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冲突

❶ 有哪些道德和法律相互冲突的例子

一个女的把自己刚几个月大的孩子送人了，还收了人家几万块钱。过了几年又想把孩子要回来，人家不给她就去法院起诉，理由是这家人没有办理领养手续。

❷ 怎样看待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法不违常理！
如果一部法律违背常理，那它肯定就是部错法，而且肯定不回会予以执行。
为救护答生命而致人重伤或死亡，属于正当防护，是不违法的。
见死不救是因为根据法律人们没有救助的义务，也不违法。
法律是人们日常生活规范的底线，而道德则是在法律之上的，所以有时违背道德准则却不一定违背法律。
希望能帮到你~

❸ 急求几个关于法律和道德冲突的案例 最好有结果的案例。 不要太短。

1、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讲述了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举世闻名的“假想公案”：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

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

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

这是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假想公案，富勒还进一步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

作者编出这个案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一些更为耸人听闻的真实案例为基础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案例，就是1842年美国诉霍尔姆斯案和1884年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

这两个案件都是极端环境下的救生事件，都是在海难之后发生了杀人和追诉。在霍尔姆斯案中，杀人是为了让严重超载的救生艇减轻负荷。在杜德利和斯蒂芬案中，杀人是为了给行将饿死的幸存者果腹。

2、2008年11月19日，福州鼓楼区某小学被一名不符合入学报名条件的新生之家长以返还原物为由告上法庭。
根据福州市教育局相文件规定，2008年福州市所有适龄入学新生按照所划片区学校入学时必须提供户口本、房产证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原件，且户口本与房产证所记载的住址必须完全一致。

2008年8月20日，一位新生家长持户口本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原件到鼓楼区一小学为其女儿报名上一年级，学校开具了一张收条给该家长。经过学校工作人员审查，发现该学生家长提交的证件中缺少报名必备的房屋产权证，于是当面告知该家长因证件不齐全不符合入学条件。

该家长当即表示要回去开具证明，并于当天上午持两张小区物业证明到学校要求让其女儿报名，并称其家庭住址与户口本上的地址是一致的，学校工作人员当场告诉该学生家长证明不能代替房屋产权证，并当场将两张证明退给家长。

8月20日当天晚上，学校工作人员按照该家长提供的家庭住址上门家访核实，发现该家长并不住在其向学校提供的家庭住址（事实上其实际家庭住址是在晋安区，其女儿小学划片也应在晋安区）。

学校于8月22日通知该学生家长到学校领回证件，并告知因家庭住址不符合要求无法接受其女儿的入学报名。该学生家长22日到学校领取证件，学校工作人员要求其交回收条，该学生家长称来时匆忙忘记把收条带来，答应过一两天带来。

学校老师考虑到学生报名在即需要证件，就答应了家长先把证件退还给家长，收条没有当场收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8年11月19日，该学生家长作为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学校返还原物即返还户口本及儿童预防接种证。

其证据是学校的为其开具的证件收条一张。作为被告的学校进行了答辩，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提供了证据。

本案件经过法院三度开庭，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2009年4月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还在审理过程当中。

3、高楼中的1301室在除夕之夜着火，1401的某先生及时发现了火势，并且作为一个素质公民，某先生报火警并且去找物业，由于是除夕之夜，所以消防员暂时赶不过来，物业先派人来灭火，但是无法正面进入1301，于是决定从14楼灭火。

但是14楼的住户都不愿意让物业进入他们家里作为灭火通道，这个时候某先生主动要求物业通过他们家来灭火，这时候所有的人都被疏散到了13楼，过了半个小时火势被控制，物业得知消防员快到了，于是陆续从房中撤出，但是某先生发现楼道内水漫金山，往上看发现都是从他家里溢出的。

他想上去看，但是被保安拦住，说火势还没有完全扑灭。这时某先生抓住一个物业人员询问他是否关闭了消防龙头，那人说忘记了。10分钟后消防员来了，成功扑灭火势，又10分钟后消防员撤出。

这时某先生回家发现自己的木质地板已经完全湿透，室内有20cm的积水，半年之后完全腐烂，家里电器完全不能使用，在梅雨季节满屋子的虫子，平均每平方米有上千条虫子，无法住人，于是将物业告上法庭，但是物业以住户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所为，也可能是消防员所为，最终一审判决原告某先生败诉。

4、2006年4月21日，广州青年许霆与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许取出17.5万元，郭取出1.8万元。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许霆潜逃一年落网。

