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辩海南

① 我是辩论赛反方我该如何以法治不能消除腐败为题反驳

法制即法律制度，消除即使不存在，使之消除为零。而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是一种人性贪欲引起的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心理及其行为，属于人性恶的方面，人性的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目前，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海南纪委查获原文昌市委书记藏匿赃款18箱2500万巨款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
腐败包括腐败的心理和腐败的行为，其本质是一种对利益的无限欲望，所以只有根除这种欲望本身，才能消除腐败。而欲望是无法根除的，所以腐败也无法根除。
从总体上看，法治只能遏制腐败的再发生，通过对腐败行为的制裁，起到一个心理上的威慑作用。但只要人性中恶的方面没有根除，那种无节制的欲望就还会存在，所以腐败就没有可能被消除。
从局部上看，法治只是在腐败行为发生后，对其进行制裁，所以法治从作用上来看从来都没有消除过腐败，它仅仅是在已经发生腐败行为后，去惩罚腐败行为的人。这样又如何能称法治可以消除腐败呢？人性的阴暗面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所以要用法制来约束，但是法制也有漏洞，所以不可能消除腐败
从立法的角度讲，立法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而腐败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所以“消除”在时间的角度上不成立。
而光有法制还不行，还要有依法办事的人，和依法办事的社会环境。最重要的是要有广泛的监督制约，包括社会监督、新闻单位的舆论监督、广大人民群众（含网络）的积极监督。要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强党风建设，加强全民道德素质建设。治理贪污腐败，一靠法制，二靠民主，三靠监督。

法制只是一个约束，需要很强的监督执行，现在社会的法律已经对腐败设置了很多，但是，腐败真的杜绝了吗？
有权力就会产生腐败，它是一中心理的扭曲和欲望，任何法制社会，任何体制都不能杜绝腐败，只是多与少的问题。
法律的主要作用是惩治违法的人。腐败只有在被发现之后才能被绳之以法、即使法律有警示的作用，但毕竟还是小的。腐败的人那么多，被揭发的人那么少，警示的作用太小了。而且法律的惩治力度也不够大。法律对于腐败最多只能是有些遏制的作用，法制终究无法消除腐败.法制只能在客观上为消灭腐败开一个头,指明一个方向.
法制并不能消除腐败,那是因为腐败的原因不在于法制,法制只能约束腐败,而不能将其彻底的铲除掉.一个具有文明的社会必然具有相应的社会体制.体制的不同也能直接反应出当时社会的现状.不同时代的社会体制是不同的,就像封建社会和我们现在社会的体制是不法拿来比的.同一个时代的不同社会也具有不同的体制.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的法制也大同小异.你也可以比较一下,所举的几个社会里腐败的程度.相信你也想到了,法制是有社会体制所决定的,而一个社会体制的副产物之一就是腐败.
今天对方的论证显得相当有条理，但是对方显然模糊并弱化了一个概念：即消除。何谓消除？消除即使之不存在。它必须作到两点：1.现实中存在的被消除。2.潜在可能的完全丧失。因此，所谓消除腐败必须是标本兼治，斩草又除根。

② 德治与法治辩论赛

所谓“法制”与“德治”，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从“法制”与“德治”或者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本质，去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的关系。

要看清二者的本质，我们得首先弄清法律和道德的本质。

所谓法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即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军队、法庭院等国家暴力机关）保证实施的规范总称（网络解释为法律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是国家统治工具。

所谓道德，按照词典的解释，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 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如此，我们暂且抛开道德的阶级性不谈，可以简单理解为道德的基础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也可以说道德体现的是人民大众的意志，是广大人民的意志体现。

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所谓“法治”即“依法治国”，就是用统治阶级的意志治理国家。所谓“德治”即“以德治国”，就是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意志治理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作为“国家统治工具。”实际上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的关系。

首先，我们任务以中国为例，按照《宪法》中“工人阶级是国家的统治阶级”，那么中国的法律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工人阶级的意志体现。《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手段。主体是指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劳动人民；对象是指那些违反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劳动人民意志（道德+法律）的人或事。不仅仅是指违反工人阶级的意志。如此一来，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作为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意志体现，无法满足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占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大众意志！所以说 “德治”，无疑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必须！

综合以上，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依法治国”和建设所谓“法治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如果对此感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专题探讨）;“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主要特色之一！“以德治国”无论从概念或内涵上都已经包括了“依法治国”的意思！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单纯建设所谓“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无异于痴人说梦！

