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立法监督，简言之，就是指有权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是指权主体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对行政立法活动实施的监察和督促。我国法律未就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做出系统和具体的规定，致使我国的行政立法在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较多。虽然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的立法监督效果并不理想。就行政立法来说，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有些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没有通过立法监督的途径去解决，并且如果立法监督制度不加以完善，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这些问题将会长期存在。
一、 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方式
1、权利机关的监督
在我国，中央一级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地方主要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就行政立法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委的立法过程，同时也有权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大有权监督该市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权力机关的监督既可以是事前监督，也可以是事后监督，事前监督主要是在行政立法生效前的监督，主要有听证、审查、决定、备案等制度。事后监督是指对已经生效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在适用过程中，对其合宪性和合法性产生怀疑而进行审查监督的过程。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事后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审查行政立法行为，撤销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宪法第67条第7项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这里的“抵触”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就行政法规的内容而言的，而我们认为，对这里的“抵触”不应仅仅理解为行政法规的内容与宪法、法律不一致，这里的抵触还应该理解为行政法规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制定权限上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
2、行政机关的监督
上下级行政机关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关系。上级行政机关当然享有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权，在行政系统内部监督行政立法活动的主体是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和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和撤销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对于”不适当的规章“的含义，《立法法》第87条规定了五项不适当的规章，即为超越权限的；违反上位法的；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经裁决应当改变和撤销一方的规定；规章规定被认为不适当的；违背法定程序的。目前我国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通过以下方式去实现：（1）改变和撤销。（2）备案和审查。然而长期以来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一直不尽人意，改变和撤销并没有真正运行起来，往往是该改变的没有改变，该撤销的没有撤销，批准备案制度也不够完善，行政机关的监督有“自己作自己的法官”的局限性。这样影响了立法监督的严肃性，有效性和法制监督的统一。
3、司法机关的监督
对行政立法的司法监督主要是指法院作为掌握司法权的司法机关，对行政权从事立法活动进行制约与控制，《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和发布的规章。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参照使用规章，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就要对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审查其是否合法有效、是否越权、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如果相应的行政规章违法、越权或违反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就可以向相应的行政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撤销或改变的建议。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如果发现规章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可以不予适用。这也是行政立法的有效监督形式。
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建立了行政立法监督机制，但这一监督机制从建立之日起，可以说一直处于萎缩状态。正如应松年教授所说：一些有利于实现民主，公开的原则，保障公民权益的程序制度没有制度化、法律化和普遍化。可见我国的行政立法监督机制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1、行政立法监督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授权法，因此没有建立起真正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虽然《宪法》和《组织法》赋予各级人大广泛的监督权，如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程序，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无法运作，其次，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也没有建立起来，法律规定国家有权撤销国务院各部，委与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规章、决定、指示或命令。有权撤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同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撤销下级人民政府与上级人民政府不一致的命令、指示或决定。但在实践中除规章通过备案制度建立起了可以运作的监督制度以外，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如何监督，尚没有规定，也无法操作。
2、行政立法监督程序缺乏有效性
