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权立法

Ⅰ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特点，详细一点，字数多一点，不要从其他知道上复制的。满意的话增加财富值。

中国《侵权责任法》的主要特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侵权责任法》是民主立法、开门立法的成果，其中凝结了广大立法工作者、司法工作者以及法学工作者的智慧和贡献，是民商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集体智慧结晶。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广泛听取司法工作者的声音；司法界积极配合，为立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民法学界广泛讨论，各抒己见，为《侵权责任法》提供理论支持。《侵权责任法》的每一章节和条文都广泛征求了意见，是一次民主的立法，确确实实适应中国当前的情况。
第二，《侵权责任法》体现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是一部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一个民事权利宣言。在内容上，突出了现实生活的需要，重点解决20年来出现的突出问题，如“同命不同价”、网络侵权、建筑物倒塌责任、产品的警示召回、保险责任的分担等问题，在《侵权责任法》中都有了切实可行的规定。
第三，《侵权责任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第2条采用开放式列举的方式规范了本法保障的权益范围，广泛全面地对各种私权以及各种利益提供了保护；二是自始至终都贯彻体现了对人和生命健康的最重要、最首要的关怀，把它放在首位来进行保护；三是按照归责原则建立了一个独特且完整的侵权法体系，非常科学、严谨；四是巧妙地做到了一般条款和具体列举的结合；五是在《侵权责任法》第15条全面规定列举了各种侵权责任形式，而且在责任形式的规定方面也实现了一般规定和具体列举的结合。
学者从历史角度阐释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认为《侵权责任法》是外国立法经验借鉴与本土国情的密切结合，它体现了立法者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立法风范，以及中国民法学者既有学习他人的胸怀，也有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勇气，因而形成了鲜明中国特点，已经受到各国民法学家的重视，将会对外国侵权法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侵权责任法》独具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侵权责任法》单独立法。《侵权责任法》采用单独立法的形式，是成文法国家第一部以侵权法的名称制定的法律，这是对传统民法典体系的重大突破，是对各国民事立法的重大贡献。这部法律的制定之所以能够广泛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就是因为制定这部法律所具有的创新和重大突破意义。
第二，规定了独具特色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有的专家认为《侵权责任法》第2条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有的专家认为《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有学者指出，《侵权责任法》第2条和第6条第1款都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是一个大小搭配的双重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是独创性的立法模式。在成文法国家的侵权法中，只有一个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或者是小的一般条款，或者是大的一般条款，而中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两个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第2条是大的一般条款，全面概括全部侵权责任；第6条第1款是小的一般条款，规范一般侵权行为；二者相互结合，构成《侵权责任法》的完整逻辑结构。
第三，突出强调私权优先规则。《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私权优先规则，赋予侵权请求权以优先权保障，当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同时承担侵权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而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首先支付侵权责任。有了优先权的保障，就能够保证第3条规定的侵权请求权得到担保物权的保障。这表现了中国立法的昌明，表达了私权的尊崇地位，体现的是国家、政府不与民争利的思想。
第四，着重解决死亡赔偿的“同命同价”问题。学者认为，城乡体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立法是要维护这种体制还是消除这种体制，有一个立场问题。在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上不自觉地维护二元体制，“同命不同价”的结果就是歧视农民。《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校正了这种做法，抛弃了按照城乡居民户口确定赔偿标准的做法，实现了城乡居民的平等保护。
第五，在具体制度构建方面，与会专家学者指出以下侵权责任制度具有中国特色。
（1）医疗损害责任。《侵权责任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综合平衡受害患者利益、医疗机构利益和全体患者利益的关系，借鉴各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经验，对医疗损害责任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打破了世界各国侵权法都不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的传统做法，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环境污染责任。《侵权责任法》把《民法通则》以及环境保护法中关于侵权法规范进行整合，协调了《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单行法的关系，补充了新的责任规则。
（3）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十章专门规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除了规定一般性条款之外，还专门规定违反安全措施饲养动物、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动物园饲养的动物以及遗弃、逃逸的动物造成损害的责任，有助于消除社会危险因素，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4）物件损害责任。有学者系统解析了《侵权责任法》第85条、第86条、第87条的规定，认为既借鉴了罗马法的历史传统，又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内容有重大突破。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第86条规范建筑物倒塌造成损害，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规范豆腐渣工程，警戒不法开发商，保障建筑物的质量安全，意义重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Ⅱ 中国隐私法有哪些

