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功能

A. 法律的功能是什么

法律，是国家的产物，是指统治阶级（泛指政治、经济、思想形态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为了实现统治并管理国家的目的，经过一定立法程序，所颁布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国家的统治工具。

法律是一系列的规则，通常需要经由一套制度来落实。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体系会以不同的方式来阐述人们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其中一种区分的方式便是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有些国家则会以他们的宗教法条为其法律的基础。

拓展资料

法律是维护国家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也是捍卫人民群众权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

法学家们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法律，包括从法制史和哲学，或从如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面来探讨。法律的研究来自于对何为平等、公正和正义等问题的讯问，这并不都总是简单的。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于1894年说：“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时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在街上乞讨和偷一块面包。”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中，创造和解释法律的核心机构为政府的三大部门：公正不倚的司法、民主的 立法和负责的 行政。而 官僚、 军事和 警力则是执行法律，并且让法律为人民服务时相当重要的部分。

除此之外，若要支持整个法律系统的运作，同时带动法律的进步，则独立自主的法律专业人员和充满生气的公民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B. 如何理解程序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限制程序义务人的主观随意性。由于程序的设置，当事人（程序义务人）没有选择行为手段的自由。当程序所预先确定的要件成就时，程序义务人必须按照程序的规定作出既定的行为，而无法利用手段选择的自由随意加速或者阻挠程序目标的实现。由于程序具有限制义务人主观随意性的特性，因而常被用于规范程序义务人的行为，防止程序义务人滥用或越出他所拥有的权力或权利。

第二，保证效率最高的手段。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所选择的手段在效率上有高下优劣之分，这取决于当事人的知识、能力、经验等。如经过总结、比较和筛选，事先运用程序将最具效率的手段固定下来普遍推行，则即便当事人的知识、能力和经验有欠缺，也能保证选择效率最佳的方案，多快好省地达到程序目标。

第三，维护和促进手段的正当性。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遗害无穷，为此，程序的预定者需要综合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将体现了必要正当性的手段（在效率上可能并非最优）上升为程序，使之成为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手段，从而排斥其他正当性不充分或者不正当手段的适用，以期通过程序的正当性来保证结果的正当性。如禁止使用非法取得的证据即为通过程序规则维护调查手段的正当性而不惜牺牲调查效率的一个例子。

第四，运用程序阻碍实体目标的实现。程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用来促进程序目标的实现，又可起到阻碍与特定程序相联系的实体目标实现的作用。程序的设计者如将成本高、难度大、耗时长的手段上升为规范化的程序即可为实体目标的实现设置一道“程序壁垒”，阻碍程序目标的实现。

C. 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说说法治有怎样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目标以来，党中央就法治建设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标志着我们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我们要深刻领会建设法治中国的新要求，切实增强法治建设的责任感，积极探索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水平，为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探索、积累经验。
一、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意义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法治以维护公民权利为宗旨，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为要义。法治不仅要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且要维护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现实中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只有有法必依，坚持公正司法、规范行政行为，让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法律确定其地位，保障其权利；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需要法律来规范，各种矛盾需要法律来解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没有法律和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确立了法治国家的目标，有利于全社会名正言顺地开展法制和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尤为紧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实践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权力产生的“暴利”、利用垄断地位产生的“暴富”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规则的缺失或者是对现有规则的漠视。社会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公平正义只有通过法治的途径才能实现。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人权得到尊重，人民享受着良好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饮食的“中国梦”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

D. 如何评价行政权力公开运行的积极法治功能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的“互动功能”，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治理科学化水平。当前，全市上下正在推进以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也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政府所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要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最大限度的倾听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心、汇聚民力。特别是在重要政策制定、重大民生项目安排上，通过信息公开机制的沟通，会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精准、贴近实际，也会为将来政府施政赢得更多理解和支持。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的“透视功能”，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治理民主化水平。要依法保障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权利，首先就得依照宪法，充分保障公民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没有知情权，也就谈不上其他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因此，主动打开政府信息公开这扇“窗户”，可以让公民更加透明地看到政府内部的运行状态、更加清晰地了解政府决策的目的意图，他们参与政府治理的积极性才会高涨，表达个人意愿的声音才会响亮。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的“消毒功能”，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治理廉洁化水平。政府信息是一种隐形的垄断性资源，背后关系着、牵扯着多方利益。如果行政权力的行使不透明、不公开，就容易滋生暗箱操作、权钱交易、萝卜招聘等问题。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打破政府信息的垄断性、消除权力运行的隐蔽性，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促使政府公职人员廉洁自律，建立起拒腐防变、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

