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法治辩论赛

Ⅰ 德治与法治，德治的一辩辩词，小结，谢谢各位

以德治国，就是要在实行霸道的时候，要行王道，王道之师得民心，
得民心得天下。
就是在坚持法律办事，也要讲些人情道德，
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 ，在古人看来是仁的体现。仁者爱人。能够把这种爱，推及到人人，那么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戴和尊敬。实现以德治国。

Ⅱ 谈谈法治与德治的辩论关系

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
德治是法治的重要辅助手段。
以法治为根本，主要的。

Ⅲ 辩论赛中国社会需要德治还是法治攻辩问题

攻辩问题：复

1、我们应明确:法,能使人制知错,但,德能使人知道什么是错,为什么会错,怎么去改错。试问对方,岂不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道理吗?

2、“德治” “法治”都有一个“治”字。那么请问:治的含义何在?治的、根本目的又何在？

3、难道说当今社会通过法治把中国仅仅建设成一个的犯罪率的国家就可以了么?

Ⅳ 德治与法治辩论赛

所谓“法制”与“德治”，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从“法制”与“德治”或者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本质，去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的关系。

要看清二者的本质，我们得首先弄清法律和道德的本质。

所谓法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即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军队、法庭院等国家暴力机关）保证实施的规范总称（网络解释为法律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是国家统治工具。

所谓道德，按照词典的解释，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 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如此，我们暂且抛开道德的阶级性不谈，可以简单理解为道德的基础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也可以说道德体现的是人民大众的意志，是广大人民的意志体现。

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所谓“法治”即“依法治国”，就是用统治阶级的意志治理国家。所谓“德治”即“以德治国”，就是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意志治理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作为“国家统治工具。”实际上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的关系。

首先，我们任务以中国为例，按照《宪法》中“工人阶级是国家的统治阶级”，那么中国的法律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工人阶级的意志体现。《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手段。主体是指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劳动人民；对象是指那些违反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劳动人民意志（道德+法律）的人或事。不仅仅是指违反工人阶级的意志。如此一来，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作为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意志体现，无法满足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占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大众意志！所以说 “德治”，无疑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必须！

综合以上，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依法治国”和建设所谓“法治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如果对此感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专题探讨）;“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主要特色之一！“以德治国”无论从概念或内涵上都已经包括了“依法治国”的意思！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单纯建设所谓“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无异于痴人说梦！

Ⅳ 关于法治高于德治的辩论材料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民族浩劫,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痛感"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状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人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中国应当如何从"人治"过渡到"法治"。人们在提出"官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时,呼唤的是"依法治国",所以法治建设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法治建设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毫无疑义。我们在这里所要提出的问题是:单凭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否就能够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所有的社会弊病和问题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于源自西方社会的"法治"的真正含义和实行的条件并不清楚,或者说认识并不统一,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指责中国"人治"弊病的同时,认为西方式的"法治"是万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详尽的法律,在解决社会矛盾和人们行为规范方面的一切问题也就统统迎刃而解。可是在现实社会当中,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首先,近年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各项法律已经相当多了,应当说人们的行为似乎"有章可循"。但是"作奸犯科"的人却越来越多,案子也越来越大。其次,随着我国社会近年来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准不断提高,按过去的说法是人们应当有物质条件来遵守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了("知耻"),但是近来反映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基本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不是减少了,反而有不断增加之势。

现在无论是从人们的街谈巷议还是新闻媒介的报道来看,对于社会上普遍的道德水准均有"世风日下"之议。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很有一些人坦然地以"只要我不犯法,就无可指责"作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如看到路边有人受重伤须送医院抢救,许多过路车辆就是不停车;有个别过路人好心把伤者送到医院,反被伤者家属讹诈。遇到歹徒行凶,许多人畏缩躲避;如偶有勇者挺身与歹徒搏斗,其余的人仍大多袖手旁观。公园里儿童落水呼救,可以聚集到数千人围观而无人下水。至于制造伪劣商品、伪造证件文书、在经营交易中的损公肥私等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当你询问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看法时,他们会一致地谴责其为"不道德"的行为,但一旦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你会发现大多数当事人、旁观者的行为依然如故。为了防止和惩罚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国家不断颁布新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惩罚办法,对不赡养老人、虐待儿童、见死不救、造假等行为进行惩罚。但是实际效果又如何呢?凭靠不断地增加和细化法律能否真正扭转当前"世风日下"的趋势?近年政府对"见义勇为者"的表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人们的内心深处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问题。

