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立法者的角色

㈠ 苏永钦的发表作品

[01] 超越注释进入立论 ——专访政治大学法律学系苏永钦教授
[02] 从效率观点看几个共有关系的争议
[03] 大法官解释了原则 不提供救济
[04] 法律作为一种学问
[05] 合宪性控制的社会背景——评法治斌：《社会主义法制下之违宪审查制度》
[06] 理性立法告别手工业时代
[07] 理性立法告别手工业时代
[08] 立法学札记（八）——法律的过渡问题
[09] 立法学札记(二)——法律的日出和日落
[10] 立法学札记(六)——视为的立法技术
[11] 立法学札记(七)——点睛还是添足
[12] 立法学札记(一)——立法和理法
[13] 民法典的时代意义
[14] 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上)
[15] 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下）
[16] 民事财产法在新世纪面临挑战
[17] 民事立法者的角色（上）
[18] 民事立法者的角色（下）
[19] 民事立法者的角色——从公私法的接轨工程谈起
[20] 飘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
[21] 司法独立：一场没有终结的“革命”(I)
[22] 司法独立：一场没有终结的“革命”(II)
[23] 司法改革两岸谈
[24] 台湾司法改革问题
[25] 违宪审查的社会经济条件
[26] 违宪审查制度的社会和经济前提(上)
[27] 违宪审查制度的社会和经济前提(下)
[28] 无色无味的民法人——读谢鸿飞：“现代民法中的‘人’”的一点感想
[29] 物权法定还是物权自由
[30] 再论一般侵权行为的类型
[31] 再论一般侵权行为的类型——从体系功能的角度看修正后的违法侵权规定

㈡ 民事诉讼中法官如何进行角色定位

法官中立，即复法官在审判过制程中应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持中立的立场与态度，通常被表述为法官中立地位、法官中立原则、法官中立形象，等等。法官中立是司法公正的关键，要求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始终得到切实的保持和体现，因为法官作为裁判者对于司法公正起着决定性作用，法官中立不仅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和前提，还常常是司法公正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尤其是社会公众在感受、评价和确认裁判公正时，法官中立形象作为一种感性认识因素和情感因素，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审判实践中，许多案件做到了诉讼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往往就因为法官中立形象存在缺陷，致使当事人难以心服口服，得不到裁判公正的具体感受和评价，有许多当事人还因此上诉或上访。

㈢ 公平原则在大陆法系中的体现

公平原则在大陆法系中的体现
摘 要:诚实信用原则兼有道德性规范和法律性规范的双重特点。诚实信用原则在大陆法系内的确立,是对大陆法系追求法律的绝对主义,否认司法活动的能动性造成的弊端的补救。就其宗旨而言,任何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规定诚实信用原则或者有关诚实信用的具体法律规范,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某种秩序,以体现一定的利益平衡。信用中国打造中国信用监督平台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补充性、不确定性、衡平性的特点,并产生确定行为规则、平衡利益冲突、为法律和合同的解释确定准则、减少交易费用从而增进效率四项基本功能。
关键词:公平;公序良俗;补充;弹性;衡平

