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类法治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Ⅰ 中国古代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中国文化是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没有出现断层的，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对于我们现在社会文化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古代有官场文化，到现在还是十分的明显，在西方国家，他们的古老文化中，贵族除去在政治上有特权外，当国家有危险时，要勇于付出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很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俸禄都是由国家提供的，自己的特权是建立在更多的义务上的，所以上阵杀敌，马革裹尸是自己的使命所在，所以一战二战能看到很多贵族为自己的国家奉献自己的生命，在中国，在政治上占主导的官员，他们的服务民众的意识并不是很好，形成了自己的官场文化，这可能是由中国的小农经济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他们是由军队保护，政权建议以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容易把他们提高到管理者的位置，权力更加的集中，所以官员的想法可能就是统治民众，而渐渐的缺乏了服务民众的意识，至少这个意识是很单薄的，而他们更可能服务于皇帝，史书上说中央集权使皇帝的权力无限，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观点不是很正确，至少不是很完整，明朝很多不理朝政的皇帝不上朝朝廷不是也在运作吗？就算到了清朝，鳌拜弄权，慈禧更是厉害了，可见，不能简单的说往皇帝靠拢，但是往中央政府靠拢是真的，往皇帝靠拢不如说是往朝廷中强势的主流的人靠拢比较恰当，可能是受这个思想的影响吧，清朝结束，大家还是注重权力的高度集中，且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状况也为这个提供了可能，高度的分散性，所以可以说这种高度集权就算建国后还是很明显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集权还是很明显的，政府其实很多时候是与民众脱节的，他们似乎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这显然与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所不相符合的，不难发现这其中有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应该说原先的官场文化是不合理的，应该树立公务员意识，不是现在的公务员，而是民众的服务员，这样的意识更为健康。
在食文化上，还是很推崇我国古代的，菜色之丰富也是绝无仅有的。古代讲究“吃相”，其实这就是食文化，还是和西方对比，在西方，各自吃各自的，说的话也是很桌面的东西，不该说的话不能说，这些都和中国古代差不多，只不过我们用的筷子，人家用的是叉子，不过不能看出，在讲求礼仪的我们古代，在饮食上要比西方不知道要自在多少，只要不是太正式的场合，什么划拳啦，斗酒啦，输了该怎么罚之类的游戏还是很多的，饭桌上言谈的内容也往往比较开放，就是像项羽请刘邦这样的饭局，刘邦想离开，直接就说我要去茅房，西方估计说洗手间吧，至少不会表明自己去干嘛，觉得这样是很不文雅的，吃吃饭，樊哙还能冲进来，拿起个生猪腿放肩膀上大吃大嚼的，其中还舞舞剑啥的，可能大家说这是战争年代嘛，难免豁达点，但是还有一段很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吃饭，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那场，刘姥姥这样一个农村老太在饭桌上撒欢是不受约束的，还大受欢迎，我想在西方那时候除了一不小心冒出来个冷幽默啥的弄的低调的笑两声，估计也不会有别的什么乐趣了吧，看影视节目，很多人是很讨厌那种饭局的，一点意思都没有，都说古代中国很讲礼仪，但是个人看法，在吃上，还是比较随意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讲礼仪，相反，觉得这样更人性化，是值得提倡的，吃本来就应该自在一些，到现在，可能还是如此吧，中国吃饭就是双筷子，不会像西方，各式餐具，不能说谁好谁坏吧，但是就个人还是喜欢中国的食文化，现在我们国家的食文化还是继承的比较好的，不过也有缺点，凡事要有度，要是过了度，喝酒喝多了，来发酒疯了，那是很不好的，就真的不讲礼仪了。
一大堆古代的思想文化也能得到集成，我个人比较喜欢老庄的思想，无为，不过我的看法很多人可能错误理解了无为的思想，觉得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去做，我个人的观点无为的思想就是顺其自然，就像汉初的无为，那并不代表什么都不去干，而是休养生息，抹平战乱的伤痛，顺其自然，反而能收到好的效果，主流的当然是儒家思想，我个人看法，觉得虽然孔子被抬的很高，但是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变味了，孔子是个全才，他个人也是择主而事的典型例子，后来成了忠君思想家了，形象颠覆有点大啊，他是主张为官的，不过在官位上要能贯彻自己的思想，教化百姓，为百姓谋福利，现在的官员显然继承的不是很好啊，孔子最心底还是很喜欢简单的清净的生活的，但是好像这一点被忽略了，觉得孔子身上很多好的闪光点被继承了，但是更多的是被统治者用来传播忠君思想了，多少有点可惜，如果说影响大的话，应该说的更明确点，应该说是董仲舒重新定义后的论语对现在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不然是有歧义的，不过乱解读也错不到哪去，毕竟论语的书已经写好了，只是各人的看法不一样而已，觉得现代的社会还是应该去学那骨子里面的东西，而不是去钻那外面的牛角尖。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观点我个人看法是觉得不科学的，什么叫糟粕呢？糟粕怎么定义呢？又是什么指精华呢？这个是很难说清楚的，至少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至少对精华和糟粕的分类不是很清楚，红楼梦是精华，金瓶梅那就是糟粕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觉得是那种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文化，才能真正定义为糟粕，比如裹小脚，早就不和历史潮流了，给糟粕定义的应该是时间。更好的继承古代优秀文化肯定能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好的发展。