③ 关于法治高于德治的辩论材料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民族浩劫,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痛感"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状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人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中国应当如何从"人治"过渡到"法治"。人们在提出"官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时,呼唤的是"依法治国",所以法治建设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法治建设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毫无疑义。我们在这里所要提出的问题是:单凭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否就能够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所有的社会弊病和问题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于源自西方社会的"法治"的真正含义和实行的条件并不清楚,或者说认识并不统一,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指责中国"人治"弊病的同时,认为西方式的"法治"是万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详尽的法律,在解决社会矛盾和人们行为规范方面的一切问题也就统统迎刃而解。可是在现实社会当中,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首先,近年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各项法律已经相当多了,应当说人们的行为似乎"有章可循"。但是"作奸犯科"的人却越来越多,案子也越来越大。其次,随着我国社会近年来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准不断提高,按过去的说法是人们应当有物质条件来遵守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了("知耻"),但是近来反映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基本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不是减少了,反而有不断增加之势。

现在无论是从人们的街谈巷议还是新闻媒介的报道来看,对于社会上普遍的道德水准均有"世风日下"之议。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很有一些人坦然地以"只要我不犯法,就无可指责"作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如看到路边有人受重伤须送医院抢救,许多过路车辆就是不停车;有个别过路人好心把伤者送到医院,反被伤者家属讹诈。遇到歹徒行凶,许多人畏缩躲避;如偶有勇者挺身与歹徒搏斗,其余的人仍大多袖手旁观。公园里儿童落水呼救,可以聚集到数千人围观而无人下水。至于制造伪劣商品、伪造证件文书、在经营交易中的损公肥私等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当你询问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看法时,他们会一致地谴责其为"不道德"的行为,但一旦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你会发现大多数当事人、旁观者的行为依然如故。为了防止和惩罚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国家不断颁布新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惩罚办法,对不赡养老人、虐待儿童、见死不救、造假等行为进行惩罚。但是实际效果又如何呢?凭靠不断地增加和细化法律能否真正扭转当前"世风日下"的趋势?近年政府对"见义勇为者"的表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人们的内心深处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问题。

我们在努力向"法治"的目标前进,但是凭靠法律(或"法治")能否完全解决中国社会中当前普遍存在的道德问题?何况在现实社会中有许许多多的不道德行为其本身并不直接触犯法律。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传统社会都采用了哪些办法来使人们的行为符合普遍的道德规范?其中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于今人是否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罪"与"孽"

从古至今,中国人常常用"罪孽深重"来形容做坏事的人。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应当说"罪"与"孽"在其与法律的关系上是有区别的。"罪"指的主要是直接触犯了法律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庭判决来对其行为违反法律的程度予以测度并给予具体惩罚的。而"孽"则主要是指不直接触犯朝廷或政府制定的世俗法律,但是违反了社会普遍道德准则的行为,这些行为受到世人的道德舆论谴责,当事人如有良知,也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对于"犯罪"与"作孽",中国民间社会把两者是分得很清的。前者将会受到朝廷刑律的惩罚,而后者则会遭受"天谴",受到神灵和冤鬼的惩罚。

1997年上映了一部反映上海赴云南知识青年返城后经历的电视连续剧《孽债》。为了取得婚姻上"单身"的资格而能够返回上海,他们与当地的妻子离异、相互离异并把孩子寄养给当地农户,他们当时的动机可以理解,行为也没有触犯法律,但却使其他善良的人和孩子们受到伤害,并使自己也陷入良心自责之中,通过几个赴上海寻亲的孩子所造成的感情波澜而生动地表现出来,一个"孽"字在这里使用得就十分贴切。

《辞海》对于"孽"的解释有五种:(1)古时指庶子("孽子"),即妾所生之子;(2)坏事,罪恶(《书·太甲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3)妖孽,灾殃;(4)病,害;(5)忤逆,不孝。第一种解释久已不用,人们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说的"孽"主要是指第二种解释,指的是人做的坏事和罪恶,而且其惩罚是无法免除和逃避的,所谓"自作孽,不可活"。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小孩子自懂事时起,人们就在对他灌输朴素的道德规范,当他由于无知而折磨小动物时,老人就会摇头说,"不要作孽呀"。当一个贫苦的童养媳被饿饭、被殴打时(这在当时既不犯法也不违礼)

