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法治

『壹』 江平的生平经历

一个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一条腿的青年；一个陋室中为孩子编织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法律精神的诠释者布道者；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这些符号和形象所代表的历史含义都很重要。
北京南四环一幢普通民居内，校长江平隐居彼处逾10年。
这里既远离昌平区的中国政法大学，也避开蓟门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江平选择了孤独但并不沉默的生活。
记者曾数次登门拜访江平，一条温顺大犬总陪伴身边，各异仙人掌装点着桌台。温和而又刚直，一代法学泰斗性格寓意其中。
满头白发稀疏、年到八旬的他精神矍铄，字正腔圆地向记者滔滔不绝，对法律强烈关注让这位老人眉宇时皱，他的声音依旧振聋发聩：“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是退一步进两步，还是在不断地前进。当然还要看到，现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
江平虽只在1988到1990年间担任了两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校长的称呼却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待遇”在法大历任校长中并不多见。有1990年法大毕业校友对记者感慨：“江平是永远的校长，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
几年前，江平题写的“法治天下”流畅大字矗立于蓟门桥校园内，这代表了江平终其一生的理想，更成为中国法学人的思想归宿。
江平凝重地说：“这也正是我的中国梦”。 江平对学生的爱护，让贺卫方至今念念不忘。
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庆祝成立一周年（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贺卫方等一批研究生对食堂伙食不满，在校庆时发动罢餐，贺和几个同学把食堂门口堵住，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年轻气盛的贺在人群中与学校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领袖自居？”江平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和，“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一年后，贺卫方留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有机会听江平聊起过去：“在谈到自己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回归北京政法学院讲坛上的江平，凭学识人品声誉鹊起，用他的话说“在历史的特殊点上被重用”。
复校的北京政法学院，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和教材缺乏。“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老一辈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年纪很大，不可能再发挥能力；而五六十年代留校学生虽“政治红”，教学方面却很差。
曾被钱端升先生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为稀缺资源，“从苏联回来的没几个人了，而且我在燕京大学学习过，有一定英语基础，又有一定俄语基础，还有留学的经验，学习过比较系统的（法律）课程，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不错的。”
江平突破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
贺卫方回忆讲坛上的江平，“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
这期间，江平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划时代意义法律首次肯定中国人的私权，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一批民事经济类单行法陆续出台，市场经济法律“盲点”陆续补上。
1983年开始江平担任副院长，亲身经历让他对人才格外爱惜。文革后第一批学生被重点栽培，留校形成“第一批梯队”，法学人才在“断代”后喷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贫穷的法学”，到九十年代“繁荣的法学”，江平视为“一生中在法学教育方面很有独创的、很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 “实际上我在学校的主要贡献也是在这一段时间。”
1990年，主政法大两年的江平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
那年年底，江平60周岁生日。政法毕业生们自发为其操办生日晚会，大家一致要求江老师表演一个节目。他装着假肢的一条腿不太灵便，却步履坚定地走上前，唱了一首美国工会运动的英文歌曲《我们决不动摇》。
去职法大校长整整二十年，一些细节让江平聊以自慰。
有一年纪念法大校庆时候，主持人念在座校长的名字，恰恰到念到江平的时候，台下开始掌声不断，“我非常理解学生对我的感情，我认为这是对一个有正义感校长的支持。”
“只向真理低头”，“法治天下”，“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 江平80周岁生日现场，中国政法大学现任校长黄进，将老校长名言倒背如流。 2009年12月28日，江平80周岁生日。
不知是否为宽慰各地赶来的弟子们，江平很乐观地将活到90岁设定为“下一个目标”，他说：“虽然年轻时失去了22年光阴，如果按60岁退休的话，我再干22年，就可以补回我失去的光阴，我还有两年就全部补回来了。”
被江平“计较”的22年，凝聚了他刻骨铭心的悲情，也浓缩了中国法律的悲剧。
“从1957年到1978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
江平的最低谷，出现在1957年。
这一年，在“引蛇出洞”整风下，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任教刚一年的江平，因向北京政法学院坦呈看法，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从“人民的阵营”划入“敌人的阵营”，不准许再从事属于“国家专政工具”的法律专业。
