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治思想

⑴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法家学派在政治来上、理论上，一般自说来都是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力求做到“富国强兵”，以达到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目的。

拓展资料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⑵ 战国时法家思想和现代法治思想不同点

法家主张“抄以法治袭国”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 讲究“以刑去刑”“轻罪重罚”

假如你偷了东西， 就有可能被砍头， 如果你杀了人或是更严重的罪，就会被腰斩。

和现在的“以法治国” 有很大区别， 一个是用重罪来威慑人们，一个是用一个适当的刑罚来给予告诫。

至于中央集权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渊源。 法家也正是将一切的权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让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来威慑人他人，以达到惩罚威慑他人的作用。

而现在的“以法治国”更多的是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也让那些违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应的处罚，以与警示。

⑶ 简述战国时期法家的法制指导思想。

在战国时期一系列的变法过程中，大致遵循了一个共同的立法指导思想，即春回秋时期法家思想：答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依法律论罪处刑。
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制定成文法，向百姓公布，使人人皆知法而又有法可依。
3、“重其轻者”——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许多都是与现代法制精神相符合的。比如说罪刑法定原则，公布法律原则等。其实，在这些变法过程中，本人个人认为，是一种人治的法律化。从变法者看来，都是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最后都以最高统治者的改换而停止。以商鞅变法为例，秦孝公的当权是他变法的动力，秦孝公的死亡是他变法停止的原因。所以，个人一直在这里起的作用太大了，是与法制的更本指导思想不相符合的。但是，法制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有了法律形式，至少是一种大的进步。就象清末洋务派倡导的那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这些变法的国家来看，确实也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发展了封建经济，获得了在乱世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⑷ 战国时法家思想和现代法治思想不同点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 讲究“以回刑去刑”“轻罪重罚答”

假如你偷了东西， 就有可能被砍头， 如果你杀了人或是更严重的罪，就会被腰斩。

和现在的“以法治国” 有很大区别， 一个是用重罪来威慑人们，一个是用一个适当的刑罚来给予告诫。

至于中央集权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渊源。 法家也正是将一切的权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让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来威慑人他人，以达到惩罚威慑他人的作用。

而现在的“以法治国”更多的是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也让那些违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应的处罚，以与警示。

⑸ 法家思想，真的是倡导依法治国的吗

法家思想真的是倡导依法治国，不过这是一种极端做法。法家思想过分强调法制在治理国家中作用，忽视了人们身心发展正常规律，忽视了德治的地位，人是一个有感情的动物，不是一个没有感情机器，法律之外还有人性，这种完全依靠法制治理国家具有随意性和主观性，忽视人性发展和对世界的认知，法家思想诞生于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间过渡时代，人们都在下个时代寻找出路，出现了百家争鸣局面，涌现出批具有优秀思想人物，提出了自己对世界和时代思考，法家思想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

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以“权,术,势”统治为根本。人们个人感情在这里不重要，人性被排除在外，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在古代完全是服务统治阶级，体现统治阶级意志。

⑹ 法家的政治思想有哪些

法家的政治思想

（一）法家政治思想的一般特点

1、强调以法治国是法家学说的核心。他们主张一切按法办事，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至上性。在全国要人人知法、守法。要严刑重罚，使人们不敢犯法，以达到令行禁止，信赏必罚。

2、绝对尊君，强化独裁。法家主 张国 君必须是至高无上的，臣民都只 能是 君主进行统治的工具和材料。 国 君说一不二，他的话就是法。他们还主张采取一切办法加 强国 君的权力，大权完全集中于一人之手，保证君主绝对地成为国家之“主”，有效地进行专制和独裁。

3、人性好利与以法治民。法家把人性恶推向极端，认为人人唯利是图，本性不可改。因而，不能信任任何人。对待民众的行动，只能用严刑峻法进行镇压，或者用高奖重赏，以利诱导，为我役使。对民众说来，知法、守法是每个人在知行上最高的要求，其他一切知识、文化和道德教育，都是不必要的。

