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进步

㈠ 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哪些进步

中国抄法治建设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人人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活动，做事不超越法律底线，为了国家安全，制定了《反分裂法》，为了环境保护，制定了《环境保护法》，为了国家的利益，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制定和修改了一百多部法律，这些法律对于建设祖国，保障人民生活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向小康社会迈进。

㈡ 说明党在依法治国方面的进步

1978年，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法治建设应运而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时期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是保障人民民主的政治要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实现小康的战略构想。他在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提出了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论断。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强调指出，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应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建设必须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

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要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强调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我们党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其中就包括了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内容。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原则。

党的十七大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拓展。从保障人民民主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到国家长治久安，从建设政治文明到构建和谐社会，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

都是通过一些会强调依法治国重要性,并落实

㈢ 孙中山的法治思想进步有何意义

孙中山是中国来法治现代自化的启蒙者和奠基人。他的法治思想，不仅在内容上博大精深，而且在实践上也影响深远，对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力陈“人民主权”，力倡“法律至上，以誓死的决心维护宪法”，力崇“保障人权”，开启了中国现代法治理念的新篇章；他重视立法，试行“五权分立”，推行现代法制，试行“权能分治”，构建了中国现代法治实践的新框架；他以开放的胸襟研习法律，以民主的情怀制订法律，促进了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新提升。

㈣ 十大案件让中国法制进程有哪些进步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㈤ 关于世界历史上推动法治进步的人物有哪些

查士丁尼一世、拿破仑、孟德斯鸠等

㈥ 关于世界历史上推动法治进步的人物有哪些

中国
1商鞅
商鞅的法律思想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法治国的思想。这是商鞅最根本的法律思想，也是商鞅的其他法律思想生存的基础。作为前期法家的代表，肩负着反对“礼治”、“德治”和“人治”的使命，商鞅在论证依法治国的合理性上是不遗余力的。他的理论逻辑大概是这样的：首先，他认为，人人都有“好

利恶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这是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1]。正因为“人好爵禄而恶刑罚”，所以只能用赏罚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义道德来统治。法家的人性论是是当时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等价交换在人民权利义务方面的反映。法家正是利用这种人性论来否定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和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并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提供依据的。[2]与此同时，商鞅强调了反对复古保守的观点，主张“不法古，不循今”，“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3]，“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4]。他之所以这样强调，是为了在理论上说明，即使是伏羲、神农、皇帝，他们都是“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因此，“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智不慧也。”总之，现今的社会只能用以力量为特征的法治。[5]由此，商鞅论证了推行法治的必要性。

由于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因此，其依法治国的思想在变法中得到了实践，其内容笔者认为可用章太炎的一句话来概括“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6]。

二、严刑峻法的思想。或者说是“重刑主义”，是商鞅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思想。这一点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验证：“不告者腰斩”，“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被刑”“禁奸止过莫过于重刑”商鞅的重刑思想是出名的，那么为何其要选择与传统的明德慎罚思想迥然不同的道路呢？笔者认为，这和商鞅的统治方略有关，而非其思想的落后和残暴。商鞅为秦国臣民设计的是“自治”的道路，也就是主动择利避害的道路，而为国家设计的是用赏导，用刑督的“禁使”之法。二者的统一，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使赏足以使民择而不旁求他利，；使罚足以禁而民不得避其害，从而实现法治所要追求的目的。当然，在厚赏和重罚之间，商鞅虽也重视厚赏，如“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10]，但无疑，他更加重视的是重罚。商鞅认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姑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他把重刑的意义说得很清楚，也就是去“奸”，“以刑去刑”，可见，商鞅的重刑论就是预防论。

三、刑无等级的思想，或者说是法的平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先秦法家普遍强调法的平等性，而商鞅最为坚决。他声称，“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上。”一刑，则就是“刑无等级的思想。这一点在“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中体现得更加明确：法的实施不因出身、地位的不同而有轻重，法律根本不能屈从权贵。从而否定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商鞅缘何会坚持“刑无等级”？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很显然，这是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需要，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重新分配权利和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强烈愿望，事实上，也正是奴隶主贵族反对最多，“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其二，应该是商鞅树立法律威信的需要。变法之初，法必不能马上为民所信，商鞅对这点也非常重视，此后著名的“徙木赏金”也正是为了取信于民。而此时假如法律再不能平等待民，要推行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商鞅说的“一刑则令行”也正是这个道理。

以上是我认为商鞅最重要并且是影响最深远的三点法律思想，当然，他的法律思想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一反前朝“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思想的法必须“布之于百姓”的思想；法令必须统一、稳定、没有溯及力的思想：“法莫如一而固”，“刑罚已错又移之，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定分止争，即确定名分，防止争夺，维护等级制度也是商鞅的法律思想，“法定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

2韩非子

一）本体领域------道的无为和奉法治国的“体道”无为的关系

韩非认为，奉法而治是符合道的无为原则，是“体道”的具体表现。韩非是道本体者。认为道是宇宙本体和万物本原。对此，他说“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他还说，道是一种“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的存在，之所以成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是由于道虚静无为、能放任自然而无所不为。人们要成功，必须要效法道的虚静无为。这便是“体道”。“体道”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行动的原则。对于君主来说“体道”的最好方法是无为而治。其具体方法是：摆脱喜恶之心，做到无喜无恶、任其自然。“喜之，则多事；恶之，则多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韩非告诫君主，治理国家应该清静淡泊，不存喜恶之心。那如何做到呢？就是：奉法而治。

