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新破产立法札记
㈠ 我按规定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现在退休了，如果今后原来的企业破产了，我的医疗待遇还有吗
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职工对清单记载有异议的，可以要求管理人更正；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职工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企业会有工会，在债权人会议上，工会应有职工代表参加有关破产财产的分配事宜，但有关债权的实现必须依照破产清偿顺序，一般分到职工手里的都会很少了。
在22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的企业破产法草案中作出了明确规定，破产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等将被列为第一清偿顺序。
企业破产法草案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是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是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是普通破产债权。
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破产企业职工的权益，草案在第一百三十四条中还规定：破产人在本法公布之日前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清偿后不足以清偿的部分，在本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特定财产中优先于该条规定的担保权人受偿。
不足以清偿的部分，属于破产法公布前所欠的，在破产人有担保的财产中优先于担保权人受偿。这是企业破产法（草案）争议的焦点之一。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蒋黔贵在对草案审议结果所作的报告中解释说，提出这一方案的主要考虑是，对破产法公布前企业拖欠的职工工资等费用，作为历史遗留问题，采取一些特殊措施较为彻底地解决是必要的。由于这部分历史欠账已是一个定量，其优先于有担保的债权受偿可能带来的风险基本上是可预期、可控制的。
她进一步表示，对破产法公布后新形成拖欠的问题，应当积极研究治本之策，通过进一步完善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大执法力度等来加以解决，不宜在破产法中规定这部分拖欠也在有担保的债权前优先受偿。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欣新认为，破产法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保障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职工权益的保护更多的应该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来完成。如果新破产法通过并出台，社会保障体系应该立刻着手完善。
我国正式颁布的《破产法》对清偿顺序规定如下：
第一百一十三条 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三)普通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当然前提是企业必须对职工有所拖欠，如果没有就不适用了。
㈡ 我国破产法专家有哪些
我国破产法领域理论及实务界知名的专家老师主要有：曹思源、李曙光、王欣新、韩长印、徐阳光、王卫国、刘云峰、叶炳坤、王之洲、朱峰、王富博、陈夏红、陆晓燕、耿星、杜军……
破产领域还有很多专家老师并未列举，所列举老师排名不分先后
㈢ 破产什么情况下个别清偿会使债务人财产受益急寻答案
论破产程序中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的立法完善
作者:黎晨辉 陈洲 来源：广州市律师协会网站
(本论文荣获广州市律师协会二OO九年度理论成果三等奖）
内容摘要：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规定在我国属于破产撤销权制度中崭新的内容，在实务操作中引发了众多争论，因此，有必要对该撤销权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并予以完善。本文拟在对比各国对破产程序中撤销个别清偿行为不同规定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利弊，最终提出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
关键词：破产程序 撤销 清偿行为 立法完善
200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新破产法”） 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与旧破产法相比较，增加了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对个别到期债务进行清偿可予撤销的新制度，在我国属于破产撤销权制度中崭新的内容，在实务操作中引发了众多争论。因此，有必要对该撤销权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并予以完善。
本文主要通过介绍各国破产法关于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的不同规定，比照分析我国破产法现有规定的利弊，提出完善破产程序中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相关立法的建议。
一、各国破产法关于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的规定
关于破产程序中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的规定，各国的立法及学说均不一致，归纳起来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
否定说认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不构成撤销权的原因。因为债务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是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即使清偿行为发生在破产程序开始前的临界期间内，亦不得对之行使撤销权。1我国台湾、英美等国家的立法采此说。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规定，对到期债务的清偿不属于可撤销行为，因此时的清偿属于债务人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台湾地区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对于已届清偿期之债权为清偿结果，致其剩余财产不足清偿其他债权时，虽有主张此时亦得为撤销，然依债务之内容为清偿者，应不为有害行为。盖清偿已存之债务为债务人义务之履行，对于债务人的总财产并无所增减。债权人平等之原则并非限制债务人之自由为清偿，债权人如欲求平等比例之清偿，则应依破产程序为之。”
肯定说认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在受清偿的人有主观恶意时，可行使撤销权。这是因为，在破产宣告前的临界期间内清偿到期债务有其特殊性。当债务人明知自己将被宣告破产时，可能与关系较近的债权人恶意串通，待其债权到期时先为清偿，然后才申请破产。这显然不利于公平保护一般债权人，特别是当法律没有规定债务人在出现破产原因有法定申请义务时更是如此。所以，若债权人明知债务人即将开始破产程序或与债务人串通诱使债务人对其清偿时，为维护法律的公平，应撤销该清偿行为。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采此说。3例如，法国司法重整与司法清算法规定，债务人在停止支付后清偿未到期债务的行为无效；债务人在停止支付后清偿到期债务，如果受偿人知道停止支付事实的，法院可以撤销。又如，日本破产法规定，以下两种行为可撤销：第一，债务人在停止支付或提出破产申请后的所实施的，且受偿人在接受清偿时明知停止支付事实或明知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事实的；受偿人为债务人的亲属或共同居住的人，视为明知。第二，债务人在停止支付或提出破产申请后或此前三十日内所实施的，且该清偿行为本来不应该此种方式或在此期限内进行。
二、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及其弊端
我国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显然，我国对撤销个别清偿行为是采用肯定说。笔者认为，我国破产法对个别清偿行为行使撤销权的规定，是为了公平地保护全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同样顺序的债权人得到平等的对待，但是，由于该规定先天存在诸多缺陷，而致在实务操作中引发众多问
题，表现如下：
（一）没有规定行为人的主观恶意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