4、历史进化与变化图强。他们认为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今异于古，今胜于古。因而，他们主张治国之道，不能因循守旧，止步不前，而要有所变化，勇于革新。治国的方略必须是“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二）商鞅的政治思想

商鞅（约前 390 ——前 338 年），姓公孙，名鞅，因是卫国破落贵族的后裔，故亦称卫鞅，后因在秦国变法有功，封给商十五邑，因此而号商君，故又称为商鞅。
商鞅从公元前 359 年到公元前 350 年，先后大规模地进行了两次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普遍推行县制；奖励告奸，建立什伍连坐制；统一度量衡。商鞅进行的这场封建化改革运动，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监视的基础。但是，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到一些在变法中受到打击的宗室贵族的报复，被诬告谋反遭酷刑车裂而死。
商鞅既是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实践者，又是当时著名的地主阶级的理论家。他继承了前期法家李悝、吴起的变法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进而形成了他自己较成熟的法家思想理论体系。现存《商君书》二十四篇，为商鞅及其后学所作，是今天研究商鞅政治思想的主要资料。

1、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 1 ）历史进化论
商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的社会是过去社会演变而来的。
（ 2 ）人性好利论
商鞅认为人们迫于生存的欲望和需求，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为了趋利避害，哪里有名利，人们就会往哪里跑。他还进一步指出了人性好利的内容不外乎官爵田宅而已。商鞅认为人们有这些欲望并非坏事，当政者正可利用人的好利本性，操赏罚大权，以实施对社会的有效管理。

2、法治理论

商鞅在历史进化论和人性好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法治学说。
在商鞅看来，法对治国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法有下列作用：
首先，法律能够“定分”，也就是用法律形式确定私有财产关系。
其次，法律使“权制断 于 君”，也就是法律能够君主的权力。
第三，法律能够胜民，也就是说法律能制服民众。

3、富国强兵的农战思想

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为此，他主张把“农战”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他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耕”与“战”，只要抓好这两件事，就可以富国强兵。
总起来看，商鞅的政治思想适应了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趋势，他的变法改革主张和农战思想促进了秦国的富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他的人性论和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一定借鉴价值。

（三） 韩非的政治思想

韩非（约公元前 280 ——前 233 年），韩国人，是韩国诸公子之一。喜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同师事于荀子。

韩非是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观往者得失之变，在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 封建 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对当时和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 1 ）历史进化论
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且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改变的。
（ 2 ）人性好利论
关于人性，韩非发挥了他的老师荀子“性恶论”的观点，也延续了杨朱、商鞅的利己思想，认为人事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利害的关系。

2、君利中心论

在君主与国家的关系上，韩非认为君主是国家的主人， 国家是 君主的私有，因此，君主的利益也就体现着国家的利益。
在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上，虽然韩非也说过君主霸天下离不开臣下的辅佐，但在君主与臣下的利益谁重要的问题上，韩非则坚决主张一切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臣下的利益应该绝对服 从 君主的利益。
在君主与民的关系上，韩非认为民众的价值就在 于能为 君主所利用。
总之，臣下和民众，一切要以君主为中心，只有对君主有用、有利，才有存在的价值。这些思想比民贵说是一种极大的反动，这种君利高于一切的主张，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

3、“法”、“术”、“势”相结合的极端君主专制论

在韩非之前的法家，慎到贵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而 韩非从 君利中心论出发，兼取三家之长，形成了他自己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体系。
韩非认为法是君主进行统治的基本手段，而推行法的关键在 于 君主掌握刑、赏二柄。
关于“术”，韩非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明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即君主驾驭群臣的南面之术，类似阴险狡诈之权术，不述也。
关于“势”，即君主的地位、权力和威势。韩非认为君主所以能为君，就是由于有势，离开了势，就不成为君。所以君主一定要牢牢把臣下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时时刻刻防止为臣下所制。
总之，韩非的“君利中心论”和“法、术、势”理论都是围绕加强君主专制而展开的，为中国走向极权道路起了极大的助恶作用。但这些主张在当时对于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