2007年12月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

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

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赃款1.8万元。经天河区法院审理后，法院认定其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而潜逃一年的许霆，17.5万元赃款因投资失败而挥霍一空，今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日前，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霆随后提出上诉，2008年3月，广州中院认定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许霆再度上诉，2008年5月，广东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辱母杀人案”一经曝光，就引发热议，一是被刺杀者杜志浩的极端侮辱于欢母亲的行为引起公愤，二是对当地警方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引起质疑，三是当事人于欢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结果引起公众不满。

“辱母案”从一开始可能就注定了悲剧，首先于欢为周转资金而借款高利贷，后因欠款未能即使还上而招致暴力催款，中途母子二人有打过市长热线110却无人帮助，就在实发当天，警察还介入过此事，但只是说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草草了事。

造成警察走后于欢看到母亲被羞辱后，情绪崩溃，拿刀捅伤了三个催款人，其中杜志浩因失血休克死亡，其他两位一重伤一轻伤。

法院予以判处于欢无期徒刑的判决，一部分人认为法律即是法律无关于同情，一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为人而定，应该符合人性。归根究底是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冲突。

于法，法院认为，于欢拿刀捅伤他人不在正当防卫范畴，属于故意伤人，并造成一死两伤，又鉴于暴力催款行为恶劣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于德，人性上，如果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收人百般凌辱，又求救无助的情况下，人的情绪会处于崩溃状态，感受到人性的冷漠后，出于防止母亲再受到非人的侮辱，当事人只能动起杀人的念头，也可以说是预防性杀人。

(3)法律与道德冲突扩展阅读：

法与道德的联系

社会主义法与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

它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集体主义思想，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

❹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矛盾时应该如何选择

你问的这个问题属于法理问题，必须先理解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才能做出选择。
法与道德的关系：
1、在本质上，二者的关系有三种观点：一是非实证主义即自然法学派，他们认为法与道德在本质上有必然的联系，符合道德的善良的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实证主义法学派中的法也只有符合上述观点才是真正的法。最终得“出恶法非法，公民没有遵守恶法的义务等观点”。代表人物有阿列克西等；另一个就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他们认为法与道德在本质上没有必然的联系，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时代、民族的永恒不变的正义与道德准则，法律不会因为违反道德而丧失其存在的性质和效力，即“恶法亦法”。代表人物如凯尔森。
2、在内容上：近代以前的法在内容上与道德重合程度极高，甚至浑然一体。比如我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就有“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到后来的“礼刑合一、礼刑并用”以及汉代的“德主刑辅”等观点，这些都充分体现出道德与法律在内容上的紧密联系。
当道德与法律发生矛盾的时候，如果是在法律调整的范围，那么只能遵守法律，不知道法律只知道道德的观点不能成为免除法律责任的理由。另外，法律也不是万能的，有一些道德伦理范畴的关系是法律不能解决的，你比如恋爱关系、朋友关系等，不可能通过法律上的合同来加以调整。最后，法律也有其僵硬性和漏洞，常常会导致某些案件判决合法而不合理，这个不合理就是指不符合一般人的道德评价标准。但不管怎么说，在法治国家，如果法律与道德发生矛盾首先应当遵守的是法律而不可能选择道德，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考虑道德的成分。毕竟，道德的强制力只不过是依靠人的内心强制，其力量比起法律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要弱很多。

❺ 当道德和法律发生冲突时，会怎么看

当道德和法律发生冲突时，道德与法律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失效，进而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❻ 当道德和法律产生冲突，我们是遵循道德还是服从法律

当然是法律。这是因为：
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版和谴责的行为；凡权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

❼ 当法律与道德产生冲突时应该怎么办

法律是死的
人可以改
但道德却不行
还是道德重要
而且法律也不一定都对
该坚持道德

❽ 法律和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

法治从人类的理想成为实体的制度，道德是功不可没的。法治，源于道德和政治上的假设，源自对法律的“善”、人性和权力的“恶”的思索，源自“去恶求善”这一原始诉求构成的法治的正当依据。法治的价值告诉我们，法治追求“善治”，而这正是人类追求了千年的梦想。法治以道德为基础。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之过程，实质上也是推进人和社会的道德意识，对人和社会进行具体、生动的道德教育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受制于物质生活条件的社会主体道德与法律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如火如荼，对这所谓的内部一致性和协调性削弱和破坏，已不言自明。“传统”的道德观与当代中国法律的矛盾冲突不断凸现出来，这将对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并进而影响社会生活的优良顺序。因此，毫无疑问，对“传统”道德观与当代法律之矛盾冲突，以及如何协调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研究分析和探讨就有其必要性了。