我们在努力向"法治"的目标前进,但是凭靠法律(或"法治")能否完全解决中国社会中当前普遍存在的道德问题?何况在现实社会中有许许多多的不道德行为其本身并不直接触犯法律。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传统社会都采用了哪些办法来使人们的行为符合普遍的道德规范?其中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于今人是否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罪"与"孽"

从古至今,中国人常常用"罪孽深重"来形容做坏事的人。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应当说"罪"与"孽"在其与法律的关系上是有区别的。"罪"指的主要是直接触犯了法律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庭判决来对其行为违反法律的程度予以测度并给予具体惩罚的。而"孽"则主要是指不直接触犯朝廷或政府制定的世俗法律,但是违反了社会普遍道德准则的行为,这些行为受到世人的道德舆论谴责,当事人如有良知,也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对于"犯罪"与"作孽",中国民间社会把两者是分得很清的。前者将会受到朝廷刑律的惩罚,而后者则会遭受"天谴",受到神灵和冤鬼的惩罚。

1997年上映了一部反映上海赴云南知识青年返城后经历的电视连续剧《孽债》。为了取得婚姻上"单身"的资格而能够返回上海,他们与当地的妻子离异、相互离异并把孩子寄养给当地农户,他们当时的动机可以理解,行为也没有触犯法律,但却使其他善良的人和孩子们受到伤害,并使自己也陷入良心自责之中,通过几个赴上海寻亲的孩子所造成的感情波澜而生动地表现出来,一个"孽"字在这里使用得就十分贴切。

《辞海》对于"孽"的解释有五种:(1)古时指庶子("孽子"),即妾所生之子;(2)坏事,罪恶(《书·太甲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3)妖孽,灾殃;(4)病,害;(5)忤逆,不孝。第一种解释久已不用,人们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说的"孽"主要是指第二种解释,指的是人做的坏事和罪恶,而且其惩罚是无法免除和逃避的,所谓"自作孽,不可活"。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小孩子自懂事时起,人们就在对他灌输朴素的道德规范,当他由于无知而折磨小动物时,老人就会摇头说,"不要作孽呀"。当一个贫苦的童养媳被饿饭、被殴打时(这在当时既不犯法也不违礼)

,邻居们就会摇头说,"真是作孽呀"。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一个村民为邀赏向日寇出卖抗日战士时,人们会说,"作孽呀,他怎么不怕出门被雷劈死"。可见,"孽"是与良心和良知相关的,不一定由这个世俗社会的法律来评判与惩罚,而且有时甚至与当权者的法律和意志是相违背的(如汉奸的行为符合当时"政府"的规则,但被民众所不齿)。

官方的法律总会有漏洞,执法者也难得做到"明察秋毫"并把犯法者统统绳之以法。如《胡雪岩》中的刑名师爷所说"大致古今律法,不论如何细密,总有漏洞",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在设法利用这些漏洞以谋私。但是,与触犯世俗法律的行为相比,"作了孽总是要遭报应的",这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报应也许在现世("现世现报"),也许在阴间,也许在来世;这些报应也许应在本人,也许延及子孙。从"报应"的观点看,"孽"与我国的民间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律法"与皇权有着密切的关系,"礼教"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样。

法治的刑律所针对的是对人身、财产的侵害,并制定了详尽的惩罚办法,也就是所谓"他律",凭靠的是外在的制度和力量。民间所谓的"作孽"观念主要谴责的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弱者的范围可以包括平民、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其他生灵(牲畜、猫狗等),谴责其手段的不道德(如倚强欺弱、诈骗、无信义、向官府进谗言等)。对于"作孽"行为的惩罚主要是"天谴"式的报应(死后在阴间地狱中受苦、来世托生变驴变马甚或殃及子女也要代为偿还孽债等),而不是直接的世俗刑律的惩罚。人们根据社会普遍伦理与道德规范来行为,自觉自愿地不去违背或触犯这些规范,即是人们的"自律"。

萨姆纳(W.H.Sumner)认为,在行为规范方面的民俗为社区大众所长久接受之后,会产生一种神秘化(Mythification)的社会过程,而转化为"民德"(Mores,民间道德规范),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宗教或惧鬼(Ghostfear)

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原本产生于民众日常生活与行为中的民俗(习惯性行为),经由原始宗教或惧鬼或魔术等因素的神秘化作用而转化之后,成为具有约束力或制裁力的"民德"(民间道德规范)。违反这一"民德"的行为,就是作孽。

二、"人治"、"礼治"与"德治"(道德规范)

