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程序简化

Ⅰ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能否适用 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之初探

但理论界普遍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宜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其理由主要是未成年人在诉讼中的防御权、救济权等要予以特别的保护。另外，由于未成年人辨别能力和认知能力的低弱原因，通常不能确切理解指控的性质、作有罪认证及答辩可能导致的后果，因此不能适用简化审。笔者认为，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又作有罪答辩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突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和教育的前提下，有条件地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庭审效率，而且也体现了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司法保护，有利于未成年犯的矫治和改造。 一、普通程序简化审产生的背景和意义 我国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吸收了国外的经验，遵循繁简分立的原则，在普通程序之外，依法规定了简易程序。以此来达到分流案件、减轻司法负荷的目的。所谓简易程序是专门为案情简单、证据充分的案件设立的一种法庭审理程序。但是，由于程序设计的原因，简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仍不能完全满足提高诉讼效率的实际需要。 1、普通程序简化审的产生 当前刑事案件一直微升不降，司法人员工作负荷很大，如何在案件量不变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缓解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任务。实际上，刑事案件错综复杂，繁简不一，仅以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模式审理案件，已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控辩双方没有争议或分歧的案件，如果一律强调必须适用繁琐严密的普通程序，不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在此背景下，实践部门在大量挖掘现行法定简易程序的同时，又改革探索出一种新的简易程序类型，即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它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指控罪名供认不讳、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在试点阶段，对这一改革方式的名称尚不统一。有的称为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有的称为普通程序快速审理；也有的称为简易程序扩大化审理。各地相对用得较为普遍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确认的名称是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 2、普通程序简化审的特点和法律性 笔者认为，普通程序简化审是在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框架内，针对简易程序不能适用、实践中确又无须完全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为一些案件专门设计的一种庭审模式。普通程序简化审只是将庭审程序中的某些环节予以简化，不是庭审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试行这一程序的法律依据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5条之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人也可以向被告人发问。从规定中可以看出，对于讯问和发问的程序，法律没有作出强制性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进一步强调。同时，《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书证、证人证言的出证及质证，也没有加以特别的规定。因而，这些立法和实践中的各种因素为创建普通程序简化审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二、未成年人案件能否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价值选择探讨 1、两种观点的冲撞点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能否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目前尚存争议。持否定观点认为，程序及内容的简化意味权利的受限。尤其是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期，心理和智力尚不成熟，认知和察别能力相对较弱，其依法享有的辩护权、质证权及对作有罪供述法律后果的认知权难以得到保护。持肯定观点认为，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简化审，能减少不必要的诉讼拖延和未成年人在庭审羁押中的恐惧感，符合审理未成年人案件应遵循简约快速的原则，若无必要的庭审拖延和诉累，也有悖于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综观以上两种观点，对适用简易化程序的效益价值没有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公正性能否得以体现。 2、价值取向应考虑公正与效益价值的制衡 对效益价值的强调是推进简化审程序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但效益不是简化审程序存在的唯一根据。公正作为刑事司法制度追求的灵魂，是各种审判程序的根本价值。普通程序简化审的产生和运用，是公正和效益之间制衡的结果。 对未成年人案件有条件地实行简化审，缩短了普通程序的某些环节，减少了不必要的拖延，当然也实际上限制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参与质证权等，公正性受到影响。然而公正与效益之间仍然是可以制衡的。在公正与效益冲突的程序中，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方式加以平衡和协调，如通过对最低公正标准的保障或最低程序等设置来实现。因此，对未成年人案件有条件地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其前提是在坚持公正的基础上，对效益的提高。它并不意味对效益的追求而放弃公正，而是仍然要将公正价值作为效益价值实现的基本前提。由于这种程序的特殊性，公正价值在其中的要求也非绝对的，但这种调整和降低，不能违：背程序公正的最低标准，这要求我们在具体适用中留下一定的空间，通过设置最低公正标准，使未成年人享有公正的权利，如享 ······尊敬的用户，您好：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Ⅱ 查办案件简易程序如何设立

