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的立法现状

Ⅰ 中国的环保如何立法

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在中国起步较晚，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32字方针，1983年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79年开始“试行”《环境保护法》，直到1989年正式颁布。经过10年的实际应用，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它是中国环境立法和实践工作的又一座里程碑。

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是中国环境法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它为环境法律关系的调整设定了一系列制度，也曾经解决了一定的环境法律问题，在保护环境特别是控制污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作为中国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基本法律，指导着中国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环境保护法》之后又制定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四大体系。由此可见，中国已经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在了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保护生态自然环境，维持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位置上。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10年时间里，中国一系列环保法律相继出台，环境立法的速度居各部门立法之首。可以说，就立法的全面性而言，中国的环保立法在世界上也是相对完备的。

进入21世纪，面对复杂的环境形势，颁布于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却从未修改过，在很多方面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刻不容缓地需要修改。2007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全国人大环资委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中，有469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修订环境保护法的15件议案。这些议案认为，现行环境保护法已不能适应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建议尽快进行全面修订，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全国人大环资委有关立法专家经过调研也认为，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现行环境保护法已经不能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针对代表们提出的“修订环境保护法”的要求，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围绕环境保护法修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一些修订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和论证，明确了法律的修订思路。

Ⅱ 如何理解环境权是一种新型的权利

1、环境权是一项新型的人权，是每个人与身俱来的基本权利，它既是一项法律权利，同时也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不能剥夺的。因为该项权利的剥夺就意味着主体生存基础的丧失，所以每个人可以不因其年龄、性别、职业、地位以及犯罪状况等因素而剥夺其与身俱来所享受的环境权利。即使是在环境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或在其他场合中，人们也可以把环境权作为一种自然权利而不被剥夺。因为从保证获得了生命形式的人能够活下去的最低要求考察，环境权远在法律定型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环境作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因素，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随。为此，无论法律规范是否出现环境权的概念，环境权的内容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尚未通过法律要求国家担负起保障人的环境权实现的责任而已。

2、环境权是一项主体广泛的权利,它既是一项个人权利,也是一项集体权利,同时还是一项代际权利。它既适用于对有生命的个人的环境权益的保护，也适用于对具有复合性质的人的某类的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集体的环境权益的保护，同时还适用于对尚未出生的后代人的环境权益的保护。而正是基于这一点，当环境权遭受侵害时，法律为其提供了多种救济途径，既可以援引私法，也可以通过公法，甚至还可以诉诸国际法予以解决。

3、环境权是一项价值取向多重的权利，它既体现人的权利，也反映自然的权利。因为人与其他生物物种种群同处在地球的生物圈内，参与地球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遵循着生命物质生生死死的演化历程，一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为此，人与自然具有不可分割性，人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意味着环境具有满足人需要的功能和价值；人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意味着环境有受到人尊重的权利。而环境权则体现了这一要求，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是保护珍稀濒危动物的生存和发展的。再如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亦指出：“每个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其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了给予其他有机体这样的承认，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该宪章还宣布：“应尊重大自然，不得损害大自然的基本过程。”，凡此种种均表明环境权既反映了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也体现了自然对人类的价值和作用，它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其他生命物种的尊重，其价值取向不仅包括有生命的人，还包括有生命的其他物种，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目的。

4、环境权是一项与义务结合紧密的权利。大家知道，权利和义务是有区别的，权利享有者有权决定行使或不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义务承担者不履行义务却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环境社会关系中，由于环境为人类共享共有且是具有生态、地理的整体，所以，所有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环境权均是平等的，每个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在享受和利用环境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对其他主体所享受和利用的环境造成损害的义务；而且，当代人在享受和利用适宜环境的同时，还承担了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构成危害的义务。由此可见，环境权是一项与义务结合十分紧密的权利。在环境社会关系中，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只有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享用适宜环境权利的同时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才能真正实现有关各方的环境权益。正是基于环境权的这一特性，各有关法律在确认环境权的同时，也都相应地规定了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保护环境的义务。比如，《人类环境宣言》第21条原则规定，各国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权利，同时亦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和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又如，瑞士联邦宪法第24条和第25条既规定了联邦在自然环境方面的权利（包括对环境的使用权、监督权、立法权等），也规定了联邦的义务。再如，前苏联1977年宪法第12条和第18条既规定了法人及其他组织使用环境的权利，也规定了其保护环境的义务。至于各国法律对公民环境权的规定更是普遍以权利和义务同时提出的形式来规定的。比如，匈牙利的《人类环境保护法》就规定，公民有享受适于生活的权利，同时也有遵守各项环境保护法律规定并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义务。

