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税事例

Ⅰ ★★求关于税收征收需要遵循 公平 效率 等原则的案例、急求

美国人有句名言：只有死亡和纳税是不可避免的，道出了税收与人生的紧密联系。那么什么是税收呢？从字义上讲，税是指国家向征税对象按税率征收的货币或实物，税收是国家征税所得到的收入。有些人漠不关心税收，认为税收距离自己是相当遥远的事，这种观念是十分错误的。其实，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的衣、食、住、行、享乐、发展等都无不与税收有极密切的关系。
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都用税收为公共支出筹资，因为税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现代税收理论认为，为了满足政府执行国防事务、举办各种公共事业的需要，人民要向政府纳税，政府就要向人民征税。因此，税收的存在，从表面看是政府的需要，实质上是人民自己的需要，所以说税收研究工作不仅是税务工作者的任务，也是我们法律工作者的课题。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只看到税收的现象，看不到税收的本质。相当一部分国家公务人员，只知道每月开的工资是多少，不知道兜里的工资都是税款，只知道端起“财政饭”就吃，不知道这碗饭是用“税”做出来的；当我们在时装店买衣服付款的时候，所付的价款中，已经包含了该衣服的布料、针线、洗染的生产、销售等多环节缴纳的增值税、城建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教育附加费等；当我们坐车的时候，支付的车票款中，已经包含了营业税、城建税、车船使用税等，因为该车在平时负担的费用中已包括了这些税在内；当我们建房子的时候，在工程报建时要先缴交建筑相关的税收，建好了房子领产权证时要交印花税；当我们去酒楼吃饭时，支付的餐款中已经包含了餐饮业应交的各项税收；就算我们暂不用钱，将钱存进银行，所得到的存款利息也要交纳20%的个人所得税。税收成了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都与税收有不解之缘，消费者同时也是纳税者。因此，税收非但不是毫不关已，而且是息息相关，对于税收我们应采取关心、支持、顺应、主动的态度，而不能抗拒、逃避、抵制、排斥。
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国宪法第5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偷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制裁较轻，往往是“发案多、判刑少，情节重、量刑轻，特别是对那些“明星”、“大腕”之类的逃税大户更是“立案难、查处难、结案难”，以致这些人偷逃税问题一次又一次曝光。对偷漏税行为的打击不力，难以消除一些纳税人的侥幸心理。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过普及税法知识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增强依法纳税的观念和自觉性；把纳税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联系起来，在人们心中树立纳税光荣、逃税可耻的良好风气。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对偷漏税者一经发现，就一查到底，并处以重罚，从而显示法律的威严，起到震慑作用，让心存侥幸者不敢再有侥幸之心，使人们养成自学纳税的良好习惯。近期文艺界刘晓庆逃税案的公开化，使社会各行业普遍增强了缴纳税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这种侥幸逃避、蒙混过关的心态在大多数人心里已不存在。依法治税给社会每一个成员公平、公正、平等的发展机会。在购物、消费时已负担、缴纳的税款白白落入不依法纳税者的腰包，对我们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人人都应关心支持、配合税收工作和税收法制建设。
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要掌握必要的税收知识，作为纳税人，要按照法律规定，自觉、准确地履行纳税义务，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作为政府部门，要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使人民清楚自己缴纳的每一分钱用到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哪些事业上；同时还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务员的勤政建设和廉政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透过税收的现象看到税收的本质，感受到自身利益和政府利益的统一性。

Ⅱ 5个法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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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布者:盼储储time
案例分析1――刘玉坤诉郑宪秋离婚及财产分割案原告：刘玉坤，女，1958年12月28日生，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第一重型机械厂金属结构分厂打字员。住该市富拉尔基区铁西26一10一1一6号。被告：郑宪秋，男，1957年10月20日生、与原告系同厂工人，住址同上。原告刘玉坤因与被告郑宪秋离婚及财产分割一案，向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刘玉坤诉称：原告与被告郑宪秋婚后性格不合，彼此对理想、事业、志趣均有所不同，结婚13年始终没有培养和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被告对原告参加一些社会必要活动、残疾身体的治疗，横加干涉。1984年以后，原告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曾在全国首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夺取3枚金牌，这些荣誉使其心理反差增大，进而粗暴地干涉原告参加比赛，将原告打伤住院。原告与被告自1992年5月分居至今，感情确已破裂，请求法院判决离婚，财产依法分割。被告郑宪秋辩称：被告与原告婚姻基础好，在原告失去双腿的时候，是被告主动与其结婚。婚后家务活、带孩子以及原告的生活起居等都由被告承担，原告能在国际国内残疾人运动会上多次获奖牌，是与被告对其支持和照顾分不开的，如果原告实在坚持离婚，但孩子要由被告抚养，原告必须每月给付抚养费150元，房子由被告居住，奖牌17块被告应分一半，奖金29万元、被告要19万元，婚后共同财产依法分割。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

Ⅲ 如何处理依法治税与保障和谐稳定的关系62

近年来，税务机关各级领导和普通税务人员依法治税的意识逐步树立，税收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在税收执法过程中更加注重纳税人的权益保障，税收征纳关系更加和谐。当前，各级各部门对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创建和谐社会，确保社会稳定提出了更严厉要求。如何处理好依法治税与确保和谐稳定的关系，成为税务机关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一、税务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

税务机关是政府担负税收征管职能的部门，其基本职责是依法征收税收，确保财政收入。税务机关在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方面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确保依法行政，不违法行政。防止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侵害纳税人或者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引发社会矛盾，造成不稳定。

二、税务机关维稳现状

有以下事例可以说明当前税务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形势。

（一）某局2009年出现一起信访案件，上访人为某村村民，反映该县地税局在几年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收缴农业税一事。事件的起因是信访人因与村社干部有矛盾纠纷，拒不缴纳应缴的农业税，税务机关在屡次催缴无果的情况下，向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在审查后进行了强制执行。事隔几年后，当

事人就此事进行上访。县委、政府领导和信访办将此事交由地税局处理，地税局非常重视，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接访处理。经税务机关调查核实，当时的处理符合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税务机关并无违法违规的过错，按照要求对上访人进行了回复并向政府做了报告。但上访人不接受，坚持上访。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法院、地税共同协商，最后基本上全面满足了上访人的诉求后得以达成息诉协议。