张勇 陈仕丽 2008年，中央纪委对严格依纪依法办案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规定，纪律检查机关调查办理违纪案件有七大程序，如果是涉及大案要案或者本地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则应执行的程序和手续还要增加。 目前，基层纪委在查办案件过程中普遍反映程序繁琐、手续材料多，包括以下具体情况：初核阶段，行政执法部门已作充分调查，纪律检查机关再进行初查是否必要。调查阶段，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调查并作出行政决定的案件，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再由纪律检查机关对案件进行调查是否必要，如果调查结果与行政执法部门不一致，应当如何处理？移送审理阶段，基层纪委人员有限，实际工作中无法做到查审分开，审理小组形同虚设。组织审查阶段，经常会遇到调查涉及的党员长期外出，甚至故意回避导致无法履行相关程序及手续的问题，造成案件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查结，由此还会诱发其他不利因素，影响党组织的公信力等。 行政法治建设为纪律检查机关设立简易程序创造了基础条件。纪律检查机关受理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类型案件，大都为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调查处理后移送，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水平直接影响纪律检查机关查处这类案件的效率。随着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相继出台，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备，行政执法水平得以有序提高，行政行为趋于公开、透明、规范，这也为纪律检查机关设立案件查办简易程序奠定了基础。 刑事诉讼法确定适用简易程序必须同时满足两项要求：一是简易程序只能适用于简单案件，即事实清楚、情节简单、法定刑较轻的案件；二是程序分流的前提，即要有一定规模的流量，如果流量太小，程序简化的作用难以体现出来，同样达不到实现效率的目标。 参照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笔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事实清楚、案情简单、当事人没有争议的案件，或者是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案情简单、程序合法的案件；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案件；由基层纪委立案查办的案件。 案件查办简易程序的内容包括：在初核阶段，初查报告、集体审议初查报告记录可以简化，初查情况可在初核结果审批表具体体现。在调查阶段，对于行政执法部门已经调查核实并作出行政决定的案件，只要审查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提取复印全部证据材料后，可直接制作错误事实见面材料；对于无法到位履行手续或者故意回避的违纪人员，可以采取书面通知、电话记录等形式告知本人或其直系亲属，督促其在规定时间内履行手续。在移送审理阶段，审理小组只作形式审理，即整理完善案件材料，实质审理工作可交由上一级纪委审理部门。在组织审查阶段，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扩大执行特殊程序的范围，对违纪人员长期外出或故意回避，或确实存在其他客观原因，致使无法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或无法形成支部处分决定的案件，由基层党委形成书面报告，经报批后，由上级纪委直接下达处分决定。在宣布执行阶段，处分决定经批准后，在一个月内采取适当方式向受处分人宣布。 此外，上级纪委应把握程序简化的底线，做到既不影响查清案件事实，又要充分保障违纪人员的合法权利，正确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平市纪委案件审理室 南平市政和县纪委案件审理室）

Ⅲ 公司法的立法概况

我国的《公司法》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2005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二号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新《公司法》共十三章二百一十九条，原法中只有二十余条内容未变。其他条款内容均有所添加或删改。新法条款数量略有减少，但立法体系与法律结构更为合理严谨。
新《公司法》的立法理念更为适应市场经济之需要，体现了鼓励投资，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诸多不必要的国家干预的条款，废除了股份公司设立的审批制，减少了强制性规范，强化当事人意思自治，突出了公司章程的制度构建作用，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股东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此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于2005年12月18日修订颁布，随《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Ⅳ 1.简述小额诉讼程序特别规定。

由于2012年修改的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对小额诉讼程序进行的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具体的操作性。

该法实施两年多来，各地的小额诉讼程序实施情况不一，在具体操作、适用范围上也不尽一致。

在2015年颁布的民诉法司法解释对此予以专章规范。

Ⅳ 简述民事简易程序的审理特点

特点之一: 起诉方式简便.原告本人不能书写起诉状，委托他人代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
特点之二: 受理案件的程序简便.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其派出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其派出法庭可以当即受理，也可以另定审理日期。当即受理的,可将起诉、审查起诉、受理和审理案件一并进行。
特点之三: 传唤当事人和通知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方式简便 .可以随时用简便的方式传唤当事人和通知其他诉讼参与人。如口头传唤和通知、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
特点之四: 实行独任制审判 .
特点之五: 开庭审理的程序简便.在庭审时，不必拘泥于各个阶段的先后顺序，可以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合并进行，由审判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特点之六: 举证期限较短.当事人双方未协商举证期限，或者被告一方经简便方式传唤到庭的，当事人在开庭审理时要求当庭举证的，应予准许；当事人当庭举证有困难的，举证的期限由当事人协商决定，但最长不得超过15日；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其提出申请的期限不受最高法院《民诉证据规定》第19条第1款、第54条第1款的限制。
特点之七: 审结期限较短.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这3个月是法定的不变期间，不能延长。
特点之八: 裁判文书可以简化.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判决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