综观我国现行立法，有关隐私权的法律规定少之又少，并且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我国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的含义，也未直接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作出规定。涉及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宪法和民法有关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规定中。
宪法规定了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而隐私权正是人格权的一种。
《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毁谤和诬告、陷害;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讯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
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保护，仅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提供保护。在人身权的保护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毁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等。未提及隐私权保护。
直到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起诉要求赔偿的，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一次肯定了在违反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隐私权的认定。
由于我国法律没有直接规定“隐私权”的法律依据和归责原则，实践中对侵犯隐私权的案件往往有两种认定方法。一种，是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认定为侵犯“名誉权”，加以保护;还有一种，如果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可以认定为侵害“隐私利益”。
由此可知，中国有关隐私权的保护目前仍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在隐私权领域法律缺位。

Ⅲ 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保护

1．以美国为代表的行业自律模式。1996年底，美国政府发布《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一文，其中关于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观点是:只有当个人隐私和信息流动带来利益取得平衡时，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上的商务活动才可能兴旺起来。“政府支持私人企业开发有意义、使用方法简单的隐私权自律机制。对于自律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将与产业合作，共同研讨解决策略。”该文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互联网商业活动中隐私权保护主要采取行业自律、减少法律限制的态度。美国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为了鼓励和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避免给网络服务商施加过多压力。
2．软件保护模式。这主要是采用技术的手段，，由互联网消费者自己选择、自我控制为主的模式。该模式是将保护消费者隐私的希望寄托于消费者自己手中，通过某些隐私保护的软件，来实现网上用户个人隐私材料的自我保护。
3．以欧盟为代表的立法规制模式。这种模式由国家通过立法从法律上确立网络隐私保护的各项基本原则与各项具体的法律规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司法或者行政救济措施。如欧盟1995年10月通过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要求欧盟各国根据该指令调整制定本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法。
以上三种保护模式各有利弊，行业自律模式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有关国家的隐私权观念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其有利于促进该行业的发展，但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却容易引发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而软件保护模式依赖相关技术的发展，其安全性和可信度有待考察；立法规制使网上用户的个人隐私更容易得到保护，但另一方面增加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定义务，有可能伤害其进行网络服务的积极性，从而阻碍整个行业的发展。因此，学者认为可以采取三者相结合的保护模式：以立法规制为主导，辅之以行业自律和技术。 从目前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立法来看，隐私权并未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
护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依据仅是《宪法》所确立的保护公民人身权的基本原则和《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个别条款。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以及1993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法通则》未直接规定隐私权的不足，但其所采用间接保护的方式明显不能全面保护个人隐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隐含关于隐私权保护的内容，这不失为一种立法的进步，但仍未从法律上明确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民事权利的地位，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关于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1997年12月8日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通过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布施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2000年10月8日信息产业部第4次部务会议通过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办法》 第12条规定：“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上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密，未经上网用户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在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关于网络隐私权比较成形的法律，仅是在一些部门规章中有所涉及。因此，目前我国对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基本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
学界对我国网络隐私权的立法完善的建议：
1、采用综合模式，制定一些行业标准
从网络隐私权的立法趋势上来看，现今主要有立法模式和行业自律模式两种。立法模式可以较好地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但单纯的立法模式又可能束缚网络经济的发展。我国网络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成熟同时考虑到我国的法治体制和一贯的法律传统，应采用综合模式兼采两种模式之长处。可以先由行业自律组织制定一些行业标准。
2、制定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专门法律
将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利由法律明文确定下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立法一直忽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宪法》也只是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秘密权受保护。《民法通则》也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司法实践中侵犯隐私权的案件也是侵犯名誉案件处理，公民不能单独以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侵犯为由进行起诉。应加强针对网络隐私权的专门立法，我国现有的法规都是国务院下属的部委制定的，法律位阶较低，不能有力的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另外全国各地方也大都有地方性的保护网络隐私安全的法规或规章制度，但我们知道网络是没有区域限制的，很多网络侵权案件甚至是跨国界的，这些地方性法规、规章对公民的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根本起不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与人们的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急需一部全国性的针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专门立法，使得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有法可依，同时也使得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使受害者得到应有的补偿。
3、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使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切实可行
首先，在侵权法律责任中增加相关条文，规定侵害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民事责任，任意或者不法侵害公民的隐私权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特别要规定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其次，建议在我国刑法中增设“侵犯隐私权罪”这一罪名，使严重侵犯公民隐私的行为受到刑法的制裁以增强其威慑力。最后，行政法律法规应强化工作人员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工作的原因，行政机关很容易收到公民相关的个人信息，所以强化行政人员对公民隐私的保护意识尤为重要，对其侵犯公民隐私的行为应予严惩。
4、加强行业自律和政府管理。由于网络信息的虚拟性，以法律法规的刚性去管理必然会影响到网络的顺利发展，所以，在世界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以政府的管理促成行业自律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识。一方面，经营者对于隐私权的保护负有绝对的义务，其内容应该包括信息收集者的告知义务，合法收集义务，依法使用义务和防范泄密义务。经营者应切实贯彻实施，即一旦违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样从制度上保证网络用户的利益不受到侵犯，建立一种真正的互信关系。另一方面，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构架促成市场自治和行业自律的主导型与服务型相结合起来的政府。从政府管理的性质和方式讲，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是管理而不是干预，是作为一种内部力量，且是作为一种内部领导力量进行管理的，而不是从外部介入干预的，所以，政府重在引导，培育和规范，是站在经济全球化的高度看待中国的网络行业的，以网络的方式管理网络，从而实现科学的，经济的，互动的和可操作的管理，实现合法自律。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3年11月26日一致通过了一项保护网络隐私权的决议。这项决议由巴西和德国发起，在美国被曝大规模监听各国的背景下提出。
巴西大使表示，该决议第一次确立了人权在网络上也需要保护。德国大使则反问道：“在数字技术的世界里人类隐私权还受到保护吗？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就应该被允许吗？” 德国与巴西稍早前共同向联合国提交有关反对大规模监控的决议草案，要求结束大规模监控行为，同时保障民众享有通信的隐私权。草案呼吁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对大规模监控造成的侵害予以关注。
这份决议草案没有指明针对任何国家，但外界普遍认为，该决议草案是针对美国近来被不断揭发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监控行为的愤怒回应。