一、引 言
任何一部法律的执行都以执法者和守法者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为根本要求,否则再完善的法律也将在执行过程中被规避,再有价值的法律也将形同虚设。基于此,人们对于自身依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伦理道德要求逐渐上升成为理想法制社会的基础。我国《民法通则》第4 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其中,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的基本原则中尤为重要,被称为“帝王原则”。
法律,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道德追求守护者的角色,法律条文则在不同领域中保证这种道德追求的实现。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它的存在体现了立法者对于民事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法律化的不懈追求。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渊源与法律渊源
诚实信用原则,源于伦理道德,势必存在许多为人类所崇尚的道德因素的成分。费雷伊拉认为:
诚实信用是被吸收到法中的人类生活关系的要素。诚实信用,追求善良风俗,追求公平,追求公共秩序,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又有很多不可视而不见的区别。
诚实信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人和社会之间的公平最大化,故对诚实信用的追求与对公平的崇尚历来被认为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但是公平本身并不具备法律内涵,公平并非作为具有特殊含义的法律制度而存在,而是立法者或者法学家所追寻的理想状态,是法治社会所强调的社会正义的观念,它作为诚实信用原则存在
的目的而存在。
与诚实信用、公平相比较,善良风俗所包含的要素绝大部分来自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本能,它在漫长历史长河中自发形成并固执地保存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广泛的领域内被相当多数人严格遵守,具备法律的一定特征,但是离开这个特定时空的界限很可能就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为人们所遗忘,甚至痛斥。诚实信用的保质期更为长久,它凭借专门机关、强制手段的约束,并且由确定的人所信赖并恪守。善良风俗可以存在不同的形式,甚至大相径庭,但是只要存在参与者,诚实信用的内涵就不会更改。并非所有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都违反善良风俗,但是破坏善良风俗中参与者利益的行为都势必为诚实信用所不容。
维护公共秩序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社会的一般利益,即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努力实现国家、社会的一般利益的要求。与诚实信用相比,公共秩序重点在于对国家、社会生活的保护,并不直接作用于民法所普遍保护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活动,并不直接涉及到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公序良俗原则则处理危害国家的行为、违反人格和人格尊重的行为、限制经济自由的行为、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等。这一原则往往从法律关系外部校正其内容[1 ] (P. 212) ,而诚实信用原则从法律关系的内部进行调整,所以公共秩序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实践中的外在界限。
诚实信用原则在大陆法系内的确立,是对大陆法系追求法律的绝对至上主义,否认司法活动的自主能动性所造成的弊端的补救。作为一项独特的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整个大陆法系中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因而,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被视为大陆法系立法方向、司法方式转变的风向标。
意思自治原则是资产阶级法律萌芽时期市民社会对法制最迫切的需要。作为民商法的精髓,意思自治原则将民法意义上主体的能动性发挥到极致,而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则作为意思自治原则的支架。这两项机制作为约束机制与意思自治原则一张一弛、相得益彰,共同调节市场运行与经济生活。诚实信用原则对于防止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原则而产生的权利滥用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诚实信用原则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被称为“善意原则”。其它国家的民法中也都有关于诚实信用的类似原则或规定,法国民法中有“善意原则”,德国民法中有“诚实和信用原则”,日本民法中有“信义原则”。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各国民法典都有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的规定。如在德国民法典中诚实信用原则被规定为债务履行的原则,瑞士和日本民法典则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原则。
法学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它常常被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或者交易中的道德基础。目前民法学界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解释包括主观判断说、利益平衡说、行为规则说、恶意排除说四个方面,都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同时,诚实信用原则在国外很多法律领域被当作具体的行为规则。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仅仅将诚实信用原则视为一项基本原则。
综上,诚实信用原则兼有道德性规范和法律性规范的双重特点。诚实信用源于道德观念,而诚实信用原则是立法者运用立法手段对道德观念的确认。
诚实信用原则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原则加以强调,不失其伦理道德的内容,在法律上的重要地位更决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属于强制性规范,当事人不得以协议的方式加以排除和规避。我国的立法现状决定了民法通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并不是一条有着详细法律解释的法律规范,但是作为一条抽象原则对一切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有着广泛的制约作用。任何处于民事活动中的民事主体,都有义务讲究信用,遵守诺言,不把自己的利益的获得建立在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合法利益的基础之上[2 ] (P. 97) 。这是一种获得自身利益与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支点的平衡。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与外延
就诚实信用原则的宗旨而言,任何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规定的诚实信用的原则或者诚实信用的具体法律规范,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某种秩序,这种秩序或者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者体现为一定的道德基础可供依赖;就内涵而言,诚实信用原则是以公平为内容的规则;就外延而言,诚实信用原则具有不确定的模糊性,可补救具体规定的漏洞和缺陷;就诚实信用原则和司法活动的关系而言,诚实信用原则意味着承认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允许法官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依据公平的一般原则进行裁判。
魏振瀛先生从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及学者的解释中得出结论,诚实信用原则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1) 民事主体在行使民事权利与发生民事法律关系时应诚实、不作假、不欺诈、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2) 民事主体对因不履行义务而给他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 司法工作者贯彻诚
实信用原则应体现在以事实为依据,保护与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4) 立法上不仅需要确立诚实信用为基本原则,而且还应制定体现诚实信用的具体条款。如《合同法》第49 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3 ] (P. 311) 不难看出,虽然诚实信用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常以弹性原则的面孔出现,它依赖于法官对于个案公平正义的把握,以平衡各方的利益,但它为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活动限定了范围,为司法工作者的司法实践提供了依据,即以诚实信用作为一切民事行为的基本道德底线。
基于以上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内涵、外延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诚实信用原则是不确定但具有强制性效力的一般条款,除了指导当事人正确进行民事活动外,还具有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填补法律漏洞、引导法律与时俱进的作用,此即法学界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一般条款说”[4 ] (P. 71) 。由此,诚实信用原则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被认为具有实现这两种利益关系之平衡的目的。[4 ] (P. 296)在民事主体的利益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对待他人事务,不得损人利己,保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都能够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当发生特殊情况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时,诚实信用原则须进行调解,使利益平衡加以恢复,由此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民事主体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通过自己的民事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在法定范围内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权利。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在两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为大多数法学理论家所强调:第一,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的内心状态的要求,从而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起到指导作用。第二,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诚实信用”作为法律原则,在法律意义上不存在确定的内涵和外延,由此,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范围几乎不存在限制和约束。这种不确定的规定源于这样的法律事实:立法机关考虑法律不能包容难以预料的情况,不得不把补充和完备法律的部分权力授予司法审判者,以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的方式把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授予法官。因此,诚实信用原则成为法律条文中具有强制性的规定,源于立法者对于解决法律漏洞的创造,体现了对创造性和能动性司法活动的承认和肯定。

