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J.雷斯特明确提出了道德心理四过程模型。其基础是自70年代中期以业以他为代表的明尼苏达大学有关学者的大量研究。它集中反映了当代道德心理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 雷斯特的道德心理模型与他对个体道德及其来源的看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个体的道德是类型特别的一种个体社会价值观，它与协调社会中个体间的种促合作活动有关，也与解决个体间发生的种种利益冲突有关，而这种协调和解决的主旨是增进人类的福祉。

Ⅳ 道德是不是由基因控制的

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基因决定一切（当然也和成长的环境有关系）

Ⅳ 中国经济学的道德基因中的道德基因指的是什么

“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产的道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经济学界尚未严格分析过这个问题，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有过思考，而且与斯密不谋而合。《传子》认为，“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贪荣而重利”。但接下来的观点与现代经济学完全不同，不是顺应人的逐利本性，在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条件下寻找实现消费者均衡乃至完全均衡的经济政策；而是主张压制逐利、褒奖尚德，即“贵其所尚，而抑其所贪。贵其所尚，故礼让兴；抑其所贪，故廉耻存”。在中国古代圣贤看来，第一，逐利对于个人是危险的。如《道德经》所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二，逐利对于国家也是危险的。《汉书》中讲，成康以来，治世梦想很多，却没有回归太平盛世，只因“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第三，抑制逐利本性可以促使人们走向美德之路。《尸子》言，“无私，百智之宗也。”曾子说，“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这里“智”“学”的指向即是美德。与现代经济学反复讲述经济人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走上广修美德之路，如《道德经》所言，“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为什么？《易经》从反面作了论证，“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汉书》予以正面论述，一个有仁德的人，虽然不去追逐经济利益，但能使人“致其爱敬”“尽其心”“尽其力”“成其功”。其内含之义是，“通往美德的道路”也是“通往财产的道路”。

最近兴起的行为福利经济学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一个人的教养所形成的“信念”决定了他的社会生态圈，从而决定了他的财富。不过，这些研究还没有成为主流，也远不如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深刻。中国经济学研究者应批判吸收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从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思想资源，创造中国风格的经济学，为人类打通通往财富和通往美德的道路。

Ⅵ 连道德都受基因控制

基因算个鸟？
人和人之间基因能差多少？
后天环境的影响才是真正重要的。
不然为什么家长想破脑袋要让孩子进好学校？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因为基因上的那么点差别就能分出高低贵贱了？扯淡。

Ⅶ 人类基因克隆与道德论理有什么关系

人类基因克隆与道德论理有什么关系
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朝阳正冉冉升起，人们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注可谓前所未有。互联网、克隆羊、人类基因图谱等，都提出了科技与伦理相互关系的一些尖锐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
1 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
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
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
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2 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1)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史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人类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是推动包括道德进步在内的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必须以科学的“真”，促进道德的“善”，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道德领域。在任何时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必然导致人类实践领域的拓展。科技进步对伦理道德领域的扩展，其具体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统治科学到文艺复兴，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才使得中世纪的宗教道德受到严重冲击，从而促进了人类道德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另外，科学技术活动对个人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科学家萨顿所说“：科学是人类精神的最佳清洁剂，它摒弃一切宗教，唯取最高的信仰。”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智慧和知识是构成道德行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知识就是道德。德国现代物理学家包生尔认为，科学知识是构成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他认为一个时代对知识的评价可以用作衡量时代精神的标准。由此可见，科学与道德有着较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走向道德，从原始人到现代人，在伦理道德上不知进步了多少，难怪近代伦理学家们对那种知识使人类退化的观点提出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知识有利于陶冶人的品性，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生活幸福。
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动了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道德主体的全面发展和道德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促使道德主体提高科学文化素质，道德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客观上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技现代化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再以体力和经验为基础，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促进作用。②科技的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道德主体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道德素质高低的标志之一。有关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科学文化水平存在函数关系，人的科学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识越强。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者通常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此外，随着系统科学等新兴科学的兴起，系统思维等现代思维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人们的智力水平得到提高，自然也增强了其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③促进道德主体个性全面发展。一方面，科技的现代化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应用也提高了道德主体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促进了其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并为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社会行为，承担着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科技一旦不被正确地使用，必将产生恶劣的影响。科技发展必须重视伦理规范，以弘扬科技的正面效益，扼制其负面影响，更好地为人类造福。从这一点来说，科技发展必须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科技活动必将遭到人们的异议、反对，被送上道德法庭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科技活动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活动，存在着可能的或潜在的风险，也需要伦理规范，以预防不良后果或灾难的发生。如克隆人问题、基因工程、基因组遗传信息的应用和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问题、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农作物问题、遗传资源和多样性保护问题，以及基因武器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涉及到人类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重大问题，不可小视。试想，如果克隆人的科技活动允许自由进行的话，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人伦关系混乱，性别比例失调，希特勒优生理论沉渣泛起，所以应该禁止。又如基因工程技术可以打破种属之间的遗传屏障，很容易在试管中进行各种遗传重组，制造出可能的“怪物”，直接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或破坏生态平衡，所以此类工作不仅需要伦理规范，还要制订一些专门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其行为，使其负面影响减小至最低程度。基因武器是近来报刊上经常谈论的话题。根据不同种族基因组多样性特点，采用基因工程技术手段，有可能设计、研制出针对某一种族的基因武器，从而对某一种族和国家的安全造成潜在的和巨大的威胁。对此，应达成国际性的伦理宣言和协议，反对和禁止此类科技活动。
3 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人与科技手段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中，人是目的，科学技术是手段，科学技术是为人服务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有能力支配科技手段从自然中不断获得自由，与此同时，他也需要尊重工具系统的规律和性能，服从工具操作要求。任何时候都没有绝对的自由，人从自然中获得自由是基于对必然性的认识和遵循。那么人对科技工具的服从，也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工具系统是以人工装置的方式体现了自然规律。工具技术对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压抑，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单方面地发展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人一定得到幸福和满足。要缓解和减轻科技手段对人的控制和压抑程度，必须需要伦理道德的关怀。伦理道德表征的是人的主体精神世界。作为人的一种自我意识，人文精神力求发现那些使人成为人或规定人之为人的东西，要穷根究底地追溯人何以作为人存在、人何以会具有那些属人的东西。作为一种主体尺度，伦理道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积淀和集中表现，它是人作为主体的一切活动的内在根据。它内蕴的是一种以人为本位、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维护人的地位和权利、实现人的目的和理想的人本意识，体征了人类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是人的精神的核心和灵魂。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所以科学技术是否运用得当，是否合理，这是科学技术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伦理道德和价值观问题。所以，为保证科学技术的合理、正当运用，应该用伦理道德来协调其发展，使其发挥对科技的导向与规范作用，让科技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类。

