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立法期
㈠ 立法委所立项目有效期是多少年
预防猥琐立项目有效期是多少年？那就要看具体是哪一项法律了，不同的法律是会跟着时代的变迁而更改
㈡ 求中国立法大事年表，急
牵一法，动全局——全面聚焦《电信法》
(2004-08-30 14:04:22)
随着《电信法（草案）》提交国务院审议的时间日益临近，业内外人士对于《电信法》的关注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电信业的飞速发展，在2000年颁布的《电信条例》已经日益体现出诸多不适应，在解决问题方面也开始捉襟见肘。另外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参与国际竞争的需求也更为迫切。诸多因素都使得出台《电信法》的呼声渐高。记者还了解到，现在《电信法（草案）》已经基本上到了定稿阶段，不久就将提交国务院审议。所有一切都在预示着出台《电信法》的时间正一步步临近。
鉴于目前《电信法》备受关注以及其对于中国电信业发展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期“新电信沙龙”特邀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李国斌、作为《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周汉华以及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等几位权威人士，分别就电信立法的紧迫性、必要性、针对性以及特殊性等话题展开深入分析与探讨。
主持人：郭小红《中国电信业》主编
时 间：2004年7月
本期嘉宾：
李国斌 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陈金桥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
二十四年磨成一剑
通信产业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随着电信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整个行业对依法经营、依法管制的需求日益增强。回顾我国电信立法也可以发现，早在1980年起草出台《电信法》就被提上立法日程。然而由于产业发展不成熟、缺乏必要市场环境、管制实践存在欠缺等诸多因素，使得电信立法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从目前行业发展来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范电信市场秩序，调整电信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已然成为国家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的、紧迫的任务。电信活动和电信监管中的社会关系迫切需要上升为法律关系，通过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法律来规范。
李国斌：无论从产业发展、市场变化、政府管制还是国际发展趋势来看，出台《电信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日益突出。
首先，制订出台《电信法》是电信业发展的需要。目前电信业已经实现了由小到大的转变，现在需要逐步推进由大到强的转变。回顾电信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过去电信业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于需求、政策扶持等。目前电信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整套完整的机制作支撑。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由大到强，电信立法的需求就显得更为明显和强烈。
其次，制订出台《电信法》是在电信市场新格局形成后规范市场的需求。在原来电信业由国家统一经营的情况下，对电信立法的需求并不明显。然而随着通信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加速了整个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使得电信业的自然垄断被打破，进而使得产业提供者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在主体多元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要规范市场单靠原有的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通过制订法律来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
再者，从政府管制来看，也需要强调电信立法。在政企合一的情况下，政府拥有很大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主张弱政府，政企也逐渐分离，政府管制将成为以必须和必要为前提的宏观管理和间接管理。面临角色转换，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成为摆在政府眼前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在目前提出全面推行依法行政管理的大前提下，必须通过制订规则明确政府的管制。对于电信业而言，因为其网络型经济和规模产业的特性，使得政府管制更为必要，不能完全靠自由竞争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因而尤其需要通过立法明确政府的权责，以保证依法行政和依法监管。
最后，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要求我们通过立法来营造一个公开、公平、透明的电信发展环境，从而可以统一对待国内企业和国外投资者在电信市场上的竞争。通过制订出台《电信法》，一方面要保障国外电信投资者在国内市场的投资利益，同时也要约束其经营行为。除此之外，电信业在新时期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出现新问题，这些不断激化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解决有待于《电信法》的制订出台。《电信法》可以说是解决这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的有力措施。