四、诚实信用原则的特点和功能
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补充性、不确定性、衡平性的特点。
补充性是民法的显著特征之一。当事人特别约定的某些必要内容缺乏规定而呈现漏洞时,民法便提供补充性规定进行修补,这属于事前调整的方法。而诚实信用原则即是这样一个抽象的补充规定。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乃属白纸规定”,“无色透明的”,即诚实信用原则的补充作用无所不在。只要在适用成文法的过程中出现漏洞与不足,诚实信用原则的补充作用就会被运用和体现。这也决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适用上的强制性。在民事活动中,这种强制性具体体现为:无论当事人是否约定,诚实信用原则都是约束双方当事权利义务的当然条款,使当事人不仅要承担约定的义务,还要承担这种强制的补充性义务。并且当事人也不得约定排除其适用,即使约定排除,其效力也归于无效。当事人就合同的细枝末节问题上的权利义务由于难以预料的原因而很难详加规定,法律也难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的补充规定,因此,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抽象的补充规定便应运而生。诚实信用原则的补充规定以一个抽象的标准———善良人的意识来确定当事人在难以预料的事件上的权利义务分配,要求当事人以善良人的标准来处理、对待这些事件。信用中国打造中国信用监督平台诚实信用原则不论当事人有无特别约定,都当然地成为每一合同的补充条款,而法律的其它补充规定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帝王”地位。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的这种强制性补充充分体现出国家的干预,它使当事人于约定义务外承担诚实信用的补充义务,要求当事人公平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对待他人事务。
诚实信用原则的不确定性是指它作为弹性条款存在,对于具体法律规定的不足有补充作用。法律领域,始终存在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性,法律条款的有限性和社会生活中矛盾的无限性。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帝王原则是法律的实际状态能够与自己的理想状态保持协调。虽然诚实信用原则只是一定的立法原则的体现,并不作为任何具体制度,它以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这样的“模糊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由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外延不确定,使其能够根据具体的要求而作出弹性变化,以合理调整立法者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使相对稳定的法律能够适应各种客观环境的变迁,使有限的法律条文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
诚实信用原则的衡平性在于此原则是把一般正义同具体正义统一起来的唯一途径。衡平法是授权法官依照公平、正义的原则,根据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对法律加以变通适用的法律。在大陆法系中,诚实信用原则是衡平法的体现。法律是实现正义的工具,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即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他所应得的利益。正义在民法上就体现为公平。从司法程序上讲,公平的实现依赖于衡平,法官根据各案的具体情况适用法律,以避免因为法律的过失而不公平地分配利益或者不合理地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因此,诚实信用原则所实现的衡平为个别案件公正处理提供了标准,同时也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给予了承认。
以上特点,使诚实信用原则在实际司法适用过程中能够产生确定行为规则、平衡利益冲突、为法律和合同的解释确定准则、减少交易费用从而增进效率四项基本功能。
首先,诚实信用原则在伦理道德和法律原则上的指导确定了诚实守信、以善意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等行为规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每一个当事人必须具有诚实、守信、善意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主观上应当是诚实的、善意的,并依据诚实信用的观念行为,追求“心理上的诚实”。同时该原则要求当事人在从事交易活动中应当忠于事实真相,不得欺骗他人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即追求“事实上的诚实”。当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具体的行为规则出现在法律条文中时,它要求当事人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不为私利而规避法律或者合同的规定。
其次,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民法中调节的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都为各个主体追求不同的经济利益而产生。这种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需要借助诚实信用原则加以平衡。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要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而且要平衡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即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从事民事活动中要充分尊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
再者,诚实信用原则为法律和合同的解释提供了依据。在法律与合同缺乏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时,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司法审判人员依据诚实信用、公平的标准和观念,合理、准确地解释法律与合同。在适用法律时,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司法审判人员能够正确解释和适用法律,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诚实信用原则赋予司法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对其权力的范围作出了不违背诚实和信用的限定。
最后,诚实信用原则指导的法律和道德伦理观念有利于减少交易费用,增进效率。民事行为中从事各种交易的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订立合同并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能够减少由于虚假和欺骗所带来的交易风险,从而鼓励交易,增进效益以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以现在广泛流行的预订服务为例。电话预订能使酒店为客人提供预留房间的服务。对于店,可以使客房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吸引异地消费者入住;对于客人,可以预先安排住宿使行程更加方便。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如果客人订而不住,则可能使酒店蒙受既得利益的损失;如果酒店订而不留,客人则无法按约定入住。这样带来的后果只能是酒不再提供这种便利或者客人不再相信这种承诺。所以,只有交易当事人都是诚实守信的,才有可能提高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

