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治论

① 刑法马克昌高铭暄第六版和第七版有什么区别

您好，一般在第五版的前言部分会有此次修订的修改部分，您可以去仔细查看一下，

② 刑法毕业论文

刑法的宪法化原则研究
[摘要]基于国家的理性治理思想和刑罚权的特别规
制需要,刑法的宪法化原则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发展的
必然。在西方法治国家中,作为厉行刑事法治所遵循的一
个重要准则,刑法的宪法化原则在近现代已经得到广泛的
应用。全面、准确地界定它的基本含义,系统、科学地确定
它的基本内容,是在刑事法治实践中应用它的重要前提。
只有实现刑法的系统宪法化和法治化、宪法的司法化,它才
能真正地在刑事法治实践中得到贯彻。
[关键词]刑法;宪法;刑法的宪法化;刑事法治;法治;
宪法的司法化
[中图分类号]DF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628(2008)01-0027-05
作为根本大法,宪法是从总体上来限制和规范
国家权力,确认和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宪法所
限制和规范的国家权力当然也包括刑罚权在内。
但是,考察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宪法,我们可以发现,
其中许多宪法也专门把刑法的基本原则或其他重
要内容纳入了自己的规范范围。这种现象就是刑
法的宪法化。在西方法治国家中,把刑法的基本原
则或其他重要内容纳入宪法规范范围已经成为刑
事法治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准则。我们把这个重要
准则称为刑法的宪法化原则。尽管在过去人们并
未明确提出刑法的宪法化原则,但是它在刑事法治
建设中的应用是有目共睹的。在刑事法治建设中
贯彻这个原则,一方面可以使刑法的基本原则或其
他重要内容得到宪法的体现和保障,另一方面可以
使刑法和宪法连接起来,使刑法从内在上符合宪政
的精神和原则。
虽然刑法的宪法化原则是一个重要的刑事法
治原则,但是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还是比较少
的,①特别是系统的理论研究。在本文中,我们试
图从思想基础、历史沿革、基本含义、基本内容和实
现方式等方面对它进行全方位的理论研究,以期为
刚刚步入轨道的我国刑事法治建设提供一些有益
的指导。
一、刑法的宪法化原则的思想基础
从多个方面、多个层次上分析刑法的宪法化原
则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可能会产生许多不同的
观点。我们主要试图从宪法和刑法两个方面来分
别分析。在宪法方面上,国家的理性治理思想是这
个原则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刑法方面
上,刑罚权的特别规制需要是另一个重要思想基
础。
(一)国家的理性治理思想
国家是社会内部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而
国家权力是社会内部不同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

合力,是国家得以存续的实质基础。国家治理则是
国家权力行使和作用的过程。人类社会早期的国
家应用一种自发的治理模式。所谓自发的治理模
式,是指在人类对国家内在规律的认识不足基础上
的盲目的国家治理方式。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
社会中,人们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虚幻的神或者
天,行使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是这些神或者天的代
表,建立在这种虚幻基础上的国家治理几乎完全变
成统治阶级意志的表演舞台,也就变成了现在人们
通常所说的人治。在这种自发的治理模式下,国家
权力也并非可由统治阶级完全恣意行使的,而是受
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的,例如,社会经济条件、统治阶
级力量的大小、社会文化因素等。但是,这些制约
是客观的,而非自觉的制约。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自身
和国家的认识发生了深刻性变化。人们逐渐认识
到,人类个体具有独特的价值,国家是由个人组成
的,个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和目的。再者,国家权力
的真正来源并非虚幻的神或者天,而是人类自身。
国家权力并不是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独有物,而是全
体社会成员的共有物。它来源于个人,并且应受制
于个人。因而,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对国
家权力应当进行合理的配置,并自觉地把它限制在
一定范围内。这些理性的人性观和国家观,为国家
理性治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基于这些观念和思想,人们开始深入探索如何
合理地配置和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正是通过这
种探索,近现代宪政思想应运而生。[1]宪政思想的
基本内涵在于通过宪法来合理地配置和有效地限
制国家权力。通过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权力的正当
来源、国家权力的类型和范围、不同国家权力之间
的关系、行使各种国家权力的机关及其职责等,特
别是国家权力的类型和范围、不同国家权力之间的
关系。通过宪法,确认公民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这
种特殊的法律规范,就是宪法。根据宪政思想,宪
法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上,是国
家的根本大法,规定这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和重大
问题。宪法已经成为实施理性治理模式的重要前
提。当然,一个国家制定了宪法,并不意味着实行