一、“传统”道德观与当代法律之间的矛盾

任何社会的变革，往往在思想领域会有深刻的反应。旧体制的瓦解，新体制的建立，不能不使得人们的思想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于是很自然，一系列的矛盾就出现了，尤其是“传统”的道德观与当代法律之间的矛盾，且日益突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为了确保改革的顺利实行，树立了平等竞争的法律观念。然而道德观念的转变却比较迟缓，计划经济的“铁饭碗”和平均观念仍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于是产生了许多法、理、情的观念冲突。

在我国“传统”的道德观中，历来是重义轻利的，片面地强调精神而轻视物质利益。并且把义与利的选择作为衡量和评价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于是大量的歌颂“舍生取义”，痛斥“见利忘义”的论调出现了。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的最大化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宗旨。法治国家的法律保护的正是（合义）求利的原则。因此（合义）求利的法律观与“重义轻利”道德观之间的矛盾也就显现了，在法治国家的法制环境下，本来赢利的观念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目前，在道德领域它却遭到了排斥。传统的道德观在处理经济利益纠纷中显得无力，于是人们开始认为是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了，进而，面对所谓义与利的选择，人们陷入了种种矛盾当中。

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的主体精神之一是公的观念，在人们的道德观中，公的利益是绝对地高于私的利益。私的利益要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公的利益。这种道德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挑战。市场经济中，法律以调整经济利益关系为根本，不仅保护“公”的利益，同时也要保护私人的合法权益，这必然就动摇了人们道德观念中公的利益的绝对性，从而造成了重公益而轻私利的道德观与公私并重的法律观之间的矛盾。特别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私有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而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到底要不要优先保护公有制资产，要不要实现对民营和公有企业的平等保护，焦点很突出，争论也很激烈。道德的“重公轻私观”与法律的“公、私并重观”之间的矛盾并不缓和。

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权利与义务早已密不可分，但是“传统”的道德观中人们常常把义务与责任的履行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基本标准。道德的内容侧重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履行的义务，即应当做或不应当做什么，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意味着他享有相应的权利，也不以义务的履行者取得一定权利为条件。而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则是在不抛开义务的前提下大力弘扬权利精神，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追求。市场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商品交换的实质是利益和权利的交换，交换的主体平等、交换自由。 所以“权利本位”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基础和客观要求。离开了权利本位，市场经济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义务本位”的道德观与“权利本位”的法律观相碰撞的现象发生。因此，面对传统道德观与当代法律观的矛盾冲突，一些人的人生观、伦理观、法律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有的人开始推崇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有的人则是焦虑不安，对改革缺乏承受力、应变力，甚至滋生了逆反心理，最终导致部分社会主体追求的物欲化倾向、个体行为的无责任化倾向、社会风气的虚假化倾向、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倾向现象的出现。

面对这种种的矛盾，我们应当有何作为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呢？我们知道，道德价值的等级体系中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第二类包括极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入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原则。法律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强调的是秩序,当然也应该体现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与道德价值等级体系中的第一类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时代、观念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法律和道德相交叉的边缘地带总是随之而上下浮动。有时表现为部分道德归化为法律，有时又表现为部分法律回归于道德。因此我们可以：

二、树立新型的道德观，与当代法律观念协调发展

任何现象，都不会没有缘由的发生，一定有其原因，“传统”的道德观与当代法律观的矛盾冲突自然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般来说，社会道德转型相对法律而言较为滞后，法律规范的转型可以更直接地依赖社会现实，由国家通过立、废、改的形式确立。而道德规范的转型则需要人们在现实社会中重新创建、逐渐积累、认可新的道德规范而完成，所需时间较长。同时道德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导向不明、价值取向混乱、缺乏国家强制力 推动等，盲点较多，也就容易出现道德过渡性失衡。但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产生与巩固都离不开道德与法律两个因素的优化组合和协调发展，因此，促进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发展对我国法治建设，从人治走向法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树立新的道德观念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性的。

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无非是传入人们头脑并在人们头脑中改造物质的东西而已。”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传统”的道德观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必须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在继承传统优秀的道德观念基础上，以当代法律观为参照，融合时代精神，树立新的道德观念。