程序的作用在于“通过促进意见疏通，加强理性思考扩大选择范围，排除外部干扰来保证的成立和正确性。就行政立法监督的情况来说，现有的监督机制宣言性，原则性的规定较多，具体性，程序性的规定较少，因此缺乏可操作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行政立法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还是存在大量的问题，行政立法权的行使非常重要，但对这种权利的行使有一个完备的程序更加重要，我国在监督行政立法的程序非常不健全，可以说，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此有关，在监督程序上，我国侧重内部监督，如审查、通过、批准、备案这些都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无行政机关外部有关的第三者的审查和监督。我国宪法赋予权利机关撤销行政机关违法和不当的法规，规章的权利，但这种监督并没有完整的程序予以保障，难以落实。在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上，法院除在行政诉讼中可以对规章“参照”适用外，既除人为不合法的规章不予适用外，法院没有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权，这样，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法院和当事人也无能为力。在立法后评估上尚未形成稳定的行政立法评估体系，评估行为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很多地方没有固定行政立法评估体系，另外还没有严格的评估标准。由此可见，行政立法在监督程序上缺乏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完善。
3、行政立法监督主体缺位，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有限
目前行政立法监督的主体由政府法制机构充任，而法制机构以立法为主要业务，同时作为协助行政首长办理法制事项的内设机构，不具有基本的独立性，难以担当监督行政立法的重任，以规章备案为例，尽管国务院法规备案制度行之有年，但基本上对于备案的规章难以审理，对于违反，越权，违反法定程序和内容冲突的规章也难以纠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长期以来，我国在民主行政过程中存在这样几对社会意识矛盾：一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而法治观念难以树立；二是行政支配社会的观念相当发达，而民主监督行政的观念仍很淡薄。人民形成依赖性，民主参与意识得不到发展、参政能力得不到增强，长此以往就形成公民参与意识淡薄，对政治缺乏热情，认为那只是政府官员们的事情。而人民参与的实质是以权利制约权利，而民主参与能加强民主监督的有效性，对防止腐败都有一定效果，但是，恰好我国的行政法律监督民主参与度不高。导致监督出现诸多问题。
三、对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建议
（一）规范行政立法监督程序，加强行政立法的公开性
程序是权利运作的重要保障。行政立法作为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力，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有权利就要有制约，有权力而无制约，权力就会失控，导致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灾难。加强和完善善行政立法监督程序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有质询、询问、调查、讨论等程序，但十分原则，也缺乏连贯性，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尚需从程序上加以完备，使立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在程序上更具有可操作性。虽然我国《立法法》第56条至62条，规定了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第71条至77条规定了规章的制定程序，但在行政立法过程中缺少完善的公众参与和利益协调机制，行政机关虽然也往往通过咨询，协商等方式收集民意，进行利益协调，但一般对此不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因此目前，行政立法亟待改进的程序环节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要逐步扩大听证会的适用范围；要建立科学的处理意见的不同机制。要在各方面充分发表意见和辩论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程序决策，而不能凭长官意志定夺。与相对人利益相关的法规和规章必须以公众熟悉的方式公布。加强行政立法公开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行政立法的草案应提前在公开刊物上公布，使公众有合理有效的途径了解法规、规章的内容，以便提出意见。其次，将听取人民意见作为立法的必经程序。最后，公布对立法意见的处理结果。
我们只有扩大公众对行政立法的参与权，而且在对参与者就行政立法事项提出的意见和观点也要给予充分重视。行政立法监督的程序才能不断的完善。
（二）拓展司法机关的监督，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现代社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较之于普通民众的守法更为重要，因此现代法制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才有法治可言。“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其重要内容，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制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破坏了。在我国行政立法中，尚无法院对行政立法的司法监督权的规定，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只能通过其他诉讼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随着行政立法数量日益增多，《行政诉讼法》又排除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监督，而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得不到司法救济。泛滥趋势严重。因此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增强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审查：（1）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修改相关条款；（3）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因抽象行政行为具有普便约束力，故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应是单个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一定数量的联合。二是当抽象行政行为可能或者已经发生错误时，而在法定期限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无人起诉时，可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三）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保障民意机关的立法者地位
目前，国家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主要来自权力机关， 为了保证民意机关的立法者地位，行政立法必须受到立法机关的监督和制约。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命令。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和法律赋予立法机关广泛的监督权，但实际上只是授权，却无具体的保障措施，形成了权利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有权无法用的局面。因此我们应该在授权中明确授权的范围，行使所授之权的目的、条件、方式、原则和程序。从而保障基本政策的决定权由民意机关去决定，使行政立法在立法机关的标准下进行。另外，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应增加一些措施，如国家权力机关还应明确立法的监督机构。其次，对行政立法监督的建议和要求应有相应的受理程序，这样对于加强监督尤为重要。