五、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及其有限性
由于立法者不可能具有超人的前瞻能力,任何法律规定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涵盖一切可能出现的矛盾、纠纷、冲突,法律漏洞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司法审判者在诚实信用原则所限定范围内的衡平权允许其依照模糊性的弹性条款来处理个案,使司法活动具有相当的能动性,使不够完善的法律不断被修正、补充和发展。
诚实信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信者,言之实也”、“诚者自然,信是用力,诚是理,信是心,诚是天道,信是人道,诚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诚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等至理名言体现的诚实信用观成为人们历来崇尚的道德伦理观念和行为准则。“童叟无欺”、“言必行,行必果”、“假一罚十”等等,更是自古以来每个正直商家所严以律己的经营准则和商业道德。一旦违反则不可避免被人们蔑称为奸商而恶名昭著。我国民法通则第4 条的规定可以看成是这种传统伦理道德及商业道德习惯在法律上的确认。
我国民法通则确认诚实信用原则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不是适用于民法的某一领域,而是广泛作用于民法的各个领域。由于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迟,起点低,难免存在许多法律漏洞,所以诚实信用原则的补救作用不可缺少。国内现阶段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难免造成现有法律与现实环境的脱节,同时,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修改和制定法律必为一项相当迟缓而长期的工作,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在现阶段国内立法、司法领域,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也必须清楚认识到诚实信用原则作用的有限性。作为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难以具体、明确要求人们作为或者不作为,这种模糊性使人们的权利、义务处于某种不确定状态。同时,诚实信用原则所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因法官认识能力的区别而产生合理或者不合理的不同效力。这就要求每一个法律工作者尤其是法官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司法审判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审判水平,使民法中的这一“帝王原则”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
参考文献:
[1 ] 梁彗星. 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M] .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2 ] 梁彗星. 民法解释学[M]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 ] 魏振瀛. 民法[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 ] 许国栋.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M]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 5 第1 期 作者：孙 钻 南京大学法学院 编辑：竹子

㈣ 民事诉讼目的

民事诉讼的目的，实质上是指国家设计的民事诉讼制度所企求达到的目标或结果。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的作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民事诉讼的目的有不同的表述。因此，在理论上形成了不同的学说：
1.私法权利保护说。又称私权保护说，该说认为，国家设立民事私法制度，表明其禁止当事人通过私力救济去实现自我的权利。作为代价，国家就应当承担起保护当事人权利的职责。故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是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权。
2.私法秩序维护说。该说认为，民事诉讼制度是国家设立的，设立目的的着眼点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是单纯为了某个人的私法权利，虽然它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私人权利的作用，但从立法者的角度看，它的根本出发点还是维护统治阶级所还需要的私法秩序。
3.纠纷解决说。此说认为，在历史上，程序法先于实体法的存在。即使在私法不太发达的社会里，解决纠纷的手段和制度即已存在。民事诉讼就是解决纠纷的程序和手续的总和，所以，不能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只是实现私权，它并不是以确认当事人原有的权利为出发点，而是为了解决纠纷。
4.程序保障说。此说认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来自其程序的正当，而不是结果的正当。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过程中能平等地使用攻防手段，不能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仅仅是法院达到正确判断的手段，事实上，民事诉讼过程本身就是民事诉讼的目的，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为实现当事人的自律性的纷争解决提供程序的保障。
5.多元说。即认为审视民事诉讼的目的不能仅从国家的角度也不能仅从当事人的角度，而应当从多角度多层次审视。民事诉讼的目的既有对当事人私权的维护，又有对民事纠纷的解决，也有民事程序的保障，还有统治阶级私法秩序的维护。

㈤ 民法总则的立法者是谁

中国曾于抄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4次启动民袭法制定工作。第一次和第二次，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取得实际成果。1979年第三次启动，由于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因此，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工作思路，确定先制定民事单行法。现行的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

㈥ 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区别

您好，是两码事，立法者是理论学家，司法者是执行者，好比《民事诉讼法》由立法者参与，法官按照这个法判案。希望您能采纳。

㈦ 美国法律的立法者是谁

您好！
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一章，联邦级别的立法权属于美国联邦国会。不过，虽然这个属于比较普遍的常识，里面依然有很多细节值得推敲。比如，总统是否有间接的立法权以及联邦法院是否对立法权有影响等等问题。
同样根据美国宪法，第二章，Executive-即总统所代表的执行部门，对于国会的立法流程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总统对于任何国会新出台并已经通过的法案（尚未变成法律）有一票否决权；再比如，总统可以给国会关于立法的提议（比如，奥巴马觉得国会应该立法保障医疗体系的开销，那么就可以通过一些既定程序向国会提出建议）
至于法院，根据宪法第三章，法院可以判定已经通过国会和总统的法案抵触宪法（包括所有的宪法修正案），并对相关问题给出最终解释，即通过判法来间接立法。著名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 1973）就是一例。
美国除了联邦法律之外，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立法部门来决定相关州法，因为根据联邦宪法第十套修正案，“所有未被明细的联邦立法权保留给各州的立法机构”。所以，每个州都有一个“迷你国会”，承担和联邦国会类似的责任（即立法），但是职权仅限于该州。举一个例子，在加利福尼亚，个人只要年满18岁就可以注册结婚，但是纽约州可能要19岁，每个州的州法（往往涉及婚姻法，家庭法，刑法，以及具体的民事诉讼），就不是联邦国会而是各州”迷你国会“来立法了。当然，在英文里，没有“迷你国会”这个概念，所有的立法机构都叫“legislature”，“迷你”这个名称只是帮助理解的。
所以总的来说，美国的联邦立法者是联邦国会，各州的立法者是各州的“议会”。而且，虽然名义上不论是联邦国会还是各州议会，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立法者，但美国政府真正在运作的时候，其他两个分支（除了立法，还有执法和司法）都或多或少的参与了立法者的角色。
希望对您有帮助。
谢谢。

