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立法

① 如何评价孟子的法律思想

解答如下，仅供参考：
孟子的法律伦理思想
儒家学说重在内圣外王，相比较而言，孟子更重外王之学，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是孟子最根本的追求。他认为一个理想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实施仁政，即要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确立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构的指导思想和前提条件。孟子的立法伦理思想对后来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思孟子的立法伦理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孟子立法伦理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从事实认识的角度而言，人先天的本性无所谓善恶，但是当人们进行一种社会制度的设计的时候，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制度设计的时候，不能不对人性做出一定的假设，因为社会制度的设计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之下进行的，作为人性假设的人性论确定这种价值观的基本价值导向，所以，不同的人性假设对社会制度设计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为了给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理论基础，孟子提出了天赋道德的人性本善学说。

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P259四端就是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或者说，是人的道德本能和道德直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1]P79虽然人人皆有善的本性，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将善的本性发扬出来，只有君子或者圣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能够将善的本性发扬的人就是施行仁政的治人者，就是王者，一般的小人不能将善的本性发扬，只能做治于人者， 王者将善的本性发扬出来，施行仁政，就可以将天下运于股掌之间。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不同的思想家对人性有不同的认识，人性的善恶是讲人的本性的善恶，所以人性的善恶问题与如何理解所谓“本性”密切相关，其中“本”的意思是“本来是”还是“本该是”，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认识孟子的性善论，首先应该明白，孟子所谓人性本善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当然孟子自己没有真正区别二者，从孟子的仁义礼智是人固有的观点来看，似乎孟子是将人性本善作为事实判断，但是深刻理解孟子的意思，还是应该认为孟子是将人性本善更多地作为价值判断，他认为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不是人人就是尧舜，因为不是人人就是尧舜，所以也不是人本来就是仁人、善人，是说人人有向善的可能，人性本该是善的，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1]P80人性本善是说善是人之本，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没有善心就不是人。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没有明确的性善思想，是孟子明确提出了性善论，实际上，孟子的性善论与孔子所说仁义孝悌是人之本的意思是基本相同的。

在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孟子的性善论以及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仁政学说显得有些不切实际，所以司马迁说孟子“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孟子的性善论以及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仁政学说切合中国农业社会的社会总体状况，这正是孟子思想在后来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设计中能够发挥久远影响的真正原因，孟子能够超越战乱的时势，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特点，说明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高瞻远瞩。

二、立法的目的

任何立法都是在一定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孟子认为国家立法以及政策的制定都应该贯彻儒家伦理思想，应该坚持立法为民的立法目的。

法律是统治阶级强化社会统治的手段，也是促使社会和谐有序的方式和方法，社会和谐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孟子充分认识到，统治者在立法中必须将自身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协调统一起来，民众的利益往往也是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在，因为民心的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君主，所以人民的意志是统治者合法性的唯一依据，统治者立法必须以民意为最基本的价值导向，以民为本，统治者不能总想利用法律的强力压迫人民，而是应该爱民、护民，通过法律保障民众的基本利益，使民众发自内心地拥护统治者。是不是以民为本，体现民意、民心是法律能否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1]P166“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1]P171

齐宣王攻打燕国，获胜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这个邻国。孟子把人民的意愿作为先决条件，“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 [1]P44得民心是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根本原则。

孟子认为民事应该是为政者的当务之急，他认为民事不可缓。 针对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统治者应该实行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处理君民关系要做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P328

孟子立法为民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政策以及法律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改朝换代之初，这样的思想往往能够更深刻地影响统治者，统治者往往会制定更宽松的政策和法规，这样的思想对于现代民主政治决策和法律制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立法为民仍然应该是立法者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当然这不意味着说民本思想仍然是现在的立法原则。民本思想的基本含义是为民做主，这与现代政治和法律要求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区别，民主不是为民做主，而是由民做主。民本思想是统治者为被统治者想办法，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解决社会问题，人民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

