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现状

Ⅰ 一个制度的立法现状一般都包括哪些方面

一个制度的立法现状一般都包括：
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废止。
供参考。

Ⅱ 我国民事立法的现状

好大的抄问题哦。
民事实体法简单实用，一部《民法通则》寥寥数字，支撑已多年，各位大腕争论不休，民法典屡屡难产；民事特别法杂乱无章，《民法通则》老大地位不保，屡受挑战；
民事程序法倒也实用，未来继续修改的空间不大。
尽管问题多多，但与刑事法规相比，还要安稳的多哦。

Ⅲ 我国民法立法现状如何你有啥看法

逐步完善，已基本形成以民法通则为总则，以物权法，侵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等为补充的民法法律体系

Ⅳ 集资诈骗罪的立法现状是怎样的

您好：
一、集资诈骗罪在刑法中的相关条款
(一)第一百九十二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第一百九十九条 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第二百条 单位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巨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四)第二百八十七条 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二、与集资诈骗罪相关的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五)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性质认定问题》的通知
(六)最高检、公安部2010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
(八)最高法《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的通知
(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以上就是集资诈骗罪的立法现状，集资诈骗罪在刑法中涉及4个条款，分别规定了个人在一般情况和情节特别严重情况下犯本罪的处罚，单位犯本罪的处罚，以及涉及利用计算机集资诈骗的处罚;同时，与集资诈骗罪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达到了9条。

Ⅳ 什么叫立法现状

皇上太少，都想立法，连一个有奖销售的小超市，都标榜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

Ⅵ 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现状

反垄断法》背后的部门“卡位”
众多行政部门对立法主导权“青睐”，根本动因是为了获取法案执行权，进而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

2005年初，一则有关三部委角力《反垄断法》立法权，从而导致该法十年难产的报道，再度引发了外界对《反垄断法》的关注。商务部相关负责人随后进行了澄清，表示该法案经过商务部努力，已经上报国务院进行审议。

商务部的反应相当迅速，但在澄清说明中却对另外两个涉及角力的部委——国家工商总局、发改委——是否参与了立法只字未提。这似乎更印证了人们的种种猜测。

谁是主导者

据本刊记者了解，早在1987年8月，国务院法制局就成立了《反垄断法》起草小组，1988年就提出了《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暂行条例草案》。

1993年9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反垄断法》却未能出台。1994年《反垄断法》被列入八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当时人大委托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工商总局两部门起草该法案。此后，两部委成立了工作小组，开始了法案的起草工作，一些法学专家也受到邀请加入其中。但是，这部法案却迟迟没能顺利出世，以致该法案又相继被九届人大和十届人大列入立法规划。

2003年，国家经贸委在机构改革中被裁撤，经贸委有关反垄断的立法工作转交给了商务部。《反垄断法》的起草也相应变成了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的合作。

尽管存在延续十年之久的合作关系，但两部委在如此长的时间没能完成反垄断法的起草工作，让民间产生了有关两部委间相互角力的猜测。

而这种猜测在2004年似乎明朗化了。当年3月，商务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单独提交了给国务院法制办，而作为一直参与反垄断法起草工作的国家工商总局却并没有出现在提交者名单之内——按照常规，如果属于两部门共同起草，则应当由双方一起提交到国务院。

当年6月，商务部联合国务院法制办、监察部、财政部、交通部、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等七部门发出《关于清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规定的通知》，要求各地对属于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对本地产品和服务予以特殊保护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其它相关文件进行清理。当年11月8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又组成了联合工作组开始到各地进行监督检查。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发出《通知》还是联合检查，这样一个涉及市场监管和反垄断的活动，却偏偏漏下了部门职责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并一直进行反垄断工作的国家工商总局。

及至2004年年末，发改委研究机构发布题为《当前经济形势及2005年的政策取向》的报告，呼吁“尽快制定和出台《反垄断法》，从依法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价格监管等方面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管理”。此举令围绕《反垄断法》立法权的角力更形复杂化。

