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立法

① 古代有哪些"立法"名言

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回――尸佼（战国）答《尸子》
法者，治之端也。――荀况（战国）《荀子·君道》
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韩非（战国）《韩非子·守道》
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桓宽（汉）《盐铁论·申韩》
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桓宽（汉）《盐铁论·疾贪》
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诸葛亮（三国·蜀）《便宜十六策·赏罚》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刘禹锡（唐）《砥石赋》
小恶不容于乡，大恶不容于国。――苏轼（宋）《策别安万民六》
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苏辙（宋）《河南府进士策问三首之一》
疏法胜于密心，宽令胜于严主。――吕坤（明）《呻吟语·治道》

② 晚清与中国古代立法的主要区别

清朝仿照明朝做法，从康熙至光绪，都编修会典。有《康熙会典》、《雍正会典内》、《乾隆会典》容、《嘉庆会典》、《光绪会典》。这些会典总结了国家行政管理经验，记载了清朝各机关的编制、职掌和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备的行政法典，其内容比《唐六典》、《明会典》丰富，体例也更为严谨。

清王朝除了强调法律政令的统一之外，还根据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需要，变通地制定了许多单行法规，如《回律》、《番律》、《蒙古律》、《苗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等。这些法规为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一定作用。

③ 题目:评述中国古代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并列出历朝立法成果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的演变

陈建华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权法思想。

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

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

立法活动：

1、禹刑。《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总称，并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具体内容无可详考。

2、汤刑。《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它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誓侧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军法。诰侧重于国王或者权臣对大臣、诸侯或者下属官吏发出的命令、指示或训诰。命是君主针对具体事情发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

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

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动

1、吕刑。周穆王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又称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内容不可考，《尚书•吕刑》有所记载。吕刑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隶制法制的成熟状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影响深远。

2、九刑。两种含义，一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一为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

3、周公制礼。将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系统化的周礼，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

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

立法活动

1、郑国“制刑书于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得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制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是打破奴隶主垄断法律的一种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

2、邓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郑国大夫邓析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它虽属私人作品，但是影响很大。邓析后因“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所承认，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

3、、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4、《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

5、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

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

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

立法活动

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

（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1．汉初至文景时期

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

2．汉武帝以后

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

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

立法活动

1、“约法三章”与《九章律》。刘邦入咸阳后，宣布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

2、汉律60 篇。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

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

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

立法活动

1、《武德律》。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始，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没有太多变化。

2、《贞观律》。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

（七）宋代立法指导思想

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曲转化为佃农，摆脱地主的私属地位，跻身为国家编户。宋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总结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导致变乱的教训，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统治。

宋代统治者针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确立了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所谓“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就说明了这一点。

立法活动

1、《宋刑统》的制定。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但在各篇下分214们，并且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编敕活动。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编敕》后，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编敕。

3、编例活动。宋代也很重视编纂条例和断例工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神宗变法期间首颁《熙宁法寺断例》，南宋时期高宗颁布《绍兴刑名断例》等。北宋哲宗首颁“权宜指挥”，至南宋中期指挥已达数万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趋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导思想

一是“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二是沿用本民族习惯法。

立法活动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典汇编。

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分别制定与元仁宗时期与元英宗时期。

3、《大元通制》。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

（九）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动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洪武30年完成并颁布于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条，一改传统的刑律体系，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仅本朝终世奉守不变，历代也无敢轻改。

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主要内容是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汇编，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问刑条例》。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一般简称“例”。通常来自于司法审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根据该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间，刑部删订《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还将律例合编，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影响了清朝。

（十）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统治者从关外时期起，就重视借鉴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极时，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始将明律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在汉官的建议下，清代法制建设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

立法活动

1、《大清律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较为完整、严密的定型大法，它与《大明律》的体系结构基本相同。

2、则例。则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则例指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规范各部院政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政规则。可以视为清政府的行政法规，自康熙朝开始制定，分为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

④ 古代有哪些"立法"名言

车轻抄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尸佼（战国）《尸子》
法者，治之端也。――荀况（战国）《荀子·君道》
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韩非（战国）《韩非子·守道》
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桓宽（汉）《盐铁论·申韩》
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桓宽（汉）《盐铁论·疾贪》
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诸葛亮（三国·蜀）《便宜十六策·赏罚》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刘禹锡（唐）《砥石赋》
小恶不容于乡，大恶不容于国。――苏轼（宋）《策别安万民六》
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苏辙（宋）《河南府进士策问三首之一》
疏法胜于密心，宽令胜于严主。――吕坤（明）《呻吟语·治道》

⑤ 中国古代各时期立法的共同特点,及其目的

中国古代各时期立法的共同特点,及其目的
(一)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皇帝可修改、废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后)皆须皇帝裁决、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二)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响，而强调遵循礼教，强调维护纲纪伦常。经过汉儒改造，礼融进了诸子中的可取成分，又成为"礼教"，成为指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和伦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下，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七弃三不去"、"八议"以及丧服制度等相继入律，并为后世法典所沿用。礼教力倡"无讼"、"息讼"，也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法为主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古代没有部门法的划分，历代法典--律遂通称刑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统统规定于此，统称犯罪，处以刑罚。一部律中，实体法与程序法也不区分，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混一，作证与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无视下民的主体权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这种意识，并以"对簿公堂"为耻、为累，一般民事纠纷也无关政权安危大局，商品经济又长期不发达，如是等等，致使中国古代民事立法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四)司法从属于行政皇帝"口含天宪"，握有国家最高司法权。历代中央虽设司法机构，但辅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内阁大臣等，完全可以过问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机构长官也可干预或参与司法，而司法长官一般无权过问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长官即兼理同级司法审判。
具体：
到隋唐时期（公元 581 年～公元 618 年）成熟。最初的国家与法产生于夏朝，以后经商朝到西周时期逐渐完备。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的大变革，成文法在各国颁布，到秦朝时中华法系有了雏形。秦朝的法律制度从现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来看，已经很完备，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各项法律的原则。
此后，经过西汉和东汉，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八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体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议》，这是中华法系完备的标志。唐朝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为蓝本创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学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还用的省（相当于中国的部）、地方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府、道都是学习隋唐法制的结果。
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雏形。中华法系的特点有：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为主。第二，礼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则。第三，刑法发达，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