⑺ 法家的基本主张和主观理论是什么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是适应百家争鸣的社会大变革应运而生的产物，在诸子百家中自成一体，独成一家。春秋时期，法家还没有成为独立学派，法治思想还在萌发时期。当时，管仲、子产已有重视法治的思想，是法家的先驱者，战国时期，法家正式形成，商鞅是法家法治思想体系的奠基者，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本文拟通过对《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剖析，来揭示这一衍变过程。一、{(管子》“以法治国”思想的提出——法治思想的萌芽管仲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尽管他不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以法治国”概念，也是先秦法治思想的最初萌芽。“以法治国”语最早出《管子·明法》：“威不两错，法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不必要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以法治国，就会象人们举手抬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1．《管子》对法的阐释《管子·形势解》中说：“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管子·七法》中又说：“尽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的这两段论述准确地阐述了“法”的概念，指出了“法”是衡量人们言行是非、曲直、功过及行事的客观标准，是普天下之民众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保证国家得以平稳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这是《管子》对我国古代法治思想的伟大贡献。‘2．将“以法治国”上升为治国理念基于对法的认识，《管子·论法》篇中说：“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者民之父母也”，《管子》强调法是最高之至道、治国之根本。如果没有这个根本则民无保障、国无秩序、民心不向、国将不国，可见《管子》将“以法治国”上升为一种治国的理念。并且，《管子》在不同的篇章中又多次提及并且反复告诫君主要依“法”治国，《管子·任法》篇说：“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立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明法》篇还以先王的榜样来教诲现任统治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甚至，为了做到“以法治国”，《管子·论法》还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日：禁胜于身。”然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土壤中注定不可能产出如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法治”，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只能是作为统治者的“人”工具性地“以法治国”。这种认识奠定24了以后法家对“以法治国”认识的根基。同时，在主张“以法治国”的同时，管仲也很重视德、礼。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管仲从来没有否认过礼的作用，在某些场合他依然把礼作为头等需要维护的大事，但是他在提升法的作用时无疑已经不自觉地降低了礼的功能。3．“法自君出、法道”这是《管子》在立法方面所体现出的思想。虽然管仲认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但又主张法自君出，只有君王有权立法，人民不过是法所役使的对象，还有贵贱之别。而且“宪律制度必法道⋯⋯此正民之经也”(《管子·法法》)。君主虽然有权立法，但不能随意立法，而应以“道”为法。这就要求：必须“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管子·七法》)，即必须注意适应“天则”，即自然法则，必须从民情的好恶出发，必须“量民力”，切忌强迫人民去干力所不及的事情和对人民作过多过苛的欲求。所以他们说：“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管子·形势解》)，否则“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同上)。立法必须统一、严肃和具有相对稳定性。如果“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管子·法禁》)。法令虽然必须适应时代要求。“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正世》)，但不可朝令夕改。4．“号令必着明，赏罚必信密”这是《管子》在行法方面所贯彻的思想。《管子》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认为关键在于善于运用赏罚：为了使法令成为行赏施罚的标准，法令的内容必须明确，而且必须公诸于众，使人们有所遵循，即所谓“号令必着明”。法令公布后，必须信赏必罚，要求“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管子·七巨七主》)，使“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同上)。反对君臣，特别是君主“释法而行私”(《管子·君臣》)。管仲认为阻碍法令贯彻的祸害，莫过于执法者行私，而能否杜绝行私，关键在于君主。要求君主本人必须以身作则，“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管子·法法》)。主张“重令”与“尊君”。但是《管子》没有把赏罚特别是刑罚的作用绝对化，《管子·君臣下》说：“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至赏则匮，至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还说“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疲民力”，就必然会造成“诛罚重而乱愈起”的结局。所以《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这种思想源于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显然受到儒家“富民”和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管子》在对法的系统性认识基础上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并且将其上升为一种治国的理念，认为君王治理国家需“以法治国，法礼并重”，充分体现了其礼法兼顾的思想。在立法和行法方面，《管子》则提出通过使法令内容明确、富民、君主以身作则等方法保障法令深入人心的思想，非常有借鉴意义。但是“以法治国”毕竟是在明君臣之别的君主政体问题中提出来的，所以《管子》的“法治”概念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二、《商君书》“缘法而治”理念的施行——法治思想的发展商鞅作为先秦法家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其法治思想在《商君书》中有较为完整的体现。商鞅重“法”，是法家法治思想体系的奠基者，在《管子》提出较为系统的“以法治国”概念的基础上，《商君书》更加强调“法”的重要性及“法”的应用。1．《商君书》对法的认识《管子》对法的认识大多从法的特性和功用方面体现出来，《商君书》则对法的起源有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商鞅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在《开塞》篇中说：在上古时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这时，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法律。