（二）2005年，某局对辖区内一纳税人拒不缴纳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一案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依据法律法规规定依法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当事人邀约亲友从2006年开始进行上访，税务机关接访后多次进行政策宣传解释，政府有关部门也组织法院、司法局、地税局共同接访，均无法息访。2009年，当事人以上京上访进行要挟，县政府要求务必做好息访工作。最后，地税局和政府共同出资满足了上访人的要求。

（三）2011年，某局稽查局查处一起税收违法案件，纳税人逾期不履行补缴税款和缴纳罚款的决定。税务机关多次以书面形式进行催缴，仍然没有履行。税务机关依据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拟做出强制执行收缴税款的决定，并拟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收缴罚款。县局就此事向县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进行报告，县领导考虑当时接近年末，要求暂缓进行。拖延到2012年，税务机关拟再次启动强制执行措施时，纳税人向政府有关部门和税务机关表示，如果强制执行，企业将组织职工到政府集体上访；

恰遇此时政府又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高度重视维护稳定，排查一切不稳定因素，确保省十次党代会召开之前不出问题。由此税务机关只好再次搁置该项工作。

综合以上事例，税务机关税收执法工作中，并不能简单强调依法治税，需要充分考虑依法治税的潜在风险，否则将付出经济乃至政治上的代价。

三、如何处理依法治税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

当前，我国面临国际国内复杂困难局面，经济高速发展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积累了诸多社会矛盾，社会大众仇官仇富意识逐步蔓延，而个人自我意识逐步增强，特别是在各类媒体广泛引导下，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更加强烈。与此相对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并不完善，个人维权途径狭隘，维权方式简单。与司法与行政救济措施比较，更多人相信“官、关”两道，遇到问题首先想到找关系疏通、勾兑，没有关系或关系渠道不能解决则转向找官方，在乡镇的找书记、找县长，在城市的就找市长、省长，乃至进京。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上访工作，将上访工作列入到各级政府考核问责的重要内容，一旦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就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使得各部门对于维稳工作高度重视之下走向了高度紧张，在出现可能引发不稳定的苗头时便全力以赴，千方百计不计成本地将事态加以控制解决。
某乡镇一书记和镇长曾跟我说，在处理一起农民之间土地纠纷过程中，政府花费的人力物力包括给上访人的现金已远远超过事件

本身涉及的金额；上访人在得到好处后产生了政府怕上访，只要肯上访就有好处拿的认识。这类现象的也确实带来了鼓励上访的负面效应，信“访”不信“法”成为普通大众的一种习惯。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税务机关一方面要切实依法履行征税职责，另一方面要确保不发生任何引发不稳定的事件发生，如何兼顾二者值得认真研究分析。

以上观点由于思想认识水平不高，难免偏颇或错误，希望在本次学习中能够得到老师和上级领导的答疑解惑，敬请赐教！

乐至县地方税务局 郑永胜

Ⅳ 关于法治的经典事例

清朝末期，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臣民的义务和权力 中华民国建立时，颁专布了临时属约法，那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对袁世凯的权利进行了约束。还提出了五权分立，国民的权利等等。 在1922年，国民政府收回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在1943年完全...