周汉华：从目前电信业发展来看，制订出台电信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从信息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说，制订《电信法》显然是必须的。从目前的发展来看，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其增长率远远高出国民经济平均增长水平。信息产业实际上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引擎。随着社会向信息化进一步的转变，作为提供基础通信设施的信息产业，是信息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要解决目前国内电信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制订《电信法》作为支撑。虽然在2000年制订了《电信条例》，但是其在法律效力上还不够高，而且也只能解决电信业发展中的某些问题。《电信条例》中没有涉及到、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电信法》来加以解决。比如电信市场准入问题，由于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电信业面临全新的市场和竞争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营造一个科学、有效、有利于充分竞争的电信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通过制订《电信法》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在互联互通问题上，《电信条例》中虽然作了专门、详尽的规定，但是在解决处罚力度上的规定还存在欠缺，还有待在《电信法》中进一步完善。另外在电信业未来的发展中，还要进一步推动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三网融合，完善监管职能并有效促进监管机构建设。从这些方面来看，制订电信法的必要性十分突出。
最后，在目前全球电信业的新一轮竞争和立法浪潮中，制订出台《电信法》才能确保我们与全球同步而不落伍。从国际环境来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在内的各个国家纷纷制订或者是修改各自的电信法。其根本原因就是要适应信息产业高新技术发展的趋势，适应电信业进一步放开竞争的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明显看出全球电信业又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而且电信法也出现了新的立法浪潮，中国同样不能在这个竞争当中落伍。通过制订电信法，以进一步巩固我国电信大国的地位。而且作为电信大国，除了在网络、业务总量等方面占据优势外，在电信立法上打造优势同样必不可少。
陈金桥：在目前的竞争环境下，我们必须要出台一部权威性的、指导性的纲领性法律文件，来推动我们电信市场的有序竞争、依法监管。
虽然现在我们已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从我国已经颁布的电信法律制度的名称和内容来看，我国电信法律制度体系远未形成，法律法规存在诸多缺陷。1. 数量少：面对几千亿元产值、占GDP比例3%左右的基础性产业，管理电信运营、电信建设和电信设备三大市场，过去6年中我国在电信法律法规制度建设领域只有上述成果令人忧虑；2. 覆盖面窄：从法律制度的内容来看，虽然现有法律涵盖了三大市场领域，但在针对性和有效性等方面还有待完善；3. 层级低：目前仅有一部针对互联网安全的法律，由中央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的数量也不多，而信息产业部以部令方式发布的部门规章和其余内部司局下发的规范文件较多，造成法律适用性较小、权威不足，容易受到地方性法规的制约干扰；4. 体系弱：从目前的法律制度框架和内容来看，各层级法律法规没有形成相互依赖支持的体系。在电信业发展中，法律法规种类和数量偏少、层级和权威性不高、滞后性明显、适应性不强，同时面临目前我国多运营商的竞争环境，种种因素都使得我们对《电信法》的需求显得非常迫切。
另外在电信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监管的重要性会日益突出。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通信市场，维护正常、有序的市场竞争必须要做到依法监管。但是如果法律法规不健全，管制机构没有办法管，依法监管也就无从谈起。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仅制订出台《电信法》具有相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要求我们要围绕《电信法》为核心，制订出台一些相应的操作性法规，建立一整套系统的、适应新时期要求的电信法律制度，这样才为我们监管机构提高它的执法权和执法能力奠定一个基础。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含义比法律条文更加丰富。与此同时，《电信法》的出台也有助于维护电信运营商和消费者的权益，使得电信市场的竞争、经营和消费等真正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电信法》：锋出磨砺
从我国当前的电信立法体系来看，已出台的《电信条例》、《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电信事业的发展。由此不难看出，依法经营和依法监管在当前和今后电信业发展中相当重要，会对电信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产业发展不断成熟和法制实践不断积累的前提下，《电信法》的出台必将为中国电信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全面维护电信厂商和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产业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尽快与国际发展接轨。
李国斌：我们要起草一个面向21世纪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电信法，以实现在保障市场化的情况下来进行电信业的发展与监管。