E. 我国法律主要功能是什么

指引作用：体现在用法律指引自己应该如何行为；评价作用：体现在通过法专律判断他人的行为是否属合法。

预测作用：体现在掌握法律以后,就可以预测到某种行为会否受到法律制裁，受怎么样的法律制裁；教育作用：是指法律教育所有公民如何守法；强制作用则体现在，对个别违法犯罪的人，法律会强制性地制裁犯罪者。

(5)法治的功能扩展阅读：

法的特征：法律是一种概括、普遍、严谨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范。

法的本质：法是被提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

法的社会性：法的基本属性——阶级性；法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法在实现统治阶级职能的同时，还"执行由一切社会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进步，法所具有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社会职能，在有关经济、科技、环境等法律部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正日益取得发展。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法律

F. 法治和德治的地位，作用，实现途径有哪些不同

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离不开德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1．法治的道德基础
首先，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法治的首要问题是：究竟依什么“法”治国？笔者认为，“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如果没有其它条件的补充与约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并不见得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目标。设想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并在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抗拒和阻碍。这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战国和秦朝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家所崇尚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子。强求实现这样的“法治”，显然不能达到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 然而，“法治”并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且在狭义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统治。 至少，强调依“法”治国本身并不能提供鉴别“良法”与“恶法”的标准。后者是一项道德选择，超越了纯粹“法”的范围。对此，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很能说明问题：德国的基本国体有4个特征：民主、社会、法治、联邦，而“法治”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 这本身就说明了法治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念。如果没有道德目标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实现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法律具有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我们所关心的法律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事实，而且还必然带有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我们不仅关心法律在过去、现状与未来“是什么”，而且更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根据所谓的“休谟定律”， 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在逻辑上不可相互约化的两种特性。为什么违约者必须赔偿对方的预期利益之损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应被假定无罪（事实上我们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认为）？或被告行政机关应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无论如何详尽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质的答案：如“只有这样才能使契约双方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或“这样做虽然可能会错误地放过一些坏人，但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尽管这样会给行政机关带来一些成本，但它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项陈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应该”）追求的“好事”（如“这个社会应该达到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者因为它们本身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值得追求的事情为它们提供了理由。这种规范性的推理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规范为其它较为次要的规范提供了理由。 在这个秩序等级的顶端是一个或一些最高规范——如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其它所有规范。在这个理性的等级秩序中，究竟选择什么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确定的。它属于在法治的实现之前就必须作出的基本道德选择。
2．法治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能获得充分实施，而法治的实现也同样依赖德治。事实上，这一命题是可以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严格论证的。对法律的服从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自愿的或强制的，并可以利用两种资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对法律的自愿服从要求遵守法律的行为符合每个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简要论证，法治的实现不可能纯粹通过强制惩罚以及对它的畏惧，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又不可能纯粹通过个人在狭隘意义上的理性选择自动实现，因而必须借助于社会的道德资源。
法治当然意味着遵循规则，因而有必要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规则的性质与意义。几乎没有例外，规则所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认为必要的合作行为（例如不盗窃邻居的财物），而对于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而言，参与合作都意味着遵守规则的个人必须舍弃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则，这种规则几乎注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气），那还有什么必要硬行规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义的规则必定意味着，服从规则本身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具有代价；个人必须作出某些牺牲（例如不随地吐痰就“牺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换取他人对规则的遵守。但没有强制措施或其它影响个人利益的实施方式，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问题：既然他人都遵循规则，那么自己不遵循规则并不会导致合作状态的破坏（例如只有一人随地吐痰并不足以污染环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规则，那么自己遵循规则并不能防止合作状态的破坏（只有一人不随地吐痰并不足以保护环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会加入合作，因为遵循规则将使他付出一笔不必要的代价。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人类不可能纯粹基于理性利益的计算而自动实现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规则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如道德约束或暴力惩罚——才能获得实施。
如果规则不可能纯粹通过理性计算而自动实施，那么它是否可能通过国家运用暴力惩罚而强制实施？这时，国家通过有选择地对不合作行为加以制裁，从而改变博弈的收益结构，使这类被定义为“违法”的行为与合作（守法）行为相比无利可图。但可以论证，法律的实施仅依靠对惩罚的恐惧是不够的，它还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重与自愿服从。如果没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调控，如果人们遵循法律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学派所设想的极端专制集权国家，其中国家维持着一支庞大且权力无限的警察队伍，而公民则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包括基本的隐私权。且即使在这种国家里，依法监督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面临着执法者与监督者本人违法的危险，而不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愿或理性利益维持法治，他们都没有能力禁止其庞大的官僚下属机构违法乱纪。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这一经典论断，无疑是历代儒家攻击法家的法治万能主义倾向的有力论据。
我们只剩下一种选择：法治国家的实现需要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自愿服从， 而后者又离不开一种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预先设定了道德约束力的有效运作，因为不符合道德规则——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有效实施的（俗曰“法不责众”）；没有德治，法治也就成为不可实现的幻想。
