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治进程

㈠ 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进程有哪些举措

法治中国建设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学术论著，都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论述。从相互联系的认识论出发，笔者认为，要理性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还需要认真地处理多个方面的关系。通过比较与提炼，可以发现，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以及传统资源与外来资源的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应当重点考虑的基本关系。处理好这五大关系有助于法治中国建设更加顺利地展开，亦有助于对法治中国建设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体的认知。

一、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

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关系，而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应当看到，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法治建设，但同时也是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那么，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是什么？站在法学、法律、法治的专业立场上，容易过分凸显法治的价值与意义。法治建设当然极其重要，中国宪法规定了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可以说是法学理论的生命线，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法治建设就只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维度。那么，应该怎么看待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呢？

国家建设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在中国古代，在“华夏—蛮夷”的格局中，军事是否强大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譬如，赵宋王朝的军事就比较弱，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样很发达，社会生活也比较繁荣，《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繁荣的写照。传统中国王朝的灭亡大多不是由于外国军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现代的国际格局中，军事实力对于国家建设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一个国家所拥有话语权的多少、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能够占据的份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国家建设首先是军事建设。军事建设当然需要法律与法治，因为军事建设也需要规则，需要在规则之下有序展开。但是，军事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法治建设应当服务于军事建设。无论是军事领域的法治建设，还是军事法律对于军事行为的治理，都应当服务于强军这一目标。传统中国盛行的“兵刑同义”，关于“兵刑同义”，《国语·鲁语·上》的说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在当代中国当然不足为训，但军事法治建设以强军作为目标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家建设的第二个支撑点是经济建设。即使是军事建设，也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就难以为继。因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大的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交易。至于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多年来，法学理论界已有很多的论证，主导性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1］。尽管这样的说法不够细致，但法治说到底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在经济与法治之间，经济建设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务于经济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规则并让规则得到有效的执行，让生产和交易持续地、有序地展开。

对于军事与经济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所认知。法家学派对“耕战”的奖励，就是对于军事与经济的奖励。法家学派重视法律的价值，强调“以法治国”［2］，法家“法治”的具体指向就是“耕战”，就是要为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服务。当然，那个时代的军事与经济都相对简单，无论是军事能力的提升，还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都依赖于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这样，通过“法治”奖励“耕战”的秦国依然在列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强国。

今日的世界体系已经不同于两千年前的列国体系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国家建设除了军事与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跟科技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当代，军事实力主要依靠科技实力来支撑、来体现。有没有战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对于军事实力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同样，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科技建设问题。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原因就在于：经济的竞争已经转化为科技的竞争，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近几百年来，为什么西方领先于中国，就是因为西方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在现代科技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此，国家建设的第三个核心任务就是科技建设。就科技与法治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军事、经济、科技看作国家建设的物质层面，那么，国家建设还有一个精神性的层面，即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领域，或者说是精神文明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秦王朝的短暂溃败就体现在文化建设的落后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不能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当今世界，一流的国家无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是文化强国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建设还是塑造优秀国民的根本渠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建设依赖于国民，国民的塑造则取决于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计，树人为本。从文化教育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来看，同样是法律、法治服务于文化教育。

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之外，国家建设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国家建设的核心。法治与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关系主要是，前者服务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工具。这就是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关系。那么，相对于国家建设来说，法治建设有没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呢？当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财富、精神财富，成为文化、精神的一个因子，但是归根结底，法治建设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这是主线，是无法扭转的。

二、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

2014年春天，有一个从挪威奥斯陆大学归国的法学同行问我：你承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性吗？我说我当然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抽象地说，它们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谊等好东西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么呢？让小孩子在街头便溺是自由吗？把私家车停在城市道路的两侧是自由吗？在小区广场上放着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权吗？对今日泰国的民主又该如何评估呢？问题就在这里。抽象地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积极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实处，问题就出来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话是18世纪法国政治家罗兰夫人于1793年临刑之前留下的名言。这句充满悖论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与自由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法治也是这样。有没有普适性的法治？当然是有的。法律规则的治理就是一种普适性的法治。有法律，并按照法律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适形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作为法治之依据的法律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这些要求都具有普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普适法治，应当确认、接受这样的普适法治。