制订出台《电信法》是与其出台的主客观背景和条件息息相关的。从目前电信业发展来看，其对《电信法》的现实需求也更明显，目前制订出台《电信法》的时机相对比较成熟。一方面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已对出台的《电信条例》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对一些新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成熟。从目前来看，《电信法》应主要体现以下四大立法指导思想：
首先，《电信法》应该是国家基本电信政策的综合性反映。一方面，《电信法》一定要对电信领域中最基本的、基础性的和具有电信业基本特征的问题进行规范，重在基本制度设计和安排，使电信法发挥电信业宪法的作用。
其次，在《电信法》具体规范的设计上，既要考虑其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我国加入WTO的基本承诺以及WTO的相关规则。又要在保证整个产业发展趋于市场化的同时满足必须的管制的需要。
再者，《电信法》要对整个通信行业最近几年发展改革的实践有所反映，对行业发展改革的成果要有所体现。与此同时，《电信法》还要体现出前瞻性的特点，能够对行业发展、技术进步以及政府管制的趋势具有较好的预判，为未来发展留有空间。
最后，《电信法》既要立足中国国情，同时又要做到与国际接轨。在电信立法当中，诸如普遍服务、互联互通、市场准入等问题都带有普遍性的特点，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我国《电信法》可以吸收、借鉴国外电信法的相关内容，并赋予其中国特色。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电信法》既能解决中国特有的问题，同时又具有国际化的特点。
周汉华：《电信法》作为一个法律，它和电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属于法律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范畴，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我们应力求实现一个平衡。
制订出台《电信法》必定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到太多技术问题、经济利益问题、市场问题以及政府管制问题。而且从立法的指导思想来说，慎重一些，多听一些不同的意见，才能把法律制订得更完善一些。尤其面临当前政资分离、政府职能转换调整等新形势，更应该慎之又慎。通过制订《电信法》，一定要解决一些现实的根本性问题和制约我们电信业发展的问题，通过立法推动改革进行，提升法律的实际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电信法》制订出台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比如在三网融合中体制方面的融合，如何保证电信监管机构独立而有效地监管的问题，目前对于市场结构认识不统一的现状，以及在反垄断法上的欠缺等问题都使得制订出台《电信法》成为一个重大的考验。
因此在制订出台《电信法》的实践中，需要克服这些制约因素，力求实现与电信业发展的相互促进，实现对电信业发展的保障作用。通过制订法律，有助于在电信市场上形成规范而有序的竞争，推进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市场准入政策上，可以通过进一步放开而引入更多的市场竞争；在互联互通问题上也能够减少争议；在网络融合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技术融合带来的巨大效益和作用，推动社会信息化进程；在政府监管方面，可以促进监管能力的提升，间接推动反垄断制度的出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电信法》的制订显然会对我国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腾飞，实现电信强国的目标，起到助推器的作用。
反之亦然，《电信法》要实现顺利的实施，也有赖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有赖于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只有通过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把矛盾和问题都暴露出来，才能为《电信法》的制订提供条件。与法和社会的关系一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目前电信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电信法》的具体内容和未来走向，不可能脱离中国电信业实际情况而去照搬国外电信法。
陈金桥：《电信法》出台可为实现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
首先，有助于形成有序、规范的竞争。信息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制度作保障。《电信法》一旦出台，将会迅速形成以其为核心的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这对众多电信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和竞争行为能够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企业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等都会变得十分明确。
其次，有助于培育良好的消费环境。没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消费环境，没有很好的需求成长，信息产业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电信法》里通过规定对电信用户的权益保护，以及对电信市场资源的配置，有助于促进电信市场需求的培养，刺激通信消费增长。
再者，有助于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因为要实现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然面临人与自然资源协调发展的问题。《电信法》所强调的资源有偿使用，对于引导包括电信资源在内的全社会的资源合理配置，能够起到比较积极的促进作用，能够有效促进行业增长模式的转变。
