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道德

㈠ 梁启超论诸子百家之“正人心”的唯心主义倾向

老子是一位令人望而生敬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硕大的头颅内究竞包含着多少人生的智慧；他还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额际密密的皱纹中不知隐藏着多少阴谋与陷阱；当然，他还是一位令人望而迷悯的人——他神奇般地出现在我们民族的孩童时代，大约是失望，或另有使命，又神奇般地消逝他方。在夕阳的余晖中，他晃动着远去的身影，弃我们如弃敝屣。他对我们竟没有一毫的留恋之意，让我们世世代代为此难堪自惭。老子出关而去是一件意义严重的事件，它表明，我们已经不配受哲学的引导；而我们自己由于迷醉与迷失于物质世界，也可耻地抛弃了哲学。一个绝顶的哲人，不屑与他的同胞为伍，甚至不愿埋骨乡梓，这难道不使他的同胞自信与自尊受挫吗？我写这篇文章时是真心感到了一种难以自掩的羞惭的。我的祖先怎么了？真的是堕落得万劫不复了吗？真的是不配这样的一位哲人来教导吗？
老子的行踪可以用得着这样一个词：神出鬼没，令我们悚然。有人说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云端里半隐半显。——只是，他现在还在那里么？
不过，就算他是飞鸿，偶然经过我们的时空，也还是留下了雪泥鸿爪，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怜悯和慈悲。司马迁不知有何依据，断言他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苦县原属陈，陈又为楚所灭。所以又属楚了。当时南方北方的民风与学风已有较大不同，楚国也就以道家学派及由此而生成的文化传统，自豪地与齐鲁大地的儒家、三晋大地的法家比肩而立鼎足而三。
老子的著作是有名称的，这和其他诸子著作统以作者姓氏加“子”命名者不同。他著作的名称就叫《道德经》，或者，根据《德经》、《道经》之先后又叫做《德道经》。何谓德？一物之所以为一物谓之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特殊属性；何为道？万物运行之规律谓之道。所以，老子研究的，感兴趣的，是较为纯粹的哲学问题，是对客观具象事物的抽象。
他也是一位深谙历史的学者，司马迁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就是周王朝政府档案馆的馆长。那时的政府档案馆中所保存的文献，不外乎是史官们记事记言的历史罢了。他整天关在阴冷的屋子里读这些东西，能不“一篇读罢头飞白”？难怪他“生而发白”。他生在那么多既有的历史之后，如历史的一个晦气重重的遗腹子般。是的，对于有些人来说，人类集体的经历和创痛往往就如同他个人的经历和创痛，人类已往的体验也就是他最个性的感性体验，老子正是这类超常人中的一个，面对着“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历史血河，他怎能不由美少年变为鸡皮“老子”，并在他额头上深深浅浅密布的皱纹中，埋下与阴谋、与冷酷甚至与残忍难分难解的智慧？班固说，道家出于史官，是有感而发吧。
看多了罪恶，不是与世同浊，心肠随之冷酷，便是脱胎换骨，超凡入化，蜕化出一颗大慈大悲的心灵。综观老子的遗著，好像他这两者兼而有之，犹之乾坤始奠之前的混沌宁宙。不过我相信，当老子带着满头风霜，一脸慈悲，走出守藏室时，他已洞穿人生的厚壁。在阳光下他眯眼看人间，人间混乱而无道，正如一塌糊涂的历史。他心如止水。一切把戏他都已了如指掌，各色人物他也都似曾相识，周朝的大厦将倾，山河将崩，九州辐裂，小小的守藏室亦将面临一场浩劫，“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那些厚重的典籍守不住也藏不住了。他抬头看看西天的晚云，去意满怀，是的，该走了。
不过，我们还算幸运。据司马迁的记载以及后来神仙家的推衍，当老子骑着青牛要出关而去时，被关令尹喜挡住了。这位尹喜对老子说： 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在你抛弃我们之前，能否劳神一下，为我们留下你的思想？）
多年以前，我揣摩老子此时的心情，假托老子口吻，写过一篇《老子出关》：我已经没有什么故事告诉你们了。
我曾预言过劫数的到来。我曾以薄薄的柳笛吹起晚岚。然而那时你们甜寐于未朴的岁月之梦，白白地错过了时光。
召唤已经传来，我将离去，在另一国度的土地上播撒幻梦之粒。在我走进血红的夕阳之前，我留下这五千言的零乱缄言，在世纪的废墟中如泼散的弹子。愿你们仔细地收捡，当一切都已堕落，一切都已不可为，你们就去玩弹子。