,邻居们就会摇头说,"真是作孽呀"。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一个村民为邀赏向日寇出卖抗日战士时,人们会说,"作孽呀,他怎么不怕出门被雷劈死"。可见,"孽"是与良心和良知相关的,不一定由这个世俗社会的法律来评判与惩罚,而且有时甚至与当权者的法律和意志是相违背的(如汉奸的行为符合当时"政府"的规则,但被民众所不齿)。

官方的法律总会有漏洞,执法者也难得做到"明察秋毫"并把犯法者统统绳之以法。如《胡雪岩》中的刑名师爷所说"大致古今律法,不论如何细密,总有漏洞",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在设法利用这些漏洞以谋私。但是,与触犯世俗法律的行为相比,"作了孽总是要遭报应的",这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报应也许在现世("现世现报"),也许在阴间,也许在来世;这些报应也许应在本人,也许延及子孙。从"报应"的观点看,"孽"与我国的民间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律法"与皇权有着密切的关系,"礼教"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样。

法治的刑律所针对的是对人身、财产的侵害,并制定了详尽的惩罚办法,也就是所谓"他律",凭靠的是外在的制度和力量。民间所谓的"作孽"观念主要谴责的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弱者的范围可以包括平民、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其他生灵(牲畜、猫狗等),谴责其手段的不道德(如倚强欺弱、诈骗、无信义、向官府进谗言等)。对于"作孽"行为的惩罚主要是"天谴"式的报应(死后在阴间地狱中受苦、来世托生变驴变马甚或殃及子女也要代为偿还孽债等),而不是直接的世俗刑律的惩罚。人们根据社会普遍伦理与道德规范来行为,自觉自愿地不去违背或触犯这些规范,即是人们的"自律"。

萨姆纳(W.H.Sumner)认为,在行为规范方面的民俗为社区大众所长久接受之后,会产生一种神秘化(Mythification)的社会过程,而转化为"民德"(Mores,民间道德规范),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宗教或惧鬼(Ghostfear)

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原本产生于民众日常生活与行为中的民俗(习惯性行为),经由原始宗教或惧鬼或魔术等因素的神秘化作用而转化之后,成为具有约束力或制裁力的"民德"(民间道德规范)。违反这一"民德"的行为,就是作孽。

二、"人治"、"礼治"与"德治"(道德规范)

"所谓人治与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那种把"人治"理解为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关系,而没有一定的规范可守,这种"人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的乃是一种"礼治秩序"。当然,那些"开国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规范时是会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多少会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们也会受到社会传统规范的束缚,不可能随心所欲。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通过绅权来实施的"礼治",并把其与西方社会的"法治"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法律制度。但是,与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区绅权的)"礼治"相对应的,应当说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还存在着由于民间道德规范约束而在民众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德治"(以"积德"为宗旨,以善恶之报为法则),或者说存在着民间的对于一般行为的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当然这一提法(称之为"德治"并与"法治"、"人治"、"礼治"相并列)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论证,但只讲"礼治"并不能完全涵盖我国民间的全部道德规范。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治"是有其特定含义的,"礼义由贤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礼"是特定文化中由圣贤制定的行为准则,而不同于民间朴素的伦理规范(民间的"积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治"、"礼治"、"法治"这些列于经传的、与政治权威相联系的行为规范都可以归类于人类学所说的"大传统",而一些流行于民间朴素的道德规范(民间的"德治",训诫人们"不要作孽")也许可以归类于"小传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法律"、"礼"和"道德":"礼……显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讲明了"法律"、"礼治"和"道德"三者之间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礼"被传统社会认为是士大夫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但这是由统治者为维护"三纲五常"和"尊卑有别"社会秩序而倡导并"教化"民众的正统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规范。而民间的道德则源自于民众中多少带有些自发性的如"积德"、"从善","恻隐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朴素的观念。

所以,"礼治"与"德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礼治"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君权、族权、父权、夫权和乡绅利益的,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电影《家》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礼教"的"吃人"与不道德。在一些社会场景中,"礼治"压制了民间的朴素道德观。如"礼"所维护的"三纲五常"推崇"烈妇",年轻寡妇自杀殉夫是会受到家族、社区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贞节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后会叹息落泪,说这是"作孽"。虽然儒家推崇的"守礼"与民间流行的"积德"在某些行为规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时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说明两者之间也存在冲突(如寡妇殉夫),所以"礼治"并不能等于以朴素道德观念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德治"。这里称"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理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行为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

