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道德

『壹』 法与道德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失而消失

我看起来，只不过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失，而失去阶级性。还是存在共产主义道德和法律的。

『贰』 法律与道德谁更重要

法律和道德一样重要。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理学中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许多法理学教科书均有专章讨论这一问题。在古代，古希腊哲学中就有正义与美德之争，我国先秦时期也有德治与法治之争。这些争论其实都与这一问题有关。

无论西方柏拉图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还是我国儒家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远追求，都把道德摆在首位，主张以德立国创制、以德生成社会、以德化育万民；认为依靠道德就能构建一个美好社会，法律规则不过是道德的附属物，是用于规范与惩戒不轨行为的，只要人人在道德上成为完善的人，就不需要法律规则。

这种道德至上主义从逻辑上看似乎是自洽的，问题在于这样的道德社会只存在于理想中，现实中又何曾有过？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时代都有一些道德高尚之人，他们熠熠生辉，成为人们的楷模。但我们也要承认，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无法成为道德完人。

正是这些普通人成为历史人群或现世人群的主流。对于这样一个“主流”，仅仅依靠道德显然难以建成一个有序、美好的社会。

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十分重要，制定法律规则同样重要。法律与道德二者各有各的边界，道德是道德，法律是法律，它们有各自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能简单偏重于某一个方面。

对于法律规则来说，无论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还是社会习俗演化而成的法律，都适用于社会公共行为领域。在法律规则管辖的公共领域，维护社会正义、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权利是根本要求。

而道德更多涉及个人内心的自我修为，它可以高标特立，但只能针对自己，不能强迫他人。因此，法律以公共利益为指针，道德以效法圣贤为理想；法律讲求的是底线正义，道德追求的是高尚人格。

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能够为社会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构架，为个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环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够净化人们的内心，让人们激浊扬清、去恶存善。

因此，虽然法律规则不等同于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发人们的道德良知。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讲规则，都按照法律规则处事，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坏的社会，虽然可能还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而法律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也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换言之，法律规则要有道德性。这个道德性不是法律规则自身生长出来的，而是法律规则吸收了道德理念，从而彰显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

与此同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们强化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弘扬社会公序良俗，自觉遵守法律。另外，实践中被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为法律规则。

可见，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分割或统合。使二者绝缘甚至截然对立起来肯定不行，但混同乱用的做法也行不通。应当明确，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义秩序，是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的基础。

今天，我们既要赞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法律并不排斥道德，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长。这个促成不是代替，而是为道德提供一个制度环境。一个法治昌明的社会，才有望成为一个道德纯净的社会。

就像是一片良莠不齐的草地，法治犹如一个农夫，用猎枪抵御强权的侵夺，用镰刀去除蔓生的杂草。这样，美丽的道德之花才会芬芳开放。

(2)国家与道德扩展阅读：

相关报道：

法律不是万能的,在法律不完善或者缺失的情况下,道德应该成为我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法律和道德相互碰撞和融合是内在的规律,而核心应该落在社会个体的自律、自觉和对德行的遵从

《论语·为政》中记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表明,刑政固然有治理国家的功效,但却无法使社会大众获得善良；一个安定有序的国家必然将法律与道德并重,只重其一难成气候。

实际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早已是人类历史发展史中老生常谈的话题。法律在与其他事物交融与碰撞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对人类的法制建设和社会和谐有着重要影响。在法律还没有产生之前,人们依靠社会习俗、习惯来规范行为。

法律是建立在社会道德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故二者的产生有母子衍生的关系。在当今的社会状态下,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的关系基本不会改变。孟子曾经说“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其原因就在于此。

道德是人们内心的行为准则,通过人们的内在意识影响人们的行为,需要人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不具强制性。而法律是社会强制性的规范准则,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施行于社会的行为规范。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道德,本身应当具有善的意旨,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起码价值标准。

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区分原则,日本十九世纪末旧派刑法学家泷川幸辰曾有过论述:“在社会价值标准的考量中,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那部分就是法律；依靠个人的内心期待实现的那部分就是道德。”

这是一句极其简单的话,并不难理解,但它却向我们昭示一个深刻的道理:国家治理过分强调刚性规制,社会就会变得死气沉沉,也容易产生来自底层的反抗；

而过分专注于柔性指引又会使治理国家的方案难以落实,使整个社会丧失合理的预期,最终也将很难获得进步,因此,刚柔相济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法律与道德不能分道扬镳,更不能相互对立,而应当相互补充、浑然交融。

法律与道德向来是相互合作的。我国古代儒学家就特别注重德的作用,强调礼法并治。孔子主张德治,“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一思想为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所采纳,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秦王朝只重视“治政以法”,焚书坑儒,虽大统于一时,但终归迫使老百姓揭竿而起。历史已经很明了地向主政者发出警示:在强调法的重要性的同时,德也同样不能忽视。