㈧ 法庭的角色有什么

法庭的角色有：
1、民庭：1个审判长，2个审判员（当然独任审判除外），书记员1名（记庭审笔录），原告，可能是1名可能是多名看案子而定，被告，可能是1名可能是多名看案子而定，证人，可能是1名可能是多名看案子而定，法警，可能是1名可能是多名看案子而定，鉴定人，翻译人员，代理人等；
2、刑事案子：法官，书记员，法警，鉴定人，翻译人员，公诉人，辩护人，证人等。
法官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产生，在司法机关（一般指法院）中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是司法权的执行者。在不同法系的国家中法官的角色不尽相同，但要求都是不偏不倚、不受他人影响或掣肘、刚正无私地根据法律判案。
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开庭审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庭审准备：庭审准备是人民法院在正式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之前，为保证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而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2、法庭调查：法庭调查的主要任务是，审判人员在法庭上全面调查案件事实，审查和核实各种证据，为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奠定基础。依照法律规定，法庭调查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当事人陈述；二是出示证据和质证；
3、法庭辩论：法庭辩论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合议庭的主持下，根据法庭调查阶段查明的事实和证据，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相互进行言词辩驳的诉讼活动。法庭辩论是辩 论原则最生动和最集中的体现。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针对法庭调查阶段审核的事实和证据，围绕案件争执焦点，互相进行口头辩论，争取合议庭作出有利于自己的 裁判。同时，通过辩论，审判人员能够掌握案件的关键所在，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责任。
4、法庭笔录：法庭笔录是书记员对开庭审理活动的记录；
5、审结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
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审判员等人员组成。

㈨ 民事诉讼法里的禁制令在多少条里

《民事诉讼法》没有禁制令，有相似的禁止令。
第一百条 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回当事人一方的答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㈩ 民法性质的民法性质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关系

