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摧毁道德

⑴ 近年社会道德缺失事件有哪些

——小悦悦遭碾压事件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惨剧发生在佛上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

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柜车碾过。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小悦悦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重症监护室，脑干反射消失，已接近脑死亡。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拾荒阿姨陈姨救人的过程，恰好被事发地旁边一间劳保店的视频监控记录，这段视频还包括在陈姨之前路过的18个人。陈姨并不知道，她是第19个路人，前18个，或是视而不见，或是看两眼然后离开。

第一个人：一名白衣深色裤男子，左右张望后，径直从小悦悦脚边经过； 第二个人：摩托车男，看了一眼躺在正前方的小悦悦，一拐弯绕过离开； 第三个人：浅色长袖衣服男，一直盯着小悦悦，然后像躲着走，越来越远。

第四个人：开着蓝色后尾箱三轮车男， 从店铺门口两次横向经过， 对2 米外的小悦悦视若无睹。

第五个人： 踩着三轮车的蓝衣男子；

第六个人：另一摩托车男经过；

第七个人：黑衣男子开摩托车经过，不断回望小悦悦；

第八个人：一名中年女子带着黄衣小女孩经过，看了几眼没有停步； 第九个人：一个穿雨衣的摩托车男子经过；

第十个人：穿着蓝色短袖衣的男子在小悦悦身边来回两次，除了惊异的目光外再无动作。??

记录这一切的视频，来自广佛五金城20座N63-N64的新华劳保经营部，事发地点恰好就是该店铺的门前。这间劳保店位于两条巷道的交叉口，与多数商家一样，其两边的门口上方均安装了视频监控。不料，其中一边的视频监控，刚好拍下悦悦两度被碾压的全过程。

⑵ 政府应如何对待防疫人员的良好道德品质

基于一些补助，一些帮助去激励他们去努力的献身到这个防御过程中

⑶ 如何举报政府临时工道德败坏

政府临时工如果道德败坏，是哪个部门用的人，到哪个部门的纪委举报就可以了。

⑷ 政府该不该干涉公民道德

该。

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提高物质文明的同时，离不开精神文明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除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外，对于一些不良行为，除舆论倾责外，还要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一定的约束，这就需要政府动用行政权力来加以引导和规范并执行使其逐步走上正规。

网友建议，仅供参考。祝你好运！

⑸ 有谁知道政府行政中的伦理道德的案例啊非常非常急!!!!

荷兰“安乐死”合法化引起国际强烈反应
今年的复活节，当西欧其他国家的人们忙着做复活节蛋糕和彩蛋时，荷兰人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死亡的权利。从今年4月1日起，荷兰议会2001年通过的安乐死法令正式生效，安乐死从此在荷兰结束了近30年的“黑户”历史，开始拥有“合法身份”，荷兰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安乐死立法的国家。
安乐死在荷兰由来已久

安乐死在荷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也有人说自1944年以来，荷兰就有医生对垂危的病人秘密实施安乐死。当时，由于多种原因，医生对生命垂危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只能秘密进行，但社会和法律对此相当宽容。1973年，荷兰当地的一名医生给自己病入膏肓的母亲服用了过量的吗啡止痛，导致母亲死亡，当时法庭只判处这名医生一个星期的有期徒刑并缓刑1年。同一年，荷兰安乐死协会在各地成立。

1990年，荷兰政府成立研究安乐死实践的医学研究委员会。荷兰皇家医学会与司法部就上报安乐死程序达成一致。1994年，荷兰殡葬条例修正案增加了有关内容，使上报安乐死程序具有法律地位。

那么，荷兰人为什么对安乐死“情有独钟”呢？一是荷兰历史上就是个开放性国家。荷兰人对世界上多种他国不能容忍的现象都能接受。从红灯区纳税、同性恋结婚，到安乐死合法化，都透露着荷兰人的开放和容忍。

其次，荷兰信教人数明显低于周边国家，教徒不足总人口的50％。荷兰反对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少数人多是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

此外，安乐死虽然一直没有合法地位，但它数十年来一直在荷兰社会存在，人们逐渐接受了它存在的社会合法性。

具体实施有严格规定

安乐死在荷兰合法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安乐死请求都会批准。对于安乐死，法律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根据新的法律规定，医生对垂危病人实施安乐死时，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1、由患者本人“深思熟虑”后提出实施安乐死申请。

2、确认患者病情根本无望好转且病人在经受病魔“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

3、向患者如实通报其病情及以后的发展情况。

4、与患者协商并得出结论，认为安乐死是唯一的解脱办法。

5、一直看护患者的医生就上述4条写出书面意见。

6、征得另一位“独立医生”的支持。

7、对病人实施规定的安乐死程序。

所有上述条件仅是对成年患者而言。对未成年的患者，法律规定了实施安乐死的附加条件：16到18岁的未成年患者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作出决定。而12至16岁的青少年，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作出决定。