我国传统的农村,几乎村村都有庙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观,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龙王和当地"有灵验"的地方神癨\。人们会到城隍庙里去求签问卜和哭诉自己的冤屈。民众对于"作孽会遭天谴"的敬畏形成了他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自我约束的某种"德治"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氛围。但是这种民间朴素的"德治"自解放以来,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涤荡已不复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对其他人(包括亲戚、同事、邻居、老师等)进行的关押迫害、人身侮辱、武斗等等行为,从传统道德的观点来看都是"作孽",但是却成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时髦行为。"斗私批修"可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礼",而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红色礼治"与封建社会的"礼治"一样在实践中同样有违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时,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直接与全面地冲击了民间宗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摧毁了民间关于"积德"和"作孽"会遭报应的信仰体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远山区与世隔绝的村落里的人们,现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们已经不大会对孩子们讲"不要作孽"这样的道德训诫了,恐怕向孩子们重复频率最高的是功利主义的训诫"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挣钱做官,才能有出息"。"孽"这个词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现得越来越少了。这标志着社会的发展呢?

还是某种意义上在道德方面的堕落?

在强调法律的同时,社会中关于"孽"的意识的普遍淡化,不考虑做了"缺德事"是否会"遭报应"或者根本否认"报应"的存在,是否是当今人们行为中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认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会权威,那必然是一种强权就是公理的混乱状态"。

中国民间的传统道德规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国在规范社会行为方面的某种民间乡土资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梳理中,在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再认识与达到"文化自觉"的过程中,这也许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

⊙马戎

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与实为"治法"的"法治"

人类自形成为社会之后,就必须产生一定的规范来防止个人、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相互损害,为处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制定一系列调解和惩罚规则。其中既有由政府制定并强制执行的国家法(诉诸于国家法的称做"打官司"),也有流行于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诉诸于民间习惯法的称做"私了",即纠纷的"私下了结")。

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作用评价不一,有的人批评中国缺乏西方社会那样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所以社会的发展缺乏明确的规则;另一些人则基于对注重法律形式程序的西方法律表示怀疑,从而从自然法的角度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伦理的重视和追求"无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这两种不同观点,可以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从法律所涵盖的不同行为对象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运作。

费正清认为中国法律是刑事的而不是民事的,是世俗的而不是以宗教原则为基础的,是支持国家权力而不是限制专制的,"法律只代表了统治者的命令,……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刑事的,是民众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中国历史可分为"乱世"与"治世","乱世用重典",即用加重的刑罚来把偏离社会规范的各种行为纠正回来。

在西方,"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而"人治"被认为是随意性的、没有客观标准的、体现的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中国传统社会通常被认为是"人治"的社会。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除了个别皇帝的意志给当时的法律打下自己的"烙印"之外,历朝历代还是循着"礼法"在统治。儒家主张"礼治",重视道德伦理对人的教化作用,提倡"无讼";法家主张"依法而治"(Rulebylaw),重视的是刑律的实施,用惩罚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当然,法家强调法律的作用,也暗含着对君主"人治"的限制在里面。但是,这种"依法而治"(Rulebylaw)与西方真正的"法治"(Ruleoflaw)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与其称之为"法治"不如称之为"治法"。

