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与依法治国
① 抗疫最好的国家是哪里
中国作为全球最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无疑是排名第一的。第二名是德国，该国的抗疫延续了德国人一贯的严谨作风，拥有较低的死亡率，严密的疫情防控制度。此外，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也被称为是学习的榜样。
新冠疫情病毒出现之后，需要尽快做好疫情防控，比如目前有几个国家是抗疫最好的，其中包含有中国、德国、瑞士、日本、以色列等多国。这几国在疫情发生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公布疫情防控措施了。
全球疫情：
全球累计确诊逾3271万例，全球疫情仍然严峻，多国疫情持续反弹当中，美国有机构研究表明，现在美国新冠病毒发生变异，所以疫情病毒更加严重了。虽然现在仍然有一些国家疫情是很严重的，但是抗疫最好的国家排名也有着不少的。
研究人员致力于收集全球数据，比较不同国家所采取的不同抗疫措施，从而希望对新的大流行阶段做出更精确的预测。专家现在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如果知道哪种措施对遏制大流行特别有效，那么既可以控制病毒又可以使人们相对正常的生活。
研究人员写道：“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疏远和人口行为的变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小于严格的封锁措施，但同时可以有效控制新冠疫情的发展。”
但是，研究作者还解释说，他们无法在研究中确定到底选择哪种措施特别有效。因为大多数国家没有一直选择一项具体的战略，而是选择了一种整体模型来遏制病毒的传播。而且，在不同国家，病毒传播的情况也不同。
科学家正在研究全球170种干预措施：
目前，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导下提供一个LSHTM的平台，该平台收集了全世界已实施的数百种不同的疫情干预措施。来自不同科学机构的团队都应该能够使用该数据。
另外，根据《自然》杂志的报道，来自维也纳的科学家团队研究了52个国家/地区的170种干预措施，包括一些较小的措施（例如标明最小距离的地板贴纸）和较大的决策（如关闭学校）。而牛津的团队还记录了100多个国家/地区的13项干预行动。
②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2月9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疫情防控2号责任令，要求制止无理由擅自升级管理措施，以及层层加码的简单化管理手段。比如随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随意关闭居民生活必需品门店等，确保科学恢复生产秩序。
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也必须坚持，本次抗击新冠肺炎当然不例外。然而从根本上讲，法治与应急处置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应急措施经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规则作为常备工具，执法者照章办事处理具体事务。然而突发事件出没无常，全社会都缺乏常备应对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仅在医学史上从未见过，还一上来就暴击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再加上春节人口大迁移，可资沿用的应急经验不多，出现局部“乱作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规则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会形成稳定预期，将规则内化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习惯。然而面对“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原本处理常态事务的规则可能不再适用，决策者必须“见招拆招”，甚至必要时“临阵变招”。如此一来，出现“乱招”也在所难免。
简而言之，“少法可依”的应急状态是对法治的天然考验。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疫情，不管政府还是个人，都没有“久病成医”的现成经验，只能在事发后见机行事。在迎难而上的应急处置中，一些措施虽以防疫为出发点，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比如有疫情轻微地区将疫情严重地区的紧缺防护物资征用，有地方挖断公路阻断交通要道，有小区禁止医护人员返家，有基层对湖北籍住户铁链封门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乱象，立法者固然无法一一预见并事先防范，但借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解决应急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其一，政府应急扩权时，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决定应急措施时，应受到何种程序约束？其三，个人对政府和他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第一、政府应急扩权的界限何在？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概括性授权，面对新冠肺炎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权力得以临时性扩张，可以强制隔离、限制聚集、管制场所/交通或停工/停业/停课等。视疫情发展，政府还可以灵活调整应急措施的种类和力度。然而公权扩张的代价是私权限缩，尽管立法上没有明确的红线，政府应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则的强力约束。简而言之，可归结为“一条底线、三条准绳”。
“一条底线”指保障基本权利，至少是不得因应急措施危及个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强制隔离时，一要进行必要的医疗救治，二要满足饮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三要对被隔离者抚养的无生活能力者提供帮助，欠缺任何一项都构成违法。同理，大范围地关停粮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胁到公众生存权而违法。
“三条准绳”指“禁止过度”的比例原则的三层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对私权的限制必须有助于维护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间限售退烧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购药压降体温以逃避隔离治疗，属于有助于保护公众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须的胰岛素，则属于不合法的无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实现相同目标的多种手段中，选择对私权侵害最小的一种。比如对强制居家隔离的个人，可以采用贴封条、电子监控或锁死入户门等多种办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当属首选。后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时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隐患，对私权侵害过大，不应采用。
三是损益均衡，即所保护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大致相称，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极端选择。比如若非疫情极其严重地区，不宜采用彻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关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内的销售门店，或是随意拔高复工标准阻止企业复工。由此，必须警惕抗疫措施“比谁更狠”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先有公安部反复强调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后有浙江省政府专门发文纠正过激措施，都值得各级决策者认真借鉴。