三、立法的仁爱原则

自孔子开始就将仁作为最根本价值指向，主张实行仁道、恕道。孟子将孔子的仁学思想运用到社会政治法律领域，提出了仁政学说，仁义和孝悌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最高范畴。

与其他儒家思想家一样，孟子认为仁应该是政治的应有之意，“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2]所以孟子认为“惟仁者宜在高位”，政治上的至高之位，必须由道德修养最高的人、充满仁爱心的人承担，只有德行高尚的人统治的世界才是理想社会，“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P168所谓天子必须是圣人，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和替天行道，也就是施行仁政，只有统治者实施仁政，臣民才能听从教诲，循礼守法，安居才能乐业，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P74

孟子认为应该以仁爱之心行仁政，应该省刑轻罚。他批判了统治者“未有不嗜杀人者”的社会现实，他认为杀一个无罪的人都是不仁的表现。与孟子同时代的商殃，在秦国实施连坐、族刑等等法条。孟子则主张恢复周文王“罪人不李”的刑法原则，明确反对株连二族的酷刑。孟子认为，杀人必须审慎，要经过仔细调查，征求国人的意见：“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1]P41孟子还主张生道杀民，强调司法官遇到死狱，应以求其生之道来审慎审理，慎重办案，反对草菅人命。

孟子把不仁不义视为最严重的犯罪。他严厉谴责上层统治集团、政府和官吏的犯罪，斥之为不仁，把诛不仁定为一条先王之法。他把争地之战、争城之战的行为斥为“率土地而食人肉”，应当“罪不容于死”，把那些“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为君约与国，战必克”的文臣武将斥为民贼，认为他们应当服上刑，把桀纣之类的暴君斥为残贼之人，认为可诛可杀。

自汉朝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构建的指导思想，孟子的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构建产生重大的影响，致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伦理化的色彩。中国传统法律允许父子相互隐匿犯罪的容隐原则，对老弱病残妇幼者实行怜恤的规定，对死刑特别慎重的会审（秋审与朝审）制度等，都是儒家仁爱思想的集中体现。封建统治者为了在司法实践中贯彻仁道、恕道精神，减少冤狱，达到教化迁善、推恩以保四海的目的，制定了一套慎刑恤囚制度。其中主要有“三纵”、“三宥”。三纵是指老耄、幼弱、愚蠢犯罪，因考虑其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或免或减其罪。三宥是指不识、遗忘、过失犯罪，因这类犯罪非故意犯罪，故减轻其刑。基于仁爱的考虑，法律上对老人、儿童、笃疾、孕妇这几种人犯罪予以减轻刑罚或免刑。唐代法律规定，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笃疾者，不加拷讯，流罪以下可以赎罪；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犯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减免，一般的盗窃或伤人也可以赎罪；年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

对于孟子的仁政理论及其对后来社会的影响，学界存在许多非难。因为孟子主张道德是政治和法律制度设计的基础，为政以德、明刑弼教，以仁爱为立法原则，就认为孟子重德治轻法治，使道德越位扩张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而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认为儒家思想影响中国的法律建构，正是中国没有形成法制社会，没有像西方一样创造出发达的法律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甚至认为它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司法腐败的思想根源。如刘清平先生认为《孟子》一书中孟子所褒扬的舜“窃负而逃”的故事是将血缘亲情凌驾于遵守法律普遍准则之上，“实质上是徇私枉法的腐败行为。”[3]所以仁政思想不利于现代法制社会的建设。

实际上，孟子非常重视法律对国家政治的作用。他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1]P162法律是社会政治不可或缺的，国家应该明其政刑，他只是强调法律应该是道德的法律，国家应该以良法治国，为政者应该以仁爱之心为政。他认为，“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1]P16他认为道德和法律，义和刑，都是国家政治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树立法刑的权威，跟树立道义的权威一样重要，否则国家就会灭亡。