四、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法、民间法与民间的道德规范

④ 辩论赛：国家需要德治还是法治 德治比法治更好的地方在哪里

作为一名法律人。我当然会说国家需要的是法治。
国家近年来的意图也很明显。
之前邓提出法制。江提出法治。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这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不过看问题，你是站在德治这一方。
那么德治的优点在于：
1、法治需要好的法律制度来支撑，法制不完善，法治也难以实现。而德治只需要一般的社会普遍伦理道德，无需强力的制度支撑，简单易行。
2、法治的缺点同时在于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的迅捷性的冲突。法律条文的更新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奏，这导致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往往无法得到公平正义的解决。德治则可以审时度势，妥善解决。
3、法治需要的完善的法律体系条文繁杂，名目众多。不容易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理解。事到临头，民众往往不知如何依法办事。德治依照社会基本道德处理事务，民众容易理解、接受。也易于施行。
4、法治的施行需要培养一大批法律精英，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严格按照程序办事，社会成本较高。德治简单易行，易变通。社会成本较低。
5、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但是在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中，偏重于程序正义。而且若果法律本身制定的不恰当，也会导致社会中不公平的产生。德治追求实质正义。
不过，法治优于德治在当今社会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作为反方，难度比较大。
所以，个人建议你，第一，研究法治优于德治的地方，寻找对方的破绽。
第二，论点可以采取迂回战术。不否定法治，也不必强调德治优于法治。但是一定要凸显德治的重要性。说明德治乃是社会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⑤ 这样做律师的《这样做律师》述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逐步推进，我国律师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之一，肩负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作为一名法制媒体的记者，我一直在寻找律师参政体会与执业心得相结合的书籍，但都不如意。要么是简单的案例堆砌；要么是拿虚构的案例说事、“忽悠”人；要么是编辑们的剪刀加糨糊、报纸加杂志、七拼八凑，毫无系统可言，难以让人读下去；要么是专家编的教科书，枯燥乏味，满是看不懂的术语和陈年老案。 难道就没有一本由执业律师编写的，站在社会活动和执业活动角度，能让普通人看明白，并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法律书籍吗？有，我终于找到了，这就是赵建平编著的、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样做律师》。?
关于本书的编写体系和内容。《这样做律师》是继赵建平编著的《辩护与代理》《追求公正》之后的又一新作，该书以收录作者参政议政的文章和亲办的典型案例为特色，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和实践性，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些现象，展示了一位执业律师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做的工作。该书绝对不是专家学者式的坐而论道，而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深厚的法律功底为基础，立足我国社会现状，“跳出法律谈法律”， 为广大读者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论政和法律实践。?
上篇为议政，介绍作者自2003年成为海南省政协委员的八年间，真情关注民生，深入调查研究，高度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先后撰写的部分优秀提案和连续六年在海南省政协会议上所作的专题发言及政论文章。?如《关于律师行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考》一文，系赵建平在海口市司法局举行的律师行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大会上作的报告。如在政协海南省四届二次会议期间，赵建平执笔撰写的《关于人民法院应采纳律师合法有据的辩护意见的建议》，引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法院在提案的答复中称，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必须注重采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合法有据的意见。尤其是赵建平连续六年在海南省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引起海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如针对越来越严峻的信访问题，2005年赵建平在政协海南省四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从体制上解决人民群众信访问题的建议》的发言，得到了时任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昌元同志的充分肯定，并作了重要批示，该提案后被政协海南省委员会评为优秀提案。?
下篇为维权，收录了赵建平近年来代理的大案要案，以清晰的刑事辩护和民事行政代理为主线，讲述案情简介，答辩、辩护（代理）词，判决结果，办案启示，将读者带进鲜活的司法实务中。?
作者亲办的众多大案要案和切身感受，区别于“拿来主义”者蜻蜓点水式的道听途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使读者免犯同样的法律错误，也为青年律师提供了开启律师职业生涯的金钥匙。透过办案历程，让读者欣赏作者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疑难案件中一针见血，如何在激烈的庭辩中唇枪舌剑。?
作者在刑事辩护时，能准确形成辩护观点，有很强的刑辩应变能力。如2007年10月，连某向某公安局举报海南某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申某挪用本单位资金。2008年4月23日，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赵建平依法出庭为申某辩护，一审判决申某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审赵建平继续为申某辩护，最后龙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申某不起诉。申某在被无辜羁押一年零一个月十九天后，终于获得了本该属于他的自由。读着赵建平铿锵有力的辩护词，被他巧妙的辩护角度和灵活的庭辩技巧所吸引，仿佛被带进了一次法律实务演练。?
作者民事行政案件的庭辩技巧同样高超。如在代理《真假股东之辩》一案时，作者在认真核查和分析对方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证据只具备形式真实性，不具备实质合法性，不能证明原告已实际出资，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人民法院依法不应予以采信。作者娴熟地运用证据与相关法律规定，巧妙地利用对方的证据，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反驳，使对方无反驳之力，原告最后只好申请撤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站在政治、经济、伦理、法律和社会实践高度，穷尽作者议政体会和律师职业生涯，以理性的议政观点，符合国情的多方协调沟通，尤其是灵活的庭辩技巧，带领读者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实务演练，绝对是议政和法庭论辩的实战宝典。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巨大反响，在没有任何商业炒作、宣传的情况下，备受读者热捧及各界好评，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被有关人士誉为“中国律师参与法治社会建设与运行的开山之作”，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实务类政治法律书籍。?
关于本书的作者。1980年，高考取得优异成绩的赵建平带着儿时就向往的律师梦，考取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营养，不断地充实自己。1984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他又考取本校硕士研究生，1987年获硕士学位。在做了五年大学教师、两年政府公务员后，赵建平终于在1995年圆了儿时的梦，成为一名执业律师，开始了人生旅程的加速阶段。?
赵建平自成为律师之日起，就立志做一名好律师。他认为，律师不是商人，也不仅仅是“法律工匠”，律师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必须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在执业过程中，律师要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的正确实施有机地结合起来，肩负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和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神圣使命。为此，赵建平在承担繁重的律师工作之时，仍满腔热情地参与社会工作，尽到了一名新时期优秀律师的社会责任。?
作为身兼数职的一名执业律师，赵建平在繁忙的工作与公务之余，仍然濡墨挥毫，笔耕不辍，将自己实践之所见，心中之所感披之于社会，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令人佩服!
王建荣 （作者系资深法制媒体记者）