第二、政府应急决策应受何种程序约束？
决策程序本身不是应急手段，但却足以提升手段的正当性。应急决策与日常立法不一样，首先是紧急，必须迅速决策并立即实施；其次是独断，没有时间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充分论证。即便如此，法治原则也对决策程序有以下约束：
一是不得越权决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涉及限制个人权利的多数隔离/管制类应急措施，只有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实施，街道/乡镇、派出所/卫生所、社区/村队以及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主体，都无权自行决定。像铁链封门、禁止医护人员进小区这种从未上过县级以上政府红头文件的做法，显然就属于非法越权决策。
二是强调专家参与。应急决策效率优先，大规模民主协商不可行，但应尽量小范围听取专业意见，尤其要注意一线专家的声音。比如面对新冠肺炎这种新型传染病，风险如何、应否封城等关键判断，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的意见极为重要；但在确诊标准、是否人传人等问题上，一线医生的意见就值得特别关注。毕竟相比远程指挥的高级参谋，与敌人刀枪相对的一线将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是保留调整空间。应急决策事出紧急，又经常缺乏成例可循，考虑不周甚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实施的同时，必须保留调整空间。具体而言，首先要允许执行中对特殊情况“开口子”，并畅通“开口子”的决策通道，比如封城时要为非传染病重症患者保留异地求医可能，暂停公共交通时要考虑医务人员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于改进，该修正先前决策时绝不犹豫。毕竟应急决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规则稳定。这就要求决策系统保持信息畅通，及时接收并处理决策实施中的反馈信号。
第三、个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就应急抗疫法律关系而言，个人主要有三种角色：一是政府行为的相对人，也即私权受到临时限制的个体；二是自治成员，包括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身份；三是市场主体，尤其是经营抗疫防护用品和紧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个角色相对被动；第二三类角色则可能成为侵犯他人权利的主体。
作为公权相对人，个人除容忍并服从政府的应急扩权行为之外，还应保持足够的权利敏感，一则避免自身权利受到过度侵蚀，二则提醒政府及时修正不合理的应急抗疫措施。
作为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自治成员，个人在应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压制他人权利。比如集体投票禁止医务人员进小区、挖断村道阻止外人进村等行为，其非法性本来不难判断，但一则民众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则借口非常时期集体决策而有恃无恐。问题的解决，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严格执法，“该出手时就出手”，二要靠民众强化共情心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换位思考。
至于作为抗疫商品经营者的个人，必须认识到应急状态下的商品价格并不必然反映供需关系。或许多数经营者不懂相关法律，但只需记住一点即可：任何轻易赚大钱或快钱的方法，尤其是在应急背景下，都一定写在了《刑法》中。
（作者：兰荣杰，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责编：章华维、高红霞)
③ 你认为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哪些方面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摘要 您好，这道题由我来为您解答，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面对重大风险挑战，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法宝。危难时刻，党中央依法审慎决策，加强风险评估，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疫情。依法治国最终要落实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体现为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最高检、最高法、国家卫健委、公安部等四部委联合发文，严厉打击疫情防控期间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给一个赞，最后，祝您生活愉快。
④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疫情期间如何体现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原则，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科学立法，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组织编制法律体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是制定机构设置和组织编制方面法律的根本依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就要加快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组织编制法律法规体系，推动机构编制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改进机构编制管理方式。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制定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完善机构和编制方面的党内法规。协调发挥好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在规范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中的作用，把党政机构统筹起来考虑、设置，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党政机构新格局。要完善党政部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方面的规定，依法管理各类组织机构和编制，充分发挥法律引领、推动、保障机构改革的作用，保障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顺利、平稳、有序开展。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现组织法定，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奠定制度基础。
深化改革，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在行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上，要做到职责明确；在履行职能和行使权力上，要做到依法行政。要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要。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精简整合办事机构，精干设置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简化办事手续环节，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整合精简执法队伍，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解决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营造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全面提高政府效能。