第一，重塑平等、竞争观。利益是竞争的根源，市场经济通过竞争的手段来划分利益的数量和确定利益的归属。优胜劣汰决定了市场的主体必须打破平均主义的道德观，树立平等竞争的道德观。

第二，重塑公正、效率观。传统的道德观把社会公正放在首位，轻视效率，片面追求一种不讲效率的公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必须树立重效率兼顾公平的观念，以追求高效率为目标，以公正、公平原则为社会平衡的杠杆。

第三，重塑“公私观”。传统的“公私观”是重公轻私，把二者对立起来，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树立公私兼顾的观念，要同等对待。

第四，重塑“义利观”。义与利的选择历来是衡量人们道德水平的标尺之一，中国古代，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义利观对后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但我们必须赋予它新的内容，要义利并举，义利有机地统一。一方面以利扶义，使义有物质依托，不至于成为空洞的说教。另一方面是以义取利，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正当的利。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中，在整个社会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融合过渡过程中，所谓传统的道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必定会失效，新的道德规范却尚未确立，这些会致使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空白和失范现象，这就急需我们建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第一，吸收各方面精华，体现开放的时代精神。鲁迅先生说“拿来主义”正适合于我们此时的法制和道德建设。我们应当立足于现实，对古今中外的道德元素，吸收其精华，革除其糟粕。倡导符合时代的正义公平的社会精神。第二，注重道德标准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结合。传统的道德观标准多以道德纯朴、民风淳厚、君子人格、仁义精神、利他主义等理性主义为核心，追求的是一种务虚而不务实的浪漫主义道德境界，结果往往是与现实生活相脱离，导致道德标准理想化，使人们可望而不可及。人们丧失了追求崇高道德境界的信心而产生了怀疑主义。因此，构建新的道德体系时一定要注重国情，创建一些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第三，法制和道德体系应体现多元化和层次性的特点。所谓道德规范的多元化和层次性是指，根据社会和行为特征的不同、道德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建立不同的道德规范，从而改变过去道德规范的笼统、抽象的状况。法治社会是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目标性社会，法治社会又是富有创造和效率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仅仅以法律作为其控制和调节自身的唯一方法，那么就必然会丧失自我协调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会生活的活力就会减退，这也正是目前西方（后现代）社会中显露出来的一个缺陷，弥补这一缺陷，有赖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新定位。欲治愈道德与法制之间的矛盾，则法律和道德的建设必须要同步协调发展，同时这也是建设法治社会进而使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法律和道德的有机结合和和谐发展，才能使合理、合情、合法的和谐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

❾ 如何解决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法律能够为社会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构架，为个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环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够净化人们的内心，让人们激浊扬清、去恶存善。因此，虽然法律规则不等同于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发人们的道德良知。

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讲规则，都按照法律规则处事，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坏的社会，虽然可能还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而法律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也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换言之，法律规则要有道德性。这个道德性不是法律规则自身生长出来的，而是法律规则吸收了道德理念，从而彰显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

与此同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们强化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弘扬社会公序良俗，自觉遵守法律。另外，实践中被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为法律规则。

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分割或统合。使二者绝缘甚至截然对立起来肯定不行，但混同乱用的做法也行不通。应当明确，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义秩序，是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的基础。今天，我们既要赞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

法治社会从来不排斥道德在其中的作用，甚至过去传统社会那种由自然情感演化的道义必须升华为经由理性熏陶才能拥有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与法治相辅相成，去弥合那些法律与现实之间的缝隙，去润滑法律在人与人之间搭建起的冷冰冰的社会关系，从而大大降低一个社会良好运行所耗费的成本。

(9)法律与道德冲突扩展阅读

法律与道德向来是相互合作的。我国古代儒学家就特别注重德的作用，强调礼法并治。孔子主张德治，“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一思想为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所采纳，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秦王朝只重视“治政以法”，焚书坑儒，虽大统于一时，但终归迫使老百姓揭竿而起。历史已经很明了地向主政者发出警示：在强调法的重要性的同时，德也同样不能忽视。

法律与道德的碰撞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相互排斥，却恰恰可以看做是二者交融过程中的磨合和借鉴。

如果把法律看做是武者，把道德看做是文人，则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有如和珅和纪晓岚一样：和珅再怎么强势有时候也需要纪晓岚的不温不火式微调和，纪晓岚再怎么足智多谋有时候也需要和珅的果敢强硬适度平衡。法律和道德只有相互补充，才能真正描绘出社会治理的绝佳蓝图。

❿ 如何解决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