"所谓人治与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那种把"人治"理解为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关系,而没有一定的规范可守,这种"人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的乃是一种"礼治秩序"。当然,那些"开国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规范时是会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多少会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们也会受到社会传统规范的束缚,不可能随心所欲。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通过绅权来实施的"礼治",并把其与西方社会的"法治"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法律制度。但是,与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区绅权的)"礼治"相对应的,应当说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还存在着由于民间道德规范约束而在民众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德治"(以"积德"为宗旨,以善恶之报为法则),或者说存在着民间的对于一般行为的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当然这一提法(称之为"德治"并与"法治"、"人治"、"礼治"相并列)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论证,但只讲"礼治"并不能完全涵盖我国民间的全部道德规范。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治"是有其特定含义的,"礼义由贤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礼"是特定文化中由圣贤制定的行为准则,而不同于民间朴素的伦理规范(民间的"积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治"、"礼治"、"法治"这些列于经传的、与政治权威相联系的行为规范都可以归类于人类学所说的"大传统",而一些流行于民间朴素的道德规范(民间的"德治",训诫人们"不要作孽")也许可以归类于"小传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法律"、"礼"和"道德":"礼……显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讲明了"法律"、"礼治"和"道德"三者之间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礼"被传统社会认为是士大夫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但这是由统治者为维护"三纲五常"和"尊卑有别"社会秩序而倡导并"教化"民众的正统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规范。而民间的道德则源自于民众中多少带有些自发性的如"积德"、"从善","恻隐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朴素的观念。

所以,"礼治"与"德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礼治"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君权、族权、父权、夫权和乡绅利益的,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电影《家》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礼教"的"吃人"与不道德。在一些社会场景中,"礼治"压制了民间的朴素道德观。如"礼"所维护的"三纲五常"推崇"烈妇",年轻寡妇自杀殉夫是会受到家族、社区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贞节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后会叹息落泪,说这是"作孽"。虽然儒家推崇的"守礼"与民间流行的"积德"在某些行为规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时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说明两者之间也存在冲突(如寡妇殉夫),所以"礼治"并不能等于以朴素道德观念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德治"。这里称"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理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行为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

我国传统的农村,几乎村村都有庙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观,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龙王和当地"有灵验"的地方神癨\。人们会到城隍庙里去求签问卜和哭诉自己的冤屈。民众对于"作孽会遭天谴"的敬畏形成了他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自我约束的某种"德治"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氛围。但是这种民间朴素的"德治"自解放以来,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涤荡已不复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对其他人(包括亲戚、同事、邻居、老师等)进行的关押迫害、人身侮辱、武斗等等行为,从传统道德的观点来看都是"作孽",但是却成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时髦行为。"斗私批修"可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礼",而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红色礼治"与封建社会的"礼治"一样在实践中同样有违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时,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直接与全面地冲击了民间宗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摧毁了民间关于"积德"和"作孽"会遭报应的信仰体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远山区与世隔绝的村落里的人们,现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们已经不大会对孩子们讲"不要作孽"这样的道德训诫了,恐怕向孩子们重复频率最高的是功利主义的训诫"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挣钱做官,才能有出息"。"孽"这个词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现得越来越少了。这标志着社会的发展呢?

还是某种意义上在道德方面的堕落?

在强调法律的同时,社会中关于"孽"的意识的普遍淡化,不考虑做了"缺德事"是否会"遭报应"或者根本否认"报应"的存在,是否是当今人们行为中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认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会权威,那必然是一种强权就是公理的混乱状态"。

中国民间的传统道德规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国在规范社会行为方面的某种民间乡土资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梳理中,在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再认识与达到"文化自觉"的过程中,这也许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

⊙马戎

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与实为"治法"的"法治"

人类自形成为社会之后,就必须产生一定的规范来防止个人、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相互损害,为处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制定一系列调解和惩罚规则。其中既有由政府制定并强制执行的国家法(诉诸于国家法的称做"打官司"),也有流行于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诉诸于民间习惯法的称做"私了",即纠纷的"私下了结")。

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作用评价不一,有的人批评中国缺乏西方社会那样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所以社会的发展缺乏明确的规则;另一些人则基于对注重法律形式程序的西方法律表示怀疑,从而从自然法的角度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伦理的重视和追求"无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这两种不同观点,可以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从法律所涵盖的不同行为对象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运作。

费正清认为中国法律是刑事的而不是民事的,是世俗的而不是以宗教原则为基础的,是支持国家权力而不是限制专制的,"法律只代表了统治者的命令,……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刑事的,是民众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中国历史可分为"乱世"与"治世","乱世用重典",即用加重的刑罚来把偏离社会规范的各种行为纠正回来。