Ⅱ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按时间先后依次主要有： 儒家（孔子、《论语》、孟子、《孟子》、《荀子》；仁、义、礼、智、信；《中庸》） 佛家（《心经》、《地藏经》、《佛说阿弥陀经》......） 道家（老子、列子、庄子；道德，无为、逍遥） 墨家（墨子、《墨子》、兼爱） 法家（韩非、李斯、《韩非子》） 名家（邓析、惠施、兰名钧） 阴阳家（邹衍、五行、金木水火土） 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战国策》） 杂家（吕不韦） 农家（《吕氏春秋》） 兵家 医家 社会人道主义（谢周勇）
由于谢周勇创立的社会人道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真正的规律和真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到社会人道主义阶段，学习、领会好社会人道主义精髓，并灵活运用，就学好、做好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真正伟大的现实意义。

Ⅲ 中国古代是否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

如果指整部法律，当然没有；如果指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等，当然有；
一、中国的现代法律，并非凭空而来，离不开法的继承与法的移植。
1、法的继承
法的继承是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延续和继受，一般表现为旧法对新法的影响和新法对旧法的承接和继受。中国的现代法律当然离不开中国古代的法律的继承，只是这种继承是一种批判的、有选择的继承，也就是在否定旧法律制度固有的阶级本质和整体效力的前提下，经过反思，选择，改造，吸收旧法律中某些依然可用的因素，赋予它新的阶级内容和社会功能，使之成为新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加分析地根本否定新旧法律之间存在历史联系和继承关系的虚无主义是错误的。
（二） 法的移植
法的移植是指在鉴别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外国法，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法的继承体现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法的移植则反映一个国家对同时代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鉴，法的移植的范围除了外国的法律外，还包括国际法律和惯例。如果认为中国的现代法律是全盘西化的结果，显然是违背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是由中国客观经济基础决定的原理。
二、中国历史上，（秦朝）法家的基本主张及其影响：
1、在中国历史上，法家推行“以法治国”的“法治”，反对“礼治”，要求代之以“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
法家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法律是“禁暴止乱”的工具，法律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主张以严刑重罚治国御民。
2、在法家的“法治”统治下，除了权力，一切以法为标准，合于法者赏，违于法者刑。战国末期，多年的战乱、动荡使人们渴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统一天下，稳定社会。于是，以“法治”为理论指导的专制帝国王朝——秦朝便应运而生。
3、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1）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等思想，至今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
当然，法家中“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他们虽然强调以法来管束削弱贵族势力，但根本目的在于将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权力。
秦朝的灭亡，导致“法治”声名不佳，“法治”地位一落千丈，人们谈“法”色变，视法为不祥之物。汉人在沿用秦制的同时，对秦朝的“法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儒家思想因此而复活，“礼治”自汉代起便成为统治者的立国之本。
从此，是实行“礼治”，还是实行“法治”，成了中国古代圣主与昏君、廉吏与贪官的分水岭。除秦朝以外，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王朝敢公开标榜“以法治国”，法治在中国的命运也就显得异常坎坷艰辛。

Ⅳ 法治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法治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是：
1、法治文化建设是现代民主法治回的灵魂；
2、法治文化建设是深入推答进依法治国方略的现实需求；
3、法治文化建设,是做好新时期人大工作的内在要求；
4、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5、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Ⅳ 从依法治国和文化强国的角度，谈谈我国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

