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势治术治

A. 为什么说法制是刀制，法治是水治啊刀制和水治有什么区别

制度是死的，对应刀就是刚的
治理是活的，对应水就是柔的
如此，明不？

B. 什么是法制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人治为什么法治胜于人治

法制与法治，同一个读音，却是两个单独使用的词，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法制”静态意义上指法律和制度，动态意义上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个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法治”强调的是通过法律对国家和社会事物的管理，代表理性、效率、文明、民主和秩序，是与“人治”对立的。在英文里，法制是ru le b y law，意思是用法律来统治，而法治是ru le o f law，其意是法律的统治。

说起法制，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在“法制”的传统中，帝王是不归法律管的，而且“刑不上大夫”。虽然法治与法制只一字之别，然而最最关键的区别，那就是法治国家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人处于法律之上或者出于法律之外。法治的价值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依法治国”已被正式载入我国宪法。这标志中国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法治时代。“依法治国”要求的是用法律来统治所有人，而不是有人用法律来统治别人

C. 法家里讲的法治、术治、势治有什么不同

建议读《韩非子》。法治，讲究不诛心而重事实；术治，中评判而多心术；势治，寓意高屋建瓴，重累计，讲究引而不发。

D. 法制与法治有什么不同治与制有何不同

“法制”与“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

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与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遑论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显然，这样的法治只能是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

在法律产生之前，当然也就没有法制，更不会有法治，调节、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律才产生。但是，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在封建社会就是皇权）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群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在那里，政府权威源于法律权威，服从法律权威，道德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权威源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合法性”的认同。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法律或规则或制度的一种态度，是对有关规则的产生或有关规则制定者及其权威的判断。正如英国法学家阿蒂亚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们认为有某种道义上的义务遵守法律时，人们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会不仅是法治意识与法律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往往也是与民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E. 战国时的法治派、术治派、势治派，法家三派谁才是法家的正宗

战国时期法家分为三派，分别为法家术治派、势治派和法治派。法家之所以分三派的原因是：在推行法治理念的具体实施中产生了各自的具体做法，但是对于法家的基本理念，以达到法治为根本是没有变的。也说是，他们归根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实行法治。但有的法家则处注重行法的具体方法问题，有的刚强调君王对法治的推动作用，有的刚强调民间百姓对法治的认同作用。

战国时期之所以各国要变法，首要目的就是富国强兵。之所以不能富国强兵，是因为旧有的制度不能释放出更大的国家活力，各国从“吃螃蟹国”魏国中看到了法家的时代作用，因而纷纷开始推行变法，由于推行的难度太大，申不害的术治，慎到势治等法家名士企图想用更快、更简单的办法来解决数百年来旧制度治理下的沉疾，试图沉疾快治，结果只是快治而快发的恶性循环而已。

F. 什么是法治和人治

人治是“法治”的对称。又称“贤人政治”。关于依靠执政者个人的贤明治理国家专的治国方式和理论主张。在属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提倡人治。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礼记·中庸》）。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G.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区别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首先，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的用法历来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

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其次，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内涵是指法律以及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与人治不同甚至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或原则。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和人治探讨的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问题。“法治论”认为，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予以充分实施；“人治论”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贤明，“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主张法制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认为领导人贤明与否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论”主张法律应有极大甚至无上的权威，不能听任个人和组织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论”则相反，它主张或默认组织和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权大于法。

再次，虽然法治与法制具有内在联系，即实行法治必须要有法制。但我们不能说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从人类的政治法律实践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制，但却不一定是在实行法治，如当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实行法治。

最后，即使在动态意义上理解“法制”，也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去甚远。“法制”的动态含义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简单地说就是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什么法？“恶法"还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证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显然，这些都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无法回答的。与此不同，现代“法治”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它不局限于形式或逻辑意义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以“有法”、法律完备为满足，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考虑法律的好坏，而且，作为现代“法治”的一个鲜明特征，它还强调《宪法》和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现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上贯彻民主原则，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和互相制约，严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H. 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

总的来说，还是人治。

原因在于，老百姓会背八荣八耻，包括大量网民会背各种各样的民主自由法治理念，却鲜有人明白何谓法治。

这与老百姓是否认可、是否有反对党没有半毛钱关系。日本、新加坡、台湾都数十年一党把持政权，新加坡的严刑与肉刑一直饱受争议，并不影响三地形成法治氛围。很多时候，“没有反对党”能回答很多政治问题，并且在网上可以避免被问专业问题，的确是个很巧妙的高大上答案。

最关键的是大家都肤浅的背诵文字，以为有法律，按法律做就是法治，法律高于一切就是法制。

举个刚刚发生的事情。刚刚我下楼散步，回到小区门口。一个搬家公司的卡车司机和门卫在争执。
小区大门挂着“禁止大型货车进入”。那究竟什么算是“大型货车”呢？还是有保安大叔来“目测”一下。

很明显，小区有“区规”，但“法律条文”的模糊，导致形式上已经达到“依法办事”，但实际上还是“人来判定”。保安大叔拥有判定权，而不是法律或者条文有判定权，仍然是“人治”

另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国法治真正起步还是在八十年代之后。而判案的过程中，会有许多空白，需要人为填补。例如郭敬明与庄羽的抄袭官司，之前都是没有相似案例的。需要人为认定。但认定之后，就能给后面的相似案例做参考。这就是法治的完善。