（四） 加强备案审查和立法后评估，建立责任制
目前，我国行政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备案审查来实现的，但从几年的实践看，规章的备案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规章不备案或不及时备案的比较多，规章不备案国务院就失去了审查权，因此，规章的备案应受到高度重视。行政机关依据所授权限制定出行政法规后, 要在一定时间内报送授权机关进行备案。国务院制定出行政法规,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国务院各部委制定出部门规章, 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应当报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通过备案制度, 权力机关可以有效地对行政立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监督。我国的立法评估也没有形成体系，并且缺乏评估标准。因此，我们应该构建立法后评估制度及其配套制度，规定立法评估的具体内容、程序、方法和标准。另外还要保证立法评估结果的运用，以便在之后的工作中加以运用。最后，无论是立法后评估还是备案审查制度都应该明确责任制，明确责任的程序、主体以及应该负的具体责任，使违法和越权等行为得到及时的纠正，这样也能减轻监督主体的压力，更好的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⑵ 当前行政执法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归纳总结，当前行政执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
行政法律文书的制作，直接体现了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并影响着行政案件的复查、档案信息的保存和查询。
对法人依普通程序进行的行政处罚，目前，主要存在问题一是称谓不规范，如将“法定代表人”称为“法人代表”。二是有些行政处罚决定书只列法人名称，不列法定代表人全称。更有甚者，连法人的名称也使用简称，没有使用全称，这不符合行政法律文书的规范要求。
对自然人的行政处罚，一是所列的被处罚人姓名与其有效身份证件不一致，或者列用被处罚人的曾用名，未列用现用名。二是被处罚人的身份不明确，在处罚决定书中未列全基本情况，如出生年月日、籍贯、民族、文化程度、住址等。然而，年龄、民族和文化程度在案件的实体审查中又有着重要法律意义。而且，有相当比例的处罚决定文书制作上简单、书写上潦草，让人无法正确辨认。
二、行政处罚的随意性大
行政处罚的随意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被处罚人违法事实认定上的随意性。如在做出处罚决定前对违法事实调查不全面，在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不陈述被处罚人的违法事实，就直接认定其行为违法，并据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是程序上的随意性。如作出的罚款处罚不按收支两条线的规定收缴，而是执法人员直接收取，且往往不给被处罚人开具法定的罚没票据。三是自由裁量权使用上的随意性。比如在最低罚款标准以下作出的罚款处罚无法律依据，以及在自由裁量权使用上作出典型的“人情罚”都属于这类情况。四是行政处罚决定执行上的随意性。如处罚决定送达后，没有法定事由而自行撤销或者不再过问，不了了之。
三、不注意法律法规之间的有机联系和逻辑关系
我国法律日趋完善，法律与法律之间、诸多法律程序之间相互关联，逻辑性强，是有机的整体。例如，《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立法法》，它们之间就有着紧密联系；《行政处罚法》与《民事诉讼法》有重要的联系；《农村土地承包法》与《继承法》也有着重要关系。而实际上，许多行政执法工作人员对日益精细、成熟的法律法规了解不多，甚至一无所知。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遇到问题只查阅和研究与本职有关的法律法规，忽视了对公共法的学习和研究。有的工作人员在执法中遇到了问题，不是两眼茫然、不知所措，就是判断失误、妄下裁决。有些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屡战屡败，究其原因，除了人为因素外，与执法人员的法律视野不开阔，不熟悉公共法律知识有很大关系。目前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提高缓慢，也与此很有关系。
四、混用行政处罚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
混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是当前行政执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了减少工作量，对应当使用普通程序的，却适用了简易程序。二是应当使用简易程序，可以简化繁琐法律手续的，却适用了普通程序，增加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经济、精神负担，浪费了行政管理资源。三是在程序使用上有时看是简易程序，但在处罚过程却适用了听证等程序。名为简易程序，实则为普通程序，抑或是“简、普混用”。
五、滥用行政罚没权和罚没收据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处罚种类中罚款的收取程序和向被处罚人开具的收据，都有明确规定。我国《行政处罚法》和其他单行法律规定，对法人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的，不超过1千元，对自然人则不超过50元。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对法人的当场处罚金额超出1千元，甚至高达1万元，开具当场处罚收据。如某行政执法机关对某化肥经营部的行政处罚，就开具了1万元的当场处罚收据。另如某行政执法机关对某幼儿园的当场处罚收据载明处罚金额为2千元。二是对自然人的当场处罚金额超出50元，甚至高达3千元以上，并开具了当场处罚收据。如某行政执法机关对自然人海某的当场处罚就是3千元，并开具了当场罚没收据。三是处罚决定明明是对法人的处罚，开具的罚没收据台头却是自然人；相反，处罚决定明明是对自然人的处罚，开具的罚没收据却是法人。四是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了罚款除交通不便地区外，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告知被处罚人限期将罚没款缴至指定银行，但某些行政机关处罚的对象处于交通便利地区，居然也收取被处罚人的现金，并且不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开具法定票据。有的虽然开具了票据，但开具的却是旧式收据，没有使用新式法定收据。这一方面，公安交警在对机动车辆违法违规处罚活动中表现得最多也最明显。
六、不告知或不正确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复议、诉讼权利
告知被处罚人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复议、诉讼权利，是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定义务。一些行政机关在处罚过程中不告知、不完全告知或者不正确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复议、诉讼权利。一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或其他行政法律文书中根本不告知被处罚人的复议权和司法救济权。二是只告知被处罚人有复议、诉讼权利，但不告知复议机关、受诉法院，也不告知复议、诉讼的期限。毫无法律依据地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复议期限为“20天”，“3个月”，诉讼期限为“60天”，“20天”等等。这些告知完全是行政机关自设的期限。三是只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向实施处罚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复议，而不依法告知地方政府也拥有复议权。或者相反，只告知地方政府有复议权，不告知上一级行政机关也有复议权。只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有行政诉讼权，而不告知复议权。或者只告知复议权，而不告知行政诉讼权。