对比西方和中国的传统的法律观念，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重大的差异，假如以西方法律为价值本位评价中国法律，自然认为中国法律存在严重问题，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律文化是不是相宜的，最根本的标准应该是它是不是与那个民族当时的基本社会关系相契合。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两千年，就是因为其思想准确反映了中国血缘社会的最突出的社会特色，所以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国情的。试想，假如孟子的思想是与当代西方的价值观相契合的，当时中国以他的思想为指导确立法律制度，其结果会怎么样？

孟子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以此为指导制定的法律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进步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这不意味着说孟子的法律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正确的，中国社会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过渡，中国的法律伦理观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当然也要适应这个过渡。当然这也不意味着说孟子的法律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就已经完全过时了，孟子强调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以符合社会人际关系性质的道德观念为指导的立法伦理思想，是我们现在进行政治法律制度设计也必须坚持的。

在孔子和孟子的法律伦理思想指导下，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体系，这个法律文化体系尽管从总体上来说不适合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但是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是构建空中楼阁，任何民族的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都不能忽视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法律制度当然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往往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这些文化也必然影响人类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费正清先生认为：“按照现代以前的任何标准来看，中国法典显然是自成一格的宏伟巨作。也同中国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中国旧法制是‘非现代’的，然而按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看，还不应马上称它是‘落后’的。早期欧洲观察者曾对中国人的秉公执法获有深刻印象。只是到了18、19世纪，西方改革了法律和刑法之后，中国才落后了。”[4]P85-86所以，不仅中国社会法律文化现代化要借鉴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而且它对全世界法律文化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现代美国法学家也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重视庭外调节的传统，是非常值得发扬的。

四、立法的亲亲原则

孟子认为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不同，认为仁的意思是亲亲、敬长，“亲亲，仁也；敬长，义也。”[1]P307亲亲就是事亲、尊亲、爱亲，主要是孝父，孝悌是仁之本，所以孟子认为亲亲是实施仁政的根本原则，孝悌是立法和司法应该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是区分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重要依据。

我们从孟子对舜窃负而逃的态度中，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他将亲亲作为立法和司法的伦理原则的思想。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1]P317

孟子认为皋陶当司法官，舜的父亲杀了人，皋陶把瞽瞍抓起来，舜虽为天子，但不能公开阻止，可又不忍心父亲受囹圄之苦，于是，抛弃天子之位，把父亲偷偷地背出监狱，逃到远远的海滨住下来，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这是君子大丈夫应有的选择。

孟子对舜窃负而逃的肯定是对孔子父子相隐的法律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论语•子路》中记载了孔子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肯定。“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5]父子相隐和窃负而逃都是亲亲原则在儒家政治法律伦理思想中的体现。

孔孟确立的亲亲原则在后来中国历代法律制度的建构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汉朝以后的法律中都有以下大同小异的规定：同居亲属、非同居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小功以下但情重的亲属，除法定的几种重罪外，对于其他犯罪，均要相互包庇隐瞒，而不能彼此告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是不孝、不亲、伤情败法的行为，要论罪处罚。唐宋的法律规定子孙告祖父母、父母者，处绞刑；卑幼告其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符合事实，徒二年；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即诬告重者，加所诬罪三等。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诬告重者，各加所诬罪一等。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立法的亲亲原则有了不同的认识，一些人认为，亲亲体现了中国人在德法关系上，重德轻法的传统，是将道德与法律对立，将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表现，《孟子》 中窃负而逃的故事往往被作为这种观点的典型例证。

实际上，这是对孟子思想的误读。对窃负而逃的肯定，不说明孟子重德轻法，孟子更没有将道德与法律对立，孟子也认为有罪必罚，瞽瞍杀人，舜为天子不能阻止司法官执法，可又不忍心父亲受囹圄之苦，舜的内心世界确实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这种矛盾，不是道德与法律的矛盾，而是两个法律应该遵循的伦理原则之间的矛盾，是舜以国为重，还是以父子亲情为重的问题，舜以父子亲情为重，所以毅然弃天下，将父亲窃负而逃。仁爱和亲亲都是中国传统的法律伦理原则，儒家认为仁爱之本是亲亲，所以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也就是说，当亲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一般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法律指引人们去维护哪一种利益呢?亲亲是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回答。