Ⅳ 为什么美国要立法遏制公权对私人的骚扰私权在公权面前处于天然劣势吗

这个问题想不明白？私权在公权面前是处劣势的，这个没有争议。美国这一举动就是否定部分无谓的骚扰。但是无法逆转劣势地位，一旦公权认定私权侵害其利益（国家利益），这个法律一样无效。
毕竟制定这个法律的只国家（公权主体），一旦协议受到制约，法律无效。所以私权在任何时候在公权面前都是劣势的，也就是天然劣势。

Ⅳ 立法原则的重点环节

总结二十四年来的立法实践经验，为了更好地坚持立法原则，提高立法质量，在立法活动中需要正确重点处理好若干关系，比如： （一）立法与改革的关系
法律、法规的特点是“定”，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一旦定下来，全社会都要一体遵守。改革的特点是“变”，是突破原有的体制和规则。用特点是“定”的法律、法规去适应特点是“变”的改革要求，难度是很大的。那么，立法应该怎样体现、适应改革的要求呢?有人提出，要大胆改革，就要敢于突破法律“框框”，甚至敢于突破宪法“框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如果这个人认为这个法要突破，那个人认为那个法要突破，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权威就会荡然无存。
（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意味着减少政府的责任和作用。这里需要明确的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的方面是政府，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力求做到：一不越位，决不要再把那些政府机关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揽在手里；二不缺位，该由政府机关管的事情就要把它管住、管好；三不错位，政府机关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四不扰民，该由政府机关管的事情，只要能把它管住、管好，办事手续越简便、越透明越好，以方便基层、方便老百姓。而做到这一点，首先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卸下两个思想认识上的包袱：一是，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把一切经济活动都由政府机关包揽下来；二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不等于把老百姓的一切事情都由政府机关包揽下来。总的来看，从发展趋势看，政府实施的是公共行政，政府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无限政府，它的权力、责任都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只有“有限”，才有可能“高效”。这个思想认识问题不解决，不可能转变政府职能。
（三）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转变政府职能，在立法活动中，特别是制定行政法、经济法，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行政权力同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的关系。按照传统法学概念，行政权力属于“公权”。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属于“私权”。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上，原则上讲，权利是本源，权力是由其派生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定程序授予的。但是，行政机关一旦取得行政权力并对管理相对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这种权力，它就居于“强者”地位。因此，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主要的方面应该是对权力加以规范、制约、监督。立法不仅是对行政机关的授权，而且是对行政机关的控权。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确保一切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正确行使权力，防止滥用权力。
（四）惩罚与引导的关系
法律规范是确定社会活动准则的。对那些严重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法律、法规当然应该规定惩罚手段、制裁措施，并且所规定的惩罚手段、制裁措施能够罚当其过、制裁得力，真正达到惩罚的目的，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保证法律、法规的实施。同时，又要看到，法律规范除了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制裁功能外，它本身又具有重要的引导功能。规范是为人们设定的社会行为预期，本身首先就是引导。立法应该根据行为人不同的行为方式来确立能够有效发挥法律规范引导功能的相应制度。在中国，法律、法规既然是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它就应该并且能够建立在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自觉遵守、执行的基础上，从而具有更明显的引导功能。因此，在立法活动中，需要重视法律、法规对人们的引导，从制度上预防、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即使对违法行为设定必要的惩罚手段、制裁措施，也要考虑惩罚手段、制裁措施的多样化，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后果的不同，设定相应的惩罚手段、制裁措施。这就要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积极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预防、制止、制裁违法行为的新机制、新措施、新办法。
（五）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党的十六大明确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要求，这是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所得出的结论。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的重要方式。但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性质、功能是不一样的。法律规范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其实施主要（不是唯一）靠他律；道德规范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其实施主要（不是唯一）靠自律。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把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结合起来，使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些道德规范（如诚实信用等）与有关法律规范（如民商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等）是相互融通的。如果法律规范背离了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道德要求，就会失去民众的诚服，在实践中就难以行得通；如果一切都依靠道德，就难以有效地制止、制裁那些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也难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甚至会妨碍公共道德的形成。因此，立法必须重视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看一个法立得好不好，在实践中能不能行得通，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体现了多数人认同的道德标准、道德要求。