如前所述，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虽采用肯定说都规定了对到期债务的清偿，在受清偿的人有主观恶意时，可行使撤销权。但他们都强调了对这类撤销权的行使要求受清偿人主观要件上要有恶意。通常认为，所谓恶意不仅要求债务人已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仍对个别债权人予以清偿，而且应要求接受清偿的债权人也明知债务人不能清偿的事实。而我国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对债务人和受清偿人主观恶意却没作任何规定。这显然与国外立法例有明显区别。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破产临界期内的个别清偿行为，存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相互串通的可能性极大，但假如不对各方行为人主观要件进行规制，将破产临界期内的个别清偿行为不由分说地一律准予撤销，对受清偿人而言，显然有失公允。特别是对受清偿人来说，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之前，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在债务人偿付能力状况上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难保证在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每个债权人都能了解债务人的真实财务状况。而要求债务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是受清偿人的法定权利，如果不分受清偿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而一律准予撤销，对受清偿人是十分不公平的，也不利于整个市场经济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
（二）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适用范围过于宽泛
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文义上看，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包含如下成立要件：1．时间须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2．债务人须已经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资不抵债情形；3．对个别债权人进行了清偿（有别于新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四项，此处应理解为清偿的是到期债务）；4．不属于纯令债务人财产受益的行为。仅从文义上去理解该条规定，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的范围过于宽泛，而在实践中，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很长的时间内，债务人往往早已是负债累累，为了寻求起死回生之道，债务人往往还要继续融资、经营，甚至支付一些维持企业生存必须的开支，从而存在较多个别清偿行为。如果这些行为都属于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那么就诚如中国人民大学王欣新教授所指出的：“所有债权人依法本应得到的安全清偿都将变成不确定的，这对人们的经济活动预期将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正常的债务清偿活动将无法进行。”笔者同意此观点，如果不对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范围作收窄解释，则将对整个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和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难以想象的不利后果。
（三）除外条件没有统一标准
我国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这个除外条件没有统一标准，在实务中很容易引发不同理解。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交易行为复杂多样，对“财产受益”的理解，也因人而异。有法官撰文指出，如债务人欠某债权人到期债权100万元，债权人承诺只要归还90万元，余10万元就放弃。假如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为使债务人财产受益而不得撤销的话，那么，债权人在得知债务人正在准备破产时(通常债权人能提前获知)，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以放弃少量债权而获取大部分清偿。甚至，只要预估其受清偿额高于在破产分配时实际受偿金额，即可进行交易。该法官进一步指出，这种局面恐怕不是立法者制订“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的初衷。4
三．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主要存在上述三大弊端，应尽快加以解决，使该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真正落实公平保护所有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为此，笔者建议，应尽快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个别清偿行为可撤销的具体司法标准。该司法解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增加债务人和受清偿人的主观恶意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如前所述，笔者认为行为当事人的主观要素对撤销权的行使十分重要，鉴此，在将来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笔者建议应增加债务人和受清偿人的主观恶意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即清偿行为须有主观恶意，且系债务人和受清偿人双方均具有主观恶意时，破产管理人才可以行使撤销权且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和受清偿人的主观恶意负有举证责任。
（二）缩小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应对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应当采取限缩解释方法，以利于对个别清偿行为进行严格的甑别，来区分不应当被撤销的一些个别清偿行为。应当被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除了符合前述文义规定的四个要件之外，笔者建议还应同时满足如下情形：
1．个别清偿行为令个别债权人获得多于未个别清偿时该债权人从债务人财产分配中依法可以获得的利益；2．个别清偿行为令债务人财产受损，以至于其他债权人可获得得的利益减少；3．不属于维持企业存续的、非为经营性的债务的个别清偿；4．不属于对正常经营行为中的正常清偿。
（三）明确适用除外条件的统一标准。到底那些情形属于或者应视为“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笔者认为应规定统一的标准。在现阶段可采用列举式方式规定“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情形，笔者认为可借鉴美国破产法偏颇性清偿的例外规则，将下列情形解释为属于“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1．为了取得新价值而同时发生的交易行为。若双方当事人基本上是同时发生交易，并且交换的目的是为给债务人增加新价值，那么这种转让就是不能被撤销的。2．对正常（业务）债务的正常清偿。即“对正常经营债务的正常清偿”不属于优惠性交易行为，不能予以撤销。3．授权担保利益。授权担保利益或价款担保权益是指债务人为提供新价值的人在担保物上设立的协议担保，从而使债务人可以购买或者获得作为新价值的财产。4．借新债还旧债的行为,即债务人通过清偿旧债同时从债权人处获得后来的新价值，后来新价值与清偿两者相抵，没有偏颇性后果的出现,不能予以撤销。5、税款、社会保险费、抚养金及人身伤害赔偿费用的支付等行为。通过上述列举式规定,笔者认为有利于司法实务中统一适用标准，避免任意理解。
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破产案件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对个别到期债务进行清偿可予以撤销的制度在我国属于崭新的法律制度，而我国的企业破产法正处于从初步成型走向规范的路程中；这就需要我们在企业破产实践中，多借鉴国外的经验，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深入研究，并予以完善，从而使这一制度真正实现公平保护所有债权人利益的目的，保障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和企业的正常经营。
㈣ 破产清算案件从立案到结案需要多长时间
破产清算属于民事案件。
民事案件一审结案时间最长不超过六个月，二审结案时间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第一百七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
由于案情复杂或是其他的情况导致案件不能如期审结的，并不一定就是法官违法办案，但是法官应当将不能如期审结应当延长审限的情况向上级法院或是院长报批，经过批准的方能延长审限，否则，必须定期审结。
其次，经过批准延长的案件，也不是无限期延长的，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结案。
(4)王欣新破产立法札记扩展阅读：
相关案例：
自2007年受让吉林省辽源市某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以来，未获分文清偿。2010年11月，该公司向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进入破产程序，我公司申报债权总额累计达人民币3500余万元。但时至今日，已近5年，法院及破产清算组仍未对该公司资产进行评估，也未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2007年6月，我公司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受让了对该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该债权转让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并在外汇管理局备案。