最后，有助于推动企业自身的发展。落实到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层面上，如果有了《电信法》和一系列相关制度体系，电信企业就可以沿着正确的轨道，而不是依赖政府而发展。相对健全、稳定的制度有助于形成较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环境，能有效促进企业自身竞争能力的较快提升，企业做大做强的主动性也会大大提高，进而整个产业也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弹性法”力求自适应
面临日新月异的电信业发展环境，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市场开放的逐步深入及全球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电信法》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从最近国外许多国家纷纷修改电信法以适应电信业发展新格局的实例我们也可以看出，《电信法》在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做到及时更新，甚至是前瞻式的更新。要以电信业发展市场化、电信市场主体多元化、必须引入竞争和市场机制等为基本判断点，持续确保其活力。
李国斌：《电信法》要实现现实性和前瞻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完美融合。
如果用时间来对《电信法》进行一下细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对过去的总结、对现实的反映和对未来的安排三部分。《电信法》不但要能够解决已经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行业问题，还要对可以预见到的问题做好充分的提前量，部署出相应的对策。也就是说，《电信法》要在保障现实性的同时，还要能够提出前瞻性、指导性的措施。
另外从电信立法本身而言，因为它所反映的都是电信行业最基础性的问题，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由于整个电信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因此《电信法》本身还要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以做到能够积极、有效地应对一些新问题。同时在某些特定时候还需要及时进行修订，做到与行业发展同步甚至超前。
与国外电信法相比，我国《电信法》将会体现出一些中国特色。例如国外电信法大都属于管制法，而我国《电信法》则是以管制法为主同时兼有企业法的内容。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制度方面，也充分体现了目前我国的国情。例如在市场准入方面，现在国外普遍对涉及资源和网络设施建设的领域采取许可制度，增值电信领域则完全放开。然而鉴于我国电信行业目前的发展特点，我国《电信法》中除了体现在涉及资源和网络设施建设领域的市场准入要采取严格条件的许可制度外，也对增值电信领域采取相对宽松条件的许可制度。
周汉华：实际上在每一个问题上，我国《电信法》都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体现电信法的时代特点，要实现两者的完美融合。对于电信立法而言，要做到“宜粗则粗，宜细则细”。
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角度来看，《电信法》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不能脱离电信业的发展现状，不能脱离现有的管制机构，不能脱离我们的法律体制和政治现实等。因此我们的《电信法》一定要成为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电信法。反过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电信法》反过来也能够推动电信业的发展，因此《电信法》又要体现国际发展的趋势，体现世界各国法律文明的成果。通过《电信法》的制订，要使我国电信业进一步规范化、国际化、市场化。
因此《电信法》一定要保持某种弹性和张力，它既要考虑到我国的现状与国情，又要考虑到技术发展和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考虑政府监管市场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要做到跟国际接轨，符合电信业发展的时代潮流，《电信法》面临巨大挑战。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是迟早的事情。在技术发展、融合的趋势下，传统的电信业的特征已经不再有了，整个电信业的竞争将变成一个全球性的竞争，电信业的发展也必然要符合国际化的潮流。因而在市场准入、资费政策、普通服务机制、信息安全、互联互通等问题上，都要实现在国际化和本地化之间的一个平衡。《电信法》还要确保相对稳定性和可操作性，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制度设计当中要体现出稳定性和灵活性的融合。
而且《电信法》不同于实施细则，也不是操作规则、行业标准或技术标准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电信法》应该对大的制度性的问题和原则性的问题予以规范，为改革实践提供指引。而不能陷入到过于细的技术规定当中，最后出现技术锁定，反倒由于法律修改不及时而阻碍电信业的发展。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电信法》同样要做到宜细则细，不能过于粗泛。过于强调宜粗不宜细，会使得《电信法》没有可操作性，在实践当中造成法律不确定性过大，很难给人一个合理的预期。因而《电信法》对一些应该细的问题也要细，比如对于资费问题，就要明确哪些可以市场调节，哪些属于政府定价，否则对《电信法》的实施以及电信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陈金桥：面对电信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环境，《电信法》应该做到与时俱进。
首先，应立足于体系建设。应该以《电信法》为核心，针对电信市场的类型、主体和利益关系，分别制订和完善系统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管理办法。《电信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外围的制度来补充根本制度。《电信法》不是网络全书，因此应该通过必要的授权性规定，允许监管机构根据市场情况对某些问题进行进一步处理，这可以保持《电信法》的生机和活力。