Ⅵ 汤旭:基层检察机关如何应对新刑诉法对简易程序的变革

新刑事诉讼法对于简易程序的修改,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变了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层级,即将适用主体由“人民法院”改成了限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排除了其他级别的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性,这样的更改有效保障了其他层级法院管辖案件中被告人的权利。二是改变了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确定标准,即从原来的根据案件种类、可能判处的刑罚种类及检察机关的建议、同意与否作为标准,变更为从案件事实、证据情况,认罪情况及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角度确定适用简易程序。这一重大转变,扩大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同时,也更加体现了新刑事诉法强调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这是立法的重要进步。三是加强对简易程序的规制,限制简易程序适用的情形,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审判公正。同时规定相应救济或纠错程序。对于不具备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及时作出变更处理。四是明确了公诉人应当出庭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210条(原第17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对于这一规定,虽然很多基层检察院反映这是增加了公诉人的出庭量与工作量,存在司法资源浪费的可能,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在加强诉讼监督,形成控辩裁三方诉讼职能作用的典型审判程序样态的同时,也是试图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一个方面。 新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将给公诉工作带来较大影响,需要检察机关积极应对,有效解决。公诉部门在积极应对中应该冷静客观研判形势,及时采取对策,捕捉机遇,努力开辟公诉工作的新格局: 一、全面集中出庭弥补监督缺位,节约司法资源 。此前刑诉法规定,简易程序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在最高检2008年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显示,简易程序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率不到3%,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整个刑事案件中占到40%左右。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又不到庭支持公诉,不符合诉讼规律。出庭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平台,大量公诉案件不出庭,也不符合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新刑诉法更好地契合了诉讼规律,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以前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的简易程序公诉案件,现在“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一变化,对加强法律监督,强化权力制约,多方保障权益都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也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挑战。 鉴于“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势必造成基层检察院工作量的加大,笔者认为应对措施是集中审理并出庭公诉简易程序案。检察机关应与法院、公安机关做好衔接,构建协作机制。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尽量采用相对集中移送起诉、相对集中办理、相对集中提起公诉、相对集中出庭方式办理。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传所有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到庭后,集中查明被告人的情况,并告知各项诉讼权利,同时检察院集中派公诉人统一出庭支持公诉,同时进行庭审辩论与最后陈述,同时宣判,还可将同类型、情节类似、刑期相近的案件集中审理,被告人可以相互了解案情与判决结果,实现量刑均衡,这不仅有利于保障公诉工作案多人少背景下程序公正的实现,也是追求实体公正的要求,切实提高适用简易程序公诉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和审理的效率,更好地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 二、建立审前快速办理机制。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将直接导致基层简易程序的案件激增,对此,检察机关应该探索出更加科学的办案机制,以适应这种变化,可以尝试建立审前快速办理机制。 首先,本着案件繁简分流的移送原则,可与公安机关协商集中移送可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扎实,犯罪嫌疑人认罪且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案件)。对不属本院管辖、案卷材料不齐、证据不扎实等案件,不予受理,退回公安机关处理。 其次是简化办理过程。一是简化文书格式。《简易程序审结报告》建议采取格式化套打方式,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重复工作量。二是在办案时简化讯问(基本情况、犯罪事实、认罪),讯问时最重要的是充分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三是实行专业分工。建议以各办案小组为单位,自己协调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办理方式。如相关换押、告知、送达等事务性工作由某人负责,案件承办人则集中精力做好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的审查,案件处理意见和相应出庭预案的拟定。 三、积极探索简易程序的审理方式。通过召开检法联席会议,就庭审方式方法、庭审制度创新等问题进行沟通,对起诉书宣读、讯问、举证质证、发表量刑建议等环节进行合理规范。起诉书宣读,重点宣读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简化讯问环节,重点围绕焦点问题讯问,案件事实没有争议的可以省略讯问环节;简化举证、质证环节,重点说明证据证实的问题;简化法庭辩论,重点就量刑进行辩论,并注重强化教育、挽救和法律宣传效果,确保程序合法、实体公正。 四、提升出庭支持公诉能力。构建以出庭为中心的公诉工作格局,以出庭能力作为衡量公诉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能力要求将会越来越高。要采取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对抗演练、命题演讲等活动,不断督促公诉人通过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增强出庭支持公诉的能力。同时,要充分运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观摩庭审、合议庭评价反馈、庭审陪审员员旁听评价出庭情况等多种途径健全公诉人出庭考核机制,使年轻公诉人迅速成长起来。同时保证公诉部门的办案车辆、多媒体示证等需求,提供工作所需的必要保障,提高简易程序案件出庭的效率与质量。作者系安徽省凤台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Ⅶ 你对我国公司法立法之改革的看法