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也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是恶法，法律必须基于道德的自然正义，法律应该像自然科学定律一样是纯粹理性的。但是西方法律依据的道德是理性、平等、正义、公平，体现在法律中表现为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

用西方的法律伦理观评价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窃负而逃现象，自然会得出腐败、践踏法律的结论。东西方法律文化的这种差异源自于东西方伦理文化的差异。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

伦理观念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调节社会生活的手段。西方进入文明社会后，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原始的血缘氏族关系受到了根本的冲击，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活动，人们不得不以独立个体的方式与社会和他人发生关系，社会是生人社会，理性、平等、正义、公平的伦理观念正是在这种社会生活逐渐培养起来的。中国的文明是农业文明，原始的血缘氏族关系得到了良好的保留，中国人祖祖辈辈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人一出生就进入一个血缘群体中，社会是亲缘社会、熟人社会，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观念是这种社会生活的反映。

我们的国家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过渡，社会性质也从血缘亲情的熟人社会向社会个体的生人社会过渡，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亲亲原则不应该是立法的指导思想，理性、平等、正义、公平在立法中必须得到贯彻执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批判孟子以及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为孟子的立法伦理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以其思想为指导的法律文化的建设在当时社会是适宜的。解读孟子，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汲取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营养，不是直接继承传统的亲亲等思想，而应该是理解传统文化真正的精神，孟子的立法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立法必须立足于现实、立足于自己本民族的传统，必须与法律所要调节的社会关系特点相适应。即使仅就亲亲而言，也不能完全否定，虽然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不能允许亲亲容隐，但是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建设也应该有利于人们亲情的增加，而不能鼓励亲人之间反目成仇，十年动乱期间，贯彻执行的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夫妻、父子必须划清界限甚至彼此为敌的政策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

五、立法中的家国关系

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当然是法律必须面对的一种关系，所以在立法的指导原则上，必须将三者的利益关系明确一个价值大小的次序，孟子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1]P328孟子认为作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立法者必须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能够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就能够成为天子，也只有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够成为天子，真正得到天下。

在孟子思想影响下，中国历代法律在许多方面都将个人亲情、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一般社会利益之上，中国社会对整体价值的重视几乎总是体现在对家族利益的维护上，而不是强调国家利益和一般社会利益的重要性。中国历代法律实施亲亲容隐原则是这种观念的根本表现。

当然，只是在家与国、孝与忠的矛盾还不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是这样。否则，又当别论。历代法律几乎都规定，凡罪涉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直接危及皇权、国家的事情，犯者定严惩不贷，亲亲容隐原则就不会顾及了。不仅罪犯必会受到严惩，甚至要株连三族乃至九族。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法律自相矛盾，实际上这都是儒家纲常思想在法律中的体现。一般说来，实施容隐原则不啻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但在古代中国，也不尽然。古代中国社会，家族是基本的社会单位，家是社会的核心，个人以家族的方式与社会发生关系，社会以家族的方式构建国家，家国相通，家国同构，家族的利益是每个人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家族稳定意味着社会基本和谐，所以《大学》中说欲治其国先齐其家，表现在协调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上就是忠、孝相连，孝是忠的基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6]维护家族利益往往是更有利于国家利益。

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构中，中国传统的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的立法原则显然过时了，但是孟子民重于国的思想在现代社会法律文化的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共产党要在中国长期执政，就必须遵守体现民众利益的法律，制定社会政策必须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② 尧舜在仁爱方面有哪些品质

尧、舜是我国上古时期两位贤德的君主。尧姓伊祁，号陶唐氏，故称唐尧。尧从16岁开始治理天下，做了数不清的好事，他贵而不骄，富而不惰，威武而和气。尧在位期间治理黄河，确案立法，忙忙碌碌几十年，到86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年老力衰，想找一个德才兼备之人代替他，便找谋臣商量人选。