Ⅵ 立法过程中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的关系

行政立法中的民事制约

2004-12-9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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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约是指某些行政法规、规章在调整行政法律关系时，同时涉及到对一些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从而使该部分行政立法具有民事立法的性质并产生民事制约作用的现象。笔者认为行政立法民事制约问题的本质是公权与

私权的冲突问题。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行政立法民事制约中权力（权利）的结构性平衡问题

行政立法民事制约中权力（权利）的结构性平衡，主要是指行政立法权力与民事自治权利范围的平衡问题。从《立法法》目前的规定来看，尽管对各级立法机构的立法权作了相应的限制，但行政立法权限仍然十分庞大，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情况形成了行政立法权力与民事自治权利的不平衡。要实现这一领域的平衡，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一）实施行政立法要坚持成本效益原则。如对市场进行立法干预，应考虑三方面的因素：其一、必须证实市场失灵确已发生。其二、实施行政管制能否减少或控制不合理的市场资源配置。其三、必须确保管制政策的实施不会导致政府错误干预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

（二）实施行政立法要坚持利益均衡原则。行政立法对私人权利的干预是必要的、适当的，但干预所期待的社会效果应当是行政主体权力与相对方权利的相对均衡，且采取的干预手段应当不损害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利益均衡。

行政立法民事制约中激励与制约的机制性平衡问题

行政立法权力与民事自治权利的平衡，仅仅是一种结构上的平衡。要让其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让行政立法主体与相对方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博弈的同时，减少或降低摩擦成本，实现公益与私益的双赢。实现这一目标应建立两种机制：

（一）建立行政立法的激励与制约平衡机制。从世界范围内行政法的发展过程来看，行政立法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关希望运用立法手段加强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但是，政府只是“有限理性”的，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往往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使行政立法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因此，应当运用制约机制将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减少对市场的失当干预。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政府不可能让市场放任自流，因此应当激励政府在必要时以“看得见的手”来纠正“市场失灵”，以防范政府失灵。运用激励机制来支持政府弥补市场缺陷，这样既达到节减交易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市场失灵”的出现。

（二）建立行政立法中公权与私权的平衡机制。在一个行政化的国家里，行政机关往往会倾向于扩大行政立法的范围，增强行政立法的强度，以便实现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手段，促进社会公益的最大化。与之相反，相对方则倾向于严格制约行政权，扩大社会自治范围与企业经营自主权，寻求私益最大化。这对矛盾的解决有赖于建立公权与私权发生博弈时互相妥协的机制，从而实现公权与私权在行政立法中的有效平衡。

行政立法民事制约中实体与程序的制度性平衡问题

制度是行政立法机制的载体，激励与制约机制必然要依赖具体的制度来实现。在行政立法过程中要想让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法律地位真正平等、激励与制约机制能顺利运作、公益与私益可以协调平衡，从而使行政立法产生良好的民事制约效果，就必须确保在行政立法中实现以下三种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的平衡。

（一）确保立法动议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平衡

在行政立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立法动议的优先权。但由于公众利益本身的多样性，一项立法动议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行政立法机关有时是事先无法完全确定的。要想让各方的利益在最终立法结果中得以体现，必须确定相关的利益主体，这就要求行政立法机关必须公开相关的立法动议信息，在更大范围内让利益主体知道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立法动议并参与其中。

（二）确保利益平衡权与相对方参与权的平衡

行政立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方利益的博弈过程。博弈的前提是利益各方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其中，并自由地表达利益要求。这就要求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主参与程序。另一方面，由于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和相互对立的尖锐性，在博弈过程中，为节约有限的立法资源，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赋予行政立法机关以利益的平衡权是必要的。

（三）确保行政立法权与司法救济权的平衡

行政立法结束后，各方利益在行政法规中有的得到了体现，有的没有。这样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就可能会引起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因立法的缺陷侵害部分权利主体的利益。因此，在行政立法中应扩大行政诉讼的范围，允许更多的人具有原告资格，从而使行政立法过程中形成的或缺在行政诉讼中加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