Ⅳ 学会依法保护自己事例

观《今日说法》有感 初三(8)班 黄 芳 一个人自出生起,依法成为我国公民起,就与法律结下了不结之缘,无论在家庭生活,学校生活还是社会生活中,法律都与其息息相关. 《今日说法》栏目,为我们讲述一个人生来,就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又受到我国法律的约束.既充分享有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又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它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发生的犯罪事实,告诉人们如何做到是守法的好公民. 在现实生活中,公民都因种种纠纷,可通过"打官司"的途径,依法得到解决.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援助.可公民一旦触犯了法律,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今日说法》把相关的法律与公民的生活,法律与国家的治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就应崇尚法律,学习法律,做知法,守法的好公民. 今日说法与我 初三(11)班 刘晓兰 放假时,我每天都要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可是开学了;又得同它分别了,终于学校在每天中午,打开电视让我们收看《今日说法》栏目,让我们认识法,更加了解法.我终于又能与《今日说法》相会了. 看了《今日说法》我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懂得了什么事情我们该做,该认真的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该坚决拒绝.件件真实的案件,告诉我们,孩子受法保护,学生受法保护,百姓受法保护,官员受法保护,国家一切公民,各种职业,各种合法利益都有法律的保护,但同样受保护的也同时受法的约束,总而言之法律是保护无违者的. 《今日说法》在生活中影响我,与别人发生冲突,不应头脑发热,总想以打架判胜负,这样往往会使自己无形中走上违法的道路.小偷,小摸是违法行为,应坚决拒绝,抢劫,敲诈也要受到法律制裁.当自己家人,朋友等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吵架,打闹无济于事,而是火上加油,此时法律是我们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最有效,强大的武器.《今日说法》对我说要做个遵法,守法,护法用法的好公民. 让生命有更多的逗号 初三(11)班 刘晓兰 教室里播放着------------,我的心紧悬着,我的脸紧绷着.一辆辆超载的车冲断桥头,翻落山崖,一位酒后昏昏驾车的司机,一具具血肉不清的尸首,一起起触目惊心的事故引起对生命的思考. 人人都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应好好珍惜.但为了方便,又有多少人在马路中横跨铁栏,有多少人横穿马路,试问他们得到的是真正的方便吗 假若是,这用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方便值吗 为了利益,又有多少司机朋友酒后驾车,打着盹驾车,超了再超还想超呢 难道人们没有判断力吗 在生命的继续与其他各种事物中.许多人为了清闲而逃逸,为了享受而吸毒,在死神面前江郎才尽的认输. 生命交通,小小随意,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生命的继续与凋零是瞬间的定格,请你别为清闲而逃逸,为享受而吸毒而犯罪,请你别为生命过早的画上句号. 请您珍惜生命,让自己的生命拥有更多的逗号. 未成年人的素质真得要提高 初三(1)班 余秀文 最近学校开设了中午时间看《今日说法》这一套方针,我觉得这效果十分的不错,因为一来有助于我们提高一些法律意识,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关心一些国家的事情.时间一天天的流逝,电视里演播的事例也不例外,但令我最触目惊心的是这个案例. 未满十八周岁的一对舒家的兄弟祸害了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太婆,这个老婆婆与老伴儿到芦苇塘里割芦苇,因身体不适,在岸边休息.而此时她的老伴正在芦苇塘里工作着.两兄弟一起祸害了老婆婆,这件事真是骇人听闻,哪有素质教育这么薄的青少年,不但他们俩的父亲,还硬强求这对兄弟俩不承认这桩事,并托邻里的人做伪证,这个行为不但使他们陷入法律制裁的旋涡,而且还阻碍这个案件正常运行.他们的行为与做法终究逃不过法网.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祖国的明天,但是不是每一个青少年都是这样的呢 完全不是,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应提高素质教育,增强法制教育,做一个合格的青少年. 同学们,你们做到了吗 如若没有,快快加油吧! [ "把法带回家"活动之一] "与法同行" 高一(3)班 邓丽钦 我校是市首批"青少年法制学校",我们充分发挥"青少年法制学校"的作用,积极开展"与法同行"系列法制教育活动,以"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重点,充分发挥"青少年法律学校","少年警校","警校共建"的教育功能,使同学们学会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与法同行"为主题,采用多种形式学习《青少年法制教育辅导材料》一书,开展"五个一"活动:"读一本法制读物","办一期小小报","开办一次模拟法庭","举行一次'法在我心中'主题队会","开展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各班开展了"法制故事大家说","我把法带回家"活动,同学们通过上网查资料,阅读法律丛书,收信了许多法律方面的资料,以故事的形式进行班级故事比赛,与爸爸妈妈同学法.在"12·4"法制宣传日这一天,让学生观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法制宣传日特别节目,使学生在增长法律知识的同时明白了遵纪守法的重要性. 2004年开展法制教育的主题是:"我把法带回家".2004年11月14日下午,我校请来了共建单位城中交警大队的交警,给同学们进行了交通法规知识讲座,并让学生把"'我和爸爸妈妈同学法'——家长,学生学习交通法规知识问卷"带回家,与爸爸妈妈共同答题,学校将奖励表现优秀的学生与家长. 12月9日下午,我校与县国税西城分局,地税分局根据今年的税法宣传主题:"依法诚信纳税 共建小康社会"开展了"税法进校园"活动.以相声,小品,演讲,歌曲,对口词,税法知识讲座等形式进行税法宣传,并让学生把税法带回家,通过税法知识答卷向家长宣传有关税法. 12月10日下午,全体师生在操场听《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暨案例分析报告会,学习有关法规. [ "把法带回家"活动之二] 构造"三位一体"的法制教育格局 高一(3)班 王上枝 我校把开展"学生带法回家"活动,作为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抓.早在1997年就着手试点,1998年,在全校学生中广泛开展"带法回家"活动.这一活动使学校,家庭,社会法制教育一体化,取得良好的法制教育效果.首先,学生在带法回家之前先学法.到目前为止,全校学生平均带法回家达1.8次以上,涉及的法律法规有50部之多.借助"学生带法回家"这个平台,增加学生了解掌握法律法规的知识面,对学生法律意识形成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学生带法回家",锻炼和培养学生宣讲法律的能力,也进一步检阅和巩固了学校法制教育的成果.通过学生把法带回家,使学校法制教育工作向社会家庭延伸,起到一个带法,全家学法,社会受益的教育效果,尤其是突破和解决了一直困扰我镇的城乡村(居)民普法落实难的问题,对普法规划的落实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学生带法回家"活动开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并逐步走上形式多样化,活动规范化的良性发展道路.首先是做到三规范,即带法本规范:由校统一编发给每个学生人手一本带法专用本.带法本用于学生抄写带法内容,记载家长学法后的心得及签字和老师查阅后的评语.带法内容规范:带法内容由学校所在镇普法主管部门提供,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每年向民普及的"共学法"内容;二是教育部门专业法律法规及与青少年法制教育相关的内容;三是学校辖区村镇重点治理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其次是带法形式多样化.如对于农村村民,除了直接宣讲法律条文外,老师们还自编案例,讲故事,再通过学生讲给家长听,以案释法,这样一来,使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更容易接受法制教育.高年级的学生除了抄写带法内容外还要求把带法宣传的内容通过漫画形式表现出来,或自己制作法制手抄报给家长看.学校还经常开展"法在你身边",法制故事演讲会和组织法制手抄报,法制漫画的展评等活动,以促进学生带法释法的能力.第三是检查督促经常化.把"学生带法回家"活动列入普法验收计划,并作为年度定期检查评比的内容.

Ⅵ 我国近20年来税收执法中出现过什么犯罪案例

从一则案例论税收执法实践中“偷税”的故意要件

案例介绍

某咨询公司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方式经鉴定为查账征收。该所2002年、2003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税务机关虽按照查帐征收方式进行了纳税辅导，并计算出在查帐征收方式下应当缴纳的年度所得税，但在实际征收时，按当地统一口径，该所以营业收入的核定利润率计算并申报缴纳了所得税。后因有人举报，稽查局立案稽查后认定该所未按照查帐征收方式计算缴纳所得税，而仅按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申报缴纳税款，系以虚假申报的方式，造成了少缴税款的结果，构成偷税。其作出偷税认定的根本理由就是，存在着虚假申报行为以及少缴税款的结果，已经符合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之偷税的构成，至于该所主观上是否具备偷逃国家税款的故意，则非征管法所要求，税收执法实践中也无须予以考虑。

案情分析

在刑事司法领域，关于“偷税罪”是否需要具备主观故意是不存在争议的。相反，偷税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有目的性地偷逃国家税款的心理状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均得到一体遵行。但是，在行政执法，即税务机关执行税法的实践看，关于征管法第六十三关于“偷税”的构成，是否应当具有主观故意则存在较大的争议。那么，行政执法上的“偷税”究竟应否以纳税人主观上具备偷逃国家税款的故意为要件呢？

从目前的税务执法实践，以及税务部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看，税务部门均倾向于认为，构成偷税罪必须具有主观故意，而构成偷税，则以存在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事实为标准，而不论是否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比如，江苏国税网2004年12月08日发表的，由舒安仁、董宣标、王斌撰写之文章《论司法与行政执法实践中“偷税”界定的异同》，该文明确指出，“在税收实践中，税务人员对于纳税人偷税是否必须具备主观故意分歧也较大，有的认为必须是主观故意，有的认为只要纳税义务人的行为符合《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列举的内容，造成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不论是否主观故意，都应当确认为偷税行为，后者目前代表税务机关的主流观点。在税务机关实际查处审结的案件中，大多数是重结果而不十分强调主观故意”。而得出此结论的根据，则在于“对偷税行为是否必须主观故意，税法没有明确的表述”。对此观点及实践中的做法，笔者实难苟同。