5、环境权是一项内容丰富的权利。由于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为此，环境权的内容也包括了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其具体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等。后者则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此外，基于环境权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可分割性，环境权的内容还包括了保护环境义务方面的要求，诸如环境管理权、环境监督权、环境改善权等等均是。由此可见，环境权的内容相当丰富，它既可以通过国际法，国家宪法以宣言式的规范对其作出概括性规定，也可以通过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法将其具体化而作列举性规定，从而使其得到更加周密和完整的保护。

6、环境权是一项有限度的权利。尽管环境权的主体十分广泛，内容相当丰富，但是在权利行使的方式上却具有一定的限度。这是因为环境侵权的原因事实诸如排放煤烟、倾倒废物、流放废水、开发资源等，其本身常常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增进公共福利的活动在进行过程中的附带行为，如果这种活动受到绝对禁止，则人类的文明发展势必停顿。因此，在价值判断上尚难贸然认定其为一种无价值的事实或行为，这是它与传统侵权行为的显著区别。因为后者诸如杀人、放火、抢劫等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行为，是一种违反社会常规的事实。正是基于这一法律价值判断观，可以认为，环境侵权在损害人们环境权益的同时，还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将其视为一种有价值的侵权，属于一种“可容许的危险”。因而它强调利益衡量，即必须是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超过了一定的程度，为人们所无法忍受，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为法律所不允许。倘若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尚未超过一定的程度，而且其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又大于人们的“忍受限度”，也不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则为法律所允许。由此可见，环境权的权利行使并非为完全和绝对的，而是有限和相对的。正是基于环境权的这一特性，各有关法律在对环境权作出确认的同时，一般都使用一些相对性或限定性术语对其加以规范。比如，日本宪法第25条规定，任何国民均享有“最低限度的”健康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又如，葡萄牙宪法第66条规定，全体公民都有权享受“不损害其健康的”生活条件。再如，前苏联宪法第18条规定，“必须有科学根据地合理利用”土地及其矿藏。这些限定性的规定均表明环境权的行使是有一定限度的，它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以获取最大的综合效益。

Ⅲ 一个制度的立法现状一般都包括哪些方面

一个制度的立法现状一般都包括：
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废止。
供参考。

Ⅳ 简述我国环境立法的目的及体系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生态基础和根本保障回。环境保护是答我国的基本国策,环境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法目的,并区别于其他部门法。

目前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主要由五部分构成：
（1）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这是各种环境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依据.（第九条、十条、二十二条）；
（2）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环境与资源保护单行法.一般规定的具体详细,是进行环境管理、处理纠纷的直接依据.
（4）环境标准.
（5）其他部门法中的在关环境的法律规范.（包括中国加入或签署的国际法或公约）

Ⅳ 我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版）取得的立法成就有哪些、存在的问题及未来修法建议！求解！