七、行政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情况时有发生
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淡薄导致不作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或者政府规章中，确实存在部门执法主体多元化的问题，导致执法部门工作范围重叠和交叉。好管的事或者涉及部门利益的事，大家都争着管；不好管或者不涉及部门利益的事，大家都不管。有些行政管理相对人因为不了解法律、法规，跑错了部门，或者领导对申诉材料误批了处理机关，该部门不向领导解释清楚执法主体，硬要自行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不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正确的受理部门，要么在受理后把材料转给其他部门却不通知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行政管理相对人反映的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以及应当行政作为的而不作为，应当作出书面文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却只用口头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规避法律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法定复议、诉讼等救济权利。这些都暴露了某些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影响了整个执法机关的整体形象。
乱作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办事，比如超出行政自由裁量权，过高或过低处罚，以罚代法等。如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通过公开招标或者平等竞争的方式实施行政许可项目的，承办行政执法机关不依法定程序办理，而是直接自行确定。另一种情况是超越职权，在法律规定之外行事。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国家机关公务人员交通肇事涉嫌犯罪的，不能及时向公安机关移交，或者尽管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但却极尽其所能进行调解，以赔代罚，有些甚至长期调而不解，其后果是相关人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削弱了法律应有的效力。
八、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
正确适用法律程序是正确实施实体裁量的前提。目前一些行政执法机关在处理行政案件时，只注重案件的事实和结果，忽视了处理案件的法定程序，法院因程序不合法而撤销的行政行为屡见不鲜。例如，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某些具体行政行为前，应当先依法履行告知程序，但却不告知，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除了着装、亮证、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等等存在问题以外，就连法律文书的送达这类对执法机关来说属于普通法律常识性问题，也存在诸多疏漏。例如将处罚决定书送给案外非亲属关系人员，由案外人转交给被处罚人，违反了法定的送达程序规定。
九、以行政执法替代民事处理问题
不少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对如何正确区分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问题，没有足够认识，一味简单地认为只要老百姓来找的事都应该管，且都应由自己管，导致一些本应该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的民事法律问题也以行政的方式来解决。行政机关处理的这类民事法律事务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不得不依法受理并做出行政复议决定，而且行政管理相对人一旦提起行政诉讼，结果要么是复议机关、要么是原做出行政处理的机关不得不参加行政应诉活动，从而导致将本机关、上级复议机关把大量行政管理资源拖入复议、诉讼程序中，造成国家行政管理资源的严重浪费。例如：涉及道路通行权的纠纷问题、排除妨害问题，均应告知当事人通过基层调解组织或者向人民法院诉讼，而没有必要一定由行政机关做出处理。当然，要正确区分和判断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还需要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掌握比较全面的法律专业知识，而从目前行政执法人员的整体执法状态看，现有的在职机关工作人员中，这类人才还比较短缺。
十、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构建广大群众信赖的法治政府，必须要有一批高素质的行政执法人员。当前行政执法人员就素质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部分人员业务水平亟待提高。由于目前的法律和专业知识培训往往跟不上社会的迅猛发展需要，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和专业知识明显不足，缺少系统的培训，工作中往往很被动：处理行政案件时往往把不住关，抓不住关键，或者将案件搁置、拖延，致使问题无法及时妥善解决，侵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部分执法人员的责任和服务意识淡薄，权力本位思想严重，与新时期大力提倡的法治、责任、服务意识背道而驰。这部分执法人员总是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并未意识到执法人员既是管理者，更是服务者。这种以管理者自居的执法思想往往造成执法人员和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对政府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三是目前大量的上访问题中，相当部分是由于下级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工作失误、业务能力欠缺、甚至主观意识不良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应当引起各级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依法强化对同级行政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的层级监督和业务指导，使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能客观、准确、公正地处理好每一件行政执法事项和行政管理事务。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真正减少和解决大量群众上访问题。
依法行政是构建法治政府的基础，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近年来，随着一部部行政法律、法规的相继颁布，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日渐完善，依法行政有了操作依据和行为规范。同时，对加强政府法制建设、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现状是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行政方面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还应看到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实事求是地讲，这些问题也暴露了法制工作的薄弱点。