一、从“偷税”的名称理解，“偷”字即意味着其行为的蓄意与目的性，而无须画蛇添足般地加上“故意”等修饰语

“偷”，根据词典解释，以及千百年来人们对该字眼的认知，是指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实施的秘密窃取行为。对实施“偷”之行为的人，其主观上的故意性甚至其目的性是明确的，毋庸置疑的。若没有这种故意性或者目的性，而只是错误地或者不小心地拿走了他人的财物，不论其结果如何严重（财物足够贵重），就该行为本身而言，仍然不能称之为“偷”，而只是不当的、应予纠正的行为。

就立法层面来说，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三条关于“偷窃…少量公私财物”，以及第二十四条关于“偷开他人机动车辆的”之规定，还是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关于“盗（偷）窃”，第二百一十九条关于“以盗窃…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之规定，其立法的文字上均只有“盗窃”、“偷开”、“偷窃”的高度概括表述，而并无“出于故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而故意”等修饰语。之所以立法上作出如此规定，并非因为此类行为不需要具备主观上的故意性或者目的性，或者此类行为不以主观故意（目的性）为构成之必要条件。相反，鉴于“偷”、“偷窃”、“盗窃”等词语，自文明社会以来，及至现代社会，其含义都是不言自明的，此类行为应当出于故意或者具有目的性也是毫无疑义的。因此，从立法技术的简洁、概括角度考虑，因并不存在任何歧义，从而将表示主观心理状态的词语均予省略。这实际上是立法技术成熟在立法实践上的反映与标志，也是立法技术成熟的要求和价值所在。过多的冗语凸现的仅仅是立法技巧的粗糙与法制发展的滞后，对正确、清晰、完整地把握法律所规定之行为并无实用意义。

就偷税而言，即系“偷窃税款”的概括用语，其含义自其出现之日起即已特定化与明晰化了，即出于非法占有或者获取国家税款之目的，而故意实施税法所明确列举的手段行为，并因此而获取或者占有了国家税款的违法行为。偷税的关键在于“偷”字，而非税字。认定某种行为是否偷税，应当从“偷”字着眼。此处的“偷”，与现行任何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所出现，以及现实生活中所使用之“偷”字，均具有相同的内在含义，都必须是在主观故意（目的）支配下而实施的行为。以征管法关于“偷税”的规定中，未出现“故意”等用语而否定征管法上之“偷税”应当具有主观故意，是对众所周知的概念的曲解，也是对立法技术要求的忽视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二、司法领域之“偷税罪”，与征管法领域之“偷税”的区别，不在于前者有主观故意而后者却没有或者未必有，而仅仅是量上即数额及比例的差异而导致质的改变

纵观征管法第六十三与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对于偷税的表述看，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是在征管法第六十三规定纳税人实施的某些行为构成偷税违法行为的前提条件下，对其行为由违法向犯罪的质变规定了另一个条件，即“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当然还包括二次以上偷税的情形，实质上也是量变，即偷税次数，向质变的转化，即构成了偷税罪）”，事实上，刑法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与征管法关于偷税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即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完整的表述应当是“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这里仍然是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及需要，而没有将以上划线部分加以规定，因为省略这部分内容既不会改变该规定的内在意义，也不会影响公众对其内在意义的判断。正如同刑法对“盗窃罪”的规定一样。“盗窃罪”的完整规定首先应当是对盗窃的定义，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方法，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是盗窃”，然后规定对盗窃的处罚，即“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正是由于“盗窃”概念的明确性，立法技术上不要求在刑法典中对盗窃再行予以定义，否则徒造成立法上的繁琐与冗长，且无助于对盗窃概论的厘清。

因此，在刑法关于偷税罪规定中的“偷税”行为，直接引用征管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的情况下，偷税罪的“偷税”与征管法上的“偷税”，就其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而言（在刑法理论中，关于行为是否包括结果存在争议，此处行为不包括结果），当然应当是统一的、一致的。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构成偷税罪的纳税人，其偷税的数额及其比例达到了刑法规定的标准，而征管法上的“偷税”则是因为其偷税的数额及其比例均未达到刑法规定的标准，因而不作为犯罪处理。

笔者难以理解，税务机关既然完全认可构成刑法上的偷税罪必须具备主观故意，却又何以对性质完全相同（当然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评价，即一为一般违法行为，而另一则为犯罪行为）的征管法上的“偷税”行为，得出不必要求纳税人具备主观故意的结论？这难道不自相矛盾吗？难道能够说：因为相关法律条文，对盗窃行为是否必须主观故意没有明确，因而认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盗窃”违法行为，行为人主观上不需要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或目的；而刑法上的盗窃犯罪行为，则必须具备这种故意或者目的？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所在？其逻辑推理如何演变？

况且，假定税务机关的这种推论是正确的，即“偷税行为是否必须主观故意，税法没有明确的表述”，因而推定偷税并不要求必须具备主观故意。那么，以此类推，征管法第六十五条关于“逃避追缴欠税”的规定、第六十六条关于“骗取出口退税”的规定，以及第六十七条关于“抗税”的规定，相关条文均没有“纳税人出于故意”或者纳税人“故意”等字眼；税务机关是否可以由此推论，上述违法行为，与刑法关于“逃避追缴欠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及“抗税罪”的规定，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需要主观故意，而后者则应当具备主观故意？如果税务机关认为关于偷税与偷税罪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具备主观故意，并进而得出征管法上的“偷税”不需要主观故意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上面所列举的其他行为方式其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区别在于主观故意的有无，从而得出征管法上的“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以及“抗税”不要求主观上具有故意的结论，该结论无疑也应当是正确的。但这种结论真的是正确的吗？！

三、从相关税法及总局文件明确排除不具有偷逃税款故意的行为构成偷税的立法规定及其立法精神看，征管法上的偷税需要具备主观故意应当是肯定的

即使我们从最挑剔的角度去理解“偷税”，因征管法第六十三条没有出现“故意”等用语，因而“偷税”并不要求主观故意，只要有客观行为表现，并造成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结果，就可以并且应当认定构成征管法上的“偷税”。那么这种结论将与相关税法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文件中，关于不具有偷逃税款故意而实施的行为，虽然造成了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结果，但不构成偷税的明文规定相悖。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2000-11-16国税发[2000]187号）规定，“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但应按有关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又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税工程发现的涉嫌违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2001-9-28国税函[2001]730号）关于纳税人取得失控发票不予抵扣进项税额，但不作为偷税处理的规定。这些规定，均明确排除了主观上不具有偷逃国家税款故意，但客观上具备了征管法规定的偷税手段行为，比如存在着虚假申报行为或者少列未列收入的行为或者多列成本的行为等，并造成了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结果之行为构成偷税的可能性。