Ⅵ 关于公民的环境权

侵犯了公民健康权了，但是不属于侵犯公民环境权。
环境权，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有两层含义：一是环境的权利，二是主体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而我们现有的理论体系坚持在哲学上“主客二分法”，也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完全二致和对立”来进行理论的建构，因此我们不承认作为客体的环境有独立的内在的权利。如此，环境权则仅仅是指主体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
权利，按其发展来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我们通常所说权利，多是指法定的权利，因为权利本质上属于特定利益之上法律之力。也就是说，缺乏法律的规定和保障，权利是不复存在的，至少是得不到有效救济的，因此权利之实际享有，必须要以法律的规定为现实的依托。综合上面各个法律部门中有关环境权的规定，可以抽象出环境权的定义。
环境权是指特定的主体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对公民个人和企业来说，就是享有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主要包括环境资源的利用权、环境状况的知情权和环境侵害的请求权。 对国家来说，环境权就是国家环境资源管理权，是国家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利用各种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环境权的主体与客体
按照环境权的享有所依据的法律属性的不同，可以将之分为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和公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前者是公民个人所依法享有的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生活的权利；后者是一种环境管理权。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多体现在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等法律部门，比如民法中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就说明了公民个人享有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得侵害和剥夺：而公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则体现在环境保护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中，比如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管理”就表明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的环境资源管理权。
前者的主体一般包括两类；公民个人、群体。后者的主体则多为国家，此外还包括一部分的组织和法人。需要说明的是，群体多为法人或者其他非法人组织和团体，它所享有的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可以落脚到公民个人环境权的基础之上。所以环境权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公民个人的环境权：二是国家的环境资源管理权。至于企业的环境权，与公民个人的环境权并无二致，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具体的含义有所差别。比如企业的环境权更加注重环境资源的利用权和环境状况的知情权，而公民个人则较为注重环境侵害的请求权。
环境权的具体内容
1、公民个人的环境权（企业的环境权）
环境权并非一项单独的权利，而是一个由公权与私权、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所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体系。它在程序上表现为国家环境管理的参与决策权，实体上则被赋予民事权利的性质。它以资源的开发、利用权为中心，体现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对公民个人的客观价值，通过成本——收益的效用比较参与经济流通过程。从各国环境权理论和实践方面分析，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进行不同的分类。一般是从权利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按照这种标准，环境权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1）环境资源利用权。环境权的核心在于保障人类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对环境的利用，以获得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环境权首先要肯定其主体对环境的利用权，事实上，各国环境立法的实践也都立足于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展开。将环境资源利用权确定为一项权利，才可以使义务主体承担义务，也才可以使权利主体的权利滥用受到限制，因为，在法律上没有无限制的权利。
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为人类使用环境的合法性，对环境的利用就有污染物的排放和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只有在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环境标准、环境许可、环境开发的各种制度，也才有以环境容量为核心的环境资源使用权交易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及其与权利主体相对应的个人和团体所必须承担的义务的确定，国民的环境资源利用权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律将为其提供强制性保障，从而为国民向国家、向他人主张环境权奠定了基础。
现有的各国环境立法中关于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静稳权、嫌烟权、亲水权、达滨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公园利用权、历史性环境权、享有自然权等等都是关于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在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哥斯达尼加等国也都有保护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司法实践。学者们也对这些利用权进行了分类，日本的中山教授提出用“环境的共同使用权”来概括这一权利，并将它又具体区分为，“生活环境使用权”、“自然公物使用权”、“特定自然环境使用权”三类。另有学者从环境利益的保护角度出发，将日照权、眺望权嫌烟权等生活环境中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私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为环境私权；而将清 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享有自然权、历史性环境权等“公共性”、“公益性”较高，支配“公共的空间意识”，公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之为环境公权。实际上，这里的“私权”与“公权”和传统法律上的公权与私权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2）环境状况知情权。环境状况知情权又称信息权，是国民对本国乃至世界的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这一权利既是国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又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民主程序。“人们有权知道环境的真实状态，这一权利在立法中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如乌克兰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第9条规定：“公民有权依法定程序获得关于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确实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环境质量法》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环境状况知情权在环境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权交易、环境标准等多项制度中也有所反映。
环境状况知情权主要是由法定程序来加以保障的一项权利。有关获得环境信息的程序立 法在此就尤为重要，国民如何获得信息?获得何种信息?对于获得的信息的反馈有无途径? 等等。从另一方面看，环境状况知情权是对政府环境行政机关权力的限制，它要求环境行政 机关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对于不履行职责者，将产生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环境状况知 情权又是监督权的一种表现。
现行立法除了少数国家对环境状况知情权有比较明确的程序性规定以外，专门对其程序 的规定较为少见。我想这可能与环境状况知情权中所包含的应该知道的必须是具体的信息有 关。从国家权力设置的角度，也有对环境管理行政机关发布信息的规定，但在本质上与规定 国民的环境状况知情权还是有立法思想上的差别的。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立法与从国民权利角 度的立法所反应的是法律本位的不同，也反应出国家对于国民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认识的不 同。
（3）环境侵害请求权。环境权中所包含的环境侵害请求权，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向有关部门请求保 护的权利。它既包括对国家环境行政机关的主张权利、又包括向司法机关要求保护权利，具体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请求权，对他人侵犯公民环境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停止不法侵害的请求权等。实际上，也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作法律规范形式意义上的分类，按照这种分类，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宪法权利、行政法权利、民法权利、诉讼法权利等。
2、国家的环境管理权
国家享有公法意义上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享有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很多的法律部门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框架内，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一般都是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的惯性，但是存在弊端——人为地分割了环境资源的统一性，破坏了环境资源的生态性和整体性，同时在决策的时候难免会造成考量的片面和不周全性。因此，我们认为国家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应当变“分级分部门管理”为“统一管理”。由国务院统一行使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权，具体说来，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代表国务院具体负责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
司法实践中，肯定因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行政诉讼，其合法性基础和前提就在于肯定国家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职能。然而仅仅是国家相关部门作为应诉机关被动地去应对行政相对人的诉讼，并没有肯定国家相关部门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可以主动地因为环境污染或资源破坏而向特定的当事人提起诉讼。现行的做法有二：一是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可以支持起诉；二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对环境资源犯罪提起公诉。然而还有一大类环境民事侵害案件缺乏相关的诉讼途径。比如沱江特大污染案件中，约100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然而处理结果只是：川化集团被罚款100万元，为渔业损失赔付1100万元；川化集团总裁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姑且不论处理结果是否妥当，沱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如此高昂的成本应当由具体的主体予以承担。那么就可以由国家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行使诉权，从而突破现有的诉讼法的瓶颈——只有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才可以提起诉讼。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并实施的公益诉讼。
环境权救济的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以环境权为诉讼理由的判决遭到了否定，否定环境权判决的理由 有多种，如将宪法关于环境权的有关规定解释为程序性的规定或纲领性的规定，认为不能根 据这些规定直接取得具体的环境侵害请求权。认为环境权是针对环境而言的利益，这种利益 不能说是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只不过是反射性利益。还有的法官认为环境权的内容和范 围、环境权的主体范围不明确，无法具体适用。也有人认为，环境是公共利益，任何个人不 能成为它的利益主体，因而原告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主要趋势是否 定环境权理论的。