㈡ 梁启超的故事。

1，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2，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

3，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4，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 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

5，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

6，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2)梁启超论道德扩展阅读：

1，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2，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3，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4，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5，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4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㈢ 梁启超的教育主张

（1）“开民智”、“伸民权”与教育作用

梁启超认为国势的强弱随着人民的受教育程度而转移，并明确地将“开民智”与“伸民权”联系起来，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他的“开民智”实具有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内涵。后来梁启超觉察到“民智”和“民权”并不能划等号，因此他提出教育应该有宗旨。

（2）培养“新民”的教育目的

梁启超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

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

赋税思想

梁启超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

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㈣ 梁启超提出了什么观点

• [liáng qǐ chāo]

• 梁启超

•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 编辑

•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1]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2]

•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2]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㈤ 简要概括指出梁启超的法治思想精髓

1、内容上：法治思想是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其分为法治的“依据”“、基础”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
2、实行：“三个相结合”,即“法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与道德相结合,中法与西法相结合”。
3、意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振兴中国实业；他认为“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

补充：梁启超法治五大主张：
（一）以大陆法系为楷模，制定资本主义“六法”体系。
为了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梁启超建议不仅要广泛地翻译、 引进西方各国的法律学说，而且要翻译、引进西方各国的“国律、民 律、商律、刑律等书”以此为楷模，在中国首“立宪法”，制定包括民法、 商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在内的国内法。同时，还应加强研究 和发展国际法。

（二）为民立法，立法应以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宗 旨。
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必须立“善法”、制“良法”。他说： “管子之言法治主义，以得良法为究竟者也。”什么是“善法”、 “良法”？如何区分“良善”之法与“不良善”之法？梁启超认为区 别两者的标准就在于法是为谁的利益服务？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如果
法的主旨是为了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循所谓最多数最 大幸福之正鹄”，就是“善法”、“良法”。因为“众人之利重于一 人，民之利重于吏，多数之利重于少数，昭昭明甚也。”

（三）立法权应归多数之国民，由专门独立的立法机构行使。
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极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立法权问题。“立法 权之附属”问题，不仅是“为立国之大本大原”，是国家“政治之本 原”，而且它直接决定法律的性质，关系到“国民之能得到幸福与否， 得之者为多数人与否”，以及法治能否真正得到实现。

梁启超又遵循孟德斯鸠论立法、行政分权之理，参照西方 各国关于立法机构的设置，主张设置独立的、专门的行使立法权的立 法机构。他说：中国“因事势，从民欲”，迫切需要设立一个独立、 专门的立法机构，“立制改变，以利国民。”

（四）实行法治必须做到“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实行法治，除了首先根据国内外形势制定 出“良善”的“新法”之外，还必须强调法的严肃性，坚决认真贯彻 执行，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他说：“法也者，非将以为装饰品 也。而实践之之为贵。”又说：“立法非以为观美也，期于行焉。欲 养成人民遵守法律之习惯，则当一法之将颁，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实 力以盾其后。若法意虽甚善美，而形格势禁，不获举而措之，则毋宁 暂缓焉。”立法不是为了装饰门面，美观好看，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 如果法律立而不行，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与价值，徒具虚文。有法等于 无法，还不如不立法。他说：天下古今之国家其得失的标准在什么地 方？“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他赞扬先秦法家法治 主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法令不立则已，立则期以必行而无所假借”。

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梁启超十分推崇法家管子的 一些主张，认为要实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还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1）赏罚严明；（2）不得滥用法权；（3）划一性，简要 性；（4）要适时，勿保守；（5）治于法律，一律平等；（6）不脱离 国民文化程度、素质水平。