中国古代法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法”这个字写作“灋”，《说文解字》中对这个有专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音志），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传说廌是尧时的法官皋陶审案时蹲坐一旁的独角神兽，能辩曲直、断疑案，如果谁有罪，就会用角去触他。后来，廌又写为獬豸，古代法官都戴一种獬豸冠，来表示自己执法公正。现在北京故宫太和殿房檐上的小兽中就有獬豸。
在夏、商、周的文献中，“刑”就是法，春秋时期的一些成文法也称《刑书》、《竹刑》。战国时“法”才有了法律的含义，“律”也同时作为成文法的主要形式出现，如商鞅的“改法为律”，表示法要有稳定性。在古代，刑、法和律经常通用，不过，历代各朝的基本法典都以“律”为名，通称为刑律。

八 议
八议是封建社会官员、贵族享受的一种特权法，是“刑不上大夫”具体体现。
具体内容是：议亲，即皇帝的亲戚；议故，即皇帝的故旧；议贤，即德行出众的人；议能，即有大才干的人；议功，即对国家有大功劳的人；议贵，即三品以上的官员和有一品爵位的人；议勤，即特别勤于政务的人；议宾，即前朝国君的后裔被尊为国宾的；
唐朝法律规定，上述八种人犯了死罪时，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审判，要先禀报皇帝，说明他们犯的罪行，以及应议的种类，然后请求大臣商议处罚方案，然后交皇帝决定批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议，照惯例减一等处理。但如果犯了十恶重罪，享受八议的人也不能完全免罪，有的只是改变处死方式，有的则仍然流放。

礼与刑
周公制礼后，礼在西周就具备了法的性质。礼从积极方面来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而刑则从消极方面来规定人违礼以后如何处罚。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系统的典章制度，如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活动等，二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婚、丧、冠、祭等各种礼仪。刑则指《吕刑》，是西周中期穆王命司寇吕侯制作的，以论刑为主，强调执法慎重。
礼主要在贵族内部执行，所以一般都是用教化的方式推行，使人们自觉遵守，防止犯上作乱。如果违背了礼，就要受到刑的制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对两者关系的概述。因为庶人忙于劳动，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按照礼的要求做事，但他们要受礼的约束，严重违礼的行为也要受处罚。另一方面，大夫以上犯罪，一般可以得到减免或宽恕，比如不用残酷的肉刑，不公开处死等，但严重违礼也会受制裁，甚至被处死。

杀和戮
杀和戮都有杀死的意思，但二者又有一些区别。在古代，人们将戮刑视为奇耻大辱，所以，在这里戮又有了羞辱和耻辱的含义。戮可以分为两种，即生戮和死戮。
生戮即先将犯人示众，然后再杀死。死戮是先将人杀死，然后再陈尸示众，如果没有被杀就已经死的，就陈尸示众，有时为了泄愤，还要鞭尸。或者将尸骨故意弄得到处都是，叫做鞭尸扬灰，这不但是对死者的侮辱，还是对他在世的亲属的羞辱。
戮刑是对要受刑的人的一种羞辱，所以，到近代以后，都注重人的尊严和荣誉，处死犯人时一般要秘密处死。

禹 刑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总称，基本是夏启以及后来的继承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积累起来的习惯法，其具体内容已无法考证了。有的史籍中记载说“夏刑三千条”，实际并没有那么多，现在知道的包括墨、劓、刖、宫、大辟（具体参见“五刑和肉刑”）。
具体内容包括三种：昏、墨、贼。这三种罪名都要杀头。其中的昏是指自己做了坏事却窃取别人的美名。墨是指人贪得无厌，败坏官

⑥ 古代立法权

“士大夫多以复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制众为善”，康有为却要上书“变法”

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时改革家的王安石曾经指出：“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康有为无论是布衣书生，还是朝廷命官，都要为国家大事操劳。

⑦ 有关法律的古代名言

1、罪疑惟轻，功疑复惟制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尚书·大禹谟》

2、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尚书》

3、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尚书·大禹谟》

4、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唐·欧阳询·艺文类聚》

5、有事不避难，有罪不避刑。——《国语·晋语七》

6、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慎到

7、有法而不循法，法虽善与无法等。——沈家本

8、唯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唐·吴兢《贞观政要》

9、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人臣者援私以为公。——《管子·君臣上》

10、37、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商君书》

11、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墨子·法仪》

12、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

13、太平之世不立刑。——康有为

14、设若上无道栓，则下无守法。——葛洪《抱朴子·判子》）

15、设而不犯，犯而必诛。——曹操

16、赏厚而刑，刑重而威，必不失疏远，不违亲切。——《商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