人们都建议尧从儿子们中间选拔，但尧却说：“我并不要选自己的儿子或亲人，更不在乎此人出身是否卑贱、贫穷，重要的是这个人是不是心地仁爱，拥有真才实学。”听尧一番话，许多人想到了舜，于是大家一举推荐舜。

舜姓姚，冀州人，出身低贱，母亲早逝，父亲双目失明。三十多岁尚未娶妻，只以捕鱼来养活一家人，并且此人诚实，善良，深明大义。

尧听了众人对舜的介绍，觉得很满意，但尧一向慎重，决定考验舜，于是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娥皇、女英出身高贵，可舜并不以此为意，而是细心教导她们一起劳动，一起持家，一起孝敬父母，就这样，舜带着二位妻子恪守孝道，勤俭而快乐地生活着。娥皇、女英向父亲报告了这一切，尧立刻喜欢上了这个青年。

尧又派舜到各地同百姓一起干活，看他是如何处理一些复杂问题的。舜到各村落去种地、做工，所到之处，人们都紧紧跟随，舜教他们互相谦让，你帮我，我帮你，和和睦睦亲如一家。三年后，几个村落年年丰收，并且做出的东西精美而细致。

尧知道了这一切，心中大喜，就奖赏给舜一间大房子，数百头牛羊及大量财富。

舜的瞎眼父亲和弟弟象听说舜一下子得到这么多东西，十分妒嫉，决定杀死舜。一天，父亲叫舜修补粮仓的顶，当舜登上仓顶忙着修理的时候，象偷偷地拿走下面的梯子，并且放了一把火，想把舜治死。舜一见起火，想下仓顶，但又没梯子，只好拿着自己带上来的两顶斗笠，纵身跳了下来，所幸没有受伤。没想到父亲和象见舜未死，又生一计，把舜骗到井底掏井，两人一起将土和石头往井里填，想把舜活埋，但舜又机智地在井边掘出一个孔道，安全回家。

舜知道父亲和弟弟想暗害自己，但他却还像以前那样孝顺父亲，关心弟弟，这打动了他们，从此，二人再未想暗害舜了。

尧知道这些事情之后，认为舜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贤良人才，就把大权交予舜，自己则带一班人去各地考察。舜上任后，行了20年的治理大权，恪尽职守，知人善用，把各种事情都办得井井有条，全天下人都敬佩这个君主，尧也深知舜可以使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就更安心地享受天年去了。

舜后来年老之时，又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把帝位传给治水有功的大禹，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也绵延不断地传承下来。

尧和舜选贤任能、宽厚豁达、恪尽职守的高尚品德被后人世世代代地传颂着，“禅(ｓｈàｎ)让”故事也成为千古佳话。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颗宽容忍让的心，对人对事，不要相互算计，斤斤计较，要多几分豁达的胸襟，青少年尤其要谨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古训，什么事都要从大局着眼，长远出发，以宽广的襟怀待人，超越自我，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③ 观点一：这样顺其自然，无私无畏地治理，国家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 观点二：如果立法严厉

如果讨论最欣赏哪个观点似乎没意义。

应该说根据现今社会情况选择哪种治理思想更能适应社会。

1。道家“无为而治”主张社会自然发展。靠一两个人作用不大。
2。法家，以法治国。难点是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儒家，“仁爱”。是推崇礼教，以德治国

并不是谁想用哪家思想治国，或喜欢用哪家，或推崇用哪家来治理就用哪家好。
哲学：情况决定方法。
当今社会。道家，儒家，只能作为辅助的治理思想。而必走以法治国这一条路。可参考以法治国的原因。

④ 博爱和乱情有什么区别

博爱是爱心，不涉及男女之情；而乱情是见一个爱一个。两个爱有本质的区别

⑤ 儒家道家佛教生态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什么的生存主张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环境问题凸显，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虽问世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独特的可供借鉴的生态伦理思想资源。