Ⅶ 环境立法促进经济的发展

这样的问题只有查资料了，貌似越详细越好．

所以我给你找了个资料．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2001-12-20 09:55:23)

谢作达

进入21世纪，环保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城更美”，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江总书记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强调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

环境的一般概念是指围绕某一中心事物的周围事物。中心物不同，环境的概念也随之不同。我国《环保法》中所称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产、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环境保护就是采取行政、经济、科技、宣传教育和法律等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适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它具有明显的地区性。环境保护的内容大体可分两方面：一是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包括保护城乡环境，保持乡土景观，减少和消除有害物质进入环境，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环境的调节净化能力，确保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库的持续发展，保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二是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即防治在生产建设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污染物质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环境保护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中央把环境与资源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之一，但环境保护形势仍然十分严竣，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城市生活污染和农村面临污染问题又接踵而来，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的遏制。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解决环保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我国要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展开，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还是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因此，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持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环境问题，其本质就是一个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从远古天然和谐，到近代工业革命时期的征服与对抗，到当代的自觉调整，努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一矛盾运动和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反映。有些同志认为环保与经济发展是对立的，认为要保护环境必然要牺牲经济的发展。这些年的实践证明，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二者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可以达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美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状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可资借鉴的范例。

当今，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成为新世纪的标志。用环保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如何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是坚持实现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的关键。（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对不可避免的矛盾，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是一个难题，更是我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这样一发展模式，也就是说，在工业起步阶段，由于工业文明的本质的需求，人类必须以牺牲为代价而换取人们对物质的追求。

然而，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日益尖锐，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环境和立法价值，环境体系应从原有的人与自然分裂异化“对立两分法”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统一两分法”，在处理人和自然对立统一侧面时，应更多地注重统一侧面，以促进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的良性循环，保护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Ⅷ 环境权的环境权的性质