主导权的含金量

民间评论普遍认为，众多行政部门对立法主导权“青睐”，根本动因是为了获取法案执行权，进而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而这一点在围绕《反垄断法》的角力中颇为明显。

本刊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在向国务院提交的《反垄断法》草案中，商务部将反垄断的执行权划归自身所有。但此举却并没有得到国务院的首肯，同时也遭到其它部门的反对。而在2004年9月，商务部即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商务部对其职能的定位是“承担有关反垄断的国际交流、反垄断立法及调查等相关工作”。尽管目前该机构还是虚置的状态，但它的设立无疑是在为《反垄断法》的执行而做的“热身准备”。

发改委则在2003年通过了自己制定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规定中明确赋予发改委对价格垄断行为的认定、处罚、解释等权力。

在此一轮对执行权的“卡位战”中，国家工商总局的表现相对较为低调，除了在2004年6月推出一份《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的报告外，别无其它行动。

评论人士指出，这与工商部门拥有行政执法权的“天然”优势地位不无关系。实际上，早在10年前，国家工商总局就在其公平贸易局下设了反垄断处。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反垄断处的第一条职责即是“参加《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研究拟定有关反垄断的规章制度及具体措施、办法。”

同时该处还负责“市场垄断状况的调研和动态分析，搜集、处理、分析反垄断的数据资料”以及“协助办理反垄断案件的行政复议”等工作。

据本刊了解，工商总局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要进行查处垄断行为的专项执法行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执法经验。从1995年到2004年，工商部门共查处行业垄断6000多件，行政垄断500多件。不但查处数量多，涉及的垄断性行为的种类也非常丰富，涉及供水、供电、供暖、供气、铁路、电信、邮政、保险、商业银行、烟草、石油、盐业垄断行业。同时还对经营者之间通过协议联合划分市场、统一价格等卡特尔行为进行了查处。

超越部门分割之途

长期研究反垄断法、并参与草案制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所经济法室主任王晓晔认为，为了避免部门分割减弱执法效力，应当设立一个独立、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

王晓晔向本刊解释说，《反垄断法》与其他法律制度不同，它的任务不仅是要同大企业集团或者垄断企业限制竞争的行为作斗争，而且还要同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斗争，这就要求执法机关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足够大的权威性。

特别是行政性限制竞争的案件，往往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调查难度大，如果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没有相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它的审案工作就会受到其他行政部门的干扰和影响，不利于依法做出裁决。

一位长期从事工商执法工作的人士也向本刊表示，工商部门在查处垄断行为时，的确会遇到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责任不明确、调查取证困难、处罚力度轻、行政干预多、执法权被肢解等诸多难点。“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要还是要依靠法制的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认为，阻碍《反垄断法》出台的难点不仅在于统一的反垄断机构如何设置，同时也在于国有垄断企业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企业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同时各行政部门为了本部门的利益，也会“主动”维护本部门下属企业的利益。这也使得反垄断法出台的过程变得极为艰难。

2005年2月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2005年立法计划中，《反垄断法》又一次被列入立法计划。

参考文献：中国新闻周刊

Ⅶ 夏朝的立法状况

下车的女发状况想说这个立法状况也是特别不错，特别可以，这个你放的之类的语言也是特别可以的，我三天故事主要发生地。

Ⅷ 授权立法的现状

授权立法制度
中国最早的授权立法出现于1955年，当时的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1959年又通过了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法律的决议。1982年宪法的颁布实施，从最高的法律效力上规定了授权立法，根据《宪法》第89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2000年3月九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进一步使授权立法趋于制度化。
授权立法不同于职权立法，行政机关有固定的立法权。行政机关的职权立法是指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而进行的立法，其立法权产生于宪法和法律的直接规定[4]。例如《宪法》第90条规定：“国务院的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立法法》第56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又如该法第73条的规定。
中国学术界认为授权立法可分为两种：一般授权立法和特别授权立法。前者是指立法权来源于授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法规中的法条授权的授权立法。后者是指立法权来源于授权机关专门制定的法律性或法规性的决议或决定的授权立法。例如根据《著作权法》第54条的规定：本法的实施条例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这就属于一种一般授权立法的情况。又如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市经济特区实施；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珠海经济特区实施。这就是特别授权。
事实证明，授权立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及在立法实践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授权立法的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见研究授权立法对我国授权立法水平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Ⅸ 民商合一的立法现状及问题