一、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 1、降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的资本最低限额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高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不利于调动出资人的积极性,并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是不利于外资的进入。因此,注册资本最低额的限制应根据公司的经营方式的不同而灵活的掌握。 2、减少制度规则为公司设立增加的成本。为了简化投资设立的手续,我国公司法的改革应确认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公司依公司法所规定的条件在工商行政机关注册登记而成立。以前公司的设立方式有特许主义,行政许可主义,通过这两种方式设立的公司都需要政府的审查。公司设立依准则主义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一切审查,它只是要废除政府主管部门对公司法人成立的审批,而不是废除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查。公司实行准则主义设立的方式是在纠正市场准入的限制的竞争中向前迈进了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 二、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 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和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其主要特点是对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 1、健全股东大会制度,落实股东大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股东大会是股东行使监督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等一系列权利的重要平台。在中国,股东大会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权利并无实际上的权利,有些公司的股东大会被大股东操纵控制,而有些股东大会议事程序不规范。因此,在公司法的改革中,应在健全股东会的具体规则上加以详细的规定,确保股东大会及时、顺利地召开,使有表决权的股东能够按自己的内心真意行使表决权,保护股东合法的权益,推进股东大会运转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2、完善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是一个通过召开会议集体行使表决职权的机关。一般情况下,董事会是由若干董事组成,通过董事行使表决权来做出决定。不同的董事会制度对董事会的独立性及科学的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影响很大。因此构建一套合理的董事制度对完善公司治理至关重要。 其一,设立专门委员会。完善董事会制度应从董事会的组织机构入手,保证董事会有一定的独立性,避免董事会成为大股东操纵公司的工具。目前,外国公司董事会制度就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各专门委员会,以保证董事会能做出独立、合理公正的决议。 其二,完善董事会的动作机制。健全的公司组织机构是完善董事会制度的前提,但是公司机构的有效运作是实现组织机构设置的目的,保障董事会能够对公司的经营、市场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并且能迅速化解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它主要包括董事会权力的完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的完善及对董事会会议瑕疵救济的完善。首先,董事会的权力是私法上权力,不同于公法上的行政权力,它是一种私法自治的扩张和补充。董事会实际上代行着公司的权力。其次,从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是上看,董事会的会议频率应合理化,而不用强制的法律条文加以规定。同时,为了避免董事会成为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工具,董事会必须牢牢掌握会议议程,如明确会议前的准备工作,完善并严格遵守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而不能任凭经营者操纵董事会会。 3、有效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是保证公司治理中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方面。在我国,监事会职能虚化的现象十分严重,上市公司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利用职权进行违规的关联交易或对披露的财务报表造假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不力,也因此引发了社会经济问题。首先,法律规则没有完全体现监事会制度的本意,权限不完备、手段缺乏、义务不充分。其次,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监事会无法监督。公司的信息最容易被接近信息的执行业务的董事,经理层独占,监事会完全依靠经理层提供的信息进行监督,或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信息而无法行使监督权。因此,保持独立性是监事会有效履行监督权的根本前提,而且监事会要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监督会的责任,保障监事会责、权、利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充分发挥监事的积极性,确保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三、不与WTO 规则相悖。 为更好地与国际上各国及WTO规则的顺利接轨,我国应在公司法改革中实现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法的并轨,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我国从1979年陆续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这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于吸引和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三部法律已不在符合国际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大大落后于中国现行公司立法。为了鼓励外商投资,应尽快废止这三部外资企业立法,实现外资立法与公司法的并轨。