1.环境权是伴随着人类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权利概念或社会主张,是道义权利、应有权利的法定化;是集体权利和个体权利之汇合,是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是一种新型法权。环境权作为首义权利、习惯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 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时代,由于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人类的权利需要和权利要求之差异,环境权有着不同的内容。
2、环境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它既是一项个体权利,又是一项集体权利,还是一项代际权利，环境权主体中个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受年龄等条件限制较小,集体性的主体的资格几乎没有限制。
3、环境权是环境法律权利和环境法律义务的高度统一。在环境社会关系中，每个环境权主体在享受和利用环境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对其他主体所享受和利用环境造成损害的义务;而且,当代人在享受和利用适宜环境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构成危害的义务。正是基于环境权的这一特征,法律在确认环境权的同时,也都相应地规定了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保护环境的义务。
4、环境权是一项与多种基本人权或基本法权相交叉的新型法权，是具有鲜明个性、兼有各种权利性质和内容的一项新型权利。 正是由于环境权的上述性质,使得环境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新型人权成为可能。它以限制经济发展的绝对自由为出发点,试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弥补传统法律权利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缺陷,发挥传统法律权利难以替代的作用。
一、我国公民环境权立法现状
目前，各国普遍重视环境立法，我国也相继出台了许多法律。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可以说，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在世界上并不落后，可惜的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的立法至今还很薄弱，表现在：
1、我国的一系列环境法带有浓厚的公法性质，它们主要针对国家对环境的管理和对破坏环境者的处罚而言，即使偶尔涉及到民事争议条款，也显得很粗陋。而《民法通则》除第83条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第123条、第125条、第126条对特殊民事侵权有所规定外，基本没有保护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另一方面，公民环境权的侵权与传统侵权无论在特征，还是在处理方式上都有很大差异，故此，加强公民环境权立法极其必要。
2、我国环境法多是有关对环境损害的处罚性规定，以“治”为主，缺少“防”的思想。而环境损害因其潜伏性、长期性、扩散性的特点，若待损害事故发生后再治理，未免过于滞后，所以应转变立法思想，从源头抓起。
3、我国处罚的多是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重在保护环境的安全、卫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多追求舒适、优美的环境，这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加强对公民环境权的处理规定，明确归责原则， 举证责任至关重要。
5、保护公民环境权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加大政府职能，扩大公民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监督权的过程。而我国环境法对公民环境程序权规定较少。
二、政府在公民环境保护中应扮演的角色
保护公民环境权，不仅在于公正有效地处理关于侵害环境权的民事纠纷，还在于治理环境，优化公民生存空间。然而，由于环境治理是一项投入很高，收益很慢的艰巨工程，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力量都是十分有限的；同时，由于环境的治理、改善属于复杂而系统的公益事业，只有政府才能当此大任。在这里，政府是真正的管理者、协调者和引导者。 在我国，经济不发达决定了政府环境工作任重道远。表现在：财力有限，投向环境治理的资金有限；环保行业隶属多部门，行政管理混乱，行业发展盲目，缺乏统一性；法不健全，政府职责常不明确；地方保护主义时有发生，严于执法大打折扣；环境工作决策常集权于政府，公民环境参与权常被忽略；公民环境权意识不强，缺乏对政府工作的监督。针对我国的实际工作现状，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加强我国环境治理工作，加强政府职能和工作力度，切实保护公民的环境。