2010年11月24日，辽源中院作出(2010)辽民破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立案受理该公司破产案件。2010年12月10日，法院向各债权人发出(2011)辽民破字3号《债权人申报债权通知书》，要求各债权人在收到通知后1个月内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
该通知书同时载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1年3月2日上午9时在辽源市中级法院第三法庭召开。
我公司于2011年2月21日向破产管理人提交了债权申报材料，申报有抵押债权人民币3500余万元。随后我公司与法院联系并确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和地点，法院答复是“原定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推迟召开、具体时间待定”。之后多次联系，得到的答复均为“时间待定”。截至目前，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仍未召开。
在进入破产程序以后，破产公司仍将一座大楼出租经营并收取租金。而法院及破产清算组却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仍未完成对该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全面审计、亦未对该大楼及租金收入采取任何评估、审计或其他保全措施。破产进程长时间停滞，严重影响了合法债权人的权益，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针对来信所反映的情况，记者致电案件主办法官，得到的解释是“评估和审计工作尚未完成”。由于“进一步采访需要得到院里批准”，记者联系辽源中院并传真了采访提纲，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应。法律专家就相关问题发表了看法。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迟迟不开违背法律程序
“破产程序历时五年，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仍没有召开，从法律程序上讲是有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欣新指出，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应该自债权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召开。
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时间，应当遵守。如果法院认为确实存在影响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按时召开的特殊事由，可以延期。
但是，第一，延期要有正当理由。以评估和审计工作尚未完成为由不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这个理由不能成立。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跟审计和评估工作是否完成没有必然联系。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不是要解决所有问题，有些事情可以放到之后的债权人会议解决。
而且辽源中院于2010年11月受理该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案件，将近五年时间，审计和评估工作仍未完成，这也不正常。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必须延期的情况在实践中是比较少见的，通常延期的理由包括，债权申报确认无法及时完成，大部分债权人出席会议的资格难以确定;其他案件或事件的处理直接影响到破产程序后续进行等。
第二，延期必须通知，而且要采取恰当的通知方式。既然《债权人申报债权通知书》通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采取的是书面形式，那么之后通知延期也应该采取这种方式。
对于已知的债权人和已经申报的债权人应采取书面通知的方式，对于未知或尚未申报的债权人要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总之原来通知开会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延期时也应采取相同的通知方式。
王欣新教授还分析了破产案件久拖不决可能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害。他指出，这么长时间连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都没有召开，可能会造成债务人财产的进一步流失:
债务人继续存续就会存在一定的费用，如厂房设备的维护、留守人员的工资支付等破产费用的增加，从而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债权人应当实现的权利没有及时实现，应该几年前拿到的钱没有拿到，这也是一种权利损害。
此外，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启动前如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欺诈行为，也可能得不到及时的纠正，造成财产无法追回。
破产案件无审限规定暴露立法缺陷
法律界人士也就破产案件立法缺陷发表了看法。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宋刚指出，破产案件的审理，法律并没有规定审限，这让不规范操作有了一定空间。但他同时强调，作为债权人，DAC公司对破产案件的进程及管理人对破产财产的管理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即使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债权人也有权知道审计和评估工作进展到何种地步，对于推迟召开的真实原因法院也应该告知债权人。
对这一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贺丹持类似观点:“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目前没有对破产程序作出审限的规定，但实际上破产案件久拖不决对债权人的权益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没有规定审限可以说是法律规定的一个不足之处。”
王欣新教授则认为，本案之所以久拖不决，除了法律规定上的缺陷，对审限错误理解也是重要原因。他认为，破产案件没有审限的规定，只是为法院办理案件提供必要的时间。
但是，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与破产案件的审限问题是两回事，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是有法律期限的。而且破产案件没有审限规定，不等于说可以无正当理由地无期限拖延，以不作为的方式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如果破产程序拖了四五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仍然没有召开，肯定是违背法律的。
㈤ 王欣新的代表性成果
《公司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破产法》（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破产法学》（现代远程教育系列教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企业和公司法》（现代远程教育系列教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
《破产法专题研究》（独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企业股份制：中国规则》（独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
《走进股份制：中国规则》（独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
《破产法学》（21世纪远程教育精品教材：法学系列第二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破产法论坛》（第一辑）（主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破产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第一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律师新业务》（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商法概论》（全国高等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副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
《破产法释义》（合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经济法》（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规划教材）（参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人民调解员工作手册》（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经济法》（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定教材）（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股份制企业实务指南》（副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公民法律手册》（副主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