Ⅷ 督促程序的立法问题

为减轻当事人讼累，提高法院审判效率，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进程，是世界各国都在研究的课题。完善以简便、快捷为特色的督促程序，符合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督促程序是为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特定案件所设置的程序，符合不同案件适用不同程序的要求，契合简化诉讼程序，迅速审理案件，以保障程序公正与效率的司法改革潮流，故在中国，督促程序应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由于中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对督促程序的规定尚不完善（尽管正在逐步完善之中），造成司法实践中不便于适用，影响了影响了督促程序优越性的发挥。因此，应结合司法实践，探索督促程序立法的完善，以发挥督促程序的独特作用。
应明确确立法院的有限审查制度
督促程序不需开庭审理，只需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和书面证据材料，也即仅仅是一种书面审理活动。因此，人民法院的审查在督促程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民事诉讼法》督促程序一章中，仅有的四条规定极为原则，有关人民法院的审查仅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中有所规定，但法院的审查是否就局限于此，还是应当包括更多方面的审查？各地人民法院对此的认识和理解难免有出入，特别是对债权人之申请与债务人之异议能否进行审查、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认识不一致，故导致适用中发出支付令的范围与终结督促程序的条件也不一致。鉴于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不同，应结合督促程序的特点，确立法院对支付令的审查制度，即明确支付令发出前人民法院应进行形式审查和有限的实质审查，同时赋予人民法院对债务人所提出异议的有限审查权，以提高支付令的正确率和生效率。为何要确立法院的有限审查制度，人们应当从督促程序的法理精神和内在规定性上来理解，应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深层次的意义来理解。首先，在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人民法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每一程序步骤的实施都离不开法院的审查活动；其次，仅进行书面审理的督促程序，法院的审查应该既有形式的审查，也有实质的审查。法院不能对债权人的申请和债务人的异议进行任何审查，这种看法与做法是绝对和片面的。确立法院对支付令的审查制度，有助于规范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作法。
法院的审查是必要的，那么法院的审查应该是什么样的审查？按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人民法院对支付令申请处理分为受理前与受理后两个阶段，人民法院对这两个阶段均应进行审查。从外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一般都不要求对支付令申请进行实质审查。但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88条及随后条款所规定的不通过法庭审查而能够得到被执行的判决的即决程序（即督促程序）规定，法院须审查该申请是否符合即决程序的条件，而且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审查实质问题：权利要求必须非常清楚，以区别于其他权利要求，债务存在可能性大，它不应当是显然没有理由的。中国基层人民法院对债权人的申请，受理前的审查是形式审查，受理后的审查是有限的实质性审查。前者主要审查申请手续是否完备，申请书是否明确，申请人有无当事人资格或诉讼行为能力，有无证据，是否属于本院管辖，是否属于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的请求，债权人是否负有对待给付义务、支付令能否送达债务人等。后者主要审查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明确，请求是否合法。
人民法院应否对债务人提出的支付令异议进行审查，以及应当进行什么样的审查，理论上、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在实践中，有个别法院或一些审判人员认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1条规定的以缺乏清偿能力为内容的债务人异议不影响支付令效力外，对债务人提出异议的均不予审查，而应一律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有些法院则就债务人的异议进行是否依法提出的审查。而司法实践中，鉴于存在较多债务人滥用异议权，导致督促程序终结，债权人无法通过督促程序迅速获得执行依据的现象，审判人员强烈要求赋予法院对债务人异议的实质审查权，以遏制异议滥用的现象。如果人民法院一收到书面异议就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未免太机械，易使督促程序失去应有的意义；而不进行审查，也无法确定是否“对债务本身没有异议，只是对清偿能力、清偿期限、清偿方式提出不同意见”。因此，规定人民法院对债务人提出的异议加以审查，与督促程序的性质、特点并不矛盾。但这种审查不应是全面的实质性审查，而是有限的审查，审查内容主要是债务人的异议是否为合法异议，是否针对债务本身提出。此外，为遏制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现象，还应审查债务人的异议是否附具理由，但不应审查理由是否成立，否则，与督促程序的特点不符。