事实上，这一点也充分被法治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治国家，而美国法治的中心枢纽在于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么机制保障法官们自己依法判案？有什么制度能有效保证监督者自己受到监督？这是一个美国朝野不断争论的问题。结论——如果存在的话——似乎是无论监督机制如何完善，最终都离不开法官本身的职业素质与社会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崇尚法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对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质却有相当高的要求。前总统克林顿因在职期间行为不检点而险些遭到弹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众国诉微软案”， 一审法官因在审理期间接受媒体暗访而违反了《联邦法官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在上诉时被部分取消资格。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难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离不开法治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自古以来，德治一直是中国的治国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认为超过了法治。 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法治不完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开的。以上的讨论说明，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实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诉求。与此同时，片面地强调德治会造成中国传统中的泛道德主义，且如果道德目标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实现，那么所谓“德治”也就成了空谈甚至虚伪。因此，德治也面临着几个和法治类似的根本问题。可以论证，德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法治。
1．德治的内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着以什么样的“德”治国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平等的民主社会。只有当德治带上法治意义上的平等，它才能为现代民主社会所接受。但传统的“德治”（尤其是“礼”所体现的道德规则）是以家长制的封建社会为背景，因而具有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儒家的经典名著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孔子与孟子的伦理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君臣、父子、男女、“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等社会或道德分别， 不同社会与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认为应适用不同的教育、习俗甚至法律。这种不平等倾向在历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内的其它学派的抨击，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强调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传统“德治”所不具备而现代社会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则。
其次，片面依赖德治将损害法治，并最后损害德治本身。这是传统德治中的一项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对人类行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们假设，用胸怀大义的“君子”去统治社会，自然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赋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们以统治自己的权利，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儒家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即人类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实是，每个人都关心（其实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并有可能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滥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正如美国宪政思想家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为没有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也不可能借助从不会犯错误的“神”来统治人，所以人类才需要政府并同时对政府进行制约。剥夺平民百姓保护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是使得官员的权力失去外部制衡，从而变相鼓励他们滥用权力，并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愿。当然，道德自律对于约束权力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律并不能有效控制权力的滥用。纯粹依靠德治必将使德治成为一句空话，并最终重蹈人治的覆辙。
2．德治的实现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为社会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获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 传统的“德治”强调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灵，通过说服教育促使人自觉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但现实生活的经验表明，治理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时候，社会必须对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过分依赖道德说教，又势必导致中国文化传统所熟悉的泛道德主义，从而抑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泛道德主义尤其不可行，因为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主张对个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约束来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欲望；即便可行，这类禁欲主义规则的实施也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每一项道德规则的实施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产生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因此，如果给社会施加了过分沉重的负担，那么道德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难获得实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可以较为严格地论证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空谈。就和法律一样，一项道德规则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实施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服从；就和不能实施的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一样，不能实施的道德规则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历史证明，社会道德规则经常是由政府维持甚至制订的，而只有政府官员自己遵守道德规则，规则才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遵守道德，但关键在于政府官员首先要遵从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上行下效”，社会就很快会陷入人人不讲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谟语），要纯粹依靠自律来实现德治是不现实的。在基本的道德规则受到侵犯时，只是靠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官员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其它形式的社会资源（例如“权钱交易”），并压制他人的揭露与批评。因此，要维护德治，就必然要求社会具有某种外在机制去控制政府行为，而最有效的机制就是让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员的无理侵犯。
固然，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制衡也是重要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御史”，还是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都反映了这个道理。然而，没有全社会参与的制衡，德治最终被证明是脆弱的；中国古今的种种冤假错案，正是说明了政治权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会监督。在现代社会，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代议制民主政治与普通公民可以参与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过选举保证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选进入政府，并迫使官员适当行使公共权力，否则将在以后的选举中使其面临落选的风险；司法控制则保证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的文字与精神行动，从而防止他们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由此可见，德治的实现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与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维持社会道德的同时又不带来人治与专制的任意性。
总之，要克服传统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须消除二分法的行为假定，同时代之以平等适用于社会中所有人的道德规范。毕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会中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也都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义务。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戏规则”，使政府行为受到公民通过法律与政治程序的控制，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德治”；否则，“德治”只能是依赖统治者良好意愿的人治。