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我们似乎只重视法律的作用,而越来越忽视道德的存在。依法治国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的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人是法律的制定者,必定有所不足,这是人的认识局限性使然。

道德可以弥补法律之不足,其作用应引起人们重视。市场化的浪潮下,人们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越来越明显,社会存在一种道德漏洞和缺失,与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这时候就需要法律在一定的道德领域施以合理的规制。

当然,法律与道德的碰撞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相互排斥,却恰恰可以看做是二者交融过程中的磨合和借鉴。

如果把法律看做是武者,把道德看做是文人,则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有如和珅和纪晓岚一样:和珅再怎么强势有时候也需要纪晓岚的不温不火式微调和,纪晓岚再怎么足智多谋有时候也需要和珅的果敢强硬适度平衡。法律和道德只有相互补充,才能真正描绘出社会治理的绝佳蓝图。

法律不是万能的,在法律不完善或者缺失的情况下,道德应该成为我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法律和道德相互碰撞和融合是内在的规律,而核心应该落在社会个体的自律、自觉和对德行的遵从。

『叁』 为什么说，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

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规范，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硬约内束。实际上法律所禁止的行容为，已经是人们道德行为的最底线，一个人如果连法律禁止的行为都要去做，也就是说他的道德已经沦丧到必须动用国家强制力来制止、纠正、惩戒他的超越道德底线的行为。所以要治理国家管理人民，法律约束远远不够，必须配合以道德水准的软约束，加强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当人具备一定的道德水准，人就会自觉约束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而不容易做出危害社会危害他人触犯法律的行为，只有法律和道德互相辅助紧密结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社会才能够真正和谐稳定。希望我的答案能帮到你，阿弥陀佛！

『肆』 道德和法律对国家和社会治理各有什么优缺点

谈谈道德和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没有法律是不行的。没有法律的约束，这世界和各个社会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了。谁的法律维护谁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置身于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中国的地理条件，文化，伦理道德，就形成了中国的国家的性质。不能与其它国家等同！因此，法律在国家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道德是发展先进文化，构成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道德与法律不同，它是依据社会舆论、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主要依靠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来维持。人都是社会中的人，离开社会，人就无法生存。人一出生，便生活在家庭和社会里，便和别人发生这种或那种联系。“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句话，就说明了个人如果离开别人帮助就无法成长和生存。人来到世界上，总要和别人发生关系。在家里要处理好与父母、兄弟、姐妹及夫妻的关系，在学校要处理好和老师、同学、工友们的关系，参加工作后要处理好和单位领导、同事、客户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上要处理好和朋友、亲戚等的关系。这些关系里面就包含着许多复杂的道德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的作用十分宽泛．它几乎无处不在．并长期起作用。
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
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
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伍』 从道德的形成与发展来看,道德反应了具体的民族或国家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对吗

从道德的形成以及发展来看道德，的确反映了具体的民族国家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它是一种侧面的体现，甚至也可以是一种直接的体现。

『陆』 道德与法制在个人生活和国家建设中的异同和作用

道德是一种理念。是人应该遵守的一种行为规则。法制是约束每个人的行为准则。不可逾越。
道德与法治在生活和国家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道德，自觉遵守法律。

『柒』 道德和国家的关系

好像没什么关系！！！

『捌』 哪些国家和中国存在着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的差异

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文化有所不同:中国人信奉儒教, 讲顺从孝顺。而西方人就有所不同了!他们讲民族自由.个人权力。中国人民与外国人的吃饭习惯也有所不同：中国人常常围着一大桌，同吃一盘菜，虽然热闹，但一点儿也不卫生。西方人自己吃自己的，这就是自助餐，既卫生又方便；中西方教育也大不相同，中国人教育学生，大多是一种封闭教育，得遵守校规，西方教育完全是一种开拓自由思维的空间，他们是在玩中学习，在学习中思考。

中西方文化在请客吃饭方面的差异 ,如：中餐通常先上菜，后上汤，西餐相反；中餐主人一般多次向客人敬酒、敬莱，而西餐主人通常只敬一次；西餐主人通常不会坚持要客人非吃非喝不可，而是希望客人自己动手（Help yourself），不要拘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筷子与刀叉折射中西文化差异 暗藏科学原理

提起筷子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每天吃饭的家伙什，一双在手方便实用，除了汤以外，保您可以席卷全桌。很多用惯了筷子的国人对老外的刀叉很不以为然，就是吃个饭嘛，还要刀子、叉子、勺子一长排，一不小心遇到大块的食物还要双手启动，实在是麻烦。每每想到此处，心中便禁不住生发出很多自豪感来。也许你猜不到，其实这简简单单的两根小棍里，可是大有学问。