督促程序 尽管中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人民法院发出支付令的要件进行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对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等的理解不同，使支付令的受理范围较为混乱，各地把握的可申请支付令的案件范围宽窄不一，有些法院仅受理要求给付因借贷产生的债权请求，甚至仅仅受理因公民之间的民间债务关系而要求给付的支付令申请；有些法院受理“债”的分类范围下的借贷、买卖、加工承揽等关系中有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请求的支付令申请，有些法院则不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只要已转为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请求，其他条件又具备的，就予以受理。由于在执行中理解不一，有人认为有些法院随意扩大了适用督促程序的案件范围，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对适用督促程序案件的范围规定过宽，“导致一些基层法院对借款合同、购销合同纠纷案件等都适用了督促程序”。其实，借款合同纠纷案正是适用督促程序的典型案件类型；购销合同纠纷案中，如果一方给付了货物，另一方未给付货款，应收货款的一方在货款明确的情况下亦可作为债权人选择适用督促程序，要求法院督促已收货而未付款的另一方清偿货款（如果其他条件也符合）。这些都说明，现有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支付令适用范围的规定确实不够具体、明确，且已引起了适用上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在中国《民事诉讼法》或相关司法解释中，进一步规范支付令的适用范围，明确界定适用督促程序的债务案件的范畴，界定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与督促程序案件的适用标准，从源头上解决适用督促程序案件范围混乱的问题。
完善对无法送达债务人的支付令的处理规定
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是申请支付令的条件之一，但实践中无法送达屡见不鲜。基于法律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无法送达的支付令的不同处理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施行的《适用督促程序若干规定》第六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发出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内无法送达债务人，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这一规定，改变了对无法送达的支付令无法律或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如何处理的现状，对司法实践中以付令的处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对于无法送达债务人的支付令的处理，仍需结合司法实践，借鉴外国民事诉讼立法的有关经验予以进一步完善。
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支付令无法送达债务人的处理都有规定。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411条规定：“附有支付的裁定书，如在其作出之后6个月内未予送达，即失去效力”。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88条第3款规定：“由于债权人所提供的场所没有债务人的住所、居所、营业所或事务所或者就职场所而不能送达督促支付时，法院书记官应当将该情况通知债权人。在此种情况下，债权人在收到通知之日起2个月的不变期间之内，不再提出申请过的场所以外的应送达的场所申请时，视为已经撤销督促支付的申请”。从上述有关支付令无法送达于债务人时的处理规定看，中国有关司法解释中三十日的期限是较短的，但更符合督促程序快速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债权人在法院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后，可以选择实现其债权的其他方式。但法、日民事诉讼法中对开始计算无法送达的时间则是明确的：“作出支付令之日起”、“债权人收到通知之日起”。中国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发出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内”，仅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明确的，但从实践作法上看，则不够明确：发出支付令是指法院制作签发，还是到债务人住所地发出？如按照中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的规定，发出支付令之日应指到债务人住所地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此外，日本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也值得人们借鉴，即应将支付令不能送达债务人的情况通知债权人，由债权人积极寻找债务人或提供新的住所。如果债权人申请支付令后，支付令是否已送达，债权人不清楚，反而得知已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债权人将很有意见。实践中，许多法院也是将无法送达的情况告知债权人，由债权人另行提供线索。