（五）司法独立。
梁启超根据孟德斯鸠的法理以及中外历史实际，明确提出要建立 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原则，“以 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因为“司法之权若与立法权或与行法权同归 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亦有害于国人之自由权。盖司法权与立法权 合，则国人之性命及自由权必至危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建立近代民主司法制度。

㈥ 梁启超提出了什么观点

梁启超认为，“救亡图存”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变法维新”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首先，他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评“变法”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其次，他以具体事实批驳了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说明法随时变乃“古今之公理”，法制是不能“一劳永逸”的。最后,他分析中国当时的现状，指出“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 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救亡”、“自强”，实行变法，必须改革中国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以至国家的政体。首先，变法“必先变人”。其次，变法“必兴民权”。再次，变法必须变专制政权的为立宪政体。具体做法是：第一，设立民选议会。第二，制定宪法。第三，实行“三权分立”。 梁启超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三权分立”原则，结合我国情况，创造了他自己的三权分立说，即由国会行使立法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由独立审判厅行使司法权。并且，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行使“三权”称为“用”，即所谓“三权之体皆莞于君主”。这就是说，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体”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宪里的“君主”同君主专制里的“君主”一样，享有最高的权力。所不同的是“用”，即在三权使用上，立宪政体对君主有某些限制罢了。 梁启超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坚持法治与人治不可偏废的观点。首先，他反对只要人治的主张。他认为人治的弊端重重： （一）人治发挥作用的时间短，范围小，“人亡则政息”，而法治发挥作用的时间长，范围广。 （二）人治是一种贤人政治，而世上贤君少于昏君，所以世上多无长治久安之时。 （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国大，政务繁，若专靠人治，是行不通的。 其次，他也反对只靠法治。他认为： （一）人能制法，非法能制人。法要由人制定，具备了一定的“德”与“智”的人，才能制定出“善法”，而后才能有“善治”。 （二）“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善法然后才有善治善法只有由人去妥善运用才可发挥作用。 此外，梁启超还强调指出：“法不能独立”，在他看来，道德具有社会制裁力，法律具有国家制裁力，两者要“相须为用”。 综上所述，梁启超具有丰富的法律思想，他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㈦ 梁启超评价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 ，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网络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在梁启超创办的《申报》供职期间受他的影响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十、学术著作颇丰，学术观点价值高 据上海社科院研究梁启超著述的学者说，梁启超的已出版学术著作约有1400万字，未录入著作的约是2000多万字，可见他的文章之多。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国处于由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观点，并设想了过渡社会的发展模式¬¬¬¬¬¬¬—渐进的，分阶段的。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他主张实行开明君主制，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他认为开明皇帝是改革的重要人物，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梁启超反对跨越论，主张把中国实际与国外经验结合起来，反对照搬外国的经验。他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开明君主专制，经济上反对节制资本，提倡大力发展民族资本来增强国力，反对激进的社会主义。回望他的思想观点同党的十五大制定的 “社会发展的速度，力度要与社会的承受度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方针是多么得吻合呀！ 十一、梁启超首倡道德革命，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道德。 十二、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科学先进的学术观 梁启超先生以他高尚的个人情操，渊博的学术，博爱的社会革命活动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评价。爱德加·斯诺评价他是“中国精神之父”。日本首相伊腾博文称他是“中国珍贵的灵魂”。 十三、开创文学革命 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梁启超就用语言通俗的新文体写文章，开创了新文体“实物体”，影响广泛。他积极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史学革命，提出了新的史学观点。 十四、首倡女学，宣扬妇女解放 梁启超先生极力反对妇女缠足，指出了缠足对妇女的残害，对中国社会的毒害。指出天下民之体始于妇女，娘胎决定体质，人最早接受的教育是母亲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兴女学，男女平等。提出女学是衡量国家强盛的重要指标的著名论断。 结论：梁启超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奇才，划时代的人物和网络全书式的学者。 讨论问答 一 、问：请董老师就梁启超的女学问题作一下详细介绍。 答：梁启超非常关注女学和妇女教育问题，他的几个女儿也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都有所成就。他与上海的有识之士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女学并亲自制定了学校章程，部分章程至今仍在沿用。同学们具体可参考《饮冰室合集》中〈〈论兴女学〉〉这篇文章。 二 、问：我认为戊戌变法失败于程序问题，应先推翻慈禧的权力再变法，请问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答：我认为变法过于激进。仅在百日内就颁发了100多道变法文令，使各级官吏无法适应。另外大量裁撤机构，使很多官员失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实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前提是中央官吏不得任意罢免，祖宗成制不得任意变更。我认为是变法的速度 和力度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这才是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三 、问：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发生多次转变，请问董老师这和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有什么关系？ 答：我认为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是由于他个人经历，和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关系不大。梁启超受西学影响主张君主立宪。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考察了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转而拥护民主共和。当他注意到西方社会的弊端后，认为民主共和弊端横生，还是君主制好，于是同革命派展开论战，主张实行开明君主专制。 四、问：请董老师结合梁启超研究的经历讲一下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答：过去我们对梁启超主要是批判，说他是保皇派，反革命等，连他的子女都受到了牵连，直到近几年才对他有了较客观的评价，我认为研究评价历史人物应通过他的社会背景，个人学术著作或文集及活动来分析研究和评价。 五、问：江门电视台一记者说，董老师我在学习社会发展简史时了解到武装夺权是革命的唯一道路，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 答：马克思说“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但我认为这个助产婆要把握时机，过晚或过早都会造成重大牺牲。因此助产婆重要，新社会的孕育者更为重要，否则她将失业。 希语：我希望在坐的各位同学有兴趣研究梁启超，因为他著作丰厚，涉猎广泛，影响巨大，褒贬不一，研究梁启超是很有意义的。 笔者感悟 作为一名学习历史的研究生，我想我们研究历史应尽力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梁启超先生认为二十四史只为帝王作谱牒，大量野史的可信度又值得怀疑，这为我们寻求真实的史料带来巨大困难，毕竟董狐笔太少了。我们的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文化劫难也难以数清。焚书坑儒，珍贵史书陪葬，篡改历史，恶前朝美化今代已把们和真实的历史远远地隔开。农民起义，王朝战争，让文化典在刀光剑影和战火中烟飞灰灭。阶级论又使历史贴满了阶级的标签，无数文化遗产毁于阶级斗争，文化学者受尽了灵与肉的折磨甚至死于非命，连后代也成了另类。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给子孙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这是我们历史学习研究者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责任。