性质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根本属性。⑴民法性质无疑应是其与他法律相区别的根本属性体现。但民法历史悠久，体系庞大，内容纷繁复杂，要概括出其根本属性并得到普遍认同，确非易事。可以说，学界至今对民法性质具体表现尚无公认的定论。有的认为民法本质应反映为市民社会法、私法、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法、实体法。⑵有的认为民法性质是国内法、私法、普通法、实体法。⑶有的认为民法是权利法、私法（原则上）、市民法。⑷而更多的大陆法系学者仅强调民法是私法。何况，在我国大陆对民法性质研究始于20世纪末，⑸之后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的确，一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的属性可从不同角度切入评析，但若要揭示事物的根本属性，则应紧紧抓住该事物内在固有属性予以考量。事实上将民法性质定位于国内法、实体法、普通法、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法，均无法反映民法独有属性，如普通法与特别法实质是适用依据问题；又如凡法律均应是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法，只不过不同法律侧重点不同而已。因此，深究民法性质，应以市民社会法（或称人法）、私法和权利法等民法独有属性人手。以下就这三方面及其关系分述之。 1．民法为市民社会法。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一般都是以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通过对人的行为调整，以达规制人的行为之目的。但当出现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后，人在群体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同了，这也就产生了法律对人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要求。譬如，在政治国家，人被称为公民，法律对公民的要求是强调奉献，一切听从国家召唤。而在市民社会中，人被称为市民（行为主体最初是自然人，以后才有法人等），则具有自利性，受利益驱动，为生存而努力。法律将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称为“经济人”，通常对其提出不得为恶的“毋害他人”的较低要求，而不以道德和宗教“爱你邻人”为标准。但为追求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和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尽力达到社会和谐团结的目的，法律亦会对“经济人”加以限制，要求当事人“爱人如己”，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处理他人事务，如无因管理等。⑹法律对人的不同要求，必然使之所规定的内容、涉及的利益以及逻辑起点等有所不同。为此，我们将以市民社会中经济人之间形成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并以人为出发点，以规制人的行为和关怀人为其终极目的，亦即将使命定位于确定和保护合理人性的法律，称为市民社会法。
那么，为何仅将民法定为市民社会法呢？关键在于民法调整的人（行为主体）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人。这须从法律、经济和人性三方面进一步说明。这是因为，法律的背后是经济，经济的背后是人性。⑺具体地说，首先，在所有法律中，唯有民法将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将平等原则作为贯穿于民法始终的基本原则，以体现平等、自由和博爱精神为其最终目标。其次，民法重视当事人地位平等，迎合了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需要。市场是各种不同主体间不同商品（实质上是不同利益）交换的总和。商品要在市场交换，前提是有人将该商品带到市场，且他对该商品可直接支配；不同商品的交换必然应取决于双方的合意，而达成合意的基础是当事人地位平等。这用民法术语表达，即表现为人格或能力、所有权和契约。因此，人格、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等制度是民法的精髓所在，自民法产生以来无论如何发展变化，这些内容则始终被保留。这也表明民法演进与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最后，民法关注平等是人的本性使然。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主义强调“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但其未回答人为何生而平等。事实上，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其有意识，有独立意志。意志虽属主观范畴，但不同个体的意志是各自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独立和自主的，任何个体的意志都无法直接支配其他个体意志的实践或形成却是客观的，体现了天然和固有的平等关系。⑻同时，人的“理性”，不仅是人类认识可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类识别道德要求并根据道德要求处世行事的能力。在康德看来，道德要求的本质就是理性本身。人类的绝对价值，即人的尊严，就是以人所有的这种能力为基础的。⑼因此，意志独立，即在意志实践或形成时不受他人干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所在，每个人要受到别人尊重，必须先尊重他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要求。“人生而平等”所体现的人格可称为自然人格，由法律赋予并调整的主体资格是法律人格。正因民法所确认的法律人格是强调当事人地位平等，故与自然人格相接近。⑽换言之，确认当事人地位平等并尽力让其独立意志得以充分体现是市民社会独有现象，而民法又恰是以此为己任，这是其他法律制度所不具备的。
2．民法属私法。法律区分为公法与私法，是自罗马法以来西方法律史上源远流长的分类，但分类标准众说纷纭，且各说均有利弊。目前，特别法规说（即国家或机关以公权力主体地位作为法律关系主体所适用的法律是公法，对任何人皆可适用的法律是私法）旨在克服其他各说不足已渐受重视。⑾尽管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标准存有争议，但其区分意义不容忽视。具体实益如下。
其一，可大致分清公与私两条主线，即以国家为公，则人民为私；以政府为公，则社会为私；以行政为公，则民事为私；以政治为公，则经济为私；以团体为公，则个体为私。由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正确理解民法的精神，协调好“公”和“私”的利益。⑿故可将民法、公司法、票据法等定为私法，与私法相对应的公法，可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刑法等。
其二，可认清公法与私法在实体法上的基本特性。一般在私法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决策自由。即通常不需要说明理由即可自由决定，具体以契约自由和权利行使自由为支柱。而公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受约束的决策。即法律对大部分决定都作出了具体详尽的明确规定，对决策自由进行严格限制。这是因为，国家或国家机关因拥有权力而实力远在个人之上，如对此不予限制就会使之过于极端而无法忍受。此外，在私法范畴，每个自主决定者都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而在公法领域中，决策所生法律后果都不归属于决策者。⒀
其三，可明确公与私不同的救济程序和调整手段。⒁即在我国，私法纠纷由民事审判庭管辖，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公法案件则由刑事或行政审判庭管辖，适用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而且，在公法中应体现国家的直接干预，而在私法中则应体现国家的间接干预。也就是说，对私的利益纠纷，国家原则上不直接干预，主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只有在当事人不能协商解决时，才由司法机关以中立者的身份出面予以裁判。
其四，为处理公法与私法的并存关系明确方向。即当公法和私法关系并存时，如强调公法优位，将私法包含在公法中，实质上是专制国家的法制。
在现代法治国家，应遵循“有疑义时为自由”的原则，强调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国家政府无法律明文规定，无重大正当事由，不经法定程序不得干预或限制。因此公与私关系冲突时应体现私法优位。⒂