③ 论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犯罪既遂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犯罪既遂标准：关于犯罪既遂标准，学界历来存在结果说、目的说以及构成要件齐备说。结果说认为，犯罪既遂是指故意实施犯罪行为并造成法定结果的情况，没有发生犯罪结果，则为犯罪未遂。目的说认为，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故意实施犯罪行为并达到了其犯罪目的的情况，未达到犯罪目的就是犯罪未遂。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十二条
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
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三条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十四条
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④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一般认为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大宪章第39条确定了“适当的法定程序”的法的基本思想。该条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到了17、18世纪，欧洲大陆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并以三权分立说和心理强制说作为其理论基础，使罪刑法定的思想更为系统，内容更加丰富。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转变为法律，在宪法和刑法中得到确认。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这一内容的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首次以刑事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由于这一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至今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刑法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项原则。
基本要求
（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随意擅断。（2）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罪刑法定原则从产生之日起发展演变到今天，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在立法上，要求罪刑法定原则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发生了从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到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转变。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一种严格的、不容变通的原则，它要求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绝对确定的。法官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权力。这一立法思想反映在刑法立法上就形成了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内容是：（1）绝对禁止适用类推，但是不禁止扩大解释，把刑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或者类推解释以犯罪论处。（2）绝对禁止适用习惯法，把成文法作为刑法的唯一渊源。对于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允许通过适用习惯法定罪。（3）绝对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从旧原则作为解决刑法溯及力问题的唯一原则。对于行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为依据，行为后颁行的新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4）绝对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罚的名称、种类和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并且刑期必须是绝对确定的，既不允许存在绝对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许规定相对的不定期刑。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对传统的绝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修正，其基本内容是：（1）在定罪的根据上，允许有条件地适用类推和严格限制的扩大解释，即适用类推必须以法律明确规定类推制度为前提，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不允许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进行扩大解释必须以不超越解释权限为前提，以符合立法精神为原则，不允许越权解释或违背立法本意作任意解释。（2）在刑法的渊源上，允许习惯法成为刑法的间接渊源，但必须以确有必要或不得已而用之为前提。只有当构成犯罪的要件确定后，必须借助习惯法加以说明时，习惯法才能成为对个案定性处理的依据。（3）在刑法的溯及力上，允许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作为禁止刑法溯及既往的例外。新法对其颁布施行前的行为，原则上没有追溯的效力。但是，当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处罚较轻时，则可以适用新法。（4）在刑罚的种类上，允许采用相对的不定期刑，即刑法在对刑罚种类作出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规定出具有最高刑和最低刑的量刑幅度，法官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选择确定适当的刑种和刑度。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刑法立法和司法现状来看，早期的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已受到严峻的挑战，代之而起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成为各国刑法改革的发展方向。
历史沿革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这个命题虽然是用拉丁文表示的，但并不意味着在古罗马法中就实行罪刑法定原则。不过，根据有关学者的考证，在古罗马法中有类似的原则，称为“适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实体”。但由于当时犯罪的构成要件并不明确，因此谈不上严格意义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一般认为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它确定了“适当的法律程序”的法的基本思想。该条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 罪刑法定的思想，在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更为系统与全面的阐述，由此形成了一种思想潮流，与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相抗衡。例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那么，这些规则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呢？洛克认为：“制定的、固定的、大家了解的，经一般人同意采纳和准许的法律，才是是非善恶的尺度。”法国著名启蒙学家孟德斯鸠也有类似的论述，但是，较为明确的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贝氏指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能拥有这一权威。任何司法官员（它是社会的一部分）都不能自命公正的对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以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贝卡利亚对封建社会的刑罚擅断进行了猛烈地拼击，表达了对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治社会的无限向往。当然，罪刑法定真正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还是近代刑法学鼻祖费尔巴哈有力倡导的结果。费尔巴哈在《对实证主义刑法的原则和基本原理的修正》一书中指出：“每一个判刑的行为都应依据法律处刑。”而费尔巴哈“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对公民的处罚”一语更是使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昭然若揭。 罪刑法定从学说到法律的转变，是在法国大革命胜利以后完成的。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这一内容的指导下法国制定了刑法典，并于1810年公布施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1810年《法国刑法典》 。该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没有在犯罪行为时以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处以违警罪、轻罪和重罪。”1810年《法国刑法典》一经颁行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仿效的范本，遂使罪刑法定主义成为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通行的刑法基本原则之一。 以上是罪刑法定原则从学说到法律的历史沿革，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罪刑法定原则是在反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刑法原则，是刑事法治的应有之义。