但是，我们用这种普适法治提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很麻烦。譬如，已经被废弃的劳动教养条例，按照这部出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进行劳动教养，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这部行政法规也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稳定的。按照普适法治的要求，劳动教养条例及其实践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都认为这部行政法规不能继续适用，应当予以终止。再放眼看看当代中国成千上万部法律、法规、规章，哪一部法律、法规、规章与普适法治的要求构成了明显的冲突呢？几乎没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处于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治理之下。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法治水平并不高、甚至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普适的法治标准跟自由、人权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大词”。这个“大词”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认知仅仅止步于这样一个“大词”，其实是无济于事的。谁都知道法治很好，应当实行法治，但怎么实行呢？这就是具体的法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的研究。

所谓具体法治及其建设就是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法治建设。一切应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来讨论法治，语境化地讨论具体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去留等，就属于具体法治问题。公众普遍关心的房价太高、就医太难之类的问题，如果从法律、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现实性极强的具体法治问题。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法治建设只能针对具体问题，建设具体法治不是去建设一个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设一个普适的法治。

从理论上看，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就相当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甚至是传统中国所谓的天理与王法的关系。应当追求普适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适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只能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普适法治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必须把它悬挂在那里，但革命的成功不能仅仅依靠那一面旗帜。作为一个“大词”的普适法治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体方向，但同时也要清楚：实践中的法治只能是具体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决具体问题为追求的具体法治，只能是把事情办好、办妥、办成的具体法治。这样的具体法治才是法治研究应当聚焦的对象。

对于当下的法治研究来说，不必在普适法治的概念与理念上过多地纠缠。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具体的法治问题上，套用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名言［3］，我们也可以说，少谈些普适法治，多研究、解决些具体法治。在实践中，严格地说只有具体的法治，而没有普适的法治。

经典作家马克思出身于法律专业，在他的众多著述中讨论了大量的法律、法治问题。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法治的概念，尤其没有对普适的法治进行讨论。马克思对法治问题的论述都是具体的法治问题。譬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讨论、关于普鲁士林木盗窃法的讨论，还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宪法的讨论等等［4］。应当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具体法治的研究路径，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具体法治建设。

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还存在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二元划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式法治以程序正义的名义得到了广泛的学术认同。譬如，有学者认为，公正的程序是促进现代化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杠杆之一，法律程序的价值与特征主要体现在：对恣意的限制、理性选择的保证、“作茧自缚”的效应和反思性整合［5］。这种对法律程序的强调体现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实质。按照这样的学术观点，法治主要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在形式法治理论之外，还有实质法治理论。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形式法治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较薄弱的观点主要强调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对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主要强调形式合法性，强调法律规则应当是普遍的、面向未来的、明晰的、确定的；更加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强调民主与合法性，要求由合意来决定法律的内容等等。与形式法治理论相对应的实质法治理论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比较薄弱的实质法治理论主要强调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财产权、隐私权、个人自治；相对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尊严或正义；更加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社会福利，包括实质平等、福利以及共同体的发展等等［6］。

如果这样的二元划分可以成立，那么，该如何处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法治建设的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如果没有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就没有外衣，就处于裸露状态；但如果没有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却没有身躯。这就是说，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形式法治是一个初级目标，较之于形式法治，实质法治才是高级目标。因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总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重实体，轻程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我们都‘重实体，轻程序’，而西方则有程序优先的传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国漫长的封建法制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长期的农耕文化的影响。”［7］这样的观念尽管很流行，但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传统中国的“程序法”已经很发达了。传统中国的礼仪已经发展到堪称烦琐的程度，这些礼仪本质上就是程序法。丧礼、婚礼、祭祀之礼，以及其他种种礼仪，以现代的规则分类标准来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规范。当然，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在传统中国确实不够细密，但这种状况与传统中国对审判的固有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审判都是不得已的恶，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产物。换言之，诉讼最好不要发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浓墨重彩去渲染。因此，传统中国由于固有的法律观念，没有发展出细密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熟的程序法。从某个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程序法是相当成熟的。

迁延至当代，经过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当代中国的程序性法律已经比较发达了。诉讼程序法自不必说，行政程序法、监督程序法已经到了叠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众还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学者甚至认为，法治呈现出倒退的趋势［9］。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仅仅强调形式法治，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法治说到底还是要满足社会公众的实质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质法治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高级目标。

实质法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法治的永恒主题”是自由权利［10］。对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权利虽然很重要，但法治与权利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统治。在法律规则的统治下，人类能够收获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与个体的自由权利虽有某些联系，但绝不能完全等同；人们在法律规则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利，但没有法律人们同样可以享有另一种自由权利。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既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也没有统一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这种远离“法律统治”的状况恰恰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动的巨大空间。可见，在“有法律的自由”与“没有法律的自由”之间，到底孰高孰低，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否则，一生寻求自由的庄子为什么要强调“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庄子·胠箧》）？