“刑政不用而治”，后来人口越来越多，民众则争，争则乱。为了避免争夺与混乱，就要“定分”、“立禁”、“立官”、“立君”，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和法律。所谓“定分”，是指“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其中主要是指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财产所有权。这就是说，法律是为确定与保护财产所有权而产生的，被称之为“定分止争”的法律起源论。2．《商君书》的治国理念——以法治国与管仲“以法治国，德礼并用”的治国理念不同，商鞅主张“以法治国”，根本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商鞅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天然本性：“民之性，饥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错法》)正是“人生而好恶，故民可治矣⋯⋯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同上)因此，不能用所谓的仁义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只能实行法治。同时，商鞅是从奖励农耕、富国强兵以及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为出发点来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的。商鞅认为，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是君主要重视农战、推行农战、奖励农战，“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荨”(《商君书·农战》)，而为达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赏罚为主要内容的法治，奖赏有功于农战的人，惩罚破坏农战的人。3．“刑无等级，一断于法”商鞅“刑无等级”思想是其法律思想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商鞅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论点，首先正式提出了“刑无等级”的主张。他认为有了法就必须得到遵守，而要使法得到遵守，仅靠一般民众遵守是不够的。他说：“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书·赏刑》)即无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处刑，矛头直指旧贵族，这是对商周以来“刑不上大夫，札不下庶人”思想的直接否定。正如司马迁所概括的那样：“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史记·太史公自序》)4．“严刑峻法，以刑去刑”商鞅不仅重视以法治国，还认为君主用以治理人民的法律一定要严厉。他在上引“开塞”篇中说：“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奠深于严刑。”就是说，要使天下安定，人民得利，说到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立君主，以严刑峻罚控制人民。《商君书》将法视为治国之本，重视“变法”取向，把法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手段，造成法与礼的尖锐对立。而且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商鞅认为需立足于法之实行，但是他将法不能实施的原因归结为“刑轻”，因而提出“重刑”主张。商鞅认为。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奸、止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他主张通过重刑达到“无刑”，是其法治的最高理想。三、《韩非子》“以君为主、法术势相辅”法治思想体系的构建——法治思想的成熟韩非到秦时，距离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已经大约有123年之久，韩非在保留了商鞅等对“法治”的重要理论的同时，对治国之道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保证“法治”更好地实施上面来。1．韩非对法的认识韩非在管仲、商鞅、申不害等法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而追本溯源研究了法是什么和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法存在的问题。“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韩非子·难三》)“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这是韩非对法的简要定义，也指出了法的一些基本特点：一是法应该是公布于众的成文法；二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三是法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与现在我们对法的基本特征的认识基本相同。他和商鞅一样，也认为法律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摆脱了天命神权的束缚，力求从社会内部并紧密联系物质生活条件来探索法律的起源。2．以君为主，法术势相结合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某些法治思想，如片面夸大法律的作用、治国只能靠法而不能靠仁义道德、重刑等思想，但是作为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综合三家，以君势为体，以法术为用，复参以黄老之无为，逐创成法家思想最完备之系统”，[1]在其综合的过程中，还对法家的一些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化。韩非批判吸收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指出商鞅、申不害、慎到等虽从不同角度提出过“法”、“术”、“势”等思想，但“皆未尽善也”(《韩非子·定法》)。商鞅治秦只讲“法”不讲“术”，虽然国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同上)，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同上)。因为不善于权术，人君得不到利益，大权旁落，未能达到帝王之治；申不害治韩“徒法而无术”，“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同上)。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所以韩国不能称霸。在韩非看来，只有坚持以法为本，做到“抱法”、“处势”与“行术”三者的有机统一，方为明主治国之道。“法”和“术”是人主统治臣民最重要的26工具，而“势”是运用法和术的前提条件，三者不可或缺。即：“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他还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难三》)。同时韩非又认为，要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失去权势地位就无法推行法治，法治和权势的关系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韩非明确提出将“法”、“术”、“势”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论，构建了“以君为主，法、术、势相辅”的法治思想体系。