⑤ 法制/法治

题目的空应填：法制，这里强调“制度”的建设问题，而“法治”中的“治”则有治理和管理之意。

一、法制的概念

（一）法制的含义
法制一词古已有之,但含义、用法不一。通常有两种意义上的理解和作用：

第一，把法制同法律、制度联系起来。对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又有两种理解和使用方式。

（1）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简称。我国古代典籍中的法制一词多指此义。董必武亦说：“我们望文思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

（2）指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简称，包括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方面的制度。这两种意义上所说的制度有所不同，一指国家依法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制度，一指法律规定的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制度。

同法律、制度相联的法制，其前提和基本要求、基本内容，是要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有法律和制度的国家都有这种法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有法律和制度，因而都有这种法制。对这种法制的作用，有不同说法。我国古代典籍一般认为法制有禁奸、止邪、去私、明分、罚罪的作用。社会主义法制也有这种作用，但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所“禁”、“止”、“去”的，是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合法利益的“奸”、“邪”、“私”；所“明分”的，是法律确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所“罚罪”的，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律构成犯罪依法应受处罚的行为。
第二，把法制同民主制联系起来。这种法制指掌握政权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管理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制度。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法律和制度，但并不都有法制，只有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才有法制。因为这种法制是以民主制为前提和基础的，同时又体现民主，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这种法制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不仅在于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而且更在于严格实施法律、遵守制度。在实行这种法制的国家，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都必须严格地执行法律，平等地遵守法律和制度。同民主制相关联的法制是近代意义上的法制，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般不存在这种法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形式上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真正存在这种法制。以民主制为前提和基础的法制，一般都要求贯彻合法原则，即一切组织和个人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贯彻平等原则，即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贯彻统一原则，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嫠制度。但这些原则在资本主义法制中往往不可能贯彻到底，只有在社会主义法制中才可能贯彻到底。

不论哪一种意义上的法制，或哪一种历史类型的法制，其共同本质、根本 作用和特征都在于：

（1）反映一定社会中掌握政权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规定和维护对掌握政权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2）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又转过来对经济基础起重要作用。当这一基础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时，可以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当这一基础本身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时，就会阻碍以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进步。

（3）由一定的政权制定，并以政权作后盾保证实现，具有政权的强制性和效力的普遍性。

（二）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内容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诸方面的法律制度。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指国家应高度重视和加强立法工作，根据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适时地逐步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制度，使需要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都得到法律调整，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重要方面都有法律制度可以遵循。不重视立法，各方面无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无从谈起，因此，有法可依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首要任务。

有法必依指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和公民 ，都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制度，依法办事。有法不依，法再好再完备也不行。同时，有法可依的目的是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是有法必依的逻辑结果。只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切实依法办事，才能实现立法目的，发挥法的作用。从我国近些年来的法制实践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有法必依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

执法必严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一要严格遵守法律制度，切实依照法律规定的内容、精神和程序办事；二是执法严明，一丝不苟，忠于事实真象和法律制度，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权；三要严肃、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在刑事案件中，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轻罪与重罪的界限。不能把执法必严理解为对任何违法犯罪分子的处理都必须从严，也不能把执法必严和严刑峻罚相混淆。执法必严，才能确立和维护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保证法律制度得以实现。因此，执法必严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条件。