所以，我国的法治道路还有相当长要走。一方面是因为起步晚。一方面是因为法治精神并未深入人心。

I. 简述法治和人治的区别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法治”与民主相容，“人治”与专制相合

“法治”是与市场经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治国方式。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人治”是与自然经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治国方式，君主专制是人治国家的主要统治形式。在人治国家中，一切人只服从拥有权力的人及其意志。

因此，“法治”是“人治”的对立物，也是“人治”的天敌。现代国家要走出“人治”的局限，清除“人治”的痼疾，最有效的途径是采用“法治”。

第二，“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

“法治强调权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应当具有合法性根据，没有合法性基础便不得行使任何权力，即使人们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关权力，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合法性’这个概念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学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讲，它与合理性概念有内在关联；其二是法学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实上，它所讲的就是合法律性。”[v]

“人治”强调法律出自君主。正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国家，君主和统治阶层既能创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们只是用法律管制和镇压老百姓，维护自己的统治。

第三，“法治”强调“法大于权”，“人治”强调“权大于法”。

“法治”强调一切公权力都应当服从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权力的产出之所。没有法律根据的一切权力均为非法。即便是紧急状态下政治权力的运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则。[vi]所以，以法律为治的治理活动服从既定的规则，而不取决于统治者头脑的一时聪明或其他什么智慧。这种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统治者个人的性情及好恶的影响，防止政治权力的滥用和个人独裁的灾难。

“人治”是最高统治者不受法律约束的“权治”。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大于法律。谁拥有国家权力，谁就主宰国家和民众。在人治国家，官本位观念盛行，人们普遍地崇拜权力，漠视法律。因为掌握政治权力是发财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条捷径。正所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中国古代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朝尊崇儒学，倡导“以德治国”，隋唐以后还采用了科举考试。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罗织了巨大而又严密的权力关系网，法律和道德在权力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其结果是官场政治黑暗腐朽，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国古代历代皇朝始终跳不出“政权兴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强调法律至上，“人治”强调领袖至上。

“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规则相比较，法律在治理社会活动中，在规范人们交往行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选性；其二是与任何组织和个人相比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服从法律。”[vii] 因此，法治国家要求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

“人治”强调的领袖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领袖的意志高于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废法；其二是掌权国家权力的领袖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他依靠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整个社会并使之得以执行。所以，政治领袖个人权威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君主专制的“人治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好君主”，一旦出现弱君或昏君，国家不是衰败就是灭亡。中国古代历代皇朝的灭亡几乎都与皇朝末期的几代皇帝昏庸无能有着直接的关联。唐玄宗刚做皇帝时，励精图治，创立了“开元盛世”，但后来他宠爱杨贵妃，沉溺于后宫游乐，重用奸臣，经常不理朝政，以致出现“安史之乱”，使唐朝走向衰落。

总之，“法治”与“人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家权力是否严格依法运作。法治国家要求树立“法大于权”的观念，创设“法大于权”的制度。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把民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逐步清除“人治”和“权治”等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

J.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是什么

所谓人治，就是按照人的意志及其对利益的要求来行事的。这是人治的广义概念。但人治有少数人的人治与多数人的人治之分。少数人的人治是按照少数人的意志及其对利益的要求来行事的。这种人治，类似我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人治。按照少数人的意志及其对利益的要求制定的制度，就称之为少数人的法治，这种法制，类似我国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

“法治”与“人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家权力是否严格依法运作.法治国家要求树立“法大于权”的观念,创设“法大于权”的制度.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把民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逐步清除“人治”和“权治”等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具体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法治”与民主相容,“人治”与专制相合。“法治”是与市场经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治国方式.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人治”是与自然经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治国方式,君主专制是人治国家的主要统治形式.在人治国家中,一切人只服从拥有权力的人及其意志。

第二,“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法治强调权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应当具有合法性根据,没有合法性基础便不得行使任何权力,即使人们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关权力,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合法性’这个概念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学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讲,它与合理性概念有内在关联；其二是法学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实上,它所讲的就是合法律性.”

第三,“法治”强调“法大于权”,“人治”强调“权大于法”。“法治”强调一切公权力都应当服从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权力的产出之所.没有法律根据的一切权力均为非法.即便是紧急状态下政治权力的运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则.[vi]所以,以法律为治的治理活动服从既定的规则,而不取决于统治者头脑的一时聪明或其他什么智慧.这种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统治者个人的性情及好恶的影响,防止政治权力的滥用和个人独裁的灾难。
“人治”是最高统治者不受法律约束的“权治”.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大于法律.谁拥有国家权力,谁就主宰国家和民众.在人治国家,官本位观念盛行,人们普遍地崇拜权力,漠视法律.因为掌握政治权力是发财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条捷径.正所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中国古代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朝尊崇儒学,倡导“以德治国”,隋唐以后还采用了科举考试.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罗织了巨大而又严密的权力关系网,法律和道德在权力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其结果是官场政治黑暗腐朽,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国古代历代皇朝始终跳不出“政权兴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强调法律至上,“人治”强调领袖至上。“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规则相比较,法律在治理社会活动中,在规范人们交往行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选性；其二是与任何组织和个人相比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服从法律.”因此,法治国家要求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
“人治”强调的领袖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领袖的意志高于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废法；其二是掌权国家权力的领袖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他依靠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整个社会并使之得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