你好
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版法治文化建
设，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客观需要，是建设权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Ⅵ 学习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现实意义（论文）

法律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习惯、规范、制度等，它包括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和规范形态的法律文化。狭义的法律文化仅指观念形态上的法律文化，包括人们对法的性质、法的作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看法、评价以及人们在法律实践中的思维模式。本文所涉及的法律文化就是从狭义上讲的。世界各国的法律文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法的渊源和结构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样形成了自己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

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的价值。它大致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本主义哲学认为，天地之间，人最重要，人是宇宙的主人。中国传统哲学历来讲“天人合一”，人不应对抗自然、破坏自然。人在自然面前也不应消极无为，而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人类依靠社会群体的力量，正确运用礼、法，就能战胜自然，治理国家，把人间的事情办好。“人能胜乎天者，法也”。二是人与神的关系。在中国从未形成一种与世俗政权相对抗，甚至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宗教。远在三千年以前，就出现了一种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上天是不可信赖的，只有发扬文王之德，才能使周王朝国运长久。春秋时期，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学生子路问如何对待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表达了他们着眼于人事，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重人事、轻鬼神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效法。三是国与民的关系。西周时期出现了重民思想。周公反复强调统治者一定要“敬德保民”，要“惠民”、“裕民”。当权者应以民心为镜子，来查看自己为政的得失。春秋时期出现了一股重民思潮。《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战国时期，在列国争霸的历史条件下，重民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西汉时期的贾谊说得更加透彻和精辟，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儒家正是从这种民本主义出发，主张重视民心向背，关心民间疾苦，先富后教，敛从其薄，刑罚适中，反对苛政与滥罚。这种民本主义思想是人本主义的主要内容，而人本主义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和宗法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中国的人本主义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而伦理主义的特征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每个人都被置于一定的宗法伦理关系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忠，是每个人都要恪守的道德规范和应尽的义务。所以，有人把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称为“道德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深深扎根于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土壤中。与这种传统文化相适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伦理主义的法律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具体表现是：礼法结合，以礼统法；德刑并用，以德为主；重人治，轻法治；重刑法，轻民法；皇权至上，以言代法。这种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法律实践的经验总结，表明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成员对法的观念、法的价值、法与其他调整方式的关系的看法和态度。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法律实践有着直接的引导作用。

二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很多。如：人治观念、皇权思想，以言代法，封建等级观念，特权思想，重刑法、轻民法，司法与行政合一等，这些因素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根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因素并未失去其价值，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如：

1、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人本主义体现在法律领域，就是主张立法、司法都以民为本。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明确提出：“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他主张立法当以便民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并不过时。我们知道，法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的需要和利益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人们的各种利益和需求进行调整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法以确认、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因此，在法律实践中，必须时刻关注和尊重人的需要，既不能无视民众的需要，也不能强迫民众接受他们所不需要的东西。

2、注重道德教化，重视犯罪预防。西周时期，周公提出“明德慎罚”，后经孔、孟、董仲舒等人加工为“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的法制原则。德主刑辅理论并不反对刑罚，而是反对专任刑罚。这种理论认为，刑罚的强制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以禁犯罪于未萌。道德教化和刑罚制裁这两者相比较，前者对社会控制更有利。德主刑辅理论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儒家大多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犯罪是由于后天受外界影响而造成的。人性可以改变，经过后天的教育，人就能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犯罪完全是可以预防的。

此外，思想家们还把犯罪的根源与人民的生活状况联系在一起分析，主张从经济手段上预防犯罪，这就是儒家的“富民”思想。《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也说：“夫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主张“制民之产”，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以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可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犯罪问题的解决并不局限于一种手段，而是主张道德、法律、经济手段同时采用。这对于我们探索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社会综合治理，有效地预防和矫治犯罪，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贤人政治。《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儒家认为，尽管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已经定为法典，但能否实行，关键在于人。不同的人使用，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诚然，选择贤人的标准古今完全不同，但我们依然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良好的法律制定以后，应当重视为政执法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他们道德品质的考察。儒家十分注重贤人的道德感召力，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都把领导者道德品质的好坏，看作是影响民众道德品质的重要因素。讲到贤人政治，经常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要人治，不要法治，其实不然。儒家在人与法的关系上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并不认为有了善，有了贤人就可以不要法，而是要求法与人兼备。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种主张为后世提供了一条非常宝贵的治国经验：仅仅进行法律制度方面的硬件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国家官员的个人品德和素质的软件建设，由无德无能的人执政掌权，必将危害国家。