违法必究指对一切违法犯罪分子都依法予以追究和制裁，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享受法外特权。违法必究是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引申出来的要求，也是实现立法目的和法的普遍约束力所必需，并关系社会主义法制能否取信于民、是否具有尊严和权威。因此，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制得以实现的一个保障。

社会主义法制与资本主义法制有重大区别；

（1）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自己的基本任务；而资本主义法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

（2）社会主义法制反映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资本主义法制则主要反映资产者的意志和利益。

（3）由于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因而在根本上具备了把法制原则贯彻到底的可能性；而资本主义法制，由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体现少数人意志，难以真正贯彻。这些区别的存在，表明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先进性、优越性。

社会主义法制具有贯彻到底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法制一定能贯彻到底。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作一系列努力，特别要注意三方面：

（1）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当家作主。这样才谈得上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制定为法律制度；才能为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提供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2）党要模范地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要使社会各方面依法办事，首先要求执政的、领导人民制定法制的共产党自己依法办事。能否做到这一点，是社会主义法制能否得以加强、健全和实现的决定因素。

（3）要加强法律监督，以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得以切实贯彻执行。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群众，都有权利和义务监督法律实施。

二、法治的概念

同法制概念一样，法治这一概念也是古已有之，其含义和用法也不一。通常主要在两种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它。一种是作为与“法制”通用 的概念。例如，1959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出版的《自由社会的法治》所载英国法学家马什的报告指出：对大多数法学家来说，Rule of Law（法治）这一词组对一切配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来说，是基本的和不言而喻的东西。受过英国法律教育的人，称之为“法治”；一个美国法学家则称“法治政府”；一个法国法学家则称“法制原则”或“法律规则至上”；在德国通用的同样内容的概念是“法治国”。另一种是作为与“人治”对应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主张执政者严格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

首先提出法治主张的是古代思想家。我国先秦法家就是强调建法立制、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学派。他们认为人生而好利恶害，人的这种本性一方面使人们必然要发生相互争夺要抑制争夺就要“定分”，使民皆在自己“分”内活动，而定分、止争都需要实行法治，以具有特殊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作定分、止争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使得执政者只能用赏罚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义恩爱的手段来进行统治，行赏才能使好利的人们自愿按执政者的要求去做，惩罚才能使恶害的人们不得不按执政者的要求去做，这就需要实行以赏罚为内容的法治。他们认为实行法治也是避免人治的弊病所必需。人治实际上是随心所欲的“心治”或“身治”，其弊病甚多，如“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与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而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所以韩非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倡言法治，反对人治，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命题，认为法治比人治理智、公正，比人治正确、高明，比人治稳定、可靠，并给法治下了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强调实行法治时，中外古代思想家并不否定人的作用，相反，认为法治与人治应是统一的，法治不排斥个人的智慧。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的革命时期，其思想家一般也都强调法治，这种法治通常也称法制。它强调按资本主义民主原则立法，一切以法为治。“它意味着所有权力，立法、执法、司法等等权力，都服从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通常被视为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征，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正常程序的观念。它意味着尊重个人的最高价值和尊严。”“法治的意思是不仅政府维护和执行法律秩序，而且政府本身要服从法治，决不能无视法律或任意更改法律。”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也提出了法治主张.但我国要实现的法治,是以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法律作为国家、社会、机关、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准则。

三、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和联系

作为与人治相对应的法治,它与法制有如下区别：

（1）法制既指一国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也可指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方式、制度。而法治概念的含义则主要在于主张执政者严格依法治理国家。

（2）当法制作为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时，它指的是具有实体性的法律、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强调加强法制是强调要有治国的工具。而法治是一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相对人治而言，强调法治就是强调法律、制度这种工具在治理国家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国执政者特别看重法律、制度的作用，以法治国，即为通常所说的法治。

（3）法制既强调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也强调每个公民守法。而法治强调的主要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

（4）在近现代，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亦即都有某种意义上的法制。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以法治国，都有法治。