在我国，至今没有颁布民法典，更谈不上商法典。但我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坚定不移地走民法法典化之路，本着制定一部完整、完善的民法典的目标，并且该目标已经被坚持了几十年，目前为止民法典仍在积极的起草过程中。在80年代的时候，国家经济性质还不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实行民法法典化的确是困难重重，因此将制作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的计划作了改变，改为分别制定民法典中的各个部分，那时将这种做法称为“批发零售”，因此1986年只是制定了民法通则。到目前为止我国不仅颁布有民法通则，还颁布有继承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维护交易安全特点的单行法。这是我国民法和商法获得发展的重要事实。我国的民法和商法虽然均是以单行的形式出现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则和基本制度早已融通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制定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法典，已经成为我国民法理论和实务界的共同呼声。
对于我国要不要单独制定商法，现有几种意见：有人主张制定一个独立专门的商法典；有人则主张制定一个类似《民法通则》的《商法通则》，在深圳市便制定了一个《深圳市商事条例》。大多数学者则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必单独制定商法典，他们认为，尽管商事活动有其特殊性，但仍无法回避对民法一般规则的适用，而且另外制定商法典或商法总则，即便不出现与民法典内容重复的现象，也无法避免两者间的矛盾冲突。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建立私法制度时起，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是不清楚的(这个时期长期存在的是民法和经济法之争，商法被人们所忽视)。有学者对我国商法制度的状况进行过这样的描述“中国从有大清商律开始，商法的历史至今将近一个世纪。但人们对商法的研究却没有这么长时间。以商法制度支撑的商法研究，由于商法历史在中国的中断，也不得不留下历史的空白。”我国自1980年就开始了所谓的事实交易规则的创制，不过这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商法在我国的存在。我国1980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规定有买卖、仓储、保险等多种交易制度，若视其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点也不过分；民法固有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几乎包括了我国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内容。
在我国，商事领域有三个基本问题仍然是我国立法中相当薄弱的环节：
商事企业制度
我国在商事企业应如何分类，商事企业种类要不要采取法定主义，以及如何确定有限合伙、无限公司、法人独资公司、连锁店等企业新形态的法律地位等问题上存在较多争议。
商事代理制度
经理的权限问题非常重要，对各类企业组织形式中作为全权代理人的经理的权限的确定；对经理的越权行为的效力的认定，以及能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等问题的规定还有待完善。
商事人格权问题
在我国，商业信用的价值认定及其保护机制、商业秘密的界定与保护商业注册问题等问题，在立法上均缺乏行之有效的规范。

Ⅹ 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现状

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未规定自然人破产制度。
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亦未规定自然人破产还债程序。1994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着手组织新破产法的起草工作，起草组拟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草案）》初稿，后经多次讨论、修改，1995年9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将该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该草案未付诸审议。
虽然该草案未付诸审议，但是该草案将破产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法人和非法人企业，以及对非法人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自然人。
立法机关在2004年6月提交首次审议的破产法草案中破产法的适用主体范围包括“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出资人”。但在同年10月的二次审议稿中，该法的适用范围有重大调整，仅被限定为“企业法人”。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是我国现行破产法，该法将适用范围限定为企业法人，包括国有企业法人和承担有限责任的其他企业法人。该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的，参照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这意味着，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破产对本法规定的适用，由有关法律规定，
但仍未设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我国迄今为止仅将企业法人纳入适用破产法的主体。因此，在司法实务中，遇到自然人债务人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均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是通过执行程序）解决该类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