结合司法实践的经验与作法，应规定经过一定的次数仍不能送达的，才能裁定终结督促程序。这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活跃，人员流动性大，一时送达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债务人下落不明，而是未时时在其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送达支付令到债务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时，其住所地虽有其他人，但债务人或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收件的人不在，又没有符合条件的代收人。因而支付令一时无法送达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一时无法送达不等于此后也无法送达，当然，象上述情况经数次送达均无法直接找到债务人本人或有权签收的人，也应视为无法送达，否则浪费了司法资源也达不到迅速保护债权的目的。因此，无法送达也应有个量化的标准。
因此，关于对支付令无法送达债务人时的处理，今后的相关立法中可规定：从人民法院第一次到债务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送达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内，经通知债权人另行提供送达场所，并经二次以上送达仍无法送达债务人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
督促程序
应对债务人滥用异议权予以适当限制
债务人对异议权的滥用是当前影响支付令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故在司法实践中，债权人及审判人员大多希望能对债务人的异议权予以合理限制。因为一些被申请人为了拖延其对债务的履行，往往对支付令故意提出一些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异议即滥用异议权。一些申请人则因为这个原因，往往放弃选择督促程序解决债务纠纷，这种现象使得督促程序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债务人的异议权应予肯定，对其异议权不应予以限制。但对司法实践中债务人滥用异议权较多的事实也不能忽视。所以，应在不违反督促程序的性质、特点的情况下，在立法上对债务人滥用异议权之行为予以适当限制，才能既及时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又切实保护债务人依法行使异议权，从而充分体现诉讼经济与效率原则。由此出发，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限制：
1、对异议进行必要审查。此处所谓之必要审查，是指对提出异议的主体、期限、内容、形式等进行审查。除了应确立法院的审查制度外，对滥用异议权的限制方面，应规定债务人提出异议应附上理由，债务人应针对支付令的请求内容，逐一明确提出具体异议，说明是全部还是部分异议，或是其他方面的异议。由人民法院对债务人之书面异议进行程序性审查，应看是否依法提出，是否附有理由，但不要审查理由是否成立，不对债务事实和责任的承担进行审查。附有理由，才能从程序上判断异议是否为合法异议，是否为中国司法解释中所指的不影响支付令效力的“异议”，这样对故意编造理由以推脱履行的债务人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也才能进一步判断债务人的异议是否为故意拖延债务履行的手段。
2、若债权人另行起诉而获胜诉的，应一并判决此前的申请费和督促程序中其它诉讼费用由债务人承担。在督促程序中，因债务人对支付令提出书面异议而终结督促程序，申请费由申请人承担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究竟谁有理，尚不能确定，故申请费暂时只能由债权人负担。但如债权人此后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且债务人败诉的，若债权人请求判决由债务人负担申请费和其它诉讼费的，应规定可判令由债务人负担申请费和其它诉讼费用。这是因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反而滥用异议权，造成债权人蒙受负担支付令申请费和其它诉讼费用的损失，显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督促程序
3、因债务人提出异议而致使支付令失效，债权人另行起诉后，经过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审理，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支付令确定的事实一致，而债务人故意提出异议拖延债务履行，或发现债务人在督促程序中提供虚假证据，以推诿、逃避应负债务的，应对债务人故意拖延债务履行的行为按妨害民事诉讼论处，依法对其适用相应的强制措施，从而达到抑制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目的。
此外，针对债务人的异议权问题，应在立法中确立异议驳回制度。中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督促程序的规定中无异议驳回制度，故债务人提出异议的，无须审查其理由是否成立，即裁定终结督促程序，而对逾期提出异议的，或不是针对债权债务本身的，不影响支付令效力的“异议”，亦不对异议人的异议作出任何处理。司法实践中，债务人提出异议后，均希望法院对其异议有所反应，其中对于裁定终结督促程序的，债务人固然可知道其异议后果，但如果没有终结的裁定，债务人是否会知道其异议不属合法异议呢？显然未必。事实上，一般债务人收到支付令后，看到支付令中限令其十五日内履行债务或提出异议的内容，通常都以为只要提出任何异议，支付令便都不能付诸执行。而中国因无异议驳回或告知制度，债务人提交异议书后，审判人员若认定不属合法异议，不影响支付令效力，则会在异议期满后将此支付令案件报结。而此后债权人申请执行，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时，债务人则往往抵触情绪较大，其理由就是此前已提出异议了，支付令没有效了，法院还来执行，就是执法不公。