其次，要适应阶段要求。随着电信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状况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利益关系和矛盾要有所区别，电信法律制度应当适应这种变化，及时总结经验，按照先试行、后完备的立法思路不断推出各项制度规则，保障电信监管依法有序进行，促使电信竞争纳入法律治理的轨道。《电信法》需要不断修正与完善。在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例如NGN融合、监管机构调整、资费变化等，要适时地对《电信法》进行修订。
再者，须加强监管协调。《电信法》能够保持较好的弹性与监管机构的执法行为也有很大关系。监管部门在电信监管中要及时总结经验，把电信改革和电信监管中的经验和案例积累起来，特别是区域市场监管的特点，以作为《电信法》下一步调整的依据。
最后，重与国际接轨。我们要加强电信法的专项研究和跟踪研究，要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在电信立法和国际规则上面的进展和经验，对中国的电信法律制度进行定期评估，把相应的有活力的内容以及适应中国国情的内容吸纳进来，这样才可以做到与国际接轨，保持其内容方面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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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一：中国电信立法大事年表
·1980年《电信法》被提上立法日程，开始最初起草《电信法》；
·1988年《电信法》开始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
·1993年《电信法》开始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2000年9月《电信条例》出台，被业内称为“小电信法”；
·1998年《电信法》被列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中，为第一类
立法项目；
·2001年4月信息产业部成立《电信法》起草领导小组、工作小组以及专家
咨询委员会，立法工作从程序上实质启动；
·2003年《电信法》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中，同样为第一
类立法项目；
·2004年《电信法》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
相关二：聚焦国际电信立法热潮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鉴于全球电信业的飞速发展和激烈竞争，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在内的各个国家纷纷制订或者修改各自的电信法，掀起新一轮的电信立法热潮，以全面适应日新月异的全球电信业的发展。
·美国1996年颁布新电信法，以鼓励竞争，鼓励各部门融合发展，进一步开放电信市场，放宽外资外商进入美国电信市场的限制，更鼓励美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其在互联互通、本地市场的开放以及长途电话市场的开放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标志着美国电信与信息业进入全面竞争时代。随后在2003年FCC对电信法规则又作出调整，以适应通信环境的新变化。
·作为日本最重要的电信法律，《电信事业法》自1984年出台后经历了多次修改，以适应电信市场的需要。1997年增加互联互通基本规则内容，同时取消外商投资限制。2001年的法律变更推进了国内倡导的信息技术革命。2002年通过提交新竞争框架，更充分体现了其以用户利益最大化、促进公平竞争为管制原则从而转变其管制思路。
·2003年7月17日，英国议会批准了通信法草案，从而产生了2003年通信法。该法共分为六大部分：OFCOM的职能、网络业务和无线频率、电视和电台业务、电视接收的许可、通信市场的竞争、杂则。新法确立了OFCOM这个电信管制机构的法律地位，并依据欧盟的管制框架新指令对英国的电信监管体制进行了其它重大革新。
·在1996年颁布电信法之后，德国政府在2003年10月提出一份新的电信法草案，以促进以德国电信为主导运营商的电信市场向竞争者开放。新的法律旨在改善这个欧洲最大的电信市场的竞争环境，其目标是在电信业保持竞争，最终在不同的利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新的电信法在2004年提交国会，并于2004年颁布实施。
http://www.cnii.com.cn/20040423/ca257426.htm
㈢ 中国电信怎样消除 电信法律服务业务
尽管如英国全球经济问题专家阿兰.鲁格曼所言，目前“全球化”一词已经被滥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国际经济领域，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资本流动国际化、金融活动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和各国商法体系国际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已势不可挡。在金融、商务等领域出现了十分复杂的跨国法律问题，“法律服务的国际化”呼声随之而来，律师将不再与打官司划等号，中国律师正迎来以大市场、大收购、大重组为背景的更广阔的国际法律服务市场。 “入世”，是中国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国政府开放法律服务市场作出的三点承诺到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的CEPA区域经贸合作模式的开展，我国法律服务的国际化正在快速演进，与此相伴随的是国际同业的激烈竞争。面对竞争，中国律师界急需既了解国情，又了解世贸规则，同时又有开阔的视野，能够解决跨国法律事务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面对“律师服务的国际化”的大潮，中国律师任重而道远。 二、中国律师应对法律服务国际化的必然性。 1、利益驱动是律师服务国际化的内在动因。 