G. 论述依法治国中《宪法》的作用。

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

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方法，即依法治国（法治）；另一种是专横非法、为所欲为的方法，即以人治国（人治）。要法治还是人治，这是任何政治体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历史证明，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民主化、民主法律化的体现。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法治国家最初是相对于“警察国家”而言，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政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和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国家类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是指依靠正义之法、崇尚民主精神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和谐配置的国家类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治与人治的比较

法治与人治的差异是巨大的：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规范指引功能，以人治国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依法治国强调法的一般性规则对每一个人的平等适用，以人治国主张国家政策因人而异；依法治国推崇法律的权威，以人治国推崇个人权威。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居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1. 多数人的意见不会是最好的，但绝不是最坏的；圣人的意见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因为在作出决策时，群众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较好的裁断”。
2. 人治中的感情因素无法去除，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治理和公平的实现；法治考虑的是法的规定而非个人的情感，能作出公正的裁决。“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
3. 依法治国，必然对公权力有完善的监督体系，能有效防止个人专断和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4.依法治国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经济，要求主体平等、产权明晰、交换自由、私权神圣，只有依法治国才能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5.依法治国是社会民主、自由的保障。以人治国，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民主失去保障。我国要建设民主政治，就必然实行依法治国。
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律却是万万不能的，只有制度的完善才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稳步向前发展，“法者，国之权衡”。

二、中国实施依法治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依法治国虽然有其特定的含义和要求，但不同的国家受不同的国情与历史传统的制约，其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不可能完全一样。针对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行政权历来为中国政治的中心等特点，笔者认为，中国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的进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依法治国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核心。《宪法》序言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因此，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也就成为空谈。
2. 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
《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保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保障。只有法制统一，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实现人人平等，才能使行政权严格限定在法律控制和授权的范围内，才能使人权被推崇、被保护。

三、我国依法治国的进步表现

自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目标后，我国在建设法治国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进步。
1. 依法治国入宪
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而且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国家也不多。这充分说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决心与信心，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
2 .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刑法典三大基本原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规则，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严禁刑讯逼供，拆迁中保障民众利益，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公开举行听证等，无不体现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刑法典，取消了79刑法典的类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使我国刑事法律在注重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受害人权益的同时，也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立法思想。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从而确立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规则，反映了我国司法机关司法理念的进步，体现了1993年3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保护人权的司法思想。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终确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无罪推定’被视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权的逻辑起点。”
“疑罪从无”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检察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够充分确凿、不足以形成对指控犯罪的确证，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与否，从而推定被告人无罪，对被告人作出无罪的宣告和裁判。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疑罪从无’的核心实则是‘疑证从无’，有了‘疑证’才会有‘疑罪’。因此，对于刑事证据来说，‘疑证’就一定要‘从无’，这样才能避免错案，真正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疑罪从无”是从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来的一项规则，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
在2005年8月12日成都公开处理大会上，30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黑头套，让人看不到他们的面孔。据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长李运宪解释：所用头套是站前公安分局在今年专门订制的棉质头套，在透气性和舒适性方面都非常讲究。为犯罪嫌疑人戴上头套，是一种人性化执法的表现，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措施。
拆迁关系着千家万户，在拆迁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时有发生，为此，中国建设部2003年12月3日发布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规定：“拆迁估价应当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拆迁估价活动和估价结果。”2005年8月1日，为了动用司法程序防止野蛮拆迁损害民众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规定被拆迁者不服拆迁裁决可提起行政诉讼。
听证一词始于普通法系，原为西方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公正。199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价格审议制度，开创我国听证制度的先河，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过，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行政处罚法》第五章第三节专门规定了听证程序）。从此，“听证”一词在我国由一个学术名词成为了法治实践。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价格法，把听证程序引入我国行政决策领域。发展到今天，对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相关行政机关都会举行听证会，以广大民众的意见为准。例如，北京市禁放烟花爆竹多年，但一些群众主张有条件地开禁，为此，北京市于2005年8月14日举行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并将听证报告向社会公布。
3. 政治民主化
我国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政治民主化有了非常喜人的发展，如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官员问责制度的确立、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讨论等。
舆论监督作用发挥的程度，可以从一个侧面衡量依法治国的进程。当前，我国的舆论监督在民主化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曝光，一些高官腐败案件的浮出水面，都有赖于新闻媒体和一大批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记者。
官员问责制度是一个国家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而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从2004年4月起，“引咎辞职”、“官员问责”已成为中国社会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仅2004年一年，从中央到地方近百位官员丢官于“官员问责”，其中既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门负责人，如吉林市长刚占标、北京密云县长张文、浙江海宁市长张仁贵、江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详，又有大型国企负责人，如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川化集团总裁谢木喜、成都公交集团董事长李祥生。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官员问责制度，从逻辑关系上说，包含了三个概念：权利；责任；问责。而权利，是指“老百姓拥有的问责政府的权利”。官员问责制度表明一个官员不仅仅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公众负责。公众越能更多地影响官员的去留，民主之风越盛，依法治国越有成效。
与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讨论，刚解放时就已出现，如1954年的宪法全民大讨论。进入21世纪，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全国人大继承1954年的宪法全民大讨论的光荣传统，对一些重大的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法律，将草稿公之于众，广泛听取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意见，如2001年的婚姻法大讨论，今年的物权法大讨论。全民参与法律的制定，人人有权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提出意见，充分反映了我国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取得的成就。
综上所述，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是民主自由社会的必然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全国人民的共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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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司法行政如何在法治中发挥作用