放弃燕京大学新闻系投身革命、并第一批公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单纯的江平对国内政治情况一无所知。
如今，江平仍梦到被划为“右派”那惊心动魄场面，醒来后心有余悸。
“右派”帽子让时年27岁的江平厄运不断，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分手。
在北京西山抬钢管过铁路，江平累到连火车声音都没有听到，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打成右派、离婚、断腿，接二连三的灾难，在江平看来“还是可以忍受”，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了些变化，“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那之后的岁月，江平在苦难中求生存：1963年开始教俄语，“文革”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宣布解散，分配到延庆中学当政治老师，一直呆到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
其间，江平再次组织了家庭，妻子的父亲是一样的右派身份。
江平学生曾听师母回忆当年艰难：在延庆改造劳动的江平单身带儿子，长城外冬天寒风刺骨，没钱给儿子买棉衣，他把自己旧大衣给儿子改棉袄，还亲手一针一线织毛衣。
江平也曾经对前途悲观过，“文革”后期，他把省吃俭用从苏联带回来的珍贵法律书籍，绝大部分当成废纸卖掉了，这令他遗憾至今。
1957年到1979年与法律隔绝，江平经历了知识分子最苦闷的22年，他视之为“人生最大的遗憾”：“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1979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时，白发已经爬上了江平的额头。 一年前，一次中风让79岁的江平倒下了。
因入院及时，手术最后比较成功。江平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其中半个月里，他虽然内心非常清楚但语言表达功能卡壳，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吓坏了众多学生。
从来没有服过老的他，身体虽恢复但大不如前。
“保命第一，真是老了”，江平鲜有的一声叹息，让很多人担心。
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到《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再到近年来《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的江平，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喊，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
自1991年招收第一届博士，迄今已经19年。在这19年的时间里，江平总计培养了近100名民商法博士。这些毕业生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颇具影响力的青年学者、法官、律师。“这都是我非常不错的学生，但我培养的学生，从事教学科研的比较多，当官的几乎没有，当大官的更没有。”
病愈初愈，江平执拗地起身，以更高频率现身说法，参与公共法律事件。
去年12月北大五教授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引发轰动，江平先后在《财经》、《南方周末》等纸媒发表言论，又到凤凰卫视现身说法，力挺对拆迁条例的修改。
“江校长在与时间赛跑”，他的学生向本刊记者透露，江老对于时间的珍惜于渴望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一直坚守“只向真理低头”，既不谀下，也不媚上。
2008年10月25日，一次报告会的提问环节，有听众问起他对杨佳案的态度，江平说：“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审判决结果。”一位听众旋即抓起话筒：“您在杨佳案上的观点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
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他认为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不涉及公共利益”不能成立，遭致如潮的网络围攻。在许霆的案上，他也曾有过不顺应“民意”的表态。
不过，这丝毫无损江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他一生捍卫自由民主，却不赞同民粹主义，“做法律的人要公正，应该关注群众的利益，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众的感觉作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在江平看来，中国真正的复兴在于私权真正在人们头脑中扎根，但过程会遇到艰难险阻，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冲突，私权在公权中得到利益保护，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比如我们最近关于拆迁法的研究，如何保证私人财产权在拆迁中的利益。
对山西煤炭行业兼并重组一事，他依旧见解独立：政府部门用行政强制手段把民营企业并入到国有企业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有违《宪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规定。
“如果这种政策的多变性变成了一种先例的话，可能造成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的后果，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中风后遗症让江平语速变慢，“没有像过去那么敏锐”。但八旬翁仍不懈地为私权呐喊，与60年前在燕京大学“舆论报国”理想一致。
2012年12月11日江平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一节“光华学者论坛”，受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接见。