Ⅷ 什么是道德怎样产生的

萌芽的比喻：先验的还是发生的
任何生命的萌芽，不仅需要一定的条件，而且需要这些条件之间“发生关系”。道德问题的要害无非是怎样看待他人、他物的问题。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就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或者地球上有很多人，但彼此隔绝，也不会产生道德问题。所以道德不是先验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交换、交流、交谈、交通、交涉）过程中发生了的，而且不断发生着的意识形态，是可以被改造、被建设的对象。
社会发展的进程表明，人和自然的“交往”、“交涉”越频繁，人对自然越了解（科学技术越发达），环境保护的意识越强烈、环境保护的措施越得力；同样，人和人的交往、交流越充分、越便利（市场经济越发达），人们的道德水平越高、社会风气越好。超越以拥有为前提，成熟以生长为前提。我们很难设想从一个抽象的道德概念演绎出美好的社会生活，但我们可以期待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开始建设健全的道德体系。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是切切实实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换言之，“赛先生”（科学）和“麻先生”（市场）的发展、成熟的过程也就是道德观念不断受到挑战、作出调整、得到实现的过程。如果以固定的、僵化的道德观念去限制、压制新的社会生产力，不仅会延误发展，这些观念本身最终也会被抛弃。
同时，具体的道德观念形成以后，就会作为文化基因传承下去，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我们一出生所面对的道德体系，都是有根源，有“来头”的，是大于个体的力量、背景，或者场域，连庄子也慨叹“君臣父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故而，对于传统的道德学说，最可取的恐怕还是温古而知新。
根系的比喻：固本培基还是剪裁个性
道德作为公民内在的观念系统，无疑是个体选择行为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作为公共的舆论，则是个体活动的场域和环境。每个人成年之后，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作为“别人”的“他者”———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同事、邻居，对他人的求全责备、说三道四，会造成一种苛刻压抑的道德氛围，隐私得不到尊重、个性得不到伸张，靠窥视、打听、推测传播信息而不是靠交流、交谈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很多问题被埋藏了、被掩盖了、被扭曲了，一旦爆发，贻害无穷。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培育自觉和负责任的道德主体的同时，需要营造宽容、宽松的道德氛围。用种树来比喻，教育者的任务是浇水、施肥，而社会舆论则是阳光、空气和水，制度和法律则是藩篱和剪刀———一切以维护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为出发点，最终要依靠道德主体自己在健康的道德根系上开花结果。批评是为了建设，谴责是为了引导。而“整人”的道德环境则是社会发展的沉重包袱。
目前的社会心态之中，被批评者，特别是被批评的既得利益者，缺乏“闻过则喜”的态度，而有便利条件的批评者又缺乏负责任的态度。
出路的比喻：以通为目的还是以塞为目的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十字路口没有了红灯，大家都会无路可走。道德正如人生道路上的红灯，当置身于社会这个庞大的“交通”体系之中，和别人的去向发生了冲突或碰撞时，“损己利人”，放弃一些权利，“礼让三先”，于是你来我往，天下太平。然而，不管是出于道德自觉，还是出于被迫接受，公民接受了红灯，并不意味着他应该甚至是必须永远等待下去、永远放弃下去。红灯太多的地方交通必然堵塞，只有红灯的路口难以想象。
所以，一切以“公共”为名义的舆论、机构、设施，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最终的目的都必须是保障“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最不道德的行为就是假公济私———在公共的名义下谋求一部分人、一小撮人、甚至是个别人的利益。如果片面强调公民对社会的责任，而忽视社会对公民的义务，就会造成道德观念的扭曲和道德心态的失衡。道德建设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使大家各有出路”。
镜鉴的比喻：正人言行还是招摇过市
很多人习惯于以兑换式的、实用主义的思维来追问道德理想究竟有什么用，有公平吗？有正义吗？有幸福吗？如果看得见、摸得着才算做“有”，道德理想确实是“没有的”，道德虚无主义由此产生。但我们为什么或者凭什么能知道什么是不公、什么是不义、什么是不幸？不就是因为有一个理想在那里吗！理想永远是超越现实的，就像平、静、公、正的镜鉴一样。镜鉴的作用，吃不得、喝不得，无非使我们看得见自己而已。我们在道德理想的面前可以反观自己和他人的言行，知道什么是真、善、美，“看见”什么是假、恶、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理想为镜，可以正言行。所以说，道德榜样和道德楷模不能和道德理想本身划等号，在公众当中自发形成以后，可以去褒扬、去纪念，但尽量不要去制造，以杜绝弄虚作假、欺世盗名，要知道，道德典型中的泡沫一旦破灭之后，受损害的是人的心灵。正所谓“不尚贤，使民不争”。