现今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已成为“显学”，形成了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基础、以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生态伦理学。学界把经典文本挖掘和代表人物分析作为研究的重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基于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局限，他们或从儒、道、佛中一家进行研究，或就其中某一方面思想进行挖掘和比照，缺乏对儒、道、佛三家生态思想的整体把握和比较研究。

儒家生态伦理观。儒家认为万物莫贵于人，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但是，儒家人类中心主义与西方以“功利”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是以“仁爱”作为出发点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认为天道与人道是相贯通的，人类社会的“仁爱”原则可以扩展到天地万物之中，“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按照亲疏远近关系把“仁爱”由双亲及人类、由人类及禽兽、由禽兽及草木、由草木及瓦石。同时，人作为“天地之心”，要“民胞物与”，即肩负起对万物的责任，用仁爱之心使万物各得其所，使“天下归仁”。否则，若自然界受到损害，人也会有切肤之痛。儒家仁爱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坚持“人为贵”的立场上，保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这对于转变近代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传统，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极大的价值。

道家生态伦理观。“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家认为人类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与万物一样都是由道创生、蓄道之德，与万物是平等的，没有优于万物的特殊价值，“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因而人不能主宰万物，为自然立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只能顺从事物本性，遵循自然法则，尊重他人和动植物的独特价值，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人为的干预和破坏，才能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和谐。道家“四大皆贵”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观，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对于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极具启发意义。物理学家F·卡普拉高度评价了道家生态伦理学：“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而且是最完美的生态智慧。他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

佛教生态伦理观。佛教认为众生皆由因缘和合而成，“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世间万物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同时，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故人既要尊重有情的众生，还应尊重无情的草木的内在价值。佛教生态观有助于扭转近代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两分的思维模式，抑制人类自我欲望的过度膨胀，培养善待自然、爱护环境的生态文明。

以儒、道、佛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其万物一体、顺应自然、重生爱物的理念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但是，它毕竟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只有在结合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吸收生态伦理思想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先秦时期的一种积极无为的人生哲学和“超善恶”的道德学说。主要代表是老子和庄周，主张“为我”的杨朱和主张“情欲寡浅”的稷下、黄老之学，属于这种伦理思想的支派。
中文名道家伦理思想提出者老子和庄周提出时间先秦时期支 派黄老之学\情欲寡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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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认为，无为的“道”是宇宙的本原和根本法则,人应该以“道”为法,清静无为,朴素自然,保持无知、无欲、无争的状态，这是人性之“常然”。达到并保持这种境界,就是与“道”合一,也就做到了“体道”。世俗的所谓仁、义、孝、慈等道德法则和规范，不过是废弃“大道”，丧失“素朴”的结果。因为这些道德原则和规范会“撄人之心”，“逆物之情”，诱使人们追名逐利。尤其是礼这一规范,更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是人类道德蜕化的结果和表现。因此，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去利”，每日减损知识和俗望，而“复归于婴儿”。庄周则把仁义之端、善恶之别、是非之辩以及生死利害等一切现实矛盾都看成是人生的桎梏，并用相对主义论证其虚幻性。他追求一种个性绝对自由的人生理想，主张通过“心斋”、“坐忘”等神秘的“体道”工夫，使人们坠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达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无是非好恶之情，忘利害之端，超出善恶之境，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神秘精神境界。
在道家的伦理思想中，还包含着保全自身的处世方法。老子主张懦弱谦下，提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认为“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庄周提出，人应该“无所可用”以成已之“大用”。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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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伦理思想源远流长，法家曾受其影响，汉初黄老学和魏晋玄学中的伦理思想更是它的直接发展。后来，它又作为儒家思想的一种补充融入宋明理学中，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伦理思想的支柱之一。它对仁义等封建道德规范所作的批判，对“至德”之世的幻想，特别是庄周所阐发的那种追求个人自由的愿望等等内容，为后来各代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失意者所吸取，对人民群众起了思想上的腐蚀作用。