《“一国两制”法律问题研究》（香港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分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现代企业法律制度》（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中华法学大辞典—民法学卷》（参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经济法》（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指定教材）（参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至2008年版。
《中国商务知识大全》（参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公司法与高新技术企业股份制改组实务指南》（常务副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4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合著，第一作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律师资格考试教程》（参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法学大辞典》（参编），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公司法与公司运行实务指南》（副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
《市场竞争的法律调整与对策》（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参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债务知识大全》（参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当代中国公司实务》（合著），中国物资出版社1992年版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模拟试题集解及难点分析》（副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
《法学大辞典》（经济法分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法律调整》（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参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
《国际经贸金融惯例》（参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企业经济顾问》（参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经济与管理大辞典》（续编）（参编），中国发展出版社1989年版
《行政管理学大辞典》（参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概论》（参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工业企业法读本》（参编），天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经济法原理》（参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律师资格考试指南》（参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法学考试指南》（参编），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
《律师公证制度》（合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 《论破产程序中公益性捐赠行为之撤销》，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月15日
《论关联企业破产之规制》，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
《我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制度的解析与完善》，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6期
《破产法制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
《破产程序中共益债权的受偿无需申报》，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9月18日
《破产案件中对连带责任保证人责任的追究》，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6月27日
《破产立法与实施若干问题探析》，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6月12日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问题研究》，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5月8日；（中国律师2008年第9期转载）
《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漫谈》，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5月6日
《里程碑---立法的创新与完善》，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3月23日。
《论新破产法上的取回权》，载光华法学（第二辑）2008年第1期
《违法成本低于守法的立法才是危险的误区——谈法的利益引导机制》，载法学家茶座2008年第19辑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破产法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 2008年十三省市区法学会第24次经济法学术研讨会，载“中国经济法三十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论文获得一等奖
《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载经济法学家（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论新破产法立法宗旨的创新》，载中国商法年刊（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再论股东破产债权不能与未到位的出资抵销》，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11月15日
《新破产法立法宗旨的创新》，载检察日报2007年11月9日
《破产撤销权研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
《完善小额消费纠纷的法律解决机制》，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破产企业出资人欠缴的注册资本不得与其破产债权抵销》，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8月30日
《评债务人提交职工安置方案》，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7月11日
《论破产抵销权》，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上市公司重整法律制度研究》，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3期
《让判决书沐浴清澈阳光》，载民主与法制2007第9期
《关于新旧破产法的适用衔接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5月9日
《破产重整立法若干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1期
《破产别除权理论与实务研究》，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7年第5期转载）
《论法院对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的保护》，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1月17日
《闲话法院判决书的上网公开》，载法学家茶座（第12辑）2006年
《化解基站建设引发的矛盾》，载通信企业管理2006年第11期
《规范企业破产程序 公平清理债权债务----新破产法解读三人行》，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9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6年第11期转载）
《企业破产法：金融机构破产法规与国际接轨》，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9月28日
《新破产法剖析》，载经济法学评论（第七卷）2006年
《真假破产中“严重欺诈”均应追究刑责》，载检察日报2006年7月13日
《论债权出资》，载法学杂志 2006年第5期
《我国公司法修改后公司合并规则探究》，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3期
《析新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非股东股权转让之规定》，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6年第6期