4、重义轻利。儒家的义利观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多受到批判，认为这种观念否认与限制了人们的私欲，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其实传统义利观并没有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孔子就坦白承认自己有求利之心，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荀子更明确指出：“义与利者，人之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肯定了伦理道德与物质生活皆为人的正常需要。荀子义利观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社会。他强调政府不与民争利，要求天子不养牛羊，臣下不养鸡猪，上卿不从事金融，大夫不开办农场、菜园等。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官员一律不得经商。可见，儒家不仅没有限制民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反而重视保护民众的利益，强调重天下之利才是义。荀子明确反对官商，就是要避免官员以权谋私，损害民众的利益。这一点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战国时期，荀子就意识到了，非常难能可贵。对于我们今天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仍具有积极的价值。

此外，儒家的义利观还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这里的义指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求利之心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否则会助长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与冲突，对社会的和谐与安宁造成不良影响。近年来由于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滋长，义与利的矛盾日益突出。对此，我们不应熟视无睹。在我国，法律确认了每个人都有选择和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以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益为前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出发点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以人为本。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所以依然要提倡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为一己之利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损人利己。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法治观念、法治原则、法治思想等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可以吸收借鉴，但并不能因此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全盘否定。我们既要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价值体系的转化，也要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这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Ⅶ 中国传统法制的现代意义

传统社会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然而如何有效地利用版这些“本土资源”则权成为人们所热切关注的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对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大致有两种观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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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被称为“激进主义”，主张中国应当加强立法进程，尽可能地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国构建西方式的法律体系；另一种观点被称为“保守主义” ，主张要充分发掘中国传统社会的本土资源，对西方法律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造，使之适应中国社会的土壤。笔者显然赞同后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在学习西方法律的过程中应当借鉴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中发掘出对当前法治建设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我们应该抱着一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深刻发掘传统法文化的现代价值。

