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修明

A. 齐威王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一个人

齐威王，中国战国时期齐国国君。妫姓，田氏，名因齐，田齐桓公田午之子。公元前356年继位，在位36年。因齐初立，见吴越两国俱称王，自己不甘居下，也便自称“齐王”。战国初年，齐的大权在田氏手中，后田和得到周王承认而成为齐君。田和之孙威王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进行政治改革，修明法制，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国力日强。经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马陵两役，大败魏军，开始称雄于诸侯。又礼贤重士，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稷门外建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贤士议政讲学，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到齐威王末年，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盛的国家。
他尊重人才，重用人才。齐国向来有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然而把人才提高到国宝高度来认识的，唯有齐威王一人。
他严刑重赏，以法治国。齐威王之所以能够成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功者赏，有罪者罚，赏罚分明，严刑重赏，以法治国。
他广开言路，奖励进谏。能否纳谏，以及纳谏程度是衡定一个君主是否开明、以及开明程度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此言，齐威王无疑是一个佼佼者。比如威王即位之初，沉湎不治，内政不理，外敌并侵。淳于髡就以隐语“国中有大鸟”相谏，被威王所接受。
由于他的以上举措，使得齐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B. “法制”这个词汇的由来

引证解释

1. 法令制度：《管子·法禁》：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汉贾谊《新书·制不定》：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 清何琇《樵香小记·钧金束矢》：夫圣王之世，法制修明，豪强纵暴，有举其官者矣，安用讼哉？

2. 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根据这些法律制度建立的社会秩序。

3. 中药学术语。即如法炮制。指按中药传统炮制法（相沿成习，为药业共同遵守的方法）加工中药材。
   

   
   

C. 法制常规工作是什么

1. 法令制度。 《管子·法禁》：“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 汉 贾谊 《新书·制不定》：“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 清 何琇 《樵香小记·钧金束矢》：“夫圣王之世，法制修明，豪强纵暴，有举其官者矣，安用讼哉？” 2. 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根据这些法律制度建立的社会秩序。法制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 严复 《原强》：“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 巴金 《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治》：“这就说明发扬民主要讲两方面，一方面要讲勇气，一方面还要有健全的法制来保障。”

D. 简要论述中国古代的思想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多弼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作为瑞典人，我必须承认儒家经典著作当中，到现在只有《论语》被翻译成瑞典文。这是我这一代瑞典汉学家应该填补的空白。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E. 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简介
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十、小说家，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诸子百家简述

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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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韩非的资料

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著名的哲学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出身韩家贵族。与李斯同事荀卿。韩非所处年代，正是战国末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韩非眼见韩国政治腐败，改革不力，在强秦进攻面前一再割地受辱，多次上书韩王，提出修明法度等富国强兵的建议，但不为韩王所采纳，于是退而著书，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五十五篇十余万言（《韩非子》）。后来，这些著作传到秦国时，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看到《孤愤》、《五蠹》等著作，其深邃的思想，不禁使他拍案叫绝。秦王为了急于得到韩非，便发兵攻韩，韩王没有办法，只好把韩非送到秦国。韩非到了秦国，不到一年，还没有来得及被重用，李斯怕韩非得势夺取了的地位，于是和姚贾利用韩非曾建议秦王存韩以为蕃臣，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秦王听了李斯的话，将韩非下狱治罪。韩非要求面见秦王，没有得到允许，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迫使他自杀。不久，秦王又后悔，使人赦免他的罪过时，他已死了。
韩非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统治经验，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法、术、势三者之间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推行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彻底打垮奴隶制，必须变法，实行法治。推行法治必须掌握政治上的权势，他主张统治者要有势。有法有势而无术，会大权旁落，人君得不到利益，所以必须有术。韩非认为，法是国家根本的规章制度。是除了人君之外所有臣民必须一道遵守的根本大法。韩非主张“任法不任贤”，厉行法治，严格考核铨选，一定能出现胜任封建行政管理的官吏。韩非还继承前期法家商鞅的“以刑止刑”的观点，力主重刑厚赏，“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五蠹》）。韩非的重术思想渊源于申不害。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新的阶级矛盾的条件下，韩非提出术是“藏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难三》）的工具。人主要不动声色地掌握赏罚大权。对于势的理解和运用，韩非发展了前期法家慎到的观点。
他认为，要想取得统治的成功，必须依仗“人为之势”，即“抱法处势”，“抱法处世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要牢牢地控制住政权，运用政权的力量去行法用术，统治人民，“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五蠹》）。法、术、势三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治思想体系，它成为地主阶级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工具。韩非，是先秦时代最后一位法学大师，作为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代