但法制与法治又有密切联系。不仅当法制意指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时，与法治含义相同，当法制意指一国法律制度简称时，与法治也有密切联系。因为，一国法律制度的健全需要有法治理论指导，执政者没有法治观念，不重视法律制度在治国中的作用，不重视对法律制度的执行和遵守，就不可能真正加强法制。同时，法治这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实现，又需要以健全法制为条件，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⑥ 法律制度的刑事法制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刑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刑法是指系统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刑法典，也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广义刑法是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和，它主要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正式诞生。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面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这是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 《刑法》第3条至第5条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即刑罚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
（1）刑罚法定原则
刑罚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处罚”。
（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对于一切人的合法权益都要平等地加以保护，不允许有任何歧视。
（3）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1）目的：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惩罚犯罪是手段，保护人民是最终目的。
（2）任务：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具体任务有：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 又称为刑法的适用范围，指刑法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对什么人适用以及是否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它包括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问题。
（1）空间效力范围分为：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我国刑法的保护管辖；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
（2）我国刑法在时间上的效力，始于生效日，中止于废止日；在溯及力问题上，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1）管制
指由人民法院判决，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管束和群众监督下进行改造的一种刑罚。《刑法》规定，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罚时最高不能超过3年。
（2）拘役
指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就近执行并实行劳动改造的一种刑罚。主要适用于罪行较轻，需要短期关押的犯罪分子。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拘役刑期最高不能超过1年。
（3）有期徒刑
指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强制其进行劳动并接受教育改造和矫正的一种刑罚。有期徒刑的刑期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的刑期可以超过15年，但最高不能超过20年。
（4）无期徒刑
指剥夺犯罪分子的终身自由，强制其参加劳动并接受教育改造的一种刑罚。适用于罪行严重，但又没有必要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5）死刑
指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一种刑罚。它是我国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 （1）罚金
强制犯罪分子或者犯罪单位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一种刑罚。
（2）剥夺政治权利
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权利的一种刑罚。
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3）没收财产
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一种刑罚。
3.刑罚的具体运用
（1）量刑
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的一个基本环节，指人民法院依法对犯罪分子裁量决定刑罚的活动。具体说来，就是人民法院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的刑罚。
量刑的一般原则是：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
（2）累犯
累犯指因犯罪受到一定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犯罪人。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累犯，分为普通累犯和特殊累犯。普通累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人。特殊累犯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分子。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3）数罪并罚
数罪并罚指一人犯数罪，人民法院对其所犯之罪分别定罪量刑后，按照法定的原则，决定应当执行的刑罚。所谓数罪，就是行为人出于数个犯罪故意或过失，实施了数个犯罪行为，即具备了数组犯罪构成要件。所谓并罚，就是对一个人的犯的数罪，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分别确定罪名和刑期，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4）缓刑
缓刑指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其具备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附条件地暂缓执行原判刑罚，当犯罪人满足一定条件后，便不再执行原判刑罚，如果违反了应当遵守的条件，则原判刑仍要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缓刑不是刑种，而是刑罚具体运用的一项制度。
（5）减刑
减刑指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将其原判刑罚予以适当减轻的一种制度。
（6）假释
是指对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了一定的刑期以后，如果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
（7）自首与立功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并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立功是指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情形。
（8）实效
是指经过一定的期限，对刑事犯罪不得追诉或者对所判刑罚不得执行的一项法律制度。

⑦ 2．论述汉代刑事法制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

亲亲得相首匿 是汉代刑罚适用原则之一，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专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属这种亲属之间隐匿犯罪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来源于孔子宣扬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具体指三代以内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谋大逆等罪之外，有罪应互相包庇，不得向官府告发。
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下诏明确规定：“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卷八《宣帝纪》）据此，卑幼隐匿有罪尊长，不追究刑事责任；尊长隐匿有罪卑幼，死罪上请廷尉决定是否追究罪责，死罪以下也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刑法适用制度一直为后世历代所沿用。