由此也说明，划分标准的争论，或有公与私融合的现象，甚至有人反对公法与私法分类，也不影响将民法定为私法。
民法旨在规范私人利益，以平等为基础，其主体非基于公权力的地位，且对任何人皆适用。⒃但应注意，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须将任何法律均作此划分，⒄更不是在任何法律秩序中均存在此种划分。⒅
3．民法是权利法。民法是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学就是权利之学，将民法称为权利法似乎不言而喻，这也许是多数学者在论述民法性质中未提及此点特性的原因所在。该性质可从如下方面得到证实。⒆
首先，就民事立法的体系而言，民法的一切制度都是以权利为轴心而构建。譬如，民法规定了民事权利主体和客体的范围；规定了民事权利的种类，如各种人身权和财产权及产生原因（各种法律事实）；规定了民事权利的行使方式（如可代理行使）及权利行使的限制，包括实质限制（如权利不得滥用等）和时间限制（如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等）；规定了权利转让、保护方式及民事责任等。诸如此类均说明民法基本是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形成。
其次，从民事立法的法条性质来看，是任意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居多。⒇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即肯定被授权者有完成这样或那样积极行为的权利）与禁止性规范或强制性规范不同，前者注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强调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精神；注重鼓励民事主体积极主动参与民事活动并对此予以引导。后者则体现为主体不为或必须依法定方式为一定行为的义务，重在对民事主体行为的限制。二者立足点的不同，决定了民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法规范都是任意性和授权性规范。
最后，就民事立法目的而言，它是实现人权的手段。人权作为人的应有权利，只有由制定法加以规定才能变为现实权利。民法中规定的人身权（如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和财产权（物权、债权等），都是人权的具体化。因此，要提高我国对人权的保护水平，切实保障人权，就须完善民法的有关制度，增强民法意识即权利意识。 1．当事人地位平等是民事立法的第一要义。这意味着当事人地位平等是民法调整关系的本质所在，离开此基点就无真正意义的民法。但平等目的在于实现自由（我国民法称自愿）。(23)平等是自由的基础或前提，自由是平等的具体表现和结果，而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则是自由的题中之意，其真谛是尊重选择，其基本点则是自主参与和自主责任。(24)当事人可依自己意思和理性判断，去设计生活，管理事务，形成各种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说明，无当事人地位平等就无自由意志的体现（即无意思自治），任何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而无自由也就无权利存在的必要。
所谓当事人地位平等，它强调的是民法上法律资格的平等，体现为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无论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属何种性质、经济实力强弱，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任何一方都不得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对方。它要求的是民法上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应一致对等，对当事人应提供同等的救济手段和平等的法律保护，在当事人权益受到损害时通常也都以同质救济为宗旨。(25)
民法上的当事人地位平等，不仅是民法本质属性使然，也是体现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需要。但须明确的是，宪法规定的平等是现代法律制度的总原则，是任何法律均要遵循的原则，而民法中的平等是民事立法和司法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宪法规定的平等重点在于对任何人都应平等地适用法律，即“案件相似裁判应相似”，而民法中的平等除体现平等适用法律外，还关注法律人格的平等。同时，民法上的当事人地位平等，又是反特权、反身份立法的需要。平等是特权和身份的对立物。平等强调社会所有成员同受普遍性法律的约束，取消或排斥特权者可不受普遍性法律约束的做法，反对或抑制依不同身份给予不同机会的立法。(26)
须强调的是，民法关注当事人地位平等，并非指实质和结果平等，仅是指形式和程序平等。(27)市民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在社会发展没有达到理想的按需分配状态时，实质平等将会保护落后，使有才能者失去进取性，使社会整体处于低水平的平均状态。而程序平等在尽量缩小起跑线不平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激发人们的潜能，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当然，追求实质平等应是法律终极目标，因此法律中出现关于实质平等的规定也不足为怪。此是其一。
其二，关注平等不是为了追求绝对的公正，而是相对公正。公平正义虽是法永不泯灭的追求，但对真理的认识和判断受制于人们（包括立法者）有限的理性，受制于其他众多的因素干扰，而且消除不平等亦非一朝一夕之事。这就决定了民事立法通常只能做到选择最为合适的，而非是最好的，从而也难免出现与民法基本理念不一致的规定。譬如，强调平等就应改主体立法为行为立法，(28)但我国目前依然是按主体划分规定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权。此外，也唯有在相对公正的前提下，才有兼顾效率的可能。法律的处境往往如此，在追求一定价值同时不得不以牺牲其他某些价值为代价。平衡各方利益，掌握和控制相应的“度”，始终是民事立法的难点和关键所在。
其三，关注平等体现自由，也非给予当事人绝对自由。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在于尊重人的意志自由，但其实现主要是依赖人类的自私心和自利性，而人的自私和自利是一把双刃剑。一旦私法自治的运用超过一定程度，就可能危及人类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影响他人的生存。可见，任何放任或无度的自由最终结果只能是大家都无自由，而对自由的限制则是真正享有自由的出发点。因此，对私法自治的流弊及其限制，始终是现代民事立法关注的焦点。
2．当事人地位平等是区分民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的分水岭。法律部门的分类尤其是民法和经济法的关系，历来是我国理论和实践中争论的焦点。(29)其实，任何法律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取决于其是否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而判断该法律独特体系存在与否的关键，在于其有无自身特定的调整对象。这是因为，法律体系构成所需考虑的要素如法律制度内容的形成及其调整手段的取舍等，都围绕着调整对象而创设。
具体而言，各个独立主体在利益驱动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因，而独立意志的体现离不开地位平等。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利益多元，而对利益存在与否及其取舍均属主体的主观判断，且不乏私密性。若将此类关系由国家通过计划安排，不仅是对人的认知能力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而且历史发展也已证明这并非良策。相反，由地位平等的当事人彼此就法律关系的安排提出己见，寻找相应平衡点，达到和谐统一，即以自治的方法来安排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妥当。
缘此，唯有民法将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人身和财产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也只有民法将规范权利义务关系作为已任。民法在以“法不明文禁止即自由”原则规范法律关系时，通常不像其他法律（尤其是属公法的法律部门）那样多的采用制定方法推出具体规定，而是以认可方法来反映相应内容。因民法所涉及的“私的关系”往往是先有事实后才有法律的具体规定，即法律一般是在当事人具体实践后才作出是否允许其存在的判断。而在公法领域，立法者对其需要规范的行为通常均易事先了解，故公法常用制定方法形成法律，而私法则多用认可方法形成法律。而且，不论其采用的是事先还是事后调整手段，主要是引导和修补法律关系正常运作，而非断然加以否认。即通常是体现为第二次干预。因此，将民法定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容置疑。