『贰』 《为“法治天下”理想之呐喊——江平》最新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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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江平与杨澜合影
导演：曲林
有一位老人，他有这样两句名言——“我只坐在真理的一边”，“我只向真理低头”。这两句话乍听起来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更像是一句漂亮的口号，但是这位老人却用他的一生的行动在实践着这份的信念。他就是被人们称为“法学界的泰斗”和“法学界的良心”的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江平。
如今81岁的江平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曾经在文革中因为事故失去一条腿，安装了假肢,他却开玩笑说自己是身体最好的残疾人士。从到达采访现场他走下车，到走进《杨澜访谈录》节目组的休息间，我们几次想要搀扶，但是江老却不需帮助，步伐坚定有力。如同这位“为私权呐喊了三十年”的法学大家一生所秉承的信念一样坚定。刚刚落座，江老环顾节目组的环境，在我们未开口之前，先“采访”起了我们，现在媒体生态环境中你们的现状如何？长年做人物访谈节目如今压力大不大？”一时间，我们竟反主为客，成为了江老的采访对象。
可见这位年轻时曾经将新闻……

『叁』 我国关于明主法治的事

我国真正意义上法治进程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1996年3月召开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构想；而党的十五大则更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中国自提出依法治国战略以来，法治进程渐渐显露出瓶颈，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 法律体制不完善。许多现行法律滞后于社会发展，已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却仍然用于司法活动中。执法部门滥用权力的现象比较严重，践踏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司法不公正、司法腐败、司法不独立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司法。法律监督体制不完善。宪法所设置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监督体制流于形式，各级人大未能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民众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对于法治建设的阻碍作用仍然很明显。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不相信法律的权威，固守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遇到纠纷时更多的是运用自力救济或者道德伦理手段，而不是诉诸于司法程序。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心中都存在这样的心态：“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①]” 以上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有许多，在这里谈谈自己的几点想法： 一、我国的法治建设属于外源型，是法律文化移植的产物 我国现行的法律有许多都是直接照搬西方，尤其是德国、苏联的法律。然而，法律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综合体，要理解西方的法律文明就要整体理解西方哲学与社会理论，而我们这方面依旧十分薄弱，怎能说拿来用就拿来呢？“我们的法学界应当警醒，不要再把西方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理念，理所当然地套用在中国社会。哪怕是一个在西方已经习惯为几乎就像空气存在一般的社会习惯。[②]”我们在继受西方法律的时候，有没有问问他们所有的法律立足的社会基础，我们到底有没有？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儒家的德治、礼治和君主专制的思想仍然束缚当今的民众。从农业经济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并未带来民众民主、法律观念的提高。人民不懂法，也不喜欢和“官司”沾上边，法治观念极其淡薄。理解了这个问题，本土文化对于西方法律文化的移植，在中国所产生的阻碍，就不难理解了。 二、我国还未建立健全的法律监督体系 我国的权力分配和设置采用的是一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国家形式上采用的是单一制。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监督各个国家机关的活动，但是人大的监督作用非常有限而且也并未发挥其实质作用。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健全的法律监督体系比如说违宪审查机制。同时，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冲突也会产生法律的不统一，下位法违背上位法的现象并不少见，而缺少法律监督体系更加重了这一趋势。 三、理论和实践的脱节 许多法学理论还处于初步阶段，理论不成熟、研究多重于形式，多喜欢引用西方学者的方法探讨问题，甚至理论脱离实际。很多学者在书斋里大谈法治理论，但现实中并不能应用于中国的法治实践，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法治实践得不到有效的理论指导，是造成法治前行道路坎坷不平的一个重大原因。 四、在进入新的百年后，我国法治进程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矛盾 如非典时期、孙志刚案件、之前在重庆市闹得沸沸扬扬的钉子户事件，征收土地和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私权都碰到了强大的公权的干预和碰撞。私权怎样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而法律则是界定划分公私权利的最有效方法。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要维护弱势的阶层。在这里首先应当认识到个人权利是基础。应该说只要是个人主体合法享有的权利就应该得到全面、充分的保障。现在有的时候一纸批文或一个文件往往可以把某个市场经济主体合法取得的一切权利都给剥夺了。如果个人权利这样被公权力随意地剥夺，那么就很难说有市场经济的法治可言。综观各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只有当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时候才能对私权利进行限制和剥夺。私权既然是合法取得的，没有违法行为怎么能够随便去限制和剥夺呢？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讨论这一条时，很多人建议把社会利益的条目罗列成条文，但是立法者动笔的时候又非常困难。什么叫做公共利益需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使私权利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另外，公权在实行国家的宏观调控及具体行政干预的时候，必须要纳入到程序化的轨道，法治化某种意义上就是程序化，有了程序就有了法治的概念。没有程序，完全按个人的批示，仅仅按照领导人的决策，并不是公权力正常的行使渠道。我们国家法律法规已有了很大的完善，但还缺少一个行政程序法，规定做出哪种行政决策必须有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是一个人来决定还是一个委员会来决定。没有程序化，决定就有可能变得个人情绪化，这是违反法治原则的。同时我们也要对私权利的救济手段作出规定，当私权利被公权力侵犯的时候，只有具体行政行为可诉至法院的行政庭，按行政诉讼法处理。但是现在大多数行政行为都是抽象行政行为，都是一般性的规范，而在私权受到侵犯的时候，缺乏有关司法审查制度的保障。所以现在很多学者提出希望在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时候把现在对于政府机关的行政诉讼范围扩展到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这样才能够使得私权利的保障落到实处。再深一步，如果对权利的侵害违反了宪法，能否有宪法审查和宪法保障制度在中国就更是一个空白点，也需要补充的制度。 提出法制建设25年来，制定依法治国的方针也有10余年了。江平教授曾经说过：“我们搞法律的人在78、79年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过去是法律虚无主义，后来认为只要有了法律我们就走上了法治建国的轨道。25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法律本身也有好有坏。但是我们尚缺的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的观念。[③]” 法治不可能一蹴而就，并且法治也需要道德手段辅助，但愿中国法治能突破困境稳步前行。