?? 筷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之所以得名与江南民间忌讳有关

说起为人类饮食服务的历史，这筷子可以算得上刀叉的老祖宗。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茹毛饮血"，主要靠手抓吃食物，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人们发现把食物做熟了吃更有滋味。先秦时代，人们吃饭一般不用筷子。根据《礼记》中的记载推测，当时人是用手把饭送入口内的。后来由于人们在烧烤食物时，不可能直接用手操作，需借助竹枝一类的工具来放置和翻动食物，在炊具中烧煮肉块和蔬菜的羹汤，也要用它们来取食，久而久之，聪明的先民逐渐学会用竹条来夹取，这就是筷子最早的雏形。

筷子古时候单叫箸，箸的起源可追溯到周代，《礼记》、《荀子》、《史记》都提到箸，在《韩非子》特别提到以荒淫奢侈闻名的纣王，使用"象箸"进餐。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环境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箸从竹声。"则恰好验证了这样的结论。

不过《札记》上说："羹之有菜者用祛，其无菜者不用梜。"而从造字法来看，"梜从木"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木头筷子。回想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还是可能的。研究表明大约到了汉代以后，才普遍使用筷子。后来，"箸"又演变为"筷"，与我国古代江南水乡民俗讳言有关。民间行船时讳言"住"，而船家行船又偏偏在吃饭时离不开箸，二者同音，索性改成"快"，后来为了和常说的"快"区分开来，便加上了竹子头。

刀叉因为适应欧洲人饮食习惯而出现，它和筷子影响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观念。

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后来走向定居生活后，欧洲以畜牧业为主，面包之类是副食，直接用手拿。主食是牛羊肉，用刀切割肉，送进口里。到了城市定居以后，刀叉进入家庭厨房，才不必随身带。由此不难看出今天作为西方主要餐具的刀和筷子身份很是不同，它功能多样，既可用来宰杀、解剖、切割牛羊的肉，到了烧熟可食时，又兼作餐具。

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用刀把食物送进口里不雅观，改用叉叉住肉块，送进口里显得优雅些。叉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餐具，但叉的弱点是离不开用刀切割在前，所以二者缺一不可。直到17世纪末，英国上流社会开始使用三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所以西方人刀叉并用只不过四五百年的历史。

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进而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

虽然不能将不同传统的形成和餐具差异简单对应，但是它们适应和促成了这种分化则是毫无疑问的。筷子是一种文化传统的象征。华人去了美国、欧洲，还是用筷子，文化根深蒂固，而老外们在中国学会了用筷子，回到自己的国家依然要重拾刀叉。

筷子刀叉到底谁更先进，各家说法不同，其实各有各的智慧。

筷子的特点是"不变应万变"，料想方的扁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统统可以一夹就起来，确实神奇。这一直很让中国人骄傲，并将其视作先进的象征。

不过最近却有学者反思认为："从真正人类学发展科学角度来看，筷子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多数人种在刚开始学会使用工具时，都懂得用几根树枝来取代手夹起食物。不含任何复杂的工艺技术。欧洲人却率先进化，以石刀替代树枝，进而发展到金属刀具，最后又发展出叉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繁琐的西餐礼仪。刀叉正是欧洲人工业文明、理性精神的一种最直接反映，自己动手，独立性强，重推理，重解析，更有利于锻炼思维能力。而拿筷子的华夏人则是吃现成的，不必思考，一点东西你推我让，团团圆圆模棱两可，凡事爱持模糊概念，所以思维能力不发达，未能产生工业革命。"

这种声音确实有些让人振聋发聩，不过所谓率先进化的观点却有失科学了，将刀叉概括为工业文明和理性精神更是牵强。不过有一点需要肯定，同筷子的简单相比，刀叉种类较多，属于专用工具，但由于这种"专"往往表现出"大巧若拙"而被国人忽视。回到餐桌上，也许应对炖得稀烂的黄豆猪蹄，筷子还能游刃有余，一旦碰上牛排，恐怕筷子就要自惭形秽了，刀叉这时表现出它们的专业特长。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筷子和刀叉与思维方式的关系很难得出结论。不过关于使用筷子更有利锻炼思维能力的说法却着实有科学依据。科学家们曾从生理学的观点对筷子提出一项研究成果，认定用筷子进食时，要牵动人体三十多个关节和五十多条肌肉，从而刺激大脑神经系统的活动，让人动作灵活、思维敏捷。而筷子中暗藏科学原理也是毋庸置疑的。

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接受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使用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真是高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