㈡ 如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一、进一步明确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的现实意义
首先，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做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确定为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法制建设的状况和立法、执法水平，直接关系和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就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具体实践，也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举措。
其次，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完善，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诚信机制和依法管理的有效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新的形势下，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需要进一步依法规范，市场意识、诚信意识需要法治的强化和塑造，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市场经济环节需要法治规范和引导，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制化建设需要抓紧推进，经济违法犯罪需要依法打击和治理。为此，必须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逐步形成良好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第三，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越来越深刻地触及到传统体制的刚性部分，越来越深刻地触及到与人民群众现实利益联系最为紧密的环节。一些改革发展政策措施的推出，可能会使绝大部分群众受益，但也可能会导致少数群众利益受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增多，各种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党高度重视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以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关系，促进各种社会力量良性互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要更加注重依靠法治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就必须要依靠法治加强社会管理、打击各种犯罪，保障社会安定有序，就必须要依靠法律严密防范和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只有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现代法治思想内涵全面落实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公民行为和党对法治建设领导等各个方面，才能更好地协调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从而全面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谐。
二、进一步明确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第六部分以“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题，从六个方面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全面部署，报告通篇洋溢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精神。当前，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就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
（一）拓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新途径，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党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为此，当前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就是全面落实“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规划”，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律权威，培育公民意识，使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公正司法。
一是围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以推进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为着力点，组织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学习和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和基本法律，以及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使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能够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实践，努力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杜绝发生因领导决策失误、渎职、违法行政、监管不力而导致的影响恶劣的徇私枉法事件、重大违法犯罪案件、严重侵犯群众利益、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和经济损失等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问题，从而推进社会管理层面的法治化。