『肆』 86岁高龄的江平教授给广大律师们说了啥

86岁高龄的江平教授给广大律师们说了啥？
2016年7月24日下午，现年86岁高龄的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江平教授在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南区大礼堂为贵阳广大律师们作了一次专题讲座，本次讲座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笔者作为现场听课的一名普通律师学员，深受启发，现将江平教授讲座的部分内容进行梳理发布，与全国律师同行和法律人一起分享。
这次讲座，江平教授紧紧围绕他提出的“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深入诠释了律师的职业优势和作用，勉励广大律师积极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下是江教授授课的部分观点集锦：
一、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
二、律师作为一个职业来说，他的优势在哪里？只有弄清楚了职业的优势，才有权利说“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如果我说国家兴则律师兴，那绝对没有问题，也没有争议。那么为什么我说律师兴就国家兴呢，这说明律师有特殊的地位、特殊的作用，这是别的职业不能够代替的。
三、律师作为一个职业来说，他具有三大优势：一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权利意识的职业群体；二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社会意识的职业群体；三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法律意识的职业群体。
四、从职业的情况来看，律师和维权紧密联系，而且律师的维权和其他职业不一样，其他一些职业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律师的天职却是维护他人的利益。律师都是维权的，律师始终应将维权放在第一位。
五、律师本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维护，但是律师的职业并不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他的职业使命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六、警察和律师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可缺少的两股力量。维稳是公安的作用，维权是律师的作用。
七、律师的办案思维和法官、检察官、公安部门的同志的办案思维是不同的，律师的思维基本上是无罪思维，在法庭上更多的表现为对控方的对立，根本原因是思维的不同。
八、律师这种权利的观念是进步的观念，是一个值得提倡的观念，律师这种以权利为中心的思考，是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来考虑，这应该是一种进步的思维。当然这样的思维也有一些片面，没有用全局的思维来衡量。
九、律师职业自身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律师是靠自力，靠服务，靠信誉赢得市场的尊敬和尊重。
十、律师本身服务的市场就是社会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的规律的适用于律师的规律，市场竞争的规律也适用于律师的规律，律师本身就是市场的一份子。
十一、律师本身更贴近民众，更了解民众的心声。律师是民众权利的维护者，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十二、“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们都是学法律出身，我们的任务跟国家的治国之道完全一致。
十三、作为法律人要维护法律的精神。
十四、如何处理好治国之道和谋生之道，这个恐怕只有学习法律的人会遇到这个问题，学其他专业的恐怕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怎么处理好治国和谋生的矛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的理念，法律的理念要牢牢在心中，这个天平的概念，公正、公平、正义要牢记。（江老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语重心长呀，他还用宋世杰帮打官司的案例指引法律人如何处理治国和谋生之道）。
十五、法律人的弱点是什么？江老借用马英九父亲的一句话:"守经有余，权变不足"。
十六、对于法律人来说，应该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看作最高理想。
十七、过去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四个：一是先入为主，二是证据不足，三是无人辩护，四是缺乏监督。
十八、作为律师应该准确把握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在哪里，超出哪个界限就是滥用。
十九、可以把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作为一项长期的目标。
二十、司法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法院法官裁判独立。