⑥ 社会发展主要靠法治攻辩问题

依法治国，医德治国！

⑦ 海南省2020初中学业考试道德与法治参考答案 我想要

1、学好道德，才能立身做人；
2、学好法律，才能不进监狱！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因为不懂政治丢掉饭碗的案例层出不穷。

⑧ 急求几个辩论会自由辩论阶段的问题 辩题 德治，法治哪一个对和谐社会更重要 我是德治，问题要犀利一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重点举措,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检察机关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司法机关,是法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担负着重要使命。深入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是检察机关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确保全会精神落地生根结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检察工作全面上水平。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牢把握检察工作正确方向。《决定》规定,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为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提供了制度保障。检察机关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和落实到各项检察工作中,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
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全面深化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天津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市委“促发展、惠民生、上水平—推动万企转型升级”、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建设美丽天津等重大部署,开展一系列司法调研服务活动,制定实施了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和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依法严厉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有关问题的意见等,充分发挥服务大局促发展、打击犯罪保稳定、惩治腐败促廉政、强化监督促公正、化解矛盾促和谐等职能作用,为经济发展、平安建设、民生改善、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天津自贸区方案正在等待国务院最后批准,我们要积极做好前期调研和准备工作,找准检察机关服务自贸区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要主动适应反腐败斗争的新常态,着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能力。全会对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日前,中央正式批准最高检成立新的反贪总局,着力打造中国特色反腐败专门机构。在此之前,天津市检察院已经进行了探索,撤销了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成立职务犯罪侦查局,增强查大案办要案的能力。下一步,我们要积极应对职务犯罪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群体化等新趋势,统筹运用提办、交办、改变管辖和区域联动办案等方式,提升协同作战能力,打好反腐败整体战。
要深入推进检察改革,切实提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水平。《决定》强调,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四中全会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着眼于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进一步细化了三中全会提出的司法改革任务,部署了许多新的重大改革措施。天津已经被确定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第三批试点地区,我们要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扎实开展试点工作,确保各项检察改革稳步推进、取得实效。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坚持严格司法、深化检务公开、自觉接受监督的同时,要大力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切实维护司法公正、保障法律实施。
要建设高素质检察队伍,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决定》提出,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队伍建设始终是根本。近年来,天津市检察院紧紧抓住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突出政治标准,采取轮岗交流、三级院交叉任职等方式,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安排到适合的岗位上去,院级和中层领导班子建设显著加强。我们改革人员招录制度,在全市率先实行全系统新进人员由市院统一招录,严把入口关。组织开展天津检察精神大讨论活动,提炼出以“忠诚为民、依法监督、务实创新、公正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天津检察精神。每年举办天津检察讲坛、天津检察论坛,不断创新教育培训模式,检察队伍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不断提升。我们要按照四中全会关于队伍建设的新要求,大力提高检察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信仰法治、坚守法治的高素质检察队伍。

⑨ 法治作文800~900字(七年级)