从征管法及总局前述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该等规定看，偷税应当具备主观故意是确定不疑的。无论客观上造成了国家多大的税款损失，例如善意取得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失控发票，并已实际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因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获取国家税款的故意和目的，对这种行为不能作为偷税处理，而仅予以纠正即可，即追缴税款（是否加收滞纳金各地税务机关有不同的规定）。如果目前税收实践中，税务机关关于偷税不要求主观故意的观点正确的话，那笔者又该如何理解前述法律之明文规定及其立法精神呢？

至于税务机关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征管法》上没有漏税了。”并导致“非欠即偷”的观念在依法治税的舞台上横行，笔者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认识是没有依据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征管法关于“偷税”的内涵与外延已有了明确的界定，这种界定是以专门条文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独立于其他条文之外。且不说现行征管法上是否有漏税尚存在着争议，比如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究竟是否漏税的表述即存疑问。即使现行征管法的确没有了漏税的字眼或者概念，这也只是征管法对某一种税收现象的取舍问题，或者对某一种税收现象以其他新的概念或者条文取代之。但税务机关如何能够凭此得出“偷税”不需要主观故意的结论？没有了漏税的概念与“偷税”不需要主观故意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如果有，这种必然联系又有多紧密？偷税是否需要主观故意应当从偷税本身的规定及其内涵与外延，以及偷税立法的宗旨和精神去理解，借助于一个虚无缥缈的或者存在争议的其他概念的存在或者消失与否，来理解偷税主观方面的要求，其正确性与合理性值得怀疑。

笔者认为，无论行政违法领域还是刑事司法领域，从立法上对违法行为以及犯罪行为的打击规定及其立法目的看，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其打击的重点或者中心，应当是并且始终是蓄意违反法律规定，挑战法律权威，并进而在这种蓄意心理支配下实施的公然挑战法律、践踏法律的行为。这既是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及立法的价值取向所在，也是执法应当遵行的一条准则及其价值取向所在。同样地，在税收立法和执法领域，其打击的重点，永远是那些以偷逃国家税款为目的，并在此目的（故意）支配下，实施隐匿收入、虚列成本、篡改帐簿凭证等等手段行为，最终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恶意的严重违法或者犯罪行为。对于不具有主观故意，而仅仅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对复杂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或者其他非有目的性地获取税收利益的情况，造成事实上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结果，对该种行为，只需依照征管法上的规定予以纠正，即补缴税款（或同时加收滞纳金）即可，而不应当也无须非要以偷税处理，对纳税人补缴税款的同时，予罚款等行政处罚。因为一个无意识的错误行为或者不当行为，并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虽然加以纠正是有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若因此遭受诸如罚款甚至刑事责任之类的惩罚，则显然与行政法及刑法上，以处罚故意为原则之要求相违背，对行为人而言也难言公平。因此，征管法上的偷税应当具备主观故意，而且从其实际规定看，本来也要求必须具备这种主观故意。没有主观故意就没有偷税。

Ⅶ 谁能提供一个税务机关执法危机应对的案例，如果详细加分

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是指由于税务行政执法风险所产生的，对税务机关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因素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税务行政执法危机即“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时刻，是税务机关组织命运“转机与恶化的分水岭”，如果处理不当，组织危在旦夕，然而处理得当，则又成为未来良性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体现及意义

税务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困难重重，“行万里路，进千家门，受百家气”就是税务人员工作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由于税务行政执法风险而导致潜在危机的存在，也对税务机关规范执法、有效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有关资料和媒体报道，由于税务人员执法不当、执法错误、行政不作为或税法执行不严谨等方面的问题，引起的税务行政复议案和行政诉讼案在全国是比较普遍的，近年呈上升的态势，因此而受到责任追究的税务人员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税务行政复议案件1994年至2000年为1035起，2001年至2005年上升到3305起，是前六年的3.2倍；全国税务行政诉讼案件1994年至2000年为328起，2001年至2005年上升到1081起，是前六年的3.3倍；在行政复议案和行政诉讼案中，能维持原处理决定的并不多，败诉率比较高，如2005年全国税务机关已办结的复议案件中，复议决定维持和撤销、变更的比率为54：46；人民法院审结的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判决维持和撤销、变更的比率为48：52；2004年全国税务机关受责任追究的税务人员20.49万人次，受行政处分的4597人次，移送司法机关的191人次；2005年7月至2006年底，全国税务机关因渎职侵权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税务人员439人，2006年全国仅国家税务系统因渎职侵权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税务人员为144人。而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份，广州地税干部队伍中接连发生8名基层一线税务人员、一名局属单位的副局长玩忽职守，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问题，先后被纪检、检察机关询问、拘留、取保候审甚至逮捕关押，给广州地税带来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惨痛的教训，不得不敲起警钟，引起我们的注意。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可以有效维护税收执法人员的切身利益。科学防范、化解税收执法危机，从而保障税收执法安全，这是保护同志、稳定队伍的基础，也是内树正气、外树形象的关键。

（二）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可以树立税收执法机关的良好形象。如执法人员能够时刻保持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意识，做到正确执法，文明执法，同时做好税收服务，努力化解征纳矛盾，不仅能够化解税务行政执法危机，而且能够很好地树立自身以及整个税收执法队伍的形象。反之，如执法方式简单，执法手段粗暴，就会造成征纳关系紧张，降低自身执法安全系数，增大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损害执法队伍的形象，使税收执法工作处于被动。

（三）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可以确保税务执法质量和税收收入。如果执法人员能始终保持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意识，就能确保政令畅通，提高执法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克服麻痹心理，确保尽职尽责，应收尽收。

（四）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还可以防治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推进廉政建设。尽管因不廉洁行为造成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是税务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人，但他们的行为严重影响和败坏了税务工作者的形象，损害了税务机关的权威，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二、税务行政执法系统危机成因分析

税收法律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规范纳税人纳税行为的同时，更大程度上约束着税务执法权力的行使。当前，税收执法危机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既有税务机关自身的因素，更有社会经济根源；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税务人员执法危机意识缺乏。部分税务执法人员对税收执法行为不当可能导致的风险和后果缺乏有效认知，其法律意识淡薄，执法工作中随意执法、执法不严；部分执法人员素质提升滞后，未能适应经济税收发展的巨大变化，造成执法程序不严谨，导致执法危机的发生。主要有：