“法术势皆帝王之具，它们三者都是达到君权目的的法治方法。韩非法治思想同君权一开始就是并行不悖的，他的法治观，不仅不限制专制，而且是加强专制、巩固专制、服务于专制。韩非法治思想体系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权治特点。”可见，韩非的思想体系在综合以往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已经超越了对法治重要性的论证。在充分肯定这个前提的情况下，他将法家思想的发展更加推进了一步，将重点放在了如何保证法的实施上面来，形成了完整的法治理论，使得法家法治思想臻于成熟。从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商鞅重“法”，竭力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而“垂法而治”，再到韩非构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法治”成为法家的口号，进而成为其法治思想的核心。在对法的认识方面，更加全面和准确，包括对法的定义、法的功能和作用、法的特点、法的起源乃至本质等问题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在治国方略方面，由最初强调法的功能和作用，但并未抛弃德礼，到后来完全否定德礼的作用，只主张“以法治国”，说明商鞅、韩非等后期法家对治国方略的认识已有了质的变化，片面强调法的作用，鼓吹法律万能论，这对树立法的权威、推行法治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立法方面，《管子》就认识到君主的立法权问题以及法令制定时应遵循的一些原则，商鞅则进一步提出了“刑无等级”的主张，尽管在理论上具有积极意义，但现实中，这却成了一张几乎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在行法方面，《管子》提出通过使法令内容明确、富民、君主以身作则等方法保障法令深入人心的思想，非常有借鉴意义。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后期法家则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加之性恶论的影响，他们主张重刑，使管仲通过富民、君主以身作则等德治措施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将严刑峻法当作保障法令实施的至上法宝，在法治思想发展史上无疑是退步的。但是韩非在集中之前法家思想的基础上，独树一帜，创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将法家对法治问题的研究推向了高潮，这意味着法家的法治思想已趋向成熟。法家的法治思想在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家的“以法治国”无论如何都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鉴于《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的代表性，笔者以它们为中心阐述了其中所体现的法家的法治思想，展示了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过程。事实上，在众多先秦法家中，还有李悝、申不害、慎到等前期和后期法家在“法治”问题上都有过很多论述，提出了丰富的法治思想，对后世影响亦为深远，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论列。[参考文献][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95．

⑻ 法家的“法治”思想和现在的“以法治国”有何不同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讲究“以刑去刑”版“轻罪重罚权”
假如你偷了东西,就有可能被砍头,如果你杀了人或是更严重的罪,就会被腰斩.
和现在的“以法治国” 有很大区别,一个是用重罪来威慑人们,一个是用一个适当的刑罚来给予告诫.
至于中央集权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渊源.法家也正是将一切的权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让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来威慑人他人,以达到惩罚威慑他人的作用.
而现在的“以法治国”更多的是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也让那些违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应的处罚,以与警示.

⑼ 论述：法家的主要法律思想

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这个学派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这种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而早期的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法家中有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学派思想由韩国人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

法家这种学说乃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是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西汉后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

有人认为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意识形态。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由柳洪平创建。

b]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也就是韩非的作品《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 ž 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 ž 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 ž 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 ž 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 ž 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 ž 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 ž 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 ž 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

“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

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

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

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

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

有较高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