《完善有限合伙 促进风险投资》，载检察日报2006年6月13日
《Analytical review on major issues of the new bankruptcy (Law) legislation》2006 Volume 1 Number 2， 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嘉利来”案的蹊跷之处》，载法人2006年第5期
《博客目前能否成为广告平台》，载北京晨报2006年3月14日
《谈新公司法清算制度的完善》，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6第2期
《新<破产法>的突破》，载法人2006年第2期
《谈新<公司法>资本制度之变革》，载会计师2005年第12期
《破产立法札记》，载法学家茶座（第9辑）2005年
《论公司清算制度之立法完善》，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5年第8期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经济法辨析》，载经济法学评论（第6卷）2005年
《论公司治理与公司控制人侵权责任的追究》，政法论丛，2005年第6期（江西财经大学学报，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专刊转载）
《德国和英国的破产立法》，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4日
《论破产案件中土地使用权的处理原则》，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新破产立法纵横谈》，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论职工债权在破产清偿中的优先顺序问题》，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论新破产立法中债权人会议制度的设置思路》，载法学家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5年第7期转载）
《谈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4月20日
《中国反垄断法调整范围的立法思考与建议》，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9期转载）
《中超风波：产权与体制的博弈》，载法人2005年第1期
《破产立法中永远的痛》，载证券日报2004年11月8日
《国企产权改革的法治化之辩》，载法人2004年第10期
《新破产立法中管理人制度的设置思路》，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5年第1期转载）
《新破产立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9月10日
《新破产立法的破产原因》，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8月20日
《谈对专家论证会的一点看法》，载法学家茶座（第五辑）2004年
《坚决打击破产欺诈逃债行为——论新破产立法中的撤销权与无效行为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8月6日
《新破产立法中对劳动债权的保护》，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7月23日
《新破产立法与国企政策性破产的关系》，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7月9日
《新破产法的适用范围》，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7月2日
《再辨破产法两大难题》，载法人2004年第8期
《新破产法将走向市场化体制》，载会计师2004年第8期
《破产再也不是逃债者免费的午餐》，载检察日报2004年7月1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记新破产立法风雨十年》，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6月25日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论破产立法中的经济法理念》，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4年第9期转载）
《上市公司不再是保险箱》，载经济参考报2004年4月30日
《上市公司合并中区分股权性质确定折股比例的法律思考》，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4月16日
《论坛：如何变革集体经济》，载法人2004年第4期
《宇通股权拍卖涉嫌国资流失》，载证券日报2004年1月29日
《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1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4年第4期转载）
《三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法律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3年第7期转载）
《“重点企业挂牌”的法律联想》，载法学家茶座（第4辑）2003年
《外商受让上市公司股权的税收问题》，载上海证券报2003年4月8日
《企业改制重组中的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载中国文化报2002年9月16日
《企业改制重组有哪些要求》，载中国文化报2002年8月19日
《再谈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法律问题》，人民法院报，2002年7月19日；民商法学（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02年第10期
《公司发行股票上市条件》，中国文化报，2002年4月8日，5月20日，7月8日
《试论破产立法与国企失业职工救济制度》，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10期转载）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实务研究》，载证券导刊2002年第13期
《资本经营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载中国文化报2002年3月18日
《文化产业的资本经营与上市实例分析》，载中国文化报2002年2月11日
《公司合并中对债权人的保护》，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1期转载）
《重组长征何其难 只缘法律不完善---- 再评“郑百文”事件》，载证券日报2001年11月19日
《中国股市反思：不规范的根源》，载信息早报2001年10月31日
《“郑百文”事件法律评说----兼论上市公司退出机制》，载证券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1年第10期转载）
《百文重组的法律评析》，载中国证券报2001年5月24日
《“郑百文”事件法律评说》，载证券日报2001年5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第7期转载）
《不得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载证券日报2001年4月23日
《我国破产法有待进一步完善》，载学习时报2001年3月5日
《郑百文事件挑战破产法》，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2月9日
《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法律评述》，载法制日报，2000年8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0年第10期转载）
《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与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6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0年第7期转载）
《债权确认程序》，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0年第7期转载）
《对破产企业涉讼案件的处理》，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0年第7期转载）
《破产法的调整作用》，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0年第7期转载）
《深圳市东乐实业公司产权转让案法律评述》，载建筑报2000年4月18日
《解不开的结—— 西藏圣地股权强制转让之法律争议》，载证券时报2000年1月7日
《上市公司的收购方式》，载上海证券报1999年7月19日、9月14日
《确立市场经济的标志——我国破产法的实施与完善》，载国际贸易1999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1999年第7期转载）
《国企转让不应侵犯外方利益》，载民主与法制1998年第22期
《试论破产案件中的保证责任问题》，载法学家1998年第22期
《评“刘秋海事件” 》，载南方周末1998年3月13日
《谈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统一与改革》，载金融时报1998年2月24日
《别除权论》，载法学家1996年第2期
《打击破产逃债行为，保障市场经济秩序》，载贵州法学1996年第1期
《破产法系列讲座》（共12篇），载金融时报1995年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8月23日，9月7日，9月21日，10月14日，10月20日，10月26日，11月3日，11月9日，11月16日
《外资股份公司的税收问题》，载金融时报1995年7月25日
《国有破产企业职工安置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载金融时报1995年7月1日