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法治的进程必然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进而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的步伐。加强法治建设已成为广大政法部门的一项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担负着法治建设的重要职能，在面临着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样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如何履行自身的职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为法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是当前我们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司法行政要严格履行普法教育的职能

推进法治建设，就是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行政执法人员以及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依法行政中，要知法懂法，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各项事务，始终做法律实践者的表率。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素质的提高给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因此，司法行政在履行普法教育的职能中，要始终把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作为普法教育的重点对象，积极研究和探索出一条普法教育的新路子。在普法教育的实施上，力求做到规范化、制度化，把普法教育真正纳入经常化轨道，做到年初有计划，月月有安排，年终有考核。要坚持把自学与培训相结合，把举办专家法制讲座与组织集体讨论相结合，把学法与考试相结合，时刻用法治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来衡量普法教育的效果，使普法教育在法治建设中由过去的软指标变为硬指标，更能适应法治建设的新要求。同时，还要抓好全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治化建设水平，需要全体公民的参与和支持，只有全体公民都学法、懂法、守法了，法治建设的进程就会加快。司法行政机关要通过新闻媒体宣传、送法进万家活动、举办法制讲座和报告会以案释法讲解等方式，深化广大公民的普法教育，在法治建设中，确保广大公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使广大公民都能积极投入到法治建设之中。

二、司法行政要严格履行法律服务的职能

在法治化建设中，如何为各级政府的依法决策及依法行政当好顾问和参谋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司法行政系统内部有一批长期从事法律服务的律师队伍、公证员队伍和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这三支队伍共同构成了法律服务的精英骨干。只有发挥好他们的智囊团、顾问团、参谋团作用，才能充分彰显法律服务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功能。首先，要为政府的依法决策当好顾问和参谋。司法行政部门必须从律师、公证员和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中选出强兵强将，组成一支精英骨干队伍，为政府决策层提供最佳的顾问和参谋。同时，司法行政机关还需要对法律服务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提高他们参与决策的本领，使法律服务精英骨干队伍为政府的决策播种一片绿荫。其次，搞好依法论证和调查考证工作。法律顾问队伍要始终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从决策草案的制定、修改、听证到组织实施以及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进行决策调整等诸方面给予法律指导和规范，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再次，组织精英骨干队伍参与政府机关的仲裁和行政复议工作。政府机关的仲裁和行政复议工作是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行政要组织法律顾问团参与政府机关的仲裁和行政复议工作，依法规范和依法监督政府机关的仲裁行为和行政复议工作，在法治建设中真正把政府机关建成法治机关、服务型机关、廉洁高效的便民型机关，为法制化建设树立标杆。