『伍』 我国法制资源的现状

中国法治的现状与展望---演讲人 江平- -

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比较大一点，讲的是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与展望。我去年的演讲提到非典、孙志刚案件等事件，以说明公权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得到怎样的制约，包括公权力的责任机制、透明机制。一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去年后半段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在征收土地和城市房屋拆迁中所出现的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剧烈冲突在今年一年内有增无减。或者说2004年我们的法制进程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公权和私权的碰撞，我们所能够预见到的是这一个现象在明年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至于这种碰撞是会更激烈一些还是更缓和一些，恐怕还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公权和私权这一对非常重要的矛盾。

一旦公权和私权发生矛盾，私权碰到强大的公权的干预和碰撞，私权怎样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是中国今天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更何况我们从法律的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法律的一个重要的理念都是要维护弱势的阶层。有的人过分地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无序，而把国家干预看成是有序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私权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可能不是很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公权来解决私权的无序状态，但同时也要看到无序包含着有序，有序里面暗含着无序。市场虽然看起来是私权横行的天下，私权看起来是无序，但是私权的行使终究还有一个市场规律的制约。如果过分迷信公权，那么公权里面也可能包含着无序，因为公权的行使包括决策者的个人意志；或者说没有一个程序规范的公权的行使可能造成无序，地方保护主义也可能造成无序；如果再加上寻租这种现象就更有可能造成公权力行使里面的无序，所以如何解决好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和冲突非常重要。

最近中央财经大学举办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讨论会，当时也是请了吴敬琏教授和我作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表述了三个观点，第一个问题是在公权和私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首先认识到私权是基础，私权甚至是目的。应该说只要是私权的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就应该得到全面、充分的保障。我想这个前提应该是私权本身是合法取得的。现在有的时候一纸批文或一个文件往往可以把某个市场经济主体合法取得的一切权利都给剥夺了。如果私权利这样被公权力随意地剥夺，那么就很难说有市场经济的法制可言。

刚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是这样说的：政府的审批权限应该做到如果能够由市场主体当事人自己的意愿解决的，尽量由自己解决，国家不干预；如果私人不能够很好解决的，尽量由社会力量来解决；只有当当事人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社会力量不能解决的时候国家才实行审批，国家才实行许可制度。但在实践中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把这个顺序倒过来了，政府调控手段是第一位的，政府调控不行才使私人手段。而我们国家社会调控的力量往往又很薄弱。

第二个问题是各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只有当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时候才能对私权利进行限制和剥夺。私权既然是合法取得的，没有违法行为怎么能够随便去限制和剥夺呢？我们的《立法法》里明确规定如果要剥夺非国有财产，进行征收，只能是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当然现在法律不完善，但至少在现有的法律里有一条是明确的，那就是只有社会利益需要的时候才可以限制私权。而法律上界定社会利益是非常难的。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物权法，明年三月要在全国人大讨论。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在讨论这一条时，很多人建议把社会利益的条目罗列成条文，但是立法者动笔的时候又非常困难。什么叫做公共利益需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使私权利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