《浅谈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载金融时报1995年5月20日，5月27日。
《企业改建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原则》，载金融时报1995年4月21日，5月12日
《试论母子公司法律关系》，载金融时报1995年2月22日，2月25日，3月1日
《谈当前破产欺诈行为的防范与制裁》，载金融时报1994年12月20日
《国有企业改建上市公司时资产重组中债务处理问题》，载金融时报1994年12月9日
《谈企业股份制改组中土地资产的处置》，载金融时报1994年12月1日
《股票发行上市中的合同审查问题》，载金融时报1994年11月29日，12月6日
《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的关连交易问题》，载金融时报1994年8月30日，9月6日，9月13日
《也谈银行贷款债权变股权问题》，载金融时报1994年9月7日
《境外上市企业的竞业禁止问题》，载金融时报1994年7月6日
《未经规范化的公司分立合并时怎样处理这些公司的债务》，载经济参考报1994年6月26日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问题》，载金融时报1994年6月11日
《股份制改组中中介机构行为的规范化与法制化》，载金融时报1994年4月22日
《法人股应尽快上市流通》，载经济参考报1994年4月3日
《被撤销企业法人的债务应否追究上级主管部门的责任》，载法学杂志1994年1期
《谈国有独资公司的资产转让问题——评公司法有关规定》，载金融时报1994年2月16日
《股改时国家减免税等形成资产的产权确认》，载金融时报1994年1月12日
《论破产法中的债权确认程序》，载福建法学1993年第4期
《有股者当有其权——企业股份制改组中存在的股权不平等问题应予重视》，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11月14日
《试论判决书之缺陷与改进》，载贵州法学1993年第5期
《让外资股宽活起来》，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10月3日
《也谈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载金融时报1993年9月26日
《谈破产案件受理后被申请破产企业所涉诉讼的处理》，载法学家1993年第3期
《市场经济与破产法的功能》，载法学家1993年第3期
《股份有限公司改组中股权设置的法律规定应予修改》，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7月25日
《股份制方面法律规定亟待完善》，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6月27日
《收容审查制度应予废除》，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3期
《经济诉讼中第三人的正确认定》，载法学杂志1993年第1期。
《试论破产程序中的保证责任》，载福建法学1992年第3期
《因上级机关过错造成合同违约此责任究竟该怎么追究》，载经济参考报1992年8月9日
《为有利被告论正名》，载贵州法学1992年第3期
《试论破产法的调整机制与实施问题》，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
《实施破产法是彻底解决三角债的关键》，载经济参考报1991年10月6日
《未到期的无利息破产债权应当扣息吗》，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2期
《律师刑事代理剖析》，载法学杂志1991年第1期
《试论公司撤并中的债务责任问题》，载债事纵横1991年第1期
《论破产财产》，载福建法学1990年第4期。
《中苏辩护制度比较评述》，载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4期
《保障被告人审查、提出证据的权利》，载青海法学1990年第4期。
《谈破产案件受理后民事执行程序中止问题》，载法学与实践1990年第6期
《略论企业破产法中的终结整顿问题》，载江西法学1990年第4期
《土地使用权终止后地面上的不动产应该归谁》，载经济参考报1990年8月12日
《企业经整顿后破产的债务清偿问题》，载当代法学研究1990年第1期
《破产与兼并相结合——处理亏损企业的一条法律途经》，载经济参考报1990年6月3日
《谈未到期债权破产清偿的扣息问题》，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再谈公司清理中的债务责任问题》，载经济参考报1990年3月18日
《苏联辩护制度漫谈》，载海外法学1989年第（3、4）合期
《对承租人负亏能力的剖析》，载法学杂志1989年第6期
《公司清理中的债务清算问题》，载经济参考报1989年11月5日
《破产界限比较漫谈》，载经济参考报1989年9月3日
《完善公证管辖规定之我见》，载福建法学1989年第2期
《对健全申诉制度的一点意见》，载法学学刊1988年第（2、3）合期
《各国破产和解制度评述》，载经济参考报1989年7月18日
《谈谈破产界限中的缺陷与解决方法》，载经济法制1989年第6期
《企业兼并不能代替破产制度》，载经济参考报1989年5月21日
《了解案情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基本条件》，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3期
《谈司法机关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的问题》，载贵州法学1989年第2期
《律师职业道德浅谈》，载北京律师1989年第1期
《司法独立是政治体制改革组成部分》，载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9日
《司法机关应当依法行使职权》，载工人日报1988年11月5日
《横向经济联合企业的破产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论破产宣告及其效力》，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4期
《也谈“高薪养廉”说》，载工人日报1988年9月23日
《谈企业破产法中的债权申报期限》，载法学杂志1988年第4期
《对迅速审判程序的商榷》，载法学研究动态1988年第10期
《企业破产法中的别除权、取回权与抵销权》，载法学评论1988年第4期
《不要再感恩戴德了》，载工人日报1988年6月18日
《被告人“应当如实回答”析——对刑诉法一项规定的商榷》，载未定稿1988年12月
《不重视公民权利便没有法制》，载工人日报1988年3月11日
《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6期
《试论律师法律顾问工作》，载山东律师1987年第4期
《政治改革与法制建设》，载工人日报1987年12月25日
《论破产犯罪》，载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党政分开之我见》，载工人日报1987年11月13日
《析我国破产法中的撤销权》，载法学1987年第8期
《宣告缓刑后应立即释放被告人》，载北京律师1987年第4期
《要正确的理解破产的概念》，载经济参考报1987年5月23日
《律师应接办刑事申诉案件》，载北京律师1987年第2期
《对一审宣判无罪的被告人应交待上诉权利》，载湖南法学1987年第2期
《谈辩护中被告人隐瞒罪行的问题》，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2期
《毁坏“自家财物”是否构成犯罪》，载法学学刊1987年第1期
《刑事诉讼理论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综述》，载江西法学1987年第1期
《人民法院应保证二审案件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载新疆法制报1987年4月4日
《也谈法的概念——兼与郭宇昭同志商榷》（笔名 辛平），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1期
《企业破产法与公民劳动权利》，载中国法制报1987年1月5日
《略谈辩护律师参加诉讼的时间》，载北京律师1986年第6期
《迎接破产法的挑战》，载工人日报1986年11月8日
《理论上要有一个新的突破》，载工人日报1986年10月18日
《民主集中制之我见》，载工人日报1986年10月17日
《“极端民主化”剖析》，载工人日报1986年9月12日（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日摘登）
《立法思想也要更新》，载工人日报198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1986年9月5日摘登）
《黄旺连犯的是故意杀人罪》，载法学学刊1986年第2期
《论制约与配合——谈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载法学与实践1986年第3期
《谈谈我国辩护制度》，载学员之家1986年第3期
《“人来人往”还是“文来文往”》， 载中国法制报1986年1月13日
《南斯拉夫的错案赔偿制度》，载法制园林1985年第4期
㈥ 关于破产重组的企业，我们这样的普通债权人，怎样才能更多的拿到欠款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61条、65条规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对财产管理方案、变价方案等进行表决，如果债权人会议对管理方案、变价方案表决未通过，由人民法院裁定。
实务中，经常出现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的方案不通过的情形，但如果管理人是依法履行职责，债务人的财产也只有那么多，法院也会在查明事实后依法裁定通过方案的，这样的话，债权人被确定的清偿比例基本就定了。就像您所说的作为普通债权人只能被清偿20%。实践中，很多债权人是一点都得不到清偿的。
您可以通过跟管理人多沟通，了解债务人债权回收情况，也可以通过私下了解，看债务人资产是否还有未被列入管理及变价范围内的破产财产，如果发现，及时通知管理人。但，您要明白一点，破产法的立法本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公平清偿，所以即使另外找到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也是所以债权人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希望能帮到您，祝您好运~