Ⅸ 道德是怎样产生的

前道德史的故事：那是一群生活在五百万年以前的人类先祖，温热的气候给他们带来充沛的食物，茂密的原始森林是它们躲避天敌的优良屏障，夺取食物和配偶的竞争虽然严酷，但还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除了哺育后代，它们无须向其他个体负责，这是一个富庶的霍布斯的丛林世界，冲突只发生在偶尔出现的利益交集。大约450万年以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的星球进入了一次新的冰河期，于是一切都变得严峻起来，夺取生存资源的斗争日趋残酷，许多个体甚至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这是一个兽性张扬的时代，丛林法则让所有个体跌入“囚徒困境”的炼狱。但这也是黎明前的黑暗与新生的洗礼，正是这种绝望孕育了行为与规则的创新。曾经“衣食无虞”的生灵们发现，单靠个体的力量已经无法战胜环境。于是，一种有利于协作的行为规则开始崛起。这是个体对自身艰难的超越，是霍布斯丛林世界的否定。我们只能这样假想这一无法确证的奇迹产生的过程。第一，竞争的个体从家庭成员的协作中受到启发，把亲缘利他扩展到血亲以外。第二，纯粹的基因突变改变了生物行为，进而导致个体间的协作。那么，进化就是自然对效率的选择，漫长的演进倾向于把任何更具效率的小概率事件变成一种历史的必然。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把这种由进化而来的新的行为规则称之为道德。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判断还是康德的道德律令，无论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还是海萨尼的履约内驱，人类所有的善行和德性都可以归入这里，归于这个引领我们越越囚徒困境的博弈共识（亦称之为最后通牒博弈，如果参加博弈的双方都有一个共识，既相信对方不会按照纳什均衡行事，也相信对方一定知道自己也不会那样行事，结果就是困境的消失，合作得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协作或者道德才导致人的产生！汪丁丁曾以美国最新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证明这个猜测可以成立：早在工具的使用（250万年前）之前，即大约450万年以前，由协作产生的社会交往就已经开始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祖先的大脑结构。我们的祖先在250万年以前学会了使用工具，而学会钻木取火则是10万年以前的事。这些知识与技能虽然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但也使那些在冰川期确立起来的行为规则受到空前的挑战，既然无法独立生存会迫使个体协作，那么个体生存能力的强化则会反过来导致协作的涣散。没有力量来阻止这种道德的反叛，这种恶的能力是除了生命对死亡的畏惧之外无所不能的。最初的宗教意识也许纯粹是一种超越死亡的幻觉，但它却极有益于抑制道德制度的崩溃。前述故事对霍布斯丛林世界的超越是一种具有效率的事件。当宗教意识有利于这种超越时，就会伴随着效率的提高被自然选择。制度化的宗教仅仅强化了人类的协作关系，而且大大降低了人们的沟通成本。宗教的这种作用不但体现在经济活动上，而且还被人类滥用于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审判布鲁诺的宗教法庭、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现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是打着宗教的幌子对异教徒实施残酷的杀戮。宗教的这一堕落使宗教背离了它的初衷。人类需要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来确保我们不会再一次陷入霍布斯的丛林世界。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晚近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法律制度。宗教审判的衰落和司法制度的兴起其实是两种制度产品的替代。一如道德意识的产生和宗教意识的产生其实是两种制度产品的互补。功利主义者们会这样认为：道德、宗教和法律都是效率的产物。上述两个故事实际表明了这样的理论框架：主宰霍布斯丛林世界的理性是个体理性，必然会导致囚徒困境式的纳什均衡，这种均衡在集体理性层面上是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我们把演进的理性看作一种协调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产物，一种在动态博弈过程中产生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对囚徒困境的超越需要人类形成某种规则性的共识，而道德与宗教都是这种共识的表现形式。相对于没有共识的霍布斯丛林世界，由道德和宗教所带来的协作就是一种效率，而进化则是自然对效率的选择.道德是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