国际化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利益的竞争,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1970 年，全球的服务贸易仅为710 亿美元， 1997 年达到13200 亿美元, 2005年则达到47750 亿美元，法律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形式之一越来越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对象，谁能够在这一领域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法律服务国际化的竞争中获得巨大利益。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各国纷纷要求在国外设立律师事务所或分支机构，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本国商业利益，而且是为了寻求更广的法律服务市场，争夺更大的法律服务利润。截至2005年,获准在中国境内执业的外国和香港律师事务所代表处已经达到171家，其中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129家，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处42家。 目前，随着我国大量优秀企业和上规模企业的上市，随着借壳上市公司重组与兼并成为近几年经济特点，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的经济已经代表中国以后若干年经济结构的主体。而上市公司的运作，始终发生不断的重组、收购现象、并以大市场为背景。这种特点也必然带来中国律师业结构的调整。以上海律师为例，第一批律师如李国机等以打名气为特色，出名后有人请，这种不分专业的知名律师模式仍然是我国目前中小城市律师所采取的执业路线。第二批律师是专业化服务模式，名字与专业划等号，如朱树英的房地产业务等，这种律师执业模式多为大城市的大中型律师事务所采用。而目前，以企业收购、兼并和公司重组为特征的新一代律师执业模式已经悄然掀起（此类业务在美国早已开始），中国目前此类业务的开展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为它服务的律师被称为华尔街律师。 2、潜在竞争是律师服务国际化的外在推动力。 中国政府逐步开放国内法律服务市场后，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纷纷建立，但由于法律服务的高度专业性和地域专属性，同时考虑中国相关立法对外国律师在我国活动业务范围的限制，目前的外国律师主要是从事与本国法或国际法有关的金融、商务方面的业务，例如提供有关其本国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咨询等，而外国律师在现阶段要想就中国法律向客户提供法律服务，仍然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外国律师面临的上述“困难”正随着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而逐渐消除，在将来，当国外一些从事移民、收养、婚姻关系法律服务的民事事务所进入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尤其当他们可以就中国法律出具意见书时，就会对各个层面的中国律师形成直接的竞争，也正是这种潜在的法律服务竞争逼迫着中国律师要抓紧现有时机快速成长起来，以迎接未来国际化的竞争与挑战。 三、应对法律服务国际化的策略。 1、中国法律服务业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中的自身定位。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 条和第34 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将律师服务国际化归纳为四种服务方式: 第一、境外提供方式，这种方式主要通过函件、电讯等手段提供法律服务，但律师和律师行不进入外国提供服务；第二、境外消费方式，指客户在出国后，由外国当地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第三、商业存在方式，指律师到外国设立相关机构，并向外国当地客户提供服务；第四、人员进入方式，指律师个人到外国向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中国律师界开拓国际法律服务市场大致包括“坐守国门”和进驻境外市场两大类。“坐守国门”包括上述的“境外提供”与“境外消费”两种方式，因此涉及不到外国律师的“市场准入”问题，且各国对此也一般不作限制，因此，较为适合在提供国际法律服务方面尚处幼稚、辅助阶段的中国律师采用。进驻境外由上述“商业存在”与“人员进入”两种方式组成，这两种方式均需通过进入他国境内提供法律服务，涉及严格意义上的“外国律师的市场准入”问题。在进驻境外方面，中国的金杜和君合走在了前列，但并非抢得了先机，因为根据他们的报告，其在美国硅谷和纽约设立的分支机构，也仅仅起一个“窗口”作用，同时将该“窗口”作为信息联络、人才培训的基地，并通过该“窗口”获得声誉上的裨益。然而这些分支机构却很难做大作强，境外市场很难拓展，主要因为：第一、像美国这样的法律服务市场已经很成熟，竞争很激烈，尤其在金融、商务领域，各个层面都已经有律师在做，而且做得很细；第二、境外律师很难融入背景相当复杂的英美法律服务市场；第三、即使对于考取美国律师资格的中国律师而言，在美国用纯熟的英语进行交流和书写文书仍然是一件难事；第四、文化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隔阂，这种隔阂无处不在；第五、在境外开办律师事务所成本太高，因此，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律师暂时还没有能力把法律服务完全国际化。相反，对于中国市场内的国际化法律服务业务，中国律师由于在对中国法律的理解、政策的把握、人际关系的熟悉、综合的融会贯通方面较外国律师具有优势，因此， 我们目前应该充分发挥“坐守国门”的优势，逐步发展壮大之后再进驻境外市场。 2、中国政府需要为中国律师“松绑”。 中国按照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法律服务行业做出的承诺，只允许外资所对国际规约、惯例以及该律所被注册执业的其它WTO成员的法律，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不得从事中国法律事务，不得雇佣中国律师。国务院颁布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也重申了这个界线。