二是围绕促进市场经济建设，以维护经济活动依法、公平、有序、协调发展为重点，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习宪法、国家基本法律特别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法律法规，教育引导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牢固树立法制意识、市场意识、诚信意识，依法规范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市场经济环节，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制化建设需要抓紧推进，经济违法犯罪需要依法打击和治理。
三是围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线，在全体公民中开展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的宣传教育，学习宣传与公民工作、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公民学习法律法规的积极性、履行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以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为重点，努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及法律教育体系，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心理特点、接受能力，精心设计并依托青少年学生喜爱、乐于参与的丰富载体，组织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使青少年学习掌握宪法以及预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权益保护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把他们培养成崇尚法律、依法行为的新人。与此同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要加大对各族人民群众进行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教育力度，使各族人民群众牢固树立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构建和谐社会夯实法治基础。
（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两个不完全适应”不仅仅存在于立法方面，也存在于执法领域。报告在分析过去五年工作中的问题和差距时，指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为此，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严格运用法律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实现行政行为的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
一是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树立职权法定意识、责任意识，严格按照法定职责、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职权，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进一步转变职能，切实将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努力建设一个人民信任和满意的亲民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二是要健全完善政府决策机制。为确保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对事关本地区发展大局和各族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方案，在决策权行使过程中应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并引入公示制度、听证制度，使民情得到汇集，民意得到充分体现，使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此同时，应当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政务公开，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障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三是要进一步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进一步减少行政执法层次，规范审批程序和环节，改变多头执法和执法缺位、越位、错位的状况，促进行政执法活动的规范化、法治化。
四是要不断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执法依据公开制、执法行为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健全以行政执法责任制为核心的行政执法监督和考核评议制度体系，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
（三）坚持司法公正，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两个不完全适应”也存在于司法领域，司法不公、久审不决、执行难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权威，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一是要强化司法机关职能作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严厉惩治犯罪，依法调节经济社会关系。首先要健全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工作机制，保证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享有各项诉讼权利，妥善调处涉及公民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的案件，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要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其次要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再次要加大案件执行全程公开力度，强化适用执行强制制裁手段，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二是要健全对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必须完善司法办案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和司法赔偿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时要健全公、检、法、司等职能部门既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监督制约机制，检察机关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监督审判机关、侦查机关的司法、执法活动，依法查处司法领域中的腐败问题，确保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
（四）强化监督，建立健全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一是要加强监督体制建设，确保有法必依、违法必纠。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为重点，构建全方位的监督网络。充分运用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监督及党内各种监督手段，加强权力制约，确保公共权力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
二是要强化党委、人大、政府、司法的监督职能。加强党的监督，充分发挥纪委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职能作用，加大对党组织、执法部门及党员、执法人员的监督力度；加强人大监督，进一步健全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评议制度，支持和督促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加强政府机关的内部监督和层级监督，及时纠正、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行政行为，确保依法行政；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滥用职权等现象。
三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职能。加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监督，健全举报制度，加强信访工作，进一步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发挥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确保监督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五）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切实发挥法律服务组织的作用
一是要规范法律服务主体。完善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法律服务的市场中介作用，帮助群众解决诉讼难等实际问题。
二是要加强对法律服务业的管理。逐步完善司法行政部门行业管理和法律服务机构自律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培育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规范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营造良好的法律服务执业环境。
三是要拓展法律服务领域。围绕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推动法律服务介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并向社区延伸，更好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深化改革提供法律服务。
（六）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活动，健全确保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综合治理是促进依法治理、实现法治理念的机制。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要统筹安排，整体思考，协调多元的利益冲突，使社会系统中的各要素、各部分处于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状态，实现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和而不同、元素互补、彼此互动、全面协调。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合理地运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实行综合治理。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时候，既应充分肯定依法治理的积极功效，又要认识到综合治理的重要性，以弥补单纯法治的不足。
一是要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形成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机构协调，以政法机关为骨干，以群防群治为依托，以社会面、居民区和单位内部的防范工作为基础，以案件多发的人群、区域、行业、时段为重点的社会治安防控大格局，做到“人防抓落实、物防抓巩固、技防抓提高、协防抓合力”，实现运作高效、防范严密、控制有力、管理到位的目标。
二是要健全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建立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逐级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的协调领导机构，形成党政挂帅、部门联动、各方参与的大排查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依法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是要健全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机制。进一步完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专项预案，健全预警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应急救援机制，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三、深入开展“法治六进”活动，全面推进依法治理工作
为落实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规划，自治区党委率先制定了开展“法治六进”活动的实施意见，要求全疆各地首先要抓好“法治进机关”，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法治六进 ”。并强调要注重强化法治实践，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履责、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大力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法治化建设，认真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以及公职人员在依法履责、依法办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法治政府。作为石油工业城市，克拉玛依在抓好 “法治进机关”的同时，应当重点抓好“法治进企业”和“法治进社区”活动，以此夯实依法治理的基础。
一是要完善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进一步加大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力度，实行社区事务公开，依法保障社区居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全面推进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工作。健全群防群治组织，维护社区治安秩序，积极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
二是要完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加强企事业单位的依法治理，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落实事务公开制度，保障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要抓好专项依法治理活动，增强依法治理效果。抓住影响和制约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突出问题和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法进行专项治理，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又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与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治与保障民主制度、规制权力运作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就是要从法律制度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贯彻落实。党能不能正确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党越是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就越能得到增强，党的执政地位就越能得到有力的保障。依法治理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形式，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践，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又要使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既要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又要规制权力的滥用，维护法律的权威，唯有此，才能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信心，才能确保党的十七大确定各项目标得以实现。

㈢ 如何认识我国的法治进程及全面推进法治改革意义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专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属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㈣ 十大案件让中国法制进程有哪些进步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㈤ 中国自建国后，法治建设进程共计经历了哪些阶段

1、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对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和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动乱，中国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2、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汲劝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作出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

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指引下，现行宪法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

3、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此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

4、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5)中国的法治进程扩展阅读

在立法过程中，坚持发扬民主，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在提出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时，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增强立法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关系公众切身利益或者涉及需要设立普遍的公民义务的法律、法规草案，还要在新闻媒体上全文公布，征求全体人民的意见。法律、法规通过后，及时在各级人大及政府公报、政府网站、公众媒体上公开刊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分别将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物业管理条例等多部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还就修改文物保护法、个人所得税法等，召开论证会和听证会。

㈥ 中国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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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中国迈向法治社会的进程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现代法治是人类社会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内不仅取决于容其社会结构及国家制度等方面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即人们能否摆脱“人治”思想的束缚，接受“法治”的思想。在当代，影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思想主要就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背景的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因为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就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自近代从西方引进了“法治”概念与思想以来已有百多年，但作为近代从西方舶来之物，“法治”的概念进入中国后，在与中国国情的长期碰撞过程中，主要地被作为工具和手段而接受，次要地被作为理念和价值而认同。它几乎还没有成为国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传统的儒家思想仍然在中国社会、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