㈦ 破产法的作用
破产法是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破产法的理解、贯彻与实施问题，破产法的典型案件等，日益引起关注。由于立法背景、立法技术所限，破产法中尚存在一些不足，致使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经常遇到一些难题。本版约请破产法专家王欣新就破产法的理解及立法与实施中的一些问题加以论述，从本期起陆续刊出。文章内容涉及破产法的社会调整作用、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企业所涉诉讼的处理、破产债权的确认等。希望读者将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破产法律问题反馈回来，以便进行更广泛、深入的讨论。
对破产法立法宗旨和调整作用的正确理解，是正确执行破产法的首要问题。破产法对市场经济的调整作用有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破产法的直接作用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决定市场经济能否正常运转的信用关系的法律形式——债，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的最终公平实现，维护全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利益，保障正常的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模式。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均是以货币方式进行商品交换的。通过货币进行的商品交换可分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时清结的交易方式和延期付款或延期交货的信用交易方式。信用交易是市场经济商品交换最重要的方式，信用关系也就成为维系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关键。信用交易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在法律上称之为债。债还可能因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侵权行为等形成，但因商品交换而形成的债务关系始终占主导地位。漠视债权人、债务人的正常权益，不重视对债务关系的保障，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决不是靠行政手段所能解决的。所以，保证债务关系的正常实现，维护债权人、债务人的正常权益，便成为确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在法律上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对债的保障是国家各个法律部门一项综合性的任务，其中又以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为主。前者规定债的实体问题，确认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则通过诉讼与执行程序，保障债务关系得以顺利确认，并在必要时强制加以实现。在债务人有清偿能力而不履行债务或对债务有争议时，通过这两个法律便可以保障债的履行，使被阻断的商品交换关系重新得以正常有序地进行，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但在债务人已丧失清偿能力，对到期债务无法还清的情况下，仍仅靠上述法律就不足以正确解决债务问题了。
当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由于已无足够的财产清偿所有的债权，多数债权人的债权在债务人的有限财产上发生竞合。债务人还了张三的债，就还不了李四的债，这就使原仅存在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清偿矛盾，进一步扩展到了债权人之间。这时，如仍允许债务人主动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允许债权人通过个别强制执行的方式实现债权，那么债务人先偿还的债权人，或者先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可能获得全额清偿，而其他债权人则可能分文不获，造成同等权利的债权却得不到同等清偿的不公平现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不公平现象是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造成的。由此产生的连锁后果必然是：由于债权人的正当利益不能得到法律的公平保护，迫使那些不甘受损的债权人不得不以自力救济的方式来维护其利益。而在债权人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合法手段可以采用，便难免出现任意扣押债务人财产、抢东西还债甚至非法拘禁债务人逼债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某些债务人、债权人会设法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甚至相互串通，乘机进行种种欺诈行为。于是，商品交换无法正常进行，债务关系不能顺利实现，社会信用低下，经济秩序混乱。这里虽有当事人自身的原因，但国家、法律不能公正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益，而不正当行为又可逃避法律处罚，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仅采取对当事人越界的自力救济行为进行处罚的方法，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也是不够公平合理的。这一切表明，当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仅靠原有法律制度已不能公正解决债务清偿问题，必须有一种与之不同的特别法律制度来调整，这就是破产法。
破产法为人们提供了保障债务关系公平、最终实现的途径。从对债权人的保障看，它不在于满足个别债权人的利益，更不是要使债权人都获得全额清偿（这在客观上已不可能），而是要做到对全体债权人公平和有秩序的清偿。从对债务人的保障看，一方面为其提供了免受多重讼累，一体解决债务清偿，乃至在破产清偿后豁免余债的途径，另一方面，也为那些尚有挽救希望的企业提供了通过强制性和解或重整再振事业的机会。为此，破产法必须具有与其他法律不同的特殊调整手段，这主要是通过对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以及民事执行手段加以扩张和限制而形成的。如在破产程序中限制债权人、债务人的个别清偿行为，确立公平清偿的原则与清偿顺序；设定破产撤销权，以防止并纠正债务人在明知破产已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进行损坏多数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调整破产债权人行使抵销权的条件，扩张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保证人和连带债务人的权利；设立债权人会议，协调债权人的法律行为；对于债务人的权利也加以适当的扩张或限制，如规定具有一定强制性质的和解与重整程序等。此外，在破产程序中还设置有破产管理人即我国破产法规定的清算组，作为负责破产清算、对债权人公平清偿的专门机构，以保障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
破产法的上述种种特殊调整手段，证明其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具有毋庸置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对债的保障看，其他任何法律都不具有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解决债权人之间矛盾，对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并维护债务人正当权益的作用，惟破产法独具此调整功能。破产法的普遍实施将使我国对债的法律保护（尤其是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情况下）往往只能到执行中止的状况彻底转变，终止债务拖延现象，防止“三角债”的形成，通过打破几个链环的方式解开束缚住大多数企业的债务锁链，使阻塞、混乱的商品交换等经济活动重新得以顺利、有序地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破产企业是社会的经济肿瘤，必须割掉才能使其不再对市场经济造成危害。如果没有破产法，国家对商品交换关系、对债的保护，就始终存在体系上的缺陷，永远无法完备，而其他法律的调整作用也将在此泄漏，市场经济秩序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危险状态。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违背它只能受到经济的惩罚。我国的实践已经并正在证明这一点，尽管有时由于其他社会、经济矛盾的掩盖，使人们不易看清复杂表象下的本质。