然而事实上，上述规定并未真正阻止外国律师在暗中从事中国法律事务，无形中却严严实实的为中国现职律师戴上了“紧箍咒”。 一方面，一些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在处理涉及中国法律时，通过打“擦边球”的形式实行幕后操作，即由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最终只是经中国律师事务所翻译、核实、签字，实质性工作都是由其内部的外籍律师亲手处理的，有时更干脆，直接由外籍律师向客户提供涉及我国法律的意见书，只是在结尾加上一句申明:“本所不具备解释中国法律的资格”等。其实，中国政府多虑了，真正决定律师业发展的还是市场，如上文所提及的，眼下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还未对中国律师构成真正冲击，原因是当前进入的都是很大规模的外国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主要是金融、商务方面的非诉讼服务，在其他很多领域和层面（如民事领域）他们无法提供服务，而在他们可以提供的领域，我们在客观上也很难插足（但少数律所如金杜、君合、海问、通商、竞天公诚、大成等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可以说，中外律师各有各的空间，互相可以填补对方的空缺市场，其彼此之间主要还是合作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律师因为不能以律师身份被外资所聘用，因此无法接受外国律师事务所的实践培训机会，也就无法快速提高在非诉讼高端业务领域提供法律服务的技能和经验，等到可以做同样业务的时候，由于长期被排斥在非诉讼高端业务领域的大门外，又没有能力做好，没有竞争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韩国的金融重组工作，多是由欧、美国家的律师担当主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个例证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及时为现职中国律师松绑，允许外资所聘用中国律师，使中国律师通过参与外资所的实践快速成长起来。 3、律师事务所采取的内部优化措施。 （1）充分发扬团队合作精神。 中国律师事务所在建设方面，多数选择了“合伙制”的模式，这是一种人合性质的模式，讲究的是一种团队合作，然而遗憾的事，大多数国内所只是挂“合伙制”之名，行“个体经营”之实，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对在某领域有专长的律师而言，与同事分享交流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不一定带来个人利益，因而缺乏与所内同事协作的动力，反过来，这位律师即使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是有限的，不足以针对所有客户面临的所有问题提供高水平的法律服务，但又因为不能得到其他有专长律师的合作，而只好一边摸索一边应付。由此可见，面对国际大环境下的复杂法律问题，律师事务所内部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完善管理运作机制，调动每一位律师的积极性，充分发扬律师团队合作精神。 （2）发展规模、细化分工 中国律师起步晚，律师事务所规模也相对偏小，世界知名的外国律师事务所人数可达到三四千人，而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人数不过四五百人，在法律服务国际化大背景下，非诉讼业务又是主流，因此对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化有较高要求，为的是在应对各种复杂问题时，能够保证有充足的法律资源可以共享，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可以交流。事实上在西方，从事非诉讼业务的，通常也多是由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所掌控，而个人律师事务所有的只能开展诉讼业务，如英国。就目前而言，为摆脱规模小的困境，我们可以借鉴90年代初法国律师界面对外国律师事务所冲击时的经验，即运用国内重组甚至跨国联合的方式实现规模化。然而，对做好非诉讼国际法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而言，规模化只是一个前提，为提高业务水平，充分发挥规模效应，规模化还必须做到专业化，即根据法律服务市场的需要，将有专业特长的律师细分并建立专门的法律部门，集中管理，集中指导，以金杜律师事务所为例，其根据自身业务强项将律师分组为：公司组（包括外商直投部、并购部、房地产部、电信、传媒和技术部、劳动部）、融资组（包括银行部、证券部、保险部）、知识产权组（包括专利部、商标部、知识产权诉讼及法律事务部）、国际贸易与政府事务组（包括国际贸易部、反垄断部、日本部）、诉讼仲裁组（包括国际诉讼仲裁部、国内诉讼仲裁部），金杜正是凭借其准确的定位分工，做强做大，不仅成为中国第一流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同时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3）资深律师的传帮带。 律师事务所需要的是团队合作，律师事务所整体实力的提高得益于每一位律师执业水平的不断进步，因此对于一位办理国际非诉讼业务的新手而言，迅速的提高其办案技能对律师团队的整体合作十分重要，而这些实践技能的获得不同于法学院的课堂知识，它们需要在熟悉业务的资深律师的指导下从实际办案中一点一滴的积累，通常采取的做法是，让年轻律师由初期的跟随和观摩发展到以律师助理的身份参与办案学习，使其通过资深律师的言传身教、督导批评，学会查漏补缺，逐步成为熟练掌握办案技能、了解办案传统的实践性律师。目前，中国已经将这种学徒制进行了制度化，即把经过一年的实习作为获得律师执照的前提条件，但这一制度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这一年实习期或更长的时间内，在律师事务所内部将资深律师的传帮带很好的落到实处，以便迅速培养业务新手，全面提高律师事务所的整体服务质量。 4、律师个人通过留学深造提高外语沟通能力。 