⑥ 儒学的思想是仁爱，战国时期儒学为什么不受当时统治者青睐

春秋战国政治上分裂割据，从西周时期的礼乐政法自天子出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不再是天下的共主，春秋时期相继为了争夺地盘和财产，先后出现了春秋五霸，这些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说“春秋无义战”。

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形式开始有了一定变化，从无义之战开始转向统一战争。各个诸侯国为了能够在统一战争中获得胜利，纷纷开始组织变法，引荐人才。那个年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哪家的思想能够迎合大一统的需要，统治者就会采纳。

(6)仁爱立法扩展阅读：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

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⑦ 被骂的孔子为何被美尊为人类的立法者之一

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于1935年迁于华盛顿特区的东国会大道至今。现在的最高法院大楼于1929年开工建设，是一幢以大理石为主材料建造而成的科林斯式建筑。当年国会拨款974万美元，实际花费960多万，节约了十来万上缴国库，让这项工程也成为美国建筑史上著名的廉洁工程。

在最高法院主楼后部，是法院东庭。东庭门口，由16根大理石柱撑起门庭，顶部的三角形的门楣上，为16位人类的立法者（lawgiver）塑像，其中正中分别为孔子、摩西、梭伦。摩西是犹太人先知，也是《圣经》里的重要人物，代表人类与上帝立约；梭伦为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代表法律的使命；孔子是中国的先贤，代表仁爱、良知与道义。简言之，美国人对法的理解是神性、知行与道德三者的结合。

在美国，还有两处著名的孔子塑像。一处在纽约唐人街的迪威臣街与包厘街的会合处，于1984年落成。另一处在美国休斯敦社区大学，是2010年，中国孔子基金会赠送给美国孔子基金会、休斯敦社区大学的礼物。

美国人对法学的实践与研究居于人类世界的最高水平，他们的法学直接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影响，但同时又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大视野寻找法的精神。因此，他们认为，孔摩西、孔子、梭伦及查士丁尼、奥古斯丁、拿破仑等，为人类最重要的立法者，正是他们思想，对现代立法具有法治文明基石的意义。从世界文明角度来看，孔子对善德的理解，在历史先贤中无人能出其右，并且具有历史穿透力，故深受美国法律界大家高度认同。

孔子不仅作为人类立法者的一个象征，被摆在那儿，美国司法实践中，也会有直接引用孔子语录做判词的案例。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那个著名的同性恋婚姻案判词中，肯尼迪大法官的多数判决意见书中，就曾这样写道，“Confucius taught that marriage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2 Li Chi：Book of Rites 266”（意为孔子教导说，婚姻是政体的根基。《礼记·昏义》）美国学者Sam Crane还曾出版《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Dao: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in Modern American Life》（生命、自由与对道的追求：中国古代的现代思想）一书，讲述中国古代儒家和道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启示，其中也谈到儒、道学派对同性婚姻的看法。

古代思想家，依现代的眼光来看，定有一些不足与谬误之处，但像老子（李耳）、庄子（庄周）、孔子（孔丘）、孟子（孟轲）、墨翟那样的先贤于2000年前就发现了能够穿透历史时空的大智慧，作为后人，更应当汲取他们的精神营养，而不是轻率地将他们胡乱否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法律大腕都能充分理解与尊重的孔子，却被一些中国人弃之如敝履，以为孔子只是专制的制奴性思想的祖师爷，中国沉沦的总祸根，完全理解错了。实质上，孔子并非专制与暴政的倡导者，那是商鞅一派愚民五策（驭民五术）的主张，而孔子倡导的是基本社会秩序的建立，试图用仁义理智信来构建国家与社会，绝不赞同无情无义的专制与暴政，在一定意义上，孔子实质也是成功的，因为他的学说变成中国的传统道统。正是宋亡、明亡，那种传统的中华文明道统才被全面废弛。孔子的基本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完全可以相互结合。现代法治体系，同样需要善德而实现善治。孔子的理想，通过恢复周礼无法获得成功，但与现代法治理念结合后，便有了社会道德水平普遍提高的佳境。世界较完善的治法国家，人们变得比较自觉，注意道德风尚，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2009年，美众议院还曾以361票赞成，4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纪念孔子2560周年诞辰的决议。在决议案认为，孔子倡导自省、自修、真诚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尊重，以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实现公正和道义，体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质。