三、司法行政要严格履行人民调解的职能

由于司法行政长期担负着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能，积累了化解社会矛盾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在法治建设中，司法行政部门要搞好在矛盾化解工作中的指导、示范作用。一是要搞好依法调解中的业务指导。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各种矛盾不断上升。在法治建设中，司法行政机关要灵活形式，采取组织现场观摩、查阅调解协议书等方法，认真组织调解人员学习《人民调解工作条例》，使广大调解员熟练掌握调解技能，提高调解素质。二是做好社会矛盾的调处工作。司法行政机关在政府机关矛盾的调解中，要积极参与和主动配合，组织骨干小组介入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在调解中，要向群众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作用和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要规范调解的程序和调解协议书的制作，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要督促履行义务，确保矛盾化解工作真正做到社会满意、群众满意。三是要着力构建新的社会大调解机制。当前，社会大调解机制正在各地逐步建立和完善，建立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是法治建设的需要，是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司法行政机关要不断总结经验，挖掘典型，探索社会大调解的新路子，为法治建设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化解作出应有贡献。

四、司法行政要严格履行依法治理的职能

司法行政部门长期担任着普法依法治理的职责，履行着一个地区的法治建设职能。一是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司法行政机关要把法治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列入普法依法治理的规划来落实，定期组织检查考评、组织召开研讨会、经验交流会等。同时，注意总结经验，挖掘与宣传先进典型。以普法依法治理的开展，提高社会化法治水平，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二是要发挥检查监督的作用。司法行政要充分发挥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协调作用，积极参与法治建设的检查监督，要加强与人大部门、宣传部门、组织部门协调沟通，联合力量对政府机关的依法管理、依法办案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特别是要对办案人员的办案情况进行调查和考察，对案件当事人进行走访和了解，掌握和了解办案人员是否公正办案、依法办案，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以检查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公正执法，依法办案。三是要发挥考核考评的作用。司法行政机关要将各部门依法行政的情况纳入年度考核考评的范畴，并根据法治建设的内容，进行细化量化考核，以考核考评推进各部门的依法行政，确保法治建设取得实效，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I. 如何进一步发挥法治服务的功能和作用

■ 无论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无论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还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都需要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生命线。要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须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付出更大努力，让人民群众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 法治文化是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的重要支撑。要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和诚信体系建设，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 法治体系是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加强这五大体系建设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制度支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这“四个更好”，深刻揭示了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深刻阐明了法治对于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意义（+微信关注求是网）。

一、全面准确理解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引领和规范是法治发挥作用、显示价值的两种重要形式。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指引国家发展方向。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规定了国家的国体、政体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基本制度及活动准则，规定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宪法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在法制上的体现。因此，法治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保持国家制度稳定，引领和确保国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是确立行为规则。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国家的最大规矩，规定了每个公民、法人、政党、社团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赋予国家管理的权力并明确其边界。法治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明确告知人们，国家希望社会成员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行为是允许并受到保护的，哪些行为是禁止并将受到惩罚的，并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这些行为规则。

三是整合社会利益。我国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一方面，法律是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的调节器和平衡器，通过法定程序制定法律能够最大限度凝聚各方面利益诉求，最大限度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平等，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平等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以法律为准绳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在尊重个人权益基础上构筑全社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践证明，法治是整合社会利益的最有效机制，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利益的整合过程。

四是化解社会矛盾。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关键在于怎么去解决。法律是定分止争的最有效手段。这是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社会成员的行为和利益边界，是社会利益关系的最大公约数，能够被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遵守。以法律为依据构建冲突解决机制，在法治轨道上解决矛盾和纠纷，可以避免或减少矛盾激化和社会冲突，确保社会正常秩序。

五是凝聚社会力量。宝剑和天平作为法律的象征，向人们昭示了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惩恶，就是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防止违法行为造成更大危害，同时也警示人们不能逾越法律红线、触碰法律底线，从而维护社会公正、弘扬社会正气。扬善，就是清晰告知人们法律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只要遵守法律，就能在法律保护下实现自身利益、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犯。充分发挥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守法者得利、违法者吃亏、犯罪者必惩的价值导向，扶正祛邪，增强社会凝聚力、向心力。

六是保障经济发展。引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既靠政策又靠法律。法律和政策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相辅相成、互联互动，都反映了一个国家一定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营造环境、提供保障。但相对于政策而言，法律更具稳定性、长期性，成熟的政策可以上升为法律，使之发挥更为长远的指导作用。同时，法律和政策一样，也要与时俱进，只有适时制定新的法律，及时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健全的法治能规范经济行为，创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社会环境，提供稳定的社会预期，引领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