（二）人性领域------人的性情和“缘理”推导出法治的必要性

韩非从人性的角度论证，君主奉法而治是“缘理”的表现。按韩非的思想，世间万物都是禀道而生的，万物禀道所获得的内在规定性（德）反映在外部属性上就是“理”。“体道”的原则要求人们在对待万物时应“缘理”而为，因循万物的本性。君主统治天下必须因循人性的本来面目和事实情况。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在他看来，人性好逸恶劳、自私自利。在此基础上，如果奉行法治，就能避免犯罪，杜绝混乱。而且法治迎合了“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的人性趋利的本性。奉法而治是“体道”“缘理”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

（三）价值领域------法的功能性、效益性伸张了法治的合理性

韩非指出，法家主张法术，并非好法而法，而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实行法治，暂时痛苦而可长久的利；实行仁政，苟乐而后患无穷。君主采用法治并非出于残忍，而是出于长久的考虑。君主奉法而治是应为法治的合理性，依靠法治治理国家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四）历史领域------时代的变迁与道德的软弱共同印证了法治的优越性

在“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问题上，针对儒家所说的古代圣贤德治而国富民丰的传说，韩非反驳说，古今的社会状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古代资源多、人口少，生活不费力就有充足的资料，人们所以不争。如今人口越来越多，致使财货短缺，纷争激烈。时代发展了，社会环境和物质情况也随着发生变化，治国之策也要随之变化。如果再用老办法应付新问题，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策。应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出新方法、新对策。这就是他所说的：“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具有非凡的现实主义的韩非不恪守陈规，而是强调时代和历史的变迁，要求因时制宜，不断更换、调节新的统治政策，这就是法家所遵循的”法后王“原则。韩非的”法后王“原则是其社会变化论的必然结果，也是他治国方针的理论依据。道德手段也许适应于古代，却不适应于当今。对当今来说法治优于德治。

总之，为了证明自己的奉法而治的思想，韩非进行了多方论证，涉及到本体哲学、人性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多个方面。而在论证中，韩非更坚定了他的治国理念，他的法治信心，建立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3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这个最厉害
该书所倡导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权力分立是对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有力抨击，成为此后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纲领。特别是为孟氏所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分权与制衡理论，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经过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构建民主制度和政权体制的组织原则。孟氏所集中讨论的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类理性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所以，孟氏把法律置于决定地位，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专制则是对人性的蔑视和对自由的践踏。他进而深入探讨了自由赖以存在的体制条件，并借此找到恢复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主张宪法统率下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法律、自由与宪法结合起来，奠定了宪政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也是孟氏对政治理论最杰出的贡献。

我就想起来这三个人，其他的你再找找。

㈦ 请你谈一谈我们党在依法治国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一、具体而言：
（1）依法治国的目标更加明确，
（2）依法治国的措施更具专体和具属有可行性，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
（3）提出了要依法行政，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
（4）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遵守法律，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二、总体而言：
（1）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现代化。表现在党的领导方式走向法治化、科学化，推动了领导方式整体的现代化，以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2）党的领导制度更加制度化。主要体现在党政关系、党的干部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党与各社会团体的关系以及党自身领导体制与党委集体领导体制上。
（3）党的路线方针更加法律化。表现更加重视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
（4）党的领导干部更加廉洁化。表现在有关法律和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表现在监督机制和监督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5）党的领导作风更加民主化。党的领导作风民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官僚主义。表现在为使人民群众能更加有效地监督党的领导，提供了更多有效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㈧ 说说社会生活中反映在依法治国方面的进步

实行“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方略，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体说来，实行“依法治国”的必要性为以下六点：

一，为了坚持党的领导，把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面的领导核心作用，就必须实行“依法治国”。在中国，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如果不能坚持贯彻实施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那么我们国家势必出现混乱的政治局面和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势必极大的影响国家的建设和社会发展，极大的损害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显然，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党在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从而维护国家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必须实行“依法治国”。如果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民个人都无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各行其是，那么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事业的有序发展，势必损害和影响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为了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处理国家、社会、集体、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正确处理各民族和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和利益，从而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增强人民之间的团结，改善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顺利进行，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四，为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切实做到不狂不纵，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各项合法权益，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五，为了处理好我国与各国及国际社会的对外关系和交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从外部创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和平环境，同时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促进和保障国内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六，为了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使各级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避免和制止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实行“依法治国”。同时建立和健全对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防止滥用职权，不断消除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㈨ 依法治国如何体现社会主义文明的进步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文化，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依法治专国不是从来就有的属，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当发达的社会文化共存亡同兴衰的社会现象。真实意义与成熟形态的依法治国，即法治国家，是以市场经济的相当发展为经济基础、以民主政治的相当完善为政治基础、以发达的权利义务观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为思想文化基础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虽然依法治国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古已有之，作为一种治国手段也曾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个别地方个别时期部分地实行过，但由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完全具备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因此，当时的思想家们不能对其作出全面的、深层次的科学分析，当时实行的所谓依法治国也往往不过是专制与人治的陪衬而已。滥用权力、野蛮擅断、枉法裁判，在生产力和文化不发达的奴隶制与封建制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那种不发达社会的内在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