目前，世界上承认安乐死的国家和人数都在增加。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5％的加拿大人支持“安乐死”。从1992年10月起，丹麦人遇到不治之症，可以通过医疗证明要求实行“安乐死”。在瑞典，医生可在一些严格条件下对垂危病人中断供氧。爱尔兰从1996年6月有了第一例“被批准的死亡”。今年3月22日，英国最高法院批准一名颈部以下瘫痪、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妇女安乐死。这是英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决定。（冯坚）

⑹ 你觉得政府、社会、个人应如何防止一些道德滑坡现象的发生

一个是加强学习，再就是加强管理。从制度上进行约束，经常性的督促检查。还要表彰鼓励先进，营造好的氛围。

⑺ 出现道德争议事件的原因。具体详细

我是从六个方面去看的：
第一，中国的传统本身就有两重性，良好的一面是助人为乐、乐善好施；不好的一面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等明哲保身的观念，就看往哪个方向引导，所以彭宇案是个信号，很重要。
第二，社会的激烈转型至少带来两个后果：一是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二是利益群体多、利益诉求很多。我个人感到，现在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是太好，导致老百姓有怨气，他就会感到很多事应该是政府去做的，我干嘛要去做？
第三，社会诚信出问题。其实社会诚信体系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诚信，假如说地方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失信于老百姓，那整个诚信体系的建立都会遭到破坏。这些年来我们批判的三鹿奶粉问题等，都使有关部门的诚信遭质疑。
第四，法律意识低下。比如我们可以责怪老百姓闯红灯，但更大的问题是政府制定了一个好的法律法规，但少数政府官员不遵守。
第五，政府是否作为。现在的情况是，哪个地方发生什么事了，我们才去重视，有关部门平时在做什么？这些本身就是政府的职责。政府的职能不仅是发展经济、文化、公共事业等，还有很大一块是监管。其实，政府可以在提高社会诚信、普及公民法律意识、监管企业的不法行为、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社会公益方面做许多事情，以防止彭宇案、小悦悦案等的反复发生，如解决好涉法信访来提升法院乃至法律的权威；严格、透明、依法行政来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解决好老百姓的医保、养老、就业、升学等；公布每一笔捐款使用的情况以求得民众对我国慈善事业的重新信任等。我想如果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做得很好，必定可以大大减少案件的发生概率。
第六，法院审判的理念、宗旨要明确。法律永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社会是丰富多彩且不断进步，每天都有可能出现新事物、新案件，甚至法院审判也不可能每个案件的证据都是非常充分的，这就涉及法官判案遵循的理念，按照西方社会传统，也包括我们社会主义法治，都要求以社会公正作为第一遵循准则。甚至我们制定的法律如果和社会公正有距离，法律上有欠缺，也都要通过判决来弥补其不足。

⑻ 简述政府道德责任与公民道德责任的区别

道德责任的区别就是叫党建，百姓搞这个叫团建，性质一样都是男盗女娼活动，就是和别人老婆或老公，男朋友女朋友玩游戏，花公家的钱

⑼ 谁在摧毁道德

有两种东西，人们愈是经常、愈是反复地加以思考，就愈是能感受到它们给人们所灌注的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康德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尝试着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个人的道德，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在西方国家的传统意识中，一个人的道德被认为应当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正如我们所引用的康德的名言，道德几乎与我们头上的星空并行存在。正因为如此，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一个人所受到的道德教育，几乎等同于他所必须的生存法则。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才使得在西方人的道德教育中，确定了道德的必要性。简单地说，西方人的道德教育，并非是告诉每个社会成员应当如何，而是告诉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如何，其情势就如同与人必须进食饮水一样严格。

正因为如此，遵守道德，就成为了一个人必须的服从内心法则，而不是一种通过外在嘱托而形成的美德。这样一来，人们遵守公共准则，照章办事，便不再是出于法律或道德的要求、也不再出于公众的监督，而是每一个人意识中存在的一部分，这种意识既是自发的，同时也是自然而然的一种习惯。

当这种道德意识随着生命的延续而延续下去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道德教育的完成。

反过来，在我们的传统意识中，尽管对道德的强调丝毫不逊于西方世界，但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一点是，我们从来都将遵守道德的行为，视同为一种美德，将严守道德、循规蹈矩者看作是道德方面的楷模。

美德无疑是珍贵的，楷模无疑是稀缺的，而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我要求来说，只要做一个普通人，就足以完成个人的社会责任了。

当我们的定位发展到这一步时，就注定了道德在中国的最终命运——它只能由极少数人遵守，大多数人逾越。

就这样，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繁衍与传承，这种另类的道德观念也被逐步确定了下来。当人们习惯于将遵守道德当作高尚的美德时，也就意味着“缺德”成为了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一种习惯。当这种习惯在我们的行为观念中深深扎根的时候，一个道德崩溃的时代也就为期不远了。