谈到法律，总会给人以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得有序；正是由于法律的存在，我们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保障。 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有幸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法制进程的突飞猛进，300多部法律相继出台，“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多么令人振奋！然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与法同行？有人可能会说：你多虑了，我们还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法律就约束不到我们。我说：不！法律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律，就是实现正义、体现公平、正确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准则。 当今这个经济社会，人们在不断地淡化道德意识，甚至有人讨论起一些传统美德是否过时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呼吁法律来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纽约，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却是犯罪率最高的恶源。有统计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场抢劫上演。而在我国学生群体中也存在着一些触犯刑法的不良现象。如：强要同学钱财，参与抢劫，更有甚者结帮犯罪。据报道：今年4月30日，海南省万宁市17岁学生温某，因持塑料枪打劫被判有期徒刑5年。近年来，青少年结帮犯罪现象也呈上升势头，加入黑帮犯罪的一般是18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来自公安机关的一则统计数字表明，80年代后期到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势。在上海，14－16岁的少年犯已占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尤其让人心惊的是，刚刚进入法定处罚年龄的14岁孩子竟占了其中的15．l％。犯罪，无疑永远威胁着我们安定的生活。但是，我们应当坚信的是，法律永远维护正义。诚然，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制而言，的确存在一些疏漏，也有一些人为了金钱，为了一个“利”字，背离职业道德，背离良心，钻法律的空子。但我仍要说，我们的法律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信法律的正义性，并学会捍卫它！
而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常常讲要遵纪守法，可见遵纪是基础。我们千万不要忽视遵纪的作用，“以小见大”的道理人人都懂。如果你认为“现在违反一下学校纪律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我以后不违法就行”，那就请你赶快打消这种念头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现在小小的放松很可能在将来会酿成一次大的失足，何苦要等到法律制裁的时候才悔恨呢？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从一名合格的中学生做起，将来当我们走出校园，融入社会这个大集体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总之，法律在我们的一生中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同时又是规范自己行为的社会准则。因为权利在规则中行使，义务在规则中履行，自由在规则中拥有。同学们，从今天起，从这一刻，让我们一起踏上与法同行的道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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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伴我行
你从荆棘中绽放，你从崎岖中走来，我们的法制进程。
你束起凌乱的长发，披上遮体裘衣；结绳以记事，刻骨以铭文，铸鼎而铭记。终有那世袭替代禅让，高低贵贱始有分别，赢得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的赞誉。然“对‘太阳’之咒骂，对酒池肉林的痛恨，烽火戏诸侯的儿戏中”，国之厦为之倾斜。“窃钩者盗，窃国者诸侯”各地诸侯历新法强国力，秦盛商鞅裂，吴兴李悝亡。
“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始皇立而一统天下，君主制立于中国。“焚书籍，坑儒生”，一统钱币经济兴，一统文字文化盛，皇权集于一身，开始了文明古国千年封建之旅，终难脱人治大于法治的绳缚。江山代改，人才辈出。在重兵压城城欲摧之时，南唐后主不思励精图治，变法兴国，以跪拜佛堂而抵兵戎，以吟诗作画而自醉，一江春水不敌兵，终败送大好河山。宋太祖赢得大宋一统，但沉疴难除，旧疾不去，法之立服务于高主，黎民广大难逃重压。君主悟而臣子励，王安石受命危难，为振兴国力，欲破而后立，不惜以身战旧法。张居正“一条鞭法”为黎庶，为百姓，众说纷纭。精美设想，英雄无数，只能改经济不能改政治，政体不变，经济之变革如昙花一现，香存而花败。法制之改革不动根本，难植新芽。
在盲目与固执中，枪炮声响彻耳畔，强盗闯进家园，掠走珍宝，窃贼分割了土地，痛苦的呻吟中，雄师觉醒。戊戌变法学西洋，改旧习，可刚一触及旧统治者利益，法治便又为人治。“百日维新”成了“戊戌变法”的代名词。民国初立，国权归于民，但 为了新法之立，孙逸仙出生入死，出广州，战军阀，以血肉之躯抵旧思潮的炮火，民国终于站立。“民族，民权，民生”，孙先生为立新法除旧制，鞠躬尽瘁，死而不已，随着先生的故去，新法也被“蒋氏”政权遗弃，民不聊生，法虽立而无用武之地。
黑夜终会逝去，曙光定会来临。春雷阵震，雄师跃起，伟大民族屹立东方，毛主席振臂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法制步入正轨。当人大代表步入会堂，当新宪法诞生，我们泪飞流而心欢喜，不再沉迷，不再壅塞，民权合乎民意，欣欣向荣，春芽萌发，