G. "神既道,道法自然,如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何谓神，神既是你自己的心。何谓自然，自然既是世间万物。术既是如何面对自然的方法。道法自然，既用心体会世间万物，明了其正道，用心做人！如此！

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道是内心的境界如禅，术为外在的修为如武学。道是术的基础，术是道的表现。

有道才能成更高的术，有术无道只能是普通的人。精神，品德就是道，道法自然即是道应该合乎于人理，天理。如来:功到自然成！

这个道不好解释，大体包含世间所有东西。这里是指心中所想的事。

(7)法治修明扩展阅读：

道理法度

道理：

1.事物的规律：热胀冷缩的道理

2.事情或论点的是非得失的根据，理由，情理：你说话很有道理，我完全同意。

3.办法；打算：我自有办法。

法度

1. [law]∶法律制度

2. [moral standard]∶规矩,行为的准则

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宋·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 汉·贾谊《过秦论》

遵守法制

法制

1. 法令制度。

《管子·法禁》：“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 汉贾谊《新书·制不定》：“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 清 何琇 《樵香小记·钧金束矢》：“夫圣王之世，法制修明，豪强纵暴，有举其官者矣，安用讼哉？”

2. 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根据这些法律制度建立的社会秩序。法制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

严复《原强》：“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巴金《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治》：“这就说明发扬民主要讲两方面，一方面要讲勇气，一方面还要有健全的法制来保障。”

3. 犹方案，格式。

宋范仲淹《奏陕西河北攻守等策》：“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方可预定法制，临时不至差失。” 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下·格局》：“旧曲韵杂，出入无常者，因其法制未备，原无成格可守，不足怪也。”

道教教义

道教是中国主要宗教之一。主要思想《易经》为伏羲、周公、孔子三圣创立，伏羲创造了八卦，周文王创造了六十四卦,孔子则为易经作《易传》，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总源头，是诸子百家的开始。东汉时形成宗教，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

道教徒尊称创立者之一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叫“天师道”。后又分化为许多派别。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 明黄道周《节寰袁公（袁可立）传》：“又当定陵镇静，以道法宥天下，四五十年间，留贤在野，怨咨不生。”

教义

指一种宗教所信奉和宣扬的神学道理思想。

H. 关于法制的知识

“法制”我国古代已有之，在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样的。

其一，狭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广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

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过程。

(8)法治修明扩展阅读：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任何国家都有法，但并非有法制。

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以破坏。

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

法令制度：

《管子·法禁》：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

汉贾谊《新书·制不定》：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

清何琇《樵香小记·钧金束矢》：夫圣王之世，法制修明，豪强纵暴，有举其官者矣，安用讼哉？

I. 法制小报资料和题目

1. 法令制度。 《管子·法禁》：“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 汉 贾谊 《新书·制不定》：“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 清 何琇 《樵香小记·钧金束矢》：“夫圣王之世，法制修明，豪强纵暴，有举其官者矣，安用讼哉？” 2. 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根据这些法律制度建立的社会秩序。法制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 严复 《原强》：“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 巴金 《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治》：“这就说明发扬民主要讲两方面，一方面要讲勇气，一方面还要有健全的法制来保障。” 3. 犹方案，格式。 宋 范仲淹 《奏陕西河北攻守等策》：“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方可预定法制，临时不至差失。” 清 李渔 《闲情偶寄·词曲下·格局》：“旧曲韵杂，出入无常者，因其法制未备，原无成格可守，不足怪也。”
“法制”一词，我国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其一，广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

J.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各有什么特点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晋武帝为王肃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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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晋统治者安于江南，不以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在社会生产上，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下的北方农民和土著农民辛勤劳动，开辟南方广大的山泽荒野，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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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文学艺术更是有所发展，随着山水诗的出现，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开始转变，山水景色也成为绘画的内容。 南朝还有不少以人物画著称的画家，也有人在团扇上画 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的山水。南齐谢赫撰著了 研究绘画理论的《古画品录》,而他所总结的“六法”,已 不仅限于人物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南朝书法也名家辈出。王羲之后裔、由陈入隋的僧人智永所写千字文,是今天能看到的南朝名迹。而郦道元所著《水经注》、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的作品都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