基于这样的认知，就注定了我们的道德教育，绝不可能存在西方世界中那种自发的传承。所有道德意识的培养，都必须由家长与学校出面，通过后天的逐步强化，让孩子接受那些被视同为“美德”的道德标准。

相比之下，两种传承方式之间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由于对道德的认识不同，使得这种差距不仅仅存在于传承方式上。比这更严重的是，在当下许多中国家庭中，有关道德教育方面的观念，还停留在一片空白之上。

⑽ 政府道德责任是怎样实现的

1.政治制度的道德化。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谋求和维持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不仅需要形式合法性，还需要实质的合法性，即包含着对伦理道德价值的诉求。因此，政府要避免其合法性危机，应将法律制度、官僚制度等和道德相结合，实现依法行政和依德行政的有机统一。所以，政府不仅需要实现法制化，还要实现道德化，而政治制度的道德化是实现政府道德化的重要方面。

政治制度的道德化，就是政府的法律制度、权力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等都必须贯彻公平、正义、平等的原则和具有充分的道德合理性。这种道德的合理性能够协调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使整个公共行政体系进入良好的运行状态。

制度对于个人的道德选择和道德生活来说，是一种预设的前提，具有先决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职责和义务的原则应当在对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确定之后再确定。

政治制度的道德化其强制性可以不为个体的偏爱所左右，而且对个体的偏爱、价值追求还起矫正作用，把个体的行为纳入到统一的社会道德秩序中来。此外，其强制性实现对行政行为的调控。我们要通过自身所蕴含的伦理精神，能够鼓励公务员的道德自觉性，起到激励的作用，而对于道德觉悟低的公务员，则可以表现为惩处和制裁的作用。

2.道德责任的制度化。公务员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他运用其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行驶职责时如无任何限制，就极易产生权力腐败，从而损害公共利益。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就必须以制度化的道德及道德责任追究机制对公务员进行约束和监管，对违规者予以惩罚，从而达到强迫行政主体和公务员遵守行政道德的目的。

首先，建立和完善道德责任规范体系。这有助于将公务员应遵循的道德责任明确化、具体化，为行政行为提供正确的导向，也为调控其行为模式提供准则，从而使公务员避免错误行为，寻求正确完美的行为。只有把公务员的道德责任和工作规范、要求以及相应的评价、奖惩措施等以制度的形式固定并贯彻执行，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和道德责任意识。此外，公务员的道德培养是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而制度化的道德责任规范作为一种外在约束制度，对个体具有价值导向作用。公务员通过制度性的道德能预期到自己行为的现实性后果，被制度肯定的行为受到鼓励或奖励，而被否定的行为将受到惩罚和遏制，如此反复出现，使得作为外在理性和善恶标准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的内心扎根并得到巩固，最后形成道德行为选择的习惯，最终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化。

其次，建立道德责任监督机制。建立相对独立的道德责任监督系统，比如不断完善广大公民和全社会对行政不道德行为的控告、检举、投诉制度，加强行政机构内部的科层监督和监察、专门的审计监督，强化各级检察院、法院的司法监督权，充分发挥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等。通过完善道德责任监督机制可使公务员逐渐把各类外在监督转化为自身的道德习惯和道德心理，形成真正的自我监督机制。

再次，建立道德责任奖惩机制。对公务员在道德责任上的奉献行为，国家和社会有义务使他们拥有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相应回报的权利。这样，才能在社会中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成为激发行政主体践行道德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严厉惩治不良行政道德行为者，加大惩治腐败行为的力度，减少不良行政道德，增大腐败行为的成本，抑制违法乱纪行为。

3.公务员的道德化。基于假设基础上作出的对公务员进行规范和限制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不能全部解决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它只有通过政府的日常工作，通过公务员对公共权力的行使才能使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获得实现的可能，所以公务员的素质和道德状况是制度得以落实和实现的关键因素。

制度化的道德责任只是一种低限度的一般性的道德要求，但是公务员在行使权力时面临的环境因素是很复杂的，要使公务员不陷入不道德的境地，仅满足于此是不够的，公务员还应当有着至善的道德愿望和道德理想追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强对公务员加强道德责任的教育。首先，要使公务员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日益成为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是附属于公共利益的，它只有为公共利益服务，才能体现它的公共性。公务员只有利用公共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时，才不会改变公共权力的性质和作用方向。这就决定了公务员必须以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道德价值取向。其次，要使公务员成为践履个人美德的榜样。公务员不仅承担着社会政治职能，而且是公共道德规范的践履者，一个社会的伦理秩序的良性运行首先需要公务员的支持和维护。没有公务员对个人美德的践履，社会很难走上美德供给之路，这不仅是由于公务员的示范性作用决定的，而且是由于公务员可能的对美德社会供给的破坏性决定的。

一切存在着社会秩序危机的时代都是与道德的失范同时出现的，而且首先是由于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们破坏社会共同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败坏社会风气，进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的丧失。因此，公务员应该成为践行个人美德的榜样，而不应该成为践踏个人美德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