Ⅸ 环境权的主体与客体

环境权并非一项单独的权利，而是一个由公权与私权、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所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体系。它在程序上表现为国家环境管理的参与决策权，实体上则被赋予民事权利的性质。它以资源的开发、利用权为中心，体现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对公民个人的客观价值，通过成本——收益的效用比较参与经济流通过程。从各国环境权理论和实践方面分析，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进行不同的分类。一般是从权利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按照这种标准，环境权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1）环境资源利用权。环境权的核心在于保障人类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对环境的利用，以获得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环境权首先要肯定其主体对环境的利用权，事实上，各国环境立法的实践也都立足于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展开。将环境资源利用权确定为一项权利，才可以使义务主体承担义务，也才可以使权利主体的权利滥用受到限制，因为，在法律上没有无限制的权利。
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为人类使用环境的合法性，对环境的利用就有污染物的排放和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只有在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环境标准、环境许可、环境开发的各种制度，也才有以环境容量为核心的环境资源使用权交易制度的形成。 另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及其与权利主体相对应的个人和团体所必须承担的义务的确定，国民的环境资源利用权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律将为其提供强制性保障，从而为国民向国家、向他人主张环境权奠定了基础。
现有的各国环境立法中关于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静稳权、嫌烟权、亲水权、达滨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公园利用权、历史性环境权、享有自然权等等都是关于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在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哥斯达尼加等国也都有保护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司法实践。学者们也对这些利用权进行了分类，日本的中山教授提出用“环境的共同使用权”来概括这一权利，并将它又具体区分为，“生活环境使用权”、“自然公物使用权”、“特定自然环境使用权”三类。另有学者从环境利益的保护角度出发，将日照权、眺望权嫌烟权等生活环境中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私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为环境私权；而将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享有自然权、历史性环境权等“公共性”、“公益性”较高，支配“公共的空间意识”，公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之为环境公权。实际上，这里的“私权”与“公权”和传统法律上的公权与私权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2）环境状况知情权。环境状况知情权又称信息权，是国民对本国乃至世界的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这一权利既是国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又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民主程序。“人们有权知道环境的真实状态，这一权利在立法中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如乌克兰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第9条规定：“公民有权依法定程序获得关于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确实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环境质量法》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环境状况知情权在环境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权交易、环境标准等多项制度中也有所反映。
环境状况知情权主要是由法定程序来加以保障的一项权利。有关获得环境信息的程序立法在此就尤为重要，国民如何获得信息?获得何种信息?对于获得的信息的反馈有无途径?等等。从另一方面看，环境状况知情权是对政府环境行政机关权力的限制，它要求环境行政机关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对于不履行职责者，将产生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环境状况知情权又是监督权的一种表现。
现行立法除了少数国家对环境状况知情权有比较明确的程序性规定以外，专门对其程序的规定较为少见。我想这可能与环境状况知情权中所包含的应该知道的必须是具体的信息有关。从国家权力设置的角度，也有对环境管理行政机关发布信息的规定，但在本质上与规定国民的环境状况知情权还是有立法思想上的差别的。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立法与从国民权利角度的立法所反应的是法律本位的不同，也反应出国家对于国民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认识的不同。
（3）环境侵害请求权。环境权中所包含的环境侵害请求权，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向有关部门请求保护的权利。它既包括对国家环境行政机关的主张权利、又包括向司法机关要求保护权利，具体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请求权，对他人侵犯公民环境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停止不法侵害的请求权等。实际上，也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作法律规范形式意义上的分类，按照这种分类，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宪法权利、行政法权利、民法权利、诉讼法权利等。 国家享有公法意义上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享有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很多的法律部门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框架内，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一般都是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的惯性，但是存在弊端——人为地分割了环境资源的统一性，破坏了环境资源的生态性和整体性，同时在决策的时候难免会造成考量的片面和不周全性。因此，我们认为国家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应当变“分级分部门管理”为“统一管理”。由国务院统一行使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权，具体说来，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代表国务院具体负责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 。
司法实践中，肯定因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行政诉讼，其合法性基础和前提就在于肯定国家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职能。然而仅仅是国家相关部门作为应诉机关被动地去应对行政相对人的诉讼，并没有肯定国家相关部门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可以主动地因为环境污染或资源破坏而向特定的当事人提起诉讼。现行的做法有二：一是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可以支持起诉；二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对环境资源犯罪提起公诉。然而还有一大类环境民事侵害案件缺乏相关的诉讼途径。比如沱江特大污染案件中，约100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然而处理结果只是：川化集团被罚款100万元，为渔业损失赔付1100万元；川化集团总裁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姑且不论处理结果是否妥当，沱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如此高昂的成本应当由具体的主体予以承担。那么就可以由国家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行使诉权，从而突破现有的诉讼法的瓶颈——只有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才可以提起诉讼。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并实施的公益诉讼。

Ⅹ 简述我国关于环境权的法律规定

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
借鉴国际重要法律文件和外国宪法中与有关环境权的规定，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很有必要。
至于是在宪法中增加一条关于环境权的规定，还是在宪法原有关环境的规定增加环境权的规定呢。笔者认为还是后者为妥，因为前后两者联系紧密，又不增加宪法条款。可以在宪法第26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后增加一款：
“公民享有在良好（或适宜或健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权利，有权获得环境状况的信息，有权参与环境保护活动，有权在与其生活有关的环境遭到破坏受到财产上的损失或健康上的损害有权获得赔或提起诉讼。”“公民有权对政府部门、单位、个人有关破坏环境的活动进行检举控告，并提起诉讼。”
“公民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珍惜自然资源，爱护大自然的义务。凡实施破坏资源和环境的行为造成损害的个人或单位有赔偿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