⑧ 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 （1）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2）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3）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但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今依然“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见，争论纷纭不休，到现在依然持续，未能达成普遍共识。 有关刑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分歧，要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认定的依据以及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等方面，后二者尤其为论争的焦点。 其实, 刑法基本原则之所以到今天尚不能明确，与人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角度有重要关系。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虽然属于刑法学问题，研究着眼点却不宜囿于刑法学这一端口。欲看得清楚而符合其真实的状态，就须全方位地进行多维捕逐。 故此，笔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韪而试从各个角度诸如法理学、刑法学、比较研究等对该问题详作推究。 一.法律基本原则法理探究 关于法律原则，国内外学者的认识颇为纷纭。依照英国法学家沃克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法律原则就是：许多法律推理所依据的前提，不断地、正当地适用于比较特别和具体规则解决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确地解决的案件的一般原则。可见，这主要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所作的诠释。而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法律原则即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它规则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 。我国学者一般也都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 。从而不难看出，法律原则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包含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这才使得法的原则具有“内容的明确化程度较低” 非常抽象、较为稳定、覆盖面广 的特点。而且因为它是对法律基本规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备这样基本功能：（1）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对法律制定和法律规则理解具有指导意义。（2）可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3）直接作为审判依据.以上这些，究其实质，乃是法的原则的内容施加于立法、司法活动的状况。 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则可以做出如下分类：（1）按原则产生基础的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是国家关于必须达到的目的或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反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发展目标、战略措施或社会动员等问题。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性质中产生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被奉为法律公公理的法律原则。这是法律原则最通常的涵义。（2）按原则的覆盖面的不同，可分为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原则。基本法律原则是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某一法律领域的法律规则的基础或出发点。（3）按法律原则内容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实体性法律原则和程序性法律原则。实体性法律原则指规定实体法律问题的原则，其功能为调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性法律原则是程序性问题的原则，具有调整程序上权利义务的功能。 当然，法律原则按照不同的标准（如按照法律部门的不同）还可以做出其它的分类，不一而足。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意厘析的问题主要是法的原则和基本法律原则这两个基本概念，即这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法的原则是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显而易见，法的原则是立足于“法”而非“部门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因而它属于整个宏观法领域，可以说是万法之本，基础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法律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共处的问题，因为其本身即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并不会增生出任何新的涵义。而通常所谓的基本法律原则是相对于具体法律原则而言的，不过，就目前理论界的认识而言，实际上普遍存在将法的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混谈的问题，甚至在解释这一概念的涵义时也模糊不清，所谓“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 “对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准则” 之类阐述，都不能清楚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更无从确定与法的原则的分界。 实际上，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是不能等而一视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的研究背景，严格地说，是迥然有别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则是着眼于具体法律部门进行探究时的用语，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等等说法；也正是基于此，这一概念才有“具体法律原则”这一相对的概念，因为在宏观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具体法律原则。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差异之处。此外，二者在调整范围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法的原则所能作用的范围显然大于基本法律原则；在稳定性和抽象性上，后者也是显然逊于前者。 不过，这两个相形迥异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二者存在共性与个性上的联系。其一，离开法的原则，基本法律原则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则正是法的原则在部门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样，撇开基本法律原则而言法的原则也是空谈，因为法的原则之所以存在于法学领域，正是人们对各种部门法的各种规律认识的更深层次归纳提炼，各部门法是其存身的载体。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围上亦有相竞合之处，即很多情况下，二者都要依托于法的概念和规则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其三，在法的适用过程中，法的原则有助于或会影响基本法律原则的适用；而且有些情况下，基本法律原则就是法的原则的套用。 二.刑法基本原则探究 1. 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见仁见智，观点纷纭，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 ；也有学者主张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并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则” ；也有人将刑法基本原则定义为“正确、科学地进行刑事法律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贯穿整个刑事法律活动过程、体现在刑事法律活动各个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动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或准绳” 或“在制定和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 。 