对于逾期提出异议，不是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本身提出的异议等不合法之异议的驳回，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94条第1款规定，“简易法院认为督促异议不合法时，即使有关督促异议的请求属于地方法院管辖，也应当以裁定驳回该督促异议”。中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518条规定，债务人于支付命令送达后，逾二十日之不变期间，如提出异议者，法院应以裁定驳回之。结合司法实践中所遇到之问题，借鉴以上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国也应确立对逾期异议或其他不合法异议的驳回制度，使债权人与债务人及时明确其异议的效力和支付令的效力，据此，债权人可及时申请执行；债务人如认为支付令错误，则可以及时采取其他救济途径。
完善对支付令之错误的救济制度
由于督促程序仅以债权人单方申请为基础而启动，故法院所发出的支付令难免与实际情况不符，而债务人又可能不了解《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从而未能及时提出异议，或有其他原因，而使已生效的支付令存在错误。对此应如何处理，中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函（1992）98号《关于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应如何处理的复函》中，对生效支付令有错误的应如何处理作了规定。最高法院法释（2001）2号《适用督促程序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也重申了法函（1992）98号复函中关于对生效支付令确有错误的处理意见。对生效的支付令是仅设立支付令撤销制度，还是可以申请再审，理论上有不同的探讨。就所规定的支付令撤销制度而言，这也是正确适用法律从而在程序上所作的补救措施之一。对于本院作出的生效支付令，法院院长发现确有错误，需要撤销的，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那么法院院长如何才能发现支付令之错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或案外人谁可以启动补救程序，当事人如申请对错误支付令的救济，其途径、期限如何，法院又当在何样之期限内予以纠正等，均应予以规定。应允许被申请人向法院提出撤销支付令的申请；对于支付令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或侵犯国家、集体财产利益的，也应允许第三人或受损害方提出撤销支付令的申请；申请期限可确定为从收到或得知支付令内容后的二年内（参照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申请再审期限）；人民法院收到撤销支付令之申请后，应决定是否进行立案审查，认为确有错误的即报院长，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从立案审查到最后作出处理决定，应该不超出再审民事案件的通常审限也即六个月。
督促程序
对于确有错误的生效支付令是否可提起再审，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时应如何处理的司法解释中，对支付令不得申请再审的规定，值得商榷。首先，支付令在异议期届满生效后，即具有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对生效判决、裁定，如具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法定事由，即可申请再审，对支付令如有法定事由认定确有错误，同样应可申请再审。其次，对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即“裁定撤销原支付令，驳回债权人的申请”亦为不妥。因为，驳回债权人的申请，主要发生在支付令申请阶段，而法院据债权人的申请所发出的支付令既已生效，便只有通过再审，才能确定对原支付令是维持或是撤销，而不是只能有“驳回债权人申请”这一处理方式上的单一结果（当然再审后也可能发生这一结果）。最后，对生效的支付令，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也必须要经过再审程序。因为在审判实践中，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依法提起再审后，经过再审，仍然存在不少维持原判的情况，因此，如不经过任何审理程序，而只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就直接裁定撤销原支付令，驳回债权人的申请，似有以偏概全之不妥。因此，为健全和完善对错误的生效支付令的司法救济，可赋予当事人“认为生效支付令有错误”而行使申诉权和申请再审权之机会，当然同时也应对生效支付令“确有错误”之含义作出尽可能规范的界定。 中国《民事诉讼法》督促程序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无应送达支付令给债权人的要求，因此，司法实践中，有的在送达支付令给债务人后，送达一份副本给债权人，也有的只是口头告知债权人已发支付令而未送达支付令给债权人。这就使得债权人可能没有执行依据，难以掌握申请执行的具体时间。中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15第1款规定：支付命令送达于债务人后，法院应速通知债权人。其立法理由是：支付命令之送达，审判部门应以职权为之，应令书记官通知债权人，俾知支付命令之效力发生期。对于债权人，应依送达及其他方法，交付支付命令，以供日后受假执行宣告之用。这样的立法值得人们借鉴，也即应在立法中规定当支付令送达给债务人后，应将支付令副本送达债权人，以便债权人了解支付令的内容及发出的时间，以及支付令生效的时间，以便申请执行。对于支付令因异议而失效的，也可作为时效中断的根据之一。

Ⅸ 如何理解民法总则立法目的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条，明确表明了立法目的：“为了保障版人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权，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