⑶ 我国依法行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对行政决策的什么
我国依法行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对行政决策的合法性、民主性和科学性重视不够。
我国依法行政在当前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依法行政体制不顺，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形成全方位的对接；对依法行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清晰，甚至认为依法行政会妨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依法行政工作讲起来重要，但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却往往不容易落实到位。
二是对行政决策的合法性、民主性和科学性重视不够，决策程序不完善，决策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决策失误频频发生，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权益造成重大损失。
三是行政立法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中存在着部门利益化倾向，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不够，缺乏充分的专家论证。
四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牟利现象普遍存在，缺乏严格的执法责任制。
五是政府解决纠纷机制不够完善，信访、调解、裁决、复议等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缺乏衔接和整合，制约着政府化解纠纷功能的全面发挥。
六是违背法制统一原则和政令不够畅通问题比较突出，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同一位阶的法律规范相冲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严重损害了法治的权威。
七是对行政权制约、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行政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相当程度地被滥用，侵犯了人民群众的权益，影响了政府形象。
八是公务员的法律素质参差不齐，依法行政的观念、能力和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
⑷ 当前我国在依法决策上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首先是解决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部门垄断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行政立法主体多，行政法规与法律之间、部门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之间、部门规章之间、地方政府规章与部门规章之间衔接不够紧密。行政立法速度过快，缺乏全国统一的立法程序标准。有的行政立法质量不高，如在形式上求大求全，内容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行政立法监督相对薄弱，如权力机关的监督不够明确，没有实质上的审查。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不能久拖不决。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
其次是解决有些行政机关在决定问题时，从便于自身管理的角度来确定具体制度，忽视公众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的渠道和方式不够充分和完善，难以表达和决定各种复杂的利益诉求、公正地协调和平衡各种利益。
第三是从程序上解决决策的随意性问题。所谓重大决策权就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国计民生，关系到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发展的决策行为。
⑸ 行政立法行为在行政活动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行政立法是指立法机关通过法定形式将某些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得依据授权法（含宪法）创制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它通常具有两方面的内容：①国家行政机关接受国家立法机关的委托，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②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有关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的活动。亦称“准立法”。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行政立法特别是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制定一定要有宪法和法律作依据。一般应在总则里明确载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所依据的法律，行政规章还应载明其所依据的行政法规，地方政府的行政规章也应当载明其所依据的地方性法规，坚持下位法服从上位法。在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中，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旧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制定机关裁决。
民主和公开
在法律层面上，依现行法律的规定，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草案的提出议案权属于国务院，国务院在提出法律草案的初始阶段大多是由国务院有关部委起草（包括立法的需求、立法理由、立法的相关资料和草案本身），涉及一个以上部委的由一个部委牵头，由部委首长签署后送国务院法制机构审查或修改，经国务院审议后，由国务院总理提交全国人大。目前，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些法律草案中部门的痕迹较为明显，在管理事项涉及一个以上部委时，协调起来困难重重。社会主义法律应是具有民主性的法律，立法的公开性既是民主性的表现，又是民主性的保障。在法律草案的起草初始阶段，法律起草小组的成员中应有相当比例的从社会聘请来的专家，这样可使法律草案的提出者在法律草案的提出过程中，具有更多的理性，以此克服部门偏见，提高立法质量。另外一个方法是从程序上保证法律草案的社会讨论更加规范化，使得立法机构能够充分听到社会各界对每一个法律草案的各种呼声。
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
法的规范之核心内容是规定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对于行政机关而言也就是职权与职责，立法者在权利与义务配置时的规则是：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对于行政管理的主体行政机关而言，行政职权的享有就意味着相应的职责，一旦法律赋予其一定的职权，就必须积极认真地行使，不得失职也不得越权，并要接受各种监督。对被管理一方而言有服从行政管理的义务，也就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管理的权利，并有法定的各种救济途径。今后的行政立法中注意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平衡仍然十分重要。