上述几种观点中，除了第三种观点更侧重从法律适用角度予以阐释而外，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出入，其实只是具体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笔者拟参酌以上观点稍作补充而将其定义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贯穿于形式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始终的根本性准则。 不难看出，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之所以众说不一，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标准的认识存疑而致。 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则是法的原则表现于法律部门中的情况，故而它只能为部门法所特有；它有别于具体法律原则，故更为抽象深刻；法的原则是对法律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因此体现于部门法中必然是部门法的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有意识掌握的产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必将对法律规范的制定、适用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具体说来，刑法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以下根本特性：（1）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为许多部门法所共同具备，否则不属于刑法基本原则。（2）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则，是刑事法律活动根本依据。（3）它贯串全部刑事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的全局，指导整个刑法立法、司法活动。（4）它是刑法领域中的规律的总结根本价值追求，而不属于具体现象或某方面活动规则。 尤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则的特性是有机联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为判断标准时必须满足全部要求，否则不能确认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那么，究竟刑法基本原则包含那些具体内容？按照法学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原则为刑法基本原则似乎已成公论；有的学者还提出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奉之为刑法基本原则必不可少的内容。 依笔者愚见，虽然学界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前三项内容多持认同态度，从学理上讲，也不敢苟同。因为学者们之所以终于认可了适用刑法平等原则，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规定为理由，落入“律学”的故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权衡，虽然这一内容已被我国刑法典奉为基本原则规定于条款之中，它的问题依然明白可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根据其涵义，显然是宪法基本原则活剥下来而置于刑法之中的结果，尽管其长期适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可以作为刑法的一个基点，但这毕竟是不审慎的，从法理而言，如此搬用并不符合立法科学，故不可助长。据笔者看来，若改作“刑法平等适用”或许更能为刑法所接受。 至于罪责自负、主客观相统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刑罚个别化能否树为刑法基本原则，笔者愿就此试作分析。罪责自负的涵义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行为人本人而不能株连无辜 。对于这一原则，我们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具体分析。先看其是否贯穿刑法规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通常，如果一种原则存在于刑法规范之中，也就会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因为刑事司法活动必定要遵循刑法规范的规定，但将二者换位则明显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在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规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为二者的遵循关系是单向的，不能颠倒逆转。而从法理角度讲，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规则、原则和概念。一种原则如若贯彻于刑法规范的全程，定然会对刑法规则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从前提、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方面作用于刑法规范；从而不难明晓，刑法基本原则发生作用的对象也须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论年龄大小、行为能力有无等状况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并非“有罪的人”。以此为绳墨，不难看出，罪责自负不能符合。因为罪责自负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是“罪”而无涉于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后果；而且其针对的也只是认定为有罪的人，不然也谈不上“自负”，也就是说，若此“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等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涉及，因无行为能力人很多情况下是不会治罪的，何言株连不株连等等问题。有人认为罪责自负是贯穿于法律适用全过程的原则，依笔者所见，连这种观点也是不确的。因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责”也可以不负，比如身患绝症的被判为有罪的当事人或孕妇。也就是说，罪责自负甚至连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也会缺席，何言基本二字。 循同样的思路，笔者认为惩罚与教育结合，其实也“只有在非刑罚处置措施和量刑与行刑的规定中有充分体现，换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义而非根本意义，既无实在法所赋予的实然性，也难于成为理念法的内容，因此也不具有应然性，它实际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杀’‘两少一宽’等政策一样，不具有全局性意义。” 也谈不上基本。 刑罚个别化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处”。关于这一概念的所指，有学者认为“即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要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之效。由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无与大小，取决于犯罪人诸方面的‘个人情况’，因而，为了正确适用刑罚，就必须对犯罪人进行‘人身调查’，即对犯罪人的个性、身心状况、境遇、经历、教育程度等‘个人情况’进行调查。” 后来，有人提出刑罚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生活需要而给予个别待遇的制度，即刑罚的执行，必须依据犯罪人的年龄、性别、性格特征、生理状况、犯罪性质、犯罪严重程度、人身危险性等给予不同的处罚改造方式。” 总而言之，甚至可以视之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演化或支原则。 唯主客观相统一尚有可讨论的价值。“我国刑法从犯罪概念到犯罪构成原理、从犯罪构成规定到犯罪形态的规定、从社会排险行为的判断与处置到对罪犯的量刑与行刑，无不体现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对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也是刑事司法从愚昧走向科学、文明的结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应然结果，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必然结果。” 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认为仍须讨论，是因为这一原则也难脱引申“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说。 2. 下面，笔者拟对上文业已论定的原则用比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讨 。 从法律体系上看，刑法属于具体部门法，宪法则归于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畴，与之可相对照的是私法范畴的民法。