1、工作效率低。例如稽查部门办案时间过长，造成纳税人失踪、证据资料遗失，导致一些原来能够处理的案件最终因证据不足无法处理；征收机关超时限办理涉税审核事项，被纳税人质疑；税源管理信息失真，纳税人骗购发票后失踪，造成税收流失。这类风险日常表象上不易察觉，容易忽视，而最终造成的后果可能极其严重，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

2、税务处理不当。税收执法人员对税法及相关法条理解上的偏差，使其对税法未明确规定的事项，做出补税处理；对未经批准缓缴税款的行为没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对一些应该行政处罚的案件没有处罚；工作中注重实体，忽视程序，造成因程序违法导致案件不能处理。据有关资料显示：1999年至2004年期间，税务部门的败诉率由66%左右上升至82%左右，远远高于全国行政机关40%的平均败诉率。其中，税务执法案件对法律举证的有效性是执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3、税务执行不到位。一是文书送达不合法，文书未送达到法定的人员手中，如果涉及到要对纳税人采取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等措施时，引起争诉冲突，有直接败诉的风险；二是执行措施不到位，对欠税（费、罚）存在追缴不力的情况，法律赋予的追收税款的措施没有充分运用，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4、制发不规范文件或内部工作流程，一定程度上增加危机产生的概率。目前各类管理制度对税务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从长远看有利于税收征管的规范和发展，但对税收执法人员的有些要求过高，甚至将本应由纳税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要求税务机关和税收执法人员来承担过失；而且各类管理制度和管理要求交叉重叠，制定频繁且一个要求比一个要求更完美，对于目前法制环境和征纳环境中从事基层税收管理工作的税务人员形成了极大的压力，从而为自己设计了制度性不作为陷阱，增加了执法危机产生的概率。

（二）个别税务人员将手中权利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基层税务人员工作在第一线，经常与纳税企业、经办人员及中介机构打交道，特别容易成为个别不法之徒拉拢腐蚀的主要对象。部分别有用心的人通过物质利益“诱饵”千方百计拉拢和“密切”与税务干部的关系，或通过中介机构担当“掮客”，从中谋取和寻求不缴或少缴税款。而当个别税务人员将自己手中的权利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时，就有可能导致廉政危机产生。

1、稽查选取人情案、关系案。在目前选案评估尚不健全、选案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个别人员利用选案环节处于案件稽查“入口”、“放水不留痕迹”等便利条件，采取“当立不立”等选择性立案方式，牟取不正当利益。

2、案件稽查实施。税务稽查员实施案件稽查时，利用证据取舍标准和程序不够统一、证据取舍过程缺乏有效监督等管理漏洞，对发现问题抓小放大、避重就轻，对检查出的税款查多报少或以不熟悉业务、证据不足为借口少处理应追缴的税款，私下牟取不正当利益。

3、案件执行实施。稽查人员利用案件执行公开度不高、执行监督不严、主观随意性较大等漏洞，采取纵容或指使纳税人转移可执行财物等方式，导致案件稽查处理结果无法执行或部分执行，私下牟取不正当利益。

4、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后续管理。税收管理员利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大多由中介机构代理的现状，与中介机构或纳税人达成默契，采取对存在问题视而不见或指定中介机构等手段，私下与中介机构或纳税人合谋牟取不正当利益。

5、税收减免。无论政策性减免还是困难性减免，实践中减免税具体操作口径往往掌握在税收管理员手中，在申请企业数量众多、实际批准减免额度有限的情况下，税收管理员易利用上级对自身工作、纳税人对减免税条件的“双重信息不对称”牟取不正当利益。

（三）税收立法的缺失及不够完善。税收立法的缺失对于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原因：

1、税收实体法有关要素难以准确把握。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主要是由各税种单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组成，有些税种的征税要素，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并没有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执法权时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观因素很容易左右最终的征税结果，这就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势必引起税收争议而产生执法危机。

2、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不够严谨。就广义的税法体系而言，税收规范性文件处于最末的位置，其法律效力最低；而狭义的税法体系则仅指由国家立法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税收规范性文件不属于狭义的税法范畴，一般都是作为对税收实体法的补充和解释而存在。由于部分税收规范性文件在内容上存在漏洞，制定上不够严谨，以致前后矛盾，衔接性差，影响了实体法的实施效果。而税务案件一旦进入行政诉讼阶段，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仅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规章只能作为参照，由此，规范性文件对税收实体法所作的解释或者补充在行政诉讼中是没有效力的，据此作出的执法行为，可能导致执法危机。

3、税收程序法有些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操作。在税收执法实践中，《税收征管法》仍存在一些模糊空间，如：对关联交易纳税调整查补的税款是否加收滞纳金；对纳税人不属计算错误但未足额申报纳税行为，税款追征时效如何掌握等等都未明确，使税务执法陷于执法“乱作为”或“执法不作为”尴尬局面中，并可能遭遇执法危机。

（四）税收征管机制等方面的系统原因。由于税收征管机制及外部干预等方面的系统原因从而导致税务行政执法危机主要有：

1、税收征管机制不健全。从“征管查”的辩证关系来看，征收是目的，管理是基础，稽查是保证。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征管查职权范围划分不清、沟通不畅等问题。由于职能的分立，征管查之间信息交流渠道不畅，相关涉税信息无法在各部门之间有效的运转，影响了涉税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大量走逃户和非正常户，形成执法危机。另外，税务与工商、银行、金融等部门之间，国、地税之间及不同地域税务部门之间由于同样存在信息不共享、交流不及时等问题，也会影响税收执法的打击力度，造成工作的被动。

2、来自各方面的干预风险。由于受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社会就业等的压力，许多地方政府遵循“惟经济论”、“惟GDP论”这一片面的工作思路，而税务机关与地方政府存在着种种联系，特别是在税源、经费、建设上对地方政府依赖性增强，对政府的“愿望”、“大局”常常采取合作的态度，政府一些走在法律边缘的“保护”、“发展”政策不可避免地给税收执法增添了法律风险，这种风险最终都只能由税务机关来承担。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税收执法始终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行政干预、人情干预、部门配合不力、司法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执法的公平。