㈧ 梁启超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梁启超认为，“救亡图存”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变法维新”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首先，他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评“变法”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其次，他以具体事实批驳了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说明法随时变乃“古今之公理”，法制是不能“一劳永逸”的。最后,他分析中国当时的现状，指出“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

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救亡”、“自强”，实行变法，必须改革中国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以至国家的政体。首先，变法“必先变人”。其次，变法“必兴民权”。再次，变法必须变专制政权的为立宪政体。具体做法是：第一，设立民选议会。第二，制定宪法。第三，实行“三权分立”。

梁启超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三权分立”原则，结合我国情况，创造了他自己的三权分立说，即由国会行使立法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由独立审判厅行使司法权。并且，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行使“三权”称为“用”，即所谓“三权之体皆莞于君主”。这就是说，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体”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宪里的“君主”同君主专制里的“君主”一样，享有最高的权力。所不同的是“用”，即在三权使用上，立宪政体对君主有某些限制罢了。

梁启超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坚持法治与人治不可偏废的观点。首先，他反对只要人治的主张。他认为人治的弊端重重：

（一）人治发挥作用的时间短，范围小，“人亡则政息”，而法治发挥作用的时间长，范围广。
（二）人治是一种贤人政治，而世上贤君少于昏君，所以世上多无长治久安之时。
（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国大，政务繁，若专靠人治，是行不通的。
其次，他也反对只靠法治。他认为：
（一）人能制法，非法能制人。法要由人制定，具备了一定的“德”与“智”的人，才能制定出“善法”，而后才能有“善治”。
（二）“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善法然后才有善治善法只有由人去妥善运用才可发挥作用。
此外，梁启超还强调指出：“法不能独立”，在他看来，道德具有社会制裁力，法律具有国家制裁力，两者要“相须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