面对历史文化，也就是需要智慧与理性地对待，并做出正确的判断。真正的文化宝藏，用误解、曲解、歪解的手段加以污名化，只会造成认知的背离与价值观的混乱。对孔子等先贤，无需过分神化，但已经构建的历史地位，也真不必要加以不负责任的否定。法治建设需要去落后的人治思想，不能全靠道德来片面夸大德治的作用，但优秀的崇高的法律，一定又离不开善德的支持与升华的。这一点，美国法律人反而比我们看得更清楚。某些顽固的中国人，真应当对此做一番认真的思考了。

⑧ 辨析题：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

康德（1724-1804）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他认为，自然界的规律是由人们的悟性规定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也就是说，规律是人的主观精神的产物。这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但是这种哲学思想的出现，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奋进精神。

康德生活的年代正是欧洲启蒙运动所掀起的新文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启蒙思想家冲破宗教神学的束缚，“朝人本身走去”，奏出了关于人的赞美诗，将人抬举到崇高的地位，但人并不是靠膂力过人，而是靠精神和智慧闪光征服世界。康德的思想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一生致力于将哲学变得更贴近生活，追寻一种将真、善、美与信仰、希望、仁爱合为一体的完美人生，并且相信人类可以做到。

康德认为，我们的知识都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一种因素是知识的内容，即构成知识的材料。这些材料的来源是十分清楚的，它们就是我们的感觉所提供出来的那种经验，它是我们接受在我们之外东西的刺激而得到的。知识的另一个因素是由知识能力本身产生出来的，这些因素不能归于经验，而是根植于心灵本性之中，是人的认识能力本身所拥有的一些永恒的必然性法则，早已作为一种先在的东西潜在于人的理性之中，并在实际的认识活动中实现地起着作用。这种作用的实质在于：在思想中按理性先在的这些永恒的必然法则要求组织由感觉提供的经验材料，将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有秩序的整体即知识。这就是说，由认识能力所贡献的因素使得人类的理性不止步于一堆堆支离破碎的材料面前，而是以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将自身那些普遍必然的法则赋给那些零散的材料，将它们装配在一起，我们就获得了关于经验的完备知识，这也就是人们期待的那种可靠的、有理性根据的知识。因此，康德认为，人们不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秩序，而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规定，将秩序和法则赋给自然界，是人为自然立法。这就是那句著名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

康德的这个哲学思想终结了休谟哲学所导致的对科学知识可靠性提供质疑的怀疑主义情绪，重新将人对科学和理性的自信还给了人。康德的哲学思想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反映了启蒙运动健康积极的方面，因而构成人类灿烂文明史中光辉的一页，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以各种形式影响着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感慨万端地赞誉像康德这样的大思想家：“大思想家们真是凤毛麟角，千万人心里未必能择出一个大思想家来。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就要流落在迷茫无际的星空里。”

⑨ 有关法律的古代名言

1、罪疑惟轻，功疑复惟制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尚书·大禹谟》

2、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尚书》

3、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尚书·大禹谟》

4、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唐·欧阳询·艺文类聚》

5、有事不避难，有罪不避刑。——《国语·晋语七》

6、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慎到

7、有法而不循法，法虽善与无法等。——沈家本

8、唯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唐·吴兢《贞观政要》

9、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人臣者援私以为公。——《管子·君臣上》

10、37、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商君书》

11、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墨子·法仪》

12、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

13、太平之世不立刑。——康有为

14、设若上无道栓，则下无守法。——葛洪《抱朴子·判子》）

15、设而不犯，犯而必诛。——曹操

16、赏厚而刑，刑重而威，必不失疏远，不违亲切。——《商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