在西方,"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而"人治"被认为是随意性的、没有客观标准的、体现的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中国传统社会通常被认为是"人治"的社会。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除了个别皇帝的意志给当时的法律打下自己的"烙印"之外,历朝历代还是循着"礼法"在统治。儒家主张"礼治",重视道德伦理对人的教化作用,提倡"无讼";法家主张"依法而治"(Rulebylaw),重视的是刑律的实施,用惩罚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当然,法家强调法律的作用,也暗含着对君主"人治"的限制在里面。但是,这种"依法而治"(Rulebylaw)与西方真正的"法治"(Ruleoflaw)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与其称之为"法治"不如称之为"治法"。

四、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法、民间法与民间的道德规范

Ⅵ 辩论赛：国家需要德治还是法治 德治比法治更好的地方在哪里

作为一名法律人。我当然会说国家需要的是法治。
国家近年来的意图也很明显。
之前邓提出法制。江提出法治。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这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不过看问题，你是站在德治这一方。
那么德治的优点在于：
1、法治需要好的法律制度来支撑，法制不完善，法治也难以实现。而德治只需要一般的社会普遍伦理道德，无需强力的制度支撑，简单易行。
2、法治的缺点同时在于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的迅捷性的冲突。法律条文的更新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奏，这导致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往往无法得到公平正义的解决。德治则可以审时度势，妥善解决。
3、法治需要的完善的法律体系条文繁杂，名目众多。不容易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理解。事到临头，民众往往不知如何依法办事。德治依照社会基本道德处理事务，民众容易理解、接受。也易于施行。
4、法治的施行需要培养一大批法律精英，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严格按照程序办事，社会成本较高。德治简单易行，易变通。社会成本较低。
5、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但是在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中，偏重于程序正义。而且若果法律本身制定的不恰当，也会导致社会中不公平的产生。德治追求实质正义。
不过，法治优于德治在当今社会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作为反方，难度比较大。
所以，个人建议你，第一，研究法治优于德治的地方，寻找对方的破绽。
第二，论点可以采取迂回战术。不否定法治，也不必强调德治优于法治。但是一定要凸显德治的重要性。说明德治乃是社会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Ⅶ 当今社会更需要德治还是法治辩论赛（我方法制）怎样提问对方

"德治来"的提法也就我国好意思自提出来,明显是为了执行法治不力而找借口,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由于执法相当不力,我国现在违法见怪不怪,及其普遍.也就是说很多人的行为乃至思想水平根本达不到道德层面,跟他们讲道德是不管用的.

即使道德对一部分人有用,它也无法有效的维持社会秩序.
1.道德尺度模糊,很多情况下没有统一标准.对同一事情是否道德人们就可能作出相反的判断.
首先,利益相关人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这往往使道德发生了扭曲.
其次,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往往对同一事情作出不同的判断.
2.道德的约束力不够.不道德的行为最多遭到谴责,不能有效阻止当事人继续做坏事.
因此强调德治重于法治的结果只能使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事实上,正是"德治"的缺陷太大,阻碍了社会发展,人们才发明了法律,社会逐步迈向法治.因此法治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强调德治重于法治明显是"开历史倒车",这种论调会很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