Ⅷ 中国古代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汇。从外延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历史上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的许多文化形态，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从内涵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要代表的、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礼”。“礼”是指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另一个经常与“礼”相提并论的范畴则是“乐”。二者相辅相成，形成“礼乐文化”。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
所谓“礼”、“乐”，本源自于上古初民尊祖、祭祖与祭祀天神地祗的活动。“礼”本是指尊祖、祭祖与祭祀天神地祗活动中的一些仪节规范；而“乐”则是与这些礼仪活动相配合的乐舞。后来“礼”、“乐”的所指逐步扩大化、系统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礼仪活动以及与其相配合的乐舞都被泛称为“礼”“乐”。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演化，就有了所谓的“夏礼”、“殷礼”和“周礼”，汇集成为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式，乃至于包括关于礼治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西周初年，伟大的政治家周公依据前世流传下来的礼俗并根据时代需要加以损益而“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建立了一整套与当时的宗法社会相适应的礼乐制度，通过“礼乐”的形式把阶级社会中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制度化、固定化，使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之中，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极盛期。
至春秋时代，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政治格局的变迁，逐步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有鉴于此，伟大的思想家孔子通过总结、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创造性地以“礼乐”为核心建立起儒家思想体系，使“礼乐”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孔子从哲学本体论和社会历史观的角度，对“礼乐”进行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阐释和论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生命本质与意义目标的基本观念，创拟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社会意识形态，使“礼乐”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此后，经过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日益兴盛。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更上升到国家法典的高度，不仅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而且几乎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信奉，致使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成为中国最古老、最博大、最富影响力的学派。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孔子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目的和功用是从外部对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行为和思想方面进行教化、约束和规范；而“乐”则与“礼”相辅相成，从内心感化、诱导人们对“礼”（亦即各种社会规范和约束）的衷心认同。礼乐配合，以礼修身，规范人们思想行为；以乐治心，感化人们自觉地按照“礼”的规范来行事，保持人们内心的平衡，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保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儒家“礼乐文化”的精髓就是《论语》所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社会和谐思想，这也是儒家“礼乐文化”的普世价值所在。众所周知，儒学基本上是一种关于社会伦理的学说，它是探讨宗法等级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学问。“礼乐”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道德规范体系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观念。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一项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礼乐”是用来调整和制约人的行为的。它调节着人的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能够维持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平衡状态。孔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礼记·礼运》）可见，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礼”的功用就是教化人们按照规范正确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及其他社会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说，“礼乐”是为了应对社会稳态结构的需求而产生的。
“礼之用，和为贵”，高度概括了儒家“礼乐文化”的根本精神。根据这一“贵和”的道德价值取向，儒家主张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应采取宽容、谦让的态度，这样不但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有助于使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当然，儒家所主张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同一、调和，而是在一定条件和原则下的谐和、融合。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宽容礼让、谦恭善良、求大同存小异的道德传统，正是这种“贵和”（即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长期影响和积淀的结果。
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把“亲亲”的血缘关系与“尊尊”的社会政治关系结合在一起，在“礼”的框架下形成一整套相应的规范和制度，把自然的人置于人为的社会政治关系之中，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等级中的人；同时又把理想的政治社会建立在人的自然血缘基础之上，形成以“礼乐”文化为表征的宗法等级社会。与此同时，儒家礼乐文化精神的宗旨就是要利用礼乐的制度规范性与艺术熏陶性的特点，对自然的人进行人文化育，把自然人纳入到政治性伦理性轨道上来，使社会成员都成为“克己复礼”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自觉遵守社会伦理规范，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和谐的目的。而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就是为了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而在制度层面、伦理层面和仪节层面所制定的一些规范和原则。不言而喻，没有一定的人性化的、有益于社会道德建设的规范和原则，就不可能实现“和谐”的“大同”社会。儒家礼乐文化的特征就是用礼乐展现和处理人际关系，进行社会调节和管理。其终极目标就是为了通过引导社会各个阶层按照“礼乐”的规范和原则来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达到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目的。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精神，对中国周秦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地渗透于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军事、教育、宗教、伦理和文化艺术之中，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一部分，成为社会习俗风尚的底蕴，形成周秦以来的数千年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范式。
当然，我们说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对我国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并不是说儒家礼乐文化尽善尽美，也不是说我国古代社会在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中存在的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都应归咎于儒家礼乐文化。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如“和为贵”的思想、“仁爱”的精神以及“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原则等等，都具有超越时空的社会价值。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儒家礼乐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过时的、消极的、落后的内容。比如对社会等级的过分强调，对人性情欲的过分节制等等，都有矫枉过正之嫌。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表面看来似乎来源于儒家礼乐文化，但实际上并非完全是孔子所倡导的“礼”文化中所固有的，而有相当一部分是后世极端专制王权时代增益附加的。比如汉代以后确立的“三纲五常”学说，虽然与孔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内在联系，但孔子在《论语》中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君臣、父子双方的要求是对等的，即要求双方都要依“礼”行事，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而汉代以后所确立的“三纲五常”则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以君臣关系而言就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无论是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观念中却不是这样的！如《论语·八佾篇》记载，鲁定公向孔子咨询应该怎样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见孔子这里强调的是君臣之间对等的以“礼”行事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只强调“臣忠”。又如孟子在见齐宣王时，齐宣王询问说：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他们这样以臣弑君对不对？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可见，孟子的君臣思想与后世的“三纲五常”观念是大相径庭的。从而可知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并不能与后世的“礼教”简单地划等号，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礼教”中一些过时、消极、落后的内容完全归咎于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礼乐文化。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经过创造性的借鉴和转换，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当然，我们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借鉴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是批判地继承和超越。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中原有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过时的、落后的内容必须坚决摒弃，其过分节制人的情欲的一面也应该予以消除或调整，这是不言而喻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精神完全可以帮助我们适当地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家庭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从而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和谐，保证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宗旨，用现代意识和眼光挖掘传统礼乐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发扬中华民族重礼节、尚美善的优良传统，建构与现代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礼仪规范和审美情趣。我们相信，通过吸收儒家传统礼乐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完全可以实现传统与现实的对接，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新型道德规范、伦理规范和礼仪规范，并进而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性化的新型社会。

Ⅸ 中国传统法治对现代影响

影响很大，现在中国的法治几乎完全继承了传统法治。因为政治需要，中国现在仍然是王朝时代，而不是共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