⑩ 辩论赛 法治重要还是德治重要

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加强法治能赋予社会道德规范以权威性，促进社会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强德治能有效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从而在根本上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在当代中国加强德治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一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凸现出德治的重要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公共社会规范的内容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直接决定了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方式。在结构简单的社会中，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经济组织、家族组织、政治组织等往往合而为一。紧密的社会关系、巨大的共同利益和人们生存的彼此依赖性，迫使人们不得不自觉地遵守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规则。这时的公共社会行为规范是以习惯、族规和宗教体现的。在这种结构简单、规模狭小的社会里，社会成员道德自律的重要性还未充分凸现。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生产方式的变更以及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维持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手段也随之改变。社会结构越复杂，社会活动的空间越广阔，个人行为所影响的直接对象就越少，行为后果的直接利益影响也越不明显；相反，在社会幅员广大、组织结构复杂、人口众多而且流动量大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隐匿条件（如居住分散、固定交往率下降、网络交往的日益普遍化等）却不断增加。这时，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在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维护中的重要性就日益 凸现出来。二是科技的现代化呼唤着德治的强化。如生物学“克隆”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伦理、地球生态等问题的提出，都把科技道德问题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高科技的发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德治。此外，人的现代化、政治的高度民主化也对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现代化，造就现代人，首要前提在于培育现代主体意识。现代主体意识具有广泛深刻性，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而崇高道德理想信念的确立、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尚道德品格的培养，是现代主体意识的核心。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正需要以大量具有高尚道德的现代人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能具备现代的民主意识。 其次，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着德治的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增强了人们的改革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然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如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我的渗透将进一步加大；商品交换的法则一旦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势必引发见利忘义、权钱交易，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减弱；经济转型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利益调整以及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难免会引发人们思想的波动。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价值观念也趋向多样化。面对新形势，如何在各种思想和文化相互激荡，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渗透的情况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广大社会成员中确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实现新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强化以德治国，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命运和前途的重要举措。再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德治置于更重要的地位。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文化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社会发展中，文化始终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更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综合国力是包括自然资源、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外交、国民素质、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财富的形式及对别国的影响力、辐射力显示其综合国力。当今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知识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竞争。而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作为文化的核心，在综合国力中尤显其重要性。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进文化对于调节社会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协调社会运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文化环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
提倡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学者早就看出，这一机制下不会产生高尚的人格，他们甚至喊出了“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这样的口号。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遵守承诺应该是基本的行为准则。但这里的守信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的。当遵守承诺将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时，市场主体宁愿作出违约的选择。这种利己的运行机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互助精神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于是人们越来越关注对市场的制约作用。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兴起，为市场中弱者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现则使文明社会的互助精神从法律上找到了依据。 然而，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道德的力量，并且将以德治国作为治国的方略就很有必要了。因为这是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校正，也是为法治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基础。在德治的光辉下，法治的阴影会消除，市场的局限会得到弥补，整个社会将和谐发展。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法律制度本身，都是建立在“性本恶”基础上的。市场运行机制就是利用人们原始的追求财富的本能推动资源的配置。在一个对财富无动于衷的人面前，市场经济无法发动起来；但在对财富充满占有欲望的人们面前，市场会自行运动。然而，由于市场上每个人都是利己的，所以，必须建立基本的运行规则，法律会在交易中内部生成。当国家顺应市场的需要，将市场规律法律化后，市场运行机制就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当国家不能顺应经济的要求，及时将市场的运行规律法律化，或者强行颁布扭曲市场运行机制的规则后，市场就会发生混乱。可以说，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包含着法律规则。然而，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场运行机制同样会面临衰亡，例如当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竞争的机制就不会发挥作用。这时，人们要么等待新的市场进入者，要么坐视垄断者独享高额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消费者和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利益必将遭受损害，法律在这里应该再次发挥作用。这就象是一个不停滚动的铁环，如果没有推动者必然会停止转动，自然倒下。然而，在需要法律的地方，我们往往看不到制度的倩影，法律总是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在各种利益的妥协中诞生。在这些滞后的法律面前，利益的最大受损者往往是弱势的群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中，承受动荡成本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最弱的人群，而对弱者的保护规则总是在各种利益的较量中姗姗来迟。 既然我们不能依赖市场本身为我们提供社会文明发展的推动力量，我们也无法保证法律天然地保护社会弱者的利益，我们还能借助什么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呢？ 道德，惟有道德！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有所顾忌，也会使法律的制定者和适用者拥有基本的准绳。所以，提倡以德治国，实际上是纠正市场的缺陷，也是弥补法律之不足。道德的时代意义不在于维护市场的尊严，而是对市场运行机制进行理性的批判。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我们应该更深刻地领会其中的意义。 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飞速的变化，处在市场经济的旋涡中，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接受市场的理念。如果缺乏批判意识，认为市场万能，甚至让市场的理念主宰社会的一切领域，其结果将会使一切不可以交易的东西成为交易的对象，一切不可以法治的行为法治化。人们将越来越屈从于自设的规则陷阱，而无法自拔。当年，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曾经从醉心研究的市场“看不见的手”中抽身，探究自己的本行——伦理问题，现代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经济学中真正的人。而我国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是不是也应该从制度的沉迷中醒过来，关注社会道德的作用？诚然，道德的观念是多元化的，道德的规则也是非强制的，但关注道德，实际上是关注人本身，它会使市场运行得更有理性，也会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