第三个问题现在看起来也非常重要，公权在实行国家的宏观调控及具体行政干预的时候，必须要纳入到程序化的轨道，法治化某种意义上就是程序化，有了程序就有了法治的概念。没有程序，完全按个人的批示，仅仅按照领导人的决策，并不是公权力正常的行使渠道。我们国家法律法规已有了很大的完善，但还缺少一个行政程序法，规定做出哪种行政决策必须有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是一个人来决定还是一个委员会来决定。没有程序化，决定就有可能变得情绪化，这是违反法治原则的。同时我们也要对私权利的救济手段作出规定，当私权利被公权力侵犯的时候，只有具体行政行为可诉至法院的行政庭，按行政诉讼法处理。但是现在大多数行政行为都是抽象行政行为，都是一般性的规范，而在私权受到侵犯的时候，缺乏有关司法审查制度的保障。所以现在很多学者提出希望在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时候把现在对于政府机关的行政诉讼范围扩展到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这样才能够使得私权利的保障落到实处。再深一步，如果对权利的侵害违反了宪法，能否有宪法审查和宪法保障制度在中国就更是一个空白点，也需要补充的制度。去年在宪法讨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呼吁尽快完善宪法审查制度。

中国法制的问题及其完善

上面我主要是就公权和私权冲突的角度来讲，下面就中国法制如何完善和现在存在的问题简单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提出法制建设25年来，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就像钱颖一教授和吴敬琏教授说的，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区分，法律也有好与坏，或者说我们今天也要承认有善法和恶法。

2003年12月份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召开年会的时候，吴敬琏教授在致开幕词的时候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我们搞经济学的人，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似乎有了市场经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20几年以后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在闭幕式上做了一个回应：我们搞法律的人在 78、79年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过去是法律虚无主义，后来认为只要有了法律我们就走上了法治建国的轨道。25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法律本身也有好有坏。但是我们尚缺的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今天要承认法律有好有坏。比如说低价征用农民土地的法规难道能说是一个好的法规吗？当然对于善和恶有的是从权利限制来看，有的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公司法10年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公司法里面已经有很多条文落后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今天修改公司法的目的就是修改其中恶的部分，让它逐渐变善。很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现在法律的修改不够及时，尤其是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有些法律在制定的时候就有不合理的地方，有时是制定当时是合理的，过了一定时间它已经变得不合理，这样的规则如何能够及时的改变？我们必须要承认法律现在有的已经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落后于改革，有的实际上已经是老百姓不满意的法律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法律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中国的法律进程既包含着自上而下推动，也包含了自下而上的推动。宪法修改，包括市场经济法律的完善，没有上层的决策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谁也不能忽略，在中国要想推动法制建设最后的决策权还是在高层。中国的有些法律建设是由下层推动的，比如去年的农民土地补偿问题、城市房屋拆迁问题，很多都是法律工作者和媒体不断地呼吁才得以更好的使法律制度完善。所以法制建设离不开舆论的呼吁，离不开每个具体事件中自下而上的推动。

第三个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的法制建设过程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立法和执法的鸿沟。立法和执法有鸿沟可以想象，有的人问我为什么法律规定得不到贯彻实施？我说如果法律都能够那么容易地得到实施，那还要法律工作者干什么？甚至法律也都不必规定了。我们要承认能够完全做到法律规定是很难的。法律是要靠人去实施的，中国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执行的人本身的非法治的行为非法治的理念都会造成法律执行中的变形。我们国家颁布了十年依法行政纲要，这是划时代的东西，如果公权力能够按照依法行政的十年纲要来贯彻实施，应该说我们国家政府的权力会得到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法制健全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好政府的职能转变，也需要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完善，使法制健完的过程能够更好的在法治理念和轨道上来进行。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的法制仍然会碰到很多障碍。