破产法在调整债务关系的同时，对市场经济还产生广泛的间接调整作用。如完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通过破产来优化资源的配置与使用，调整社会产品、产业结构等。破产法的这些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些作用都是通过破产法对债务关系的调整而间接实现的。不能将这些间接调整作用理解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根本动因，更不能以此来说明破产法存在与实施的必要性，否则必将产生危及破产法存在价值的种种错误认识。因为在上述各种问题上，破产仅是社会对其种种调整手段中可供选择的一种，并非绝对不可缺少或不可替代的。如竞争淘汰机制可通过企业的兼并、关闭等方式实现，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更是多方面的。我国过去对破产法的宣传恰恰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误，一谈到破产法，多从社会表象出发，片面、功利地强调其间接作用，而对其本质作用反而认识、宣传不够。所以，当破产法的实施与改革中的旧体制发生矛盾，出现困难时，便自然冒出种种否定破产法的错误主张。这反映出在许多人的思想上，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没有认识到破产法的本质作用，没有把对债务关系的保护置于应有的重要地位。
破产法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破产法主要产生于对债保护的需要，而产生这种需要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产权关系明晰，有独立的地位与利益，债的实现与否影响到其切身利益。所以，在旧的经济体制下，可以有刑法、诉讼法、婚姻法等法律，却不可能产生破产法。企业的死亡——破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破产，是国家“父爱”是否存在、发挥的最后关键，是政府行政干预固守的最后一关。只有在此环节也割断国家的不正当行政干预，市场经济主体的独立法律地位才可能真正得以确立，才能真正产生对破产法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破产法的普遍实施是市场经济秩序最终基本确立的重要标志之一。
㈧ 在失业救济方面,我国对下岗职工实行是什么
在两通知中，国务院规定了许多适用于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国有破产企业职工的特殊救济措施。通知规定，破产企业所在地的市或者市辖区、县的人民政府应当采取专业培训、介绍就业、生产自救、劳务输出等各种措施，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在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需要。如对自谋职业的职工，政府发放一次性安置费，不再保留国有企业职工身份。一次性安置费原则上按照破产企业所在试点城市的企业职工上一年平均工资收入的3倍发放，具体发放标准由当地人民政府规定。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费用，首先从破产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中拨付。破产企业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的，其转让所得也首先用于安置职工。不足支付的部分，从处置无抵押财产、抵押财产所得中依次支付。破产企业财产拍卖所得安置职工仍不足的，按照企业隶属关系，由同级人民政府负担。破产企业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和医疗费在当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基金不足支付时，也按上述方法处理。破产程序中职工的生活费纳入破产费用范围，从破产清算费中支付。这些规定虽然对职工的救济安置作出一些安排，可能有利于国有企业破产的展开，但存在立法越权、与法律冲突、内容不合理、显失公平等问题。
根本原因：从企业的剥离的下岗职工，成为政改、体制改革的最大牺牲群体。
破产企业职工的救济、安置问题，不仅是破产立法应予充分考虑的问题，更是社会保障立法必须完成的重任，也是各级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在保护破产企业失业职工利益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公平维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保证破产法的公正性。在保护不同利益主体的权衡中，只顾一头，只顾眼前，竭泽而渔，甚至掺杂部门、地方利益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最终将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无情报复，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国有企业的破产，是政府行政干预固守的最后一关，必须在此环节也割断国家的不正当行政干预。法律必须是公平、公正的，而这正是我们新破产立法的基本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欣新
㈨ 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
在新《企业破产法》通过一周年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该法的司法解释工作开始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同时，金融机构破产问题实施办法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抓紧制订。 8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和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的“《企业破产法》实施与问题高端论坛”上，相关法官、律师和专家针对该法实施近三个月来的问题进行热议，并对司法解释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建议。 8月中旬，最高法首部司法解释立项计划出台并对外公布，破产法的司法解释便在其中。 金融机构破产实施办法 “针对整个《企业破产法》的司法解释已经全面启动。”最高院《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起草工作组专家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该法关涉内容很多，是一种新的制度，实践当中产生的问题远远超过理论层面的问题，司法解释的起草至关重要。 最高院《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起草工作组专家顾问、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说，司法解释应针对现有破产制度中的缺陷进行弥补，要重视重整制度的实施可操作性、技术性、政策性和平衡性。 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企业破产法》起草工作组组长朱少平认为，该法的创新之一在于对金融机构的调整。 根据该法，金融机构的破产一方面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订实施办法，另一方面赋予监管机关申请破产和实施暂停两大特权。 “但是金融机构的实施办法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拭目以待，看有关部门怎么商量这个问题。”朱少平说。 王欣新说，对金融机构的破产问题实施办法，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抓紧制订。人行系统正在起草存款保险制度，证监会则正在研究风险证券公司的处置问题，保监会还没有启动。“这些都是涉及到金融机构破产的一些具体规定，是配套制度。” 同时，他说，由于整个金融机构破产实施的一些具体问题和破产法相关规定有不同之处，所以“可能要在国务院法制办的主持下才能解决”。 司法解释担子重 目前，北京市每年的破产案件约50～80件。 就《企业破产法》从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暴露出的问题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担任新法实施后，担任全国首例破产案件管理人组长的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尹正友律师，结合案件情况表示：“到目前为止，管理人的专用账户仍未能正式开立，开户银行答复的理由就是没有接到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下发的文件。” 《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起草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刘敏告诉记者，目前管理人名册制订等相关制度建设正在进行中。 她说，管理人制度作为新生事物，最高院对管理人名册制订采取逐级监督的方式。 尹正友认为，关于管理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司法解释应该明确在何等情形下才可以认定管理人没有尽到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的标准。 刘敏法官个人认为，应当将要求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限定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给债权人、债务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失。 同时，尹正友建议司法解释也要考虑到与《担保法》和《物权法》存在的不一致的规定，作好衔接。 “司法解释的完善面临一些重大重要的工作。”主要负责北京全市破产案件审理工作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刘兰芳认为，由于目前相关法律在与《公司法》的协调上有很大的不足，给实际操作层面带来困难。由此，她认为司法解释应在这方面加强。 一直担任破产案件清算组组长的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叶剑荣认为，《企业破产法》对重整周期的规定并不明确，应在司法解释中细化。 就企业层面，叶剑荣建议，企业应结合该法建立危机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