3、税收执法行为受到多层次的监督和制约，增加了执法危机。随着税收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日益增大，税收执法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部分，受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人民检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社会对税务机关及执法人员的监督力度增大，要求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水平更高，执法尺度更严。

三、税务行政执法危机化解

对策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化解是国家税务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税、税收法治的根本保证。对此，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怀特指出，由于在行政运行中存在着滥用权力、违法乱纪、侵犯公民权利、管理无力、不负责任等不良情形，容易导致税务行政执法危机，因此有必要发展完善相应的对策机制，以便对行政系统实施有效的监督，确保其高效地运作，同时也“确保行政官吏之行为，不仅使之与法律相协调，且同样与公民之目的及心理相切合” .我们可以通过事前沟通、制定完备的危机应急管理预案等方式来将危机带给税务部门的损失降到最低；此外，危机一旦发生，税务部门更要学会有效沟通、学会应对和化解危机；将危机转化为税务事业发展壮大的机会。

对策之一：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危机管理又叫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就会在危机发生时容易出错。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对我们提高危机反应的质量和效率是非常必要的。面对有可能发生的税务执法危机，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有回避、顺应和合作，采取那种措施，决定了我们能否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有效地化解危机，解决危机。在当今以和谐为主旋律的社会中，以沟通、协调的合作态度去解决行政执法危机应该是我们的首选。我们可以通过与纳税人沟通、与上级有关部门协调、与司法部门协商，以及在一些对自己不重要而于对方很重要的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等等来化解执法危机，避免行政败诉以及被追究执法责任的发生。特别是危机发生之后，面对纳税人或外部监督单位，我们要说什么，由谁来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说，我们又如何去控制或争取最好的传播效果、沟通效果。因此，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十分必要。

具体而言，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应把握以下原则：首先应分清责任，然后采取相应对策。如果税务机关无责任，危机完全是纳税人引起，应采取速战速决策略，尽快书面回复纳税人说明问题。如果税务机关应负完全责任，应采取以退为进策略，首先书面承诺公正处理问题，其次采取措施制止事态蔓延，最后勇于公开检讨挽回影响。如果税务机关应负部分责任，应采取社会协商策略，首先邀请公正第三方认定责任，其次选择纳税人的“意见领袖”进行平等协商，最后主动改进不足推动工作。通过上述应对策略的采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法摄人，最终目的是化解危机、渡过难关、解决问题。

对策之二：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客观上任何一个组织都存在着各种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和缺陷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量变到质变，在一定的诱因引诱下，就会成为危机的易发部位、频发部位。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的制度化管理，事前监控加以控制，即令所有的税务人员对危机的频发部位、易发部位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有良好的危机意识、良好的危机反应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事前进行各种危机的培训、教育，提高全体税务人员的危机意识，完善税务执法机制，控制和减少税务危机的发生。

一是提高税务人员综合素质，提升化解危机能力。要对税务人员进行“法治”教育和“执法危机”警示教育，深化稽查干部执法危机的意识，使其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因此，强化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升税收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是最终达到防范税收执法危机目的的基础。学习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这是日常税收执法的依据和标准，只有透彻掌握了税法知识，才能提高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避免因执法不到位造成玩忽职守，或者在越权执法形成滥用职权；二是执法过错及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处理的相关规定，这是税收执法人员应努力避免触到的“高压线”。明确税务人员只有熟知不规范执法的相关责任，才能更加自觉地规范执法，有效减少和防范税收执法危机的发生。

二是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加大内部惩处力度。必须进一步完善内部执法责任制。要做好岗位职责与工作流程的适配，规范各执法岗位及上下环节之间有效衔接的执法程序；提前发现因执法过程不衔接、难以操作可能导致的管理漏洞和监控不力，及时进行弥补和修正，减少系统潜在危机；继续强化评议考核，充分发挥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功效，建立起以税收执法责任制为核心的目标管理考核机制；严格过错责任追究，加大内部惩处力度，以促进税务执法人员依法治税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要我规范”到“我要规范”上转变，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行为的发生，减少违法执法行为，化解执法危机。

对策之三：建立健全危机化解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危机化解运行机制主要要求税务机关创新税务管理机制，促进依法行政。

一是开展事前防范。建立执法程序及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制，定期对正在适用的执法程序及规范性文件进行审视，对税制缺陷和税收政策漏洞，积极向上级提出对策措施，以规范税法解释，维护税法的统一性、稳定性与严肃性，保证税收执法有法可依，避免执行错误的文件导致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损害，进而导致不必要的行政诉讼，甚至于执法犯法。针对一些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或比较原则的条文，在征管稽查工作中难以把握的情况，建立疑难事项会商制度，化解执法危机。

二是以大集中核心系统为依托，建立稽查员平台，通过信息技术将涉及稽查管理的各种特定信息整合到一个工作平台去，围绕提高稽查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按照案件任务管理、案源信息管理、查帐事项管理、综合管理设置四大功能模块，通过信息平台下达具体的工作事项、职责要求、工作流程和考核标准，形成面向操作层、管理监控层、决策支持层的全方位稽查信息资源服务体系，与税收管理员平台一起实现征稽有效衔接，通过信息数字化来实现税务管理的精细化，从而达到提升税收管理工作效能，实现良性互动，形成“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沟通信息，及时进行查处”的高速运转机制，确保各职能部门在税务执法活动中的有序性和高效性，最大限度化解执法危机。

三是在税务稽查中推行审核式稽查工作底稿，通过统一规范审核程序、步骤和方法，纠正人的主观判断和随意性造成的偏差；通过确定审核要点，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揭示性审核，使稽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保证；通过工作底稿能够具体反映稽查人员的工作过程以及稽查质量，为考核稽查员提供了监控和约束的标准，使稽查人员在不廉政、不作为问题上“不能为”。

四是建立分类管理的纳税评估工作指引，构建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建立一套中介机构代理质量风险评估办法，完善对中介机构实行风险级次的分类管理措施，完善监督机制；将征收管理延伸到与企业经营有关、与税收有关的各个环节，掌握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核算体系，掌握企业的经营特性，掌握企业的重大生产经营变化情况，以避免因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税收流失。