第四个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从1978年到现在26年的中国法制建设，我们也可以看到进步是巨大的。回过头来看当时既没有什么法律可以遵循，也没有这样一套法治的机制，更不用说在宪法里面提出依法治国。这26年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甚至可以说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候进三步退一步，个别时候进一步退两步。我想这也符合我中国建设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建设不是一帆风顺，法治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就像承认法律也有善法和恶法一样，我们也要承认法制建设的进程有时前进有时后退。但是我们要看看哪些地方进步哪些地方退步，在司法独立领域或其他领域里面我们是进展了还是退步了呢？一、中国的法制建设是曲折的，二、中国的法制建设往往是有进有退。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26年的法制建设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曲折历程，但是我们的进展还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相信未来的法制建设的进程跟今

『陆』 法大60 周年庆典江平讲话

今天我们纪念法大成立60周年。一个甲子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步入了老年的象征，一个人不可能生活两个甲子，但是对一个学校来说就不一样了：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有800(实为900—注)多年的历史，美国的哈佛大学也有将近400年的历史，中国现在有一些学校正在准备庆祝两个甲子。所以我们学校应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们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按照前苏联的教育体制，经历了院系改革而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应该说，先天已经有一些不足，所以庆祝校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怎么样庆祝呢？我们历来都是歌颂成绩，吹嘘一番。
我觉得，纪念校庆应该更多地来反思自己的不足，来寻求来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耻而后勇”，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找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才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中国政法大学是以“依法治国”、“法治天下”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实现这个目标，应该说人才是最关键的，而在培养人才中，培养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人才，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培养出来了许多为国家法治做出贡献的人才；我们可以说，无愧于历史，我们做到了自己对国家应该尽到的责任。
我是1956年进入北京政法学院的。60年的校庆中，我有56年是在这个学院。60年的校史，应该说是由三个部分来组成的：前14年是创业，后来中间的13年是停止招生和解散，后33年是复办、走入正轨。
一所大学应该说所要求的物质基础现在正在完备，我们的新校和老校也都初具了一些规模，但是一所大学应当具有的精神基础，我们还很欠缺：我们自己的校风还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办学理念也没有成型，我们自己的传统精神更有待于完善。
物质基础可以在十几年、几十年内来完成，但是一个学校的精神、文化，则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形成，没有这种时间的沉淀和检验，是不可能形成的。
大学应当是独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独立和学术上的自由。这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没有它，大学就没有灵魂；大学是学术机构，应当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应当首先解诀领导体制，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这是应当允许公开讨论的。20多年前，我们学校已经准备实行校长负责制，后来因为发生了那件政治风波，就改成了现在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我们今天应当认真来思考这个间题：究竟在现在的情况下，实行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应该允许来公开讨论的、公开来探讨的。
学校应当有自主权。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事业单位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自主权。只有大学真正实现了去行政化，才能够迈向真正的大学的人格独立。
大学是学术机构，学术应当自由，自由必须有包容精神。现代学术的包容精神比以前要宽容得多了，但是在学术研究的课题上，仍然存在着包办过多、包容不足的现象，这也是需要我们来逐步完善的。只有打破了学术禁区，才能够实现学术自由，也只有打破学术垄断，才能够实现学术自由。
我认为，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这就是我们走向第二个甲子所奋斗的目标。我祝愿中国政法大学在未来的一个甲子里面，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谢谢大家。