授权立法规范化
《立法法》规定在国家主权事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组织制度、犯罪与刑罚、诉讼和仲裁制度、涉及公民政治基权利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民事基本制度和各级人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外贸的基本制度等应当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人大未立法时，全国 人大可以授权国务院和地方人大或行政机关进行立法，但有关犯罪与刑罚、涉及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被授权机关不能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并应在一定时间里制定规范性文件，授权应有期限，到期收回。法律制定后，相应的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单行法律是否还将授权，应研究，若不再授权，还要解决现行法律中授权的效力问题。
科学合理地处理当前和长远目标的关系
法律规范的目标太高或太低，内部不和谐，缺失规范性和制裁性，这样的法律是无法实施的。法律、法规因其对社会生活的引导作用，迎合迁就现实生活而确定过低的目标和脱离现实生活而确定过高的目标同样有害而无益。这从美国的《水净化法》的变迁可以得到说明。美国1972年制定的《水净化法》明确规定水的质量应达到的数个标准，要求到1985年底任何废物都不得排入公共水体中，水体将回到自然状态。当该法施行若干年后美国国会对其进行了修改，原因是原来规定的目标不切实际，耗费太大，因而确定了一个执行新标准的时间。反观我国法律、法规的实施不能尽如人意的状况，目标选择和定位不当应为原因之一。这方面荷兰的开放式分段立法的经验值得关注。行政立法中常常会遇到立法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如若立法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超前立法，则很难保证所立之法得到真正执行，如果待时机成熟再行立法，则又不利法治的推进。荷兰的《通用行政法》不是一次性制定，而是分段立法，至今还处于未完成状态。这种首先规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然后不断加入新的内容的作法，具有很好的灵活性。
立法者应当关注法律、法规的时间效力
人们常常认为一部法律、法规或规章颁布后在时间上不应具有追溯力，这仿佛不成问题。但笔者认为：法律颁布后应当在3个月后施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若是执行法律或法律授权而制定的规范，则应具有追溯力（注：笔者认为《立法法》一概规定所有法律文件均不具有追溯力是不妥的。），与其执行的法律生效的时间一致。否则，执行性的法规、规章、从颁布之日起生效，势必造成法律规定的生效时间不能保证，使法的权威性在社会上受到损害，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许多冲突便由此而发，最终影响法律、法规的实施。
应当进行行政立法的实验和评估
一部法律或法规、规章成为“良法”的诸多因素中，陈立法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较高的立法艺术外，必要的实验和法律颁布后的社会效果的评估亦十分重要。社会上常常听到这样的争论，经济转型时期改革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还是可以超出现行的法律规定。法治社会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都要依法办事。因此，正确的法治之路应该是任何重大改革均应出台法律或法规，这些法律或法规的空间效力可以是局部的、时间效力可以是有时限的、对人的效力可以是划定的群体。进行立法实验证明成功后再将完善的法律、法规推及全国或全省（市）。这方面行政立法的实验在德国一直在进行，荷兰的《通用行政法》也规定了常规的正式评估制度，以便对行政机关和公民是否遵守该法的规定及社会对该法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发现法律是怎样起作用的，也可以发现行政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方面，从而推进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善。日本有关改革的法律出台后，法津附则中详尽规定改革的过渡时期操作规则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对现行有效的法律进行评估（乃至经济有效性的评估），也将成为完善法律的重要方法之一。
考虑进行法律的编纂
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日渐完善后，应适时进行法律编纂，梳理现行法律，消除矛盾，弥合疏漏，使国家法律更加适应社会生活，并成为国家依法行政的前提，使我们向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
⑹ 行政立法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途径
1楼的说法是对的。本来就是很抽象的问题，因为实际应用确实不多。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宪法性问题，参照宪法和立法法解决。
这里涉及到违宪审查。
首先明确1违宪审查不是宪法运用（山东的齐玉玲诉陈小琪案是宪法在民事纠纷中的适用，但不是违宪审查）
2违宪审查的对象是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
3违宪审查是有权审查（我国这个权力在人大，理论上不是什么组织、个人或者政党都可以随便进行违宪审查的）
4违宪审查具备一定法律后果：违宪的法律无效。
5违宪审查的机构，中国是采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审查模式，也就是违宪审查权在人大。
由此，结论显而易见，针对法律违宪问题，可以由人大根据违宪程序提出解决方法，比如修改、变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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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81-85条。对宪法及法律的效力等级、法律规范冲突的解决机制、改变或撤销法律文件的权限和事由、对法律文件合宪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程序进行了相关表述。
第八十一条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
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第八十二条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第八十三条 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第八十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第八十五条 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
理论都铺陈了，不是很系统，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⑺ 在我国可以进行行政立法的机关有那些
这就是行抄政立法主体的问题了。袭
行政立法主体，是指依法取得行政立法权，可以制定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行政立法主体包括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国务院直属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
⑻ 行政立法不规范不完善存在哪些问题
行政立法不规范不完善存在的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一些法律上的漏洞，需要完善行政法律法规，需要政府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