需说明的是，民法作为私法虽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但这不是说民法是唯一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维护相应的财产和人身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是各个法律部门的共同责任，只不过各自作用有所不同。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而各个当事人在利益驱动下展开公平、公开和公正竞争的前提，是当事人地位平等。此类关系即属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的横向关系，当然属私法范畴由民商法调整。但无须讳言，人们无法保证市场竞争行为始终处于理想状态，利益的驱动必然会使人敢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另由于种种因素的存在，某些主体已独占一些资源的分配和控制，加之竞争后优胜劣汰的结果也使某些主体逐渐取得垄断地位。一旦市场失去正当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就难以存在。为维护和延续公平正当的竞争关系，就需法律加以纵向干预。此外，某些主体因先天或后天的因素处于弱势使之不能正常参与竞争时，国家法律也应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障。此类纵向的干预关系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则属于公法范畴，应由经济法或行政法等来调整。(30)显然，要使市场经济正常运作，非民法所能独挡，它需要各个法律部门的共同作用。因此，区分各个法律部门以明确各自调整对象，进而明确相应调整手段等至关重要。 人类社会是人与人共生的环境，由于受利益驱动的诱惑，以及人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环境差异的影响，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发生争议和纠纷在所难免。无疑，冲突是一种非正常状态，但一旦发生，人们就须寻找相关途径和方式加以解决，而民事诉讼不仅是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而且也是最为公正和有效的方法。民法独有的性质也决定了民事诉讼与其他法律部门在适用法律程序、处理争议的手段和法院所处地位等众多方面存在不同。总体而言，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基本精神必然在民事诉讼中得到延伸和体现，法院通常是居中裁判，注重体现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尽量让其自己决定权益的取舍。(31)国家干预为间接的、第二位的干预。其主要表现为，不告不理和一告即理。所谓不告不理，顾名思义是诉讼只能始于当事人行使起诉权，它是民事诉讼处分原则应有之意。这与公法领域所体现的国家直接干预区别显著，如行政职能部门对违反行政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及时作出处理，否则须承担不作为的后果。又如司法机关对犯罪行为也应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不能熟视无睹。所谓一告即理，指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民事案件不能拒绝受理和裁判。对于不告不理相关论著阐释较多，也易理解，不再赘述。对于一告即理则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
民事诉讼是一种当事人对立的结构，法院处于中立地位。在当事人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下，即使争议事实不清楚或者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院都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对该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这一理念早在法国民法典中就形成了。《法国民法典》第4条规定，“法官借口法律无规定、不明确或不完备而拒绝审判者，得以拒绝审判罪追诉之”。(32)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请求法院予以裁判的权利，法院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法院不予解决，当事人则无救济之道，得不到具体说法。而当事人矛盾冲突得不到处理既会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何况，民法作为制定法只能就共性问题作出具体规定，难以全面顾及各事物的特殊性。而且民法涉及的关系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立法者本身无法、也不能一一预先规定，同时为保证法律稳定性和权威性，又不能经常修改法律。由此民法（制定法）不周延、不合目的和滞后的弊端显露无遗，(33)而这些弊端又势必导致某些民事纠纷欠缺相关处理依据的后果发生，即出现法律漏洞和价值漏洞。一方面当事人有纠纷须法院受理并裁判，另一方面法律又欠缺处理的依据，面对两难的局面，现代民法改法国当初坚持民法典是处理有关纠纷唯一依据的做法（即一元论），(34)而采法律渊源多元论并适度赋予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权，以弥补法律漏洞和价值漏洞。(35)
具体地说，在司法过程中当遇到具体纠纷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作为法官在解决该纠纷时，不再是只能依据民法典（形式民法），而是可在民法典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法院选择依据习惯、判例和学说（或法理）等补充性法律渊源加以适用，如《瑞士民法典》第1条法律的适用规定：“……（二）如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如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三）在前款情况下，法官应依据经过实践确定的学理和惯例。”(36)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有相似规定。(37)此外，在私法领域内还允许以类推适用的方法来解决相关纠纷，即使是在如物权法以强制性规范占主要地位的领域，照样允许法无明文规定时可类推适用债法有关规定。如此做法，显然与公法领域尤其是《刑法》所倡导并强调的“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和不能以类推适用方式适用法律”等法治理念和司法手段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在于，统治者对公法领域中须维护的利益和秩序本身较易明确和把握，而且违反公法规定将可能涉及人身自由的制裁，故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就不能加以制裁。而私法领域通常仅关涉当事人个体利益，此种利益形态又是人类理性难以事先预料，制定法无法概括无遗，故在法律无规定时以补充性、间接性法律渊源弥补直接渊源的不足，同时淡化立法与司法两大权力严格分离，给予法官适度自由裁量权，以寻找相应依据并做出具体裁判，应是可取的救济路径。由此说明，把握民法性质，对于深入理解不同性质的法律部门必然采用不同的救济程序、方法和法律适用规则，也是大有裨益。
最后须说明的是，从立法和司法层面阐释研究民法性质的意义，纯粹出于行文之便，无意将实体法和程序法截然割裂。事实上，于法律制定和运用而言，实体法和程序法是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无正当的程序，实体的公正也难以实现。此外，在我国整个法治环境未臻健全之时，对许多方面的问题势必还难以做出科学合理的界定，即使在公法领域也会出现法律规定缺失或不明确的现象。因此，当出现法律未明文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情况时，应牢记：只有在私法范畴内才可根据法律精神加以解释，或依据法理等间接渊源弥补法律漏洞和价值漏洞，而在公法领域中只能依法律明文规定及其相应程序办事，亦即法律未规定的即不能干预。唯有树立正确的理念，才能对案件作出正确判断并选择合理的解决途径，才能真正推进法治的建设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