五是加大税收办税事项公开，公开期限、流程并及时通报结果；细化操作规程，规范减免程序，减少税管员人为操作空间；逐步取消内部减免税名额控制，依法审批。

对策之四：建立危机协调沟通机制建立危机协调沟通机制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在强练内功的同时，我们要做好税法宣传，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争取社会各界对税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形成群众性协税护税体系，共同维护税收秩序，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化解税务机关的执法危机。一方面，要有效地利用各种媒体，普及税收法律知识，增强社会各界的依法纳税意识，使税收法制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逐步协调。将税收执法行为、程序、时限置于广大纳税人的监督之下，塑造良好的税收执法形象，这样，可以取得纳税人的理解和支持，有效减少税收执法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同时，深化与国税、工商、房管、海关、银行、中介等部门的合作层次与内容，切实利用好地方政府协税护税机构的作用，以取得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强和纪检、监察、检察、公安、法院协调沟通，对税务执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共同研究，商议解决，从而化解外部税收执法危机，共同构建和谐、互动的良好征税环境。

1、杨柯 杨宽：《规范履行税收职责－规避执法风险》，兰州市国家税务局网（2007-09-05）。

2、霍志远刘翠珍：《防微杜渐胜于亡羊补牢—浅谈税收执法风险之防范》，河北省国家税务局网（2007-12-17）。

3、谢少卿：《如何防范和化解税收执法风险》，《中国税务报》。

4、陈瑞莲 蔡立辉：《公共行政》。

Ⅷ 依法结社权 案例

“公盟”案例提示结社权的法律危机
7月14日，以“为了公共利益的公民的联盟”为组织定位的“公盟”，同时接到分别来自北京市国税局、北京市地税局下达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局拟罚款总额142万多元。7月17日，北京民政局做出《关于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的决定》，并上门查抄了公盟，没收包括电脑、办公家具、案件资料、调研报告等在内的所有物品。以非营利为目的、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公民组织“公盟”，因突然面临国税、地税、民政局同时行动，受到税务、民间组织管理的双重处罚，而成为凸显中国民间组织当前法律困境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美国的拉斯罗普诉道诺胡案（1961年）中，威斯康辛州的一些律师认为：州政府要求律师向财政部门缴纳费用的规定和细则侵犯了他们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原告尤其对“被强制支持一个被批准的直接从事政治和宣传活动的组织”持反对态度。在审理此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遵照了以前“铁路雇员工会”诉汉森案（1958年）的判决：铁路劳动法中要求雇员缴纳工会费作为被雇用条件的规定并没有违反结社权。由此，在拉斯罗普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如下判决：强制付费服务于州政府政策的合法目的，因而并没有侵犯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

Ⅸ 我想要一篇关于税收的文章 是演讲稿 有具体的事迹 800~1000字 谢谢

《税收促进发展 》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使发展成果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这就是税收促进发展，发展为了民生的意义所在。2007年，我市实现一般预算财政收入286.6亿元，安排用于“十大惠民行动”的资金总量达到80.19亿元。今年全市财政预算草案中，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

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既要看总量的扩大，更要看质量的提高。因此，在“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过程中，税务部门既要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积极培植税源，大力组织税收，不断壮大财力，为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服务；又要宽严相济、抑扬有度，全面贯彻好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好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好民政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和促进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等方面的税收政策，大力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大力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加强与社会公众沟通，努力促成管税人依法管税，用税人依法用税，享税人依法协税护税的大好局面；要通过强化税收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要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手段，缩小不同区域、不同职业人群的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税收改善民生

税收促进发展

，发展为了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各级各部门服务的最终目标。税收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落实政策，惠民助民

税收优惠政策是党和政府亲民、爱民、惠民政策的具体体现。比如去年3月开始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新法，为企业减轻负担创造了更好的税收环境；再如从今年3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2000元，这将进一步减轻公民个人负担，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些政策都充分体现了富民惠民、改善民生的精神实质。为发挥好惠民助民作用，全市税务系统多渠道宣传税收政策，召开座谈会建立平等互信的沟通机制，认真落实政策，帮助企业用好用足各类税收政策。全市税务系统不折不扣落实税收优惠政策，2007年惠及下岗失业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众数万人，税收优惠近亿元。

依法治税，为民护民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基础和灵魂。税务部门只有正确处理严格执法和优质服务的关系，寓执法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严格执法，在执法中优化服务，不断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服务意识，才能为广大纳税人提供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全市税务部门狠抓税收执法责任制推进深入化和执法检查日常化；强化系统内部层级监督，实施税务执法文书事前审查、事后备案管理；扩大外部监督，提高税收执法透明度。

优化服务，便民利民

纳税服务是实现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税务工作宗旨的集中体现。全市税务系统着力提高纳税服务的层次，创新纳税服务的方式，拓展纳税服务的渠道，努力优化纳税服务的质效：建立完善联系制度，深入开展走访纳税人活动，倾听纳税人意见，了解纳税人需求；实施“多功能、一站式、规范化”服务，提高服务质效；完善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实现税款征收无纸化、解缴入库一体化、收入对账电子化，为纳税人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纳税服务；重视纳税人的满意度测评，增设星级评价系统，全面开展“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合理设定纳税申报期，采取错时申报、增设排号呼叫功能、增配窗口资源等措施，切实解决申报拥挤问题；坚持首问责任服务、承诺服务、延时服务、预约服务、提醒服务等，推行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一次性告知制度；开通办税服务厅残疾人专用绿色通道，增添人性化便民设施，塑造税务部门亲民为民良好形象。

扶贫济困，亲民爱民

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税务系统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当作最终目标，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以扶贫助困为载体，关爱弱势群体、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税收服务民生的第一准则。全市税务系统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上门慰问定点帮扶对象和贫困地区的受灾群众、特困群众、贫困残疾人、五保户、低保户等，帮助解决吃、穿、住和过冬保暖等燃眉之急。税务系统还加大对口扶贫力度，在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时，帮助他们调整致富思路、转变思维方式。

发展税收事业，促进税收改善民生，服务和谐社会，不仅是税务部门的事，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配合。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税务工作的领导，大力支持税务部门依法治税，强化管理，保障税务机关独立行使税收执法权；每一个纳税人都应把诚信纳税作为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立足于自身的长远发展，明礼诚信，依法纳税，树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和企业形象；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与税务部门的协作沟通，密切配合和协助做好税收工作；社会各界要积极做好协税护税工作，协助税务部门及时发现税源、监控税源。形成“政府领导、税务主管、部门配合、司法保障、社会参与”的社会综合治税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为开展税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市各界要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开拓奋进，深刻认识税收与国家、税收与发展、税收与民生的关系，更好地发挥税收富民惠民、改善民生，服务和谐社会的作用，为建设中西部地区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谱写全市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