故以下笔者将着眼于这两个角度，从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基本与民法基本原则两方面进行对比剖析。 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比较 宪法基本原则略述 人民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宪法通行的原则，故本文只就此立论。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它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主权在民”学说，认为一切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而非主权在君或主权神授。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已经不是单纯针对神权、君权意义，而是进一步发扬了人民主权说，将人民定义为权力的来源，是对人民根本地位的确认。基本人权原则系由西方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说演化而来，主要强调人有不可剥夺的生存、发展、财产、自由、反抗压迫等权利。法治原则亦称宪法至上原则，诞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其内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弃基于特权、特殊身份等对人的人格及基本权利采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当今社会，该原则更为发展丰富，具备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含义。 二者之比较 首先，性质之比较。 在性质上，宪法基本原则更具根本性、政治性、优位性。因为宪法基本原则是国家根本大法建构的础石，故而更为根本，堪为宪法国家法律体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则只是宪法治下的刑法部门的根本准则，之间明显存在层级差异。另一方面，宪法是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权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确定的根据和蓝本，其基本原则起着全方位统摄的作用，故而有着极强烈的政治制色彩；刑法基本原则较之则当然逊色。再者，宪法基本原则概括了一国社会的总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发挥作用无疑都须遵循，可以看出宪法进原则相比之下更为优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可作为行为人某种或某一系列行为的参照标准进而约束其行为；宪法基本原则常常不直接作用于人的一般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基本原则大多关乎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其次，效力之比较。 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别是极为显豁的。效力，从法理上讲，指的是法律制度对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约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调整内容、制定过程的重大和严格，地位自非同一般，这就使得作为其根本内容和指导方针的宪法基本原则也具有类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门法律的制定实施均须以之为根本准绳。刑法基本原则作为部门法的重要部分，其约束力面积和程度远不及前者。因此，从效力上看，宪法基本原则相比之下明显大得多。 再次，功能之比较。 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内在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 ，属于一种可能。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较，一则，宪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一般只具单重性，亦即刑法的基本原则的功能通常都具有保护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损抑，如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一般都起到保障国家权力归于人民、保护公民的基本人身财产等权利、保障法治实现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则却具有双重功用，它的实现既有保护一方相对人的正当权利的可能，同时也有损抑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的可能；对同一方当事人而言，既会造成积极后果，也会造成消极后果。二则，在功能的实现方面，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诉诸立法，刑法基本原则则既可以立法为径，也可以司法为径；之外，宪法基本原则还可以灌注于其它部门法以实现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三则，二者在宏观的结果方面也是有差别的。宪法基本原则所涉多为社会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与效能所系也为大端，一旦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必为重要后果；而从整体观之，刑法基本原则并不及于社会的根本方面与极重要领域，故其功用表现出的社会效果自难及前者的高度。 最后，价值之比较。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价值乃是客体（如法的原则）相对于主体（主要为人）的有益性以及从而产生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认识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宪法实基本原则的价值所向具有更强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控制政权，其目标和价值观最易于渗透于宪法基本原则的创设和采用上；刑法基本原则于此则远没有这样鲜明，这正是预防和打击犯罪无国界的印证，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认识和理念所旨。第二，在宪法基本原则的价值体系中，民主、自由、平等处于根本地位，是其它价值目标的生发点和归宿，并且一致地体现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的趋势；而在刑法基本原则价值体系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义和人道，且张扬公权力，突出公权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其它价值目标皆隶属这两方面。第三，宪法基本原则主要强调宪法的一般价值。宪法基本原则所提及的“人”“公民”等价值主体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个集合或是全体人，是在法哲学意义使用的，过滤掉了人的个体性征；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以此为价值罗盘，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与适用衔接的，而适用则是与具体案件、具体行为人打交道的过程，故而必当注重区别人的各方面的具体差异，由之矢中公平、正义等价值之的。 不过，作为法的原则的宪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原则虽存在各式各样的不同之处，却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属部门法的基本准则，都体现了法的原则；除此而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则必定对位在普通部门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则的产生、发展、演变等等方面有所作用，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讲，则有刑法基本原则反作用于前者；但后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 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宪法基本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无论在性质上、效力上、功能上还是价值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别。在认识到二者的联系的同时，不论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认定还是适用上都应予必要的注意。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

《刑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9)刑事法治论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在刑法第三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之一：“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将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