从事国际性的法律服务，对律师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其中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的掌握对于面向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律师至关重要，很多情况下，中国的律师，本可以就中国法律向跨国公司提供同等的甚至更加优质的法律服务，但跨国公司不信任你，不给你表现的机会，原因很简单，因为语言的关系，中国律师不能用外语（包括英语、德语、日语等）直接与外商（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等）进行交流，使他们宁愿花大价钱去聘请国外的或香港的可以熟练运用外语的律师事务所提供服务。因此，对于有意从事国际法律服务的中国律师而言，根据自身的未来业务定位，去国外深造，过语言关，是目前提高律师自身竞争力，迎接未来国际化挑战的有效途径。以自费美国留学为例，只要获得中国法学本科文凭，并通过TOEFL考试，即可申请美国法学院1年期的LLM(法学硕士）；而对于通过中国司法考试但并非法学本科毕业的中国律师来说，也只要凭本科文凭，并通过TOEFL考试和LSAT考试，即可申请美国法学院3年期的JD（法学博士）。同时，中国司法部针对国内优秀年轻律师还设有“选派青年律师赴英培训公费留学项目”，即有2年以上专职律师执业经历，年龄35岁以下，通过雅思考试的中国律师，通过申请可以有机会去英国（其中在英国10个月，在香港2个月）公费深造一年。 5、国内法学教育机制的完善。 法律服务国际化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高素质的国际化法律服务人才离不开教育的国际化，对比中西方法律教育，我们还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第一、中国法学教育的本科阶段过多关注法律专业知识的灌输，却忽视知识结构的全面构建（尤其是经贸知识），而我们知道，法律服务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首要关注的就是经济关系，因此，一位只懂法律不懂经贸知识的律师终究是不会在国际化的大潮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相反，美国大学本科没有法律专业，因此，每一位攻读JD的美国人都有了本科专业的丰富背景知识，加上JD课程选择空间很大（甚至可以跨学院修得学分），美国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相对而言是比较全面的；第二、中国的法学教育注重对法条的理解和解释，学生较为死板，没有创造性，而西方则鼓励创造性思维，美国法学院典型的“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的优势在于，即使一位律师不知道所有的法律规定，但通过对有关法律进行调研后，仍然可以运用其分析技能为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
㈣ 关于授权立法，立法法规定最长期不得超过多少年
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授权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法律依版据：《立法法权》的相关规定：
1、第十条 ：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
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授权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2、第十一条：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
3、第十二条： 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决定行使被授予的权力。
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4、第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㈤ 修正的《立法法》施行日期是什么时候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回第31号主席令公布，自2000年答7月1日起施行。
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立法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㈥ 电信法的立法框架是什么
这意味着历经五载风雨的《电信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框架... 这仍然是一种部门立法加专家参与的模式。
㈦ 手机实名制立法的立法内容
中国工信部推进手机实名制立法
2009年12月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版关于进一步深入整治手机权淫秽色情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显示，工信部在打击手机涉黄的同时，正会同公安部、国务院新闻办，加快立法进度，力争在2010年年底前出台《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为全面实施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在该通知中，工信部提出，基础电信企业要采取各种优惠措施，鼓励用户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等信息进行实名登记和补登记，逐步提高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的比例。
㈧ 立法机构的不同时期的立法
制定法律的权力不是一开始在议会手上的，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立法权不尽相同。在原始社会时代，法律一般是习惯法，由一个氏族内大家共同的习惯组成，大家共同遵守。在奴隶社会时代，法律已经成文，不同国家法律制定的权力也不同。独裁君主国家，立法权属于君主。在古代印度，则属于祭司阶层 - 婆罗门，隶属于神权。古代雅典，立法权由奴隶主组成的议会共同决定。在封建社会，立法权一般都掌握在君主手里。
当代的立法机构最初产生于欧洲。最初只是君主不定期召集的贵族集会，渐渐的演变成为正式的集会组织。到了19世纪，议会成了新兴民族国家独立的标志现代社会，各国的立法权一般都是掌握在议会，各国的议会制度也不相同。
㈨ 关于电信诈骗犯罪到现在为止是不是已经单独立法
电信诈骗犯罪到现在为止，没有单独立法。
但有单独的司法解释。
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