『柒』 领导干部法治档案的内容包括哪些

将于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
地方法治的先行先试,也在各地积极展开。今年伊始即发布依法治省纲要的四川,正在以其密集的法治建设行动,在其中崭露头角,成为先行者。
在近日由四川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全国媒体“法治四川行”大型集中采访活动中,四川省委副秘书长、省依法治省办主任杨天宗透露,领导干部年终将不仅要述职、述廉,还要述“法”。四川正探索在各级领导班子中配备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工作经历的成员,探索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和司法公职人员法治档案。
不能玩虚的必须来实的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认为,“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当于是列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所说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际意味着领导方式的改变。”
四川法治建设的高潮,也由党委对自我领导方式革新开始。
“治蜀兴川重在厉行法治”,省委书记王东明表明确建设法治四川的决心,“要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夯实治蜀兴川的法治根基”。
“不能玩虚的,必须来实的。”王东明强调。
迄今,已经有3个市(州)的领导小组负责人被专门约谈,其中一个市还在全省依法治省工作座谈会上作了整改情况说明。
在刚刚过去的7月中上旬,四川完成了依法治省工作上半年情况的交叉督察。“四次大督查,全域全覆盖,工作不力的市(州)和部门领导小组负责人被约谈,督促限期整改。”杨天宗说。
接下来,四川21个市(州)还将进行相互交叉检查。
此外,四川省委成立了“依法治省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起草领导小组”,已形成初稿,共设依法行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社会法治、学法用法、监督问责、组织保障8个部分,85项指标,正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并组织专家论证。
凡是外省取消的都取消
在党委领导下,政府也着力于“自缚手脚”。
去年,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履新后即向自己“开刀”,出台了专门用来管自己的《四川省人民政府严格依法行政的规定》,称“依法行政十条规定”。力促它出台的,便是省长魏宏。
令四川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张渝田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正月初五,魏省长就把我们喊过去,讨论他亲手拟写的这个规定的草稿。这给我们的感觉是‘要他依法行政’变成了‘他要依法行政’。在魏宏主持下,一系列规范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和动态调整的规定,如《四川省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平台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四川省行政职权目录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四川省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电子监察管理办法(试行)》等,先后密集出台。为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层级间的关系,又颁布了《四川省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
政府对于自身权力的规范,不仅停留于纸面上的各项规定。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的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平台,省、市、县三级政府所有行政权力全部录入行政职权目录。据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张晋川介绍,去年以来,四川省政府先后三批取消省本级279项行政审批事项。目前省本级行政审批事项274项,是全国省本级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份之一。
达到“最少”的目标,是有刚性措施的。张渝田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四川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确立的11项原则中,其中一条便是“凡是外省取消下放的,我们都取消下放”。
而且,清理方式也与过去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先由法制办提出清理意见,再和省委编办、省审改办、省政务服务管理办等单位组成会审小组,与有关审批项目的实施部门交换意见,还有专家参与。实施部门不同意取消下放的,要对三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保留审批项目有什么新的理由、不审批可能产生什么风险、为什么无法采用事后监管等方式替代审批。
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杜绝了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保留行政审批的可能。
此外,四川减少、停收(免收)国家及四川省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共86项,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9亿元。
领导学法群众更有信心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在四川已蔚然成风。各级党政及相关部门普遍建立了常委会、常务会、党委(党组)会前学法制度。
“去年从2月份第一次学法开始,到年底学了24次。今年已经学习了17次。讲法内容既涉及宪法、行政法规及与各部门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相关的法律,也涉及一些民事法律。”张渝田表示,通过会前学法,省级政府官员的法治意识提高了,也带动了市县级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门学习法律的积极性。“现在对法治的制度之治都了解,但对于法治的理念之治还没有认识清楚。”这就使得领导学法的意义更加深刻。此外,会前学法通过政府网络和微博向社会公布后,“老百姓对我们依法行政更有信心。”
领导干部学法之风,在未来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因为法律已经成为领导干部考核任命的硬性标准。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入推进依法治省的决议》明确强调,选举和任命国家工作人员时,要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作为重要条件,把是否学法用法、依法办事作为必要条件。依法治省工作已被列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年度考核和年度述职述廉报告的重要内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考核结果。
四川省委组织部结合贯彻新颁布的干部选任条例,启动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配备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者工作经验的成员”程序,建立党员干部和司法公职人员法治档案。
四川省纪委将贯彻落实省委依法治省重大决策部署纳入巡视监督内容。

『捌』 法治三老是谁他们最近参加的“法治社会”研讨会是谁主办的呢

分别是郭道晖、江平和李步云，此次研讨会可谓名家云集，是在明律师事务所主办的，这次研讨会是对十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依法治国”理论的深层次实务解析。

『玖』 话说法治三老都哪三位啊和杨在明有什么关系

分别指的是：李步云、江平、郭道晖，法学界的泰斗。杨在明是位拆迁律师，最近办的研讨会法治三老也去了，听说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