Ⅷ 辩论赛 法治重要还是德治重要

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加强法治能赋予社会道德规范以权威性，促进社会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强德治能有效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从而在根本上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在当代中国加强德治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一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凸现出德治的重要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公共社会规范的内容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直接决定了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方式。在结构简单的社会中，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经济组织、家族组织、政治组织等往往合而为一。紧密的社会关系、巨大的共同利益和人们生存的彼此依赖性，迫使人们不得不自觉地遵守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规则。这时的公共社会行为规范是以习惯、族规和宗教体现的。在这种结构简单、规模狭小的社会里，社会成员道德自律的重要性还未充分凸现。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生产方式的变更以及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维持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手段也随之改变。社会结构越复杂，社会活动的空间越广阔，个人行为所影响的直接对象就越少，行为后果的直接利益影响也越不明显；相反，在社会幅员广大、组织结构复杂、人口众多而且流动量大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隐匿条件（如居住分散、固定交往率下降、网络交往的日益普遍化等）却不断增加。这时，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在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维护中的重要性就日益 凸现出来。二是科技的现代化呼唤着德治的强化。如生物学“克隆”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伦理、地球生态等问题的提出，都把科技道德问题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高科技的发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德治。此外，人的现代化、政治的高度民主化也对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现代化，造就现代人，首要前提在于培育现代主体意识。现代主体意识具有广泛深刻性，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而崇高道德理想信念的确立、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尚道德品格的培养，是现代主体意识的核心。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正需要以大量具有高尚道德的现代人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能具备现代的民主意识。 其次，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着德治的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增强了人们的改革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然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如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我的渗透将进一步加大；商品交换的法则一旦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势必引发见利忘义、权钱交易，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减弱；经济转型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利益调整以及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难免会引发人们思想的波动。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价值观念也趋向多样化。面对新形势，如何在各种思想和文化相互激荡，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渗透的情况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广大社会成员中确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实现新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强化以德治国，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命运和前途的重要举措。再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德治置于更重要的地位。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文化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社会发展中，文化始终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更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综合国力是包括自然资源、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外交、国民素质、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财富的形式及对别国的影响力、辐射力显示其综合国力。当今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知识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竞争。而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作为文化的核心，在综合国力中尤显其重要性。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进文化对于调节社会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协调社会运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文化环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
提倡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学者早就看出，这一机制下不会产生高尚的人格，他们甚至喊出了“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这样的口号。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遵守承诺应该是基本的行为准则。但这里的守信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的。当遵守承诺将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时，市场主体宁愿作出违约的选择。这种利己的运行机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互助精神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于是人们越来越关注对市场的制约作用。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兴起，为市场中弱者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现则使文明社会的互助精神从法律上找到了依据。 然而，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道德的力量，并且将以德治国作为治国的方略就很有必要了。因为这是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校正，也是为法治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基础。在德治的光辉下，法治的阴影会消除，市场的局限会得到弥补，整个社会将和谐发展。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法律制度本身，都是建立在“性本恶”基础上的。市场运行机制就是利用人们原始的追求财富的本能推动资源的配置。在一个对财富无动于衷的人面前，市场经济无法发动起来；但在对财富充满占有欲望的人们面前，市场会自行运动。然而，由于市场上每个人都是利己的，所以，必须建立基本的运行规则，法律会在交易中内部生成。当国家顺应市场的需要，将市场规律法律化后，市场运行机制就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当国家不能顺应经济的要求，及时将市场的运行规律法律化，或者强行颁布扭曲市场运行机制的规则后，市场就会发生混乱。可以说，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包含着法律规则。然而，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场运行机制同样会面临衰亡，例如当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竞争的机制就不会发挥作用。这时，人们要么等待新的市场进入者，要么坐视垄断者独享高额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消费者和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利益必将遭受损害，法律在这里应该再次发挥作用。这就象是一个不停滚动的铁环，如果没有推动者必然会停止转动，自然倒下。然而，在需要法律的地方，我们往往看不到制度的倩影，法律总是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在各种利益的妥协中诞生。在这些滞后的法律面前，利益的最大受损者往往是弱势的群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中，承受动荡成本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最弱的人群，而对弱者的保护规则总是在各种利益的较量中姗姗来迟。 既然我们不能依赖市场本身为我们提供社会文明发展的推动力量，我们也无法保证法律天然地保护社会弱者的利益，我们还能借助什么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呢？ 道德，惟有道德！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有所顾忌，也会使法律的制定者和适用者拥有基本的准绳。所以，提倡以德治国，实际上是纠正市场的缺陷，也是弥补法律之不足。道德的时代意义不在于维护市场的尊严，而是对市场运行机制进行理性的批判。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我们应该更深刻地领会其中的意义。 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飞速的变化，处在市场经济的旋涡中，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接受市场的理念。如果缺乏批判意识，认为市场万能，甚至让市场的理念主宰社会的一切领域，其结果将会使一切不可以交易的东西成为交易的对象，一切不可以法治的行为法治化。人们将越来越屈从于自设的规则陷阱，而无法自拔。当年，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曾经从醉心研究的市场“看不见的手”中抽身，探究自己的本行——伦理问题，现代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经济学中真正的人。而我国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是不是也应该从制度的沉迷中醒过来，关注社会道德的作用？诚然，道德的观念是多元化的，道德的规则也是非强制的，但关注道德，实际上是关注人本身，它会使市场运行得更有理性，也会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Ⅸ 请问辩论赛中，标题为德治与法治应以哪个为主，有何例子利于德治立论。谢谢谢

西汉初期的“抄文景之治”就是休养生息的德治典范。
唐朝的唐玄宗“开元盛世”也是德治的案例。

其实法制成功的案例就是战国的魏国李悝和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李斯比较成功案例而已。大部分朝代还是德治力度多余法制的。

谢谢

Ⅹ 求:当今中国更需要德治(法治)的辩论词

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
法治离不开德治，它需要道德基础；德治离不开法治，它的实现需要依靠法律。
可见，纯粹的法治是不可行的，而纯粹的德治又是不可靠的。没有德治对人类良知的呼唤，法治是不可实现、不可维持的空想；而没有法治及其所设定的外部制约，道德自律必然是一句空话。因此，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必然是德治与法治的理性统一。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