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发挥法治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把握好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的关系。实现改革与法治相向而行、同步双赢，要求立法要主动适应改革要求，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按照改革方案和政策要求，全面清理与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相关的法律法规，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该制定的制定，为机构改革扫清法律障碍，为改革后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凡涉及法律设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事项，应当及时启动法律修改和废止程序，确保在法治的框架内推动改革。只有将改革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以法治的方式推动改革，以刚性的制度管权限权，才能增强改革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顺利完成改革任务。十三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用一节五条的篇幅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的产生、性质、组成、体制、权限和程序等重大问题，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就是为了确保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于宪有源、于法有据，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既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用法治的方式促进改革，充分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又要在改革中完善和强化法治，主动适应改革需要，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⑤ 结合中国抗疫,谈谈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的作用
一、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是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重要经验之一。这场抗疫斗争昭示人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巩固、完善发展，有广大干部群众的众志成城、奋发图强，没有任何困难挑战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脚步。
二、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在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和疫情防控中，国家整合制度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治理能力充分展现出来。战略方针上，“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指明了作战路径和方向。
三、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上，“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发起总攻，湖北和武汉人民英勇战斗，国家和各省区市医疗队、解放军指战员星夜驰援，各路英雄逆行出征，各类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战略布局上，“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全面展开，14亿人民人人是战士、个个作贡献，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磅礴之力。
(5)抗疫与依法治国扩展阅读：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艰苦战疫历练了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彰显出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社区党员干部一趟又一趟奔波在小院楼道，基层党组织书记一遍又一遍检查各种防疫措施，医护人员“我是党员我先上”的誓言践行在了最危险的第一线，“90后”火线入党、勇担重任的情景让人动容。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共产党员的身先士卒和无私奉献，让鲜艳的党旗飘扬在战疫一线。
参考资料：人民网-在抗疫斗争中感悟制度威力
⑥ 从权力、自由和法治的角度写几条抗疫宣言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宪法》第34条）/诉愿权（参见《宪法》第41条）/政治自由（《宪法》第35条）. 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36条）.人身自由（《宪法》第37条）.
⑦ 毛概疫情防控下的全面依法治国如何进行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
⑧ 中国抗疫体现了哪些制度优势
这次抗疫斗争，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的人民至上的价专值优势、党的属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稳则国家稳。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充分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领导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这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8)抗疫与依法治国扩展阅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创建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国家制度，其承载的价值必然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即坚持人民至上。
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这次抗疫斗争，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的人民立场和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的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⑨ 中国和西方抗疫模式区别
1、不同的抗疫模式。现在归纳起来，已经出现了四种模式：
（1）以中国为代表的全面管版制，按下暂停键；权
（2）以新加坡、日本为代表的精准管制，经济不停滞；
（3）以伊朗为典型的管制不够、能力不足；
（4）以英国为代表的优胜劣汰，各负其责。
2、主动管理VS被动管理
在西方，政府更多的是呼应市民自己采取自我主动管理，但不会一上来就采取通过行政措施进行强行限制的方式，要采取措施也必须要走相应的法律程序。
中国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手段，对企业、公众场所、市民进行了“按下暂停键”的被动管理措施。而西方，更多的是呼吁市民进行自我主动管理。
3、资本利益VS不计成本
这次在疫情面前，中国迅速作出由财政支付新冠肺炎防治治疗相关费用的决策。而且中国也有足够的行政管理、基层社区人力资源保障。这也是中国能够不计成本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
对英国，意大利，德国这样有钱的国家，虽有财力但没有足够的人力来进行支撑，或者说不像中国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积聚如此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